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臉書 2026-1-19
【按：柴靜採訪嚴歌苓的這段視頻下面，附上一大段文字，也說「原视频4分28秒视频片段因戏曲版权删除」：
『电影《芳华》解读引起巨大争议，柴静专访《芳华》作者严歌苓，讲述她亲历的文革。电影主角揉合了她的个人经历：反党作家之女，在文工团因为恋爱而被告密、审讯、集体批斗。作为战地记者目睹战争惨烈。这个访谈是《芳华》的现实版本-----少女如何在残酷和恐惧中长大，并内化于人。采访结束时，五十年前的叛卖者故事突然反转——她却选择：不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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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2:33 - 我们这些孩子走远路送姜茶给劳改的父亲。回身看时，所有人泪流满面。
00:05:31我在窗口看着严凤英，感觉她越来越短
00:06:30我用胳膊肘压着床单，因为那些人要撩起被子看她
00:08:40被救活的阿姨看着我说：歌苓，你怎么也这样了？
00:09:03他们把我的蚕宝宝全踩死了，地上是一滩一滩的水
00:11:30团长的女儿写信给我，说当年我被选中的工作是"娱乐首长"
00:16:12她说，他把我的情书交了上去，当投名状
00:24:30 我拿着一根背包带在院子里，找一棵比较好上的树
00:30:09 从此，我的日记是写给她们看的
00:38:45 她戴上大红花，哈哈大笑，说"我是英雄吗",然后被送去了医院。
00:34:27 他下巴没了,脸上爬满了红蚂蚁，从此之后我反战，谁打我都反。
00:42:50 五十年后，他拿出一样东西，说：你真的相信我会背叛你吗？
感谢：Lawrence A. Walker 【《陆犯焉识】英文版译者】
海报：Ri
注：原视频4分28秒视频片段因戏曲版权删除，原文为：
演播室：忠于自己所爱的人是孩子的本能，十岁的严歌苓理解大义灭亲这四个字，不是通过文字，而是通过场景-----1968年4月8日，她父亲的朋友 著名黄梅戏演员严凤英，当时（被认定）"封资修的美女蛇" 吞服安眠药自杀，亲人不被允许送她去医院，也不允许哭泣，组织认为严凤英是国民党特务，要剖开她的身体寻找发报机，并要求她丈夫签字同意，他后来写"我几乎疯了"。10岁的严歌苓透过窗户看到了这个瞬间。
严歌苓采访："她老公就说 那你赶快救人呐，他们说 那先让她说出来，再救人，也不知道要让她说什么，要揭发什么。然后她那个时候 我就觉得她就反正是在那痉挛，然后越痉挛。我越觉得……我就在窗外看，我就觉得她越来越短"
柴静："但后来发生了更残酷的事，嗯那个……你应该没有看吧？"
严歌苓："我被轰走了"
严凤英的丈夫不能签字，也无力抵抗，他妻子的身体交由组织处置。而严歌苓的另外一位阿姨..."
勘误：9分22秒，"我是带着红小兵的这个袖章"，应为"我是戴着红小兵的这个袖章"。谢谢严歌苓指出。』
恰是在這段視頻中沒有的文字中，嚴歌苓提到她十歲時看到自殺後的嚴鳳英，我則是在二十年後，採訪到嚴之夫王冠亞，第一次聽說她被「開膛破肚」的慘劇。】
一、黃梅戲女演員嚴鳳英之死
照今天的稱呼，嚴鳳英是「黃梅戲巨星」，在暴力橫行的時代她被人剖腹殺死，施暴者一個是軍代表，得以施暴無疑是權力問題，什麼權力？是男權嗎？從性別角度分析，那個軍代表可以被解釋為一種泄欲、意淫的獸性的病態發作，然而他得以如此施暴的機率仍然很低，我把它解釋為「毛澤東無法無天」的放大，我還是要問一句：中國走出中世紀了嗎？
2007年秋天王友琴來郵件，說她要編《文革受難者》第二集，問我能不能把嚴鳳英慘死的故事寫出來，收進這個集子，我回覆道：
『關於嚴鳳英之死，我偶然跟劉曉波談起，他也要我寫出來，前幾天還來催過。我至今不敢動筆，是因為沒有想好怎麽處理這個題目，只想好了文章的標題：《我們的七仙女》，可是——
'七仙女'竟被開膛剖腹，而且是當眾在光天化日之下，在一個怎樣瘋癲、倒錯的世道，才會導致這種慘劇？堪比中國古代淩遲剖腹，碎棺戳屍的陰慘之刑，昭然施行於二十世紀，現代中國人的常識、倫理底線哪里去了？
直接施暴者，是一個軍代表，他的權力來源是什麽，竟可以令他如此喪盡天良而不被制止？誰又應當負責並被追究？
'七仙女'今天是如何被平反、又被重新歌頌的？平反是如何繞過了這個慘烈的細節？而忘掉這個細節，對我們意味著什麽？
我無法下筆，是我面對不了這幾個問題，我一動筆就心里發慌。我不能陳述完事實就了事，與其這樣，我寧願不著一字。』
"樹上的鳥兒成雙對……"，這穿越了古與今、南與北、神話與現實、傳統與當今、官場與市井的一曲黃梅調，無論後來被多少人反覆詠嘆了多少次，依然已成絕響，而嚴鳳英這個"墜入凡間的精靈"，曾給中國民間帶來的藝術享受，幾乎空前絕後，是目下演藝界的"天王巨星"們無法企及的。一個藝術家，在承平時期可以家喻戶曉、名滿天下，一旦世道淪喪，或可遭遇常情無法想象的恐怖之境。一個藝人（江青）升天，且氣焰萬丈，則普天下的藝人均成另類，或入獄為囚，或揪鬥致死，或忍辱自盡，活得出來的寥寥無幾，然而身受戕害之劇烈，無人甚於嚴鳳英。無疑，這不是一個"黃梅巨星"個人的榮辱沈浮之道，這是制度性的問題，但又不盡然，嚴鳳英慘劇所映射的解讀空間和涵義，早已溢出這些範疇。
1、嚴鳳英丈夫陳述妻子遭殘殺
八十年代我因采訪書寫的緣由，聞聽過無數文革慘禍，可是嚴鳳英的遭遇，還是讓我聽得喘不過來氣。那是1988年歲尾，我帶《五四》劇組 南下，首站直奔安徽，目標是兩個安慶人：剛剛找到墓冢的中共首任總書記陳獨秀，蒙冤二十年的"七仙女"嚴鳳英。12月18日記載："中午一時抵合肥，住炮兵學院。晚上與導演去找王冠亞（嚴鳳英丈夫），未遇。"19日記載："下午再去王冠亞家談嚴鳳英事件。極慘。嚴吃安眠藥自殺後，被剖腹。"我從當年的采訪記錄里，也找到了王冠亞的口述，有兩頁，第一句便是："嚴鳳英68年去世，已二十年了。"
