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以「空中客車」懲罰波音，乃是中共故伎重施，這倒讓我想起一本書來，知道西方也有明白人，這是一本二十四年前的英文書，The Coming Conflict with China，中譯為《即將到來的中美沖突》，作者 Richard Bernstein、Ross H. Munro 都是曾經派駐北京的記者。這本書提到：『中共當局總是一面以利潤誘惑美國商界，一面又發出威脅……總理李鵬一九九六年懲罰了波音公司，取消了購買波音飛機的承諾，改從歐洲的空中客車公司購買了價值十五億美元的飛機。他極為露骨地說明了采取這個做法的原因，因為歐洲領導人在「對華合作時不附加政治條件，而美國人卻任意地威脅要制裁我們。」』這兩件事的時間差距，至少告訴我們，中共和西方都絲毫沒有進步，這個世界基本上是原地打轉。二十多年前我就分析過這個伎倆，並留下一文。】
筆者九五年曾談到，中共在台海局勢中的強硬姿態，越來越顯示其逐漸出現的對外方針的基本改鉉更張：從1989年以來的"韜光養晦"、"絕不當頭"的謹慎防守中走出來，以進攻的姿態控制和操縱亞太事務。這一變化，乃是中共確認它成功地應付了蘇聯東歐變局，和化解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制裁之後的本能反映。
這種"國際大環境"的改變，不僅化解了中共八九年天安門屠殺引起的執政危機，也進而化解了鄧小平辭世所帶來的權力真空危機。江澤民能坐得住，很大程度上，不是大陸內部"穩定"，而是國際環境對中共從未如此有利過。
但是，西方特別是美國政府的智囊機構，和作為美國外交政策參考的學術界的中國大陸政治分析，一向以中共領導人的"言行"作"短期預測"，八九年以後未見哪位策士提醒白宮註意鄧小平的"韜光養晦"之計，也未見他們看穿中共以市場利益誘惑並迫使西方讓步。直到最近，才出現新聞界揭露中共"政治獻金"醜聞的清醒眼光，其中有一本書比較系統的梳理了中共對美外交的步步為營的脈絡，很有政策價值。這本書是《即將到來的中美沖突》（The Coming Conflict with China），作者 Richard Bernstein，Ross H. Munro都是曾經派駐北京的記者。 本文擬參考他們的研究，對中共在分化西方、影響輿論、收買政客三方面的外交策略作些分析。
分化西方
現在來看，"六四"後中共的對美外交，從一開始就不純然是被動式的"韜光養晦"，而是力圖影響美國的公眾輿論和政府決策的，而且有其獨特的做法，《即將到來的中美沖突》（下稱"即"書）一書作者認為，中共"從它企圖影響美國行動的那種肆無忌憚，一旦聽到不同意見就發泄出來的那種刻毒的憤憤不平，到它在美國的無孔不入的活動，這些活動不光是指那些伴隨著私下遊說的宣傳、威脅和恐嚇，還包括購買或盜竊技術以便向中國轉移。"他們也指出，"美國政府和公眾對中國問題的種種爭論，已經被一個極具影響力的由原美國高級官員組成的集團所支配，而這個集團的人則通過推銷他們所主張的對華政策獲取暴利"，"中共慣於以發動經濟戰相威脅，企圖這樣來改變美國的國家政策，這種做法在美國對外關系史上是罕見的。"
回頭去看，「六四」後成功地打破西方對華制裁，乃是頗有研究價值的一段中國外交史，足可列為美國對中國政治研究的一個課題。主導這個時期中共對外政策的最高準則，是鄧小平面對「六四」事件和接踵而來的蘇聯東歐巨變所提出的兩個方針："韜光養晦"和"絕不當頭"，其基本精神都是避開鋒芒，不當「出頭鳥」，以爭取喘息的機會。稍熟悉中國歷史的人，都會由此聯想起類似越王句踐「臥薪嘗膽」、韓信「胯下之辱」乃至稍近一些的林彪對毛澤東的「韜晦之計」。這種淵源極長的中國「光棍」傳統的權術，是否可以用現代政治學去研究？我不知道它可以歸入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們所擅長的哪一類「分析模式」。
但是我們畢竟可以從中共的對外政策中找到這種權術的強烈痕跡，比如，1992年9月中共外長錢其琛發於黨內的「關於國際形勢問題」報告中，特別談到「打破西方制裁」的有計劃部署，其第一步就是海灣危機時沒有在聯合國安理會使用否決權，頗有深意幫了美國一個忙，錢其琛如此描述："我巧妙利用美在海灣問題上有求於我，去年（1990年）底實現了外長對美的正式訪問，會見了布希總統，打破了美不許兩國部長級官員互訪的禁令，是中美關系的一個突破。"進一步撕開這個口子的辦法，是說服美國不再堅持西方國家在世界銀行對華貸款上保持制裁的一致立場，當年就拿到了七個億。他們對此叫做「分化瓦解」，「充分利用西方各國之間的矛盾和美國統治集體內部的矛盾」，其中又特別利用美日之間的矛盾，最先使日本放棄制裁，第一個去投資，給於充分優惠，讓西方各大財團和公司急得直跺腳，自然會去遊說國會。到這個火候兒上，中國便組織赴美采購團，一次就簽了十二億的合同。
