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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维1894年。
怒海翻腾，残阳如血。甲午海战，清王朝惨败，洋务运动走向穷途末路。
当李鸿章与伊藤博文讨价还价，试图签订一份不那么丧权辱国的条约时，在山西省五台县金岗库村，张子奇出生。
在风云变幻的20世纪，张子奇实在算不上什么大角色，但小人物亦不可小觑，他自有其特殊之处，终在历史上留下一笔。
李鸿章被日本极端分子刺伤后，招致同情，伊藤博文不忍再咄咄逼人，《马关条约》遂成，传至国内，群情鼎沸。
在广州，37岁的康有为对22岁的梁启超说：细佬，搞嘢啦!
康有为那时正办培训机构——万木草堂，梁启超是他最器重的学员。这对师徒遂北上京城，吆喝1300赴考的举人共上万言书，史称“公车上书”。不甘做亡国之君的光绪被震惊了，立志变法。但好景不过百日，袁世凯向慈禧打小报告，戊戌变法夭折。
1908年，光绪和慈禧前后脚“去见列祖列宗”，把偌大一个烂摊子丢给还没断奶的溥仪。
1911年，武昌一声枪响，各省先后宣布独立，山西就发生了太原起义，旧军官阎锡山摇身一变，成为新派武人，从此崛起，还不到17岁的张子奇成为他的部下。
清王朝名存实亡，权贵们作鸟兽散。其中，李经迈带着老婆去了威海卫。作为李鸿章的小儿子，他很担心被革命党秋后算账，尽管他爹已死，但保不齐父债子还。
在威海卫，李经迈认识了一个将要改变溥仪前半生的洋人。
庄士敦，1874年出生，毕业于爱丁堡大学和牛津大学，1898年以见习生的名义被派往香港，作为“中国通”的他在职场平步青云，1904年就升为威海卫（今山东威海，时为英国租借地）的长官。
李经迈在威海卫的那几年深受庄士敦的照拂。
辛亥革命后，南北分治。孙中山让人给袁世凯捎话，只要把小皇帝赶下台，废除帝制，就让出中华民国大总统之位。
袁世凯找张骞帮忙，起草了一份清帝退位诏书，溥仪盖章确认。张骞是光绪生前钦点的状元，原指望他护佑清王朝。
袁世凯如愿登上大总统的宝座。中国进入民国时代。
溥仪及一帮太监宫女就被圈养在紫禁城中，民国政府每年提供400万银元，大约相当于现今的25亿元吧。
在溥仪成为逊帝的那一年，梁启超携家眷从流亡的日本的回国，长子梁思成进入北京崇德国小就读。
溥仪的生活本算优渥，可架不住一帮遗老遗少们要梦回大清。1917年，张勋复辟，康有为做了带路党，率领辫子军往紫禁城冲，少不经事的溥仪被鼓动的上蹿下跳。
张勋蹦跶12天后就蔫儿啦，复辟流产。溥仪的态度让民国政府很不高兴。遗老遗少们就发愁，万一小皇帝被赶出紫禁城可咋整？
李经迈想出了一个好点子，让溥仪学外语和数理化，将来政治环境恶化，还能出国留学。于是力荐庄士敦做溥仪的老师。
1918年，逊清小朝廷与庄士敦签订聘用合同，溥仪将跟随这个苏格兰人学习英语、数学、历史、地理等诸多学科。
1919年初春，庄士敦走进紫禁城。传说中的九千九百九十九间房的影子拉的很长，这让他激动地发抖，终于走进了神秘的东方皇宫。
庄士敦与溥仪等
很多年后，溥仪出版自传《我的前半生》，还专门辟出一章来写这位洋师傅。“在我眼里，庄士敦的一切都是最好的，甚至连他衣服上的樟脑味也是香的。庄士敦使我相信西洋人是最聪明最文明的人，而他正是西洋人里最有学问的人。”
在庄士敦的眼中，溥仪是“世上最孤独的孩子”，“一开始，我就和他建立了友好而和谐的关系。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关系日渐深厚。”
当溥仪学习说英语、骑自行车、穿西服、打网球时，并不知道紫禁城外的世界已经天翻地覆。他最痛恨的袁世凯3年前就去世了，北洋军阀陷入混战。
张子奇此时在日本留学，出国前他毕业于山西陆军小学第四期。
康有为借保皇的名义发财后，在上海及青岛广置房产，做起寓公。梁启超则在清华大学国学院任教，成为赫赫有名的“四大导师”之一。
1924年，直系军阀将领冯玉祥在北京发动政变，把贿选伪总统曹锟赶下台，同时派鹿钟麟带兵，把溥仪驱逐出紫禁城。溥仪在宗亲府邸短暂居住后，逃进日本公使馆。
庄士敦很善于捕捉溥仪内心中最纠结的问题，并根据他对中国文化的理解来出谋划策。在分析中国各种政治势力、军事势力之后，他劝解溥仪，要争取外国支援，这直接影响了溥仪日后投靠日本。
日本人显然不希望溥仪身边有一个洋老师。1930年，庄士敦黯然返回英国，受聘于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他根据“帝师”的经历，写出《紫禁城的黄昏》。
