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臉書 2026-1-17
【按：網上打嘴仗說艾未未回國，看得我一頭霧水：這樁公案究竟涉及唱衰中國，還是埋汰艾青這個兒子？可能兩者都有，若論艾未未歸國遭非議，彷彿如今海外中國人「歸國」有「動機不純」之嫌，也是因為那個「中國」不乾淨；當然，艾未未本人曾「草泥馬」過中國，他這個極為著名的行為藝術，已經將他「符號化」，一如文革中宋彬彬給毛澤東戴袖章時，得毛一句「要武嘛」隨口賞賜，令其終身不能洗刷「紅衛兵暴力」符號的附身。無論怎樣，這事倒是一個標示，好像中國已成毒藥，在中國之外名聲大壞，這是一種什麼來龍去脈，乃是一個很好的「民族國家」課題呢。】
一、被中國「殖民」的香港
黎智英接受《財訊》訪問，對台灣人苦口婆心：你們要是選郭台銘、韓國瑜這樣的人，台灣人不會死嗎？
他當然指的是台灣總統選舉，誰都知道，韓國瑜、郭台銘可以接受一國兩制，經香港一場轟轟烈烈的「返送中」，郭台銘表面上改口了，而韓國瑜反應遲鈍，還說「我不知道啊」，民調大跌。香港效應在台灣發酵，最大受益人是蔡英文，因為她對中國最強硬。
這裡涉及的課題是：
1、香港一百年英國殖民遺產
2、中國不搞『共和』搞『帝國』
3、解構『大一統』的效應
曾幾何時，北京是多風光的大國上京，2004年國民黨競選輪替失利，敗選的連戰第二年就去大陸拜見胡錦濤，於是「人民幣跨海，金融系統接通，買下台灣」，也逼出了「太陽花學運」；2014年6月的《香港白皮書》，北京可以說出這麼霸道的話：「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高度自治權不是固有的⋯⋯中央授予多少權力，香港特別行政區就享有多少權力，不存在『剩餘權力』」。這霸道的結果就是變成毒藥。
這當中可說之處確也有一些。比如，香港人震驚了全世界，其底蘊難道可以忽略一百年英國殖民遺產？若此，便解構了在中文語境中橫行了不止百年的諸如『殖民』、『外辱』、『侵略』等負面含義，自然也会解構到今日中國最霸道的『民族主義』。我們不會忘記劉曉波的名言『香港最好殖民三百年』，乃真知爍見。
又者，習近平不搞『共和主義』而偏要搞『帝國主義』，不僅違反他的皇祖鄧小平『遺訓』，也是嚴重違逆時代進程，跟中國的大國地位不相稱，也徒然虛擲了三十年經濟起飛的巨大物質力量，等於白白消耗民脂民膏；更可怕者，是中國一旦崩解的毀滅性力量，全世界跟它一道遭殃。
香港這次反中國霸權的意義，遠遠尚未顯示出来。一個顯見的效應，便是『一國兩制』徹底破產，而中共拿不出任何替代方案，除非它改制。這個破局，將引發中共三十年來推行的『大一統』戰略的毀損，其後果也必定逐漸會在新疆、西藏漸漸顯露出來。
毛澤東一生沒有『統一』中國，所以鄧小平高度重視『回收香港』，並視其為一生最大滿足，但他還是飲恨台灣。這漸漸慣出中共的一種『領袖情結』，誰上台都要以完成『統一大業』為最高業績；又則，『統一大業』也是這個政權代價最便宜的合法性補充劑，因為被『民族主義』馴化的老百姓最吃這一套，馬克思已經不靈光了。所以，香港教訓北京獨裁者，令其『大一統』情結消退，沒準對中國的政治改革都會產生意想不到的推力，那麼我們中國人還真得好好給香港人作個揖。
二、中國精英不是在「裡頭」，就是在外頭
