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7月4日星期四

【書摘】《專業之死:為何反知識會成為社會主流,我們又該如何應對由此而生的危機?》

思想坦克【書摘】 2024年七月4日


結論

專家與民主

一支民族若想自治,就必須要先武裝自己,而知識的力量就是他們最好的武器。

─—美國第四任總統詹姆斯,麥迪遜(James Madison)

我保留無知的權利,無知是西方的生活方式。

─—小說《冷戰諜魂》(The Spy Who Came In from the Cold)

「專家爛死了」

二○一六年,正當英國脫歐與否的辯論進行得如火如荼,倡議脫歐的陣營點名了(多數警告脫歐是錯誤之舉的)專家是庶民與選民之敵。邁可.葛夫(Michael Gove)做為英國脫歐的大將,曾主張說事實不若英國選民的感受重要。「我覺得這個國家的百姓,」他輕佻地說,「已經受夠專家了。」

但美國作家兼外交政策專家詹姆斯.特勞伯(James Traub),後來就此對葛夫加以反駁:

我在想「專家」二字由像葛夫這種「內行人」的口中說出,自然是一種用來諷刺人的詆毀之詞,畢竟他自己畢業於牛津,而且曾在保守黨執政時間擔任大臣多年。葛夫其實真正想說的,是民眾應該有用幻想來滿足自己的自由,不用受礙事的事實拖累。

奈傑.法拉吉(Nigel Farage)是英國獨立黨(United Kingdom Independence Party)的黨魁,這顧名思義是一個「尊英攘外」的政黨,而這位黨魁的話說得更加過分。法拉吉說所謂的「專家」,其實根本是被英國政府收買或領歐盟錢的傳聲筒。二○一六年七月,英國脫歐的公投結果出爐,出走派以百分之五十二的些微過半勝出。

上述對於專家的攻訐,是一種策略,其目的是要利用眾多英國選民在政治上的常識不足,以及直覺上對於廣大反脫歐專家們的不信任感。只要能成功操弄無知民眾的反射性情緒,政客便能從中獲取政治利益。短短幾天,在票數順利統計出來之後,脫歐陣營便有不少人出來承認他們的主張要嘛誇大其辭,要嘛根本不符事實。「老實說,」支持脫歐的英國政治人物丹尼爾.翰南(Daniel Hannan)在電視上說,「如果觀眾認為他們現在既己投票決定,今後就不會有任何歐盟移民抵英的話,那他們可就要失望了。」翰南的發言激起了選民的反彈,因為他們顯然以為自己投下的一票代表某種涵義,但事實上根本不是那麼回事情。「有些人就是怎樣都不會滿意。」翰南先這麼回應,然後又說自己要「從推特上消失一個月」。

英國要真正與歐盟一刀兩斷,還是好幾年以後的事情,但反智與伴隨而來對專業的不信任,卻在二○一六年的美國總統大選中就等不及地扮演了核心的角色。二○一六年初在威斯康辛的一場造勢活動裡,共和黨候選人川普對專家火力全開。在早先的每次辯論中,川普常在基本的選舉議題上被弄到啞口無言,而此時的他終於展開了反擊。「他們說:『喔,川普身邊沒有專家。』」他會這麼對支持者說。「但大家知道,我一直想跟他們說一句話⋯⋯專家爛死了。他們說:『川普得找一個外交政策幕僚。』⋯⋯但就算我真的沒有好了,我們現在有真的選得很糟嗎?」

川普對於專家的這種不屑,是在利用美國大眾的一種迷思,主要是美國人一直覺得自己的生活操之在專家手裡,而這些專家不但愛管閒事,而且還管得很爛。川普在二○一六年的崛起,得歸咎於不只一個原因,其中有些原因(比方說過多候選人的一團混仗之後,產生出的只是相對多數的贏家)只是時勢所致。但總之川普得以在最後登上大位,無疑是對專業敲響了最新也最響亮的一聲喪鐘。

