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開始相信，正如普京侵烏失敗，讓無法團結的西方國家團結起來一樣，習近平的清零失敗，讓勢不兩立的中共高層達成了這樣的共識，必須阻止習危害「黨和國家」的生存。這意味著，一場決定億萬人的命運和中國國運的政治大博弈已經展開，這場博弈的核心挑戰其實並非所謂的「中國向何處去」，而是中國權力博弈的倫理和道德底線該如何重設，具體來說，就是如何給習近平和他的支持者們安排一條大家都可以接受的退路。
不難理解的是，這個問題解決不好，會給中國帶來一場大難，並加劇正在惡化的全球秩序危機，而這個問題若能解決，不僅「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會迎刃而解，而且會讓中國在不可避免的世界秩序重建中，扮演非常積極的角色。許多人對中國問題有一種悲觀的宿命，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們不信這個問題可能解決，但如果從文革和文革以來中國權力遊戲的演變歷史來說，我並不太悲觀。
中國文明的權力博弈有非常血腥的殺戮傳統，中共把這個傳統推向了極端。土改和鎮反的大規模殺戮，是毛澤東能推動極端激進的社會運動非常重要的原因，也是幾千萬人竟無聲地死於大饑荒的原因。文革時中共高層權鬥帶來的恐懼，連林彪這個接班人都有了勸毛澤東不殺高層領導的念頭。因此，毛澤東死後，避免政治殺戮是中共內外的主流所向，直到六四，鄧小平為了保權又動了殺機。如果老布什對鄧的殺戮罪行不姑息，中國的權力遊戲很可能要比今天文明許多。
現在，圍繞習近平的進退，中國的權力博弈又面臨著重設底線的機會和挑戰。我之所以對中國實現某種歷史性超越抱希望，有這樣幾個理由：
第一，由於多種原因，習近平與中共高層的絕大多數形成了一種恐怖均衡，習近平雖然曾經以為自己掌握了刀把子，但發現自己先動手的後果完全無法預料和控制，當然，習近平的對手面臨著類似的局面，無法預料和控制先對習近平下手帶來的後果。
第二，在社會基層和地方層面，也面臨著類似的格局。一方面對習近平和中共政權不滿相當普遍和嚴重，但絕大多數人都害怕出現歷史上的「亂世」慘劇，雖然會有人產生揭竿而起的衝動，但歷史上讓這種衝動成功的技術環境已不存在，也就是說，只要中央政府還能運轉，歷史上自下而上造反的機制已經失效。
第三，外部環境也非常害怕中國出現內亂，簡言之，中國的內亂不僅是周邊的災難，也是世界的災難。這種外部環境是史無前例的。
第四，總體上，國人和海外華人的信息、知識、人才和經驗資源在數量和質量上都有了歷史性的成長，足以支持創建一個和平、且具有活力的內部和國際秩序。
問題是，這一切都不意味著圍繞習近平進退的政治博弈必定會有良性的發展和結果。事實上，目前中國從上層到底層的「恐怖均衡」是相當脆弱的，其中最重要原因，就是無論國內還是海外，都不存在有組織的政治力量來整合利用所有的積極因素。不過，這個因素也給中共高層提供了一個歷史性的窗口，在解決習近平的進退問題的過程中，重設中國權力博弈的底線，從而增加中國陷入大亂的可能性。這條路徑之可欲容易理解，其可求的邏輯將在下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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