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奎松 社会学研思 2021-04-05 09:01
左起：潘光旦、费孝通夫人孟吟、费孝通，张祖道摄于1955年5月。“文革”开始后，潘光旦身患重病得不到医治，于1967年死在费孝通的怀中。
【摘要】
像潘光旦这样既深受欧美思想影响，又饱读经典，传统痕迹很重的名教授，既然在1949年选择了留在大陆，自然就在相当程度上做好了适应新社会的思想准备。潘光旦花了一年左右的时间，也确实逐渐适应了新社会，但是，像其他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当思想改造运动突然降临到自己头上的时候，他还是发现自己距离这个新社会的要求实在太远，而原因竟是由于人言人殊的所谓历史问题。潘虽再三再四的检查交代，勉强过关，然而却于事无补。他事实上已被列入了另册。
潘光旦，1899年生人，1967年去世，年仅68岁。查潘15岁起发表短文，16岁起发表学术文章，19岁起发表译文及诗词，至1949年50岁时，共发表学术论文约130篇，发表各种书评200余篇，出版各种专著、译著、文集约20部，先后担任过光华、复旦、清华和西南联合大学的教授，并历任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教务长、社会学系主任及清华大学的图书馆馆长等职。而尤为引人注目的是，潘光旦在长期从事学术研究和教学工作的同时，还多年参与和主编报刊杂志，先后发表政论文及各种时事短评竟达800余篇，此足以见其对社会政治问题关切和卷入之深。潘光旦的一生，出家门入校门，从学生到老师，从普通教授到就任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的教务长，一帆风顺。这也是促成他始终坚持独立立场和客观态度，敢在公众舆论中放言无忌，直言批评各种主义，包括公开抨击国民党党治措施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到1946年7月，潘终于遭遇到了生平第一次重大的政治压力和冲击。当月，敢于公开批评国民党的李公朴、闻一多两教授在昆明接连被特务刺杀身亡。有传言潘等也在同一张黑名单上，潘光旦等几位教授在闻一多被刺当晚，就都躲进了美国驻昆明领事馆。后经教育部出面，将潘等从昆明经重庆送去南京，并安排寄寓苏州浒墅关，避祸至10月清华复校回到北平，此事才算告一段落。此次经历，显然使潘光旦受到相当刺激。潘虽然时任民盟云南支部负责人，但身为西南联大教务长的他，在1945年底的“一二·一”运动中，包括在1946年上半年的政治较力中，始终严守中立立场。他不赞成共产党，也不喜欢国民党，但为了不让外人误以为自己和民盟其他人一样是“共产党的尾巴”，他甚至不顾民盟反对，坚持在国民党人发动的反苏宣言上签了名。然而，国民党用暗杀的手段来对付批评者的卑劣行为，到底使潘光旦在思想上开始转了向。他最终选择了拥抱共产党的新中国，而且逐渐融入新社会，并且学着站在拥护新国家的立场来撰写支持新政策、抨击“地主”、“资产阶级”和“美帝国主义”的各种政论文章。但是，随着1952年思想改造运动的到来，这位一贯热心社会问题，坚持“学人论政”的名教授，却因为有过太多的“反共反苏拥蒋亲美”的严重“历史问题”，成为整个清华大学的重点斗争对象。从此，他从公众的视野中消失了，不仅再没有资格写什么政论文章，就连他的专业也做不成了。1即使他此后对政治三箴其口，学术上也再无热情，当1957年整风运动来临时，他还是因为在思想改造运动中被揭发出来的种种“历史问题”，及其过于独立的个性，被打成右派，归入了另册。有关潘光旦在思想改造运动中的经历，迄今为止还没有文章具体研究介绍。本文希望能够在前人对思想改造运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借助于部分文献史料，就此稍做深入一些的考察和说明。
和多数留下来的知识分子一样，潘光旦最初并没有意识到自我需要怎样的改变或改造，他依旧按照自己一贯的信念和性格我行我素，他是属于毛泽东所说的对共产党口头上拥护，骨子里则还要“看一看”的那种知识分子。比如，因为和民盟一些领导人合不来，感觉政治上受排挤，因此也就对政府里那些“民主人士”颇多批评，认为这些人“无功受实禄”，只不过做中共的“陪衬”、“镶边”与“跑龙套”而已。故对当时知识分子中流传的“党员无学有术，教授有学无术，民主人士不学无术”的说法，津津乐道，逢人便讲。比如，因为中共中央进城之初，在北京饭店邀请教授们吃饭，没有请他，政协开会更没有他的份儿，他即相信中共不重视自己，事事冷眼相看，漠然处之。直到这一年10月，他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他说：“由于自己感觉到周围的人对我的看法有了多少好转”，自己政治上才逐渐又积极了起来。又比如，他拿其含有批评中共政治理论观点的政论集《政学罪言》，和含有批评了当时流行的生物哲学观点的《优生原理》两书的发行情况，来检验中共治下“学术自由之境界”与前途；对新政权下的学校工作公开讲：除“才力上能做之事和岗位上应做之事”尽力去做外，对“实际之政治工作”，包括某些团体活动，自认与己“不甚相宜”，故婉拒参加；对共产党动辄组织集体学习等等，虽不公开抗拒，内心里却颇多微词。但是，潘光旦毕竟对国民党政权极其失望，因此，眼看中共能够一统江山，迅速恢复经济，并且深得工农学生拥护，他对中共的成功亦不能不口服心服，这使得他对自己过去批评一切主义的态度及坚持学校和学生应与政治保持距离的看法，都不免逐渐发生变化。对于新政权下缺少自由，他理解为“革命刚成功，个人没有自由，将来还会有自由的”。对于自己的优生学上不了讲堂，他的解释是“马列主义解决饮食问题，优生学解决男女问题，将来仍是有用的。”由于意识到自己的一套知识结构必须补充更新，他也开始习惯，甚至自觉地去接受中共的一些政治术语，包括用毛泽东的“四面八方”和“胜利负担”等用语作联，写一些“教职空前大团结，向人民低头学习；看齐了工农劳绩，为新文化努力”之类的新式口号来做祝词，等等。潘光旦逐渐意识到自身知识结构和政治才能难以适应新形势和新社会的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他撰写批评美国对华政策白皮书的过程。1949年8月5日，美国国务院公开发表题为《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的白皮书，承认对华政策失败，但指责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是丢失中国大陆的关键所在，同时寄希望于“中国的悠久文明和民主的个人主义终将再度胜利”。