從許多方面來看,川普的選舉過程都是他以一人之力單挑整個知識體系。在最早質疑歐巴馬出生地的那群人當中,川普赫然在列,事實上他曾要求歐巴馬證明自己的美國公民身分。他把《國家詢問報》(National Enquirer)當成寶,一天到晚引用這份八卦報紙的報導。他與反疫苗的運動為伍,他承認自己的外交政策是看周日晨間的電視分析擬定。二○一六年初,最高法院法官安東寧.史卡利亞(Antonin Scalia)安詳辭世,但川普卻指稱其死因是人為因素,也就是遭人蓄意謀殺。他指控泰德.克魯茲(Ted Cruz)這位黨內競爭者的父親曾涉入「陰謀論之母」,也就是甘迺迪遭刺殺一案。

造勢演講中的口誤或出包,是候選人的一種職業風險—時任參議員的歐巴馬曾宣稱自己足跡踏遍美國五十七州—但川普在競舉過程中的無知,已經到了恣意妄為而且毫無空檔的程度。嚴肅政策上一些非常基本的問題,川普都完全無法回應,但他並沒有為自身的無知感到慚愧,反而還顯得有點興高采烈。被問到由「陸基、艦射與空投核彈能力」組成的「核三角」(nuclear triad),也就是任何人一旦當選美國總統後會掌控的強大核武軍火庫,川普的回答顯得閃爍其詞:「凡是跟核子有關的東西,我們都必須戒慎恐懼,必須非常小心。核子武器會左右整場戰局。」在不知道他在說啥的記者逼問之下,川普補了一句:「我覺得—我覺得對我來說,核子武器是真正的力量來源,我很看重核武的毀滅能力。」

這些胡言亂語,可不能打發成是口誤。川普一名發言人在被要求釐清川普所說為何意,但她卻打哈哈說川普所言不是重點。這位發言人,卡翠娜.皮爾森(Katrina Pierson)對福斯新聞網說大家只要知道一件事情,那就是川普很強悍就行了。「總統不敢用的話,那核三角威力再大又有何益?」她還這麼反問美國。跟皮爾森同場的一名來賓是律師兼政治評論員寇特.史里克特(Kurt Schlichter),他同時也是名退役的美軍上校,而且他在軍中的專長就包括化武與核武。還有一點不得不提,那就是不論從任何一種標準去評判,史里克特先生都是一名不折不扣的極端保守派。但即便是這樣的他,也顯然對卡翠娜的發言大表意外。「核三角存在的意義,就是要你怕,就是要你不敢去用它。」他這話用上了非常強調的語氣。

川普撐過了這一切,他拿下了共和黨的提名,並且最終在總統大選中勝出。這是因為到了最後,他還是跟特定的選民之間產生了共鳴,這群選民相信像什麼核三角這種東西,只是唬人把戲,不知道也沒有關係。

事實上選民不光是不在乎川普的無知或錯誤,他們有些人根本聽不出來川普哪裡無知、哪裡錯誤。心理學家大衛.鄧寧—前面提到跟同僚賈斯汀.克魯格共同發現「鄧寧—克魯格效應」,也就是愈笨的人愈感覺不到自己笨的那位鄧寧—他認為川普支持者之中就有這種效應在運行,甚至可以說二○一六年這整場大選,都可以用鄧寧—克魯格效應的角度去理解:

眾多評論者都指出(川普)一路錯得臉不紅氣不喘是果,而他據稱有的自戀與自我中心性格為因。我的看法是剛好相反,我認為川普是因為看不出自己哪裡錯,所以才會讓自戀跟自我中心的個性一發不可收拾。選民欠缺專業知識,固然可嘆,但只要選民們自知自己的公民知識不足,那我們就還不用太過擔心。只要選民有自知之明,那他們就可以去彌補這一點。但鄧寧—克魯格效應告訴我們事情由不得我們這麼樂觀。鄧寧—克魯格效應顯示某些選民,特別是那些生活困頓的選民,會覺得川普的某些話還滿中聽的,至於川普胡說八道的那些東西,他們並沒有能力加以指認並要川普負責。

