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初，護國神山、全球地緣政治中心台積電的創辦人張忠謀先生，以「在不傷害國家安全與本國科技、經濟領先條件下，允許國際商業往來。這樣的全球化還能算全球化嗎？」一席話，再度擾動了全球輿論與市場。
而這樣的巨大叩問，也與今年七月翻譯完成出版，由我國經濟學院士朱敬一、大法官羅昌發（兩人前後任職我國WTO代表團常任代表）、律師李柏青與中研院法學者林建志共同撰寫的英文著作《價值戰爭》（Ultimate Economic Conflict between China and Democratic Countries），不謀而合。
有趣的是，我們可以把這本著作，看成經濟學家、大法官、律師與法學者嘗試透過國際法制的補強與創新（尤其是WTO貿易法規框架下），解決因為價值與政治差異，以及現行缺失的法治框架，所造成的經濟競爭不公平。而且其中，有相當大的篇幅雖然在講經濟與法律問題，但卻都把兩種問題的根源，都推到了政治、價值與意識形態。這無疑又是在價值多元無法調和的時代，尋找紛爭解決與共存的一次嘗試。
對經濟促成民主的「和平演變」反思
《價值戰爭》一書，揭幕即反思了2000年前後，美國協助中國加入WTO的往事。因為對美國外交決策圈崇尚新自由制度主義的傳統建制派而言，這是他們認為可以達成「中美國」（Chimerica）共存共榮的絕世好計。而這種主流的想望，按《價值戰爭》的說法，正是將中國納入全球市場經濟體系，最終讓「貿易和平論」發酵成為「和平演變論」，最終促成「民主和平論」。也就是透過自由市場經濟改變中國的政治制度，讓中國因為繁榮市場經濟促成經濟成長，藉此培養大批中產階級，活絡民間社會。最終，使民間社會成為制衡甚至推翻共黨專政的中間力量。
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美國傳統建制派的信仰，終究敵不過政治事實與政治科學的考驗。經濟與民主間的正相關，就本書作者們來說付之闕如。原因有三：第一、雖然經濟表現不佳，確實會促成強人政治整頓經濟的民氣。但這是「民主是否鞏固或衰退」的問題，而不是「極權轉向民主」的問題；第二、經濟發展確實促成收入增加與教育普及。但這些只是創造了利於民主的外部環境條件，卻沒有辦法證實兩者之間的相關性；第三、經濟發展造成的人民收入與素質提升，確實容易促成中產階級與民間社會的興起，並且對極權政府形成制衡。但中產階級與民間社會的強大，終究並非政治性的組織集結，並沒有辦法證成民間社會與民主政體的因果關係。
更重要的反證就是中國。自30年前改革開放至今，中國的GDP增加了約40倍，但這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讓「一部分的人先富起來」的同時，也創造了一群不願改變現狀，或沒有勇氣改變現狀的既得利益者。這些既得利益者成為捍衛極權體制的基石。並且在他們的支持下，極權政府有更多的資源與工具對內控制國家與人民；對外則發揮影響力，在現行的國際經濟體制中鑽營獲取利益，並且透過各種工具推廣自己的意識形態，鞏固自己的國家利益。
國際經濟問題來自政治差異
《價值戰爭》在闡明了這個經濟與民主缺乏相關性的問題後，將主題正式帶入了國際關係中經濟與政治的差異性。作者們認為，若把國際社會看成一個俱樂部，那國際上的經濟俱樂部，相關規定其實嚴於政治俱樂部。因為全球化（製造生產、勞動力、資金、市場、網路的去邊界化與一體化）在經濟場域上，突破了國家在政治上無法突破的國界同時，在國際經濟俱樂部建立了一個大家共同遵守的規範框架；相較之下，在一個國際政治俱樂部中，存在大量沒有辦法突破國界的政治性議題，其中跨國的規範框架強制力就相對較弱。
