作者：王友琴
张东荪（1886年12月9日—1973年6月2日）
在文革中，张东荪自己被关死在监狱中，张家的三个儿子，两个自杀，一个被长期关押后精神失常。他的两个孙子被判重刑，长期监禁。
张东荪，男，１８８６年生，知名政治学教授，１９４９年时是燕京大学哲学系系主任。１９６８年１月被逮捕，关入北京郊区的特种监狱“秦城”。1973年，张东荪死于“秦城”监狱。
不但张东荪本人，还有他的儿孙，都经历了恐怖的遭遇。
张东荪在1968年1月被“逮捕”的时候，已经８２岁。他被抓走以后，他的家人五年中一直不知道他被关在哪里。直到1973年，家人被通知，张东荪死在“秦城”监狱中。
当张东荪被逮捕并关入“秦城”的同时，他的大儿子、北京大学生物系教授张宗炳也被逮捕，也被关入“秦城”监狱。但是张宗炳和他的父亲互相并不知道他们都被关在同一监狱中。
张宗炳是北京大学生物系教授，曾在美国取得博士学位。他在监狱中精神错乱。被秘密关押７年以后，1975年被释放。出狱后，精神逐渐恢复正常。
“秦城”监狱位于北京郊区。这是一座特种监狱，不关押普通犯人，权力当局专门用这个监狱来关押一些地位很高或者名声很大的非刑事“罪犯”，也就是说，这是一座在法律之外的监狱。这座监狱修建并启用于文革以前，在文革中则大派用场。特别是在１９６８年，这座监狱关入了大量的共产党高级干部，包括文革以前督造这座监狱的公安部负责人。同时，“秦城”也关押了张东荪和张宗炳这样的人，所谓“高级知识分子”。
笔者听过前民政部副部长刘景范和作家陈明描述“秦城”监狱的情景。他们都曾经在那里被长期关押。那里对被关押的人施行的肉体的和心理的折磨，和普通人被关的监狱有所不同，但是恶毒程度是一样的。在“秦城”，把被关押者一个一个单独囚禁，数年里不能和人说话，更不能和家人通信，是一个特点。
张东荪的妻子刘拙如，在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的图书馆工作。张东荪被逮捕，他的妻子也因此在她的单位中被“批判斗争”，并且被“扭送”到海淀公安局，她在那里被监禁了近一年。（“由革命群众扭送公安局”是当时流行的说法，是一种通过各单位的“革命群众组织”出面来捕人的办法，被广泛使用。）
张东荪有三个儿子。和他一起被关进“秦城”监狱的张宗炳是长子。老二张宗燧在英国取得博士学位，从事理论物理学研究，文革时是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老三张宗颖学社会学，在天津市文化用品公司工作。
文革开始后，1966年，张东荪的三儿子张宗颖和其妻子吕乃朴遭到“斗争”后一起自杀。
1969年，在“清理阶级队伍”中，二儿子张宗燧在北京中关村中国科学院宿舍中自杀。
张宗炳的儿子张鹤慈，1963年时是北京师范学院学生。他与几个中学同学结社写诗和议论政治。他们的活动被公安部门发现，他们被逮捕。经过审讯关押后，张鹤慈被送往茶淀劳改农场“劳动教养”三年。三年期满后正逢“文革”，他又被加重处理：“戴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他在“劳改农场”一共待了１６年。
张宗颖的儿子张佑慈，文革时在天津当工人，他的父母在１９６６年自杀后，他因“企图给父母报仇”等“反革命罪行”，被判刑15年。1978年张佑慈获“平反”被释放时，已经在监狱中被关了10年多。
就这样，在文革中，张东荪自己被关死在监狱中，张家的三个儿子，两个自杀，一个被长期关押后精神失常。他的两个孙子被判重刑，长期监禁。
这样的遭遇听起来就象恐怖小说：一家人一个接一个地落入悲惨结局。张家人的遭遇和恐怖小说的不同之处，不在于恐怖的程度，而在于在小说中往往说出所有的恐怖的细节，那些细节却都出于虚构；对张家人来说，可怕的细节实实在在真真切切地发生过了，可是却从未被记述下来。文革中的事情，最真实的也是可怕的细节，往往被隐瞒了，或者被掩盖了。我们只是从这些词语：逮捕（不经过正常法律程序），秘密监狱（“秦城”），秘密关押，“由革命群众扭送公安机关”，精神失常，自杀，“劳动教养”，以“反革命罪”判刑，来了解这种恐怖的程度 。其实，在相当程度上，连细节都未有机会说出的恐怖，是更加深重的恐怖，对千千万万的别的人有更大的恐吓和威慑作用。