換句話說,川普的支持者並沒有對他的口誤或無知放水,而是如鄧寧所說:「他們根本沒看出川普哪裡錯了。」

川普在二○一六年最強大的支持,不意外地密集來自於教育程度偏低者。「我超愛教育程度不高的人」,川普在共和黨內華達州初選勝利後說得得意忘形,而他的這份愛也顯然得到了回應。這群書讀得不多的美國人認為自己的人生正毀於一股無形的力量,而國家領導人身上只要顯現出一丁點知識力,都會讓人感覺非常可疑。這樣的一群人,在川普身上看到了希望。問題是這些川普支持者是哪來的這種被迫害妄想,他們怎麼會覺得政治菁英或他們在知識界的盟友會合謀來對付庶民百姓?

這有一部分的原因,在於他們觀察到政治菁英與知識分子的行為舉止。比方說在川普高呼專家無用論的一個月之後,歐巴馬總統的一名高階外交政策幕僚就坐實了外界對於專家介入國政的指控。歐巴馬政府準備了一份新聞稿要給國會與美國民眾看,希望藉此說服國會與輿論支持美國與伊朗簽署核武協定,而在描述這份新聞稿時,副國家安全顧問(Deputy National Security Adviser) 班. 羅茲(Ben Rhodes) 對《 紐約時報雜誌》(New York Times Magazine)說政府當局知道要「(他X的)好好寫篇作文」。

羅茲在訪問中面對的是《紐約時報》記者大衛.山謬爾斯 (David Samuels),而報導一出,山謬爾斯本身(對於美伊核武協定跟報導中提到某些人物)的立場中立性也遭到了質疑。但即便如此,羅茲的發言還是沒有什麼忌諱:他明明白白地點名了這篇政策說帖背後有哪些智庫、哪些專家跟哪些記者。

我請他解釋為何有專家一個個跳出來聲援這項協議,他坦承:「我們創造了一個回音間。」「他們都是順著我們提供的資料在發言。」羅茲說。

我問他覺得像這樣子帶風向的作法如果換歐巴馬以外的政府來做,他會不會擔心,他承認會。「我是說如果可行,我也希望看到清醒而理性的公共辯論,然後再由國會根據辯論結果來投票決定事情,」羅茲聳著肩說,「但那根本就不可能發生。」

資深政府官員堅稱國安等大政方針太重要也太複雜,所以不能交由資訊不足的大眾來議定,並不是什麼新鮮或稀奇的事情。祕密外交與由黨工來帶風向等作法,是每個民主政府都很認真在做的事情,美國政府自然也不例外。

只不過羅茲的狀況稍微有一點點特別,主要是他的發言對專家跟公共政策間的關係造成了不小的傷害。基本上羅茲的發言是在大放厥詞說美伊的協定之所以能順利搞定輿論,是因為直接跳過了專家之間的辯論,然後再欺負占國內線與政治線大宗的新媒體與年輕記者不懂。「跟我們對話的記者平均才二十七歲,他們僅有的報導資歷都是跟選舉相關,」羅茲說。「執政跟選舉差太多了,他們根本什麼都不懂。」

羅茲的意思很清楚了。他不僅覺得民眾太笨,所以不可能理解美伊條約在講什麼—羅茲這話其實沒錯,只不過他也沒做些什麼去讓民眾聰明一點—他根本就覺得所有人都太笨,所以不可能理解美伊條約在講什麼,包括國會議員。對羅茲來說,作點弊讓政策辯論順利通過,是有利於國計民生而不得不為之惡。

川普與羅茲的風格不同,但兩人都利用大眾的無知來遂行自身的利益。換句話說,這兩人只是策略不同的一丘之貉:川普動員了選民中最憤世嫉俗跟欠缺知識的一群人來幫助他取得至高的權位,羅茲則一手導演了美伊的武器協定,這包括他丟出了虛構的說法來餵食需求個說法的大眾,完全跳過該與社會大眾進行的對話,然後還私以為自己跟很多人一樣都是用心良苦。

