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肚肚 新新新默存 2026年1月31日
文/邹自横去年12月下旬，因长期通胀、货币贬值与生活成本飙升，伊朗多地爆发抗议活动。然而，这场由经济困境点燃的抗议迅速被镇压，网络被切断，街头被清空，参与者被逮捕，社会重新归于表面的沉默。抗议失败并未带来安定，而是留下了一种更深的集体无力感，人们知道问题无处不在，却也知道自己无处可去。这种失败的记忆，如阴影般悬挂在每一次公共讨论之上，成为理解当下伊朗民间心理的底色。过去四十余年间，从学生运动、妇女解放运动、劳工抗争到多轮全国性示威，伊朗几乎所有社会抗争都以失败告终。街头一次次被清场，组织一次次被瓦解，领袖一次次被捕或流亡。每一次抗争都短暂点燃希望，又迅速被碾碎为更深的恐惧与疲惫。正是在这一连续失败的历史记忆之上，在今日伊朗，一个近乎荒诞的景象正在发生，那位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总统，竟在伊朗本土民间激起如此强烈、持久且高度情绪化的政治投入，甚至成为相当一部分人关于自身社会命运的全部想象与寄托。本文无意、亦无必要评价特朗普本人之政策得失、政治品格或道德争议，更不试图对其历史地位作任何规范性判断。特朗普在美国政治中的功过是非，自有其语境与讨论场域，与本文关注的核心问题并不构成同一层面的对象。本文所分析的，并非"特朗普是什么"，而是"特朗普为何会在伊朗社会内部被如此不同地理解、投射与想象"。换言之，分化的关键不在于这位美国总统本身，而在于伊朗社会在长期受挫、出路封闭的结构条件下，如何将自身的希望、绝望、愤怒与恐惧，集中投射到一个外部符号之上，并由此裂解为彼此否定的两种心理与政治立场。围绕特朗普的政治取向与历史角色，舆论迅速裂解为"川粉"与"川黑"两大阵营，分歧之剧烈，几近敌我对立。争论不仅没有停留在政策、制度或国际关系层面的理性讨论，反而不断下沉，滑向对人格的攻击、对动机的审判，以及对政治立场的彻底否定——一种更原始、也更残酷的政治表达形式。这种分化并非凭空出现。自上世纪末以来，社会公共讨论内部始终存在关于路径、节奏与策略的差异：有人寄望于渐进改良，有人强调结构性限制；有人主张在现有框架内寻找空间，有人更早意识到天花板的存在。尽管争论激烈，但当时仍普遍相信"社会进程尚在展开"，人们讨论的是"如何前行"。进入新世纪后，公共空间逐渐收缩，社会行动屡遭阻断，争论从"如何前行"转向"是否仍可能前行"。但即便如此，分歧仍主要是策略层面的，并未演变为彼此的根本否定。而围绕特朗普出现的这一次分化，则在性质上发生了根本变化。过去三十年的所有分歧，与之相比，都只能算是前史。这一次的分裂不再是同路人之间的争吵，而是对"是否仍然站在同一条路上"的彼此否定。争论不再围绕具体手段，而直接触及底层判断：究竟应当如何面对天花板，如何看待外力，以及这种期待是否正在反噬自身珍视的价值基础。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这次分化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撕裂性、道德化与不可调和性。它不再允许"保留分歧"，而是要求站队；不再承认"动机复杂"，而是迫使彼此接受道德裁决。争论的对象表面上是特朗普，实质上却是本土在高度压缩下，对自身处境、对未来出路、对文明代价的一场内部对峙。它标志着的，并非某一次判断的对错，而是一个时代内部共识的彻底瓦解。如果说围绕特朗普的争论只是一个表层现象，那么其下真正发生的，是本土公共心理的一次深层断裂。这种断裂并非简单的"是否支持某位美国总统"，而是在持续压缩之下，对"你究竟要怎样的世界"的根本分歧。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川粉与川黑的争执才会呈现出如此强烈的情绪化、道德化与不可调和性。"