王冠亞的大致陳述是：為追究六四年"天津黑會" 反江青，1968年4月5日《紅安徽》報點了嚴鳳英的名，省藝校造反派就來逼供，她一天沒吃飯，態度很硬，說柏龍駒 、王少舫 也去了嘛，卻在這時王少舫貼出一張大字報，對嚴上綱上線，她非常傷心，說最好的朋友怎麽也講這樣的胡話，4月7日她在家寫了一夜，反駁王少舫，又曾去找柏龍駒為她作證，遭到婉拒，她氣極。當夜，王冠亞被嚴鳳英哭醒，發現她已服了大量安眠藥、留了絕命書。以下直接引述采訪記錄：
『我把醫生找來，又去找軍代表，但他來了以後還想搞口供，嚴還是講自己不會反黨，邊講邊哭，他們還不讓醫生進來。我去借板車，送到醫院，第二天（4月8日）早上五點鐘死了。軍代表馬上要牛鬼蛇神 表態，誰也不能流眼淚，說嚴鳳英自絕於人民，後來為了轉移視線，說嚴肚子里有發報機，要開腸破肚，我幾乎要瘋了，要我簽字，我不幹，我走後，聽說當眾將嚴開膛，用開刀的斧頭大開膛，從胸骨一直劈到恥骨，把腸子翻出來，找出一百多粒安眠藥，又拿去化驗。軍代表在現場。』
我至今還記得王冠亞的樣子，瘦弱、清癯，一臉不甘吞忍的哀怒，雖然1978年嚴鳳英已被平反、1985年他也撰寫出版了傳記文學《嚴鳳英》、1986年還在安慶樹起了一座嚴鳳英漢白玉雕像。這一切，算是還了嚴鳳英一個公道了嗎？只有王冠亞知道，九泉之下的嚴鳳英，要的是一個公正（Justice）。
別說八十年代末期，直到今天，文革仍然是禁區。中共不準人民再深究一步，於是，鄧小平審判並監禁"四人幫"，也在全國逮捕各地的造反派頭頭，這麽一場清算，就變成是他們自己報了私仇。這里缺的也是一個公正。
2、殺戮現場指揮：軍代表劉萬泉
又二十年過去了，王冠亞還是沒有放棄。最近我在網上竟又找到他的一篇文字，恰好拿來跟當年我的采訪記錄對照，關於"開膛破肚"的事實，這篇文字敘述得很詳細，引錄如下：
『嚴鳳英死後不到一個小時，劇團的領導就趕來了，任務只有一條：嚴鳳英之死有不少疑問，有人檢舉她是國民黨特務，是奉了上級命令自殺而死的，所以要剖開她的肚皮挖出她的內臟，檢查她肚子里的特務工具！醫生也不同意開，他們只會按醫療的方法開，而這是公安部門刑偵的技術，他們沒學過，不會開。而領導講，現在不是治療的問題！
『他們開刀時，紅梅劇團 派了四個人在嚴鳳英身邊監視，'屁派' 一個男造反派頭頭，'積派'一個女造反派頭頭各站兩邊，上方站的是'革命幹部'，下方站的是那個軍代表劉萬泉。醫生用手術用的小斧頭從咽下砍起，向下一根肋骨一根肋骨地砍，然後把內臟拉出來，剖開，找他們聽到檢舉的所謂'發報機'、'照相機'…… 等"特務工具"——當然一無所獲！只查到一百多粒安眠藥片！當劈到恥骨時，膀胱的尿噴了出來，那個軍代表悻悻地說：'嚴鳳英，我沒看過你的戲，也沒看過你的電影，今天我看到你的原形了！'可見得他的'階級仇恨'是多麽深！』
1988年那次王冠亞並未對我提起那個軍代表的姓名，在這篇文章里，這個名字出現了：劉萬泉，一個軍隊俱樂部主任。
王冠亞寫道：『我倒不是為江青開脫罪責，一般講，嚴鳳英之死是江青的文化專制主義所害。但是，江青委實沒到合肥來！更沒有介入安徽省紅梅戲劇團的文化大革命，直接責任是誰呢？那些鬥過嚴鳳英，誣陷過嚴鳳英，尤其是整過嚴鳳英的人，沒有一個敢承擔責任，那個劉萬泉還被評為'活學活用的學習毛澤東思想積極分子'保護起來了！黨為他承擔了責任，他卻絲毫責任也不承擔。後來，我們一位楊同志去問他，為什麽把嚴鳳英往死里整？他說：文化大革命是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發動親自領導的，要向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開火，在安徽在劇團不整嚴鳳英，整老鬼呀！他理直氣壯推得一幹二凈，一點責任也不承擔。』
王冠亞這段話，真叫我對他刮目相看！
3、中國人是毛氏大廝殺的同謀
至此，嚴鳳英慘案已觸及文革被隱諱的多個側面。對中共來說，投鼠忌器，否定文革但不能"砍旗"，最大的元兇毛澤東必須赦免。公審林彪"四人幫"，也許是一個很不錯的策略，往上可以遮攔住毛澤東，往下則可赦免這場血腥民粹運動的絕大部分暴民，掐頭去尾取中段，像極了一勺紅燒鯉魚，結果是贏來政權、又得民心，從此江山底定。否則，追究"響應偉大領袖號召"者之罪，如何摘得出來那個號召者呢？依照政治學的常識，特別是韋伯的學說來分析，文革這樣的"全民瘋狂"，乃是"奇里斯瑪"型領袖（Charisma）與擁戴民眾的一場"共謀"，頗有法國大革命的諸多特征，甚至也很接近納粹德國全民追隨希特勒迫害猶太人的那種"同謀"性質，這正是中國人難以徹底反省文革的原因。在一定意義上，中國人至今默認中共袒護毛澤東，是在媾合一次新的同謀。億萬文革參與者內心的不幹凈，乃是這次同謀的心理基礎。而鄧小平及其繼承者，其實誰也沒有赦免，他們只是赦免了罪惡；他們也沒有為這個民族找回絲毫公正，僅只如王友琴所言"遺棄了受害者"。
嚴鳳英死於構陷、出賣、絕望。文革這場"古羅馬鬥獸場"式的全民大廝殺，演繹的不是什麽階級鬥爭、路線鬥爭，而是人性的所有醜惡、所有人的人性齷齪。王少舫演出了"董永出賣七仙女"的一幕，是把嚴鳳英推下懸崖的最後一擊，《天仙配》這個神話，就被現實永遠玷污了，於是，在嚴鳳英身後的世界里，你越是讚揚黃梅戲這兩位老搭檔舞台合作的天衣無縫，便越是襯托了人間背叛的不道德和沈淪深度，而那些嚴鳳英傳記性的廣播劇（特等獎）、電視劇（飛天獎），還有"嚴鳳英、王少舫舞台藝術研討會"等等，皆不免流於蒼白和刻意躲避殘酷真相的虛偽，即使有王冠亞的親自參與，也無補於事。
4、軍代表執政將無法無天最大化
施暴者這個角色，在嚴案中舉足輕重，他施行了一場可怕的私刑。文革的整個前提也許無法改變，人人自危、互相踐踏的大環境也在所難免，甚至受害者也只能承受出賣、構陷等不義之舉.但是，假如1986年春派駐安徽省黃梅劇團的軍代表是另一個人的話，嚴鳳英死後被"開膛破肚"的幾率，幾乎可以降低百分之九十九。這個駭人聽聞的暴行，基本上是一個"拉大旗作虎皮"的私人性的為所欲為，一種泄欲、意淫的獸性的病態發作。我們痛定思痛，怎可不去厘清這種屠宰場和屠夫出現的機制呢？