「柏林牆」才倒了二十年，人類也對「列寧式政黨專制」陌生了。中國的專制，也在二十年裡被幾乎完整修復起來，世界當然不再認識它——模特兒組成的女兵方隊，跟「暴力美學」都沾不上邊，卻是連人性意淫之本能也要利用，無人再能辨識其背後掩飾著的國家對社會超控能力的空前增強。面對這個怪物，先前所有的經驗都不濟事了，中國異議者大概要做一番前無古人的事業，從荊棘中去開闢自己的路徑。
從柯林頓開始，洋人們就安慰中國異議者，只要中國肯做生意、進世貿，市場就會瓦解專制，可是後來的事態發展，卻是中共成了洋人和西方的大老闆——洋人挖掘的一個「陷阱」，沒套住狼，卻自己跌進那陷阱裡去了；至於互聯網能救中國，更是一個神話，虛擬空間的這個「灰色地帶」，雖然有時殺聲震天，但是「惡搞」到最後，竟是只剩下了一句「草泥馬」的國罵，還被視為一個驚天傑作，令人懷疑究竟是想象力的窮盡，還是語言的窮盡？
「灰色地帶」這個詞，也令我想起劉曉波，那時他身陷囹圄整整兩年了。《○八憲章》沒有「溫和」出來一絲更多的空間，反倒試煉了胡錦濤「砍旗」、「掐死領袖」、「滅掉出頭椽子」的策略——只抓劉曉波一人、放過其他簽署人，毋寧是他的一種「溫和」呢；或者，胡的意思乃是：我來給你們的「灰色地帶」，添一條新的注解。
舞文弄墨可以拓展「社會空間」，也許是所謂「後極權」的一種錯覺。東歐社會的歷史經驗，為這個向度提供了豐富的想像空間，也包括哈維爾的「無權者的權力」。但是最近這二十年，可能恰是中國專制者要向世界證明：「無權者」就是一絲權力都不會有的，「後極權」跟極權一樣強大。他們是一群工程師，不跟你玩什麼「前」「後」的文字遊戲，那是鄧小平對「姓資姓社」不感興趣的一種新發展。倒是高耀潔揭露河南愛滋血禍，茲事體大，且涉及兩位中央級官員，就是「十一」皆在天安門城樓上的李長春、李克強，因此就要追殺到底。
二○○九年歲尾，高耀潔醫生由傅希秋牧師陪同，從德州米德蘭來華盛頓D.C.,要到國會作證，揭露中國的「血禍」──那是又一個駭人聽聞的「中國奇蹟」：河南地方政府一九九二年把組織農民賣血當成第三產業，稱河南有將近一億人口，百分之八十在農村，如果其中百分之一的人賣血，他們一年就可以有幾億元的利潤，由此政府辦血站、政府的各個醫院辦血站，就是一個簡易的小房子，或者一台拖拉機，人就躺在血站裡，變成了一台台造血機器，像一根根的管子一樣，他們把這些賣血的人就叫「管子」，其操作簡陋，把幾個人的血液混雜在一起，分離取走其中的血漿，再把剩下的紅細胞分成幾份輸回賣血者體內，由此為愛滋病毒提供了蔓延機會，只要一人帶菌，就會迅速蔓延，而整個九十年代參與過賣血的可能有將近一千萬人。這場「血禍」被高耀潔醫生等幾個有心人察覺揭露，立刻遭到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殘酷報復。
當年「六四」屠殺後，國內曾有一句戲言：精英不是在「裡頭」，就是在外頭。如今劉曉波在「裡頭」，高醫生到「外頭」來了。中國這個地方，對於不同政見者，至今只有「裡頭」「外頭」兩種安置，除此之外，沒有任何其他的空間，這意味著體制外二十年的努力，並沒有改變什麼。往下觀之，中國只要經濟不墜，民間百姓尚能苟活，任你多麼「溫和」，也是「激進」。高耀潔尚不能見容於這個國家，何者又能？
「共產主義」的極權者，須臾之間就把「資本主義」的遊戲，玩得爛熟；「和尚打傘、無法無天」的繼承者，也快速地醒悟到，「法律」跟技術一樣，不過是個中性的工具，拿來收拾反抗者，倒是一柄利器；極權社會之外的東西，沒有一樣不是可以「洋為中用」的，即便人權、環保等「普世價值」，中國也如一隻醬缸，將你化為膿血，吞噬淨盡。美國已經在宣稱「要向中國學習」，好萊塢的大製作也弄出「解放軍拯救全人類」的科幻，甚至歐巴馬的訪華隨員竟去拜謁毛堂，還有什麼是不可能的呢？