日本留学后，张子奇又去苏俄考察，转而投入冯玉祥的麾下。1933年，冯玉祥组建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张子奇被任命为交际处处长。
东三省沦陷后，在东北大学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建筑系的梁思成返回北平，主持故宫文渊阁的修复工程。
1934年，庄士敦返回中国，把《紫禁城的黄昏》送给溥仪，请其作序。此时溥仪暂住天津，正为南下还是北上而犹疑，两人为此密谈数日。庄士敦回英国不久，溥仪就以祭祖名义逃往满州。1935年，庄士敦到长春觐见溥仪，这是他最后一次来中国。
溥仪说：“庄士敦是我灵魂的重要部分”。在庄士敦的心目中，这位中国小皇帝同样重要。他从《紫禁城的黄昏》一书的稿费中拿出1600英镑，买下了苏格兰的一个小岛。在岛上，他特意建了一座“皇帝厅”，用来陈列溥仪赏赐给自己的各种东西。每逢年节，他还在门口升起满洲国旗。
1938年，庄士敦去世。
大约半个世纪后，据《紫禁城的黄昏》改编的影片《末代皇帝》上映，由贝纳尔多·贝托鲁奇执导，获得包括最佳影片在内的九项奥斯卡大奖。
该片是第一部得到中国政府许可在紫禁城内拍摄的故事片，也是1949年以来第一部得到中国政府全力合作的关于中国的西方电影。
当西方人执导及西方人主演的《末代皇帝》筹拍时，中国影人坐不住了，脸上也挂不住。周寰和张建民执导的同名电视剧也在紧锣密鼓进行中，不过剧本是以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为基础。当时，还在中央戏剧学院就读的姜文被导演看中，拟出演溥仪。
合约都签了，姜文觉得十拿九稳，因为他觉得自己的外形太像溥仪了。但最后剧组选用了陈道明，理由是他不如陈道明讨人喜欢。
1984年，21岁的姜文从中戏毕业，分配到青年艺术剧院，9个月后，导演陈家林选中他在影片《末代皇后》中出演溥仪。
为雪前耻，姜文全身心投入，找资料、看纪录片，还专门去找溥仪的弟弟溥杰请教，晚上回家睡觉又跟弟弟姜武比划，最终塑造了一个可恨可悲、可笑可怜的“末代皇帝”，一举成名。
电视剧版《末代皇帝》1988年在央视一套黄金时段播出。
也许是忘不了这个心结，30年后，在自己“民国三部曲”的最后一部《邪不压正》中，庄士敦被反复提及，姜文还调侃了一把溥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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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若诚在电影版《末代皇帝》中扮演男二号，一个战犯管理所所长。
姜文最佩服两个人，一个是毛泽东，另一个就是英若诚。他能顺利走上演艺之路与英若诚有莫大关系。
姜文1963年出生在河北唐山的外婆家，在那里度过童年后，就被军官爸爸接走，部队大院经常放电影，所以他自小就看了很多电影。他特别善于模仿，总能逗得别人哈哈大笑。大人们说，可惜了，就是长得太丑，要不能做演员。
姜文一直以为自己很丑。直到后来他看了于是之的话剧后，才明白过来，牛逼的演员能让观众忘记长相，他也能演戏。
10岁那年，姜文随父母进京，住进内务部街11号总政大院。在《邪不压正》中，“蓝青峰”推着自行车，从院子里出门去买醋，那个院子正是他小时候住的部队大院。
姜文考入北京72中，他比同班同学都要小三岁左右，所以他后来读高中、读大学都要比同班同学小。这也能解释他为什么有熟女情结，因为少年时代身边都是大姐姐。
在72中，班上有一个小胖子跟姜文关系很好，他叫英达。
看完于是之主演的电影《龙须沟》后，姜文赞叹，于是之演的真好。英达漫不经心的说，哦，他是我爸同事，我爸跟他差不多。姜文问你爸是谁？英达说英若诚。
英氏家族在中国近现代史是一个奇迹。
英若诚的爷爷英敛之，本是摇煤球的穷小子，差点被道士忽悠去学算命，后来有老先生制止了这种愚蠢的行为，他就做了老先生的书童。老先生被请进王府去教格格认字，英敛之随同，结果跟格格眉目传情，好上了，最后做了爱新觉罗氏的乘龙快婿。不过英敛之确实是有过人之处，后来干了三件大事：创办《大公报》、创建辅仁大学、创办香山孤儿院。
英若诚的父亲英千里，是个语言天才，12岁去剑桥大学读书，在英国留学12年，24岁回国担任辅仁大学秘书长兼西语系教授。当时，蒋介石要找两个翻译官，一个是钱钟书，另一个就是英千里。蒋介石败退台湾后，把英千里带走，他先后出任台湾大学外语系主任及台湾辅仁大学副校长。马英九是他的学生。
当姜文认识英达时，英若诚已经是北京人艺的台柱子。借助英达的关系，姜文总去北京人艺蹭戏看，《茶馆》的台词能倒背如流。