挺川派"的经验结构中，制度示范或长期演化屡屡受阻，在这种长期受限的环境下，人们逐渐形成一种深刻的无力感。正是在这种心理结构中，外部强人被赋予"撬动僵局"的象征意义。这种"终于有人敢狠狠干它"的姿态，本身就具有极强的心理释放功能。讨论其是否尊重程序、是否破坏美国民主，往往被视为"不合时宜的洁癖"，甚至被指责为对大局的背叛。因为在他们的经验里，道德、规则与程序并未真正保护弱者，反而常被强权熟练运用为控制工具。于是，"先打破僵局"被置于一切价值之上，而任何可能削弱这一目标的顾虑，都被视为站错了历史一边。而"反川派"的逻辑则恰恰从另一个断裂点出发。他们同样希望现实格局发生改变，但他们更为警惕的是如果本身正在以侵蚀民主制度、瓦解自由价值为代价，那么这种改变究竟还剩下什么正当性与可持续性。在他们看来，特朗普的问题在于其正在以破坏美国自身民主机制为代价——反科学、反移民、煽动族群对立，将媒体与政治对手视为敌人，要求对个人而非制度的忠诚，并在外交上频繁破坏盟友体系。这些做法不仅削弱了美国的制度信誉，也在全球范围内损耗了民主作为"榜样力量"的道德资本。在反川派的判断中，如果美国陷入长期的内部撕裂与制度失序，其结果很可能不是伊朗的加速崩塌，而是伊朗在全球叙事上的反向获胜。他们担忧的是，一旦美国的民主灯塔暗淡，西方阵营难以形成稳定合力，伊朗反而获得战略喘息空间。更重要的是，若过程以破坏制度、撕裂社会共识、侵蚀基本规范为代价，那么即便短期制造冲击，长期也可能导致更深的不稳定。他们关注的是制度连续性、公共理性与规则边界，害怕"以打破为名"的行动最终消解本应守护的价值。表面看来，这是对国际政治路径的不同判断；但更深一层，这其实是两种政治心理结构在受限环境下的正面碰撞。挺川派的心理底色，往往源自长期的无力感与反复受挫的行动经验。在制度性受限之下，几乎所有可见的路径都被逐一封堵，公共空间不断收缩，哪怕最温和的表达也可能付出高昂代价。在这样的环境中，人们极易发展出一种"习得性无助"——不是不渴望改变，而是对任何内部可能性的彻底失望。正是在这种心理结构中，外部强人被赋予了拯救性的投射功能，既然内部没有出口，那就只能期待外部的重锤。这种投射并非幼稚，而是一种被现实反复塑形后的防御机制。它将复杂的历史进程压缩为一个清晰的二元对立：要么你支持这股足够粗暴、足够直接的力量，要么你就是在为压迫争取时间。在这一逻辑下，任何对特朗普的批评，都极易被理解为对体制的"变相纵容"，从而迅速道德化、敌对化。而反川派的心理结构，则更多源自另一种创伤经验。他们中的许多人曾深度参与公共议题、法治建设或专业改革，对制度、程序与规范有着更强的内在认同。正因如此，他们对制度坍塌的风险更为敏感，也更难接受"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逻辑。在他们看来，如果过程本身正在制造一个更野蛮、更不受约束的世界，那么即便体制因此受挫，最终付出的文明代价也可能不可逆。于是，这场争论不再只是路线之争，而演变为彼此对"你究竟在反对什么、你究竟想要什么样的未来"的根本否定。挺川派往往认为反川派沉溺于道德优越感与制度幻觉，在现实斗争面前软弱无能；反川派则认为挺川派正在以反对之名，主动放弃自由主义最后的底线，为新的威权逻辑开路。正是在这种双重创伤、双重投射的作用下，争论迅速滑向人格审判与动机清洗。对方不再是"判断失误的同道"，而是"历史站错队的一群人"。这也是为什么，这一次分化如此难以弥合——因为它并非发生在一个政治空间尚可协商的环境中，而是发生在一个内部被系统性冻结、所有希望被迫外包给外力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特朗普之争成为了一面镜子，照见的并不是美国政治的全部真相，而是本土在政治终结感逼近之际，对出路的恐慌、对失败的记忆、以及对最后一丝可能性的疯狂攫取。