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二二八將屆，各種相關的紀念活動或網路資訊中，木刻版畫《恐怖的檢查》的圖像又會開始出現，被廣為分享與傳播。1947年事件發生不久後，來自中國的版畫家黃榮燦刻下的這幅景象，成為至今唯一關於二二八當下的視覺紀錄。然而，在白色恐怖時期，黃榮燦32歲的生命嘎然而止，與其有關的一切變成巨大空白。透過藝術家梅丁衍於1990年代中期的獨立尋訪與調查，我們重返孕育這幅畫面的時代，了解藝術家在當年留下的珍貴抗議身影。
被暗影裡槍托重擊的老婦，儘管鮮血從額頭汩汩流下，仍想拾起散落一地的香菸──那可能是全家僅有賴以營生的物品；暗影上方，一名梳著整齊西裝頭的便衣特務（或查緝官），從畫面中軸線左側，舉起槍口，子彈傾斜貫穿手無寸鐵的人民；畫面中央，視覺的焦點落在突兀舉起雙手、穿著日式木屐的女性，頭髮因極度驚恐而倒豎著，在她拼命伸直朝向天空的手旁，還有兩三雙無助的手，在即將傾倒前，不願落下──包括老婦背上的幼童，儘管肉身的抵抗只是徒勞；橫陳在畫面右前方的屍體，讓這場騷亂最後進入一片死寂，捲起的煙塵中，畫面後方卡車上載運的持槍軍警，表情漠然注視著前景發生的事件，向下一個地方前進，預示著還有更大的徹底的鎮壓，即將來臨。
黑白的高度張力與線條交織而成的動態──從表情陰狠的軍警、到撲倒前仍試圖微弱反抗的人民；從散落地面的煙盒與屍體、到行進中的軍車，讓畫面中的騷動歷歷如昨日，它是目前所知唯一以寫實的方式，正面刻畫關於台灣二二八事件的視覺紀錄：《恐怖的檢查》。
弔詭的是，目前所知僅存的一張原作，收藏在日本神奈川縣立近代美術館，永遠脫離了它所刻印下來的人與土地。
儘管如此，當今無遠弗屆的網路時代，與75年前藝術家採用木刻版畫為媒材的考量，至少有一點是類似的：不受特定時間與空間限制，用隨手取得的材料（木板、刀具、油墨、紙張），迅速刻下畫面並自行印刷、複製與傳播，把激動人心的訊息與畫面帶給每個角落的大眾。
《恐怖的檢查》原作曾回台展出，「小小的一張」未獲關注
「其實它有來過，在台北二二八紀念館，很小的一個展覽廳的櫃子裡面；一般老百姓從來沒看過那件作品，沒什麼印象，小小的一張，（觀眾）也覺得不怎麼樣，無動於衷，主流媒體也不知道。當時的木刻版畫尺寸都很小，比手掌再大一點而已，魯迅形容『頃刻能辦』，意思是在那個動亂的年代，版畫的好處是隨時都可以刻，」藝術家梅丁衍在工作室接受《報導者》訪問時表示，2002年時，他透過日本民間研究者橫地剛，聯繫神奈川縣立近代美術館，協助台北市政府將這幅僅高14公分、寬18.3公分的原作，從日本借展來台灣。
本業是藝術家以及美術系教授的梅丁衍，前幾年剛從台灣藝術大學退休，1990年代中期，他透過獨立訪查與搜集各方資料，在台北市立美術館館刊《現代美術》，連續三期（第67期到第69期）發表〈黃榮燦疑雲──台灣美術運動的禁區〉專文，首次完整還原黃榮燦身處的時代脈絡，以及直到生命盡頭的腳蹤，對於世人如何理解這位來自中國四川的版畫家，扮演承先啟後的關鍵，至今無論是網路資訊或學術論文，大部分都是在引用、重述、改寫或擴充梅丁衍的「業餘」研究。
長桌上堆滿了梅丁衍多年來四處搜集關於黃榮燦的一切：包括1940年代國內外報章雜誌中，刊載其版畫作品與文章的影本與原版著作；與其學生、藝術家同儕、中國與日本尋訪其蹤跡的研究者來往信件，他也都一一保留下來。
「『當年擁有這本書的人，都要被判死刑』，」梅丁衍拿出一本頁面已快脫落的線裝書，1946年9月在上海出版的《抗戰八年木刻選集》，「當年我訪談前輩版畫家陳其茂，他送給我時這麼說；（因為）除黃榮燦之外，裡面收錄的版畫家後來全都加入共產黨。我追問『那你怎麼沒事？』，他只說了一句，因為『特權』，就沒再多說了⋯⋯。」