1979年，姜文报考北京电影学院，被刷了，招生办回信：“安心工作，安心学习。” 英达则考上了北京大学心理系。姜文很沮丧。英达鼓励他再考一次，报考中央戏剧学院，还找他爸辅导姜文。
第二年，英达骑自行车送姜文去考场，初试加复试共三场。形体老师和声乐老师都觉得他不行，但中戏表演系系主任张仁里破格要了他，姜文朗诵了一段契诃夫的《变色龙》，没有匠气，但透出讥讽。其实，这是英若诚给姜文支的招。
很多年后，姜文名满天下，张仁里把一个器重的女学生托付给他照顾。姜文把她变成了自己的第二个老婆，她叫周韵。
姜文的同学有吕丽萍、刘斌、丛珊、岳红和刘小宁等人。
吕丽萍天分很高，老一辈艺术家说她能演到70岁，她和陈道明主演《围城》走红，后又在《编辑部的故事》中饰演一个女神级的人物，风靡全国，可惜跟张丰毅离婚后性情大变。
张丰毅凭借与斯琴高娃合作的《骆驼祥子》成名，斯琴高娃对他的评价是靠谱，阳刚，话不多。他的艺术高峰是《霸王别姬》中的“樊小楼”，其实当初本想找姜文演“霸王”，但他很傲娇的说自己要演“虞姬”，这不是搞笑嘛。 “程蝶衣”一角最初也并非安排张国荣，打算找《末代皇帝》的男一号尊龙，但尊龙耍大牌，最后才找张国荣，没想到成就了一个影坛经典，差一票就是戛纳影帝。
丛珊则与朱时茂合演了《牧马人》，根据张贤亮的小说《灵与肉》改编，轰动一时。
遇上这么一帮同学，姜文逼迫自己不断突破，砥砺演技。
1983年，姜文毕业的前一年，英若诚被任命为文化部副部长，给王蒙做副手。
他去故宫探访《末代皇帝》剧组时，被导演贝托鲁奇当场要求参演电影。英若诚急忙婉拒，因为官员不得参加拍摄，后来还是中央领导特批。
所以，姜文对北京人艺的老戏骨们是佩服的五体投地，毕业时就想进人艺，但最后被分到青年艺术剧院。
在《邪不压正》中，“东棉花胡同39号”出现好几次，那是中央戏剧学院的校址。
英达曾经撰文说：“我父亲英若诚和姜文，作为演员他们是属于一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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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溥仪被赶出紫禁城时，昔日的皇权守卫者梁启超住进了协和医院。
协和医院起由洛克菲勒基金会创办，目标是要做亚洲最好的医院。
一年前，梁启超的心脏出了问题，不久还小便带血。但是，他并没有太在意。直到一年后，病情加重，才去一家德国医院检查，但未能查出病因。在友人的劝说下，才去协和医院诊治。
协和医院院长刘瑞恒亲自操刀。刘瑞恒毕业于哈佛大学，是协和医院第一任华人院长。手术过程很顺利，刘瑞恒干净利落地切除掉了梁启超的右肾。但梁启超出院后，血尿症状时好时坏，并没有治愈，他的弟子徐志摩，陈源、蒋百里等要讨个公道，想公开撰文批评协和医生医术不精，进而抨击西医。
梁启超阻止了弟子们的行为，怕这场争论会影响西医在中国的发展。1926年6月2日，他特意发表了一篇题为《我的病与协和医院》的文章，说协和医院的治疗有效，该不该割右肾责任不在协和。文末还诚恳地写道：我盼望社会上别借我的这回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成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
1927年康有为去世，对梁启超打击甚大，1928年11月，他忽然病重，再次住进协和，然而次年1月19日就去世了。
谁能想到，大约70年后，梁启超之死却掀起了一桩公案。
1997年，哈佛大学教授、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的夫人费慰梅所著的《梁思成与林徽因》一书出版，按照费慰梅的说法，1971年梁思成因病住进协和医院，他从自己的医生那里得知了父亲早逝的真相。
书中写道：鉴于梁启超的知名度，协和医院著名的外科教授刘博士被指定来做这肾的切除手术。不久以后，由参加手术的两位实习医生秘密讲述出来，据他们说在病人被推进手术室之后，值班护士在梁启超的肚皮上标错了地方，接着刘博士就进行了手术切除了那健康的肾，没有仔细核对一下挂在手术台旁边X光片。这一悲惨的错误，在手术之后立即就被发现了，但是由于协和的名声攸关被当作最高机密保留了起来。
几年以后，梁思成的续弦夫人林纾在《梁思成》一书当中也写到了这件事，她的说法与费慰梅如出一辙。
于是，社会上开始流传，梁启超时的主刀医生手术时出现失误，将健康的左肾切了，而留下生病的右肾，这场医疗事故让梁启超最终不治而亡。
