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運動今年一百一十一週年，許倬雲教授說，「中國文化只剩皮毛，不见血肉，当然也没有灵魂，这是叫我伤心的地方」。所以，「五四」到今天，已成為一個負面的源頭。
「五四」運動七十一週年時，我在華盛頓有幸請教許倬雲教授：從 「五四」到「六四」，中國知識分子為什麼總是充當這麼一個尷尬的角色？
許先生說他只能從歷史長程看問題。他認為，古代中國讀書人，原本就是遊歷與朝廷和民間之間的。不過儒家靠他們那套學說有整合社會的能力，一方面可以批評皇帝，另方面可以教化民眾；一旦他與皇權鬧翻，他可以回到家鄉去耕田種地，同時教子弟讀書。有家可歸是古代儒生不怕皇權的退路。
「五四」以後，知識分子沒了這條退路。你看有哪一個做大官的或在大學裡教書的讀書人，後來回到他的家鄉去了？沒有。在共產體制下，這種情形就更嚴重 。毛澤東老把知識分子往底層趕，他知道你到那裡就沒用了。而知識分子就老想回到上層，回到官場上去。鄧小平上台以後，說了一句要搞改革，大家都紛紛回到體制內去幫助共產黨。他們沒有別的選擇。
當然，古代儒生的道德勇氣，來源於他是傳統文化的代表，他靠儒家的道德規範和政治理念能夠整合社會，在這個過程可以使他感覺到自己的強大。他一方面使皇帝相信，你的道德資質遠比你的權力更要緊；另一方面他又向民眾宣佈，我是你的精神導師，整個社會以倫理道德為軸心，這個軸心又立於儒生的胸中，他自然是頂天立地的。
然而，這樣一種文化崩潰了。五四以來，知識分子轉而去代表西方的文化價值，他一下就從巨人變成侏儒。對於還滯留在前現代的中國，西方觀念不為民眾所接受，也無法解決當時中國所面臨的內憂外患，只有毛澤東靠著最具摧毀力的傳統農民這支力量，取得令人炫目的事功。中國知識分子的最高政治理想就是治國平天下，自己做不到，毛澤東做到了，於是紛紛臣服於他。這導致了中國知識分子史無前例的整體淪喪，其中悲苦，不必細說。陳寅恪在分析王國維何故自殺時說過這樣的意思，一種偉大的文化傳統崩潰了，必然會給它的文化人帶來災難。他彷彿是預見到了日後的浩劫。
問題在於，知識分子能不能靠儒家的傳統思想來恢復胸中那股「浩然之氣」？「文革」結束後，中國知識分子恢復道德勇氣的第一步，就是擔當社會良知的代表，為民請命，伸張正義。這種角色依然陷入尷尬，因為共產黨政權並不跟你講良知。 它會把它「最優秀」也「最忠誠」的黨員，如劉賓雁、方勵之、王若望開除出黨。這就逼出了一批「持不同政見者」，他們不會再去充當儒生的傳統角色，而要站到共產黨體制外搞民主政治。這一來，他們又同那個傳統社會有距離了。
八九前夕，方勵之想組成知識分子的壓力集團，卻沒有多少有名望的知識分子肯同他為伍，這便種下了學潮中知識分子始終不能形成有效組織的前因，進而也注定了如今海外民運組織缺乏成熟政治領袖。以體制內走向體制外的難艱，從傳統人格轉換為現代獨立人格的難艱，都妨礙了知識分子在現代化過程中發揮作用。他們陷入一個巨大的悖論：不借助傳統他便無力，而他的目標正是要改變這個傳統社會。
許倬雲：中国文化只剩皮毛
【按：我不知道這是許倬雲教授何時的講話，然而講得沉痛、具體、生動，尤其他說中國富了以後更庸俗，一針見血，總根子是價值系統崩潰了，他也提到神，說西方的病根在此，而他希望從中國儒家中找到補充，我則覺得更加枉然。】
从五四以来，中国文化基本上存在于书皮上，也存在于穷乡僻壤的旮旯儿里。文化影响百姓的生活习惯、行为模式在文化界，下里巴人、阳春白雪受追捧程度差得太远，昆曲永远不能进入流行歌曲，像样的书卖几万册就了不起了，低俗的书卖一两百万册。娱乐的杂志、时尚的杂志、小道消息的报刊，销得好得很。换句话说，今天要说中国的文化庸俗，不算冤枉。
文化利用大量的资源，在表面上形成一个花团锦簇的世界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张艺谋的作风，奥运开幕式，全是声、光、颜色，没有内涵他只是抓书上常提的中国四大贡献，这些贡献是历史上的贡献，不是今天的贡献，没有在文化内涵上提出好的音乐、好的文学作品，没办法找诗人来吟咏诗，没有找出自己谱的叫人永远纪念的歌曲来表演，对不对？
凡此方方面面，是不是今天才发生的？不然，乾隆时代就是如此，当时的中国文化是没有内涵的，只是装扮的，没有自己的特色中国文化到了今天已经是只剩皮毛，不见血肉，当然也没有灵魂，这是叫我伤心的地方。
今天口口声声说"国学热"，在世界各地办孔子学院，其实没有真正的内容。像白先勇这样整理昆曲是极少的。我们本身也是百孔千疮，用尽了自己的资源，活力也光了，从精英流离到下里巴人，从内涵浓厚变成表面肤浅，从有内容变成只有一个点缀。音乐和其他艺术形式，无一不是不如此。