另外的一个不同之处是，在恐怖小说里，制造恐怖的是一个或者几个坏人，是一种个人的行动，一般属于私仇。在张家的故事中，就其中的每一个个人的死来说，其中私仇的因素也许不可完全排除，但是使这一大家那么多人共同遭遇其所遭遇的，只能是“文革”：文革的目标和手段，以及文革得以产生其中的制度。
文革要打击所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按照毛泽东的说法，因为知识分子的世界观是资产阶级的，所以他们就是资产阶级。），所以张东荪和他的儿子被打击。文革要打击一切反对的思想，所以张东荪的孙子遭到严厉处罚。文革封闭中国，国门紧锁，所以众多受害者无路可逃，只能逐个被整治，束手就擒。
张家所遭受的恐怖绝不只是针对他们一家的。和他们类似的人都遭受恐怖和迫害。张东荪的长子张宗炳大学毕业后，以第一名成绩考取当时的公费留学，到美国的康乃尔大学取得博士学位。朋友们都说他是绝顶聪明的人，流传着关于他的过人才智的有趣故事。除了生物专业上的成就，他还会数门外国语，并且在诗词绘画书法上都很有造诣。他口才也好。因此，张宗炳和陈同度教授一起，文革前被认为是北京大学生物系讲课讲得最好最生动的两位教授。1980年代初他精神病愈后，在北京大学教公共课“普通生物学”，上百人来听课，常能讲得台下掌声四起。但是，另一位和他一样受学生欢迎的生物教授陈同度，却已经在1968年8月28日，在文革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被“审查”和折磨，服毒自杀了。
“文革”对人的打击杀伤总量，由于缺乏记载和报道，更由于不准阅读档案资料，普通人很难对此进行统计。但是从了解到的局部情况，比如说一个家庭，我们可以看出打击杀伤的密度，从而也可能作出一些总量的估算和对整个文革大图景的基本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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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张东荪父子与北京大学
作者｜尹晓东
来源｜《科学文化评论》2015年第2期
张东荪（1886－1973），原名万田，字东荪，浙江杭县（今杭州市）人。中国现代哲学家、政治活动家、政论家，曾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秘书长。曾任燕京大学哲学系系主任，燕京大学取消后，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张东荪育有三子一女（图1）：长子张宗炳（1914－1988），康奈尔大学博士，生物学家，北京大学生物系教授；次子张宗燧（1915－1969），剑桥大学博士，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研究员，1934年北平清华大学毕业，1936年清华研究院硕士毕业，1948－1952年任北京大学教授；三子张宗颎（1920－1966），1940年毕业于昆明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社会学系，1947年北平燕京大学研究院硕士毕业；长女张宗烨（1933－），1952年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1956年毕业，现为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1988年张宗炳去世后，北京大学生物系为他开的追思会上，一位老燕京大学的教授曾说：“张氏父子无弱兵”，这或许是对张氏父子两代人——包括张东荪、张尔田及张宗炳、张宗燧、张宗烨等人恰当的评价。
1950年代中期兄妹四人从左至右：张宗颎、张宗燧、张宗烨、张宗炳于中关园153号