对此，毛泽东以新华社评论员名义，一连发表了几篇措辞尖刻犀利的政论文，一方面痛斥美国在中国的帝国主义政策，一方面警告那些口头上拥护，骨子里还要看一看的知识分子不要被美帝国主义所欺骗，宣称这些“头脑中还残存着许多反动的即反人民的思想”、“对美国怀着幻想”、“一遇到困难就要动摇的”人们，“就是艾奇逊所说的‘民主的个人主义’的拥护者”或所谓“自由主义者”。对此，作为毛泽东文中所称“先进的人们”之一部，潘光旦所在的民主同盟迅速发表文章“斥责”“美帝白皮书”。而作为民盟清华大学支部负责人，潘显然也一度尝试响应中共，表明态度。然而，当他动起笔来，却很快发现，无论是用过去所学的中学，还是西学的知识，他都无法像毛泽东那样，痛快淋漓地讲出一番义正辞严的大道理来。潘光旦开篇就坦言：“我是一个一向喜欢讨论民主，讨论自由思想，讨论个人人格一类题目的人”，因此理当就所谓“民主个人主义”和服膺这种主义的人谈谈自己的看法。但真的谈起来，他很自然地就回到了他此前一贯的思想方法上去了。即首先在名词上钻牛角尖，然后从学理上做分析，所谈基本上还是他过去在《读自由主义宣言》等文章中反复谈到的那些观点。即从名词上分析“民主个人主义”根本就是自相矛盾，不成为一个名词，理由是民主承认个人而否认个人主义，个人主义主张个人至上，决不民主；从学理上说明把个人抬高到“主义”的程度，便成了赤裸裸的自私自利主义和放纵散漫的自由主义，结论是说这种主义者实际上是被物欲所支配，既不自由，也不可能民主。照此逻辑分析下去，骂骂美国人还可以，要去批评毛泽东所批评的那些服膺这种主义的中国人，就难乎哉了。因为在他内心里，他根本就不认为中国真的存在这种所谓“民主个人主义者”。14因此，潘光旦这篇表态文章仅仅开了个头，便写不下去了。早已习惯了在社会政治问题上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潘光旦，很难接受这样一种落伍的现象。为了要适应和跟上新社会的步伐，除坚持每日读一点报上的政策文章外，潘不能不开始阅读他过去一向以为是“教条”的中共的各种理论读物，如《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马克思恩格斯及毛泽东的著作等。一旦认识到自己落伍于时代，他读这些成功地引导中共取得了胜利的“教条”的感受，也就大不相同了。初读《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他就不能不承认该书理论说明“条理简洁，词旨明达”，一些论点“亦甚平允”，个别内容甚至“大可作社会思想史讲授时之开场白”。读毛泽东那些形象生动、极具中国味道的文章，更是深受触动，说是因为“他的文章与中国旧日的文章好像一样，也叫我感到钦佩。”开始时，他对这些书中的有些东西还颇难习惯。如读《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时，就对该书中称马克思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之精要的陈述为“天才之陈述”，深感突兀。但数月之后，即到1950年5月以后，他已经自觉不自觉地认可了这种说法，包括对集体学习马列主义的必要性，也开始给予某种程度上的肯定了。用他的话来说：“经过一年多的政治学习，大学师生对于马列主义虽未必搞通，相当的把握是有了。有了把握，便可以选择、批判，别的方面的理论学习的介绍好比接种牛痘，种过以后，可以不出天花。从另一个方面说，马列主义的构成，一半由于马列的天才，另一半是由于二三千年来西洋学术文化的精髓，大学生可以对这些来源加以问津；马列主义需要发展，马列去世以后西洋文化的积累可以使马列主义更趋于发扬，大学生有权利也有能力吸取这种资料。”潘讲这番话时候，恰值当局有意按照苏联的模式改造新中国大学专业的设置，他理所当然要用这种说辞为在大学里保留自己的社会学专业进行辩解，但其公开肯定马列主义的指导性意义和直言马克思、列宁的“天才”性，说明他的思想观念已经潜移默化地发生了某些重要的转变。潘光旦的思想转变，最突出地表现在他公开发表的批判美帝国主义和高度肯定中共土改政策的一系列政论文章上。潘光旦公开发表系列反美文章，是在1950年5月之后，有《美国心理的诊断——论艾奇逊关于外交政策的三篇演说》、《美国——一团错误》、《“将欲夺之，必固‘与’之”》、《“民主”国家的一笔法西斯账——美国反犹太运动略史》、《老无所终的美国——论美国生活方式的一斑》、《为什么仇美仇不起来——一个自我检讨》，等。和他以前诸多政论文比起来，他这时的文章一改以往的学究气，不再纠缠于各种名词的辩析和沉缅于冗长的理论说教。他开始注重从现实生活中进行举证，开始学着毛泽东的文字风格，嘻笑怒骂之外，多用普通读者耳熟能详的中国旧小说中的名词、故事和更贴近人们生活的容易理解的形容方式。比如他在解释美国这种国家何以总是习惯强加于人时，就突出地强调了两国宗教信仰，特别是由此所造成的文化传统的不同。他举例说：同样讲恕道，儒家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基督教则是“己所欲，施于人”。因此，像美国国务卿艾奇逊这种人，就是基督教传统的一个产物。他们总是习惯自以为是，非要把他们喜欢的生活方式，像梁武帝在同泰寺所举行的无遮拦大会一般，不断地向外布施。只不过，梁武帝布施的是养人的东西，艾奇逊一班人布施的却是杀人的东西；梁武帝的布施是让人家自动领取的，艾奇逊所布施的物品却要由他们硬送上人家的门，送到了还要人家出收条，消耗了还要人家报细账。更出奇的是，还要硬说人家是自愿的、自发的、自主的。这种行文的方式和批判的手法，明显地使潘光旦与共产党走得更近了。潘这时公开发表的肯定中共土改政策的系列文章，很大程度上也受到了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农村调查》及《实践论》等文章著作的某些影响。他在《调查与实践》一文中对毛泽东阶级分析观点表示了全盘肯定。他一反过去激烈批判主观性而强调客观性的思想方式，明确认为，马克思、列宁以前的以及非马克思列宁的社会科学也重调查，但是它们所重视的只是“调查什么”和“怎样调查”，却不知道更主要的是问题其实是“为什么要调查”和“为谁而调查”的问题。他指出，凡是不讲阶级观点的调查，其实都只能被统治阶级玩弄于股掌之上。只有在主观上站稳了阶级立场，为了工农阶级的翻身做调查，才能使调查工作真正服务于人民和社会。