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臉書）
【按：第一代農民工在城市打工３０年後，每個月養老金只有人民幣１００、２００元，帶著一身病痛無法退休。《如此打工三十年》這篇調查報告在網絡上流傳，大量轉發，也遭到持續封殺。所謂第一代農民工，指８０、９０年代從農村進城打工，約８６００多萬人，安徽師範大學副教授仇鳳仙調查針對２５００分問卷以及訪談２００人，發現第一代農民工再吃苦也無法改變命運。中國這三十年搞「資本主義大躍進」，階級分化出「紅二代」、「官二代」、「富二代」、「貧二代」，大概就差出個毛澤東寫一本《湖南農民運動調查報告》新篇了，因為立志繼承老毛的人想當皇帝，反而最怕「泥腿子」造反。我第一次聽到「貧二代」這個詞是在日內瓦，當時的情境寫進一本新書裡，現在摘出來貼上。】
清晨雲霧未散，如海如濤，山頂竟有一座藏傳佛教寺廟，隱隱傳出鐘聲，優美無以言喻。進寺歇息，只見一個喇嘛，径自誦經擊鐘，旁若無人。山頂一寺一喇嘛，還有比這裡更香格里拉的嗎？況且這既不在西藏，也不在印度，而是在歐洲的心臟日內瓦。2011年底我飛到歐洲日內瓦，因我參與的一個人權組織，在那裡辦培訓班。
臨行前傅莉嘟囔了一句。我哪裡會有日內瓦的一個號碼？可是在她，我可能真的會一去不復返，叫她上哪兒找我去？我在費城機場，起飛前就用iPad 上網，再安慰她一番。她很緊張，不願意我走，最後還是放手了。我只去五天，飛躍大西洋抵達倫敦希思機場，不能上網聯絡她，很焦急，好在一個小時就飛抵日內瓦，趕到旅館就上網叫她，叫了好一陣子，她才上來，說美國已是早晨，她要去弄早飯了。
日內瓦瀕臨一湖，素有歐洲"西湖"之稱，晚飯後大家一道散步到湖濱，夜色裡湖畔很有西湖的味道。白天我也盡可能在附近遛遛。拜謁日內瓦，應是我們這種流亡者的份內之事，過去沒有機緣。我特別找到國際難民總署，一棟藍色大廈，讓我倍感親切，我是"國家級"通緝犯，後半輩子就是靠它的政策而延續，沒有它我大概還在中國坐牢。還有國際人權服務中心（ISHR)，它在聯合國附近，其廣場上有一尊巨型雕塑，是一把三隻腿的椅子，其隱喻雖關乎觸雷而斷肢，更廣泛的則是"傷殘的尊嚴"，我面對它暗暗垂淚，後悔沒帶傅莉一道來此。平時他們培訓，我也心不在焉，要溜回住宿的旅館，上網查一下傅莉可好？有時叫不應她，我就給鄰居發個電郵，央求他們打個電話給她……。
那天禮拜，日內瓦培訓班放假，我隨眾人去北郊爬山，那是與法國交界處，有一纜車可吊至山頂。學員都是來自中國的"人權捍衛者"，召集他們來這裡，可以方便去聯合國人權委員會旁聽其作業流程，我也隨他們去聽過一次"反酷刑委員會"審查白俄羅斯報告，荒誕者中共竟是該委員會成員之一，而他們酷刑異議者可稱世界之最。聯合國各機構設計一套程序來監督各國執行狀況，確係一種精緻文化，只是世界紛擾野蠻不堪，其效果堪憂。
我在日內瓦遇到的這群人，都很年輕，大家說說笑笑，氣氛頗好。他們是中國第一代"人權捍衛者"，我們需要組織西方資源來培訓他們，以育苗培植人權意識於中國貧瘠土壤，這是前人沒有做過的一件事情。我對他們說：
『大家都知道方勵之吧？八九之前他曾在北京被警察圍追堵截，後來他跟我描繪他們當時的感覺：「就像在荒野裡被一群狼圍追」。這個形容，給我印象深極了，這其實是對八十年代的另一種寫照，通常的說法是「開放」；這種感覺今天可以擴展到國內的無數維權律師、異見知識分子、訪民，無後台的民營老闆，甚至主張復辟文革的左派們。』
那天爬山，有個西南來的小伙子，一路上跟我聊天，他剛從牢裡出來，還留著光頭，他在國內不僅熱心人權救助，還跟隨一位西藏禪師信過喇嘛教，所以給人印象樸質而堅韌。他跟我說，中國下一步的抗爭群體是所謂"貧二代"，農民工子弟，這一代人已經拒絕再做父母那樣的奴隸勞動（廉價勞力），也對教育、就業等多方面的歧視身份憤怒已極，這代人聚居大城市周邊，一有風吹草動便群起暴動，焚燒一切，最近的廣東增城、浙江湖州兩地騷亂皆他們所為，已成體制的心頭大患。"我要到這個群體中去生活！"他說。