選集中刊載黃榮燦刻畫湘桂鐵路建設場景的〈修鐵道〉，作者簡敘中如此描述黃：
「重慶人。曾肄業於昆明時期的國立藝專。性好動，善適應環境，熱心木運，富有組織力。抗戰開始後參加劇運工作，流動於西南諸省。作品多現實生活的描寫。」
六張犁亂葬崗現世，他衝去掃墓、逐漸還原黃榮燦身世的空白
桌子另一頭，擺放著梅丁衍向黃榮燦致敬的創作，分別是一根名為《燦柱》的金屬柱子，以及由整疊明信片大小的紙片組成〈向黃榮燦致意〉，映照、拼湊出那幅刻畫二二八的圖像，在鏡像反射與成疊紙片中，觀者時常迷失在扭曲而破碎的片斷中難以看清全貌──如同整體社會面對這幅圖像的集體記憶時，會有的誤解或迷思，例如以直接的因果關係，解讀作者是因畫下二二八的景象，遭政府報復性殺害⋯⋯。
1980年代初期在紐約留學的梅丁衍，首次耳聞黃榮燦，是在黨外雜誌中看到那幅關於二二八的神祕插圖，以及1986年由畫家謝里法撰寫、刊載在《台灣文藝》的〈中國左翼美術在台灣（1945-1949）〉。這個1950年代後徹底從台灣消失的名字，如同徘徊不去的幽靈，積鬱在他內心深處。
1990年代中期，六張犁亂葬崗被尋找失蹤哥哥多年的客家籍政治受難者曾梅蘭發現，200多個墓碑姓名中，梅丁衍赫然看到黃榮燦名列其中。他回憶在一個天將暗的日子，獨自騎著機車前往六張犁，「在找黃榮燦墳墓時，真的有點瘋掉，狗對著我狂吠，這時一名住在路旁小屋、幫忙墓區除草男子向我走來，我趕忙跟他說明來意，他表示就在下方的第一區，」梅丁衍回憶道，他還記得那位守墓人說，在墓區被外界發現之前，上一位守墓人晚上常聽到哭聲。
被政治受難者互助會初步除草整理過的亂葬崗，每個墓碑旁一一插上編號的旗子標定位置，然而現場所見的黃榮燦墓碑，斜倒在坡地，離插著旗子的埋骨處，至少2公尺遠。梅丁衍把它搬回顯然是墓碑原本站立之處的凹槽，花一點錢請人填朱，簡單的祭拜。
「（研究調查黃榮燦生平）20幾年來，我都不對外講，我認為做這件事的出發點，一開始不是為了任何的政治利益或沽名釣譽，就是一個『良知』，不一定要讓任何人知道，就像黃榮燦被這樣做（逮捕與處決）沒有人知道，凡走過必有痕跡。」梅丁衍在那個剛解除戒嚴的年代，用自己的力量窮盡一切，撥開重重迷霧，還原消失的空白。
戰後活躍文化界的身影，一度被謠傳是雙面諜
黃榮燦這位於1945年底才來到台灣的外省人，有段短暫的時間，在戰後的台灣文化界異常活躍。
「除了黃榮燦，戰後至少有十幾個版畫家從中國來到台灣，他們的作品陸續刊載在當時大大小小的報紙和雜誌上。1946年1月1日，台灣光復後第一個元旦，官方的《新生報》裡面有重要政要如台北市長黃朝琴、游彌堅等人的文章版面，黃榮燦的木刻《重建家園》可以擺在中間當插畫，可見他當時是被主流尊重的。」梅丁衍提到。
除了頻繁在《新生報》副刊「週末畫刊」發表作品，黃榮燦也曾於1946年前半年，在當時最直言無諱批評時政的《人民導報》擔任副刊「南虹」主編，引介左派青年精神導師魯迅的思想，與抗戰八年來蓬勃發展的木刻版畫；在台日人即將引揚前夕，他還結識當時台灣幾位重要的日籍文化人士，包括濱田隼雄、立石鐵臣、池田敏雄等，彼此相知相惜；並透過後者介紹，頂下日本人開設的書店，成立「新創造出版社」；後又透過音樂家朋友牽線，讓其成為上海三聯書店的台灣分店。
其他如辦畫展、多次往返蘭嶼、綠島記錄原住民文化、擔任台大與師大學生組成的「麥浪歌詠隊」指導老師、進入台灣省立師範學院（今台灣師範大學）擔任藝術系（美術系前身）講師⋯⋯從媒體、藝術、出版、戲劇、音樂、教育，戰後／光復初期的台灣，到處都是黃榮燦橫跨各領域的身影。