真正的问题，或许并不在于谁更准确地预测了特朗普的历史角色，而在于当一个社会已经无法在自身内部展开有效的政治行动时，它将不可避免地把全部希望、愤怒与绝望，投射到他者的权力之上，并在这种投射的破裂中，走向自我撕裂。如果说川粉与川黑之争在表面上是一场围绕美国政治的立场冲突，那么在更深层，它实际上是哈梅内伊时代压缩机制在民间心理层面的回声。这一分裂并非源于伊朗民间忽然对美国政治产生了异常浓厚的兴趣，而是源于伊朗自身政治空间被系统性抽空之后，社会情绪只能以"他者政治"的方式被表达出来。在这样的环境中，政治并未消失，而是被强制"内化"为情绪、焦虑与幻想。结果便是，伊朗民间逐渐形成了一种极其矛盾的政治心理结构，一方面，对现实的无力感不断加深；另一方面，对"决定性改变"的渴望却并未消退。只是，这种渴望已经找不到任何现实承载点，只能不断向外投射，把自己无法在本国政治体系中表达的愤怒、渴望与幻想全部倾泻出去。特朗普之所以在伊朗民间被赋予如此超额的意义，并非因为他真的"懂伊朗"或"代表自由"，而是因为他是一块巨大的投射屏幕，人们把心里的不满、愤怒、报复欲、英雄梦、自我拯救的幻象统统投射在上面，于是形成了如今伊朗舆论场中极为奇特的景象——"川粉"和"川黑"之间的虚空之争。这种争论表面上在讨论特朗普，实际上是在讨论自己，是表达自己的无力，还是对无力的反弹；是某种情绪的出口，也是一种参与缺席后的替代性政治。正是在这一结构下，川粉与川黑的分歧才会显得如此"过度"。他们争论的，早已不是特朗普究竟有多反伊，而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生存经验与心理防御机制在激烈对撞。这场川粉与川黑之争，还呈现出明显的代际断裂。老一代伊朗人大多深深刻着历史创伤的印记。他们要么彻底绝望，转而崇拜任何可能撼动现实的外部强力；要么死守制度理性，将民主价值视为最后的精神栖居地。因此川粉与川黑，在很大程度上是老一代政治受挫经验的固化产物。而对更年轻的一代而言，这场争论却显得陌生甚至滑稽。他们成长于全面压缩的时代，从未真正经历可参与的公共政治，也很少相信"抗争能胜利"或"制度能改善"。他们更关注个人生存、逃离路径与私人生活的微小自由，对远方政治的宏大投射缺乏情感投入。在他们眼中，川粉与川黑的激烈争吵，更像上一代在废墟上争夺意义的仪式，而不是与自身现实真正相关的行动。这种代际脱钩，使得川粉川黑之争进一步成为一场没有继承者的情绪战争——声音巨大，却无法传递；立场鲜明，却难以延续。它昭示的不是政治觉醒，而是政治记忆正在断代。从阶层结构来看，这种分裂也并非随机分布。挺川派中，往往聚集着那些在现实中经历过更直接、更粗暴压迫的人，他们往往来自对伊朗现实最为清醒、同时也最为绝望的阶层。对他们而言，伊朗内部已无改革可能，任何渐进路径都被封死，制度只会自我加固，唯一的变量只能来自外部冲击。在这样的经验背景下，当特朗普以一种极不体面、甚至近乎野蛮的方式冲击既有国际秩序、公开将伊朗视为敌对力量时，这种粗暴反而被他们理解为一种久违的真实。特朗普的吸引力，恰恰不在于他"代表民主"，而在于他不再假装民主的温和外衣。他的语言不修辞，他的行为不掩饰，他对规则的蔑视与对秩序的破坏，在挺川派看来，与伊朗的权力运作方式形成了一种"以毒攻毒"的对称。既然文明手段无法对付野蛮体制，那么野蛮本身，反而被赋予了一种工具理性上的正当性。因此，挺川派并非真的不了解特朗普对美国民主的破坏性，而是在心理上主动降低了对此的权重。在他们的价值排序中，反伊不再是诸多目标之一，而是压倒一切的首要目标。民主、法治、程序、价值，在这一排序中被暂时搁置，甚至被视为"奢侈品"，只有在神权被击垮之后，才有资格重新讨论。在这一心理机制中，对特朗普的支持逐渐超出了政策判断，而转化为一种情绪与身份的凝聚点。