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 NewCenturyNet: 鸦片战争根本不是因为鸦片，真正反对鸦片的另有其人（溪水旁）

2018年7月21日星期六

鸦片战争根本不是因为鸦片，真正反对鸦片的另有其人（溪水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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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是中国人，还是海外华人，只要一提到鸦片战争，都充满了民族耻辱感，不加思考的认为是：帝国主义想把鸦片卖给我们，我们不想买，于是帝国主义用船坚炮利打开了国门，强迫我们买他们的鸦片。

真的是这样吗？如果真如书上所写，是由于鸦片贸易引起的这场战争，那么当时中国都已经战败了，鸦片应该源源不断地、大肆地倾销到中国来啊！可为什么我们一直到20世纪中叶才收回租界，而鸦片贸易在20世纪初就停止了呢？

还有，到底是谁真正的在打这场鸦片战争，又是跟谁在打这场战争？

带着这些疑问，希望你读完本文后，面对这段历史，能多些思考和反思。

鸦片最初是药品不是毒品

有句关于鸦片的名言——“宗教就是人民的鸦片”。这句话是马克思说的，它误导了很多今天的知识分子，让他们对鸦片和宗教产生了错误的联想。

在马克思的时代，西方人还不知道鸦片是毒品，也不知道鸦片会上瘾。当时的鸦片是麻醉药，医生给病人动手术之前，会让病人服用鸦片，起到止痛的效果。

马克思这句话的原意是：宗教让那些活在苦难中的无产阶级广大群众被麻醉了，以至于他们感受不到自己的痛苦。

所以，鸦片最初只是作为止痛药品被人们认识，也没有法律禁止鸦片，鸦片贸易当时是合法的。

鸦片战争的导因是什么？

鸦片战争的导因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中英之间会发生两次战争？不同的史学家提出过不同的理论。最简单也是最为中国人接受的一个理论就是：英国人想把鸦片卖到中国，中国不肯买鸦片，所以两边就打起来了。

其实，这个理论根本与当年的历史事实不相符！

中国的确有像林大人这样的清官反对鸦片。但是，清政府从上到下，从地方到中央，不只是默许鸦片贩卖，甚至是支持贩卖鸦片。如果英国不把鸦片卖到中国，他们自己也要种植鸦片。

所以，不是中国人不想要鸦片，英国人硬要把鸦片卖给中国人。事实情况是中国人想买鸦片，英国人也想把鸦片卖给中国人。

鸦片战争背后有一系列很复杂的历史因素在里面，我们必须仔细思想和查考。

根本原因：文化战争

哈佛学者，东亚历史权威，张馨保教授在《林则徐和鸦片战争》（Commissioner Lin and the Opium War），把他对鸦片战争的诠释浓缩为一句话：Culture War Theory（文化战争）。

因为两个不同文明、不同价值观，在全球化、现代化的过程中产生了冲突，以至于导致了这两次中英战争（鸦片战争）。

张馨保教授认为：两个文化有什么不同呢？中国当年是一个农业社会，儒家社会，已经几千年没有变化了。在清政府已经走向晚清的时代，它需要转化却一直没有转化，这是中国当时的处境。

鸦片战争前的世界与中国

而英国，当时是一个工业社会，工业革命把英国彻底改造成了一个现代化国家，它是capitalistic（资本主义的）社会，是一个progressive（激进的）社会，是一个restless（停不下来的）社会。大英帝国统治下的资本主义被马克思称作：万恶的资本主义！这是一点也不错的。

当两个社会、两种文化相撞的时候，产生的冲突，导致了两次中英战争，中国人称之为“鸦片战争”，其实不应该被称为“鸦片战争”，因为导因不是鸦片。

战争原因的追溯

张馨保教授对两次鸦片战争背后原因的分析，可以一直追溯到汉朝。

从汉朝以来，中原的统治者就一直自称为“天朝”。在周朝时，就有了“天子”，普天之下叫做“天下”，周人信“天”，而“天子”就是天与地之间的“代言人”。

但周朝讲“天下”，还没有讲“天朝”，直到秦始皇“一统天下”时，也还没有讲“天朝”。汉朝时，“天子”自称自己的朝代叫“天朝”，只要不是“天朝”的“化外人”都是“野蛮人”。