事实上，这是无稽之谈。很多文史学家都已经做了详细的考证和反驳。但在《邪不压正》中，姜文还是援引了小道消息。
不过这无关痛痒，倒是梁启超的那只肾真的成为了隐喻。
作为最早一批睁眼看世界的仁人志士，梁启超心胸开阔，立志引导西医在中国的发展。
1920年代，西医和西药曾有过短暂辉煌，至抗战前，远东最大的医药公司和制药厂都在中国，还能生产出让西方药业巨头艳羡不已的原研药。
遗憾的是，1949年前。战乱连接战乱；1949年后，运动连接运动。到改革开放之时，中国依旧缺医少药。不得已引进外国药企，合资建厂，但在紊乱的监管体系下，中国药企目光短浅，单为逐利，仿制水平蹉跎不前。
时至今日，仿制药劣迹斑斑，原研药价格高企。《邪不压正》上映前，反映绝症病人吃不起药的影片——《我不是药神》已成为全民话题，就连总理也就此做了批示。
《我不是药神》的票房一路飘红，必定成为《邪不压正》头上的一块石头。
姜文绝对想不到。他调侃了梁启超的肾，而徐峥和宁浩却把那只肾背后折射的人世沧桑予以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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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占东北后，日本人又觊觎华北。
抗战前夕，国民政府29军驻守平津，29军军长宋哲元是冯玉祥老部下。1936年，宋哲元任命张自忠为天津市长。
在张自忠的治理下，天津市结束了长达十年的萧条，经济首次出现增长。他还给天津市委派了一个新电话局长，正是张子奇。
张子奇人生中最光鲜的一段日子来临。他刚添了一个儿子，取名张文艺。此前，他已有一个大儿子，张文庄。
1937年，日军进犯北平，与29军交，宋哲元率主力撤离，坐镇保定，他又改派张自忠代理北平市长，北平城内只留下小股部队。
张自忠不想留任伪职，在张子奇的帮助下，成功逃离。平津全部沦陷后，日军逼迫张子奇交出电话局，他坚决不从。
很多年后，客居台湾的张子奇把这段惊心动魄的经历讲给张文艺听。又很多年后，张文艺有了一个笔名张北海，用了6年的时间写了一本小说《侠隐》，小说中“蓝青峰”的原型即张子奇，“张将军”即张自忠。
为洗涮曾任伪北平市长一职，张自忠主动要求奋战在抗日一线，以身许国，成为抗战期间牺牲最高军衔之将领。
张子奇却暗中与戴笠接上头，投靠军统。抗战胜利后，他以天津副市长、军统局设计委员的身份担任天津分会主委，在查抄敌伪资产时，中饱私囊，后事情大白天下，被免职。他偕家人离开天津，转南京，但也因祸得福，得以避开平津战役的炮火，最后全家人安全抵达台湾。
在平津战役中，有一个叫姜洪齐的工程兵。他刚参军时只有14岁，因为认识几个字，被营长指派背医护包，不用冲锋陷阵。后来，他又参与了抗美援朝战争，还是毫发无伤，以至于很多年后，他的儿子姜文怀疑他的那些战斗经历都是虚构的。
姜文把《侠隐》改编为《邪不压正》，张北海建议他亲演“张将军”，但姜文决定演“蓝青峰”。因为“张将军”全程缄默，只在下车时说了一句“辛苦了”。
开拍前，张北海有次见到姜文的助手，助手说，“北海老师，姜文要演你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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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爸爸”生活的场景不复存在了，被拆的片瓦不存。
梁思成要誓死保卫北京旧城墙。
建政后，苏联专家建议对老北京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造。梁思成挺身而出反对，他认为新政府的行政中心应该建在老城区之外，把老城区作为城墙公园保护起来。
他曾这样描绘北京老城墙的改造：
城墙上面，平均宽度约10米以上，可以砌花池，栽植丁香、蔷薇一类的灌木，或铺些草地，种植草花，再安放些园椅。夏季黄昏，可供数十万人的纳凉游息。秋高气爽的时节，登高远眺，俯视全城，西北苍苍的西山，东南无际的平原，居住于城市的人民可以这样接近大自然，胸襟壮阔。还有城楼角楼等可以辟为文化馆或小型图书馆、博物馆、茶点铺；护城河可引进永定河水，夏天放舟，冬天溜冰。这样的环城立体公园，是世界独一无二的……
梁思成手绘的北京城墙公园图
但最高领导层采纳了苏联专家的意见，开始拆除一座一座牌楼。梁思成痛哭失声。毛泽东闻此斥责：“北京拆牌楼，城门打洞也哭鼻子。这是政治问题.”