今天，中国花了一百年左右的时间，逐渐一步步往下走，真是吊诡的现象。一方面我们看见MZ是好东西，教育普及是好事情，RQ普遍被尊重是好事情。但另外一个方面，全面平等之后，应当有优秀、特异的东西，却变成了平凡。贝多芬不可能在平民里面出来，不可能一千个人就直接创作成贝多芬。文化的领域要有一部分精英，但原动力已经衰退，才到了这地步。这是危机之一。
危机之二，价值系统在崩溃。从三百年前发展到今天，我们应该不再标榜"现代"的，现代是有实践性的，我们叫近代化。三百年前开始发展资本主义、MQ思想、RQ思想、科学精神，都有共同的源泉，是丢开天主教的外壳，捡回了人跟上帝的直接关系，人有了信念。
神造人不是白造的，给你一定的权利，给你一定的智力。人类是平等的，所以不能压迫任何人，不能禁锢任何人，应当自由。
另外一方面，神的律在科学家的脑子中转化成自然的律，自然是先天存在的，其实和神的律是同一个事情。一定假定有先天存在的这个律，我们才有科学的上下寻搜，不然一堆混乱的话，怎么寻搜？
这个假设使得资本主义早期的人物，为了荣耀，为了彰显使命感，拼死拼命地干活，而且用"信用"这两个字来作为资本主义的基础，没有信用，银行没法借贷，没法投资，没法委托。
这次经济风暴的病根子是因为内心没有价值观念约束行为，所以掌权的那些CEO，不讲信用，不讲道德，以市场遮盖，大量地偷窃股东的财产，辜负股民的委托，以致股票买卖实际上变成虚假的赌博。股权已经分散到这种地步，流转这么迅速，股票本身不存在，变成赌局。掌握股权的无数小民，没有办法向公司行使主权，没有一个人知道他的股权在哪里，股民没有办法行使股权来或者监督经理人，经理人就无所恐惧，工作法规没有办法管他。
在1932年罗斯福实行新政的时候，有管束的法律，一整套法律保护劳工、约束。但是从二战后到今天，美国政权和财富结合，他们废掉了一条条的法律，再也没有防止不合法、不公平的法律。公众无法约束他，股权无法约束他，良心无法约束他。
面对今天瞬息万变的时代，国家体制要改变，社会结构要改变，改变成什么样子，不知道。最要紧的是，将来几十亿人共同拥有这一个地球，怎么活在一块，怎么相容，怎么再造一个互让、共存的人类社会？小到农村，大到全球，小到人员之间的争执，大到国与国之间的战争，用什么价值标准来判断？这个是最严重的课题，今天我们正在转移点上，蜕变已经开始，有两种蜕变法。
蜕变是把旧的壳丢掉，变得更大更新，躯壳丢掉，蛇还是蛇，这是一种蜕变。这种蜕变不可能，这是大的崩溃，必须要有大的突破。突破应该是毛毛虫变蝴蝶，但蝴蝶是怎么出现，蝴蝶应当具有什么东西，我们大多数学术人士往往不去管它。学术界绝大多数人忙着写小论文，忙着搞升职，忙着搞项目，文化界忙着去点缀打扮，都是交白卷。大家应当寻找共同生活的一套价值观念：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什么是丑，什么是美。这是最叫人担心的事情。
中国在这个时候，应当从传统里挖出一些东西填补这个缺陷，但是今天讲儒学的人，只抓其皮毛，不抓其精神。许多觉察以繁来文饰浅薄，以表面的口号文饰内涵。从改革开放到今天，中国没有在这一部分精神的境界、文化的境界上下力气，尤其近几十年来的余悸未定，还在胆战心惊的状态之下，没人敢动，所以，不能单纯地说中国已经站起来了。
中国的经济已经有动力，今天我们不算小康，但至少吃饱了饭，对抗饥饿已经不成问题。我对中国救济汶川的灾害是非常佩服的，不能说效率百分之一百，但是前所未有的规模，前所未有的工作，做到这个地步不容易。
而在教育上，不是桎梏人的思想，不是圈住人的教条，而是要放手让大家自由思想。今天学术界非常显著地崇洋媚外，也非常显著地抱残守缺，这两者是相配而行的。抱残守缺又不能见全貌，所以崇洋媚外，取外面东西来填补，没有自发的精神，有聪明才智但是不敢放，不敢用自己的聪明才智来解决自己的精神困扰和饥渴，这是值得担忧的事情。
所以，假如改革开放真有大义而为的政府，一定要在这个时候放松人的思想，一定要放松资源鼓动民间的财富，也释放若干的资源，鼓励在学术界、文化界做寻找价值、重建价值的工作而我的目标是希望新的价值是以人为本，因为人是真实的。你可以否认别的，不能否认自己。你尊重你自己，你尊重别人投身给你的他，你也尊重别人投身给你看见的自己，一层层投射，可投射到无穷。以这作为一个美好、善良、正直、公平社会的定义的话，谁也不愿意不公平出在自己身上，推己及人，也许由此我们可以重建新的价值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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