他所以会有如此大的思想转变，根本原因就是他相信：毛泽东所做的调查考察工作就是最成功的例子。因为他是真正从工农阶级的利益角度出发的，是为工农翻身做调查的，因此他的调查就为人民解决了问题。“解放战争的成功便是铁的证据；这两三年来的种种国防与建设的着着胜利，更不断地在提供这种证据，并且越来越多。”据此，潘光旦利用1951年初深入到苏南地区去进行实地考察所得印象，也针对“江南无封建”的说法，先后发表了《谁说“江南无封建”？》、《苏南封建势力的几个特点》、《枯树鲜花朵朵开》、《苏南农村几种租佃制度的分析》、《从“义田”看苏南农村的封建势力》等文章，并集成《苏南土地改革访问记》的小册子，旗帜鲜明地站在共产党所强调的阶级立场上，为革命的土地改革运动鼓与呼。过去那个强调“超然”、强调“客观”、强调“独立”的潘光旦明显地不见了。1951年6月底，即中共诞生30周年前夕，也是潘光旦亲身经历新社会两年之后，他已经心悦诚服地信服共产党了。在写给《光明日报》的庆祝中共诞生30周年的文章中，他不仅前所未有地热情歌颂共产党和新中国，宣称共产党的成功最主要的无疑是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领导的正确，而且公开承认，自己过去因为思想上是另外一套自由主义和旧民主主义的东西，因此对于共产主义的认识是错误的，对共产党的评论是矛盾的和不通的。他表示：自己所以会根本转变，是因为“解放以来，学习的机会多了，自我批评的机会也多了，共产党员所表现的思想与行动表里如一的事例更是触处[目]而是，随时可以发人深省。我对于我当日自己的矛盾，自更了然了。”如今自己已经认识到：“思想与行动是分不开的；唯有正确的思想，才会产生健全的行动。而健全的集体行动更必需有正确的思想领导做先决条件。”他断言，我们不仅必须自己弄懂这番道理，而且“还要帮助别人弄清楚，帮所有的中国青年，当代的，以至于未来世代的，弄清楚”。只要人人把这个道理弄清楚了，人人照着这道理做去，中国就必然会走向更大的成功，并且使这些成功持久、巩固和扩大起来。
1950年下半年到1951年，是潘光旦在新中国建国后思想发生转变，政治上又逐渐重新开始活跃起来的一段时间。而与此同时，这段时间也恰恰是中共大举发动土改运动、镇压反革命运动、抗美援朝运动和三反运动，以及全面开展批判电影《武训传》，否定改良主义，在思想上奠定革命意识形态正统地位的重要历史时期。这一年的10月，全国政协召开第一届第三次会议，一张会间休息时毛泽东走下主席台看望身有残疾、时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的潘光旦，并与之交谈的照片，再清楚不过地显示出处在这一关键时期的潘光旦，已经跟上了形势，与中共之间的关系发展到了比较融洽的程度。但是，也正是在这次会议的开幕式上，毛泽东公开宣布了那个很快导致潘光旦堕入政治深渊的进行思想改造运动的决定。他宣告说：“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就在毛泽东正式宣布这一决定之前，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已经专程到北京大学向京津地区高校1700多名教师做了一篇题为《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长篇报告。在长达5个小时的报告中，周恩来用亲身经历说明了从阶级出身、阶级成分和旧社会的社会政治环境，看思想改造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说明自己过去也曾有过各种错误的思想和行为。坐在台下的教授们无不被周恩来的坦诚所感动，同为清华教授的金岳霖等人印象最深的就是：他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想象到，“有周总理这样地位高的人在大庭广众中承认自己犯过错误”。他说：这“对我们这些人来说是了不起的大事”。其他与会教师也表示：“周总理是革命前辈，为人民立了大功，是党和国家的领导，尚且如此谦虚，当着我们的面解剖自己，我们还有什么不能向党交心的呢？”同在会场中的潘光旦，也是一样颇受触动。因此，结合前一段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和学校里正在开展的仇视、鄙视、蔑视美国的“三视”教育，在“对外分清敌友”的学习过程中，潘光旦也仿照周恩来的样子，对自己的思想和历史，做了深入的“自我检讨”。潘诚恳地检查了自己认识、接触美国的全过程，详细说明了自己不同时期对美国的看法，认为自己整体上说来对美国没有多少好感，“崇美的心理我自认为更说不上”，“恐美心理的问题不大，比较容易克服”。只是因为清华代理校长当年嫌自己残疾反对选派自己去美国，美国女教师为自己打抱不平，使得实现留学愿望，以及1946年李闻惨案发生后，昆明美国领事馆马上把自己等接到馆里躲避等几件事情，自己会有一些亲美心理。而“经历了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民主建设的步步成功，参加了一连串的发人深省的群众运动，特别是抗美援朝与反文化侵略，学习了美国侵华史，最近更学习了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之后”，“这些对美帝国主义的错误认识，无论多少，是无疑的已经基本上扫清了。”这也是自己能够写出一系列反美文章的重要思想基础。但是，潘承认，如果认真地从“亲美、崇美、恐美”三个方面来检查的话，还是能够发现，自己实际上对美国总是仇视不起来。为什么呢？他转而开始学着从阶级出身和阶级成分的角度，对自己做解剖。说“我之所以仇美仇不起来，乃至仇许多别的坏东西也仇不起来，是一个十足的阶级立场的问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阶级出身所必然产生的结果。”他因此详述自己的小资产阶级出身，和长期接受资产阶级教育，长期受到中国半封建与半殖民地环境影响的情况。说明自己因为做过基督教徒，因此对耶稣“博爱”的言行印象深刻；因为对传统“旧学”的偏好，因此对儒家“以直报怨”的主张深以为然；因为受美国教育多年，因此自由主义思想浓厚。这些都使自己“主张一切兼容并包”，无原则地赞同和平团结。“不但不懂得什么是阶级，并且根本反对站在阶级立场说话，认为阶级是一大宗偏见的厉阶，和种族、宗教、国家之类属于同一范畴”，以致一贯“以为不动感情、无多爱憎、直道待人，方是美德”。