1955年，梁思成遭到批判，林徽因撒手人寰。
他在1960年代作出预言：
城市是一门科学，它像人体一样有经络、脉搏、肌理，如果你不科学地对待它，它会生病的……早晚有一天你们会看到北京的交通、工业污染、人口等等会有很大的问题。我至今不认为我当初对北京规划的方案是错的。
一语成谶。
1974年，58岁的张北海第一次回北京，感到“故乡”人事皆非，“整个味道完全陌生”。也是那一年，他应香港《七十年代》主编之约，撰写专栏。
《侠隐》记录了民国北京最后的繁华，也见证了“传说中的武林”的消逝。姜文野心勃勃，在《邪不压正》里试图全景重现。他在云南实景搭建四万平米的“屋顶世界”。
“梁思成哭着喊着要留下的老北京”终于在银幕上复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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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台湾后。张子奇一喜一悲一忧。
喜的是，1953年，长子生下一女，取名张艾嘉。三世同堂。
悲的是，一年后，作为空军军官的长子，驾机撞山遇难。白发人送黑发人。
忧的是，次子顽劣不堪，成绩很差，不得已托人给他找了一个补习教师，她就是“北平才女”叶嘉莹。
叶嘉莹命途多舛，随丈夫撤退台湾后，丈夫赵东荪却因“谍匪案”入狱，她也一度坐牢，出狱后独自抚养子女，日子清贫。但听闻是张子奇的儿子，又是友人相托，就没收补习费。
张子奇过意不去，托袁世凯的第十一个儿子袁克安买了一台冰箱送给叶嘉莹。袁克安当时是台湾 “民航总局局长”。
叶嘉莹用“中国传统方法”教了张北海两年，让他读“四书”，打下了坚实的古文基础。
叶嘉莹后去台湾大学任教，再之后辗转海外，晚年回国，定居南开大学，她对诗艺的研究已臻于化境，德艺双馨，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个穿裙子的先生。
张北海定下心性，考上台湾师范大学英语系，毕业后赴美国南加州大学留学，1971年联合国恢复中国的代表席位，对外招聘英汉双语翻译，博士在读的他投了简历，选上后，放弃学业，终身在联合国担任翻译和审校。
这份工作属于联合国公务员，张北海必须放弃美国永久居留权，台湾当局又不给他发护照，所以他退休之前一直拿中国护照。因为工作关系，他回内地机会多，喜欢四处走走，他认为，北京的灵魂存在于类似的日常小事中，“从胡同，从小户人家，早晨去买菜，外面等着的洋车，隆福寺，雍和宫的磕头烧香的，一点一点；然后再加上各种风味的小吃，人们的生活……”
改革开放后，大陆去美国的作家和艺术家，如阿城、陈丹青、茹志娟及王安忆等人，都曾借住他家。
阿城告诉王朔，纽约有个叫张北海的人，文章写得好极了。退伍军人王朔当时正猫在家中写小说，想通过写作改变命运。他跟姜文都是大院子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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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后，大院子弟就占据了中国影视圈的半壁江山。北京大院文化绝对可以当做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重要课题来研究。
老北京分为南城和北城，南城是寻常百姓和回民聚居区，北城是大户人家和知识分子居住地，其中北城又分东西，东富西贵。
长期以来，南城和北城就形成了不同的亚文化，具体到说话方式，南城人语速快、语调高、吞音连音。北城人语速慢、声调轻、咬字清晰。
1949年后这种格局改变了。
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件事是要稳定国家局面。靠什么稳定？靠军队。当时所有的军种（兵种）以及相关的大院都需要立足之地，就选中了北京西郊。
大院聚集区以天安门为中心向西推进，空军大院是第一家，依次是海军大院、装甲兵、通讯兵、铁道兵、各种政治学院和军事学院等。
