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臉書）
【按：八九那年「黃雀行動」救我到香港，立馬送我去巴黎，恍惚中好像昆德拉也流亡在巴黎，而他已經在大陸紅得發紫，尤其他那句「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輕」，強烈反襯著我們這群中國流亡者，尤其是我這類作家——不懂法語、說不清天安門為什麼敗了、更對西方「民主」語無倫次，還有點染上憂鬱症——怎麼還「不可承受之輕」呢，明明壓得喘過氣來！所以我從來沒有懂過昆德拉，也不喜歡這個捷克人，他跟中國的政治或文學有何相干？後來我只懂了他的一句話，就是標題那句，而且越嚼越有味道。我估摸那個「硬塊」至今還隆起在中國的軀體裡，發炎著、癌變著，全世界全中國都無奈它。】
第二個「六四」時我在臺北曾說過﹐它會變成一個「隆起的硬塊」，我是借用米蘭‧昆德拉的話，可是後來發現我根本沒弄懂他的意思，因為我不懂「無奈」，「隆起的硬塊」就是一種無奈，人對歷史、人對人自己的無奈。
三年後我在一瞬間懂了。我從七天的昏迷、胡言亂語和怪夢中醒來時，傅莉還昏迷在急救室里，蘇單則剛剛被人從一家兒童醫院領出來。那天，我在醫院大庭里聽到廣播新聞說魏京生被「釋放」了。我本也該去坐牢的，卻了逃出來。然而你能逃得脫什麼呢？假若一場牢獄定要由一場車禍來取代，我寧願去坐牢，因為後一條，是拿千辛萬苦牽著兒子來陪我流亡的老婆作懲罰對象，罰她几乎終身殘廢，還罰我好好兒的在一旁看著。
人其實不能選擇什麼，無論是命定還是意外。八九年那場突發的風暴，學者們可以作種種規律性的分析，但根本上也是一場「意外」，尤其對于那些死在廣場上的年輕的生命來說。他們大多數到死的時候都沒有想到這就是歸宿。沒有活著的人為這些生命的喪失負責，共產黨和民運分子都只指責對方，那就等于說，這是一次大車禍。
最無奈還在於一切都鑄成之后﹐你才知道不能補救什麼。很多人總說﹐「六四」的血不會白流﹐仿佛那些年輕的生命注定能換回點什麼。流血作為一種非付不可的代價﹐這種觀念大概是從那位大義凜然地說「流血請自嗣同始」的譚瀏陽開始的﹐然而﹐從他那里到我們今天﹐中國卻是血流得越多﹐政治越黑暗。就說從「六四」到今天﹐八年了﹐抗戰也不過八年而已﹐中國改變了什麼呢﹖
十三臺在放卡瑪的「天安門」。應該是最好的一部了。資料和編排都夠水平﹐只是按西方習慣而言主觀色彩重了些﹐隔的不夠﹐編者自己介入太深﹐也過於取所謂政治學的立場﹐總想凸現群眾運動和有秩序民主的區別﹐用意頗好﹐只是拿紀錄片來表現這個主題﹐無法在人性的層面展開﹐大量鏡頭用於繁瑣的過程﹐可能淹沒了更精彩的東西。比如對學生幼稚理想主義的詮釋﹐就流於簡單的批評﹐而太偏袒所謂改革派的苦心孤脂。這也是太強調所謂「人民覺悟」的一種觀點。這部紀錄片埋著一個很殘酷的伏筆﹕群眾的混亂和狂熱是中共鎮壓的合理性。這很新權威主義。深入不了的地方就在於﹐為什么學生如此這般﹖那是真正的悲劇╴╴一種無奈。
硬塊只在那里「隆起」著，癌變著，中國和世界都無可奈何。一年一度的紀念﹐只是為了那些亡靈才是值得的。那是永遠失去的﹐是所有活著的欠下的﹐不是欠給中國﹐也不是欠給「民主」﹐只是欠給他們本人。
我也終於明白﹐我不欠誰的帳﹐我只欠傅莉﹐欠得此生償還不清。「六四」越離越遠﹐只有受害者在品嘗剩給他們的痛苦﹐那是唯一真實的結局﹐不是只到那一天才想得起來﹑才要去說几句「反思」的輕松事。這個結局令我終於懂得了政治在中國究竟是什麼。傅莉從來討厭政治﹐也不贊成我以假「憂患」介入﹐她其實從來不喜歡我的那些報告文學﹐覺得那是玩火。她是對的。我玩火﹐她付代價。那都成了我欠下的﹐我無法抵賴的﹐沒有人可以替我去償還的。那是她盡了全部心力﹐十幾年流淌出來給我的甘甜﹐是一天天塑造的﹐沒有一天是應付著過的﹐若有半天茫然﹐她就會病倒。這一切都莫名其妙被粉碎了。「六四平反」又怎麼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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