初夏，王丹的「青年中國」在華盛頓DC 聚會，我帶上傅莉趕去。聚會眾人則討論變局，受過西方政治學訓練的幾位，比較各國轉型，皆言在中國這個政權，只要人們一上街就垮掉，但是「上街」機制很曖昧，看不清楚，這種社會心理亦非研究所能窺得，只能等待，所以在「社會對決」之前，任何「圓桌會議」（政治協商）都不可能，而制憲和選舉都是更晚一步的事情。最後一晚聊天，就陳光誠出逃發生爭辯，在一個是最老牌的異議分子，與一個是最銳利的七零後之間，焦點則是異議者獲得民間擁戴，還有沒有權利選擇自身安危而撤離，不過是在重複方勵之的困境，陳光誠不願留在中國充當中美協議的承擔著，一如當年方勵之不願擔當「中國的薩哈羅夫」，皆是無可奈何的。
歸途中接李曉蓉電話，又去順道會她，談起此行種種，她卻一言以蔽之：美國人都認為，中國人並不想推翻中共，這跟阿拉伯世界一比就很清楚：伊斯蘭世界跟西方對立，有信仰與利益的雙重衝突，西方人從來不認為阿拉伯會發生民主運動，結果中東茉莉花革命突起，卻一下子推翻四個政權（突尼西亞、埃及、葉門、利比亞），全在意料之外；中國自八九後不再有民主意願，所以鄧小平說經濟搞上了，大家就會忘掉天安門，是看中的。
六月中旬以來美國東岸進入酷夏，一個雷鳴閃電的晚上，我在電話上跟普林斯頓的余英時先生聊北京正發生的薄熙來案，其間有許多隱而不顯的因素，中共亦非舊日毛鄧的結構和模式，尤以「太子黨」最為叵測，無人知其盤根錯節和染指軍權的深度，所以變數叢生，又傳北京百般搜索證據以證實薄曾欲離婚之意圖，我推測胡溫可能追究谷開來而從輕發落薄熙來，當時情形胡溫尚未擺平周永康，坊間謠言紛起，倘若薄獲解脫，則習接班成悬案，這個政權分裂了，十八大開不成了，倒是好事，但是余英時斬釘截鐵說：「這是不可能的，中共要整人就整死，從來沒有你說的從輕發落的做法，尤其薄案事關習近平的接班，非同小可。」十年之內習近平大國崛起、颟顸撒潑，余先生當年窺視歷史洞若觀火，從海外看大陸，撇開瑣碎，直刺本質，料事如神。
三、港台疆藏四邊陲
「我们庆祝我88岁的生日……我在镜子里看自己，觉得好像还只有五十岁」「我的脸看上去并不老，没有我这个年纪应有的皱纹。还有就是，我的牙齿都还在，什么东西都能吃，都能嚼。」
達賴喇嘛這樣的喜慶、樂觀，難道不是一個源泉？就如同西藏是「地球第三极」，是北半球气候「调节区」和「启动器」，也是「江河源」和「生态源」。尊者也告訴世界，「中国正在发生变化，中国通过正式和非正式方法向他表达了与他接触的意愿。他还表示，希望自己活过百岁，为西藏、为人类做更多的工作。達賴喇嘛永遠的樂觀、通達，不啻為這個一團糟世界另闢一個希望的面向，不是說俄烏戰爭已然開啟了邪惡軸心（中俄）與民主聯盟的對決了嗎？習近平攻台、美日保台、中共崩潰等等，皆在未定之數，來自世界屋脊的喜樂，不是一種希望的源泉嗎？二〇一四年中共「大國崛起」，國際上稱「人类社会十字路口」，我那時真是不堪回首：
1、六年下來，香港亡掉了；新疆亡滅在即；
2、西藏半亡，流亡群體卻日益成長，因為他們有一位世界級精神領袖；
3、台灣已成中美決戰籌碼，西方輸則台灣亡；
4、北京鑄成霸權、煉出梟雄，而疆藏港台依然一盤散沙；
5、藏人擁有的尊者，為什麼不能成為大家的尊者，成為領導反共集權的一位領袖？是宗教的原因，還是世俗的障礙？