不錯，毛澤東的"和尚打傘，無發無天"乃是這機制的龍頭，但文革之前老毛的頭上已經沒有一根頭發了（無法無天），文革幾乎就像他搖身一變成了孫猴子，拔根汗毛"噗"地一吹，變出無數的小孫猴子來——文革將毛澤東的"無法無天"最大化了，全國各個角落里雨後春筍般地生出無數個"小毛澤東"來，每一個都在他（她）的封地里稱王稱霸、草菅人命。這個"最大化"的機制，卻是無人認真研究過的。如果允許簡單一點的描述，這就如同全國最高法院將死刑核準權，一次性地批發給各省各地、各行各業、各門各派的各種層級的無數頭頭腦腦，這麽一來，中國不就成了一個大屠宰場了嘛！文革中握有生殺予奪大權的人，有哪幾類？我們只需問，取代癱瘓的黨政系統功能的是誰，便一目了然。有兩類是無需質疑的，一是群眾派別的頭頭們，他們甚至可以發動地區性的內戰；另一類便是各地軍區、野戰軍派出的軍代表們。
所謂"三支兩軍"，至今仍是文革研究的一個盲區，幾乎無人涉獵，恐怕連最簡單的大事記和基本數據都還沒有。這個可以稱為 "軍代表執政"的時期，雖然不過是"全國軍管"的別稱而已，但它跟世界上的許多"軍政府"不一樣，尤其以毛澤東的絕對權威，並無失權之虞，無需林彪的"保駕護航"。林彪集團及其所控制的全軍，在更大程度上，是一個造神工具，其最大功能是無限強化毛澤東的"奇里斯瑪"色彩，使"一句頂一萬句"變成無可懷疑的信條，變成"精神原子彈"，此乃這場現代迷信的基石所在。因此"軍代表"們的職能，很像歐洲中世紀的教士，處心積慮於識別、折磨並消滅異端者；嚴鳳英慘案又驚人地相似於那個時期的所謂"女巫迫害"：十六、十七世紀西歐曾墜入一個瘋狂迫害異教徒、"魔術師"的時代，宗教裁判所的懲罰酷刑計有砍手、剁耳、烙刑、笞刑、浸泡、鎖綁、監禁、罰款、放逐、賣為奴隸等，死刑大部分是絞刑，還有斬首、溺死、裂刑等，然後焚毀屍骸，對"巫師"特別是"女巫"則直接燒死在火刑柱上，意謂"防範巨毒"。嚴鳳英已經死了四十年，至今並未喚醒中國人：我們尚未走出中世紀。
二、岂容青史尽成灰
紅衛兵話題，未必只是一個文革話題，也不僅僅是「紅二代」話題，而是一個集權題目，最明顯的證據，就是習近平是一個「黑五類」，卻拿到權力也搞文革，他受迫害的教訓，是去迫害更多的人；而中共的「我們子弟接班」，極有深意地選「落難子弟」而不選正統紅衛兵，連薄熙來也跟習一樣的經歷，其中奧妙何在？可惜中國沒有言論自由，展開不了這個題目。
照相机，镜头，快门；一只食指按下快门，"咔嚓"一声……一组电影语言："摄下罕见瞬间"，或称"镜头里的历史瞬间"，其背后支撑的一个惊人细节是，王晶垚得知妻子卞仲耘被学生群殴致死的噩耗后，产生的第一个念头，是立刻去买了一部照相机。他要抢在妻子遗体被火化（成为灰烬）之前留下历史证据。这个念头，也使得胡杰在三十年后拍摄这部《我虽死去》成为可能。
胡杰的手法，是刻意"纪实性"，甚至不留任何干扰"纪实思维"的多余镜头，在一个大规模销毁历史的时代，这无疑一种聪明的抗争策略；在针对记忆进行洗脑的一个制度下，它也是很珍贵的电影制作。这部纪录片，有许多将来一定会属于"抢救和解剖文革"的经典话语。一个更加摄人心魄的特写，是王晶垚从一只旧皮箱里翻出受害者遗物，而且是三十九年来的第一次，于是胡杰的镜头，又凝固了一种历史瞬间：校牌、怀表、手表，指针停止在三点四十分，凝固了1966年8月5日那天那一刻，仿佛再诠释了苏珊桑塔格的那句话："拍照是凝固现实的一种方式。你不能拥有现实，但你可以拥有影像——就像你不能拥有现在，但可以拥有过去。"王晶垚永远占有了师大女附中的文革暴行记录，暴政可以杀死卞仲耘，但它再也不可能剥夺和销毁这个历史。
镜头里，他也拿出一包血衣，里面有带粪便的裤子；带血的药棉，都是从卞仲耘身上的窟窿里和嘴里掏出来的；一件柞蚕丝衬衣，后背上还有一个墨写的"倒"字；王晶垚边拣翻边解说，又从那衬衣口袋里翻出手绢，嘴里说着："你看，还有土……"，那竟然就是师大女附中那个广场上三十九年前曾荡起的尘埃，如今成了货真价实的历史灰烬，又不期然勾出那句"岂容青史尽成灰"的老话。这一切，也把观众全部带回到卞仲耘被殴打的现场，重构了今日中国的受难者言说。
放映胡杰这部《我虽死去》纪录片的现场，是2017年3月25日波托巴克文化沙龙举办的活动，题为"遇罗克、红八月、血统论，离我们有多远"。影片七十分钟，片尾是长达五分钟的"北京市教育系统部分文革受难者名单"，背景声音是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文革大革命的通知》，这个男声在1966年春天曾响彻中国每一个角落；即使今天，它也会唤醒中国一个世代的记忆，这个世代大约是现龄五十岁以上的中国人，他们的记忆里都镶进了一段岁月，没有人能够拒绝它，区别只在于选择唤醒还是遗忘。
这份名单的提供者是王友琴。她的著作《文革受难者》新近出了日文版，她在《致日文读者》中写道："在我的调查所及的北京的十所女子中学里，在1966年8月，有三名校长和三名教员被红卫兵学生活活打死。又如，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1960年毕业的一个三十多人的小班，大多数人当了中学教员，其中有三人在1966年8月被红卫兵打死，《文革受难者》中写入了三人中的二人。在1966年8月，"红卫兵"组织在毛泽东的指引下兴起。据当时的"内部"统计，红卫兵在北京打死了1，772人，最多的一天打死282人(9月1日)。"
王友琴是最早试图描述、定性"红八月"暴行的中国人。她写道："在《文革受难者》书的献词里，我用了「群体性迫害」的说法。那本书里有659名受难者词条，我也还收集了更多的资料可以写《文革受难者II》。文革受难者的死亡都是非常悲惨的。他们不但不是在家中或者医院的病床上去世，甚至也不是由刽子手的子弹或者大刀一下子杀死。他们被用拳头棍棒在长达几小时甚至几天的折磨中死亡，或者，在遭到酷刑和监禁后'自杀'。……在历时三十年的广泛的调查中，我还没有发现一座学校，那里没有发生过暴力攻击教员。我也没有找到过没有被学生打过的校长（包括大学，中学和小学）。而在历史上，「校长」从来没有像「盗贼」「杀人犯」那样成为一种受到严重惩罚的罪犯。"