是可忍孰不可忍,川普與羅茲的作法均可謂令人髮指。專家的角色會在今日美國社會中落得如此不堪,太多人罪無可逭,所以本書到目前為止才會一直罵個沒完。專家本身,以及教育工作者、記者、娛樂媒體集團等,都在這件事情上推了一把。不過話說到底,我們最終還是得讓那群人負起責任,他們才是美國淪入這步田地的罪魁禍首:我說的是全體美國公民。

專家與民主:死亡螺旋

專家與政府誰也少不了誰,尤其在民主社會裡。確保百姓福祉所需要的科技與經濟進步,必須以良好的分工為前提,而社會分工就會創造出各行各業。專業精神會成為一股動力,讓專家們願意使盡渾身解數來服務客人,但這也包括專家會尊重自己的專業,也會要求外界尊重其專業,專業會成為一條不容跨越的界線。這才是專家能對其終極客戶—整體社會—提供的頂級服務。

獨裁社會,也同樣會要求專家為其服務,只不過獨裁者的要求由不得你拒絕,而且你提供的服務也必須完全符合他們的心意。獨裁政體會在效率與生產力上輸給民主國家,原因就在於此。美國人老以為納粹德國或類似的政權比民主國家有效率,但那其實是長年的一種迷思。在民主國家裡,專家對大眾的服務具有社會契約的性質。公民會就五花八門的議題把決定權交到民選代表與其專家幕僚手中,而專家在努力工作之餘會要求他們的產出得到公眾基於充足資訊與理性判斷所賦予的信任。

專家與公民間的關係,就跟絕大多數民主制度下的互動關係一樣,都建立在互信的基礎上。一但這樣的基礎崩解,專家與素人就會變成交戰的兩方。一旦事態朝此方向惡化,民主本身就可能陷入死亡漩渦,進而讓暴民政治或由技術官僚把持的菁英統治成為迫在眉睫的危險。這兩種終局都是威權統治的變形,也都是美國現狀所面臨的重大威脅。

這就是何以專家與公民關係的瓦解,就等同於民主制度的失能。美國民眾在常識上的極度欠缺,包括包括政治文盲與生活白癡,都是造成民主效能不彰的癥結所在。民主制度所有的弊病,都是在常識匱乏這片溫床上生根發芽,二○一六年的總統大選只是最近爆發的冰山一角。一如作家丹尼爾.李比特(Daniel Libit)所描述的,美國的公共政策專家被川普的當選弄得很氣餒,因為這場選舉在他們眼裡,不啻是「美國選民日益無動於衷的又一筆有力明證」。但其實早在川普現象出現之前很久,警訊就已經一再地出現。

如同作家蘇珊.傑可比(Susan Jacoby)在二○○八年所言,美國朝無知傾斜之路上最令人膽顫心驚的風景,「並非單純的無知,而是無知與傲慢的組合」。

問題不僅僅在於我們有不知道的事情(國家科學基金會〔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說每五個美國成人就有一個以為太陽繞著地球轉);真正令人擔心的,是有多少美國人志得意滿地覺得自己根本不用管到底是誰在繞著誰轉⋯⋯摻了反理性與無知的一鍋毒藥,戕害的是從健保到稅制等各式各樣的美國政策辯論。

美國的平民百姓恐怕從來就沒有對頂著傲人學位的專業階級有過太多好感,但以前至少還不會有普遍把專家所學視為洪水猛獸的亂象。把這種亂象稱為「反理性」,算是客氣了,比較貼切的說法應該是開人類文明演進的倒車,是在與已經證實的知識分道揚鑣,是在退化回口耳相傳的民俗傳說與迷思懷抱—好吧口耳相傳這部分倒是進步了,現在我們都是用正負電子的速度在以訛傳訛。