我只提到，中國自古「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是她跟這世界其他地方不一樣之處，又端賴中原的強弱——如今「稱霸」、「暴君」兩樣都有了，這個勢頭不是三五年就已成強弩之末了嗎？所以我們不會只有亡下去一個選項的！
中央集權的腐敗、枉法、顢頇，才是所有苦難的總根源；而權貴得逞的秘訣，只有一個，即憲法懸空。如今內地幾成糜爛，邊陲反而是燈塔，照亮著幽暗大陸。
春天台北才飆過「太陽花學運」，秋天香港又起學生「雨傘革命」，北京氣急敗壞宣稱「大陸決定台灣前途」，又頒「香港白皮書」，卻已難掩「大一統」之破局，內外交困。今天我們看到，北京對鞭長莫及的台灣極盡訕笑，對有所忌憚的香港百般忍耐；但在其完全控制下的新疆，維族反抗已暴力化，而西藏則發生超過百人自焚慘劇。所有這些，其實還是憲政危機——北京這個中心已經「禮崩樂壞」，喪失了處理中心與邊陲的正當有效的一個法度。
1、四個邊陲同命運
香港的今天，恰是拉薩的昨天，脈絡一目了然。最早起來抵抗這個「大一統」的是藏人，由僧尼帶領的和平示威遊行，從一九八七年起勃發，至今已有三千五百餘人被捕關押；更突出的事件，是一九八九年三月的拉薩「鎮暴」，甚至在「天安門屠殺」之前。那時，香港尚在「擺脫英國殖民回歸祖國」的興奮之中，台灣因政黨輪替而本土意識剛剛成為主流話語，而新疆的主體性尚未覺醒。二十五年下來，邊陲烽火連天，中共對疆藏兩外族已不圖安撫，只憑武力血腥靖邊。
九七後中共對香港悄然實行的「蠶食」政策，恰是在新疆、西藏推行了半個世紀之久，而獲得成功經驗，再拿到香港來做的。所以香港人是從新疆、西藏的今天，看到了他們的明天。來自香港的台灣學者梁文韜，解構北京的「港台策略變異」：每天有一百五十個中國人可到香港定居，但不是旅遊，審批權是在中國手裡；在香港住七年，就可以正式拿到香港身分證，故香港的人口結構一直被改變，這也是為什麼梁振英做的再爛，都還有基本的三成左右的人支持他；香港的自由行，已經把香港淹死了。這是他歸納的第一點，以「人流」（移民）「錢流」（控制金融）淹沒香港；第二點是「消滅邊界」，將香港、澳門、珠海和深圳，捆綁成「珠三角經濟整合體」，串成一日生活圈，只要兩個小時就可往來，即把港、澳「中國內地化」。
那麼台灣呢？又是從香港的今天，看到他們的明天。正因為香港的淪陷，垂範成惡例，才激出台灣抵制「服貿協議」的「太陽花」學運——他們擔心的也是兩點：移民和金錢。最近台灣爆發的鼎新集團黑心油事件，電視上名嘴們都在說一個新詞「紅頂商人」，指這二十幾年在大陸上發了橫財的台商，如鼎新魏家、旺旺中時之流，正是馬英九所稱道的「鮭魚返鄉」變「吃人鯊魚」，其實是把在大陸上橫行了二十年的「權貴」勢力引入台灣，通吃兩岸三地，令港台的升斗小民們，霎時跌入大陸上億萬貧民一般的境地。這才是「中國崛起」的本質；而且中國不僅沒有「分裂」，它得勢了就要開疆辟土，即一種專制的對外擴張。
2、北京「禮崩樂壞」
兩岸三地之人，不是馬上就體驗到某種「共損共榮」嗎？那是不是一種小「全球化」呢？相比之下，唱什麼「台獨」「港獨」「藏獨」，想一走了之，都是過於輕鬆便宜的耍嘴皮子而已。君不見，鄧小平當年設計的 「一國兩制」，因為時過境遷，中南海竟然自己主動把它廢弛。