他的结论是，自己之所以仇美仇不起来，根本上就是因为没有站到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没有和广大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因为长期遭受到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榨取，人民是仇美的，我如真体验到人民的仇美，我又何能不仇美呢？”他最后坦言：因为自己的这种思想和历史，“我一时还不能掌握无产阶级的立场，是肯定的”。但经过学习，认识了人民，相信了人民的力量，因此“我多少已经站进人民立场”。“我相信，我如果再努力学习一下，把人民的休戚利害作为我的休戚利害，而把一己的休戚利害搁过一边，仇美的情感是一定会日益滋长起来的。这也是肯定的。”和此后运动期间历次在政治压力下进行检讨不同的是，潘光旦这次的检讨是基于自己在历次小组学习会上所做的自我批评，主动加以综合和深化的结果。能够严格依照中共的阶级分析方法，把自己的家庭出身、个人成分和教育背景等等，与阶级立场联系起来，痛贬自己过去的一切，这足以显示出潘光旦这时思想的变化又有新的发展，紧跟形势的决心和勇气也相当大。但让潘光旦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是，自认为已经走在前面的他，却在思想改造运动之初发现，自己不仅身负着因阶级出身、阶级成份、旧社会环境与教育所造成的历史原罪，而且竟然还有过太多有口难辩的“反共反苏”、“反革命”的“历史问题”。严格地说，基于潘光旦建国以来在政治上的种种表现，无论是北京市，还是清华大学，最初都没有把他列为重点人物。据中共北京市委1952年2月的报告，当时北大清华两校教授中被内定为反动的主要是清华的雷海宗、北大的朱光潜、冯友兰等，被列为中间落后的，有清华的金岳霖、吴景超以及北大的罗常培、马大猷等。潘光旦连名字都没有被列入。也正因为如此，潘对这次运动，完全没有重视。学校组织运动领导机构——校节约检查委员会，要求民盟出一人参加时，他想都没有想，就随便找了一位盟员去加入了。在学习文件阶段，他还对一位教师说：“你批评那么多干嘛？以后可就没什么可批评的了。”他甚至私下里还半开玩笑讽刺“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办法，称：这对多数人没有多大用处，因为这“是和宗教仪式里的忏悔一样的，痛哭流涕一场，以后照样犯错误。”因此，他对自己的第一次检讨，也明显地没有特别当回事儿。他只是以校图书馆馆长的身份，着重检讨了这时同学们所提出的一些问题，并归因于他对自己所担任的这一工作不够负责任。比如过分依赖“三元老” (三个股主任) ；对同学提出清除反动书籍的主张表示抗拒，认为这等于焚书坑儒；对“反动”的《字林西报》不愿停订，认为还有参考价值；对传统黄色书籍，完全没有想到其腐蚀作用，一任自由流通。造成这些错误的根本原因，在他看来还是因为自己缺少阶级观点，相信大学必须无所不包，兼容并蓄，以实行“通才教育”。结果“就是敌我不分，把各种反动的以及腐朽的东西，也兼收并蓄了进来”。潘光旦第一次检讨的时间是在1952年1月13日，属于最早一批被安排检讨的教授，这时因为运动刚刚开始不久，一般群众斗争情绪还不十分高涨，很多问题也还没有发现，理论上也应该比较容易通过。但潘光旦就事论事的态度当即受到与会者的激烈批评，各小组讨论的结果，一致要求潘再做检讨，尤其要检查以前的思想政治活动情况。会上会下学生和教师反馈出来的种种情况都显示，潘光旦因为两度担任教务长，和长年主编杂志，写过大量政论文章，其历史较许多教师要复杂，不能听任其如此轻描淡写，蒙混过关。中共中央发动思想改造运动，其重要目的之一，就是从人事组织上掌握每一名教师以往的历史，通过所谓“忠诚老实交 (代) 清 (楚) ”的运动，“从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清除学校中的反动遗迹，使全国学校都逐步掌握在党的领导之下，并逐步取得与保持其革命的纯洁性”。任何历史复杂，可能有政治性问题的人，都势必会被列为重点审查对象。因此，当潘光旦的“历史问题”被揭发出来之后，清华大学运动领导机关节约检查委员会很快就将潘升格为重点清查对象之一了。2月3日，根据潘光旦的要求，他被安排在全校大会上做第二次检讨。潘对这次检讨的准备显然比较认真了，其上纲上线的程度也是前所未有的。他甚至在准备检讨的过程中，还在公开发表的《为什么仇美仇不起来——一个自我检讨》文稿中，对自己一年前还在为之极力辩护的自己所从事的学科和专业的重要性，加写了一段激烈的批判的文字。上纲上线地宣称：自己所学的进化论，包括优生学在内，都不过是“一堆‘渐变’的改良主义的教条”；自己目前所从事的社会学，“更是替资产阶级撑腰的一大堆浮词臆说”。不过，据校节约检查委员会评价说，潘这次只是“开始接触了他的思想问题，对于过去的各种思想与政治活动作了一些交代”，但群众仍旧极不满意。因为他强调过去自己一贯走的是“中间路线”，1934—1937年在清华做教务长时，对学生运动一般一概不管，而且还拒绝过国民党的干涉。1940年加入民盟之后，和中共地下党固然没有思想上的联系，但在政治上则是合作关系。在西南联大期间，虽然相信蒋政权必须打倒，但对好友闻一多那样不顾一切、牺牲自己，“总觉得过于轻易”，因此总是劝说闻一多“冷静一些，拿鸡蛋来打石头是犯不着的。”在他看来，闻一多所以会那样激烈，“一半是由于他的诗人的热情，一半是由于他的家庭与经济环境，激得他走上这一条路。”因此，当李闻案后，自己的作法就是“躲避危险，不能坚持斗争，不懂得革命”，以至于把出手相助的美国人看成急难时的朋友，完全看不出美帝国主义的阴谋诡计。这种心理，尤其是一直跟着欧美思想家，把集体主义看成是洪水猛兽，相信苏联的集体主义与德国法西斯的集体主义实为一丘之貉，还影响到自己和民盟的关系。当中共在1947年公开批判中间路线之后，民盟亦发表声明放弃中间路线，而自己却坚持中间立场，甚至参加了积极主张第三条道路的《新路》杂志组织的活动，“一度成为反动势力的不自觉的帮凶”。当然，在解放后，他相信自己在行动上已经与共产党合流了，思想上的抗拒也只剩某种“暗流”。“暗流的分量是在逐渐减少，但减少得不快，随时随地必然会冒些出来，于是形成了种种严重错误”。潘光旦的这次检讨没有能被通过。因为学校节约检查委员会一时仍无法弄清他究竟还有怎样一些“历史问题”，也无法接受他对自己问题的种种解释。