美國人如今也終於看到中共當年"懲罰波音公司"的深遠意義。"即"書寫到："中共當局總是一面以利潤誘惑美國商界，一面又發出威脅……總理李鵬一九九六年懲罰了波音公司，取消了購買波音飛機的承諾，改從歐洲的空中客車公司購買了價值十五億美元的飛機。他極為露骨地說明了采取這個做法的原因，因為歐洲領導人在'對華合作時不附加政治條件，而美國人卻任意地威脅要制裁我們。'可是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正是中國政府自己在耍弄著貿易制裁的武器，時而以經濟利益相許，時而用經濟懲罰作威脅，對美國政府施加壓力……中國的對美政策之所以能明顯地收效，恰恰就是因為中國政府把經濟和政治拴在一起，用經濟上的利誘和懲處來向美國索取政治讓步。" 卸任的美國國務院東亞事務助理國務卿溫斯頓•洛德十分灰心喪氣地說："我們在中國問題上最大的一個難題就是，當我們對付中共時，我們在歐洲和日本的盟友們卻拖我們的後腿，把合同搶走。"今天，這種策略已經進一步挑唆法國的反美情緒，最近法國總統席哈克北京之行，不僅簽了十二億合約，還同中共一道譴責"美國霸權"。中法的這種"合作"，無非是冷戰時代戴高樂與毛澤東合作的翻版，但值得思考的是，錢其琛在1990年就提出「分化瓦解」、「充分利用西方各國之間的矛盾和美國統治集體內部的矛盾」的策略，七年後開始"見成效"。
控制西方中國觀察家
通過西方左傾知識分子影響西方輿論，是中共對西方分化的另一個層面，也是中共國際統戰的老把式。五十和六十年代，中國只準許很少的外國記者和作家進入中國，這些人被中國稱為"中國的朋友"，換言之，就是願為中國的共產主義革命作宣傳的外國人。其中著名的，一個是瑞士作家韓素音，另一例子是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在只有極少數美國人能去中國的"文革"年代，他居然能去中南海，進入毛澤東會見外國貴賓的客廳與毛長談。還有一些外國人也屬此類，如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新西蘭作家倫•艾黎等，澳大利亞共產黨員Wilfred Burchett等。除了極少數例外，這些人中的絕大多數之所以能夠進入中國，是因為他們具有"朋友"的身份。而只要他們向外部世界講了一些真話，比如披露了上層權力鬥爭、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或者毛政策造成的經濟災難等情況，就會被中共認為"不友好"，他們的"朋友"身份就會被輕而易舉地撤銷。
然而自共產主義的全球性崩解以來，西方左傾思潮也一蹶不振。中共控制西方西方輿論需另求其道，開始運用各種手腕、造就出一小群新的"中國的朋友"，辦法是去中國的簽證、到各地旅遊的許可、以及進入中南海會見領導人的特權等。但是大概效果不彰，西方輿論對中共的基本調子仍是負面居多，因此中共開始采取一套新的做法，被稱為"殺雞儆猴"。最先遭此"待遇"的，是哥倫比亞大學教授黎安友(Andrew Nathan)，只因他為毛澤東的私人醫生李志綏寫的回憶錄作了序，從此中共不準他再進入中國大陸，這對於一個以中國政治為主要研究對象的學者來說，自然是一個損失。接下來，曾經公開批評中共違反人權的美國學者和作家，或者在申請訪華簽證時被拒簽，或者是被要求參與一場尋求著名美國人支持中共政策的活動、以此換取訪華簽證。以中國大陸為主要報道對象的著名自由撰稿人Orville Schell（中文名字夏偉），曾出版過幾本關於中國的書，自從九十年代初以來就再也拿不到簽證，原因是他參與了"人權觀察"的活動。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系教授林培瑞(Perry Link)，"六四"以後幾乎年年可以得到有效簽證進入中國，但一九九六年八月卻在北京首都機場海關被拒絕入境，還把他在旅館裏扣留了整整一夜，於次日晨將他送回香港。林培瑞事後說，當他被扣壓在旅館裏時，有四個公安局官員在房間裏通霄值班看守他，他們把房間裏的電話也切斷。
"殺雞儆猴"的作法其實並非新招，一九七二年早在意大利電影制作家米開郎基羅•安東尼奧尼身上試過，他是意共黨員，獲準到中國攝制一部文獻電影，後來中共發現這部電影（China Is Near）沒有突出中國人的"革命形象"，而是如實反映了老百姓的生活情景，就掀起了一場長達數月之久的批判安東尼奧尼的宣傳運動。埃德加•斯諾在七十年代訪華期間也制作了一部電影，但他采取了與安東尼奧尼相反的做法，他拍攝的只是建造長江大橋的"英雄事跡"，這就保證他下一次還能拿到訪華簽證。"臨"書引述Schell的分析，認為從總體上來看，中共在試圖控制外國的中國觀察家這一點上是相當成功的。中方制造的恐嚇確實使許多外國學者和記者講話時小心翼翼，他們害怕成為中共的"不受歡迎的人"。Schell說，這其實是西方的中國問題專家所熟知的，中共對付它自己的知識分子的手法，這種政治上排斥異己的威脅手段不僅在中國國內十分有效，而且對外國記者和學者也產生強烈效果，因為這些人為了保住目前與中國相關的職業，需要去中國，所以對中共有所依賴。