所以，从汉朝开始，中原的“天朝”和邻国的外交关系，一直就是“宗主附庸”的关系，一直就没有平等的关系。不论是外交上，还是贸易上都没有平等关系。

贸易是对你的“施恩”

因为，中国地大物博，本身就是个小宇宙。中国不需要和邻国有外交，就可以自给自足。所以，中国在历史上进行的几次锁国政策，完全都没有问题。

中国一直到清朝末年，都还没有一种平等交易的概念。中国人根本不需要外国人的任何东西，中国人自己生产、发明的东西，就足以让中国成为全世界最富足的国家。任何的贸易对中国人来说，都是“天朝”对那些“未开化民族”的“施恩”。

诚然，在工业革命之前，一直都是这样。中国不需要跟外国人有外交，不需要跟其它国家进行贸易。

可是，到了工业革命之后，这个泱泱大国就变成了井底之蛙。英国都进行了工业革命，清政府还在那边夜郎自大，还以为西方人都是未开化的野蛮人。

当时清政府规定：洋人要与我们天朝进行贸易，只能在广东的香港。为什么在广东呢？因为在那个时代，广东被称作“南蛮”，是蛮荒之地。

清政府认为：你们这些外国的长毛野蛮人，你们如果要想跟大清贸易的话，就只能跟我们民族里的野蛮人进行贸易。所以，就让他们跟“南蛮”打交道。他们没有资格到北京，天津，甚至山东这些地方去，只能去蛮荒之地。

英国人眼中的道光皇帝是这样的

载于《伦敦新闻画报》1842年6月4日的道光皇帝画像。

我们眼中的英国船：当时中国人称之为“火妖怪”

极不平等的“公行制度”

1842年签订《南京条约》之前，西洋商人只能在广东经商，而且必须服从1720年清政府制定的“公行制度”。

1752年开始清廷就规定，每艘来到中国的商船到达广东港后，每艘西洋船上都必须要有一个中国商人，称为“行商”。

行商有3个职责：

第一：决定商品价格

洋人带来的钟表卖多少钱，不是洋人能决定的。虽然他们是生产者，把商品带来贸易，但是赚多少钱，价格自己不能定，是“行商”定的。“行商”定价之后，自己要收取多少，也是“行商”定的。

“你们外国人，如果不喜欢，那你们就走，我们也不在乎！” 所以，西洋商人来到广东经商，是非常痛苦的。他们自己连价格都不能定！

第二：监督“彼夷”

“行商”在公文中称洋人为“彼夷”，清政府认为：洋人没有受过儒家思想的熏陶，信的是耶稣教，是非常不开化、非常野蛮的宗教，是需要被监督的。

第三：代售商品

西洋人所要销售的商品，不能由西洋人自己卖，必须由“行商”替他们代售，代售还要收取回扣。

赤裸裸的歧视和欺压

洋人在广东的生意做得非常的辛苦，不仅受 “行商”的欺压，同时还要受当地政府的欺压，必须缴很多的税款，包括四项主要税款（交给清政府）。还要对10个政府部门和商务机构，缴交各样的费用。

“行商”在帮洋人代缴各种税费时，还会私自编造各种名目，装入自己的腰包（例如进港费）。

除此之外，还有许许多多规定，令西洋人在中国觉得非常痛苦。比如，商船只能停靠海港，不能驶入运河；上岸也只能停留港口，不能往内地走；还不能带女人入境。

“公行制度”的反应两个赤裸裸的歧视：第一，是对外国人的歧视；第二，对商人的歧视。

在中国传统社会理念中，士、农、工、商，“商人”阶级是最低的。

西洋商人，既是外国人，又是商人。所以他们是卑贱中的卑贱，就应该被整个社会制度践踏。用以践踏他们的制度，就是清政府制定的“公行制度”。从18世纪初到19世纪末，西洋商人一直遭受清政府的践踏。