张东荪是20世纪在中国社会发展历程中颇有影响的人物，参与了从辛亥革命后到1949年我国历次重大的文化论争和政治运动，无论是研究现代中国政治运动史，还是研究现代中国思想文化史，他都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人物。有关张东荪的历史曾“刻意”地被长久地遗忘，近年来被人们重提，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其一是张东荪的哲学思想受到学者们的关注：张汝伦曾在《读书》上介绍了张东荪的哲学思想；吴孝武以张东荪的哲学思想为硕士论文，其研究成果发表在《中国文化》上；此外，张耀南编辑了一本张东荪的文选。其二，作为中国近代早期知识分子的代表被人们所研究，社科院的左玉河再版了《张东荪传》，并编写了《张东荪年谱》；张东荪参与的科玄论战被重新提及，范岱年先生就曾呼吁北京大学应该为张东荪塑像纪念；杨奎松出版《忍不住的“关怀”——1949年前后的书生与政治》。其三是很多人感叹于张东荪一家的坎坷命运，戴晴著作《张东荪和他的时代——在如来佛掌中》，王友琴撰文《张东荪一家的恐怖遭遇》，这些作品使关于张东荪的历史重新获得人们的关注。本文的出发点属于第三个原因，不再为张氏立传，也无意研究他们的思想，只是把张家放在1952年整个中国大环境以及周遭小环境背景中，陈述或许还不为人所知的历史，其意自明。
张东荪父子、女与北京大学都有着密切的关系，在老燕京人的眼中，张氏“兄妹绝顶聪明”。1952年父子、女4人同在北京大学工作、学习，而这一年也是张东荪父子命运转折的开始。受张东荪政治影响的株连，他的儿孙从50年代遭受坎坷境遇。本文根据对张氏长女张宗烨院士、长孙张饴慈的访谈及相关档案，梳理张氏父子40-50年代在北京大学从事学习研究的经历，希冀窥探这个北大朗润园里的文化世家家庭遭遇中折射出的中国近现代科学发展中特定阶段的历史状况。
01 张东荪与北京大学
1、早期的张东荪
张东荪的思想受其父兄影响很大。其父张上龢是一名县官，为官清廉，精通诗文词学，对两个儿子张尔田、张东荪影响很大。张尔田自幼聪明，承袭家学，一度曾和王国维、孙德谦并称“海上三子”，晚年在燕京大学做国学总导师。张东荪从小在父兄督责下勤修旧学，受到了系统训练，并在传统儒家思想的熏染下形成了旧式知识分子特有的人格气质，对他的一生都有很大影响。张东荪曾说：“孔孟之道、中庸主义在我身上有深厚的根基，养成一种气质，总是以为清高最好，自命不凡，爱好名誉，有时自以为倔强就是有气节……”，也曾说自己是“文人型的小资产阶级，浪漫、随便、空想”，有人说张东荪“清高耿介，有见识而无耐性”（页127），有人说他是“书生气十足，甚至多少有点迂腐、执拗、缺少政治经验却自信满满的知识分子”（页9），后来他身兼学者、报人、政论家等角色，与其早期的经历紧密相关。
1904年，18岁的张东荪获选清廷浙江省公派留日生，入东京帝国大学哲学系，很早成名。1907年，张东荪结识了张君劢、梁启超，接受了立宪派的改良思想。这时的张东荪与蓝公武等人创办了一份《教育》杂志；《教育》杂志虽然仅出版两号，但它对于当时介绍引进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堪称后来以“政论家”著称的张东荪指点江山的啼声初试。
1911年回上海，适逢《东方杂志》改版，张东荪结识了杜亚泉，以“圣心”为笔名，发表了他“议政生涯”中的第一篇文章《论现今国民道德堕落之原因及其救治法》，此文也是张东荪撰写实证性文章的开端。
在这一时期，张东荪已开始办报和办学。他曾参与创办《时事新报》的“学灯副刊”（1917），主办了《解放与改造》（1919）、《大共和日报》、《中华杂志》、《新中华》、《甲寅》等多种时政刊物。其中《时事新报》的“学灯副刊”发表论说、时评、对西方学术文化的译介，孕育出大批优秀文人，被誉为五四时期三大报纸副刊之一，也成为了张东荪早期发表言论的主要阵地。后来，张东荪又和张君劢等人主办了《解放与改造》，该杂志1920年由梁启超改为《改造》，《改造》的主办方共学社邀请了包括英国罗素、印度泰戈尔、德国哲学家杜里舒在内的多名国际大师来华讲学，编译新书，1922年出版了40多种，100多册，引入了社会学、哲学方面的书籍，涵盖了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吉尔特主义等不同思潮。这期间也发生了“科玄论战”。
2、在燕京大学期间的活动
1930年以前，张东荪曾在中国公学、知行学院、光华大学等大学兼职。1930年秋，张东荪受邀与长兄张尔田同到燕京大学教授中国历史，第二年出任哲学系主任，同时担任燕京学社顾问。可以说，自1930年来到燕京大学开始，张东荪的办学生涯进入了华彩的一章，在此他可以安心从事他所热爱的教学活动。