各種常識的節節敗退與無知任性的步步進逼,多少使得公民與公共政策間的脫節陷入惡性循環。民眾對於自己所受到的統治方式所知甚少,關心更看不到。不論是經濟、科學或政治體系的運作模式,他們都不想知道。而愈是不想知道,這些事情就變得更難以理解,愈是難以理解,公民們就愈覺得疏離。到了一個程度,他們就會索性把教育跟公民參與拒於門外,然後把心思用在其他方面的追求上。這麼一來,他們又會在公民的表現上更加失格,於是惡性循環就此成形,以致積重難返,反正不去搞懂那些艱澀的東西,現代社會多的是大眾

口味的娛樂產業可以供我們逃避與分心。

有生之年原本難以想像的各種3C玩意兒與訴求方便的產品,如今都已經躍然眼前,美國人(與許多西方人,這麼說比較客觀公平點)都像是在鬧小孩子脾氣似地抗拒學習,抗拒政治,抗拒去影響會左右自己人生的政策走向。你可以將之想成公民社會的崩壞,而其他的惡果也將如滔滔江水隨之而來。

比方說公民之間若缺了有識之士,那就是將國家與社會的方向盤拱手讓給掌握知識的行政官僚與學界菁英。奧地利經濟學者海耶克(F. A. Hayek)在一九六○年代寫過一段話,除了常被西方保守派引用之外,更深受美國自由意志主義者鍾愛:「今日民主所面臨最大的危險,來自於現代政府中最不可或缺也最握有大權的那些人,也就是以效率為本,凡事都打著公眾利益大纛的那群專家行政者。」

美國人口若是一道光譜,那其上即便是再偏向智識一方的那群人,也會同意海耶克說的這段話。在很多面向上,非民選的官僚與政策專家都會以超乎比例的力量影響著美國民眾的生活日常。只不過以今天的狀況來看,這種現象比較是出於民眾擺爛,而不是因為出於誰的精心設計使然。民粹主義其實反而是強化了現存的菁英主義,理由是無知變成一種美德,並無益於通訊衛星的發射,無益於替美國公民在海外爭取權益,更無益於提供有效的醫療給百姓,而這些都是再低端的民眾都覺得理所當然而一定要有的福利。面對這樣一群只知道享受而不懂得背後原理的民眾,專家也會變得意興闌珊,進而只跟其他專家對話,至於在素人面前就變成啞巴。

在此同時,美國人對本國政經體系所能提供的東西,在期待上顯得愈來愈不切實際。這種集體的「公主病」,正是美國人老是對專家跟菁英分子氣噗噗的原因,而且現在要被認為是菁英分子並不難。只要你還讀過兩天書,然後又不願意棄明投暗去跟大眾抱團的,那你就是菁英分子,你全家都是菁英分子。聽到專家說助人脫貧跟預防恐攻都沒有想像中簡單時,美國人會把白眼翻到背後去。因為無法理解身邊的各種疑難雜症,所以他們索性選擇不看不聽不了解,然後矇眼把所有不開心都怪到專家、民代、官員的身上,都是他們把事情都決定好了也沒通知一下。

作者現任美國海軍戰爭學院教授與哈佛推廣教育學院兼任教授。哥倫比亞大學哈里曼高等俄國研究所碩士、喬治城大學博士,主要研究領域為蘇聯政局,也曾在美國參議院擔任過國會助理。除本書外另著有多本以外交政策或國際安全事務為題的著作,包括《無用:核子武器與美國國安》(No Use: Nuclear Weapons and U.S. National Security)、《毀滅的前夕:先發制人的戰爭》(Eve of Destruction: The Coming Age of Preventive War)與《在俄國當總統》(The Russian Presidency)等。

相關著作:《專業之死:為何反知識會成為社會主流,我們又該如何應對由此而生的危機?》


書名《專業之死:為何反知識會成為社會主流,我們又該如何應對由此而生的危機?》
作者:湯姆.尼可斯(Tom Nichols)
出版社:臉譜
出版時間:2024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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