对教师的虐待和杀戮，强烈反衬了一个儒家治国千年的华夏民族。然而，共产党这个基本由农民组成、却靠欧洲来的一种理论所武装的集团，它的敌人其实是所有人，尤其是有知识的人。1966年的"红八月"，早就由前面的镇反、三反五反、反右、四清等等"血红"所铺垫。毛泽东用一个外来语"阶级斗争"掩盖了压迫的实质，一直到中国出现了一位具有前卫批判性的青年，一针见血地揭示"红八月"的性质，是出身、社会身份和地位的压迫、歧视，是一种前现代的野蛮"血统论"。遇罗克在现代中国的意义，就是马丁路德金六十年代在美国和西方的意义；他在中国的黑暗时代，先知式的窥破毛氏宗教、大众迷狂和权力奥秘，他为此付出了27岁的生命。反对和禁止各种形式的歧视，今天成为普世价值。
此刻，沙龙现场的屏幕上，投放了遇罗克版画头像和卞仲耘遗像，两位受难者交替凝视会场。主持人谷安民介绍了这次请来的两位讲员：遇罗克的弟弟遇罗文、卞仲耘的学生张敏，两位"红八月"的见证人。
五十年前的8月4日，张敏所在班级里，开了一场"女学生批斗会"——她此刻演讲，第一次披露了这种"文革奇观"：教室里课桌统统靠墙摆放，留出当中空间，"红五类"一律坐在椅子上，约二十人（这是一所党中央常委的女儿们必读中学），"非红非黑"（教师、医生、职员出身）的学生们只准坐在地下。这里的一个"潜规则"是：坐椅子的可以打人，坐地下的只允许批判。
"黑五类"一字排开低头站在黑板前，一共十名，至少四人的父亲是国民党军人，还有美国归来的石油专家、小业主等。他们被勒令逐一大声报出自己的出身、揭发父母的"反动言行"；同时还要唱歌和念白，歌词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要是革命就站出来，要是不革命就滚他妈的蛋！"张敏记得，当时的女孩子们还不习惯骂脏话，"他妈的"说得都不流利。期间还伴以殴打、浆糊、墨汁浇头。如此折腾了两个多小时，忽然教室门开了，来了一个高年级女生说"可以了"。一切似乎都是事先安排好的。张敏不懂的是，"红卫兵"为什么知道每个学生的档案资料？
"大操场上烟尘滚滚，所以王晶垚说那衬衣口袋里还有尘土，人又多，又都在活动，又推又搡，又打又闹……卞校长他们后来又被带到小操场挖土……。"张敏接下来叙述第二天她所目击的现场，她被同班的女红卫兵押解到广场上来"观看"批斗黑帮。"我离卞校长最近时大概两米远，看到这么多同学，有人手里拿着桌椅腿儿，上面是带钉子的，眼看着钉子刮破卞校长的衬衣，打进皮肉，就是一个紫点……我永远都不会忘记，卞校长的乳白色衬衣，是柞蚕丝的……。"她质疑，8月5日卞仲耘被打死，是众人失手，还是有指令让她们可以打死，至今是一个谜。
遇罗文其实是在张敏前面演讲，他提出一个极富深意的命题：群众骚动与权力的关系。他先简略介绍了"红八月"中的两个事件。一个是北京"榄杆市事件"，厡在张学良军队做军需的李文波和妻子被红卫兵批斗，李急切中曾抄起菜刀，当场被打死，但这个事件却被宣布为"阶级敌人的反革命报复"，不久国家总理周恩来，又在公开集会上宣布判处李文波夫妇死刑，李的妻子刘文秀后来也被政府处死。王友琴在研究中也指出，"李文波事件立刻在全市范围内成为红卫兵掀起更残酷暴力高潮的借口"。另一个是"大兴屠杀事件"，遇罗文写过一本《大兴屠杀调查》的书，他介绍当时大兴县一个公社就杀死了325人，22户绝户，年龄最大80岁、最小才出生83天。
他说，刚才我们看片子里"红八月"打老师的场面，好像是学生自发的，好像是政府失控了，其实不是，相反是政府在背后控制的，凡是这一类不可思议的坏事，政府不允许就绝对不会发生。
从五十年前大兴县屠杀，直到近年来的抵制日货、韩货，背后都有一根看不见的权力教唆和操控的草蛇灰线。遇罗文说："在中国这样一个严密控制的社会中，任何民间发生的大规模事件，不可能自发产生，不是当局背后操控，就是默许的，是政府行为；这个当局，也必定是最高层。"
三、多數人暴政：「文革」的一個側面
實際上，五十歲以下的中國人已經不知「文革」為何物了，所以當他們陷入「大眾暴力」，無論是肢體的還是「語言暴力」，都辨認不了這是「文革回來了」，而且大眾暴力至今還是中共得心應手的武器，施加於知識分子以及後文革的世代們，尤其管用。芙蓉鎮裡那句「運動了」也變得陌生，對中國不是件好事。
在近現代世界里，足以同德國納粹集中營比肩的大毀滅行為，中國大陸的「文革」是極罕見的幾樁之一，可是中國人至今對它沒有反省和懺悔。其緣故當然首先是中共諱莫如深，但全民族反省的障礙，也深藏在幾億參與者的心底，因為這是人類史上難得如此徹底的一場「多數人的暴政」。如今四十歲以上的大陸人，有多少是手也乾淨心里也乾淨、沒污辱也沒曲解過自己的親人或他人的，真是天知道。大家都有些讓那個梟雄毛澤東擔去全部責任便心安理得的味道。
不錯，若沒老毛，「文革」發生的機率大概是百分之一，即使發生也不至于人倫滅絕如此。毛澤東的确是一個搞「多數人的暴政」的大師，這套技術他是從江西蘇區清"AB團"、延安整風反王明就千錘百煉出來的，「文革」給他在八億人的更大範圍中又試了一次。假如中國人不清算這一套，真是白受了一場浩劫。
全民發瘋、人人成為一個無所顧忌的施暴者，在任何一個尚有起碼常識和秩序的社會都是做不到的。毛能做到的訣竅，其實很簡單：他是在不同時間里，給不同的「多數」以施暴的理由和目標。前幾天我們幾個人的一次漫談涉及到這個話題，「文革」中入獄近十年的作家張郎郎先生，對此歸納了一個絕妙的觀念﹕「安全暴力」，指施暴者獲得某種心理安全。
「文革」是以極野蠻原始的「血統」恐怖開張，被整肅的對象最初只是所謂「地富反壞右」，施暴行為從北京城的中學開始，高干子弟的恐怖組織「聯動」到處橫行，"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血統論」風靡全國，它使社會以先天出身為標準自動分裂為「施暴者」與「受虐者」，但兩者並非自覺「理所應當」。1966年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接見一個女中學生，名叫宋彬彬（中共現存「八大老」宋任窮的女兒），接受了她的一個「紅衛兵」袖章以後，毛說道﹕怎麼"彬彬有禮"呢？叫"宋要武"嘛！宋彬彬所在的是一所很著名的女子中學，校党總支書記卞仲雲就是被一群十五六歲的「丫頭們」活活打死的。毛澤東的"要武"口令，就是最先挑唆出身共產黨幹部家庭的中學生，給他們以施暴的「安全感」。如今去分析會很奇怪，毛搞「文革」不是要整當權派嗎，怎麼先給了「當權派的兒女們」以生殺予奪的大權？這是所謂「安全暴力」的第一次出場，「施暴者」與「受虐者」是誰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建立「多數人的暴政」的一個遊戲規則﹕施暴者要心安理得、肆無忌憚。