在燕京大学，张东荪开设了多门课程：现代哲学、知识学、康德哲学、中国哲学史、伦理学、西方思想史；介绍柏拉图、霍布斯、洛克、柏克来、叔本华、柏格森以及其他当代哲学家；介绍孔德、黑格尔、马斯、克罗齐、李凯尔特等等。对于西方文化，张东荪主张以科学和哲学调和一并输入。同时，他还主编了《哲学丛书》、创办了《文哲月刊》。时人公认：在“输入西洋哲学方面，范围最广、影响最大，那就算是张东荪先生了”。
在燕京大学期间，1931－1935年张东荪掀起了“唯物辩证法”论战。1931年张君劢等人创立了“再生社”，第二年办《再生》月刊，张东荪再次担当时评家的角色。创刊词《我们要说的话》中明确提出了“科学的民主政治”。后来有人将其评论为“折衷的（修正的）民主政治”。
从七七事变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张东荪一方面在校教书、写作；另一方面参与保护学生、运送物资的工作。他判断日美早晚要开战，燕京大学应做好撤离准备。通过中共北平地下党的关系，张东荪和燕京大学的爱国教授秘密做燕京学生的工作，动员并护送学生到解放区工作。1941年12月8日，日本对美国宣战，日本宪兵包围并强占了燕京大学，张东荪与其他十名燕大教授被捕，半年后被释放，在这段时间“受够了苦痛与折磨”，曾自杀四次，不屈服日寇的淫威，同被关押的洪煨莲（洪业）曾描述张东荪：“张公谩骂如狂癫，溷厕败帚执为鞭，佩剑虎贲孰敢前。”1942年6月18日，他被日军判处一年半徒刑，缓刑三年。抗战结束后，燕大复校，在洪业力主要求下，张东荪被请回燕大（页241）。
1945 年11 月25 日张东荪向燕京大学请假, 到重庆参加政协会议。当时住在民主同盟总部上清寺特园鲜英（1885－1968）家里（[5]，页351）,1946 年2 月中旬张东荪回北平燕京大学。在重庆开政协会议的两个多月里, 张东荪与重庆的众多朋友相聚,参加了多种活动, 与各界人士相识，包括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李约瑟在1945 年与1946 年的日记中记载了他在重庆参加多次晚宴，在他的人名卡片中也记载了与张东荪的初次相识：“CHANG Tung-Sun，Prof. Philos. Yenching Ta, came out from Peiping Winter 1945 knew Tien-Chin’s father，came to see me with Lo Lung-chi, q.v” (张东荪, 燕京大学哲学教授, 1945年冬天从北京出来,与曹天钦的父亲相识, 与罗隆基同来与我相见)
除了与张东荪相识的记录外, 李约瑟还参与了1947 年援救13 位中国民主同盟人士的活动，13位人士中包括张东荪。这是1946 年7 月国民党枪杀李公朴、闻一多等爱国民主人士后, 英国知识界保护中国民主人士的一个举措。目前尚不清楚张东荪是否知道李约瑟夫妇与援华会曾于1947年积极而默默地保护过他们。
1946年4月1日，张东荪在南迁的燕京大学分校发表演讲，谈时局，谈民主政治。据当时燕大的学生回忆，他并没有讲哲学，只是在谈“中国的出路在哪里”。后来，张东荪拒绝参加南京召开的国民大会，这也是他和张君劢分道扬镳的开始。为了坚持自己的原则和信仰，舍弃数十年的友谊都在所不惜。1947年张东荪以燕京大学教授的身份掩护燕京进步学生和地下党员，张家几乎成了进步学生的活动中心。同时，张东荪继续与中共联系，1月6日出城参与北平和谈。毛泽东曾说：“北平和平解放是张先生的功劳”，张东荪也把这件事看作自己一生中最得意的事，“余亦自谓生平著书十余册，实不抵此一行也”。谈判回城后他曾在燕大演讲，解释为何坚决主张与中共和平谈判，称这是“老鼠与花瓶”的关系，要避免两败俱伤，其演讲获得燕大师生一片支持和喝彩。
3、转折