換句話說，自由流通的市場是所有人、所有國家認同的利益極大化；但主權國家互不干涉他國內政，則是在國際政治上相較於國際經濟而言，各國認同的另一種利益極大化。當後者的「他國內政」，因為各國不同的文化與價值，因此衝擊、甚至破壞了全球自由市場。《價值戰爭》的作者群們就認為，當下美中之間的貿易戰與科技戰，源頭正是來自雙邊的「價值戰爭」。以下我將從兩個角度，切入分析這種政治價值差異所造成的制度與經濟衝突。
第一、知識經濟與數位貿易興起混淆政治與經濟場域
按《價值戰爭》的說法，極權國家網路封鎖的本來目的，只是不讓本國人接觸外國網站，算是一種內政上的言論自由箝制。在主權國家互不干涉他國政治的國際政治俱樂部裡，天經地義，沒有其他國家可以干預。但當代知識經濟與數位貿易興起後，網路封鎖開始讓極權國家消費者接觸他國電商平台時，遭受到各種困難（禁止網站接觸、網速降低、需用VPN翻牆、政府直接審查購物內容）。如此一來，網路封鎖就從「國內政治對言論自由的箝制」，變成了「國際經濟對跨國電子商務在『市場准入』上的不公平待遇」。
同時，當極權國家大量蒐集國內消費者消費數據，累積大量消費習慣分析資訊，並將之運用在更精準的廣告投放時，其他國家網購平台與極權國家平台間的不公平競爭就更明顯。更重要的是，當代數位貿易很重要的環節，不只呈現在貨品的流動，占比更高的是服務的提供。尤其是透過搜尋引擎或社群網站進行廣告投放的服務，幾乎是當代廣告收益的最大宗。而極權國家的網路封鎖，讓其他國家的搜尋引擎與社群網站無法與本土商競爭，自然讓本土商在國內形成寡占。因為無論本國或外國產品需要本土銷售時，都必須與本土搜尋引擎與社群網站合作。這也是中國電子商務相較世界其他國家畸形繁榮最主要的原因。
另一方面，因為人工智慧的發展，使得數據蒐集，以及隨之而來的數據運用、演算法精進、行為模式預測，都成為政府政策規劃與風險管控的重要工具。但當上述技術掌握在極權國家政府手上時，監控人民就變得更容易、更精確、成本更低；相較之下，民間社會有更高的成本與技術門檻，難以與這種「數位極權主義」相抗衡。而民主法治國家雖然數據也被政府與大型科技公司蒐集，但這些數據是分散而非集中，更受到憲政體制從憲法到一般法律的保護。
第二、極權國家經濟發展重新定義「反壟斷」
《價值戰爭》的作者群認為，因為極權國家本質上反對制衡的概念，推崇集體或集中的概念，所以中國的《反壟斷法》，以「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保障國家安全」等籠統的文字，巧妙的以《反壟斷法》促成了華為這種一家獨大的狀況。本來《反壟斷法》類似各國《反托拉斯法》、《反獨佔法》或我國《公平交易法》，被期待為一種「避免不公平競爭」的工具，就這樣遭到中共的魔改，變成了「造成不公平競爭」的工具。
按本書說法，中國資通訊巨擘華為一家公司，等於是垂直整合了高通（晶片）、蘋果（手機）、諾基亞（基地台）的龐然巨獸。而極權國家之所以這麼做，是因為當代知識經濟高科技產業（如半導體）的先進優勢，在某項高科技裡創造標準的國家與企業（例：5G），有贏者全拿與報酬遞增的特徵。所以他們採取黨國資本主義在技術與資金上，全面協助或補貼類似華為這種看似民企，實則國企的公司。
而WTO關於公平貿易的相關規則，是在1994年所制定。在當時，不僅知識經濟與高科技產業沒有今天決定性的力量，極權國家如中國也沒有發展出一套針對未來研發、而非當下產品的政府補貼制度；更尚未有黨國權貴資本主義，經營大量看似私營實則國家大量介入的超大型公司。
這些公司違反所有我們所熟知的，有監管機制的公司治理模式（公司向股東負責、董事會代表股東權益推舉董事長執行公司事務），讓國家與黨的手伸入公司，使得黨國權貴資本主義下，公司對黨與國家負責。這使得跨國公司間的談判，一旦面對的是中國這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國家時，就變成了民主國家企業對極權國家的談判。
另一方面，當外資公司拿外國人的錢投資中國，或在中國開公司賺錢時，通常也會因為這種「有中國特色的」公司治理模式，迫使這些外資公司不是對外國投資人負責，而是對中共或中國負責。中國法治的缺乏、審計資訊的不透明，也讓其他國家無從監管與查核中國政府對這些公司的干預，或資金與技術的盜竊。