1834年8月号的英文报纸《中国丛报》中将“夷目”（外国人头目）译成“barbarian eye”（野蛮人的眼睛），这一译文激怒了英国官员。图为1832年创办于广州的《中国丛报》第一卷。

站在双方立场看问题

站在中国的立场上，大清的意思很明显：我们不需要你们，就是不想和你们洋人做生意！

你们为什么要来和我们做生意呢？干嘛非得把你们的东西卖给我们，我们不想要你们的东西，我们不需要你们的东西。

你们来跟我们做生意，被我们践踏，又觉得自尊心受了伤害。我们中国人闭关锁国，就让我们锁国好了，你们洋人为什么一定要我们和世界同步，为什么一定要把我们的社会现代化？

我们没有妨碍谁，这么想、这么做也无可厚非！

但是，西方现代主义有一个很核心的精神：就是要把别人变得都和自己一样，这就是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精神。

整个东印度公司的目的，其实就是利益。尊严可以被践踏，只要能够得到利益，他们不惜一切。这就是万恶的资本主义。但是，当西方人的尊严，被践踏到一个地步他们就受不了了，就要来打中国人。

万恶资本主义者的办法

一开始只有东印度公司的商船能来到中国，其他欧洲商船都必须经由东印度公司来中国。中国和东印度公司的贸易是一个不平衡的贸易。如上文所述，中国有西方人想要的一切东西，西方人的东西中国人不屑一顾。

西洋人只是一些钟表、工艺品，有趣但没有很大的市场，市场需求很小。而中国有两件东西，在欧洲有庞大的市场需求：茶叶，大黄（香料）。

所以，东印度公司投入了大量的金钱向中国购买这些商品。但是，中国又不想买东印度公司的东西——贸易就失去平衡了。导致东印度公司不断亏损，这时万恶的资本主义者想出了一个办法：鸦片！

东印度公司开始向中国贩卖鸦片，这成为东印度公司在国际贸易上的一个主要收入。东印度公司在东南亚种植鸦片之后，把它卖到中国。

1840年，鸦片的总交易量是37,000大箱。到1850年时，从37,000箱变成70,000大箱。用鸦片换茶叶和大黄，这就是万恶的资本主义者想出来的办法！

鸦片甚至变成了货币

到19世纪末，英国政府已开放私人贸易公司在中国经商，就不需要经过东印度公司了，许多的私人商船就运送鸦片到中国来。

这导致当时中国鸦片的普及到了一定程度，在云南，鸦片已经成为了一种流通的货币。当地，不要大洋银子，用鸦片买东西。许多中国农民也不种田了，改种鸦片，整个中国都对鸦片上瘾了。

中央的官员、地方官员、老百姓，所有阶级都染上了烟瘾。

一开始，中国人并不知道这些东西对身体有害，会造成毒瘾。而英国人，一开始就知道，所以英国人自己不吸鸦片，却把鸦片卖到中国，为的是不让他们的商人在国际贸易上亏损。这就是邪恶的资本（帝国）主义！

林大人的思想局限

19世纪末，中国出现了一位英雄林大人。

林大人（清朝道光时期大臣、民族英雄）

林大人是大清朝难得的一位清官。但是，林大人不懂英文，对西方文化也缺少了解。所以，虽然他很伟大，但思维还是受了时代和文化的局限。

第一个局限：错误地认为英国人如果不在中国做生意，英国的经济就会瘫痪，中国人和他们做生意是“施恩”给这些 “蛮夷”。

而事实上，当时的大英帝国如日中天，它并非一定要和中国进行贸易。

当然，英国跟中国贸易刚开始是亏损的。但有了鸦片之后，英国就不亏损了。它完全可以不跟中国做生意，他还有印度、非洲、澳洲、美洲……

当时，大英帝国取代了西班牙，自称是“日不落帝国”。原先这名字属于西班牙，后来成了英国的了，意思是全世界都有它的国土，大英帝国的国土总是被太阳照耀着，帝国的太阳是不会落下的。所以，它可以不跟中国进行贸易。

