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7月28日星期六

沙叶新:这么好的戏,为何不让演?(武云溥)

【老武按】

2018年7月26日,著名剧作家沙叶新先生在上海去世,享年79岁。整十年前,我在《新京报》工作时有幸到上海拜访沙叶新先生。找出当年的访谈文章,以表对沙先生的尊敬与怀念。

沙叶新:这么好的戏,为何不让演?

文 | 武云溥

2008年7月28日下午,上海天气闷热,据报有台风正在靠近。

沙叶新精神抖擞地坐在自家书房里摇着扇子。除了语速有点缓慢,见到他的人恐怕都很难相信,这是一位刚动过大手术,且正在接受化疗的病人。"不就是癌吗,常见病,有什么好怕的?"沙叶新保持他贯有的幽默。

2008年,沙叶新精神抖擞地坐在自家书房里摇着扇子

1979年,沙叶新创作的话剧《假如我是真的》就曾惹得观众拍掌大笑,也因讽刺干部腐败、以权谋私等现象,引起广泛争议,内部演出几十场之后停演。

该剧取材于当时上海发生的真实故事:一个小青年冒充将军李达的儿子,招摇撞骗,骗倒了许多人。诱人上钩的理由无非是"高干子弟"掌握特权,可以办到常人办不到的事情。题目暗含深意:假如骗子冒充的身份是真的,是否就不会东窗事发?"后门"照开,像一切从未发生?

两部话剧的不同结局

十年"文革"结束后,在高压下尘封已久的文艺界开始复苏。1978年9月,编剧宗福先创作的四幕话剧《于无声处》在上海工人文化宫首演,该剧以1976年天安门广场祭奠周恩来总理、痛斥"四人帮"罪行的"四·五"运动为背景,引起观众强烈反响,并很快传遍全国。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幕前夕,《于无声处》奉命进京演出,获得中央领导层的肯定。

1978年9月,编剧宗福先创作的四幕话剧《于无声处》在上海工人文化宫首演

而沙叶新的剧作《假如我是真的》,1979年8月在《戏剧艺术》和《上海戏剧》联合增刊上发表剧本,随后进行内部排演,至1980年被迫停演前,一直未能公开演出。

武云溥:其实在你创作《假如我是真的》之前,1978年宗福先创作的话剧《于无声处》上演,很快得到从民间到官方的一致肯定。

沙叶新:是的。"四人帮"刚倒台时,从党内高层到普通老百姓,大家都意识到,中国不能再走以前那条路。《于无声处》写的是"四·五"事件,那场运动是为了纪念周总理,矛头还是指向"四人帮"。

而且,当时刚开始思想解放,邓小平出来主持大局,掌权的是新的班子,就某些具体事件创作的文艺作品,容易获得认同。《于无声处》符合历史需要,就成为政治博弈中的一着胜棋。

武云溥:时隔仅一年,同样是对历史的拨乱反正,同样揭示了不少问题,为什么《假如我是真的》最终却被停演?两部戏的命运反差这么大,你觉得是什么原因?

沙叶新:相对于《于无声处》来说,到了《假如我是真的》演出的时候,情况就不同了,我写的是体制层面的问题,这就会引人深思:中国到底怎么了?"四人帮"已经倒台,怎么体制上那些问题又冒出来了?可见不是仅仅打倒"四人帮"、给"四·五"事件平反这些具体事件所能解决的。这样一说就很敏感。

可是体制问题到底怎么回事,当时我也是不清楚的,只是先把问题摆出来———假如这个戏里的骗子,真的是干部子弟呢?这不就是体制问题吗?

武云溥:话剧的名字当时也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沙叶新:对,《假如我是真的》这个名字是黄佐临先生取的,非常好,有些人不喜欢,非要叫《骗子》,所以就引起了很多争议。

武云溥:这样的社会讽刺剧在当时是一次大胆的尝试。

沙叶新:可以这样说吧。从解放以来就没有这样的戏啊,大家不敢写。虽然也有写到诈骗的,比如老舍先生的《西望长安》,写骗子冒充志愿军英雄,志愿军是最可爱的人,没有可谋私利的权势。我这个戏写骗子冒充干部子弟,干部有权,可以给人开后门。

武云溥:当时这些情况很普遍吗?