誰都知道，在香港搞「一國兩制」試驗田，是做給台灣看的。可是二○○四年國民黨競選輪替失利，敗選的連戰第二年就去大陸拜見胡錦濤，令北京看到，以金錢和族群矛盾，即收買權貴、扶植國民黨（外省人），來牽制台灣的獨立傾向，可以取代「一國兩制」的功能；演變到今日，就是一句話：「人民幣跨海，金融系統接通，買下台灣」。同樣，國民黨也意識到，唯有借助中共的龐大經濟實力，才能維繫它在台灣的執政。從今天馬英九不情願地讓連戰的兒子連勝文競選台北市長，就可以倒推出來這個轉換，它早就在二○○五年啟動。所以台北選市長和二○一六年的大選，台灣選民其實是在跟北京打選戰。
事實上，港台在中共的棋局裡，一直互為因果。無須對台灣做「一國兩制」的示範，便令其對香港的政策可以背棄、胡來、強硬。這才是《香港白皮書》的政治背景，北京可以說出這麼霸道的話：「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高度自治權不是固有的⋯⋯中央授予多少權力，香港特別行政區就享有多少權力，不存在『剩餘權力』」。台灣人怎能讀不出它的話外音？台北《風傳媒》發行人王健壯在他的專欄裡解讀它：
『其一，「阿爺」終於露出了高高在上的嘴臉在教訓你；其二，「阿爺」教訓你的口氣就像主子在教訓奴僕，「我給你多少，你就有多少，別癡心妄想還要更多」；其三，「阿爺」還威脅你，說現在給你的那些有限權力也不是「固有的」，言下之意即是，你今天有，不保證明天還有，「阿爺」隨時可以收回他給你的那些權力。
這樣的嘴臉，這樣的口氣，以及這樣的恐嚇，不叫霸權叫什麼？這不但是封建味十足的「恩賜的權力」，更是丟骨頭給狗吃的「嗟來食的權力」；也難怪余英時會說：「香港人不能做乖孫子，不然下一個命令又來，你又做乖孫子，第三次又是如此，最後你不是百分之百的奴隸了嗎？」』
不過，從大陸人的角度，還可以讀出另一番意味，即中共的徹底機會主義，他們對其「改革總設計師」發明的「一國兩制」玩意兒，一旦覺得用處不大，立刻就當破爛垃圾扔掉，一如文革後將馬列主義當破爛扔掉一樣。這可謂北京的一種「禮崩樂壞」。
3、「中間道路」如何落實？
晚秋裡，我跑華盛頓去開一個西藏圓桌會議，說了一些不大中聽的話。我說中共拒絕同達賴喇嘛談判，令「中間道路」無功，藏人絕望，是百人自焚的根源；藏人精英中也出現聲音，質疑「中間道路」和達蘭沙拉流亡政府的功效，甚至反感跟海外漢人的民間溝通；國際社會迫於經濟利益而跟中共妥協，也多少封殺尊者，其效果是分離了他的「國際道義領袖」與「西藏精神領袖」的雙重角色。在中共「拖到達賴身後」的既定政策下，「中間道路」幾乎是一盤死棋。
與會者皆不贊同我的看法，指出「中間道路」是政治智慧，也是別無選擇。我覺得大家其實對話不了，而是各說各話。贊成「中間道路」，這樣的話我們說得還少嗎？近年來達賴喇嘛致力爭取漢人同情和支持西藏的文明命運，也是極高明的決策，但是普通漢人完全無權決定中國的政策。中國是「憲法懸空」的國家。沒有高於一切、包括高於執政黨的一部憲法，中南海可以肆無忌憚，任意毀約，這次香港危機就是一個活生生的惡例。
鄧小平設計「一國兩制」，玩弄「疆土」和「制度」兩個概念，試圖以「制度」換「疆土」，自以為聰明，實際上台灣香港都堅持「你必須換制度」，才談得上「統一」（或管治），即台灣宋楚瑜說的「一國良制」。那麼，西藏「中間道路」的政策主軸，是「不尋求獨立，在中國的憲法框架內尋求自主自治」，你會發現，中國因為沒有「良制」，即她的憲法是假的——所以漢人精英搞「憲政運動」會遭鎮壓——「中間道路」自然無從落實。
今天「一國兩制」在港台已經消亡，我倒覺得，西藏、新疆的人民，應該接過它來，要求「一國良制」，即要求落實憲法中規定的「民族自治」，也就跟內地漢人的「憲政運動」連成一氣，推動中國的政治改革。
