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國共內戰後，港中邊境變得相對執閉。
身為英國的殖民地，香港得以避過鄰國的政治動盪，走上自己的發展軌跡。到 1970 年代，在香港本土出生的一代已步入成年，而香港在經濟、文化等各方面，均取得可觀成就。以香港為家鄉的本土意識，原本只見於上層階級，如今已發展為庶民之集體意識。
雖然香港未有民主化，但麥理浩時代（1971-1982）的一連串改革，特別是廉政公署之成立，令香港人意識到政府理應為民眾利益而服務。如此令部分香港人意識到要當家作主。香港人認受香港政府之管治，英國方面亦尊重香港政府之自主，令香港在實際運作上等同於一個類國族國家（Quasi-nation state）。香港人視港中分治之政治現實為常態，則令香港人成為一個自在的國族（Nation in itself）。
只是好景不常，英中兩國因新界租約而走上談判桌，香港人在其中卻無緣置喙。最終香港人淪為被賣的孤兒，兩國簽訂《聯合聲明》後，香港篤定要於 1997 年淪為稱作「特別行政區」的中國殖民地。中國在談判初期曾暗示可讓香港「民主回歸」，但在米已成炊後，卻又堅持採用由宗主國聯同權貴操盤的制度。香港人曾為民主抗爭過，但是八八直選、基本法起草、以至是與政制無關的大亞灣核電廠工程，中國這個新殖民霸權都要敵擋香港人的意願。
有能力的香港人，可以選擇移民他方，離開這個傷心地：事實上在 1980 年代末，這座五百萬人口的城邦已走了十萬計的人。
但走不了的，就只能寄望中國能於 1997 年前走向自由開放。
事實上，當年中國的確值得令人期望：在文化大革命結束後，知識青年紛紛思索前路，想像著更自由的未來。當年中國拍了一部叫《河殤》的紀錄片，反映出新一代對西方自由文明的期盼。
而在 1980 年代末，爭取民主自由的學潮的風起雲湧。當他們於 1989 春為追悼身為改革派的胡耀邦，走到天安門廣場發起抗爭，那一鼓衝勁，令在低谷中的香港人得以充權，重拾對未來的寄望。
天安門學運最終悲劇收場，自由派的領袖，不是死就是被抓，沒被抓的又流亡海外。
留在中國而又堅持下去的，則勢孤力弱。此後中國政權向新一代施以麵包、把戲、棍棒和洗腦國民教育。
香港與中國，自此又再愈行愈遠。
這場學運，一方面喚起香港人對中國的情感，令部分人自覺有去開化、解放中國的責任。
另一方面，這場學運又喚醒了香港人的公民意識，令他們意識到要參與香港這個家鄉的公共事務。與此同時，中國的政治迫壓，亦令香港人意識到港中兩地政治文化差天共地。
香港人直到今日，仍在跌跌碰碰，部份人逐漸意識到要靠自已雙手爭取自立自主，要令香港成為自為的國族（Nation for itself）。
在天安門血案 27 週年前夕，筆者特意分享拙著《鬱躁的城邦》的相關段落，讓大家能瞭解香港人當年在巨變前夜的心路歷程。
在 1980 年代，香港人屢遭中共強權欺壓，而且屢戰屢敗，但此時中共亦面臨內政上的壓力。
中國開放改革於 1980 年代末碰上瓶頸，城市失業率增加至 25.5%，通貨膨脹及貧富差距之再現亦激起社會矛盾。當時中國實行市場經濟與計劃經濟並存的雙軌制，有官方聯繫者能透過貨品於兩個制度之間的差價牟利。這種官倒現象加劇了部分地方的物資短缺，令民生受損。中共內部亦出現開明派與保守派之角力。
開明派主張市場化、自由化與民主化，為主張維持黨國體制及計劃經濟的保守派所猜忌。屬開明派的中共總書記胡耀邦因被指縱容大學生自由化傾向，而遭保守派於 1987 年逼迫下台。改革開放到 1980 年代末因經濟不景和政爭無以為繼。
胡耀邦於 1989 年 4 月 15 日與世長辭，中共只肯為胡設立規格較低的「治喪辦公室」，而未有按國家領導人規格設立「治喪委員會」，令開明派支持者大失所望。北京大學生自發悼念胡耀邦，並逐漸凝聚為一場爭取改革的學生運動。4 月 18 日，在人民大會堂外集會的北京大學學生提出了七點要求：
1. 重新評價胡耀邦同志的功過。
2. 徹底否定反精神污染和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