科技戰與貿易戰其實就是價值戰
本書作者群傳達的另一個重要訊息是，美中貿易戰與科技戰的根源，並非美國國內政治的極端化或民粹化，而是兩種政治價值「專制共產主義」與「民主資本主義」造成的意識形態衝突，進而導致了兩種經濟價值「市場經濟」與「黨國資本主義」的制度衝突。
舉例來說，當民主國家將反對奴工、注重勞權等價值做為訂立相關法令的基礎時；極權國家可以使用罪犯、思想犯或是少數民族做為無薪酬與糟糕勞工環境裡的奴工。這是缺乏權利制衡與權利保障的極權國家與民主法治國家，因為思想價值的不同造成立法邏輯的不同；法律體系的不同又影響政治制度的不同；政治制度不同又決定了經濟模式的不同。最終，在全球自由市場裡造成了極權國家與民主國家的經濟競爭下，極權國家的不正當優勢。
所以我們看到的美中貿易戰，看似經濟問題，其實就是政治問題，更可以說是意識形態的「價值戰爭」。而這樣的價值戰爭雖然常被稱為「新冷戰」，但冷戰時期的中蘇，並沒有像今日的中蘇如此融入全球自由市場；中國甚至還是當代的世界工廠與世界市場。這也讓民主與極權兩種價值的價值戰爭，更無法只是單純堅壁清野的新冷戰。
按照這個邏輯下來，作者們也透過《價值戰爭》反思了「修昔底德陷阱」。他們認為，單純用權力視角來解釋美中之間是「既有強權對崛起強權挑戰的恐懼，因此產生我們看到的競爭與衝突」，這種解釋方式過於簡化。因為雙方之間的差異，遠非權力多寡的差別或只是要競爭權力，而是全面的從價值、法律、政治到經濟的落差。尤其是在一個水乳交融、難以割捨的狀態下，不只去爭一朝一夕的強弱，更爭亙古千秋的對錯。這讓狀況更加複雜、也更加困難。
這樣的全球化還是全球化嗎？
回到張忠謀先生的公開談話「國家安全優先的全球化還是全球化嗎」，這句話在台灣很多人把它解釋成了肯定句；但查其發言的前後脈絡，張忠謀先生或許要表達的是疑問句。尤其從《價值戰爭》一書來看，全球化的主體是企業與個人而非國家。若是一個國家政治力為中心的同質化，那幾千年歷史上的帝國，早就已經做到這點。而若是要以國家安全、本國科技與經濟為考慮，那就是一種從企業與個人為主的全球化，重新又回到主權國家為中心的西發利亞體制。
《價值戰爭》也一再提醒，華盛頓在2021年力推的《美國創新與競爭法》（後更名為《晶片與科學法》），雖然與2015年北京策畫的「中國製造2025」仍有不同。《晶片法》主要針對科研、理論應用嫁接、前期非特定新創、分散風險進行補貼；不是為了特定產業的報酬遞增與先進優勢進行補貼。但《晶片法》也有類似「中國製造2025」那般，針對特定產業（半導體）與特定企業（英特爾）的政策補貼。這種立法思維的轉變，正是民主國家走向「把自己變成怪物來對抗怪物」的模式，「以國家資本主義對抗國家資本主義」。此舉不僅破壞了自己本來信守的自由市場競爭機制，更是讓全球自由貿易（全球化的世界）走向惡化的開端。
所以對作者群而言，若要讓全球化的世界得以維持，應該是要重塑一個具公平規則的法制框架，彌補WTO現有不符合技術進步而出現的缺陷，或甚至制定新的制度輔助WTO體系的運作，來避免極權國家在現行自由貿易框架上運用制度漏洞，進行不公平競爭。因為若不進行國際經濟法制框架的改革，持續放任各國的產業政策走高、重商主義走強，則這樣的全球化就自然不再是全球化。
余自束髮以來，粗覽群書，獨好屠龍之術，遂專治之，至今十餘載矣。從師於南北東西，耗費雖不至千金，亦百金有餘。恨未得窺堂奧，輒無所施其巧。由是轉念，吹笛玩蛇，偶有心得，與舊親故共賞，擊節而歌，適足以舉觴稱慶也。
書名：《價值戰爭：極權中國與民主陣營的終極經濟衝突》
作者：朱敬一，羅昌發，李柏青，林建志
出版社：衛城出版
出版時間：2023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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