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粗製濫造的《長津湖》，不過是習近平深一步「毛化」的文藝表徵，去年他不就又是「井岡山」又是「上甘嶺」了嗎？「反美仇外」的库存就那麼一點；而當年毛澤東「抗美援朝」，不過是拿志願軍的血肉去「以俄為師」而已。這段歷史中，比較有意思的，是彭德懷這個人，他挑战毛，但也指挥韩战（林彪拒绝）、占领西藏、炮打金门，被毛整死於文革中，据说最后饿得吃棉被。《长津湖》令我想起他，从《屠龙年代》中找出以下段落。】
五九年「廬山會議」產生一句罵人的粗口，極其著名：
『在延安你操了我四十天娘，我操你二十天的娘不行？』
這是一句彭德懷式語言，別人不會這麼使用語言，以後黨內也沒人模仿過，好像他買了這句粗口的專利。他是衝著毛澤東罵的，其實不算罵，而是爭個理兒。我在南昌寫「廬山會議」時，從資料裡第一次讀到這句粗口，吃了一驚，心想湖南人是這麼說話的嗎？——他和毛都是湖南人。但我又有個模糊印象，好像文革中在什麼「毛澤東思想」宣傳品裡讀過這句粗口，卻不知道原來是彭德懷在廬山對毛說的。
但我們一直找不到彭是在什麼場合罵的這句粗口。在李銳兩次列席「常委會」的獨家記錄中，8月1日的常委會，毛澤東好像是在轉述彭的這句粗口：「華北座談會操了四十天娘；補足二十天，這次也四十天，滿足操娘要求，操夠。大鳴大放。」8月4日向全會傳達常委會精神，林彪又轉述這句粗口：「實際上他在會外講，華北座談會操他四十天娘，這次他不可以操二十天娘罵？所以總的目的是為了操娘，為了罵黨，罵中央，罵毛主席。」
林彪倒是對「操娘」做了權威解釋：那並非一句湖南話，而是「整肅」、「路線之爭」的黨內行話。我們在汗牛充棟的毛澤東講話中，也找到他後來兩次重提這句粗口：第一次時隔三年在懷仁堂，第二次時隔五年以後，說明毛對彭這句粗口耿耿於懷，很記仇的。所謂「華北座談會」，是指1945年毛在延安清算彭德懷的「百團大戰」 ，由康生出面批判彭「組織的百團大戰過早地暴露了我軍力量，把日軍力量大部吸引過來，幫了國民黨蔣介石的忙」。一言以蔽之，彭德懷犯了抗戰中毛澤東「保存實力，伺機摘桃」的大忌。
「操娘」不止有話語特色，也有極豐富的政治學內涵，但它更精粹地勾勒了毛澤東與兩個元帥的互動；跟他打天下的彭總、林總。我們也蠻可以把一部中共黨史，簡化為毛澤東、彭德懷、林彪三人之間的「操娘」史。毛說他一生辦了兩件事：打老蔣和搞文革；其實不如說辦了這兩件事：前鬥彭、後鬥林。
如前所述，「廬山會議」作為一個邏輯起點，不只在於劉少奇、周恩來屈服於毛之淫威，合夥將彭德懷架上祭壇做犧牲，為日後文革中劉的覆滅埋下伏筆；更在於，毛唯有在彭、林中二擇其一，廢掉彭總，只剩一個林總可選，待鬧了一場「毛萬壽」「林健康」 的全面内戰，到「副統帥」折戟沉沙之際，毛澤東離末日也只剩下六年了。所以儘管「六億堯舜」 噤若寒蟬，鴉雀無聲，但身邊一個跟他「操娘」，一個「叛逃」，也就顛覆了他的王朝。兩位元帥，皆驍勇善戰，曾替他打老蔣、打美帝，但末了他們一前一後，在自己毀滅時，順手也解構了毛的神話。
血淋淋的工業化
韓戰專家、香港學者徐澤榮，曾經撰文簡析「蘇援」與解放軍第四、第三野戰軍的暴興乃至第二次國內戰爭、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