特朗普的"敢骂、敢打、敢乱"，被解读为对既有权力结构的正面冲撞；他的反建制姿态，被投射为对全球伪善秩序的揭露；他的不可预测性，则被想象为撬动僵局的唯一变量。特朗普不再是一个具体的政治人物，而成为"终于有人不按规则来"的象征。在特朗普身上川粉投射的是"外部强力能改变伊朗"的幻想，这是一种彻底的政治绝望，是对内部改革失去信心，对社会运动失去耐心，对政治主体性彻底否定后的最后寄托。他们不是支持特朗普，而是支持一种"让别人替我们改变伊朗"的想象。越是无法在现实中发力，越需要一个想象中的"终极一击"；越是对社会运动失去耐心，越渴望一场由他人完成的历史清算。川粉现象是时代的症状，看似荒诞，实则合理。它不是病态，不是误判，而是政治灭绝后的心理自救。而反川派中，则更多包含那些仍然与专业体系、国际秩序、制度理性保持着某种关联，仍将自身精神坐标锚定于"民主世界"的人。他们同样清楚神权体制的压迫性与不可改革性，也同样希望被遏制、被削弱乃至被历史淘汰；但与挺川派不同的是，他们更敏感地意识到，反伊并不是一个可以脱离价值与制度而单独存在的目标。在反川派看来，如果反伊的过程本身正在摧毁民主制度、瓦解自由价值、撕裂社会共识，那么即便短期内对神权形成冲击，其长期结果也可能是灾难性的。他们关注特朗普的是他对美国民主所造成的结构性伤害，对科学与理性的蔑视，对移民与少数群体的敌意，对媒体与政治对手的系统性妖魔化，对联邦官员个人忠诚的强调，以及在内政与外交上的高度随意性与破坏性。在他们眼中，这些行为正在侵蚀美国民主制度的可信度，使"民主灯塔"本身开始闪烁不定。他们更强调民主制度的连续性，法治与程序的重要性，民粹政治的危险，极端人物对自由价值的侵蚀。对他们而言，特朗普最大的危险，并非"不够反伊"，而是以反伊之名，替威权政治拆解民主的合法性根基。然而，与挺川派一样，反川派的立场同样深深嵌入了一种政治受限条件下的心理防御机制。当伊朗内部政治空间被彻底封闭、民间行动无法展开、社会运动屡遭失败之后，这一群体同样失去了现实中的政治主体性。他们无法影响伊朗政治，也无法塑造美国政治，只能在舆论与价值判断中安放自我。于是，对特朗普的否定，逐渐超出了政策与制度讨论，转而承担起一种身份与道德的确认功能。通过"反川"，他们在心理上完成了一次自我区隔：我不是民粹主义者，我不是强权崇拜者，我仍然站在文明、理性、程序与普世价值这一边。在一个现实中无法实践这些价值的环境里，这种姿态提供了一种重要的心理补偿。不能改变现实，就至少保持正确；不能成为行动者，就至少成为判断者。否定特朗普，便成为证明自身"仍然属于民主世界"的一种象征性仪式。也正因如此，恨川派的批评同样容易滑向道德化与人格化。他们往往将川粉描述为"幼稚""野蛮""民粹""法西斯化"，以此确认自身的理性与文明优势。但这种优越感，本质上并不比川粉的"强力幻想"更接近现实政治。它同样是一种逃避——当现实政治无法介入时，转而在价值高地上完成自我安置。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川粉与川黑之争，本质上并非"谁更反伊"，而是在一个内部政治被封死的社会中，人们如何为自己的绝望寻找合理性。人们在互联网的表层空间里剧烈震荡，却在结构性的公共领域中几乎无声。民间情绪在表面上是躁动的，在深处却是疲惫的、碎裂的、不可整合的。这种反差正是理解整个时代的关键。挺川派通过相信"强力终将带来断裂"，来对抗漫长失败所带来的虚无；反川派则通过守护"价值与制度仍有意义"，来抵抗世界整体滑向野蛮的恐惧。因此川粉与川黑所争的，从来不是特朗普本人，而是对改变的无力、对自由的渴望、对未来的焦虑，本质上是"两个无力的灵魂对同一幻影的争夺"。两者都没有真正谈论"我们能做什么"，而是在讨论"别人应该做什么"。这种讨论不会带来政治成长。两者看似对立，却共享同一种结构性无力，都在把自己的政治主体性让渡给外部对象。然而，问题在于当这种分歧无法在现实政治中被检验、被修正、被历史过程所消化时，它就不可避免地走向道德化与敌我化。