大院是一个封闭的小社会，来自五湖四海的干部们普通话都不标准，子弟们在父母方言和北京土话的基础上形成了带有革命色彩的新北京语言模式，被称为“大院口音”。
口音就成了阶层区分的标志。长在红旗下的干部子弟精英意识十足，和南北城的市民阶层产生了尖锐的矛盾。文革期间，两派还发生了流血冲突。1968年，“小混蛋”周长利之死便是这一冲突的标志。
大院文化其实就是特权文化。由于军队及行政机关有某些特权，在万马齐喑的年代，他们比普通老百姓有更多机会接触国外新奇的信息。
王朔长在军委训练总监部大院，叶京跟他一个大院。叶京后来做导演，把王朔的几部小说窜在一起，改编成电视剧《与青春有关的日子》，讲的就是大院子弟的故事。白百合就是演这部戏，认识了陈羽凡。这部戏还有文章。
叶京为恶心冯裤子，找这么一个猥琐的演员，还真像
文章后来娶了马伊琍，马伊琍的前男友是管虎，也是个导演，后来拍了《老炮儿》。管虎也是大院子弟，中央话剧院大院，位于帽儿胡同。那条胡同里还有外交部、空军、煤炭部等大院。
王中军、王中磊兄弟也出自军队大院。当国人还吃不饱饭时，王中军就赶上出国潮，去了美国，回来时兜里装有十万美元，成立“华谊兄弟”。
马未都是海军大院子弟，最早是北京青年文学出版社编辑，在他的运作下，王朔的小说一部接一部发表，后来去倒腾文物，发了大财。
而大院文化的头号代表当然是崔健，他是空政歌舞团子弟。一个首长子弟不但搞来当时谁也没见过的披头士唱片，还买来电吉他和鼓，组了成型的摇滚乐队。这个首长子弟姓林。
前凸后翘的许晴也是大院子弟，出身外交部大院，她外公是民国大佬黄兴的挚交，爸爸是贺龙的警卫员。她年轻时可是顽主们的女神呀，只是没想到年近半百时却被老男人们消费，成为肉欲的化身。
大院子弟能写能演能唱能吹，还有钱，互相提携，他们不掌握文化圈的话语权谁掌握？所以，冯裤子拼了命地往里挤。大院子弟曾经都看不上他，但现如今冯裤子功成名就，于是又和好了。
只有姜文冷眼旁观。他说冯裤子的电影是葡萄酒，不算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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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道冯裤子就不想做一个有尊严的人吗？可不是人人都有姜文的底气加运气呀。
拍完《末代皇后》，姜文紧接着去上海出演话剧《高加索灰阑记》。当时台下就坐着著名导演谢晋。
当然姜文还蒙在鼓里。一天，他在食堂吃饭，有人说，谢晋找。他以为是恶作剧，“我X，哪个谢晋啊？”
真是谢晋，想请他出演《芙蓉镇》男一号“大反派”秦书田，让他先看看小说，抽空来趟上海。
为了演好秦书田，姜文走访了50多个当年被打成反派的老同志，听取心声，然后写了一大摞的人物分析。
《芙蓉镇》的女一号是当时中国最火的女明星刘晓庆，她当时还瞧不上姜文。谢晋就跟她说，姜文是中戏最优秀的学生，“五分中的五分”。
几场戏对下来，刘晓庆就对姜文的印象变好了。男方22岁，血气方刚；女方31岁，如狼似虎。真是天雷勾地火。两人假戏真做，滚了床单。
“活下去，像牲口一样活下去”
在此之前，刘晓庆已结过两次婚，其中第二段是小三上位，插足了导演陈国军的家庭。
姜文和刘晓庆的绯闻传出后，陈国军还不相信，后来绯闻愈演愈烈，他亲自抓到了现行。
现场惊悚、刺激，反转。很多年后，陈国军写了一本回忆录，详细写了这件事，摘录如下：
我和姜某面对面地坐着。我盯着他看了很久，平静地说：“你把你和刘晓庆的事写出来。”他猛地抬起头来看着我，从他的目光里，我看出了他的不情愿。这时，我把书架上的一把小折刀拿到手里翻来翻去，眼睛狠狠地盯着他：“你必须写！”他迟疑着，好像期待会出现什么转机。那是一把不到十厘米的小折刀，我下意识地把它打开，突然又有些后悔。如果想让这小刀带着恐吓的话，它的确显得过于纤细了。我对自己的这个举动格外不满，禁不住失望地把小刀合了起来，不经意地在桌子上敲......“你快写！”我的语气仍旧是坚定的。不知是我咄咄逼人的气势占了上风，还是我手里的小刀起了什么作用，他迟疑了一下，还是拿起了笔。……我手里终于拿到了留有姜某笔迹的这张纸，上面写着：一丸八七年在苏州拍戏，我与刘晓庆开始建立恋爱关系（包括两性关系）。一九八七年底，我得知她已正式嫁人后，仍继续追求她，保持这种关系。……我看完了这份东西，姜某又把它要了回去，说：“我想添几个字。”“你要添什么？”“我想加上‘因为我爱她’。”……我轻蔑地看着他，然后把那份东西又递给了他：“可以。”……
