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国光：台湾选举中“北京助选”的尴尬何在？

吴国光 VOA 【国事光析】20240124

台湾2024年总统选举已经落幕，但是选举所带来的一系列话题仍然延烧。其中一个话题是台湾多次选举中重复出现的所谓"北京助选"。这个问题在选后还值得谈，因为它关系到海峡两岸的互动，也关系到台湾政党政治的未来。

每当台湾选举投票之前的紧要关头，北京往往以"反对台独"为名升高对台湾的宣传恐吓与武力恐吓，而这样做的结果总是帮助被认为主张台独的民进党争得选举胜利，而反对台独的政党——主要是中国国民党——则自认成为这一幕的受害者。这就有了所谓"北京助选"一说。

北京的尴尬？浅析中共对台五策

北京的举动看起来事与愿违，弄巧成拙，那么中共岂不是甚为尴尬？自然，脸皮厚的人不容易感到尴尬。不过，从政策和战略的层面来分析，其实北京通过这种对台恐吓是达成了它的目的的，这也是它一而再再而三这么做的一个原因。

这个目的很明确，就是阻止台湾宣布独立。总的说来，中共要实现自己在台湾的政治利益，大体有五策，可分为上中下不同层面。上上策是扶植中共代理人上台，这样则兵不血刃就可以掌控台湾，甚至可以在时机适当的时候宣布两岸统一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连对台动武都不必要了。上策是按照北京自己的节奏和时机选择发动对台战争，以武力实现两岸统一。中策则是帮助反对台独、倾向统一的政党上台，持续加深两岸在经济社会层面的整合，进一步便利中共对台渗透，侵蚀和削弱台湾目前的事实独立与高度自主性，消除台湾忽一日宣布法理独立的危险。下策呢，那就是保持足够的恐吓，使得即使主张台独的领导人上台也难以宣布台湾独立。至于中共为外界局势所逼迫而在并不符合自己选择的节奏和时机上对台动武，那就是下下策了。这样的逼迫因素，中共已经多次宣示过，包括台湾宣布独立、台湾发展核武器、外国势力占据台湾等那么几条。

显然，中共要实现上上策，难度极大。而且，上上策的实现其实必须先从中策入手，一步步把中策的成功推到上上策的展开。当然，中策的实现，也可以配合上策的施行，以便在北京对台动武的时候可以得到台湾内部的配合。然而，恰如习近平所不断强调的，中共有所谓"底线思维"，防止最坏的情形出现是它所要优先考虑的。所以，在中策和下策之间，中共的战略看来是日常重点施行中策配以下策，关键时刻则以下策应对。总统选举无疑是台湾政局的关键时刻，这时中共就使出杀手锏了。

台湾反对党的尴尬——为什么惯服"票房毒药"？

中共选择下策而升高对台恐吓，其实还有一个考量，那就是并不信任那些主张与北京交好、与大陆统一的台湾政党。

某些和中共在两岸统一方案上持同样立场的台湾政党，早就已经被台湾选民所抛弃；而无论国民党还是民众党，目前关于两岸关系的主张都并不完全符合中共的战略目标。过去也好，未来也好，国民党或民众党要赢得选举，恐怕也都很难完全接受中共关于两岸未来的设计。不用说，选举是展现民意，而民意构成了对于台湾政党相关主张的根本制约。中共明白这一点，因此，说到底，中共就是不信任台湾民意。中共连被自己统治并洗脑了七十多年的中国大陆民众的民意都高度疑惧、极为敌视、千方百计加以镇压，怎么可能相信台湾的民意？又怎么可能相信必须经过台湾民意检验才能上台的政党呢？

这样一来，台湾那些主张两岸和平交流并走向统一的政党就尴尬了。你以为你在选举中打这张"和平、统一"牌就会得到北京的青睐，因此中共应该为你助选，其实人家并不信任你，因为它根子上决不信任民主。下策即恐吓手段在选举投票前的展现，不能说其中没有这样的考量：甭管谁在台湾选举中上台，老子都要告诉你，我手里有武器！

所以，那种认为北京的武力恐吓反而给某党助选的说法，其实是没有明白中共是要在台湾展现民意的时刻给所有台湾政党划下红线。说什么"票投某某党，青年上战场"，你想利用中共武力恐吓台湾这个因素来以主张两岸和平交流胜选，但中共要告诉你，也告诉所有人：我要的不是和平与交流，我要的是你台湾统一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只有"和平交流"能够促进台湾统一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目标时，也就是你按北京的中策去做，你庶几可以得到中共的策应。你拿北京当牌打，北京一样要警告你：你上台之后如果不能奉行北京的中策，导弹一样打到你头上！

更大的尴尬在于：明明知道中共是台湾选举中的"票房毒药"，偏有人乐此不疲地要服这付毒药。刚刚结束的这场总统选举，从选前的民调到选后的得票，都显示确有高达百分之六十的选民不愿选择民进党。在这样的局势下，设想某个反对党在中台关系上与民进党一样强调台湾自主、事实独立和捍卫民主，而着重就内政与执政党竞争，那会不会增加胜选的机会呢？不错，两个主要反对党候选人不是没有强调内政问题，但是，面对中台关系是什么态度呢？总统大选辩论中有个问题，问谁是对于台湾安全的最大威胁。连这样的问题都不敢回答，这不等于在竞选中服毒自杀吗？如果三党对这个问题的答案都是合乎现实地一致指向中共，中共的恐吓还怎么可能只为民进党"助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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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国光

  美国之音特约评论员，任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并兼任美国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中国分析中心高级研究员，试图以学术研究透视政治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