因此，不仅他对自己始终站在“中间”立场上的这种辩解引起了与会者的反感，他关于建国后迄今为止思想上仍有“暗流”涌动的说法，更是引起了紧绷着阶级斗争之弦的会议组织者的高度警觉。按照预定的部署，通过积极分子的发言批判，会议组织者引导与会听众向潘光旦提出了100多条质疑。大多数提问者对潘的历史情况并不了解，因此所提问题多半只是围绕着潘的态度而发，认为潘仍旧是在为自己的过去进行辩解，很不老实。但和潘熟悉的那些教师们的批评就具有很强的杀伤力了。华罗庚在发言中直言潘口头上批评了自己的优生学理论，实际上并没有放弃自己原来的看法。说他私下里仍旧常常强调优生学还是有用的，至少将来阶级消灭了是有用的。丁则良也发言证明华罗庚的看法，指出：潘并不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缺少斗争性。以他对优生学问题的态度就可以看出来。说：“两个月以前，我们在一处开一个讨论会，会上谈到优生学的问题，他说：‘解放后我不搞优生学了，不过马列主义是讲衣食住行，讲production的，即物物生产，而优生学是讲男女，讲reproduction，即人种的生产的。’我不同意他这谬论，他也不同意我的看法，双方辩论很激烈。当时他的态度很不自然，有点生气。从这里，我看到他的战斗性很强，不过是为反动的优生学而战斗。”一位电机系同学潘德恒则当众揭发称：1948年8月19日北京军警大举搜集清华校园时，进步同学向潘提出把同学们办的纪念“一二·一”运动的图书馆中的资料移到大图书馆去，潘以那是些小册子当场拒绝。以后，同学们又要求把其中5000多册马列主义书籍放到大图书馆，潘又藉口这些书太破，不好放进去为由婉拒。后来还是经同学们力争，才装订了其中的一千多册放了进去。建国后，同学们要求清除图书馆中的反动书籍，潘说：“你量太小了，假使你潘德恒有本领订出一个标准的话，我就照办。我是文教委员，从未听过要撤除反动书籍的事，你们这样演变下去，要形成焚书坑儒了。”同学们再要求时，他就说：“空气中什么细菌都有，就没见人人都病。可见身体抵抗力强就不会得病，反动书籍也是这样。”潘光旦此前所发表的政论文，这时也开始引起了一些与会教师的注意。如有教授就提出：潘在1948年9月发表在《观察》杂志上的《从几个世运选手拒绝返国说起》一文，明明是匈牙利几个运动员到英国参加运动会叛逃，“甘心为帝国主义作爪牙”，潘却把他们说成是“皎皎之辈”，说他们是“渴望自由”，“认为英国是最自由民主的国家”，这明显是站在帝国主义者的立场上诬蔑苏联及其人民民主国家，充分说明“他的反动思想是一贯具有战斗性的”。两次检讨没有通过，无疑带给潘光旦极大的思想压力。他一方面在私下里认为这是有人打击报复，另一方面也不能不开始意识到自己的检讨有些问题：“是不是因为我把进步一面说得太多了，所以别人不满意？”29尤其是第二次检讨正值思想改造运动和“三反”运动热火朝天之际，学生和教师中间的积极分子情绪十分激昂，揭发、检举、批判斗争，大会小会不一而足。潘光旦的问题更是被上纲上线，甚至有被从“历史问题”变成“政治问题”的严重危险。在张奚若、金岳霖几位教授先后登门相劝或当面严加批评之后，他又两三度在系、馆和民盟支部范围内进行检讨，结果是更多的“历史问题”被揭发出来，而再难脱身了。在北京市委1952年2月底报给华北局和中央的报告中，也已经把对潘光旦的斗争作为一个典型案例来加以说明了。这份充满了胜利喜悦的报告写道：学生群众一起来，一些行政领导和教授就“不得不自动地或被迫地放下臭架子，进行自我检讨。……北大的汤用彤、马大猷、罗常培、钱端升，清华的叶企孙、周培源、潘光旦、钱伟长……都在群众面前检讨了自己的宗派主义、本位主义、自私自利思想，或崇美、亲美思想。检讨好的，群众让他们过关；检讨不深刻的，群众就不让他们过关。潘光旦已检讨了五次，并且哭了一场，仍未过关。……经过这一番斗争，大学里的思想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过去一般教授和学生们崇拜为偶像的所谓名校长、名教授如叶企孙、陆志韦、潘光旦等都倒下去了……许多学生很幽默地说：在‘三反’斗争中，我们的旗帜倒了。”
1952年3月，中共中央就高校思想改造运动的具体策略发出指示称：高等学校的思想改造运动，要特别依靠学生群众，“批判和打击现在学校中仍普遍和严重存在着的各种资产阶级思想”。具体办法应实行“人人过关”，即“每个教师必须在群众面前进行检讨，实行‘洗澡’和‘过关’”。在此基础上，可采取“分层过关”的策略，即“ (一) 先让大多数政治思想上没有严重问题的人很快过关；(二) 再帮助一批思想作风上有较大毛病，但愿意改正错误力求进步的人过关；(三) 少数政治上或思想上有严重问题的人，在群众的揭发、检举和严格的检查下，进行多次反复的检讨，然后过关；(四) 直到最后每校总有极少数政治上和经济上有极严重问题的人过不了关的，对于这些人行政上可按其情节给以停职调职或撤职等各种处分。”与此同时，周恩来这时也注意到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思想改造运动已经发展到学生群起批判教师，各种历史问题均被上纲上线，教授们过关极为困难的情况，故致函中宣部长陆定一，要他立即召开相关会议，向负责干部说明：思想改造是长期的，不能过急。在北大、清华要马上制止急躁情绪，除少数人外，过去的事情坦白交待了，就可以过关，思想问题不可能一次得到彻底解决。一方面，中共中央规定了分层分批让多数教师过关，重点批判少数人，只处理极少数人的策略；另一方面，陆定一也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给北大、清华领导层打了招呼，因此，两校随后也陆续安排众多教师分批检讨“过关”。清华大学副教条长费孝通在3月8日的全校大会上公开检讨之后，就被很快宣布已得到了群众的认可，顺利过关了。费孝通曾经做过潘光旦的学生，以后长期在一起工作，并合作研究，两人久已成莫逆之交。1946年“李闻惨案”后与潘光旦一起躲进美国领事馆，后来又一起转经重庆飞往南京，再一起到浒墅关暂避的，也是费孝通。费孝通1940年代后半期也和潘一起，写过不少政论文章，费孝通都能够通过，本已极度绝望的潘光旦，又不免感到了些许希望。注意到费孝通的检讨，全面讲述自己的成长经历，却很少讲自己以前好的地方，处处给自己上纲上线，本来就认为自己过去可能是自我辩护太多了的潘光旦，在第三次全校检讨稿中也照猫画虎，把自己的历史翻出来一件事一件事地查，所有事都往阶级立场问题上拉，全面自我批判，认定自己在政治路线上一贯是“反对革命，维持反动统治的路线，也就是当时所谓的中间路线”的；“在思想上始终一贯的站在反动的一面”；在行动上从来都是“有可有不可的，凡是可以的，都是反动的，不可以的，都是进步的”。