4、港台疆藏四地結成反抗聯盟
中共會跟達賴喇嘛重啟談判嗎？在中南海內外交困、合法性急劇流失的情勢下，中共領袖一代比一代僵化、色厲內荏，事實上他們的政策轉圜空間極其局促，再跟達賴喇嘛玩遊戲的可能性，不是沒有，但可能會在港台新疆三地情勢惡化下，以緩解西藏這一頭，作為平衡，比如最近炒作頻繁的「達賴喇嘛返鄉和訪五台山」談判新聞，無論真假，都屬於上述伎倆。儘管達賴喇嘛返回西藏的意義非常重大，但我很難想像其操作性，一則中共懼怕尊者在藏人中間的巨大魅力，阻擋還來不及，怎會主動引禍？二則尊者回去如何保持公開性和能見度？如何繼續保持他的「國際道義領袖」影響？實際上，跟中共打交道，常常變成陪它「玩遊戲」，這次香港「佔中」的一個重大意義，就是「不再陪北京玩遊戲」。
中國閉關鎖國時代，它餓死幾千萬人，對外面世界的影響卻微乎其微。如今它發達了，其制度的惡劣效應也隨之放大，叫全世界吃不消，又遑論邊陲四地？
中國內陸與新疆、西藏，有民族矛盾，也有統獨矛盾，還有所謂「生存空間」、領土資源的矛盾。但是上述矛盾，在中國跟香港、台灣之間，都不明顯、不嚴重，卻是嚴重的制度矛盾。我們也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國不解決制度問題，沒有一個所謂「良制」，它跟新疆、西藏的所有矛盾都無法解決，因此疆、藏、港、台四地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
「統一大業」是中共合法性的殘羹剩飯，只在「民族主義」意識形態洗腦之下的大陸有效；反過來，邊陲四地聯手抗拒「統一大業」，會加劇其合法性的流失，誘發大陸內部變局，這也是香港「佔中」令北京恐懼的地方。而一個地區勢單力薄，抗拒能力有限，港台皆為彈丸之地，新疆遼闊而缺乏領袖，西藏恐怕算最好的，如果四地聯手，結為反抗專制的同盟，定會令中國的民主化進程出現新局面。當然，這也是一種歷史上無前例的聯盟，需要摸索，比如，在譴責中共反人道行為、保障四地區的人權中互相聲援，四地民間社團的溝通、協作，在國際上共同發聲、破除中共以經濟利益裹挾國際社會，還有比如以國際標準、專業知識聯合培訓骨幹等等。
自古中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端賴中原的強弱。中國又是這個星球上極罕見的單一文字書寫系統覆蓋數億人的一個民族、一種文明，分疆裂土的幾率極低；「分裂」成為一種罪名，乃中共維繫集權的藉口而已。相反，中央集權的腐敗、枉法、顢頇，才是所有苦難的總根源；而權貴得逞的秘訣，只有一個，即憲法懸空。如今內地幾成糜爛，邊陲反而是燈塔，照亮著幽暗大陸。
再從國際間看，冷戰落幕以來，英美歐洲深陷中東困境，令中共坐大。胡平分析這個「坐大」：「一個以這種罪惡的方式造成的強大國家，只能是一個更加自信因而更加驕橫並且更加強大的專制政權，它必定會對人權、民主和正義等價值更加蔑視與敵視，對人類的自由與和平構成更大的威脅。」偏偏俄國是一種「殘廢轉型」，大俄羅斯主義替換「蘇聯霸權」，繼續跟歐盟叫板。中俄近來又開始投緣，這兄弟倆跟國際社會，冥冥之間又開始作某種制度對抗的「新冷戰」。這幅景觀下，港台疆藏四地儼然就是前線了。一句話，北京的好惡，也許只牽動紐約的油價，而在香港等四邊陲，則關乎人的生命尊嚴。
四、太平洋等來了一匹戰狼
