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3日，1989年天安門廣場衝突的調停人和對話者閻明復先生去世。藉紀念之際，那場波瀾壯闊的民主運動再次回歸人們的視野。其中，閻明復先生參與的與學生對話的過程特別令人感興趣。
那年發生在天安門廣場的整個對話過程，可以說是一場試圖用社會協商對話解決社會衝突的大規模實驗。這場實驗有這樣幾個特點：第一，對話是學生首先提出來的。起因是《人民日報》4.26社論《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把學生們為胡耀邦鳴不平、要求重新評價他是非功過的紀念活動和一些改革建議，定性為「動亂」，並指責「極少數別有用心的人，陰謀推翻中國共產黨和現行的政治制度」。學生們對這些毫無根據的指責和刻意的抹黑極為不滿，遂要求與政府公開對話，希望政府改變4.26社論的定性。學生們的對話要求無疑是踐行自己的公民權利和民主權利，是負責任的，是合理的。
第二，學生提出的對話要求得到黨內改革派的積極回應。趙紫陽5月4日說，中國應該在民主與法制的軌道上，通過協商對話解決問題，這是與4.26社論完全不同的聲音。趙還派中共統戰部部長，中央書記處書記閻明復與學生對話，肯定他們的初衷，聽取他們的要求，希望學生停止絕食、撤出廣場，回到校園去。這些對話發生在統戰部、人民大會堂和天安門廣場等不同場合。閻明復很真誠地對學生們說，你們的要求，中央一直在認真考慮，我們可以坐下來，商量個妥善的解決辦法。中央政治局早就作了決議，決不會對同學們秋後算帳。希望同學們盡快回到校園裡去，養好身體，好好讀書。
第三，閻明復參與的對話在5月中旬的短短幾天之內，形成了多邊參與，多層次構成的聲勢浩大的態勢。閻明復說，我們同民主黨派、非黨人士已經建立了對話制度，與同學們還沒有建立起經常性的對話渠道。希望這是個良好的開端，從今後，我們要把多層次的對話渠道廣泛地建立起來。後來知名學者專家教授，如嚴家其、包遵信、戴晴、蘇曉康等也加入了與學生對話的行列。比如，在學生與政府形成僵局後，時任《經濟學周報》副總編的王軍濤先生就是應閻明復之邀，參與和學生對話的行列。
有意思的是，早在89民運前，中共改革派就提出了建立社會協商對話制度的設想，並做了大量的準備工作。這些準備工作包括改革派領袖趙紫陽在中共十三大上提出的政治改革的一個重大舉措，即建立社會協商對話制度，用社會協商對話來解決黨和政府與民眾之間、社會各個階層之間、具有不同利益的各種社會群體之間的矛盾。這是趙紫陽的深思熟慮的、一再堅持的主張，其基本原則是，「提高領導機關活動的開放程度，重大情況讓人民知道，重大問題經人民討論。」
這些準備工作還包括，一系列關於社會協商、民主對話的相關討論和專題研究出台。1987年12月18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文章《發揚社會主義民主的新形式——論社會協商對話制度》，文章作者是中央政改研究室特約研究員、評論員吳國光先生，趙紫陽秘書鮑彤做了修改。此外，由鮑彤擔綱的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成立以後，第一項任務就是研究、起草一個題為「關於建立社會協商對話制度的若干意見」的文件。在此前後，政改研究室也連續召開內部討論會，對社會協商對話問題進行專題研究。由此可見，趙紫陽的政改人馬何等重視建立社會協商對話制度對促進中國政治改革的重要作用。但誰也料不到的是，當89民運突然席捲而來，早在1987年就已產生的建立社會協商對話制度的構想和相關的理論準備，顯的那麼倉促、蒼白與單薄。
無論如何，89民運是一個大規模的、多階層參與的、有理論準備的、踐行民主權利的、建立社會協商對話制度的實驗。它是一場偉大的實驗。本來有機會成功，最後卻終結於一場大屠殺。
為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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