当然，关于这个误会，林大人很快就知道了。

第二个局限：持守“明儒实法”的施政方针

中国虽然是儒家社会，但历朝历代的政府在施政时，都是用法家的手段在施政。他一直认为要用严厉的方针，严厉地执行“公行的政策”，就能除去奸商，只留下那些正直的洋商……

第三个局限：不加证实就认定英国从中国进口的大黄和茶叶，是东印度公司的主要收入，而他认为鸦片只占这个收入的一小部分。

林大人认为：鸦片贸易的利润，对东印度公司来说根本微不足道，为什么还要卖给中国人？为此他感到很气愤！

第四个局限：认为英政府并不支持东印度公司向中国贩卖鸦片，所以他认为很简单，向英国政府报告东印公司在我们这里卖鸦片，你们自己解决，把那些人抓回去。但他很快发现并非如此，原来东印度公司的背后，就是大英帝国的海军。

于是，林大人带着这四个误会，在与洋人交涉的时候，受到了很多局限。

有中国特色的抓捕

1839年，林大人下令废止东印度公司在广东所有的交易，下决心根除鸦片在中国的祸害。雷厉风行地禁止了东印度公司在广东所有的交易。然后，扣押了东印度公司在广东的所有货物（包括鸦片），迫使西洋商人缴交所有的鸦片。

林大人错误的认为这些西洋商人大部分是好的，是不想卖鸦片的，就只有一个坏蛋在背后主使，这个坏蛋叫颠地（Lancelot Dent）。只要把这个人抓了，英国人就不会再卖鸦片到中国了。

所以，林大人在1839年3月22日，把颠地（Lancelot Dent）抓了！

关于林大人抓捕颠地（Lancelot Dent）的方法，也很有中国特色！

在法制社会，如果警察要抓人，会先向被抓者出示“拘捕令”。但是，在抓捕的过程中，林大人并没有拘捕令，也没有差派衙门的捕快去抓人。而是用了一个有“中国特色”的方法！

林大人对颠地（Lancelot Dent）说：“我一直很喜欢你，没有机会认识你，所以请你来我家喝茶”。颠地（Lancelot Dent）“受宠若惊”应邀前往。林大人一见这个傻瓜真的来了，就把他抓捕了。

没有公平审判的抓捕

当时大英帝国驻华商务总监、大英帝国的海军队长查尔斯·义律（Charles Elliott）听说有一个英国公民被清政府抓了，就去向清政府要人。

因为，在当时的清政府还完全没有fair trial（公平审判）的观念，更没有法制观念。

比如当时，清政府如果听说哪有革命党，就会去村里抓人。抓到两群人，一群是革命党，一群不是革命党。衙门在审案的时候，就把他们带到城隍庙，问神明哪群人是革命党。怎么问神明呢——掷签决定，掷到哪一群人，哪一群人就是革命党，然后全部拉去砍头。当时的清政府就是这样审案的！

有几次英国人被清政府抓了，就这样被不分青红皂白的给砍头了。

因此，当时如果英国人在中国犯法，须由大英帝国的海军来审理，如果要处刑，也是由大英帝国的海军来处刑。以确保他们受到fair trial（公平审判）。

于是，查尔斯·义律（Charles Elliott）跑到林大人的府上说：“我们的英国公民被你们抓去了，我不知道他犯了什么罪，请你把他交回来，我们一定会好好地审讯，如果他犯了罪，我们也一定会处罚。”

