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05.01 No.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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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中共政治局召開會議,決定在7月份召開二十屆三中全會。這個延宕已久的會議,總算確定了召開的日期。當局宣布,三中全會的重點是研究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問題,以及推進「長三角一體化」高質量發展。會議文告特別提到,「必須繼續把改革推向前進」,「全黨必須自覺把改革擺在更加突出位置,緊緊圍繞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從這個會議的主題來看,完全是了無新意。自習近平登基以來,深化改革的口號從不離口,換句話說,這十多年,習近平自認他一直在深化改革。然而,習近平的深化改革卻是強化權力,強化對經濟、對社會的控制,把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改成了以政治安全為中心,和民眾心目中的改革完全是背道而馳。可以說,習近平已經把改革完全給歪曲了,把倒退說成是改革。習近平繼續堅持他的改革,結果可想而知。
此外,會議文告還提到「以經濟體制改革為牽引……,推動生產關係和生產力、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國家治理和社會發展更好相適應」,顯然,這次所謂深化改革的重點在於經濟體制改革,這根本就忽略了中國面臨的真正問題。中國現在最大的問題不是經濟基礎不適應上層建築,而是上層建築嚴重不適應經濟基礎,所謂「以經濟體制改革為牽引」,完全是本末倒置。中國最需要的是政治體制改革,在現有的政治體制下,經濟改革已經走到了盡頭,甚至可以說,已經無路可走。只是,習近平不可能進行政治體制改革。人們不會忘記,2018年12月,習近平在紀念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上瘋狂叫囂,「該改的、能改的我們堅決改,不該改的,不能改的堅決不改」。那個時候,習近平志得意滿,飛揚跋扈,毫不在意地亮出了他的底牌,公然宣布改革已死。現在,經過三年清零,中國的經濟元氣大傷,已經陷入絕境,習近平這個時候不得不舉起深化改革的幌子,試圖欺騙民眾、欺騙國際社會。
其實,在上個月末,習近平會見美國商界領袖和智庫精英的時候,曾經對他們表示,「正在謀劃和實施一系列全面深化改革重大舉措,持續建設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一流營商環境,為包括美國企業在內的各國企業提供更廣闊發展空間」。習近平的這番話,明顯是在為三中全會大造輿論,試圖引起人們對中國未來的期望,讓外界幻想當局會在三中全會上推出大幅發展經濟的方案,真的改善中國的營商環境。
可以說,去年,中國經濟遭遇了自毛澤東死後最為嚴峻的局勢,內需不足,外資逃離,習近平當局為了擺脫困境,匆忙推出了一些應急的措施,自然是毫無效果。外界迫切要求習近平當局採取重大舉措,扭轉局勢,並對三中全會抱有期待。三中全會一般聚焦於經濟議題。在毛澤東死的時候,中國的經濟已經瀕臨崩潰,為了挽救中共的統治,當時的中共當局被迫做出戰略調整。正是在十二屆三中全會上,當局提出「改革開放」,將工作的重點從階級鬥爭轉向經濟建設。那次三中全會的主題雖然是經濟問題,但是,從階級鬥爭轉向經濟建設無疑是一個重大的政治決斷。由此,三中全會被賦予了特殊的政治意涵。也正因為如此,不少人期待,習近平當局也能夠再次做出政治決斷,進行真正的改革。
只是,習近平當局遲遲不敢召開三中全會。最關鍵的是,習近平當局根本就沒有真正改革的意願。再加上經濟形勢十分低迷,他們又束手無策,三中全會根本就無法召開,只好拖延下去。進入今年以來,經濟狀況並無太大的起色,但是,習近平當局需要粉飾太平,提振信心,無論真實情況多麼糟糕,也要高唱光明曲。政治局會議的文告說,今年以來,在以習近平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各地區各部門鼓足幹勁抓經濟,鞏固和增強經濟回升向好態勢,經濟運行中積極因素增多,動能持續增強,社會預期改善,經濟實現良好開局。這段話的意思是,社會預期改善,經濟實現良好開局,總算為召開三中全會創造了條件。不難想像,當局想必是預計二季度的情況多少會好起來,所以,確定在7月份召開三中全會了。至於能否拿出什麼擺脫眼前經濟困境的辦法,到也未必。關鍵是,三中全會再拖延下去,後果就太嚴重了,外界就更加絕望了。
只是,三中全會一拖再拖、延宕至今,已經產生了嚴重的後果。正像一位外國學者所說的,但即使這種推遲只是一種戰術性的,這對中國政治的整體運行來說也是一個不祥的跡象。它標誌著中共的一黨獨裁,完全變成了習近平的一人獨裁,中共的各項規章制度已經完全失效。可以說,在習近平的獨裁統治下,政治陰影對經濟所造成的影響,已經遠遠大於經濟政策、經濟環境對經濟的影響。習近平隨心所欲的獨裁統治,讓人們對中國的經濟更加沒有信心,這也是習近平獨裁統治的必然結果。