"即"書也指出，美國有一小群中國問題專家避開"冒犯"中共，依然可以獲得與中共高層官員接觸的機會，所以反而與當年的韓素音、斯諾一樣"走紅"，為白宮非正式地提供咨詢，為美國大公司或政治名人的中國之行"護航"，也發表關於中國政治的學術分析，在政治上充當中共的辯護士。可是，這些美國的中國問題學術精英所面對的，是一個不僅排斥本國異己、也排斥外國批評者的中國政府，只要這些美國學者在某些問題上冒犯了中國政府，他們去中國作調查研究的路就被堵死了，他們的學術生涯就會因此終結。那些保持與中共官方良好的接觸管道的美國政治學者們，通過這些接觸還能了解中共領導人是如何想問題的，這些知識確實頗為實用；他們發表的關於中國政治的文章就有參考價值。但在一些問題上，比如毛澤東的聲譽、人權、中共對台灣的軍事恐嚇、中國對西藏的控制，北京當局緊緊地盯著，這些學者就只好要麽是說些奉承之詞，要麽幹脆縝口不言。
收買美國政客
"即"書認為，同上述中共在西方學術或新聞領域內全面實施軟硬兼施的作法相比，在商務活動中就幹脆是赤裸裸的收買。
中共憑借操縱外商進入中國市場的許可，來影響美國的對華政策，頗為收效。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利用那些最可能從美國遷就中共的政策裏大撈好處的人，在美國政府和公眾當中不遺余力地推動對中共的遷就政策，而其中最惹人註目的就是前國務卿基辛格(Herry Kissinger)和黑格(Alexander M. Haig Jr.)，還有前副國務卿伊戈伯格(Laurence Eagleburger)和前國家安全事務顧問斯考克羅夫特(Scowcroft)等。他們是一批這樣的"顧問"，如果一個基辛格想為他的主顧(某家美國大公司的董事長)在中國市場上的競爭中贏得一項合同，那麽根據中方的要求，這場交易的條件是，這個公司要在美國為中國的利益公開辯護，或者安排美國的國會議員或記者團訪華；美國公司主管也可以通過這位"顧問"認識中共的高級官員，美國公司為此付錢給這位"顧問"，而這個顧問為了鞏固他與中共官方的私交，則要在美國公開支持取悅北京當局的政策建議。這種安排從來不會明顯地寫在商業合約裏，但人人都懂得這種交易。
基辛格為中共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門屠殺辯護是很著名的。就在屠殺的第二天，他同時在多家報紙上發表專欄文章，稱鄧小平為"中國歷史上偉大的改革家之一"，說鄧為中國"選擇了一個更為仁慈而較少混亂的過程"。美國國會呼籲制裁行動，布什當局正準備在一定範圍內采取相應措施，基辛格卻在接受美國廣播公司(ABC)著名晚間新聞主播彼得•詹寧斯(Peter Jennings)的采訪時說，"我不會主張任何制裁"，"世界上沒有一個政府會容忍示威者占領首都的主要廣場達八周之久，"這種占領導致了失序和混亂，因此實行鎮壓是"不可避免的"。八九年十一月，他陪伴一個商務代表團到中國，見到了鄧小平和中國外長錢其琛，錢對他大為誇獎，回美後他在白宮又報告了與中共高層領導人的談話。基辛格一年中會數度訪問中國，而中國的大門對他則永遠是開放的。
基辛格總是回避一個問題，即他能從他鼓吹的對華政策中圖到多少利潤。基辛格的公司，Kissinger Associates，代表許多想在中國尋求商機的公司，而這些公司付給基辛格大筆的錢。一九八九年他發表那些為中共辯護的言論時，他組建了一個名為China Ventures的有限合夥公司，與他的老熟人榮毅仁負責的"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合資在中國投資。美國全國民主政策委員會(National Democratic Policy Committee)的Scott.Thompson在參議院外交關系委員會的發言中指出，基辛格確實從那些在中國有投資的公司那裏拿到大量酬勞。
"即"書認為，顯然，由於基辛格這樣的原美國高級官員又從中幫忙，結果在美國產生了一個新的強大的為中國遊說的集團，這個集團不願意批評北京當局的人權記錄，反對與中國"對抗"或制裁中國，並藉此撈到了可觀的利潤。這個問題的要害並不是基辛格不應該幫助美國公司，或者要質疑美國公司到中國投資的動機，值得人們懷疑的是基辛格和黑格這樣的人所扮演的雙重角色，他們利用自己的名望和影響力公開地或私下地推動美國的政策，然後個人從中漁利。
——作者脸书
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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