沙叶新:在"文革"期间就已经有了"开后门"的问题,送礼是很常见的事。老百姓怨言比较多,深恶痛绝。

话剧创作的偶然因素

《假如我是真的》讲述了一个骗子冒充将军李达之子,利用一些干部和群众对高干子弟的盲目崇拜和巴结心理,为自己骗取私利的故事。

1979年的上海,确实发生过一起类似的诈骗案,据沙叶新叙述,为了创作这部话剧,他在监狱里旁听了公安干警对骗子的审问。资料搜集充分后,沙叶新执笔,演员李守成、姚明德参与创作,以该案为题材写成了剧本。

时任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院长的黄佐临给剧本取名为《假如我是真的》。

《假如我是真的》演出戏单

武云溥:就《假如我是真的》这个话剧的创作过程来说,还是有偶然因素的,刚好有那个真实的案子发生。

沙叶新:嗯,上海确实有这么一件诈骗案,戏剧性很强,不少作家知道后都想写,结果因为涉及到一些重要人物,上面不让写,后来就只有我写出来了。

武云溥:担心过压力吗?

沙叶新:因为我经历过"文革",觉得脑袋应该长在自己脖子上。十年浩劫那么多人受到迫害,几乎家家户户都受到牵连。记得江苏有一个口号就叫"五一六家家有,不是亲就是友",就像筛子一样,把所有人都放上去筛,覆盖面何其广,史无前例。

武云溥:最后写进话剧里的情节,和真实的案件相比,也是有所取舍的吧?

沙叶新:剧情和案件,在故事梗概上基本一样,细节就靠作者来加工了。我写到一个青年冒充自己是李达的孩子,借此欺骗上海的一些干部。干部们有求于他,但求的事情,在真实案件中并不多,大部分是我加进去的。

武云溥:都加了哪些事情?

沙叶新:比如房子问题、知青回城问题等等。这些都是社会普遍现象,所以我就都写进戏里了。

武云溥:这样就引起不少非议,认为你的打击面太宽了。

沙叶新:有些人不懂艺术规律,这是戏剧作品,不是新闻报道。我塑造的形象反映了社会生活,作者完全可以集中深化。就像我的《陈毅市长》,第六场陈毅去拜访化学家,这完全是虚构的,上海根本没有这样一个化学家。但是最好的就是这一场,选进语文课本的也是这一场。

《假如我是真的》进京讨论

1979年10月底召开的第四次全国文代会上,包括《假如我是真的》在内的一些批判现实的文艺作品,引起了有关部门的注意和激烈讨论,并有建议提出"禁止这些作品和刊物出版、发行、上演"。胡耀邦批示"对文艺事业充满乐观和信心"、"不要焦急,如果急躁起来,就会犯错误"。

四次文代会闭幕前夕,胡耀邦与周扬等人商议,召开一次座谈会来解决文艺创作中的倾向性问题,这就是1980年1月23日至2月13日在北京召开的"剧本创作座谈会"。

会议受中宣部委托,中国剧协、中国作协和中国影协主办,参会的正式代表120人,列席代表100余人,多为剧作家、文艺评论家和编辑。

会议由周扬领衔,贺敬之主持,从讨论话剧《假如我是真的》入手,联系到当时的其他作品,探讨有关文艺理论问题。会议临近结束时,胡耀邦讲话指出"对于落后的、阴暗面的东西,只要有代表性、典型性的东西,也应该反映","要使我们的文艺成为引导人民前进的灯火",同时建议沙叶新对《假如我是真的》进行修改。

中年沙叶新


武云溥:揭示问题的手法可以有很多,比如"伤痕文学"的一些作品,也触及到了不少问题,他们的表达就比较委婉。而你的戏讽刺味道很重,观众看到之后有怎样的反响?

沙叶新:人们对有争议的作品会更加注意。有趣的是,当时干部们普遍沉默,即便内心深处真的喜欢这个戏,也不敢表态。普通观众的反响倒非常热烈,大笑啊,鼓掌啊。我每天在剧场里都能看到,也能一眼看出哪些是干部,因为干部们的票位置好,都在前排,看他们穿的衣服也能看出来。

武云溥:批判性质的作品,容易让人对号入座。

沙叶新:因为大家不习惯。以前的文艺理论,认为文艺只能宣传正面典型,塑造光辉形象,便于老百姓去学习。挨批的、被否定的作品,都是因为有讽刺意味,揭示社会阴暗面。

武云溥:话剧里的四个干部角色,分别姓赵钱孙李,有什么用意?