政治局會議的文告承認,「經濟持續回升向好仍面臨諸多挑戰,主要是有效需求仍然不足,企業經營壓力較大,重點領域風險隱患較多,國內大循環不夠順暢,外部環境複雜性、嚴峻性、不確定性明顯上升。」毫無疑問,當前經濟存在著許多現實問題,如消費不足,房地產危機,以及民營企業信心不足、外資企業逃離等等,固然急需拿出應對之策。其實,這些問題的存在已經很長時間了,這些問題的解決需要從制度上做出改變,而不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至於空洞的政治口號,更是毫無意義。所謂有效需求不足根本就是一個偽問題,不是百姓沒有需求,而是沒有條件實現自己的需求,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百姓收入太低,而且,缺乏必要的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障。要從根本上解決有效需求不足的問題,必須建立完善的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制度。只是,增加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開支勢必會壓縮中共政權運轉的開支,壓縮中共財政的騰挪空間。習近平本人對此顯然毫無興趣。而房地產危機,早已錯過了解決問題的時間窗口,現在已經是無藥可救,現在,只能是想辦法,儘力減少損失。至於中國的外部環境日益惡化,則完全是習近平當局對抗民主世界國際戰略的必然結果。這一切問題的根源,都和習近平當局的大政方針有關,都和中共的政治路線有關。
習近平告訴美國的商界領袖和智庫精英,要建設一流的營商環境,只是,營商環境完全受制於政治環境,在一個嚴苛的政治環境中,不可能營造出良好的營商環境。在一個專制國家,經營所面臨的最大風險就是政治風險。因為,它沒有任何規律、沒有任何預兆,政治風險的可怕程度,要遠遠超過匯率變化和自然環境的風險。習近平也許不知道這個情況,但是,美國的商界領袖和智庫精英不會不知道,企業家們不會不知道。
此外,二十屆三中全會還要審議《關於持續深入推進長三角一體化高質量發展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見》,這就意味著,當局試圖用「長三角」一體化高質量發展來突破中國經濟整體的困境。眾所周知,長三角地區經濟比較發達,即使長三角一體化在經濟上有所成就,也不過是利用以往的優勢地位,繼續在老路上摸索,這對於急需改革的中國來說,並不具有示範意義,更沒有突破性的政治意涵,不會給民眾帶來新的希望。
中國經濟陷入困境,很重要的一個因素就是民營經濟信心低落,這無疑和習近平這些年來對民營經濟的打壓有直接的關係。但是,從根本上來講,這是由於中國民營經濟缺乏基本的保障,實際上處在被歧視的地位。中共當局一直強調發展壯大國有經濟,完全是基於政治上的考量。因為,國有經濟是中共政權的統治基礎。強調發展壯大國有經濟,這本身就是對民營經濟的歧視。因為,民營經濟一旦發展壯大,存在著挑戰中共權力的可能,因此,中共當局根本就不可能容忍民營經濟發展壯大。顯然,中國的憲法不改變,中共一黨獨裁的制度不改變,民營經濟處於歧視地位的狀況就不可能得到根本性改變。習近平這些年的做法已經充分證明,利用民營經濟,只是中共當局克服經濟困難的權宜之計。
有可能,三中全會在一些政策上做出調整,對民生問題有所改善,乃至對外國企業給出比較優惠的條件,但是,這些做法根本不足以讓中國的經濟走出困境。關鍵是,如何從政治制度上確保這些經濟政策能夠得到實施,不會半途而廢,習近平當局不可能給出答案。可以說,只要沒有制度能夠制約習近平的權力,防止習近平的胡作非為,一切都無從談起。這應該是這十多年來,國內外最深切的感受。
事實上,中共的所謂改革,早在89年六四北京大屠殺之日,就已經死了。不僅政治體制改革已經不可能進行,就是經濟體制改革也已經結束了。這些年來,不過是在既定的道路上重複過去的日子。只是,這條路幾乎已經走到了盡頭。沒有政治制度的保障,經濟改革的成果隨時都會被奪走,經濟改革本身也可能被廢止。不突破現有政治體制的束縛,中國的經濟不可能得到發展。只是,奢望讓習近平當局放棄以政治安全為綱,改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完全是與虎謀皮。可以肯定,習近平的頑固本質不會發生改變,他絕對不可能放鬆對經濟、對社會的控制,也絕不可能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值得注意的是,在政治局會議文告中,特別提到「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全面貫徹習近平思想,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關於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觀點、新論斷」,由此可以知道這個三中全會將會推出一個什麼樣的東西。所以,三中全會之後,必然會帶來更大的絕望,整體形勢會加劇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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