庙堂上，一群祸国殃民的精神病人
毛泽东晚年亲自重新改定若干早年的诗文，其中有一首是写于五十年前的《贺新郎》。
《贺新郎》是毛作于一九二三年的一首给杨开慧的情诗，也是目前仅见的毛唯一的一首情诗，写得柔情缱绻、缠绵悱恻，其上阕为："挥手从兹去。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往。知误会前番书语。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和汝。重感慨，泪如雨。"一九七三年冬，毛将原词中"重感慨，泪如雨"一句改为"人有病，天知否？"这首词直至毛去世后才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显然是重新掌权的元老们以此凸显毛与杨开慧的爱情，而刻意贬低和羞辱在法庭上受审的江青。
关于"人有病，天知否？"这六个字，人们有不同的解读。李淑一以毛杨老友的身份发表学习体会，称"人有病"乃是指人民在三座大山压迫下所造成的苦痛；"天知否"，有唤起人民革命推翻三座大山的含义。注毛诗的另一名家周振甫也持类似说法。这种解读过于意识形态化，并不符合毛的真实心态。
历史学者高华认为，毛泽东晚年的心境极为复杂，在壮怀激烈的同时，又日显幽深苍凉。毛之一生，事功厥伟，然改造人性又何等艰难！毛虽早已一言九鼎，一呼百应，他却意识到，生命和权力如同从指缝中流走的沙粒，他无能为力。基辛格谄媚说："您的著作已经推动了国家，也改变了世界。"毛颇有自知之明地回答说："我一直没有能力去改变世界。我顶多只能改变北京郊区的几个地方而已。"高华感叹说："近读陈徒手《人有病，天知否：一九四九年中国文坛记实》，对作者何以用毛词之佳句作书名再三体味。以吾观之，此'病'似病又非病也。病者，有待改造的人性之痼疾，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腐朽思想也；非病者，精神，灵魂之痛也，对焉，错焉？"
宋永毅的《毛泽东和文化革命：政治心理与文化基因的新诠释》一书，一语道破天机：毛有病，天知否？宋永毅以政治心理和文化基因两条线索，来破解毛泽东和身边群臣以及文革之真相，别开生面、发人深省，堪称毛泽东研究和文革研究的新成果。前者从政治心理学的方法和理论出发，透视毛的情欲和私生活如何戏剧性地导致了文革进程的风云变幻；后者从中国传统文化基因的角度，分析毛时代的权力斗争与帝制时代的权力斗争的异同 --- 毛朝是以马列主义包装的一种升级版的秦制。
曾经担任英国外相的精神科医生大卫·欧文在《疾病与权力》一书中，有专门章节分析毛泽东的精神疾病，其结论与宋永毅相似。毛泽东的独裁统治倍极残酷，难免有些人也问了那个常常被拿来质疑希特勒的问题：他是不是疯了？大卫·欧文指出："毛是虐待狂，手段残酷，对他人的性命无动于衷。毛不止有严重的妄想症状，对人心怀嫉恨，常想像有人下毒，派人监视他的许多同志，他可能也终生都为抑郁症所苦。他病情的全貌可能是躁郁症。因为他每隔一个周期就会因忧虑而病倒，一连数月都躺在床上，然后突然从郁症阶段里跳出来，转而呈现一种差不多也可以视为是躁症阶段的旺盛活力。"他举出的例子是：在大跃进如火如荼地展开之后，毛似乎陷入一种相对上无所作为的状态，使自己在一九六零年左右被包括邓小平在内的一些共产党领导成员给边缘化。然而，毛却在六年之后跳回来发起文化大革命。周期型地采取猛烈的行动，事后又证明这些行动原来未经深思熟虑，常常就是躁郁症的伴随现象。除了毛以外，在所谓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中，至少有林彪、江青和康生三人，在文革前就被医生诊断为各种类型的精神病患者。这就是典型的"病夫治国"。
刘少奇与林彪：从雀屏中选到死无葬身之地的"太子"
学者王飞凌在《中华秩序：中原、世界帝国，与中国力量的本质》一书中指出，用中华梦和马克思主义包装的中国和用儒家装饰的中国，本质上都是法家的"秦汉式政体"。