而林大人竟然觉得对方自投罗网，把查尔斯·义律（Charles Elliott）也抓了。

查尔斯·义律（Charles Elliott）是驻华商务总监，等于是代表英国女王的驻华使节，就这样被林大人简单粗暴地给抓起来了。

林大人之后，又扣留了在广东大概350多个西洋商人，长达47天，最后，终于逼得这些洋人交出了鸦片、并且全部焚毁。

林大人认为他用这种手段，终于得胜了！他觉得对付这些“野蛮人”，就要用这种野蛮的手段。他以为自己得胜了，其实没有那么简单！

中国人眼中的英国水手是这样的

英国海军封锁广东港

当时，英国有个商人叫威廉.杰尔丁（William Jardine）去见英国首相帕默斯顿（Palmerston），请求首相下令封锁广东港。于是，大英帝国的海军，就封锁了广东港，广东的船只没有一艘可以出去。

借此向清政府提出以下4点要求：

1，要为英国人在广东所受的羞辱，作出充分的道歉；

2，要为林大人所没收的鸦片，支付赔款；

3，要签署一个公平交易合约，以免类似的事情再次发生

（当时英国试图要废掉不平等的“公行制度”，建立平等的贸易制度，不愿意清政府再用野蛮的方式，把英国人当野蛮人对待）；

4，开放更多商港进行外贸。

（PS：最后签订的《南京条约》，基本上也就是英国人想要达到了以上这些目的）

双方相互的封锁

英国的舰队就封锁了广东港，不许英国的船只进去，也不许中国的船只出来。

但是，当大英帝国的海军封锁了广东港后，还是有很多英国的商船想驶入广东港，金钱的驱使，使他们宁可被野蛮地对待，也要赚钱，不顾一切的想要赚钱。

林大人也做出了回应：你封锁我们没关系，我们也封锁你，反正我们根本不需要你们！于是，林大人也封锁了广东的商港，不让英国的船只进来。

英国船只无法进入广东港后，便撤退入澳门、香港暂时落脚，等待禁令解除。

英国水手打死林维喜

1839年5月，停靠在香港的英国商船中，有一些水手在尖沙嘴下了船。当年的尖沙嘴还只是一个荒凉的小村子。商船的一些水手和尖沙嘴的一些村民发生了肢体的冲突，不小心打死了一个村民叫做林维喜。

注意，打死林维喜的不是英国海军，英国海军的素质很高，可是英国水手的素质很差，打死林维喜的是英国水手。

背景知识：

英文中有个动词叫“shanghai"，“shanghai"作为动词（verb.）是“强拉船夫”的意思。

20世纪初，上海已经成为一个贸易中心，英国很多商船都跑到上海。那个时候，很多船上的水手，都是被当时英国的有钱人在英国本地“拉夫”当水手，那些人不想上船当水手，但被英国的土豪劣绅强拉来在船上当苦力。

拉来的也都是白人，因为那时已禁止黑奴制度了。这个拉英国乡下白人上船当水手、苦力去上海的动词，在英语中就叫“shanghai”。

所以，这些水手实际上都是被强拉来的，他们酗酒、打架是英国素质最差的一群人。

就这样，一群素质很差的英国水手和尖沙嘴的村民，因为口角，发生肢体冲突。当然，英国水手身体比较强壮，就把一个叫林维喜的中国村民给打死了。

英方公开道歉并赔偿

事发之后，英国海军舰长查尔斯·义律（Charles Elliott）立即公开道歉。他以大英帝国代表的身份，代表女皇向尖沙嘴的村民道歉，并提出200英镑（约427,200元）的悬赏，要查出打死了林维喜，要判其死刑。

同时，他拿出1,500英镑（约3,204,000元）赔偿给林维喜家人，另外又给林家100英镑（约213,600元）。主要是怕当地衙门知道林家得了1,500英镑的巨额赔偿后，讹诈林家，让他们交税。

此外，查尔斯·义律（Charles Elliott）还拿了100英镑（约213,600元）给尖沙嘴的全体村民，以表达他真诚的歉意。

查尔斯·义律（Charles Elliott）真诚地认为：“这件事是我们英国人的错，必须道歉！虽然现在中英关系紧张，我们的错就是我们的错。”