我很喜歡這個男孩，他比我的兒子不長幾歲，所以我也很擔心他回去的處境，雖然我很弄清楚他的看法太簡單，卻也不忍心潑他冷水。他提到的這一代農民工，在中國有兩三千萬之巨，乃是塑造出一個"全球化"的廉價勞力，而剝削壓榨他們的是兩頭巨獸，中國權貴和西方資本，不要說中國，整個世界也沒有一絲力量來替他們討公道。
我從日內瓦回來不幾天，威斯康辛的林毓生教授就來電話："我跟余英時說，共產黨弄到今天這步田地還不垮台，那麼我讀過的所有書都算白讀了！余先生說他同意我這個說法！"他大概是聽到最近關於中國局勢分析才給我電話的。我則跟他說了一點不一樣的分析：如今中共裡頭有危機感的，反而是所謂"紅二代"，也只有他們有"變"的能力，知識分子和中產階級都是無聲的、麻木的，底層和貧苦大眾則是"碎片化"，每年雖有幾十萬起抗議，但是"星星之火"不能"燎原"，除了表達憤怒之外，其他的政治意義不大。
我也提到，"紅二代"只有回到毛澤東，無論是薄熙來的"唱紅打黑"，還是習近平的"中國式現代化"，因為從鄧小平開始搞"資本主義大躍進"，中國被貧富撕裂，而至今只有毛澤東這麼一個"思想資源"，在中國管用。我沒有說的是，其實林先生他們一代所讀的書裡面，沒有關於今日中國的答案。他並沒有白讀。他所學到的政治判斷是：暴政只能維持於一時，經濟比較好的時候，恰好是最容易爆發革命之際。那是從法國大革命總結出來的歷史經驗，或者說"歐洲中心"的一種看法，跟今日亞洲尤其發達之後的中國，不大相干了。林先生最後說"恐怕也只能慢慢來"，我說開放了三十年，也"西化"了三十年，毛澤東那一套還管用，這一點外面的人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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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网络刊登一篇关于 #第一代农民工 打工命运的调查报告《#如此打工三十年》，被网友大量转发，但同时遭到持续封杀。 这篇文章讲述第一代农民工在城市打工３０年后，每个月养老金只有人民币１００、２００元，带着一身病痛无法退休。 《如此打工３０年》是根据安徽师范大学副教授 #仇凤仙 针对农民工做的一项研究，由新媒体《正面连接》刊发，在文章被下架后，有网友将其复制或更改标题转发到其他平台，但多篇仍被下架。 所谓第一代农民工，大致生于１９７０年代之前，８０年代中期、９０年代初从农村进城打工，规模约８６００多万人，这期间是中国城市发展最快的３０年，调查针对２５００分问卷以及访谈２００人，了解他们如何维生，结果发现，在退休问题上，他们有６０％的人称只能干到干不动为止。 文章说，大部分第一代农民工，年轻时顾不上晚年，只能把工资用于当下，２００９年养老金政策公布，３５％的人不理解或不相信这项政策，于是没有参保。 等到他们６０岁后，只能领基础养老金，每个月仅１００多元。 为了未来，为了偿还儿子结婚造成的债务，他们不打算退休。四分之三的人表示，６０岁后会继续在城里打工。但近两年，各地严禁６０岁以上农民工进入建筑工地，所以他们只能去做绿化、保洁、仓储管理等工作，薪水不到工地的三分之一。 第一代农民工并非不努力，但调查发现，努力无法改变命运。仇凤仙表示，这是一个时代性的问题，深受社会排斥性政策的影响，远非个人能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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