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特首李家超要「講好香港故事」，講好事更要「畫公仔畫出腸」，奈何時下的香港，太多事不是不能說、不用說，就是說不準，香港故事如何講得好，可能無須多講了。
例如政治團體社民連近日的奇情遭遇，警方便與特首背道而馳，選擇不去講（更不要說講好）自己的故事。社民連透露，「在強大壓力下，被迫刪除被指涉嫌違反《港區國安法》的網上帖文」，但沒交代誰施壓，也不列出被刪的內容。警方亦以不評論個案為由，拒作進一步解釋。
報章其後發現，被刪內容有兩類，一是屬於評論文章，約二十篇，不少提及「結束一黨專政」、「廢除國安惡法、釋放所有政治犯」、「沒有暴徒、只有暴政」等；二是涉及中港關係的政綱，提倡「港人民主制憲、重訂中港關係」、「地方分權、真實自治」、「結束中共專政、全國實行普選」等等。
國安當局下令社民連將上述文章下架，如相信是光明正大、有利黨國及香港，應該高調揚聲，細數此舉如何力挽狂瀾，令國家避過一劫，香港從而可以由治及興，再從而推動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怎能近乎躺平，一句「依法處理」，便輕輕帶過。
當局不趁機講好香港故事，起碼也得解釋一下警方「依法」行事，如何無懈可擊。無疑，《港區國安法》第43條實施細則寫明，當局依法有權下令將網站刊發的文章下架。關鍵是公眾不明白，被命令下架文章是否違法刊物，若違法，何以不予檢控，若不違法，又何須下架？究竟被控國安罪或煽動罪的文章，與只須下架便無須追究的訊息，兩者如何區別？
國安當局沉默不語，坐失宣傳良機。該細則授權警務處長，一旦合理懷疑發布某些訊息可能危害國家安全，只需保安局長同意，即可下令移除，無須法庭批核其懷疑的理由。其實當局認為細則合理的話，定當立志講好故事，為警務處長頭上畫光環，標榜其判斷絕對正確不容置疑，言論自由的界線，大可放心由他一錘定音。但現實卻放棄講好故事，反映當局不是理屈詞窮而無從答辯，就是心滿意足而無所用心，反正結果就是目標，社民連已按命令刪除內容，便無須再解釋及漂白執法行動，輿論的猜度及質疑對他們絲毫無損。
同樣，《國安法》下，香港已經與普通法愈行愈遠。律政司長要講好香港故事，當然是擁抱轉變，大肆吹噓，而非猶抱琵琶半遮面。例如保釋制度已徹底改變，過去由控方舉證，需要令法庭信納被告保釋外出，便會潛逃、犯案或干擾證人，方能拒絕保釋。現時的門檻極高，《國安法》及煽動罪被告必須證明自己保釋不會犯規，申請才能獲准。又如陪審團制度，涉及《國安法》的案件，律政司有酌情權不設陪審團審訊，與《基本法》（第86條）「原在香港實行的陪審制度的原則予以保留」，有根本差異。
新任律政司長林定國面對制度巨變，應該強調法制已經「完善」，法治充滿香港特色，並高舉習近平思想，堅持人權絕不照搬別國制度模式，香港我行我素。不過，他近日談及《基本法》23條立法時，只說保釋條件與《國安法》相同，卻沒有半句讚揚保釋制度已被「完善」。他甚至左閃右避，沒有正面回應是否重設陪審團來審理23條的案件，也不堅持只用特首委任的國安法官取代陪審團。立場這麽不堅定，看來普通法的公義原則被揚棄，自己也不能完全接受，那麼又憑甚麼說服西方國家，香港法治比往昔更強盛而不是凋零？
同樣奇怪是，特區官員出席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答問時也含糊其詞，對於一些簡單問題，既不能以常識作答，也不宣示國安高於人權的「愛國」原則。被人權專家問及香港非政府組織向該委員會提供意見，是否等同勾結外國勢力而觸犯《國安法》，官員不敢簡單說個「不」字，只表示不能一概而論，須視情況而定，但又不敢講明甚麼情況下會被視為罪行，避免與專家當場對質。在如此進退兩難的尶尬境況下，又怎可能講好特區當局認為非講不可的香港故事？
當講者也認為自己不用講或是不敢講，究竟是他們態度和能力有問題，還是香港故事再沒有甚麼好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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