长期以来，来自西方的主流分析工具，如现实主义、共产主义或者法西斯主义等，并不大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修希底德陷阱、中国崩溃论、明斯克时刻、黑天鹅、灰犀牛……，这些看法都触及到某种重要问题，却无法从根本上理解中共七十多年来之种种倒行逆施。王飞凌认为，作为中华秩序，亦即中华世界帝国的政治秩序，是一种极权主义的世界政治秩序，它的基础是用儒家粉饰其表的法家帝国政体，也即是"秦汉政体"。习近平所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不过是古老中华的"大同世界"或"天下体系"的现代翻版，只是这个词更野心勃勃。它不仅仅局限在东亚大陆，而是要在地球上推行中华秩序。习近平学习毛泽东，关键就是学习这一点。
毛曾自比为"马克思加秦始皇"，其实，毛对秦制的兴趣远超对马列主义的兴趣。用宋永毅的话来说，毛"只是把皇权体制的酒瓶装入了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革命新酒而已，在文革中浮现的种种光怪陆离的政治现象中，研究者是不难挖掘出其古老的皇权专制文化基因的"。
宋永毅分析毛对刘少奇和林彪两个接班人的"始乱终弃"，就是从皇帝-太子的关系着手。在古代中国，皇位通常是世袭的，血缘宗亲关系是基本的权力交接的政治基础。但是，世袭制并不稳定，长子继承制与秘密建储制各有优缺点，却都无法避免皇子之间的冲突，更无法避免父皇与太子之间的矛盾，一旦激化就是你死我活。
中共建政之后，原本唯苏联马首是瞻，事事学习老大哥。但斯大林并未解决好接班人问题，在斯大林死后通过一番残酷的权力斗争夺取最高权力的赫鲁晓夫，突然在苏共二十大上发表秘密报告，全盘否定斯大林，这让毛泽东感到心惊胆寒。这是毛罢黜刘少奇的起因。美国学者罗德明认为，刘少奇在意识形态和政治方面是正统的列宁主义信徒，并不像文化大革命谴责的那样背离马列主义。刘少奇只是在经济上采取稍稍灵活务实的政策。宋永毅进而指出，做为"毛泽东思想"这个名词的发明者，刘少奇兼有受害者和迫害者的双重身份。在他本人垮台之前，毛的所有政治运动，刘都是支持者。刘少奇尚未发觉文革针对的目标是他本人时，他也对文革坚决支持——刘的文革和毛的文革，打击的对象不同，整人的方式却相似。所以，从来不存在一条和毛泽东对着干的刘少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刘少奇直接领导的"四清运动"是文革的某种形式的预演，至少为毛的文革在方法上、形式上和思想上都提供了难得的经验。以此而论，刘少奇的悲剧"是一个不遗余力的造神者最终被他所造的神无情抛弃和残杀的悲剧，是一个加害他人的掘墓者到头来自掘坟墓的悲剧"。
毛与林彪的关系，在宋永毅看来，更是某种"变异的皇太子政治"："毛时代的新的皇太子政治的随意性，不仅造成了国家最高权力交接无序的危机，还使得皇权和储君之间的一些个人性格等因素造成的矛盾激化为无法调和的冲突，从而大大增加了储君被废或被逼造反的变数。"
林彪在文革初期成为副统帅和接班人，地位被写入党章，外界看似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其实林彪如履薄冰、岌岌可危。毛泽东并未将发动文革的战略部署向林彪全盘托出，林彪只能亦步亦趋、见风使舵。时任总参谋长的杨成武回忆说："林彪虽是副统帅，但常委碰头会、军委、国务院、国防、外交、经贸等都是周恩来管，具体事没给林彪权。"在台湾军事情报局前副局长翁衍庆所著的《林彪的忠与逆》一书中，抛出一份惊人的材料：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一日，林彪与陶铸写了一封密函给居住在香港的国军退役将领周游，请其转交蒋介石以示输诚。信中写道："吾人处危疑之局，遇多疑猜忌之主，期荣夕枯，诡变莫测，因思校长爱护学生无微不至，苟有自拔之机，或不责己往日之错。"此信之真伪尚存疑，但信中表达的林彪高处不胜寒的心态以及对毛的反感，大致是真实的。