精力旺盛的黃榮燦，身處二二八事件的核心──台北，當然一點也閒不下來，在一片混亂動盪的街頭中，騎著一台破自行車到處跑，有人說他去看望並保護朋友的安全；但也有朋友因此對其充滿疑慮，懷疑他是國民黨特務，暗中監視左翼人士的行動。
祕密攜帶作品赴上海，讓二二八暴行被世人看見
1947年4月13日，從基隆港啟程開往上海的台南輪上，一片寂靜，船上的乘客們，深陷在不安與猜疑中，過去一個多月以來歷經的一切，仍餘悸猶存。2月28日查緝私菸事件引發動亂，蔓延全台；3月9日，國軍二十一師登陸，展開軍事鎮壓與清鄉；從販夫走卒到知識精英，在這段期間頻被逮捕、或未經審判處決，島上一片肅殺。
「輪上曾遇見在台灣文化圈子很活躍的黃榮燦，他胸前戴著警備總部的徽章。」
出生台北東門、當過紡織廠工人的周青如此說，他當時是《中外日報》記者，與吳克泰兩人當下目擊二二八事件，寫下第一篇相關報導，他們兩人都在這班船上。周青言下之意，證實黃榮燦是特務的臆測。此傳言隨著兩岸隔絕，一直在中國揮之不去，「中國那邊說他是雙面諜，1949年（國共內戰結束）後只有他不回來，卻不知道3年後（1952年）他被槍斃掉，90年代才恍然大悟，改變觀點，他不是特務。以前把他當作出賣同志的『抓耙仔』，」梅丁衍補充道。
梅丁衍認為，黃榮燦當天在船上的裝扮，是有意喬裝為警總人員，為了要掩護那幅將耳聞訊息融合街頭實際觀察、於台北祕密地一刀一鑿刻製的版畫。事發後的台灣發表管道緊縮，黃榮燦知道只能到當時言論最開放的上海，如同報信者，想辦法把國民政府的暴行讓世人知曉。
然而，等黃榮燦到了上海，原欲參加的第一屆全國木刻展已經結束，隔了兩週，這件作品成為報紙一角的插圖，首次刊載在4月28日上海《文匯報》的副刊「筆會」，名為《恐怖的檢查》，署名「力軍」；原作於1947年底第二屆全國木刻展上展出後，隨著內戰情勢愈趨嚴峻，與其他數百件作品被轉送給魯迅的日籍友人內山嘉吉，後者將整批版畫捐贈給神奈川縣立近代美術館，直到37年後，才被重新臨摹成與原作差異甚大的插圖，重現在1984年7月的黨外雜誌《夏潮評論》。
在歷史縫隙中，留下貼近當時台灣的紀錄
我來自祖國的高原，現住海邊的心，就在這陌生的地帶，我外鄉人拿起筆來，寫我所願：我以為我們致力予藝術工作的人，什麼都可以放棄，但不能放棄創作的生活⋯⋯
抗了八年戰，我們幹藝術工作的；尤其在新興的省都台北，使我想起過去流轉在祖國的生活，在那血的日子裡，用我用的工具，描寫種種，這種種的描寫中，我最愛那黑與白的分化，我愛它是人間的動力；今後，我當然不斷的描寫，直到理想為止⋯⋯
──黃榮燦〈迎一九四六年：願望直前〉
戰後的台灣迎接第一個新年，黃榮燦在1946年1月4日《人民導報》「南虹」副刊第二期中，以充滿希望與熱情的口吻，將藝術形式寄託於反映現實的理念背後，是戰後一批來自中國的左翼木刻版畫家，與迎向新生與未知的台灣之間，一段短暫卻空前絕後的交會，《恐怖的檢查》就誕生在這充滿矛盾與差異的歷史縫隙之中。
當時這批來自中國的版畫家有著相似的背景，他們都經歷了抗戰時期物資短缺、顛沛流離的歲月，見證貧富不均的階級壓迫，以及掌權者的腐敗，致力以線條粗獷有力、能快速複製傳播的版畫，反映現實苦難，並召喚團結抗敵與朝向變革；另一個最大的共通點，他們全都受到終生未加入共產黨的左翼作家魯迅的精神感召──無論以直接或間接的方式。
身為五四運動中引領中國現代文藝思潮的旗手，魯迅發現當時德國表現主義木刻版畫，能夠有效反映中國的「時代精神」。透過魯迅的推動，1930年代的上海成為左翼木刻版畫發展的起點，一時之間版畫的欣賞、教育與創作風潮在大城市中蓬勃興起，更在八年抗戰、乃至國共內戰中，成為戰爭時期最佳的文宣利器，很大程度脫離了純藝術的範疇，而承載了高度的社會意識。