接下來馬上就輪到當權派去作「受虐者」了。毛想打倒劉少奇的動議，在當時只有十幾個人的中央政治局里，絕對是少數，他必須借助一個"多數"；而要把「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國家主席拉下馬，又必須讓整個官僚集團（對共產黨而言就是整個「党」）"陪綁"不可，這就需要借助一個更巨大的"多數"。據說，劉少奇在人大會堂與毛最後一次見面時，就曾說﹕我解甲歸田，請不要再整各級幹部，毛笑笑不作答復。他很知道打倒一個國家主席不搞"多數的暴政"是荒唐的，毛澤東這麼一個光棍型的獨夫，自己心理上其實也需要施暴的「安全感」。這一回他把「安全暴力」給了全民，好象你對這個制度不滿這次都可以發泄，「文革」具有的反共產黨體制的微妙色彩，即來自這里。我至今覺得，這個體制的很多受害者當時都誤讀了毛澤東的話，以為真的可以「造反有理」，其悲劇性一如五七年的右派被毛「引蛇出洞」。所謂「造反派」與「保皇派」的分野，雖然有對體制「親和」或「反叛」的因素，但更本質的是大家都獲得「安全暴力」，演成全國性武斗，其結果恰是大家都沒有「安全感」，在這個混亂期，「施暴者」與「受虐者」的界限不存在了。「多數人的暴政」會產生「輪流上斷頭台」的效應，這是法國大革命的景觀，但在六十年代中期的中國，卻是全民都淪為「受虐者」，「施暴者」只剩一個毛澤東。這正是他所期望的局面。
毛澤東收拾這個局面的辦法，是他第三次重新界定「施暴者」與「受虐者」的身份，1968年開始所謂「清理階級隊伍」運動，把一切與1949年以前政治和社會有關的人，統統列入另冊「待審查」。在我的記憶里，這是最恐怖的一次，「受虐者」成為懸在當時四十歲以上者及其家屬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隨時可能落下，預設恐怖的範圍幾乎覆蓋所有人，以至「施暴者」第二天就可能成為「受虐者」，施暴者是在恐懼中施暴，「安全暴力」徹底變成每一個人拚命對他者施暴只單純到為了自我保護。人與狼的界限沒有了。
達到此境，連那個最後的施暴者毛澤東也沒有事實上的安全了。荒誕的正好是，他最大的幫凶林彪，此刻正處于當初劉少奇「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位置，日日在恐懼中，終于為了自保而要刺殺毛了。這是「安全暴力」的終結。毛待收拾掉林彪，自己也接近崩潰了。
這場"多數人的暴政"生靈涂炭的後果和對人性的摧毀，至今還是兩筆糊涂帳。後一筆尤其值得研究。「多數」能夠為廣泛的過激行為提供"理由"， 本是一種民粹主義，但破壞達到一定程度，社會就會以更大的權威來恢復秩序，這是法國大革命催生出拿破侖專制的道理。中國這場"多數人的暴政"的情形很特別，最高權威毛澤東不僅是暴政的根源，而且他的權威始終沒有被懷疑過，以至社會的法紀和道德一直走到全面淪喪的境地。研究這個過程是政治學的範疇，如今「文革」已是美國政治學的一個「顯學」，但也只能到此為止，無法逼視更深的問題——"多數人的暴政"在中國出現了霍布斯所說的"人與人的關係"倒退到"狼與狼的關係"的蠻荒境地。到這種境地，還能限制上述「施暴者」行為的，只剩下每個人自己心里的人倫防線，我們今天才驚訝地發現，那時的大多數中國人心里根本沒有這條防線。這就是「文革」後巴金老人萬分痛苦的一件事，他問自己﹕孩子們怎麼一夜之間都變成了狼？
這才是「文革」研究最大的挑戰。人倫防線是一個文明最原始的成果，也是它最後的底線。這條防線在中國文明中是由儒家經歷幾千年逐漸建構起來的，卻在近百年里被輕而易舉摧毀了。摧毀的明證就是「文革」。其實不止「文革」，許多中國人不願相信大陸上居然有"人吃人"的事情發生，但在1959年至60年冬春之交的大饑荒中，河南、安徽都出現了歷史上「易子相食」的慘狀，那是人在生存絕境中人倫防線的崩潰。「文革」則是一個純政治性的生存絕境，毛澤東所刻意縱容的「施暴者」也是把生死悠關臨駕于「受虐者」的，而且在"多數人的暴政"中，「施暴者」與「受虐者」的角色互換是個體所不能控制的，兩者互為威脅和誘惑，一直墮落到人相食的境地，如在廣西發生的情形，我們無法確定，究竟是中國傳統的人倫防線不能抵御如此殘酷的政治環境，還是它早已不存在了？可以確定的是，中國人除了這條傳統的人倫防線，再沒有其它東西，如西方文明中設在人與上帝之間的善惡界限。這讓我聯想到一個很著名的意境﹕本世紀初魯迅說他從中國幾千年傳統中只讀出「吃人」二字，他大概絕對想不到，掃除了這個「吃人」的傳統之後不過半個世紀，中國真的是「人相食」了。
這是比奧斯威辛還要難堪的一個人類恥辱。
四、滿街都是劊子手
八十年代我涉足「文革」暴虐歷史，一上來就碰到兩大血案：安徽黃梅戲劇團女演員嚴鳳英自殺後被剖腹、北京師大女附中校長卞仲耘被活活群毆致死。震驚之余，我仿佛聽到歷史深處有一股咆哮——如此沈冤若不能被公義所紓解，天良豈能安寧？一個文明幾千年都在乎「人命關天」，難道吞咽得下這「茹毛飲血」的幾十年？
接下來二十年表面繁榮，內里依舊血腥。我不敢妄言上帝是否蒞臨中國，但我看到天良的掙紮，她拒絕隱沒——那民族創傷，驅動歷史記憶如地火，在民間暗自流轉，塑造著「記憶社會化」，推動受害者言說，漸漸顯身為公開論述，其中最著名的，包括丁子霖尋訪「六四」死難者、王友琴調查「紅八月」罹難受虐教師、胡傑獨立制作紀錄片《尋找林昭的靈魂》、五七年右派向共產黨公開索賠、廖亦武對倖存地主群體的口述實錄等等，而追尋數千萬死於飢餓民眾的楊繼繩《墓碑》，可謂最新一次宏大的高潮！
1、犧牲受害者
國際知名政治轉型專家Louis Bickford，界定轉型正義是指：
『原先不民主的社會，如何處理過去所发生過的人權侵犯、集體暴行、或其他形式的巨大社會創痛（包括種族滅絕或內戰），以建立一個比較民主、正義、和平的未來」。』
政治學上稱此為「追溯正義」（retrospective justice）。無疑，不論是二戰後對德國納粹反人類暴行的追究，還是南非種族迫害的「真相調查」、南美對前軍政府暴行的追討、東歐各國對共產黨罪惡的清算，無一例外是「轉型後」的追究與矯正。