『駐滿蘇軍曾將繳自日本關東軍、駐鮮軍、溥儀軍的50+10+10=70萬槍（多為步騎槍），繳自德軍的支數不詳的槍（多為衝鋒槍），以及自身攜帶入滿的美援美制榴炮——應有千門之多，大大多於北方國軍、坦克、汽車、燃料、被服、藥物、食品等等，無償送給了四野和三野（通過遼寧大連旅順→山東榮城離島海路送給三野）。十多年前我面訪過時任東北軍區軍械部部長的張明遠將軍，他說蘇軍交給四野的繳獲日軍武器是全部，不是部分或者少量而已。……蘇軍還應協助中共策劃、準備、指揮了遼沈、淮海戰役。……可見「沒有槍，沒有炮，敵人給我們造」、「紅軍『大學』學生戰勝陸軍大學學生」、「小米加步槍可打贏飛機加大炮」乃屬過謙之辭。 』
這個細節，大致可以挑破一個歷史疑案：毛澤東何以能擊敗國民黨「美式武裝」的幾百萬軍隊？徐澤榮的博士論文《中國在朝鮮戰爭的角色》，根據蘇聯新公佈的資料和來自中國的資料，進一步分析中國對蘇聯的政治依附，不僅源於中共建國前來自蘇聯的餉械援助，也在於建國後希求得到大量蘇聯援助以復興經濟；中國入朝參戰的動機，即包括換取大量蘇聯武器為解放軍換裝和經濟援助。「蘇聯的大量金錢和軍事援助對中國革命起過決定性的作用，毛澤東很清楚，這都是他對史達林欠下的舊債，如果他不以某種方式償還、不繼續依附史達林，史達林是不會為他提供中國迫切需要的各種外交支援、軍事保護和經濟援助的」。
其實，循「以俄為師」的思路，亦可提綱攜領抓住中共立國的「蘇式化」建制脈絡。我在第一章裡已寫道：
『走進治黃領域，也就是走進了中國現代化的一種歷史，並清晰地展示了這種歷史的技術至上、「以俄為師」的特色。這兩點其實是一個特色：這技術來自唯一的源頭——蘇聯。早在二十世紀初葉，「以俄為師」就成為中國革命的基本模式，後人其實從未認真梳理過這個起點的歷史意義——在鄧小平的「開放」之前，中共有過更早的一次「對外開放」：整個國家制度照抄蘇聯、也從那裡引進一個「工業化」（156項重點援建專案）——我是從黃河上偶然窺見了它的後果，它其實已經將中國的水利「蘇式化」，改都改不掉了，其核心「高壩大庫」，一直延續到今天還在作孽。』
問題在於，兩次「蘇援」是如何支付的？至今成謎。但「天下沒有白吃的乾飯」——毛澤東如何從蘇聯買來一個「工業化」（含「兩彈」 ），可謂「前文革」十七年的一個叢聚（cluster），劇烈影響這段歷史。前已提及，二十世紀中國無出其右的大事件是餓死三、四千萬人，緣於五八、五九年國家殘酷的糧食高徵購，但是很久以來人們找不到它的動機究竟是什麼？——那些糧食哪裡去了？
自然有人假設毛澤東是從中國人嘴裡摳出糧食來，拿去跟蘇聯交換「國防工業」和核技術，等於用耕地極少而人口最巨的中國農業，同時來供養整個蘇聯人口，其代價便是大饑荒餓死中國3600萬人。但是研究大饑荒的楊繼繩，在其《墓碑》的第十五章〈罪不在天災，也不在蘇聯〉，專題論證了「償還蘇聯債務不會產生大饑荒」。不過，張戎、喬．哈利戴合著的《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則認為，假如五八、五九兩年不出口七百萬噸糧食，中國一個人也不會餓死；而「大躍進一開始，毛就告誡中共高層做好大批死人的思想準備」，並且多次大講「死人」：
『為了世界革命勝利，我們準備犧牲三億中國人。』（五七年在蘇聯說）；
『人口消滅一半在中國歷史上有過好幾次。』（「八大」二次會議上又說）；
五八年底那次，毛講得最為露骨：
『我看搞起來，中國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萬人。』
『死五千萬人你們的職不撤，至少我的職要撤，頭也成問題。』
『你們議一下，你們一定要搞，我也沒辦法，但死了人不能殺我的頭。』
拋開「糧食換軍工」之說，我們只剩下用「烏托邦」這個西方術語——從共產主義空想到中國傳統的「大同理想」——來解釋這段血淋淋的歷史，而決不願相信事情有那麼簡單直白。我與兩位廬山作家在八○年代合寫「廬山會議」的種種，也是循著這個思路。
解民倒懸大將軍