黃榮燦屬於第二代的木刻家，並沒有直接受教於魯迅，但他來台後仍積極發表多篇專文在當時重要的刊物《台灣文化》上，討論魯迅、其最崇尚的德國表現主義版畫家凱綏．柯勒惠支（Käthe Kollwitz）、以及1930年代以來的中國木刻版畫運動。
短暫與台灣發生交會的左翼色彩版畫，如今如斑斑殘片，散落在國家圖書館早期報紙的微縮膠卷或美術館的庫房深處，如1946年到1947年初《台灣新生報》的「星期畫刊」中，大量刊登許多直接刻畫當下社會現實的版畫。
包括二二八發生前的1月19日，署名黃榮燦的《米又漲價了》，一整排黑壓壓人群在街頭眉頭深鎖，無望地等待，反映了長官公署的統制經濟下，民生物價暴漲，人民苦不堪言的景象；福建省的美術教師朱鳴岡，來台擔任台灣省行政幹部訓練團內部刊物《日月譚》週報美編，因不堪國民黨特務的監視與威脅，1948年逃到香港後，隨即刻出知識分子被特務抓走的作品《迫害》，現藏於北美館，預示著接下來30多年，國民黨在台灣展開的白色恐怖大清洗；廣東人荒煙，則在1948年的香港《大公報》文藝周刊上，赤裸地捕捉到戰後台灣的「兩個世界」。
美學經驗與社會發展落差巨大，左翼木刻在台注定遭遇斷層
這些具有批判意識的形式風格與內容主題，真的對往後的台灣發生具體影響嗎？
「台灣在日據時代是跟著日本人的美術教育，眼光100%放在巴黎、東京，重視的是日本人改良的沙龍印象派，掛在那邊至少看起來美美的；在熟悉日本殖民體制下美感的台灣人眼中，版畫黑漆漆的不夠好看。加上中國與台灣兩地的社會發展有一段差距，台灣歷經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建設，在經濟、生活與文化等各方面水平，確實比抗戰八年後、隨國軍來台的社會底層人士來得要好，因此從大環境到美術養分，（台灣人）對它（木刻版畫）沒有感動，黃榮燦他們那一代的作品，來到台灣很快遭遇到斷層，」梅丁衍分析，甚至隨著左翼思潮在白色恐怖時期被連根拔除後，木刻版畫的形式反而被政戰體系挪用作為反共與歌頌國軍的「戰鬥木刻」，宣揚完全相反的意識形態。
長期身為學院裡的美術教育者，梅丁衍觀察到台灣至今的美術教育仍標榜菁英主義，尾隨形式主義，「不會去談『人道』；左翼木刻版畫中，常民化的趣味，不為金字塔的藝術概念、純為生活的熱誠，在台灣一直被忽略，也使得關於黃榮燦其人及作品的討論不容易往前推進。」
儘管後來的評論者會提及，戰後台灣畫家也開始有意識的反映社會變化，以李石樵表現各階層社會群像的《市場口》為最著名的代表作，然而相較左翼版畫家直接凸顯政治、社會與階級的尖銳矛盾，台灣美術家保守許多，僅在深厚的繪畫美學框架中，間接觸及現實議題。因此最早在紐約透過第一手訪談，釐清左翼版畫家在台灣活動足跡的謝里法曾感嘆：
「台灣美術史，看來確是一部沒有抗議的歷史！於是我們更加珍惜曾經有過的，中國版畫家遺留下來的抗議氣息，以及他們踩過的沉重的足跡。」
黃榮燦除了以凝視現實的作品展現堅定姿態，他更具體的介入與本地台籍畫家的「路線鬥爭」，直言批判戰後第三屆省展──繼承日治時期帝展、台展結構，匯聚全台灣最主要藝術家的展覽：
「總之，在這次的出品在純技巧上有所成就外，我希望在貧弱的部分──生命力，能解開小圈子的活動，走向現實中去發掘。」
〈正統美展的厄運——並評三屆「省美展出品」〉刊載於1948年4月28日《新生報》的「橋」副刊，其中短短一段文字，不難看出黃榮燦站在制高點般的「指導」姿態。