此一前一後，大相庭徑。當下中國民間，調查追究執政當局歷史上的反人類罪行，似無前例。台灣在威權體制主動放棄獨裁、主導政治轉型的背景下，實行「追溯正義」，亦為罕見，也對大陸发生強烈的啟迪作用；然而台灣的「轉型正義」經驗特殊，也有「夾生飯」之嫌，民間頗感不平。
中共不僅拒絕蔣經國式的「和平轉型」模式，更是強烈防堵九十年代共產體制大坍塌的「蘇東波」效應在中國发生，以國家力量反「和平演變」、維持穩定，無所不用其極，中國民間的「追溯正義」，发生在這樣惡劣的政治環境下，對此我們能做怎樣的延伸解讀呢？
首先，民間得以在「轉型」前追溯正義，卻是中共預留的空間，因為它對自己的歷史沒有信心——鄧小平對毛澤東的二十七年，雖不敢「砍旗」非毛化，卻是「不爭論」的；江澤民對鄧小平的「六四」，不敢翻案，但偷偷地減弱定性……這種合法性的斷裂，變成每一屆「黨中央」都在默認甚至鼓勵民間質疑它的前任，去追溯那個時期的「正義缺陷」。歷史地看，鄧小平為挽救執政危機，否定文革清算「四人幫」，尤其八十年代胡耀邦主持的「平反冤假錯案」，也算一次準「追溯正義」，而這點「正義」，恰是「鄧改革」的合法性來源，雖然由官方主導轉型，也是「夾生飯」，近似台灣做法。
那麽，鄧的「文革清算」，是否具有「道德恐懼」性質？一位海外華裔回憶一九八○年受鄧小平接見，親耳聽他吐露真言「我們共產黨對人民犯了罪」。這則內幕進入公共話語，引起巨大震驚，其效應與其說是坐實了中共驚人的歷史欠帳，不如說是滿足了民間關於「中共怕清算」的預期感，並勾引人們提前支付「寬容」的認同。雖然此類和平轉型的渴望，或許不過是「大崩潰」憂患的另一種表述而已，我卻驚訝有人為什麽看不到，二十年前鄧小平下令天安門鎮壓，依仗的正是毫無「恐懼感」。
與此並列的，還有民間「單方和解」的沖動，反覆向中共发出呼籲，顯示了這種轉型前「追溯正義」，正努力變成「轉型」本身。但可疑之處是，人們對「轉型正義」機制比較茫然，那是從一再被援引的南非「和解」模式即可瞭解到的——南非模式的一個主環節，是圖圖大主教受命於曼德拉，先主持「真相調查」兩年多，共聽取兩萬三千多位受害者或目擊者的證詞，最後形成五大冊調查報告。沒有暴行調查，「正義」無從生成，談何「追溯」？又怎能「寬容」？
轉型前的「追溯正義」無可非議，但它也誘发種種政治幻覺，而所謂「防止中國崩潰」，並非與中共「和解」可以獲得，毋寧這樣的「和解」，是以犧牲受害者做交換的，更不要說中共寧願中國崩潰，也不跟你交換政權。
2、「人亡政息」說
中國人曾一直相信，這個黨「有改過自新能力」，這既是轉型前「追溯正義」成為可能的一個因素，也是中國民間保持「和平轉型」巨大期待的誘因。曾幾何時，這個神話已經終結，中國人卻遲遲不能接受。
即使從政治轉型的角度去看，鄧小平也做了某種「轉型」——從全能主義轉向後極權，他的「實用主義」曾獲舉世稱譽。但是「改革」一旦觸碰政體，就產生了一個悖論：挽救執政合法性，跟黨內合法性，恰似水火不相容。趙紫陽的悲劇，是一個最好的例證，他在八九沖突中，冷靜透徹地看出學生運動與「顛覆政權」絲毫不相幹，輕易便可化解，而動用暴力鎮壓則是最愚蠢的下下策，將徹底葬送執政合法性，如此明智的政治考量和決策，卻在中共僵化的體制內部，得不到理解、認同、擁戴，一句話，沒有合法性。此時鄧小平的頭腦里，一點實用理性都不剩，徒然成了一個草木皆兵的昏君。
一般而言，鄧與趙的改革理念，都是「救黨救江山」的權宜之計，但趙紫陽得了鄧之「實用理性」的真傳，有執政成本的概念，鄧卻停留在打江山時代不計代價的「低級層次」。政治不講成本，對任何國家而言，都非常可怕。當年開了殺戒，鄧小平才恍悟到那成本，但他安慰「屠城派」：只要我們把生活搞上去，老百姓就會忘掉天安門，這就是後來確保GNP年年以十遞增的一個政治遺囑，鄧小平要拿中國的「江山」（nature）去換他的「江山」（dynasty），他的繼承者的執政目標，就是執行這個政治遺囑，於是這個王朝也只好「人亡政息」。
中共的癌癥是腐敗，那是因為它必須綁架所有中國人去替它還債，不腐敗怎麽做得到？其後果由網路上一文作了描述，頗為精彩：
『六四若平反，我們會有幾十萬甚至幾百萬黨的幹部被反貪局審查，很多人要被槍斃。中國廉政公署的傳票會像雪片一樣飛到歐美各國刑警那里，通緝在國外安享天年的離退休幹部。美國加州的許多豪宅，因屋主無法再繳納房產稅而被銀行查收，荷蘭的紅燈區立即失去三分之二的生意，法國香榭麗舍大街的商店會冷清一半，德國賓士和寶馬工廠將有大批工人失業，就連泰國的遊樂區的生意也會突然爆跌。如果說十年前世界需要中國腐敗，那今天的世界就已經離不開中國的腐敗了……』
世人皆言鄧小平沒有蔣經國開明，其實談不上「開明」二字，根本是一個愚昧的問題。以「追溯正義」為例，對「二二八」的責任，民選上台的李登輝，不對蔣介石深究，只描述為「失察」；輪到陳水扁當總統，改為「蔣介石是事件元兇」，並摘除「中正紀念堂」匾額；再輪到馬英九上台，又將匾額掛了回去。如此拉鋸，看似可笑，卻都要經立法院投票。台灣政治學家吳乃德教授指出，「國民黨要保護的或許不只是其領袖的神聖歷史地位，同時也是中華民國的歷史延續，」畢竟國民黨沒有「人亡政息」。
3、「代罪羔羊幫」
試看今日之神州，歷史一派模糊，晚近六十年幾成灰燼，只有毛澤東的孫子在北京被人當猴兒一樣耍著，還依稀令人想起荒謬年代，卻也擋不住公正、罪行、寬恕、受害者、施害者等等論說，頑強地走進公共話語。
前述兩大血案受害者，一位是盛譽天下的名演員，一位是京城排名第一的女子中學校長，說明政治尚未轉型，即便是受害者，也是身後社會資源豐厚者，先出頭天，引起社會關注，而千萬普通受害者還在無人問津的境地。卞仲耘被害一案，更由於該校女紅衛兵宋彬彬，曾是「八一八」重大歷史「真人秀」的主角，而注定要被公共話語鎖定。榮辱在轉瞬之間，便是歷史的冷酷，可歎當年花季少女們不可能了悟於此。
歷史被蒙蔽，當年的施害者也可能淪為某種程度上的「受害者」，這頗為反諷。宋彬彬及其辯護者們的委屈，是極淺顯的：明明是毛澤東的責任，怎麽能叫一個女孩子來承擔呢？「要武嘛」這句經典毛式戲謔之語，隨機借由名叫「彬彬」者而发出，饒是雙關語之巧妙，也生動地深嵌進歷史，而它來自天安門城樓之上，霎那間成為虐殺天下無數蒼生的一道權杖，後人雖不能妄斷那女孩接了這權杖，但她如何從這歷史細節中摘出來自己，雖不是一個法律的問題，卻不免還是牽扯道德和正義。