3. 允許民間辦報和言論自由。
4. 公佈領導人及其家屬的收入及財產。
5. 取消北京市的遊行十條。
6. 增加教育經費，改善知識分子待遇。
7. 如實報導此次悼念活動。
2. 徹底否定反精神污染和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
3. 允許民間辦報和言論自由。
4. 公佈領導人及其家屬的收入及財產。
5. 取消北京市的遊行十條。
6. 增加教育經費，改善知識分子待遇。
7. 如實報導此次悼念活動。
學生代表於 21 日晚跪在人民大會堂外，要求「總理」李鵬接收其請願書，但中共明顯無意向學生示好。學生隨後發起罷課，並獲知識分子聲援。抗爭者無意要挑戰中共的統治，但中共當局無視他們平和而合理之訴求，還將事件定性為動亂。《人民日報》於 4 月 26 日發表題為〈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的社論誣衊學生：
這些事實表明，極少數人不是在進行悼念胡耀邦同志的活動，不是為了在中國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進程，也不是有些不滿發發牢騷。他們打着民主的旗號破壞民主法制，其目的是要搞散人心、搞亂全國，破壞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這是一場有計劃的陰謀，是一次動亂，其實質是要從根本上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這是擺在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面前的一場嚴重的政治鬥爭。
學生與群眾於 27 日環繞北京城遊行抗議當局之誣衊。
到 5 月 4 日抗爭者再次發起遊行，以「反官倒、反腐敗、爭自由」為口號，並於遊行後佔領天安門廣場。數百名學生於 13 日趁蘇聯總書記戈爾巴喬夫（Mikhail Gorbachev）造訪北京時開始絕食，他們不理醫護人員之勸告，拒絕飲牛奶或葡萄糖水，只肯以清水解渴。多名學生因血糖過低而不省人事。
李鵬到 18 日才敷衍地與吾爾開希和王丹等學運領袖會面，實質上是當面訓斥學生，如此缺乏誠意之會談固然會缺乏成果。開明派的中共「總書記」趙紫陽在部下溫家寶的監視下，於 19 日凌晨探望學生，之後即遭軟禁。學生於 19 日暫停絕食，但李鵬還是於該晚宣佈北京戒嚴，並出動軍隊準備鎮壓。學生勇敢地留守天安門廣場繼續抗爭，而北京市民亦走上街頭勸軍人莫向手無寸鐵之抗爭者動粗。
北京學生的抗爭感動了情緒低落的香港人。
他們覺得自己與北京的抗爭者一樣，都在面對着仇視民意的中共當局。
這種同病相憐的感覺，使香港人深信自己亦是參與北京學運之一員。
與此同時，他們亦寄望北京學生能成功推動中國的自由化和民主化，這樣便可以扭轉香港民主運動近年之頹勢，或至少讓香港人可以面對一個較珍惜民意的中國政府。
這種同仇敵愾的情緒，再加上香港人曾受文化中國主義之薰陶，令香港人自覺正在參與一場波瀾壯闊的「愛國民主運動」。
關注北京學運的不只有民主派，連香港媚共分子亦因相信中國變天在即而「忽然民主」起來。民促會於 5 月 20 日在維多利亞公園發起集會，抗議中共當局頒佈戒嚴令，有5萬人參加。
當日風雨交加，天文台亦於下午懸掛八號風球，但市民仍無懼風雨，遊行往「新華社」外示威。次日有逾百萬人上街遊行，而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聯合會亦於同日成立，由司徒華出任主席。支聯會在 24 日於維園集會，10 萬名參加市民齊呼「李鵬下台」。而在 27 日為支聯會籌款的民主歌聲獻中華音樂會，香港大部分藝人均響應梅艷芳之號召而出力，象徵着支援北京學運之運動已成為全民參與的運動。到 28 日的全球華人大遊行，則有 150 萬人上街呼應，是香港有史以來最多人參與的政治集會。