尽管姜文在陈国军面前很爷们儿，但到了刘晓庆所在的北影厂就怂了，拉着厂长胡其明的手说：“老厂长，对不起，我年轻……”
不过，姜文和刘晓庆都是从不在意外界眼光的一对妙人，窗户纸既然捅破了，干脆大摇大摆地秀恩爱。
《芙蓉镇》为姜文赢得了百花影帝以及生命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女人。
2002年，刘晓庆因偷税漏税案入狱，姜文找了四个律师，多方奔走，刘晓庆得以取保候审。那时，他们已经分手差不多10年了。
姜文说，“我不帮她谁帮她？”据八卦媒体，刘晓庆出狱时，姜文来接她， “一言不发从背后默默搂住她……”
真是中国好前任。
9
1993年，王朔塞给姜文一本《收获》，上面有他最新的小说《动物凶猛》。看完后，姜文悱恻难眠，把自己关在小黑屋里，改出了一个剧本，就是《阳光灿烂的日子》。
当时还是女友的刘晓庆鼓励姜文把它拍出来，她亲自担任制片人，去拉资金，分别从台湾、香港及云南各拉来一笔钱，合计100万美金。
很不巧，1993年中国也遭遇过一次“钱荒”，云南那笔投资来自一家房企，撑不住，撤资了。刘晓庆只能给文隽（后来曾担任金像奖主席）不断打电话，让他从香港拨款。
姜文拍片大大超出预算的习惯从那时起就养成了，到后来，100万美金钱都用完了，《阳光灿烂的日子》还没拍完，姜文自己的那点钱不够垫，刘晓庆就把自己的积蓄都拿了出来，还不够，又从她妈妈和妹妹那里借了钱。她对姜文真是没话说。
这是姜文执导的第一部电影，结果技惊四座，赢得很多荣誉。
拍完《阳光灿烂的日子》，姜文与刘晓庆分手。
一种说法是，姜文与《阳光灿烂的日子》的女主宁静好上了。很多年后，有主持人问宁静，姜文喜欢过你吗？ 宁静说，请把“吗”字去掉。
还有一种说法是，姜文在美国拍摄《北京人在纽约时》与马晓晴好上，不过回京后就分手了，马晓晴还为此要死要活的，逐渐淡出了公众圈。很多年后，马晓晴自爆曾与“身在高位”的某男子有过一段情。
姜文后来娶了一个法国女学者，还生了一个女儿，取名姜一郎，跟日本人似的。顺风顺水的姜文正是拍了一部与日本有关的电影才陡然明白人生还有崎岖。
姜文不喜欢拍电视剧，也看不上拍电视剧的演员，他觉得演员应该与观众保持距离，一部电影两小时，演完就拉倒，没必要在几十集的电视剧里，面对观众絮絮叨叨。
不过，姜文的妈妈特别喜欢看电视剧，尤其是王志文的剧，他总是问姜文，能不能请王志文来家做客。
当1997年演完张艺谋的《有话好好好说》后，姜文蛮迷茫，好多粉丝说他不务正业，应该接着拍电影。
正好他看到一本小说《生存》，觉得特别好，给改编成电影《鬼子来了》，拍摄场景放在他的老家唐山。
从《鬼子来了》开始，姜文刻意奔向精英主义，对愚民进行批判。
为此姜文被禁止拍片5年。当时电影局给出批复是：
影片没有严格按照电影局中的意见修改剧本，并在没有报送备案剧本的情况下擅自拍摄，同时又擅自增加多处台词和情节，致使影片一方面不仅没有表现出在抗日战争大背景下，中国百姓对侵略者的仇恨和反抗（唯一一个敢于痛骂和反抗日军的还是个招村民讨嫌的疯子），反而突出展示和集中夸大了其愚昧、麻木、奴性的一面；另一方面，不仅没有充分暴露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本质，反而突出渲染了日本侵略者耀武扬威的猖獗气势，由此导致影片的基本立意出现严重偏差。
自后，姜文就在审查与精英主义之间寻找空间，他发现隐喻是最好的抵抗，接下来他的影片中就充满符号，观众看不懂也就不足为奇。
《鬼子来了》拿到包括戛纳评委会大奖在内的诸多国际大奖，如果说第一部电影的成功是偶然，第二部电影还能成功，那只能说姜文天生适合做导演。
天才导演的名头为姜文赢得了《侠隐》的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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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张北海得了一次严重的盲肠炎，住了九天院。在病床上，他萌生写小说的念头。2000年，《侠隐》台湾版出版。他终于用文字打捞了一遍北京的灵魂。