A型人物彭德懷——胸中義憤填膺，口沒遮攔，東歐之行受到「英雄」禮遇後則更甚。放炮是對毛勸告提醒，憑直感，無理論，亦無部署無結盟；但毛反擊後，他抗爭很弱，兼具不害人的良知，與軍事統帥的強悍個性不相稱，甘願毀滅，愚忠的農民本色，個人迷信的犧牲品。——〈廬山人物粗線〉
毛澤東「軍事工業化」的強烈反對者，竟然是他的國防部長。若再往下看，毛在文革擊敗所有其他對手，最後剩下的一個對手，竟然是他指定的接班人副統帥。前後二人，恰是他在長征中的嫡系：三軍團長（彭德懷）和一軍團長（林彪）。這個迷思不難解釋，即中共始終都是一個武裝軍事集團，其內部發言權倚重身負戰功的武將，而文官——尤其是白區地下黨系統——僅能敬陪末座。
五九年的彭大將軍，正躊躇滿志，或許是他敢於挑戰毛的唯一心理因素。再拉開一點距離，放大視野來看，彭德懷指揮抗美援朝跟「美帝」打個平手；此後在五○年代裡，他還指揮過另兩場並不光彩的戰爭：五八年八月「炮擊金門」，三波炮擊共發彈三萬，後人研究，將此役與「大煉鋼鐵」、「人民公社化」並列為「毛澤東狂熱表現」，此其一；其二，便是五九年開始的「西藏平叛」，在國際社會被指「佔領西藏」。彭德懷在廬山信中，甚至出現這麼一句：「我們在處理經濟建設中的問題時，總還沒有像處理炮轟金門、平定西藏叛亂等政治問題那樣得心應手。」這並非僅僅是得意，而是顯示彭在政治上很強勢。
彭德懷有多少本錢敢跟毛鬥？亦無資料可鑒。我們當時分析，以他上廬山前曾有「東歐八國之行」，長達兩個月，被赫魯雪夫捧為「偉大的統帥」，故而鬆懈「功高震主」的忌諱，對比之林彪的韜光養晦，僅以魯莽論他。但張戎的毛傳卻認為，彭不僅在東歐尋找「知音」，甚至「有跡象表明，彭德懷可能考慮過『兵諫』。」果若此，毛扣「軍事俱樂部」大帽子就不是羅致罪名，但那個可能性多高？當年真相，可惜幾近淹沒。
「廬山」這個起點，或者也可視為佛教上說的「業」（karma），操控了後來的歷史。今人亦多論及，「廬山會議」孕育了「文革」。三年後召開的七千人大會 ，高層因「大躍進」失敗、大饑荒和毛的責任問題而生分歧，毛澤東卻不動聲色下決心，要奪回領導權。他不惜摒棄「常規化」，發動「暴民運動」式的內戰，摧毀他自己締造的制度，將國家推向崩潰。
到此，從邏輯的起點，只走了一半。鄧小平對「文革」痛定思痛，也要彌補毛澤東造成的「合法性」缺失，才啟動八○年代「改革」。然而僅僅十年，黨內再次分裂，迸發社會震盪和學潮，鄧小平竟調動野戰軍進首都，以坦克、機槍鎮壓赤手空拳的平民和學生。他的這個決策，事先經所謂「八老」的批准——他們都有「文革後遺症」，曾被毛澤東剝奪權力的恐懼釀成殺心。這是一條從「廬山會議」，經過「文革」而一再發作的因果鏈，亦即「孽業」。
鄧小平很清楚鎮壓的後果，即這個黨再也沒有「合法性」。連毛澤東都說過「鎮壓學生沒有好下場」，他未能補救於毛，竟幹得比毛還「無可挽救」。他剩下的只有一條補救之道：把經濟搞上去，讓老百姓忘掉「六四」。於是那條因果鏈又開始一次新的循環：共產黨要搭上子孫萬代的生存資源，來搞「掠奪型」經濟發展。結果，不出二十年，江河斷流、湖泊枯竭、草原沙化、森林消失、空氣污染、霧霾籠罩、全國三分之二城市被垃圾包圍、有毒食品失控……，連毛派都驚呼「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廬山「操娘」 →天下大饑→全面内戰→洞開國門→京師屠殺→世界大工廠。
好一部當代中國簡史。
——作者脸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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