連串的大型動員，使香港人告別政治冷感。雖然這些集會所爭取的是鄰國的自由民主，但亦是香港人首次為自己的共同命運團結發聲，透過反抗中共之抗爭自力救濟。是以這場運動可謂是香港公民國族主義的標誌事件。
可惜北京局勢之發展並不如香港人之期望。北京宣佈戒嚴後，軍隊逐漸在北京集結，到 6 月 3 日包圍北京城。軍隊於晚上十時開槍屠殺平民，除了抗爭者外，連路過的民眾亦未能倖免於難，死傷者數以千計。在木樨地，復興門和西單的情況尤其慘烈。軍隊出動坦克車與裝甲車駛過長安大街，走避不及者被這些重型武器撞傷，部分受害者甚至被活生生輾成肉醬。
軍隊於 6 月 4 日凌晨進攻天安門廣場，劉曉波和侯德健等人與軍方談判，希望軍隊能向學生手下留情。到凌晨四點半，軍隊血洗天安門廣場，倖存的學生只得應劉曉波等人之呼籲撤退。之後北京仍有零星衝突，軍隊於街上巡邏，偶然開槍震懾民眾。
軍隊於 6 月 8 日撤走後，中共隨即秋後算賬，大舉搜捕參與抗爭的學生、知識分子和工運領袖。香港及西方各國傳媒目睹中共「解放軍」殘暴的鎮壓，並將種種暴行透過電視直播。
香港人徹夜未眠，於螢幕上看到赤裸裸而殘酷的現實：香港人早已淪為亞細亞的孤兒，他們已被英國所遺棄，還有八年零二十六日香港人就要獨自面對這個草菅人命的暴虐強鄰。
香港人與北京學生因共同面對中共而產生共鳴，但他們亦清楚明白因為香港仍非中國之地，才能保住性命與自由。
一些香港人因而產生了倖存者的罪咎感，一方面強調香港人有異於中國的特殊身分，但同時又覺得特殊身分意味着對中國民主的特殊責任。如此塑造了一種有點自我矛盾的政治論述：香港人既要抗拒中共入侵捍衛本土，但要捍衛本土卻要以建設民主中國為前提。
不論如何，六四慘案還是促成香港公民意識之覺醒。
6 月 4 日，有 150 萬人於跑馬地出席黑色大會。支聯會原定於 6 月 7 日舉行罷市、罷課和大遊行，但該日清晨油麻地和旺角爆發可疑的騷亂。暴徒破壞中資銀行及國貨公司，最終警方要施放催淚彈驅散人群。司徒華恐有變故，決定取消當日的遊行集會。倘若當日之遊行集會如常舉行，其聲勢也許會比以前的政治集會都來得浩大，可惜騷亂之幕後黑手破壞抗爭的陰謀能夠得逞。
六四慘案嚴重打擊了香港人對前途之信心。
相信《基本法》能保障一國兩制的受訪者，由1988 年 9 月的 44% 急跌至 1989 年10 月的 25%，而不信者則由 36% 急增至 69%。與此同時，香港人亦對民主更為渴求。在參與 5 月 21 日百萬人大遊行的市民中，有 92.1% 希望《基本法》能更加民主，有 74% 要求要在 1997 年直選行政長官。而香港人之本土意識亦得以鞏固，於 1990 年有 56.6% 受訪者自稱為香港人，只有25%自稱為中國人。
既然黨國分家於六四慘案後已不再可能，那麼抗拒中共，就無可避免地意味着抗拒中國。
不過，計劃移民的專業人士亦比以往增加，有 60% 的律師、75% 的藥劑師、80% 的會計師及 90% 的公立醫院醫生考慮在 1997 年前離開香港。
當時香港人的想法是：他們會參與建立民主而高度自治的香港，但中共若要強行將香港中國化，那他們會希望逃走，並在海外重建新香港。
在 6 月 19 日，46 位來自不同政治背景的人士發起港人救港運動，參與者包括民主派的李柱銘和司徒華，以及親商界的李鵬飛和張鑑泉。他們一方面爭取政制民主化及制訂人權法，另一方面又要求英國賦予香港英籍華人居英權。
部分爭取居英權人士曾高呼「建設民主中國」，這樣我們便不能將香港人對北京學運的關注，歸類為中國國族主義的社會運動。比較合理的解釋是，他們由始至終都是以香港人為主體，他們爭取中國民主化，為的也是香港人的民主自由。
若然中國無法民主化，他們會毫不猶豫地幫助香港人脫離中國：或是以高度自治阻擋中共之介入，或是乾脆讓香港人到海外重建新香港。
愛中國，既是策略需要，亦是出於文化中國主義的情意結，但港人自救才是所有運動的真正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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