内地版《侠隐》是在2007年出版，十多个制作方想买下版权。张北海无心应付，便委托侄女张艾嘉处理。挑选来挑选去，张艾嘉就把《侠隐》交给了姜文。
张艾嘉认为姜文才是那个合适的人，可以把握《侠隐》的精髓，拍出“柔中带硬”的感觉。
张北海说，小说交给了姜文，他就不过问，随他发挥。“唯一的希望是他选中一个主题，不要花哨。”
姜文把《侠隐》当做自己“民国三部曲”的终结篇。此前两部都曾引发热议，《让子弹飞》当年票房突破7亿，豆瓣得分8.7，但《一步之遥》票房惨不忍睹，口碑严重两极化，豆瓣评分只有6.3。
尽管姜文把《邪不压正》的声势造的很大，但资本市场却应之寥寥。
华谊兄弟还是一如既往地远离姜文。1998年投了《鬼子来了》之后，王中军就再也没投过姜文的电影，那怕是《让子弹飞》，他也不愿意冒险。
与姜文有20年交情的董平也没投。董老板是影视圈资本第一人，曾把控股公司文化中国62亿港元卖给阿里，后改为阿里影业。
相反，董平拉上北京文化的宋歌，一起投了《我不是药神》，与《邪不压正》正面打擂。
从不关心票房的姜文这次急了，罕见的到处接受采访，为新片站台，还去《创造101》蹭流量。
当年《让子弹飞》热映时，雷晓宇写过一篇文章，这样结尾：这是一个理想主义者适应市场化生存的故事。这个故事太像真的了，以至于听起来不那么美好，甚至叫人有点儿忧伤。不过既然这一天迟早要来，早点来总比晚来的好。
八年后，姜文终于不再羞羞答答，他成了冯裤子一样的商业片导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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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化不丢脸。其实，姜文的第一部电影就与市场化保持了“神同步”。
1993年及1994年，国家广电部接连下发了两份红头文件，中影公司每年进口十部 “大片”。这被认为是中国电影市场化的开端。“几乎同时，《阳光灿烂的日子》开机。他（姜文）开拍自己第一步商业片的动作和中国电影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是同步的。”
中国电影烂的根源错不在商业化，错在不够商业化，不遵守电影工业规律，都只是想挣快钱。
《邪不压正》姜文打磨了四年，比之冯裤子两个月搞出《手机2》，从态度而言，可谓诚意满满。
写《侠隐》之前，张北海回过几次北京，走走逛逛、吃吃喝喝，后来在书中，他借李天然之口说“北平不是我的家”。回首半生，宛如做梦。
姜文则打开了《侠隐》由梦境变为现实的大门。
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马小军在屋顶上行走的场景令人印象深刻。在《邪不压正》中，李天然在屋顶上裸体跑酷。
24年后，姜文自己向自己致敬。他也只能如此。阳光总是照耀生活的美好日子一去不返了。
姜氏电影可算作者电影，这是对一个导演的最高评价，他最大的风格是魔幻主义，可当下如此魔幻，却长期游离，借隐喻来抒臆，绝非大家所为。
无论《邪不压正》票房最终如何，但愿他还能继续拍下去。焦雄屏有句话说得特别到位：“姜文就是影坛的稀有动物。”
张北海用一本书给父辈构筑了一个世界，往事只能回味；姜文一如既往地“加戏”，用《邪不压正》串起了书里书外的一幕幕，跌宕起伏，往事越百年。
今日之中国，仍在穿越历史的三峡。这样的阶段，大河奔腾却泥沙俱下。
参考文献1.《紫禁城的黄昏》，庄仕敦，陈时伟等译2. 《一代宗师梁思成》，郭黛姮、夏路、高亦兰3．《大院文化背后的特权文化时代烙印》，马未都4.《姜文下山》，雷晓宇
——猛的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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