有一個不太貼切的比喻——「代罪羔羊」（Scapegoat），說的是猶太教贖罪日獻祭兩只羔羊，令其帶走以色列人的罪孽、過犯；到基督教這里，耶穌便是「代罪羔羊」。所以中國文革施害者們，有沒有這份殊榮，全看他們的造化了。這個宗教典故引入不信教的中國語境里，似可暗示毛澤東未被清算之前，他造下的種種罪孽，須得由「代罪羔羊」暫時認領下來，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情。歷史在中國一向匆匆，中共護著他們的毛「神牌」，受害者冤魂不得安寧，世道人心自然要拿施害者是問了。
在「施害者」這個話題中，德國作家兼法官本哈德.施林克（Bernhard Schlink）的小說《朗讀者》（The Reader或譯《生死朗讀》），是最先鋒的詮釋，他用文學試圖證明，只有施害者的救贖成為可能，司法和正義才成為可能。因為所謂「無辜」，其實是一種前知識、前良知的狀態，你可以懲罰一個罪人，若不能使他認罪，「正義」便沒有真的落實。施林克刻意將前納粹女看守漢娜設計成一個文盲，卻酷愛古典名著，營造出一種「無辜」的張力；文盲使她在「社會資源」上成為一個徹底的弱者，為掩飾文盲而去做集中營看守，又為了保護這點隱私，而在法庭上獨自認下大罪，只好終生坐牢。
但在獄中漢娜學會識字，認識了「大屠殺」歷史，良心发現並認罪懺悔，祈求被害者原諒，也做出象徵性賠償，雖然她終於不能返回社會而自殺身亡，但是救贖和正義皆勉強達成。漢娜的悲劇具有很廣泛的象徵意義，如中國文革中，再具體到北京師大女附中，參與群毆卞仲耘的絕大多數人，可能都是籍籍無名的各年級女生，也談不上「社會資源」，的確是該案的「施害者」，應當承擔法律責任，而大名鼎鼎的「宋要武」，據說沒碰卞校長一手指頭！
戰後德國第二代的道德掙紮，是小說的副線，同樣震撼人心，而中國的「八零後」，恐怕都不知道有「文革」這回事。文革當年「老子英雄兒好漢」的紅衛兵們，而今都到了「耳順」之年，學識上最不濟的也有大學文憑，留洋博士如過江之鯽，早已溢出「無辜」的範疇，且至今蔭蔽於父輩權勢，「社會資源」豐沛，大多是社會名流，道歉者似乎只見陳小魯一人？多數良知尚未蘇醒？麻省理工學院博士宋彬彬不幸又成為這一群的標志性人物。
4、「滿街都是潛在的劊子手」
受害者施害者，背後是更為廣闊的一個含義：「共業歷史觀」。民族創傷是全民共同的記憶，中國人都是「文革」的共同受害者。陳芳明論及「二二八」事件，認為「在事件的陰影下，社會內部的每一份子都有被悲情綁架的痛苦，因此，在看待歷史時，把事件的苦難當作全體島上住民的共業，視為所有台灣人的共同枷鎖。」
與德國納粹世道相比，中國「十年文革」也許有很多差異，但有一條，即老百姓被領袖（元首）裹挾為幫兇，規模之巨大，全世界找不到第三個；但在「追溯正義」一端，又由於制度環境與文化的差異，兩者大相徑庭，所以《朗讀者》展示的反省、救贖的精神層次落實到中國，尚為遙遠。中共「不糾纏歷史舊帳」，封塵文革罪惡，可視為另一種「閉關鎖國」，禁錮中國人之心智於歷史教訓和普世價值之外，耽於物質滿足而無他求，這種社會一旦崩解便成人間地獄。
人類社會演成暴民亂世，到二十一世紀並無減弱的趨勢，反而於今為烈。台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发起人之一林雪芳，在評價《朗讀者》之余，分析施害者的全球現象：
『以種族清洗與種族屠殺而言，學者大多認為，大部份尋常百姓在意識形態煽動與實作『磨練』下，都不難變成大屠殺的劊子手，危機狀況下尤然。大屠殺的劊子手不必是變態狂或邊緣人，大部份老百姓都無法抗拒現代操控機制下的洗腦，換句話說，滿街都是潛在的劊子手。單單前南斯拉夫與盧旺達就都有數十萬人參與屠殺自己的鄰居、親友，全世界的施害者更是以百萬、千萬人計的。這是一個嚴重的普世問題。』
一個社會從苦難中掙脫出來，若不能超越受害者與施害者之間的恩怨，則無從建構全社會成員的基本信任感——「公民信任」（civic trust），設若中共隱瞞歷史、禁錮民智，後果乃是不需要再出一個毛澤東，文革再現可在須臾之間，「滿街都是劊子手」那一幕，降臨中國還會遠嗎？
五、文革远未成为普世记忆
文革未被這個體制清算，它就被老百姓遺忘了，中共通過沉默而遺忘文革，很弔詭的功效是，文革所代表的「造反精神」恰恰是它最忌諱的，這說明文革、造反派，甚至紅衛兵，對中共這樣的集權制度，乃是一個大忌，所以中國人徹底遺忘毛澤東，未必是最好的；另一面則是，鄧小平及其接班人們，視八九學運為一次「紅衛兵造反」，直接用坦克機槍鎮壓，可是他們卻從來沒有從思潮、理論上清算過文革，如此注重意識形態的這個黨，實際上犯了一個錯誤，不清算文革便是留下了造反的思想火種，還不要說習近平打算再搞文革有多愚蠢。這是2001年我在紐約市一個會場上的感想。
我刚才坐在下面听，有一些人在提问，我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我们在讲一件事的时候，比我们年龄小的人，三、四十岁左右的人吧，他们根本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你在叙述一件事时，已经无法穿越你的年龄的界线。
五十年的历史就已是断层的，而并非一百年，再往前看，历史断层则更厉害。我对"文革"其实并没有研究，会议邀请我来谈一下，我接受的原因，是因为我非常赞成像王友琴与丁抒他们做的这些工作。对于王友琴默默无闻，完全靠自己的钱来调查、研究一九六六年学生打老师的现象，并且坚持不懈十年多的钻研，我很为她这种精神所感动。所以我接受此次邀请，但却不知说什么才好。
那么从何说起呢？我刚刚收到一个朋友给我的电子邮件，他是一个向美国出版界即书商介绍中国文学包括大陆、台湾、香港这些地区的小说、散文等的那么一个人。他的电子邮件是用英文写的，我现在把他翻译成中文。他说：