新中国成立后，张东荪担任人民政府委员。1952年1月燕京大学的知识分子改造运动是张东荪命运的转折点。当时燕京大学陆志韦（燕京大学校长）、赵紫宸（宗教学院院长）和哲学系主任张东荪是燕大重点批判对象。但是这场“思想改造”的批判运动很快就转变为“叛国罪行”的控诉，这也给张东荪政治生涯致命的一击。1951年燕京大学停办，哲学系并入北京大学哲学系，背负着“美国间谍”案，从此他再也没有登上大学讲台。1952年以后，张东荪就结束自己的政治生涯。1958年73岁的张东荪从北京大学哲学系调到北京文史馆，家从朗润园178号搬到北大东门外大成坊37号，离开了他自1930年起工作生活了整28年的北京大学。张东荪入燕京后生活过的地方分别是：达园（1931－1934年），大东地（1934－1937年），燕东园23号（1946－1949年），朗润园178号（1949－1958年），大成坊（1958－1969）。
50年代中期于北京大学朗润园
50年代中期兄妹四家于中关园153号
60年代于大成坊37号
60年代初期于大成坊37号
1952年以后张东荪的生活我们知道得很少，不过从1952年的“检讨”中能够反映出他对燕京大学的感情。“我对以往的错误很痛恨，就是我在燕京二十年，没有能使燕京翻身。今天毛主席来了，燕京翻身了。我过去是左倾的，为何我这么懦弱？不能对不合理的事进行斗争揭发？这是我的错误。”有一点没有疑问，曾经忘情于政治的他此时政治生涯结束了，他本抱定教书终其一生，而现在教书的资格也失去了，这无疑对其精神打击很大。此时他门庭冷落，少人问津，内心之孤寂与痛苦非常人所能想象，晚年寄情赋诗作词，曾经作诗：“深感清诗记我狂，梦回犹自对苍茫；书生谋国直堪笑，总为初心误鲁阳。”
从张东荪跌宕起伏的经历，可以看出他儒家理想、坚持信仰与原则、清高而爱民的人格。
02 张宗炳与北京大学
张东荪的长子张宗炳大学毕业后，以第一名成绩考取当时的留美公费，到美国的康奈尔大学取得生物学博士学位。张东荪的夫人吴绍鸿曾跟孙辈回忆道，1935年是张家最快乐的一年，因为正是在这一年，张东荪的长子张宗炳和次子张宗燧分别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赴美、赴英的庚款留学生，而三子张宗颎考入清华大学。
张宗炳1934年毕业于燕京大学生物系，获学士学位。1936年毕业于燕京大学研究生院，获硕士学位。1936年，张宗炳赴美留学，1938年2月，毕业于美国康奈尔大学昆虫学系，获哲学博士学位。1938年2月至7月，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进修。归国后，1938年至1942年间，张宗炳先在上海东吴大学生物系任讲师、副教授、教授兼系主任。1942至1946年，任成都燕京大学生物系教授兼系主任。1946年至1949年，任北平师范大学生物系教授。1949年至1988年，任北京大学生物系教授。
1、才华横溢
张尔田的孩子幼年夭折，按传统张东荪的长子张宗炳过继给张尔田。作为长子长孙，张宗炳从小受到张尔田的宠爱，跟随张尔田学古文和诗词。张尔田不仅自己教张宗炳，还请晚清著名的词人朱祖谋（古微）教他学写词。因此，张宗炳在古文和诗词方面有很好的功底。
除了古文功底很好外，张宗炳的书法和绘画都很有造诣。解放初，群众书店匾额就是由他所题。他的家里至今还留着一些他画的油画，外来人都很欣赏。张宗炳会数门外语，英语极好，参加的英语比赛都屡获奖项；喜欢京剧，大学时和同学一起演出，后在美国康奈尔大学时，和同时留学的刘大中（后成为台湾经济学之父）都是京剧票友。他还喜欢溜冰、养花、读侦探和武侠小说。
关于张宗炳的绝顶聪明，流传着一个真实的故事。80年代康奈尔校友同学会上，在交通部工作的陈久征是张宗炳康奈尔大学的校友，和张宗炳1936年同船赴美。据他讲，在赴美轮船上的留学生都是各名校的精英，时间长了，这些学生都熟了。有一次，为了表明谁最聪明，有人提出搞一个比赛，他们拿出来一本英文小说，看谁用最短的时间看完这本书，并把内容讲出来。就在大家讨论比赛规则时，张宗炳问这是什么书，拿过来看看。还没等大家讨论好规则，张宗炳说，我已经看完了，可以讲给你们听了。大家愕然，比赛也就结束了。
1952年后张宗炳受父亲的牵连，在北京大学只能教书，不允许他做科研，不能参加学术活动，于是他寄情于诗词和养花。他把大部分精力用于在院子养花。墙上和篱笆上是一月一开的各色蔷薇，窗前是竹子，院里的草坪上种着数百棵名贵的月季、玫瑰、西番莲，还有绿色盆景。张家成了一个远近闻名的花园，那时，北大、清华的许多人都远道来欣赏，包括赵九章等。每天傍晚时分，张宗炳家院子周围热闹非常。不过文革中这一切毁于一旦，可想张宗炳的心情。