但是，潘光旦毕竟是潘光旦，其自傲的性格和对进一步深挖历史的恐惧，使他总是不愿触及历史上那些说不清楚的事情，在检讨中总是无法不拐弯抹角地强调自己当年所言所行的种种理由。比如，他主动承认自己1935年前后曾经一度参加了国社党，却着重强调这是因为赞同张君劢反蒋，与张又是同乡，两代有世交的缘故。他说自己1927年搞《新月》，以后编《华年》，虽然觉得革命可怕，不赞同共产党，但思想上因为受到旧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影响，始终是反独裁、反蒋和反国民党的。他说自己1934年开始在清华做教务长时，学校里革命力量与反动派的斗争异常激烈，左右为难。但从职责的角度，他虽无例外地反对一切罢课、罢考等妨碍课业的活动，但严格掌握着一条原则，即只要不违反校规，不打乱学校秩序，就听之任之。针对有人揭发他反对中共“反帝、反封建”的口号，他则辩解说，当时以为“这是国民党喊出的口号”，认为“国民党自己不争气，把中国政治搞得一团糟，却硬把责任向外国人与老祖宗身上一推。”对于许多人提出他反苏的问题，他解释说，1937年以后自己所以会在一些文章中陆续有批评苏联的言论，也是因为自己有自由主义立场，相信苏联是集体主义，限制个人自由的发展。这也是他当时不赞成中共的原因所在。他常常会在文章中批评几句苏联，也是为了表明自己的这一看法。1946年2月他之所以会不顾民盟组织的反对，坚持在国民党所发动的反苏宣言上签名，也是因为一来有狭隘爱国思想，二来坚持自己的自由主义立场，别人越说民盟是共产党的尾巴，他就越想要表现一下自己的特立独行。至于回北平后，参加《新路》和在《周论》等“反动刊物”上写文章，他认为也是一样的原因，一是因为思想上合拍，二是不愿意个人自由受到中共的牵制或民盟的干涉。谈到对学生们所关心的他在1945年“一二·一”运动中的立场问题时，他解释说，自己当时基本上是“敷衍、躲避与两面派的态度”。因为，以自己教务长的身份，即使赞成学生运动，也不便表现出来。同时，自己也觉得国民党太不像话了，是需要有这样的学生运动来冲一冲。但他相信，搞得太厉害了，弄到联大关门，少了一个民主堡垒，于公于私都有损失。因此，“罢课我是赞成的，但 (认为要) 能发也要能收，宁愿收了再发，不要旷日持久，使学校终于无法维持。”他的检讨总体上是强调：自己过去“思想情况是把蒋介石看作历史上的专制暴君一流。把国民党看作历史上的奸臣、外戚、太监所结成的狐群狗党一样，而自己呢？想发生一点历史上御史大夫口诛笔伐的作用，想发扬一点所谓清议。”同时又分析认为：“假如反动派不叫我离开学校，相反的给我一些好处，如提倡优生学，或让我主持一个研究机关，我就会不但不反对它，并且还会拥护它。”结论是说“我这种‘反’法，只是一种同属于一个阶级——统治阶级——的争吵，我只是在讨厌蒋匪帮，骂蒋匪帮，骂蒋匪帮没出息，而没有把他看作不同阶级的敌人。”潘光旦这次全校大会检讨的时间，是在1952年3月17日，时间近3个小时。在这次检讨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一段内容，其实是他承认“李闻惨案”对他在中国革命大决战最后关头的政治表现，产生了十分消极的影响。他说明：得知“李闻惨案”后，他很害怕。但“有我那种思想情况的人，是不会考虑到解放区去的，我个人的情形又无法转入地下，于是只有力求所以自安之道的一法。”从美国领事馆出来后，不仅马上听从教育部安排转去南京，躲到浒墅关去。回到北平后依旧心有余悸，不仅更不敢靠拢中共，连对民盟的工作都不再积极。相反，去积极参加了以第三条路线面目出现的《新路》杂志及其领导机关——社会经济研究所的各种活动，给自己上一层保护色。在此期间，为了安全，对国民党不仅很少再批评，而且“推却了苏联领事的吃饭”；“拒绝在反美反蒋的宣言上签名”；“罗隆基在上海被蒋匪软禁，我到上海答应去看他，而终于未去”；“闻一多的家属进入解放区之前，想把闻一多同志的骨灰罐子寄放在清华图书馆里，我没有同意”；1948年“八一九大搜查之前，我拒绝‘一二·一’图书馆把书送到大图书馆”，甚至“把我一向自以拿稳了的反国民党的立场也抛弃了”。也正是这一段推心置腹的坦白，引发了与会者更多的反感。有人当场质问：“连把闻一多先生的骨灰放到图书馆里这件事你都拒绝，你不是说他是你二十多年的老朋友吗？你这种丝毫没人性的行为，简直令人发指。”有人痛斥潘：“你怕反动派说：‘民盟是共产党的尾巴’，你为什么就不怕人民说：‘你是国民党的帮凶’呢？”有人当场举例驳斥潘：“你当时在上海主编的《华年》……里面的社评文章乃至漫画，都是露骨的反共言论。例如‘共匪如何奸淫烧杀，如何恐怖’。有一篇社论叫《剿匪已入最后阶段》，还有一些通讯如‘向赤都瑞金进军’、‘匪区之一般’、‘剿共声中的贵州’等等，里面尽是一些‘共祸’、‘赤匪’的字眼，你说你看到国民党所杀革命青年而痛恨，这不是当面撒谎吗？”实际上，潘光旦这时被认定的“历史问题”太多了。如加入过反动的国社党，与这时被内定有里通外国嫌疑的张东荪关系密切，战后又签名于反苏宣言，积极参与集中了众多“反共”学人的社会经济研究所的活动，政论文中更有大量“反苏反共”言论，等等。不仅如此，潘的态度也大成问题。据揭发，潘对“忠诚老实交 (待) 清”活动私下里颇多微词，态度倨傲，实际上对检讨自己的问题怀有明显的抵触情绪，因此，学校节约检查委员会原本也不打算让潘过关。此前，它已经组织教师和学生全面查阅和整理过潘过去所编的杂志和发表的文章，以从中寻找更多的珠丝马迹，用以批驳潘的种种辩解，迫使其交代清楚问题。会后印发的《潘光旦先生解放前的反动言论摘录》，就摘章断句地列举出了大量潘光旦当年发表过的所谓“反苏反共拥蒋亲美”的言论，更凸显出潘政治历史上的反动。经过一系列有组织的准备和动员，3月29日下午，节约检查委员会进一步召开全校师生大会，组织发动学生教师对潘光旦的第三次检讨进行揭发批判，以狠杀潘光旦的那股傲气。发言者根据安排，分别就潘的不同检讨侧面进行了慷慨激昂的斥责，而火力最猛之处，无疑还是那些让潘永远也解释不清楚的“历史问题”。物理系教授余瑞璜着重从潘自己所编杂志和所写文章的相关内容，批驳潘关于自己一贯反蒋的说辞。航空学院教授宁晃着重揭发批判潘“亲美崇美恐美思想”，否认潘在对美认识和感情上已经彻底改造思想。地理系讲师李孝芳则集中火力揭发了潘在“一二·九”运动期间对清华学运的“压制”与“迫害”，强调潘并非如他所说是左右为难，秉公办事，而是利用行政权力，又是查封学生的进步刊物，又是检查封闭学生的进步团体，并且以破坏学校秩序为名，公然开除进步学生。最为吊诡之处，是有教授发言把潘光旦建国前后所写的反美文章，竟然也说成是“站在美国立场讲话”。