不耐烦的林大人

找到几个嫌疑犯后，查尔斯·义律（Charles Elliott）就一个一个审讯、调查。当时的审讯过程，已经很现代化了，所以需要时间，不能随便乱定罪。他用了很长的时间，很仔细的审问，到底是哪一个人杀了林维喜。

结果，林大人不耐烦了，林大人认为：事情很简单，你们英国人杀了一个中国人，一命抵一命，你们就随便交出一个英国人，让我们杀掉就可以了。

查尔斯·义律（Charles Elliott）说：“当然不可以啊，我一定要查出真正的杀人犯，不可以拿一个无罪的人去抵罪。”

不难看出，中英双方的思维天差地别。中方认为，你们英国人杀了人，随便交出一个英国人给我们杀，这就叫公平。英方认为，谁杀了人就去偿命，没有杀人的不可以去偿命，杀了人却又不偿命这也是不公平。

两边对“公平”的看法很不一样，林大人非常的不耐烦，导致双方关系越来越紧张。

误会导致双方开火

1839年5月，林大人在这种紧张的关系下，做了一个决定：有条件地开放广东商港，即西洋商船可以驶入广东港，但要听命清政府。

当时，有一艘英国商船叫Volage，违抗了查尔斯·义律（Charles Elliott）之前下的“不许英国商船进广东港”的命令，擅自进港。所以，查尔斯·义律（Charles Elliott）下令开炮以阻止这艘船进港，就发了一炮，打在Volage的前面，对它表示警告。

结果大清水师一听英军开炮了，就立即开火，两军就打起来了。这就是历史上的第一次中英战争（也叫第一次鸦片战争）。

出于误会，两边本来可以不打的，却打了起来。而这背后的根本原因，是两种非常不同的文化起了冲突！

鸦片战争中服役的复仇女神号

两边都不想停止鸦片贸易

这次战争不应该称为鸦片战争，因为，鸦片不是这个战争的导因。

我们一直有一个错误的观念：中国是反对鸦片交易的，而英国是支持鸦片交易，以至于两国才打起来。

但事实上，当时中英两国都不想停止鸦片交易，清政府其实是允许鸦片交易的，他们可以靠收取重税，来获得巨大利益（还记得前面提到的“公行制度”吗，鸦片在中国是由中方定价，中方代售，并且抽取重税），清政府和英国鸦片商官商勾结，两边都不想放弃。

对，中国有林大人反对鸦片交易。但是，林大人是极少数，林大人在清政府里是被排挤的。为什么林大人是“悲剧英雄”，就是因为林大人的立场，不代表大清国的立场。不只是朝廷，中国的农民都纷纷放弃种植农作物，改种鸦片。

而清廷的态度不光是视而不见，根本就是公开支持。前面也提到了，中国的云南省当时已经普及到用鸦片作为流通货币。

清政府即使不向东印公司购买鸦片，仍然会自行生产、或是向南洋的其它国家购买。

也正是这个原因，这个理由，使得英国鸦片商向英国政府辩称：向中国人贩卖鸦片无可厚非。

他们在英国国会的辩词是这样的：“就算我们不贩卖给中国人，中国人也还是会种，或着向别人买。所以，中国人吸鸦片上瘾是他们自己的错，不是我们的错，我们卖鸦片给他们是无可厚非的。”

谁是真正与鸦片争战的人

可是，有一群人是真正地在跟“鸦片”在争战！他们打的那场仗，才是真正的鸦片战争。

自从马礼逊来华之后，西方的宣教士大批涌入中国。他们当中有不同国籍、不同的神学立场。可是，反对鸦片贸易这个议题上，他们的立场是完全、绝对一致的。他们一致反对英国政府贩卖鸦片到中国来。

当时，在中国有一个叫Whitehead的牧师说：“The missionary in China areabsolutely one on this important question of opium traffic.（在反对鸦片贸易这个使命上，来华宣教士是完全一致的。）”