张宗炳年轻时写过不少诗词，后来他的诗词中有很多怀念中关园故居。1967年张宗炳在蔚秀园劳动改造。蔚秀园是他30年代念研究生时住的地方。蔚秀园西边的承泽园，解放前是张伯驹的私家花园。解放前夕，张伯驹曾和张东荪一起为和平解放北京做出贡献。1957年张伯驹成为右派，文革时在外地。张宗炳想起往事，有无限感慨，写下了下面这首词：
夜半乐
一九六七年秋，过承泽园，遍地荒芜，非复昔日。忆伯驹先生，感怀赋此。
西苑挂甲屯边，小楼四周，一带薜萝墙。到西风萧瑟，残荷池塘，摇落芭蕉，几树海棠。变了荒沟乱蒿，败柳垂杨。远望里。芦花已成霜。
无意旧地重来，楼空人杳，事事堪伤。想书画万卷，今日谁藏。萧鼓声断，玉笛不见，空余废馆疏碪，乱堞斜阳。天涯远，依然一片秋光。
飘零词客，而今是否顾曲周郎。十年来一梦未还乡，便归来，山河风物已沧桑。应识得，笑乐也凄凉。天上人间只寻常。
2、传奇教授
张宗炳不仅生来绝顶聪明，他工作还十分勤奋，思想敏锐，及时跟踪学科发展的新动态。20世纪40年代初，随着DDT等有机杀虫剂的问世，迫切需要科学使用方法，昆虫毒理学逐渐发展起来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1942年张宗炳到燕京大学任教后，便将研究方向转到方兴未艾的昆虫毒理学上，开始研究DDT对卫生害虫的防治，成为我国昆虫毒理学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1946年3月在成都燕京大学期间，张宗炳曾经研究水螅触手数目，其研究论文通过李约瑟转交给英国著名遗传学家霍尔丹教授（J. B. S. Haldane, 1892－1964）征求意见，2个月之后，该论文很快就发表在1946年6月1日《自然》杂志上。他的工作也得到昆虫学家毕铿(Lawrence Picken, 1909－2007)的赏识。
1946年燕大从成都迁回北平，张宗炳于5月初经重庆到达北平，原计划进入清华大学汤佩松教授的生理实验室，但是由于该生理实验室已经变为植物生理系，还处于萌芽阶段，未能成行；9月他入职北京大学医学院生理系，虽然该系在战争期间建筑都保存完整，但内部却极其缺乏实验设备，他曾经努力设法购置试验仪器，可惜均徒劳无果。于是他11月任职于北平师范大学教授动物学课程。建国后，他任北京大学生物系教授，直至去世。
在北京大学几十年，授课是张宗炳最热爱的事情。他口才极好，逻辑性强，语言生动，讲课深受学生欢迎，文革前张宗炳和陈同度（文革中自杀）一起，被认为是北京大学生物系讲课讲得最好最生动的两位教授。作为一位深受学生爱戴的教授，很多学生依旧记得张宗炳讲课时的情景：
我（程光胜）在1954年以第三志愿糊糊涂涂地进入了北大生物系。开始我并不热爱生物学，几次想转系或转学。但是，美丽的校园，不用交钱又颇为丰盛的一日三餐，尤其是张宗炳教授出神入化地讲授的“生物学引论”把我引进了生物学瑰丽的殿堂……
1949－1953年间我（于宗瀚）在北京大学读书，从而结识了张宗炳教授。他是一位众所周知的博学而且性格开朗的老师。然而，我和所有的同学们一样，都与他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何事？因为同学们都模糊地知道他本人和他的家庭有着复杂的政治背景，但具体的事情大家又说不清。
这种只能在背后谈论张家的传闻、为避免祸端不敢多言的状况到近年才改变。
即使不是生物系的学生，外系学生杜丽燕选修“普通生物学”课程，都记得张宗炳“永远衣着考究，头发妥帖，皮鞋一尘不染，身材高大挺拔，却骑着一个20的小自行车；加上先生客气而高雅的待人方式，平和而低沉的语调，近似于在天平上称过的精确话语，一般人心目中‘教授’的种种标志，在张先生身上都能一一印证。当然，我不是说张先生‘长得’像教授，而是说，他‘是’（be）教授。只要他一张嘴，聆听者必然为之震动，佩服得五体投地。听张先生的课是一种难得的享受，内容新颖、清楚明白，干净利落，没有半句赘语。我们哲学系的本科生，原本没有多少生物学知识，但在张先生的课上，你不知不觉之间便进入了生物学神奇的领域。不需要刻意记什么，先生讲授的内容就刻在脑海里了。张先生的课让人真正领略了科学大师式的深入浅出”。
张宗炳在学生记忆中的印象由此可见一斑，一代科学大师影响过多少莘莘学子。