称：潘光旦“解放前曾联名与人在反动刊物发表《忠告美国政府》一文，污蔑反美扶日运动，文中暗示要求美国援助蒋匪的反苏反共，解放后仍在《光明日报》发表《美国——一个错误》一文，站在美国立场讲话，把美国侵朝战争说成是一个错误，认为朝鲜战争是北朝鲜打了美国一闷棍，劝告美国应休息、静养、反省、检讨，否则弄得不好，会断送了前途等。”29日大会当晚，民盟清华大学分部也根据节约检查委员会的安排，马不停蹄地召开了全体盟员大会，进一步对潘光旦轮番轰炸。与会40多盟员39人都对潘进行了揭发批判，有些人还两度发言，长篇大论，整个会议因此直开到次日凌晨，开了6个小时之久。潘光旦因为一向我行我素，在民盟中与一些人久有宿怨，因此会议一开始他就看出大势所趋，先大包大揽，承认错误，说自己不能领导，要求民盟市支部撤销自己的区分部主委职务云云。他的这一傲慢态度，又激起与会者的不满，认为他这是先发制人，火药味因而更加浓烈。会议的基本结论是：潘光旦在盟中一贯立场反动，亲美反苏，并大搞任人为亲，宗派主义，与此次运动中被揭发出来，且已经定性为有“里通外国”的严重“政治问题”的张东荪等打得火热，“连盟员的资格都不够”。在这次会议上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费孝通的发言。听到许多揭发批判把潘的问题与张东荪的问题相联系，费孝通深不以为然，在发言中代潘进行了大量辩解。说“与张东荪不同，潘主要是思想问题，应帮助他进行思想改造，撤职则是处分问题，要看其行动，故应慎重考虑。”说“潘反蒋不反共，在昆明同龙云有关系，同时与华岗也有往来，可以证明”。说潘反对集体主义，认为苏联是集体主义，也是法西斯主义，但潘并非直接反苏。说应承认潘对民盟还是有贡献的，如联络上层、组织捐款等，但潘不认识群众力量，不作群众工作，这是方法上的错误。说北平解放后潘所以一度思想消极，并非对新中国不满，只是因为“民盟没选出他参加政协，他不满意，有进步包袱，不学习”，等等。费孝通的这些辩解，也使得一些与会盟员大为不满。有人当场站起来斥责费说：“潘光旦几次检讨不好原来是有人给他拉后腿，这人就是费孝通。”有人厉声质问说：“费孝通帮助张东荪作检讨，又包庇潘光旦，和张、潘很熟，一定知道他们搞小宗派，但又不揭发，是否自己也在小宗派之内？”因此，许多人认为费本人的检讨虽已通过，但思想还是这样糊涂，应让费再作检讨，不能马虎过关。在与会者的强大压力下，据会议记录者记录称：费孝通当时“面色极为难堪，低头不发一语，最后表示愿做检讨”。在如此强大的政治压力下，自然再不会有人站出来为潘光旦讲话了。民盟北京市支部随即正式通知清华区分部：“接受清华盟员的要求，撤除潘光旦同志清华民盟区委及主委的职务。”
在1952年3月29日大会之后，潘光旦的问题被挂起来了。随着高校“三反”运动及思想改造运动逐渐进入尾声，民盟撤销潘光旦职务的决定也在校《三反快报》发表出来，潘虽然感到更大的思想压力，但渐渐认为这也算是一种解脱了。特别是4月以后校节约检查委员会更进一步把他的三次大会检讨和与会者的揭发批判意见印成小册子加以散发，他更是抱着一种破罐破摔的心理，心想：“我的学习，我的觉悟，我的政治水平，反正只到这样一个程度，一下子也是急不来的。大家又把我怎样？”无论怎样，反正处分也处分了，检讨一时也做不好，“能告一段结束，就告一段结束”吧。因此，学校不催，他也不急，读书看报，日子照过。有时有人问起了，他就推托说：领导上已经有了结论了，我的检讨不知耗费了同志们多少时间，还是不要再劳师动众了。当然，正如费孝通后来所说，潘光旦这时其实和大多数教授们一样，已经彻底相信“思想非变不行”了，相信“原罪”在身，非承担不可了。为了和自己的过去一刀两断，他这时把自己珍藏的《政学罪言》等各种可能有“问题”的出版物，一把火烧掉了，每天读的东西，也大都是报纸和《干部必读》之类的学习材料。潘光旦的所谓“历史问题”，查来查去，最后也没有发现任何真正对中共有危害的情况。众多国民党藉教授这时都已经过关解脱了，继续拖着民盟的潘光旦的问题不解决，清华校方也渐感被动。毕竟，这次的思想改造运动，除极个别情况以外，一般并不含有要清理高校教师队伍的任务，因此，在查清潘与张东荪的问题无关，历史上的政论文章也并无其他特殊政治背景之后，潘光旦进一步检讨过关，已是必然。由于“三反”复查、院系调整、暑期放假等种种原因，潘光旦的过关问题被拖了下来。金岳霖、吴景超、费孝通等教授都替潘光旦着急，一再提出：清华社会系已解散，潘已决定调去民族学院，无论如何不应让他背个包袱到新工作岗位上去。秋季开学后，学校有关部门又重新启动了帮助潘过关的程序。为了让潘能够写出通得过的检讨稿，学校首先组织他去北大参加那里最后一个重点人物周炳琳的全校检讨大会，让他看到周痛哭流涕、子女表态、师生肯定，最后顺利过关的场面。然后再通过社会系讲师刘世海从侧面向潘提出应学周炳琳再做检讨，争取一次过关的提议。在了解到潘有所心动之后，学校一面专门借调了已经是中共党员的潘的女儿回家做潘的思想工作，一面组织了包括社会系年青教师和民盟积极分子在内的专门工作组，分头找潘个别谈或小会谈，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和潘讨论，直到说服潘为止。终于，潘光旦下决心再写检讨了。他这次花了很长时间，一页一页地检查他过去的各种文章，包括把他珍藏的全套《华年》杂志拿出来仔细翻阅。然后一边写，一边分节送给金岳霖、吴景超、雷海宗、周一良等教授们看，尽管他对不少意见未必能完全接受，但基于此前的教训，也不能不按照大家的意见一点一点地修改。最后，潘终于写出了一篇3万多字，多数教授都表示基本肯定的检讨书。学校随即组织了工作小组会议，根据潘的检讨书再当面给潘提意见，与会者也基本上予以了肯定。只是在个别地方提出了修改意见。如钱伟长说：“他对过去惋惜口吻多，新生力量不够，决心看不出。”冯友兰等说他的检讨平铺直叙，对国民党的关系说得不清楚，缺乏具体分析。1952年10月27日，清华大学召开了以文法学院师生为主的数百人的大会，听取潘光旦的检讨。他一上来首先承认，自己过去检讨不好，主要还是因为“怕摸到我自己的疮疤，还是想遮掩过去”。比如自己过去研究优生学，“是根据了美帝诬蔑我们民族的许多资料来搞”的，建国后还想做辅仁大学的董事，这些都是丧失民族立场的问题，自己却都没有谈到。另外，自己思想上还有些包袱，如有旧学问的包袱，总是自以为很有一套，总以为自己是进步的。因此，对错误，自己也承认了一些，但说我是全盘错了，无一是处，就很不服气。结果是自己的检讨，“一面承认了些我的毛病，一面却把我自以为毛病不大的地方或自以为没有毛病的地方表示给同志们看，妄想同志们得一个印象，我这个人虽然不好，还不至于太不好。”