不愿在祖国的罪恶上有份

第一批证明鸦片对身体有害的，就是英国的医疗宣教团队。

其实，英国本地的医生和科学家，他们早就应该知道鸦片有害。可是，他们从来不用实验证明，他们不知道鸦片有害，是因为他们“选择不知道”。

而他们“选择不知道”，是因为他们知道在中国贩卖鸦片，会给他们的祖国带来极大的利益。他们“选择不知道”，是因为这些万恶的资本主义者，没有把中国人当人来看！他们没有看到中国人也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所造的，有尊贵的形象的人。

可是，英国的基督徒不一样，这些宣教士，他们爱中国人的灵魂，他们没有办法视而不见！英国的科学家、医生不愿用实验证明鸦片是毒，这些宣教士就来证明。

美国宣教士杜步西等人成立中国禁烟会，并出版了《100多位医师对中国吸食鸦片问题之看法》，陈言鸦片危害，获得时美国总统和国会支持。

当时的英国宣教士和基督徒，不愿在他们的祖国的罪恶上有份，便一致反对他们的帝国。

当时有一位牧师名叫格瑞斯·约翰（Gris John），很多英国的基督徒国会议员引用他的一句话，他在国会中反对英国的鸦片政策。他说：“我们不可以因为防止中国人自杀，我们就去杀他们，中国人自己会吸鸦片，是不对，但我们不可以因为防止他们自己种植鸦片，我们就卖鸦片给他们，这个是很简单的伦理。”

英国伦敦会宣教士格瑞斯·约翰（Gris John）

可是，尽管宣教士证明了鸦片的毒性，他们发动的“反鸦片运动”，仍然遭到极大的阻力。不但遭到英国帝国主义、东印度公司、资本主义的阻力，更大的阻力其实来自清政府、国内民众！

不从恶人的计谋，不站罪人的道路

“不从恶人的计谋，不站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圣经·诗篇》第1篇）”

这些英国基督徒，为了“不从恶人的计谋，不站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宁肯被自己的同胞唾弃，宁肯不顾自己祖国的利益。因为，他们爱中国人的灵魂，他们爱基督神的国度！

当年，欧洲的宣教士们作了一个约定：绝不搭乘运载鸦片的商船！因为他们相信，上帝所喜悦的人，是绝“不站罪人的道路”。他们不从恶人的计谋，所以载运鸦片的商船，他们绝对不肯上。

那怎么办呢？当时从英国和欧陆驶出的商船全部都有鸦片，但是英国驶向美国的船是没有鸦片的，因为英国人不对美国人贩卖鸦片，而美国驶向中国的船也不载鸦片。所以，英国和欧洲的宣教士到中国来，他们都是坐船先到美国，再从美国坐船到中国。

可是，你知道吗？

当时，即使是从英国或欧陆直接坐船来中国，都需要3-4个月。从英国坐船到美国，需要一百多天横渡大西洋，再从美国再坐船到中国，又需要一百多天横渡太平洋，还有等船的时间。

因为拒乘载有鸦片的英国商船，他们差不多要多花半年时间才能到中国。

在没有飞机、内燃机、现代导航的19世纪，交通很不发达，船上淡水、食物储备有限，常常要忍饥挨饿，而且随时会有丧命危险。

那美好的仗他们替我们打赢了

1865年，美国宣教士丁韪良出版了专书，论述鸦片危害，以及有关鸦片贸易的法律问题。

1868年，《中国丛报》从创刊开始就不断用中英文刊载各地宣教士，反对鸦片贸易的文章。

1874年，在中国的西方宣教士成立了“英华禁止鸦片贸易协会”，号召所有的宣教士积极地向英国报告鸦片的害处，并且呼吁英国禁止鸦片贸易。“内地会”负责人英国宣教士Benjamin Broomhall汇编中国境内140多年来，宣教士禁烟的言论《在华宣教士禁烟言论集》《吸食鸦片的真相》《英国的罪恶与愚蠢》，出版以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