张东荪1968年被捕收监，张宗炳夫妇也连同入狱，同被关押在秦城监狱。但是张宗炳和他的父亲互相并不知道他们都被关在同一监狱中。后来张宗炳因长年的孤独监禁生活被折磨成精神失常，出狱后才逐渐好转。1980 年代初张宗炳精神病愈后，在北京大学教公共课“普通生物学”，上百人的大课，70岁的高龄，依旧能讲得台下掌声四起。
03 张宗燧与北京大学
1、绝顶聪明的“偏才”， 风度翩翩的物理学家
张家最聪明的是次子张宗燧，智力超群。张宗炳和张宗燧相差一岁，同时上学，他们两个人一到假期就让父亲张东荪找家庭教师补课，然后同时跳班。一个家庭教师曾对张东荪说，张宗燧太聪明，他教不了。张宗燧小小年纪棋就下得很好。而且他好学上进, 不甘人后，个性特别要强，相当自信。张宗炳和张宗燧两个人一个16岁、一个15岁同时考上燕京大学。
张宗燧，字次新、君厚（1915－1969），理论物理学家。1930－1931年就读于燕京大学物理系, 1931－1934年就读于清华大学物理系，1934－1935年为清华大学研究院研究生，导师吴有训。1935年张宗燧考取庚子赔款第三届留美天文学公费生，专业是天文学，在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实习后，终觉不太喜欢天文，于是放弃赴美，重新报考了1936年庚子赔款第四届留英数学专业公费生，于1936年秋赴英国剑桥大学菲茨威廉屋学院（Fitzwilliam House）攻读博士学位，师从英国皇家学会会员福勒（R. H. Fowler）研究统计物理，博士毕业后，在福勒的推荐下，张宗燧来到玻尔（N.Bohr）领导的丹麦哥本哈根大学的理论物理研究所，1938－1939年底，他在欧洲游学。在这个时期，张宗燧在继续统计力学研究的同时，开始量子场论及粒子物理学方向的研究。1939年2月至6月张宗燧在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泡利（W. Pauli）处工作。1939年6月至10月在法国巴黎研习数学。二战爆发后，张宗燧从法国直接回国。1942年2月至1945年12月，张宗燧任中央大学物理系教授。1946年1月至1947年9月，张宗燧受到李约瑟的帮助，以中英文化协会高级研究员身份再赴剑桥大学作研究。此次再赴剑桥是应诺贝尔奖得主狄拉克之邀，早在1938年，张宗燧结识了狄拉克，狄拉克的清高、敏锐性强等个人特质令张宗燧十分赞叹，二人成为了好朋友。1946年张宗燧不再是以学生的身份，而是以一个高级访问学者的身份。在狄拉克的推荐下，他在剑桥大学开设了“量子场论”的课程，这也是目前为止得到考证的中国人在国外最早开设的“量子场论”课程。1947年10月至1948年1月，张宗燧随狄拉克在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作访问研究。 1948年2月至7月，在美国卡内基理工学院执教。1948年秋张宗燧回国。
1939年张宗燧在欧洲
张宗燧与胡宁在欧洲
2、胡适邀请入北大
张宗燧在欧洲访学时，时任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向他发出邀请，这与当时计划制造原子弹有关（最后这个计划不了了之）。1947年上半年胡适写信给国防部长白崇禧和参谋总长陈诚，提议在北京大学设立原子物理研究中心，广罗人才，集中全国研究原子能的第一流物理学者，由北大负全责制造原子弹，列出9位物理学家：钱三强 、何泽慧、胡宁、吴健雄、张文裕、张宗燧、吴大猷、马士骏、袁家骝（页89）。九位专家都在国外，并都已同意来北大工作。
张宗燧正是应胡适之邀从美国回来到北京大学任教。对回国服务祖国，张宗燧充满了憧憬,他很清楚自己的事业依旧在大学里做研究（“I have now every desire of serving my country in some other way than teaching”）。张宗燧在北大物理系讲授原子核物理和热学。北大物理系学生中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张宗燧先生看书，只看开头和结尾，中间不用看，他自己就能推导出来。”于敏还记得：“张先生回国后，在北大很勤奋，一边教书，一边做研究工作。我觉得他教书教得好，一是逻辑性强，二是知识新，吸引人，三是讲的很透，不罗嗦，很有启发性，所以我考了他的研究生。他讲课概念不牵涉很多，不很广，但很深，课讲得好。”