他接着具体讲述了加入国社党、办《华年》杂志、对学生运动的态度，以及与民盟的关系等问题的具体经过情形，着重举例说明了自己过去文章中“对不起党，对不起革命”的种种言论，说自己“是一贯的反对革命的”，包括对学生运动一直是采取“压制破坏”态度的。对于解放后“思想暗流”的问题，他更坦言：“我把党看作一个专政的党，把党的领导看做党的专政，把统战看作所以掩饰党的专政的一种做法，要团结大家是有的，要大家拥护新的政权，是有的，但大家怕未必能当家作主。因此，对民盟与其他民主党派，起初，大约有一年，我认为可以取消。一九四九年冬天救国会的自动宣布解散更加强了我的这种想法。后来，领导党方面不断的鼓励各民主党派，不但要继续维持，并且要巩固扩大，我知道我的猜测错了。但我还在冷眼旁观，在揣摩领导党的做法，还是把领导党的许多举动作为一种手段来看。”“后来政府成立，中央与地方各级都有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的民主人士参加，并且很多做了某些部门的正首长，而党员反有做他们的副手，我又认为他们的职权未必相称，实权大概是在副手里，而干部有事请示，大概也是向副的而不向正的。换言之，我认为这些都是属于统战方面的做法。”这影响到“我对于党所领导的各大运动，起初是决不可能心悦诚服的接受的。”比如抵制院系调整运动，对“三反”运动最初毫不重视等都是如此。即使是赞同土改，也是从优生学的角度来看问题，相信这对人才涌现有好处。支持镇反，想的也是“杀人的人应该偿命”和“颠覆的应该受到镇压”，而不是阶级斗争。他的结语是：“伟大的三反运动拯救了我，给了我一个最后觉醒与自新的机会。我决心改造我自己，我争取站进人民的队伍里来，同大家一样的，全心全意跟着党与毛主席走。”听了潘光旦的检讨，费孝通在发言中首先表示：潘先生的思想改造过程所以相当长，也相当艰苦，除了他自身的认识问题以外，“我必须承认自己在这个运动中也犯了错误，在我负责帮助潘先生的思想改造的时期，我犯了错误，没有坚持斗争，帮助潘先生去端正检讨的态度。以致使潘先生的思想改造走了一段弯路，和拖延了一个时期”。但他紧接着肯定说：潘先生的思想改造过程虽长，但如今已经有了一个好的开端。“今后我和潘先生还是一个机关，一条战线上工作，因此，我愿意一在这里保证，我一定要更好更负责地和潘先生一起互相勉励，一道求进步。”潘光旦的一对儿女也被安排在会上发言称：“解放以后，我们和父亲在许多问题的意见上是敌对的。”“在一些问题上我们常常发生争论”。我们十分痛苦，他也十分苦闷。“父亲能够从这样反动落后的情况下转变过来，现在家庭才显得有了生气。我们大家都很高兴，就是他自己也比以前愉快多了。”“我们热烈的希望父亲能拿出更大的勇气来和自己的反动落后思想继续进行斗争。虚心接受大家的意见，更加自觉地改造自己的思想，彻底地站到人民立场上来。”金岳霖的发言也讲了大致相同的话。看到潘的检查历时10个月终于通过，他显然颇为感慨，说：“我活到这样大的年纪，从来没有一次看见过这么多的同志，这样长期耐心地帮助他一个人进步，这对我说是一个崭新的教育，毛主席对我们知识分子的改造，真可说是仁至义尽了。”清华大学节约检查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周培源在总结发言中代表组织表态，欢迎潘光旦的“进步”。但对潘这样的重点对象和“顽固分子”，作为一级组织的代表，周的讲话依旧留有了相当的余地。指出：“潘先生是太落在时代的后面了。潘先生仍然缺乏对人民热烈的感情，对新中国浓厚的感情。像潘先生这样从极落后的深渊中爬出来的人，必须认识到，尽管已经有了一些进步，受到大家欢迎，但还须作极大的努力，才能赶上祖国的需要。”知道自己的检讨过了关，潘光旦如释重负，并不无感激之意。他在最后表示：“第一，我感谢三反运动终于教我初步的认清楚了我的错误。……第二，三反运动是党和毛主席大力倡导的，我感谢党和毛主席对知识分子的热爱和对知识思想改造的极度殷切的期望。……第三，我要向大家保证，我要尽我最大的主观努力，在今后的学习中、工作中，结合着刚才许多同志对我提的意见，继续不断地和腐朽与反动的思想残余作毫不留情的斗争，从而建立起我的革命的人生观来。”。清华大学的思想改造运动就此告一段落了，但是，对运动中有这样或那样问题的人的各种形式的监督，从此更成为一种有组织的行为。但从相关的汇报资料看，至少在运动后的一个阶段里，学校方面对潘的表现还是满意的。因为，这一年年底，北京市高等学校节约检查委员会党组在报告中还肯定地说：“潘光旦过关后，工作较前积极，情绪较为安定，对政治学习也自觉地去参加。”“对民族学院交给他整理少数民族史的任务，也很认真做，说自己至少还可以当个字典用。”但无论如何，潘光旦在思想改造运动中被作为重点对象、“顽固分子”、“铁心皮球”斗争到最后，勉强过关的结果，还是不可避免地给他日后的政治生涯留下了严重的历史阴影。潘光旦是不幸的。在1957年整风运动中，他几乎“揭了盖子也不说话”，却还是被打成了右派，可知当政者并没有因为潘没有公开发表批评言论，就把潘真的当成了“内部”的“人民”。潘光旦又是万幸的。因为他像许多被整的知识分子一样，自己并不觉得怎样冤枉，而且总是认为错在自己。因此，他“对毛泽东一直是尊重的，是尊重到底的”。同时，他虽然被打成了右派，却没有像许多人那样，被送去到劳改农场去劳动改造。否则的话，对于他这样只有一条腿的老年人，恐怕是连文革也活不到的。注释
1 潘光旦所从事的社会学专业在思想改造运动期间被取消，潘也被调离清华大学，改任民族学院历史系教授，其研究和发表学术成果的自由亦备受限制。故从1953年以后，直至去世，潘几乎除在1955年和1956年正式发表过《湘西北的“土家”与古代的巴人》和《访问湘西北“土家”报告》两篇调查报告，1962年发表过一篇谈清华学生生活的回忆录以外，再无学术成果发表。见《潘光旦生平和著作年表》，《潘光旦文集》 (11)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74—739页。
2 目前所见谈到这一问题的论著，均为吕文浩所著。即吕著：《潘光旦图传》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中《从学人论政到学人参政》一章，和吕著：《论解放前后潘光旦政治思想的演变》一文，但内中对潘光旦在思想改造运动中的情况，限于资料，仅提及而已。
*其他注释略
*文章出处：杨奎松.思想改造运动中的潘光旦——潘光旦“历史问题”的由来及其后果[J].史林,2007(06):1-14+189.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