张春桥：毛泽东真正的精神传人
毛林翻脸的导火线是张春桥。毛从未真正信任林彪，还试图为之指定隔代接班人张春桥；而林彪屡屡以退为进，却未能制止儿子林立果的"超天才"少帅梦——这是毛泽东下决心罢黜林彪"接班人"地位的一个重要原因，即宋永毅所说的"接班人的接班人之争"。
毛无法传位给自己的儿子，"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一个儿子死了，一个儿子疯了，我无后也"。但毛希望其思想的阐释者张春桥能隔代接班。然而，林彪与张春桥尖锐对立、试图扶持自己的儿子上位，毛与林的"亲密战友"关系就破裂了。
毛林矛盾公开化是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庐山会议），表面上是因恢复设置国家主席一事出现争议，实际上是林彪派系发起对张春桥的斗争。林彪的人马来势汹汹，张春桥看似被动挨打，后期却因为毛泽东亲自出面支持张，导致情势逆转，林彪的"四大金刚"和妻子叶群都被迫公开检讨。从中可以看出，毛何等器重张春桥，不惜保张舍林。
张春桥恃宠而骄，观察到毛泽东并非真心安排林彪接班，也不把林彪放在眼里。据上海市革委会干部回忆，不管林彪在北京有多么重要的讲话，张春桥从未在上海市革委会传达。上海市从来没有张贴过"向林彪副主席学习！致敬！"，张春桥从来没有喊过"祝林彪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的口号。
在本书中，宋永毅为读者呈现了一个跟官方正史中脸谱化的张春桥截然不同的、更接近真实的张春桥的形象。在文革期间，宋永毅曾参与反张春桥的造反派活动，因此遭到关押。但他并没有因为自身际遇而在文革后参与官方对张春桥等的口诛笔伐，他痛定思痛，更深刻地思考张春桥这个"制造悲剧历史的悲剧人物"在文革中的罪与恶。
宋永毅指出，毛欣赏张春桥有两个原因：首先，张春桥有一定的理论功底，颇能揣摩毛的心思意念，是毛的思想的阐释者。尤其是在毛的前秘书陈伯达因投靠林彪被打倒后，张春桥成了晚年毛泽东最重要的文胆，其提出的"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和"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等理论，虽歪曲马克思主义，却深得毛之赞赏。其次，张春桥把他担任第一书记和革委会主任的上海，当作他实践毛的文革理论的试验田和根据地，这是毛最需要的。而其他的笔杆子却都没有这样接地气的条件和实践。上海又是中国的经济重镇和资本主义的巢穴，张春桥将上海打造成巴黎公社式的极左样板，也就是为毛背书——看哪，毛主义的人间天堂是存在的，就是上海！毛当然心花怒放。
在宋永毅笔下，张春桥在中共高层中是极为罕见的坚定的"革命理想主义者"。与毛泽东和邓小平等翻云复雨、朝秦暮楚的实用主义者不同，张春桥真的相信他写的和说的一切。毛重病之际，张春桥敏锐地感觉到大祸将至，告诉女儿说："我怎么办，千刀万剐呀。"不久后，元老复辟，张春桥被抓，被关押至死，妻子儿女们也都被抓被囚，八十多岁的老母亲自杀身亡。但张春桥在法庭上以罕见的沉默表达对政治对手的轻蔑，而且至死不渝地忠诚于毛泽东和毛主义。近年来出版的《张春桥狱中家书》显示，张春桥在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给女儿信中，还在期盼再来一次二十一世纪的文革和共产革命。如果说毛时代之后还有毛主义者，张春桥必定排名第一。
从周恩来到李克强：皇权专制下的"奴相"