从1949年到1953年，张宗燧在北京大学期间共发表了7篇文章，包含相对论和量子力学方面的内容。很可惜，1952年，正处于上升时期的张宗燧因政治运动受到排挤调到北京师范大学，在北京师范大学后，他又发表了很多文章。其间北师大物理系曾邀请一位苏联专家讲授理论物理课程，在当时“学苏联”的热潮中，苏联专家很傲慢。但在听说张宗燧也在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后，他立即收敛，并讲了这样的话：“既然有张宗燧，为什么要请我来？”后来，这位苏联专家也一直对张宗燧非常尊重。
1956年著名的波兰理论物理学家英费尔德（L. Infeld）到北京访问，对此向接待人表示不理解，张宗燧这么有才华的科学家放在一个师范大学，同时在华罗庚的帮助下，促成了张宗燧于1956年7月被完全调到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任研究员、理论物理研究室主任（1951年起就一直担任数学所的合聘研究员），直到逝世。
3、“世事远未通明，人情毫不练达”
1952年反浪费大会上，有人揭发张宗燧在美国发表学术论文，即上述7篇中的1篇，张宗燧开始卷入政治运动中。加上他恃才放旷、出言不慎、不谙政治与时事，使得生活在象牙塔中的他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成为被批判的重点，饱受其苦。
在玻尔研究所做博士后研究期间，张宗燧住在尼尔斯·玻尔家中，并且结识尼.玻尔的儿子奥格·玻尔，两个年轻人也由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962年10月14日，奥格·玻尔来华，在近36天的时间里，曾点名见张宗燧，在没有“向组织上申报”的情况下，二人“私自会见”。在交谈中，玻尔曾询问张宗燧“你们的布票是否定量？够不够？”，张宗燧皆照实回答。不仅如此，张宗燧还曾讲过这样的话：“丹麦也是社会主义国家，因为是社会党执政。”而这些都成为了日后张宗燧受到批判的原因。
1962年，奥格·玻尔夫妇和另一位助手回国前，邀请了十几位科学家参加告别宴，名单中包括张宗燧，但是在后面附上了这样的一句话：“哪些人接受邀请需要斟酌，如张宗燧教授就不再出面为好。”待到奥格·玻尔1973年再次来华，张宗燧已于1969年弃世。因此，这次会面成为了他们二人的“最后一面”。
张宗燧是那个时代鲜有的能够与国际物理学前沿大师直接对话的中国物理学家，那些大师包括狄拉克、玻尔、福勒、泡利、罗森菲尔德、维克、莫勒等等一大批世界顶级的物理学家。在玻尔档案馆保存的玻尔及夫人与他的十九封通信中, 可以看到, 玻尔对张宗燧“很高的科学才能和人品”，“精通新的数学方法又能最透彻地理解其物理含意”，“对理论物理问题的热忱和敏锐的洞察力”的高度评价。没有理论物理大师的指导和帮助，张宗燧不可能在物理上取得成功。而另一方面, 如果没有他在与大师们交往中表现出的素质，他也不可能得到他们的青睐（页103）。而目前他的贡献与宣传太不相称，我们现在很多人依旧不知道他的杰出工作。如果不是那个时代、如果不是英年早逝，相信张宗燧很可能会在世界科学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他才华横溢、却恃才放旷，他内心真挚坦率，却不谙世事，这些在当今社会所提倡的品质在那个历史时代却是致命的羁绊。
04 结语
1952年后，张东荪和他的三个儿子乃至第三代都遭遇了极大的不幸。张宗炳曾给他的儿子张鹤慈作过这样一首词，或许能够反映50年代后张家的境况：
金缕曲 寄鹤慈
孺子平安否？四年来，人间阅尽，沧桑鸡狗。塞外风景初见识，古道（延庆）夕阳马瘦。又行到北苑衰柳。萧索秋风重别去，住新都不如茶淀久。今昔恨，休回首。
别来世事两悠悠。数天涯，几家依然，骨肉相守。竹影摇落纱窗薄，而今一梦休休。更何处，青草庭堠。今古英雄皆尘土，想应把负气付东流。多少泪，一杯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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