梅丁衍從廣泛與訪談中拼湊出黃榮燦的形象，「很多人覺得他太狂妄囂張，簡單說就是人緣不好。黃榮燦擔任師院藝術系講師時，與成長於日治時期的台灣畫家、時任助教的張義雄兩人，某次因故在辦公室吵架、摔電話，差點打起來。跟我談及此事的前輩畫家意思是，黃榮燦的脾氣不好、態度也硬，對助教沒風度，可見他的形象並不討好，最後出了事情，沒有人站在他那邊。儘管有些學生懷念他，但當四六事件發生時，他指導的社團學生被捕，他卻沒事，很多人又懷疑他是『抓耙子』⋯⋯，」梅丁衍表示。
白色恐怖生命經驗中，為被埋沒的黃榮燦伸張
隨著國共內戰愈趨白熱化，當初從中國來的左翼版畫家在台灣白色恐怖前夕，已無在這座島嶼生存的條件。二二八隔年的1948年2月18日，前國立編譯館館長、時任台灣大學中文系系主任許壽裳──身為魯迅摯友，在台灣推廣魯迅思想不遺餘力，在青田街6號住所被刺殺身亡。這對於懷抱左翼理想的版畫家而言像是最後的警訊，他們陸續返回中國懷抱。
沒有選擇離開台灣的黃榮燦，捲入曾短暫在新創造出版社工作的地下黨人吳乃光案件，1951年底於師院教師宿舍被強行逮捕，並於1952年9月12日與其他3名被告因「意圖顛覆政府並著手實行之」而判處死刑，11月被槍決。在《四十一年度防隔字第一零六號》國防部判決書關於黃榮燦的犯罪事實，他熱愛且投注畢生心力的一切：木刻、出版、教育、文化，成為致死罪行。在沒收物品清冊中，黃榮燦的「反動木刻書籍」足足有226件，還有三大木箱的中英日藝術畫冊與文化人類學等書籍，全數被政府沒收，連同其曾經活躍的身影，被埋葬在長久無人聞問的墓碑底下。
至今梅丁衍仍不認為他是中共地下黨人，「有人形容他『哪裡想就往哪裡跑』，雖然有左派思想，但太高調、該走的時候不走、亂罵一通到處得罪人，當地下黨的能力和資格都沒有！他就是一個太熱情、沒
回首尋找黃榮燦身世的初衷，除了與自身美術創作背景相關，想釐清台灣戰後一大段空白的左翼版畫史之外，最重要的是個人的生命經驗。1979年梅丁衍在馬祖當兵退伍候船返台，因為「莫須有」的原因，被憲兵帶走，關押在看守所，「退伍了卻音訊全無，媽媽還以為我跳海自殺，那年我25歲，心情很沈重、很絕望，甚至有最壞打算⋯⋯」後來才知道，是軍隊高層之間的內鬥，加上他服役期間表現很活躍，被上層懷疑思想有問題，以此作為整肅與警示的手段。
當時正逢蔣經國要前來視察馬祖，師長出面讓他「當文書贖罪」，為馬防部繪製向共匪「心戰喊話播音站」有效範圍的設計圖。梅丁衍不眠不休完成，三週之後終於被叫去自己寫自己的判決書，聽從軍法官指示要認哪一條罪，才從「被成為」政治犯的兩個月監禁中釋放，「開庭審判時，主審官還把被告姓名唸成軍法官的名字，一切都荒謬到極點⋯⋯」
黃榮燦後來的際遇，喚醒了他這段生命中難忘的陰影，「就算他死了，當時美術圈哪一個人像他一樣，做過那麼多具有意義的事情？只因為是一個理想主義者，就要受到那麼大的懲罰！我會想到當年在馬祖，跟那些等待槍決的殺人犯和貪污犯丟在一起時的心情，覺得要（替黃榮燦）伸張。」儘管對於自己多年來的研究與重建，梅丁衍自謙並沒有改變什麼事情，「只是八卦多了一點」，但近年來仍可觀察到，木刻版畫與當代社會之間，有些微弱的火光迸發。
例如一群版畫愛好者組成的印刻部，與移工一起刻下他們的生命故事；由研究者、藝術和教育工作者組成的安魂工作隊也以工作坊形式，帶領參與者製作版畫，連結在地歷史與身體經驗；在台灣求學的馬來西亞籍藝術家李迪權，則以當年左翼木刻的小尺寸、黑白對比的《少年、煙霧與傘》系列，記錄香港反送中運動⋯⋯黃榮燦短暫的足跡，彷彿持續活在這個島嶼的記憶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