因为在一个缺乏真实政治空间的社会里，立场本身就会被赋予过度的道德重量。当制度不可批判，道德就被用作唯一的武器。你不是"判断不同"，而是"背叛了最后的希望"；你不是"路径有别"，而是"站在了错误的历史一边"。这正是投射政治的致命局限。它看似激烈、看似参与度极高，实则是一种被动的政治替代品。它无法生成组织，无法积累经验，也让本应聚焦自身的政治讨论变成了关于外部的情绪争吵，只能在情绪的自我强化中不断升级冲突。因此，这场围绕特朗普的互相攻击，并不说明谁更堕落，而是说明本土民间政治已经退化为一种情绪内战。它无法改变任何结构，却足以摧毁仅存的共同体纽带。于是，川粉与川黑，表面上互为镜像，实则同源而生，一方通过相信"外部强力能替我砸碎现实"，来对抗长期失败的无力感；另一方通过守护"价值与制度仍然高于一切"，来抵御世界整体滑向野蛮的恐惧。他们都在反对，却争夺着反对的"道德解释权"；他们都在绝望，却用彼此的存在来证明"问题不在我"。二者同样缺乏真实的政治参与，同样无法将判断转化为行动，同样只能在他国政治中投射自身的焦虑与身份。川粉与川黑的争执，不会推动伊朗的政治进程，反而在心理层面加速了民间的碎片化与相互否定。更残酷的现实是这种分裂本身，正是神权最乐于看到的结果。一个无法在自身内部形成基本共识、只能通过他国政治来寄托希望的社会，注定难以孕育真正的变革力量。因此，真正值得警惕的，并不是"你是否支持特朗普"，而是是否已经习惯于用外部权力，来替代自身无法展开的政治实践。当投射取代行动，当情绪取代组织，当立场取代经验，政治就不再是通向未来的道路，而沦为缓解痛苦的止痛药。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川粉与川黑之争，构成了一种冷酷而精确的时代隐喻。它并不是成熟政治的开端，而是政治缺席之后的畸形回声；不是公共理性的苏醒，而是主体能力枯竭后的情绪代偿。川粉与川黑都在谈"政治"，却都无法谈论自身的政治；他们激烈介入的，并非自身命运的塑造，而是他国权力的走向。当一个社会被系统性剥夺了改变自身命运的能力，它就不可避免地将希望转移出去，将愤怒置换到他者身上，把本应属于自身的未来，寄托于他国的选票、权力更替与政治偶然性之中。然而，寄希望于外部强力，本身就意味着对自身政治主体性的悬置。一个民族若长期只能在他人的阴影中想象自己的命运，那么无论争论多么激烈、立场多么鲜明，最终都只能在同一条被封死的道路上原地打转。人们越是无法讨论自身，越是会在与自身并无直接关联的议题上投入过量情绪；越是缺乏现实参与的可能，越是倾向于在符号与立场中进行道德清算。于是，争论的结果并不是澄清，而是撕裂；不是形成共识，而是不断排除异己。自由派不再是一个能够容纳差异、承受分歧、通过争论积累政治智慧的思想共同体，而逐渐退化为一个以立场取代思考、以敌我划分代替公共讨论、通过相互否定来完成自我确认的群体。在这样的结构中，任何不同判断都被迅速道德化，任何复杂讨论都被简化为敌我对立，而民间本就稀薄的共识资源，被进一步消耗殆尽。当一个社会只能在他国政治中体验情绪高潮，却无法在自身现实中积累能力，它就会永远在希望与失望之间循环，永远在投射与撕裂之间耗尽能量。真正成熟的公共政治，从来不是选择哪一个"替代者"，而是重建"我是谁、我能做什么"的主体意识。它不来自对外部强人的押注，也不来自道德姿态的自我陶醉，而来自对现实条件的清醒认识、对失败经验的重新吸收，以及对长期能力的耐心重建。只有当人们愿意重新面对一个更艰难、也更真实的问题——不是"谁能替我们改变"，而是"我们是否还愿意为改变付出代价"——公共政治才可能重新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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