若将中共政权放在中国两千年帝制传统中对照，堪称比历代皇朝都更加残暴的"红朝"。这一点跟苏联一样：英国历史学家赛门·蒙提费欧里在《罗曼诺夫王朝三百年史》一书中指出，如果说罗曼诺夫王朝的统治者是"白色沙皇"，苏联的统治者斯大林等人则是"红色沙皇"。斯大林是嗜血成性的暴君，苏联的统治对俄国人来说是反乌托邦悲剧。斯大林以彼得大帝为师，普京则最认同亚历山大三世 -- 普京身边的人称他为"沙皇"。他曾经问他的廷臣，谁是俄国"最大的叛徒"？他们还没有来得及回答，他就自己答道："我们历史上最大的罪人，是那些自己放弃权力的软蛋，尼古拉二世和戈尔巴乔夫。他们竟允许权力被歇斯底里的狂人和疯子夺走。我永远不会退位。"毛泽东崇拜斯大林，习近平崇拜普京。从毛泽东到习近平，不也都是秦始皇的变种吗？
有了皇帝，当然不能缺少宰相。宋永毅从中国古代的皇权与相权的权力结构出发，剖析周恩来在文革中的沉浮荣辱。实际上，中国古代并不存在一个独立于皇权之外的或对皇权能构成有力制约的相权，对相权的美好想像是钱穆对中国历史过于"温情"的理解和诠释。从秦代开始，宰相虽名为"百官之长"，却不掌兵权，且受御史大夫的监察；而六部九卿的任命权亦不在宰相手中，而在皇帝手上。若干朝代，如明朝和清朝甚至直接废除宰相制度。宋永毅发现，在红朝，文革前作为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权力其实相当有限，比帝制时代的宰相还不如。周恩来处处受到刘邓控制的党权的代表 -- 书记处的打压，就连本来是其副手的副总理以及国务院下辖的公安部的部长罗瑞卿，因为有了书记处书记和总参谋长的兼职，亦不把周恩来放在眼中。周恩来根本指挥不动他。
文革最大的得益者当然是毛泽东，第二大得益者却不是林彪、江青及"四人帮"，而是周恩来。宋永毅指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文革是毛泽东作为集权专制的代表为进一步巩固和扩大皇权而发动的政治运动，它却出人意料地把周恩来推上了一个集党权、政权和军权于一身的'红朝宰相'的大位。周恩来在文革中所掌握的权柄，在中国皇朝千年历史上的宰相中也是并不多见的。"美国学者魏昂德也指出，刘邓被打倒后，周恩来接管了他们原本的职责，他不定期地召开非正式的"中央碰头会"，发挥此前政治局常委会和中央书记处的功能。但毛泽东和林彪几乎从不与会。这些变化显然使周恩来成为新权力结构的中心。"从很多方面来看，他都是文革时期国家权力机器不可或缺的一环。虽然周恩来几乎没有属于自己的独立政治权威，但因为即便是所有决策的制定和执行都得经过他之手，所以周恩来事实上影响了各项事件的进程。"所以，毛几乎搞掉身边所有打天下的老臣，独独没有搞掉周恩来，最多对其时不时地敲敲打打。
与三起三落的邓小平不同，周恩来终身都是不倒翁。他却在恐惧中死去，对皇权的恐惧，让周恩来言行严重失态和人格发生畸变，正如宋永毅所说："从自负自信到自谦自卑，最后从退化堕落到自贱自虐"。香港资深媒体人蔡咏梅在《周恩来的秘密情感世界》一书中，考证周恩来是一名同性恋者。这一身份更让他在中共极权体制中有某种根深蒂固的原罪感，这种原罪感刺激他更多作恶来掩饰足以让其身败名裂的性取向。尽管周恩来的生命被皇权以一种慢性鸩杀的形式摧毁，但他死亡之后获得的民间声望却超过了毛泽东 -- 人们藉悼念周恩来发泄对毛和文革的愤怒，这大概是其始料未及的结果。
周恩来在毛时代作恶之大，亦大大超过林彪和江青，仅次于毛泽东，宋永毅称之为"奴相"。在红朝，从周恩来到朱镕基，从温家宝到李克强，谁又不是"奴相"？暴君与"奴相"完美配合、作恶多端，是红朝权力运作的首要特征。期待"奴相"来反抗暴君、领导政治改革和民主转型，当然是与虎谋皮。这种期待背后，是另一种"自愿为奴"的集体潜意识。温家宝和李克强都是以周恩来为师，那些将最后的希望寄托在温家宝和李克强身上的人，可以从梦中醒来了。
宋永毅的这部力作，讲述的不仅仅是毛泽东时代的往事，更是习近平时代正在发生的事情。日光之下无新事，相似的人物和情节，正在"你方唱罢我登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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