『我并不认为非常优秀的散文，比如像杨绛的《干校六记》，现在可以介绍给非中文的读者，这里的主要原因是"文化屏障"，现在的"中国的经验"，还没有能够被西方的读者所了解。很多非犹太的读者已经可以大量地读到关于"大屠杀"书籍；很多非法国的读者可以读到关于"法国革命"的书籍。它们两者即"大屠杀"与"法国革命"的事情已经跨越了国际的边界。』
但是我们的'文革'远远还没有成为世界的记忆"。这就是他跟我说的问题。其实，三十岁以下的中国人，都不知道我们在说些什么了。他的这个问题，我觉得提得非常好，他完全从一个出版者的角度来看问题。那么这是什么原因促成的呢？我们可以做很多理论研究，但我在这里简单地谈一点我的看法。
我觉得国际上对"灭绝、屠杀犹太人"，这个事实，是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价值判断的。对于灭绝、屠杀犹太民族的行为，所有参与屠杀的纳粹罪犯都要受到审判，逃避审判的人直到今天还是要被追捕。
那么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在国际上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价值观念吗？没有，至少我知道美国的学界没有。美国的学界有许多左派，即所谓的"新马克思主义者"，当然他们都是很好的人，都是些学有所长的学者，但他们直到今天都认为"文革"没有错。有一位很有名的教授叫弗雷德里克·杰姆逊（Fredric Jameson），他教了很多的中国学生，而这些学生对现在的中国大陆影响非常大，目前中国大陆出现了一个叫"新左派"思潮，鼻祖就是我们的杰姆逊先生。他对中国的"文革"写了很多东西，但是这里的中国人圈子里没有人谈论他。（今天可以從網上搜索到：他当代美国最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评论家和理论家，同时也是一个文化批评家。他的后现代理论已成为当代西方文论的经典叙述。）
後來王友琴推荐给我一篇文章，作者叫郭健，文章题为《杰姆逊与中国文化大革命》，文章发表在一九九九年的《万象》杂志上。介绍杰姆逊在一九八四年发表的一篇叫《后现代主义和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杰姆逊用热情的笔调赞美"文化大革命"，认为"新中国是完整的社会实践，在世界史上无与伦比，人做为集体对自己的生命有了把握"等等言论。这样的文章，在中国竟然受欢迎，所以你可以认为"文化大革命就是好"，这个论调直到今天，在中国还是有相当市场。许多学者开始研究"文革"，但却不是研究"文革"的问题，而是研究"文革"的合理性。它为什么合理呢？当然我并不认为这种洋人的论调，对中国老百姓会产生什么影响。"文革"并不能成为人类共同的经验。
"文革"主要还是对我们中国人自己的感受。我想简单地谈一下我的感想。首先我认为中共并没有真正清算"文革"，所谓毛泽东逝世、粉碎"四人帮"、结 束"文革"、邓小平上台，清算"文革"的内容，基本上是老干部的一次清算"造反派"的行为。谁打过我、谁斗过我、谁整过我，我倒过来整你、清算你，把你打成"三种人"。如果说"文革"被清算过，那么在这个意义上确实是清算过，这就是老干部的报复行为。
当然"报复"的背后是权力，即邓小平要重新拿到权力，所以清算"文革"实际上是复仇与夺权；另外一点，在邓小平看来，"文革"的本质就是中共丧失政权的一次经验教训，按他的逻辑即我被罢黜就是丧失政权。因此，他的看法与杰姆逊解读"文革"是"人性的普遍解放"，则是完全风马牛不相及的。因此，作为这样的一种看法，"文革"就成了一个被研究的禁区，因为它是使中共丢掉政权的一次历史。同时，任何怀疑中共政权的思想与行为，都被认为是"红卫兵"思想。
一九八九年的悲剧，其原因不出其右。邓小平就认为柴玲他们，就是新一代的红卫兵的出现，"文化大革命又要开始了，非要镇压不可"。谈到这一点上，我们不去深入研究柴玲、李录他们的行为是不是与六六年"文革"中的红卫兵有相似之处，这是另外一个问题，甚至他们是不是在学"文革"红卫兵的做法？绝食——其实就是红卫兵的一种做法。
这在我是一个非常大的疑问，这非常值得研究。但在邓小平看来，这些学生一定要镇压，这是他的经验，也是整个共产党的"文革"经验。谁要夺我的权？谁要反对我？那就是红卫兵。这样的一种看法在共产党内是非常普遍，这当然是非常狭隘的一种看法，不可能成为什么"人类的共同教训"，根本是不可能的，这只是共产党的一种报复心理，一种独裁者的看法。我想，"文革"没有在人权、在人道的意义上得到清算。（對紅衛兵的記憶很有趣，例如今天國內對習近平搞清零、隔離所使用的人員，因為穿白大褂，而被人們痛恨地稱為「白衛兵」，無疑是來自紅衛兵的恐怖記憶。）
刚才那个女孩子的提问，她已经不耐烦我们的描述，她要求提高到理论高度。但是当我们根本没有办法描述清楚的时候，那我们又怎样研究？又怎样提高到理论高度？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很多人已经遗忘"文革"了！现在基本上想要把它描述清楚都已经相当困难，如果当"文革"的暴力细节都被遗忘掉，那么"文革"确实可以按照另外的逻辑重新建立起来，或就按照杰姆逊的逻辑建立起来，这就成了另外一回事，我相信这种可能性是完全成立的。
"文革"中毛泽东鼓吹的"造反精神"，真的流传下来了吗？在中国还有吗？过去我认为是有的，中国大陆到海外来的人，总是被其它地方来的华人视为具有"斗争性格"，这是因为"文革"造成的，都是"造反派"嘛。其实这几年我发现，毛泽东的"造反有理"早就已经不存在了，如果还存在，共产党在"八九"年杀了人以后，直到今天，没有遭到中国的任何人的强烈反抗，整个中国十几亿人还生活在一个大谎言里，并没有什么"造反派"出来造这个反，红卫兵已经永远没有了，这种精神不存在了。
（本文作者在2001年夏「文革三十五周年研讨会」上的发言）
北京之春-2001年9月号
柴静对话严歌苓：有人说《芳华》为文革招魂，作为原作者，我恨死了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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