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城絮語】
冷雨霏霏的七月三日周一午後四時廿分，吳思遠傳訊說「傳倪匡過身了！」嚇了大跳，忙問消息何來，可靠否？答曰「有朋友為倪家做事說的，我不敢肯定。」叮囑我好好的查一下。我立即電施仁毅，這幾年，他們夫婦倆一直照顧倪匡夫婦，施太更認了倪太為誼母，是名副其實的母女，關係密切，自是知情人。電訊傳過去，沒回音，留口訊，也不獲覆，頓時咯噔一聲，不妙不妙！想起住在山上的查太，傳訊探問，回道不知情，未聽說過。金庸逝世後，兩家少往來，那只好麻煩遠在倫敦的陶傑，渠道眾多，消息靈通，金庸去世也是他轉告我的。一通電話掛過去，問是否真的？「百分之百真，前幾天我跟他作視頻，上氣不接下氣，我心老大不安。」問何時去世的？「今天下午在療養院走的。」後來才知道是指黃竹坑南朗癌症康復中心，那地方是專事服侍癌症末期病人。再問是什麼病，則語焉不詳。掛上電話，我在面書上寫著「倪大哥下午走了」，聊表悼念。不料犯下大錯，傳媒電話如浪潮般湧來，異口同聲問倪先生怎樣了，真的走了嗎？很多人覺得倪匡去世非常突然，而我並無這種感覺。六月初，心血來潮，打電話給他，接聽後，問健康？聲音低沉無力：「小葉，我身體大壞，一天睡廿個小時也不夠！」睡廿個小時，一天，豈不是只剩下四小時了？前兩年，他曾告訴我將一天廿四小時，劃分為三節，每節八小時，八小時睡覺、八小時看報，讀書、講電話、八小時三餐進食，休憩。可現在睡足廿小時，剩下四個小時，吃飯、看書，這正說明體力大幅度下降。電話中不便多談，心有不祥感覺，只好說「倪匡兄，你多保重。」掛了線，這也是我跟他最後一次通話。
倪匡九二年移民三藩市，行前一夜，倪匡夫婦、跟我一對和薛興國夫婦在北角雪園晚飯，飯後，倪匡夫婦乘的士回家，上車前向我遞了個眼色，我點頭表示明白，那件事我一直保密到他乘飛機離去。其後，薛興國離婚再婚，兩年前自殺身亡，我妻亦於四年前癌症去世，今日倪匡亦乘鶴西歸，世事殊不可測。零五年回流後，我只見過他兩面，第一次是詹培忠設宴佳寧娜接風，座上有倪匡夫婦、李文庸，我乘倪匡上洗手間時，向他說「抱歉」，他擺手道「小葉，我沒有問題，我跟倪太說說，放心！」終是沒了下文。第二趟相見，已是一九年的書展，倪匡演講後，我走上台向他打招呼，一見到我，第一句話便是「小葉呀，倪太今朝嘸沒來，阿拉先來抱抱？」相擁偎傍，友情在心裏流，豈料這卻是最後一面。三年後聽到噩耗，我有點茫惘然不知所措，倪匡兄真的悄悄地走了，傳媒要我發表一點感受，實在說不出來，逼得緊，只說了「像倪匡那樣的作家，日後怕不再有了！」寥寥幾句，勝過千言萬語 。放下電話，呷了口熱騰騰咖啡，時光迅即倒流到七零年初遇倪匡的情景，那年新都城酒樓開幕試菜，倪匡偕金庸出席，老大哥方龍驤引見，知道我是上海人，高興莫名，拉著我的手說個不停。那時候倪匡的《女黑俠木蘭花》非常紅火，萬千讀者著迷。忍不住告訴他我就是《木蘭花》的校對，他打個哈哈「小葉，原來阿拉神交已久！」說也奇怪，自此「小葉小葉」直喊到他去世，從來不叫過我「沈西城」。叮噹叮噹，快要開席，他拿起枱上一張小紙，甪筆寫了幾行字交到我手上「這是我家裏的地腳印，儂有空來白相。」我一看，寫著——「銅鑼灣百德新街海威大廈2樓B座」。我年少膽子大，過了幾天，真的打電話去要往拜訪，他熱烈歡迎。他家很大，三房兩廳，沒有書房，三房的分配，倪匡氏夫婦一間，大小姐倪穗佔一，二少爺倪震單泡（一個人）。他寫作的地方是在客廳，大書桌靠窗，面對兩個大櫃子，裏面擺滿貝殼，指著琳瑯滿目的貝殼，不住闡述，我是聽得一頭霧水，滿不是味兒，得想個法子讓他住口，於是說「倪匡兄，嘴巴乾！」「好好好，不要喝汽水，吃老酒！」正合我心意，開酒櫃，拿下一瓶藍帶開了，兩個人，他坐書桌上，我倚沙發對飲，你一杯，我一杯，聊至夕陽西下尚未休。
八十年代初，我出任《翡翠周刊》主編，請倪匡寫《亞洲之鷹羅開》傳奇，往來更密。我很少主動找他，每次都是他先找我，只為兩件事：一是「小葉，一個鐘頭後，杜老誌道等。」那就是吃喝玩樂要開始了，同行還阿樂，他有汽車，當司機兼保鏢；再者就是問問老葉什麼時候付版稅。老葉葉鴻輝是香港三大發行之一利源發行的老闆，轄下有個出版社利文，倪匡的《亞洲之鷹羅開》就在哪裏出版，說起來，倪匡小說，衛斯理由明窗出版，原振俠博益包辦，由於跟博益因版稅問題，鬧得有些少不開心，倪匡跟我商量想找別的出版社，我就介紹了利文，利文由此發了一筆財。至於出版過程，則頗迂迴曲折，篇幅所限，下週再為諸君告。
——作者脸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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