沙叶新:四个干部角色分别姓赵钱孙李,暗示百家姓,观众看了就会想,怎么这么多干部有私心呢?

武云溥:1980年1月,在北京召开的剧本创作座谈会,主要就是讨论《假如我是真的》,会上有什么状况?

沙叶新:我当时到北京,贺敬之接我,问我紧张不紧张。我当时很单纯,说不紧张,这么好的戏不让演的话,应该是你们紧张,你们得给个说法啊。当时整个社会风气还是向上的,对这个会本身,我的评价还是比较高的,毕竟开了一个好的风气。在当时情况下,在耀邦同志组织下,能开这样的一个会,对戏剧进行比较民主的讨论,还是非常不容易的。

武云溥:讨论的结果怎么样?

沙叶新:虽然结果不是很理想,当然也没给我扣帽子,就是希望我改,是很善意的。要往前几年就不可能有这样的讨论,立刻得抓起来。

武云溥:要你怎么改?

沙叶新:很多,比如"不要同情骗子"。在这部戏中骗子固然是不对的,但这后面有社会原因,最大的"不对"是上山下乡,耽误青春。这个骗子有值得同情的一面,他是弱势的,这才是真实的社会,真实的人生。任何事情不是都那么一清二楚,好像坏人从头坏到脚,好人就好到每个毛孔都闪着金光,生活不是那样简单的。所以,我当时坚持不能改动这个戏。

思想解放与文艺创作

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文学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都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

此后的很长时间,国内文艺创作的主流,都是正面歌颂和典型宣传,较少出现讽刺、批判性质的作品。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文艺创作的禁闭态势才有所松动。

沙叶新

武云溥:其实在召开这次座谈会之前,胡耀邦对文艺界的态度,已经比较柔和了。

沙叶新:对,党内开明人士觉得,绝对不能再像"文革"时期那样处理问题了,一发生什么事情,就采用禁止的办法,这样会失掉民心。大家应该可以采取讨论的方式,真正百花齐放。我想,至少胡耀邦脑海里会有这样的想法,他称我是"当代莎士比亚",当然是对我的一种保护。最重要的是,开这个会,是为了开辟一种理性风气。

武云溥:除了官方态度,文艺界在会上的争论意见是什么?

沙叶新:有些人觉得戏剧不能这样写,不符合党的文艺路线。我们的文艺一向要树立正面人物形象,可是《假如我是真的》这个戏几乎没有英雄,这怎么行呢?

我觉得这些意见是可以理解的,提意见的人甚至是可敬的,因为他们不说假话,有什么说什么,也没有落井下石。支持的意见也很多,有的说:"沙叶新,你不要理他们,你的戏是给未来写的,下个世纪的人会支持你的。"

武云溥:话剧一直没有公演?

沙叶新:没有,一直是内部演出,演了几十场。后来迫于压力还是停演了。因为要我修改,我坚持不改,这就没法演了。最后一场演出,我还上台讲了一番话告别这出戏。停演至今就再也没有排演过。

武云溥:你怎么看待《假如我是真的》在改革开放初期,所起到的思想解放作用?

沙叶新:改革之初,无论是人们的精神状态还是文艺创作,都呈现出一种压抑之后的释放,既有反思历史的,又有批判现实的。有人说这很混乱,包括当时穿喇叭裤、戴蛤蟆镜、听邓丽君,从某种角度看来都是混乱,可是换一个角度,我觉得这也是活跃的表现。

我们的文艺不能总是充满高大全的形象,我自己其实也受这种文艺思想影响,在《假如我是真的》里面勉强加上了一个正面人物,就是"张老"。从艺术上说,这个人物的出场,完全没有必要。

尽管这样,作品仍然被要求修改,幸亏我没改,留下了一个真实的文本。"文革"给我的教训就在于,绝对不能昧着良心说假话,宁可保持沉默,要说就说真话。

这是六根推送的第1420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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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根
liugen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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