陳鍵瑜寫道：『明天出版的新書，直接把一個「慟」字給搬上來了，那是相對「河殤」而言，大海之慟。』
《海慟》這本書的思路和結構，完全出自於她：「以當代環境的全球大格局切入、以大洋視野檢視海陸文化的激盪」，這才得以延續《河殤》的氣魄，然而不止要講比「河」更遼闊的「海」，更要講海陸對峙，一個全新的話語。
她又要我做幾分鐘視頻給她，用作宣傳這本書，我這老頭子最怕弄這些IT玩意兒，拿視窗11自帶屏幕錄製，做了八分鐘視頻《太平洋等來了一匹戰狼》，我就直接採用大陸「戰狼電影」吳京的語言（亦如《上甘嶺》等），然而在中國歷史脈絡中順藤摸瓜，戰狼文化可以一直摸到秦始皇那裡，原來有兩個東西：大一統和殘暴，從兩千年前一直順延到今天，「五四」以來反傳統，一直在反儒家，從未觸碰過商鞅酷法，反而是毛澤東早在十九歲時便因驚嘆傳統中有這套黑術而作《商鞅徙木立信论》，而今天大陸已是滿屏「重讀商鞅」。
中国有一则古老寓言，出自《庄子》，講海神以一番哲理教訓河伯的見識短淺、狂妄自大，誰都沒有想到，今天中國把這則寓言倒過來了，這就是大國崛起的含義，但是解讀它並不容易，因為有多重含義在裡面，我的新書《海慟》就是提供一種解讀：第一層是中國在一個壞制度底下走向太平洋，等於太平洋等來了一匹戰狼；第二層，養大這匹戰狼的恰好是太平洋那一邊的美國；第三層，黃土高原上的中華民族曾經不知道海洋是什麼。
我完全沒有想到，在《海慟》即將出版之前，美中兩個首腦居然在太平洋上對嗆起來：拜登说：「看看中国在印度洋发生了什么，习近平问我为什么称自己为太平洋国家。我说：『因为我们就是。我们在太平洋上的边界比你们更长。我们是太平洋国家』……他接著说，『看看东南亚发生了什么，现在我把印度、日本、澳大利亚和美国组成了「四方安全对话」。习近平说：「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想包围我」。我说：「不，不是这个原因。我只是想确保道路规则不会改变』。」
但是美國人完全不懂中共的邏輯叫著「大一統」，它要先征服周邊、鄰邦、非漢族之後，才會圖謀太平洋，所以五十年代毛澤東佔領西藏，完全在西方視野之外，而英國丟掉香港，也是這個原因，連中共一定要拿走台灣也是這個「大一統」的理由，它在中國人的觀念上，有強勢的合法性，而它來自中國的近代恥辱，所以我把它叫著「地緣達爾文」，被別人欺負過的人也會欺負別人，因此中國還是一個前現代國家。
這種前現代，是從延安（標準的黃土高原）建構起來的，由斯大林親手扶植的一種制度，所以直到今天，中俄兩國文化、種族迥異，都經過共產極權、改革、復辟、擴張，而且普金習近平同構，不過，中共重建一種新型集權，我稱它是數碼列寧主與商鞅秦制相結合的怪異制度，而習近平與毛澤東並無血緣關係，卻都遺傳了中國傳統中最毒的基因：千年秦制。
［疫病蔓延時期讓我想起艾未未］
反送中時期，他一直與香港友人保持聯繫，不時貼出現場的照片。現在香港人已經被挪威自由黨提名，爭取諾貝爾和平獎，我便立刻聯想到艾未未。他的父親艾青是三O年代知名詩人，是我年輕時崇拜的左翼創作者。艾青最後也受到毛澤東的整肅批鬥，詩人的血應該也流在艾未未身上。父親被鬥，兒子被放逐，這也正是大國崛起的中國。
BBC報導艾未未工作室被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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