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于张正隆《雪白血红》第31章"兵不血刃"）
长春和广岛，死亡人数大致相等。
广岛用九秒钟。
长春是五个月。
百姓夹在中间
长春是在沦陷期间膨胀起来的城市。
"九·一八"后，日本集中国内一批一流专家，采用欧美式建设理论，到长春进行规划设计。绿化系统，既吸收了霍德华的田园城市理论，又注意到整体环境。
新区采用分流制的排水系统，以保持公园绿地流水清洁，利用天然沟渠造成借助于地形的绿化带。主要干道采用电力、电讯、照明线路地下化，新住宅区设置电力路线走廊。为适应三十年代城市交通方式，采用平面环状交叉，设计了许多圆形广场。
人口也由"九·一八"前的十五万，剧增到"八·一五"前的七十万左右。其中日本人为十四万。
长春围困战前，居民为五十万左右。
五个月的围困，全城七百余万平方米建筑，230万平方米被破坏。一切木质结构部分，大到房架，小到交通标志牌，乃至沥青路面，或用于修筑工事，或充作燃料，而一切可以当做食物的东西，如树皮、树叶之类，都被尽情地送入口中，化作维系呼吸运动的热量。
战后长春只剩下十七万人。
一是存有幻想，二是顾及军心士气面子，围困之处，国民党不准百姓离城。尚传道提出"人人种地，日日练兵"，号召军民同舟共济，保卫长春。郑洞国讲台湾正在训练大批美械新军，即将开赴东北大举反攻，只要守住半年左右，大局能扭转。
幻想成为幻想，口号只是口号。即便人手一把锄头，掘去沥青的马路能长庄稼，也得等到秋后才能吃到嘴里，而存粮只能吃到七月底。五十万张嘴，成了国民党的沉重负担。
七月下旬，蒋介石致电郑洞国，从八月一日起，疏散长春哨卡内人口，只准出卡，不准再进。
共产党早已森严壁垒。六月二十八日，一兵团政委萧华在围城政工会议上说∶
敌人疏散人口的方法，可能有以下几种∶一、强迫逼出，二、组织群众向我请愿，三、搞抬价政策，收买存粮，逼得群众无法生活不能不外逃，四、出击护送群众出境。因次我对长春外出人员一律阻止，但不能打骂群众，纵有个别快饿死者须要处理时，也要由团负责，但不应为一般部队执行，更不能成为围城部队的思想。(30)。
八月十七日，一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唐天际，在围城部队高干会议上的报告中说∶
在围城时期，基本上还是执行围困封锁，禁止人民与长春市之来往，禁止与长春之贸易关系。但在我警戒线附近，因蒋匪之抢掠驱逐与强制疏散而奄奄待毙之饥民很多，死亡率很大。这些人已经不可能回到长春市内增加敌人之负担，故我们还是必须加以救济。这对我们的政治影响及部队的影响是很大的。
关于放出与救济这些难民有以下几个原则∶甲、难民已进入警戒线内及警戒线外附近之地区，或我军攻占之地区，对是饥饿死亡很严重者，放出或予以就地救济，至于城内及敌乘隙新疏散出来之难民则暂不能救济，待调查之后听候处理，对于尚存有粮食，或将存粮出卖者不予放出。
乙、不是大批号召及整批自流的放出，而是在部分地区(即指定一定的放行之道路)采取部分的放行，故可先派工作人员进入难民地区进行调查，将真正的难民予以组织，告以放行之时间地点，并予以证明，每一期预计放行之数目要先期报告，以便准备救济。
丙、在放出之难民中，工人与学生可以吸收者经难民处理委员会转至适当地点收容，但不是号召城内工人学生都出来。对于真正有特殊技术之人才，可以号召争取其出来，亦送委员会。(31)。
九月九日，"林罗刘谭"在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说∶
我之对策主要禁止通行，第一线上五十米设一哨兵，并有铁丝网壕沟，严密结合部，消灭间隙，不让难民出来，出来者劝阻回去。此法初期有效，但后来饥饿情况愈来愈严重，饥民变乘夜或与白昼大批蜂拥而出，经我赶回后，群集于敌我警戒线之中间地带，由此饿毙者甚多，仅城东八里堡一带，死亡即约两千。八月处经我部分放出，三天内共收两万余，但城内难民，立即又被疏散出数万，这一真空地带又被塞满。此时市内高粱价由七百万跌为五百万，经再度封锁又回涨，很快升至一千万。故在封锁斗争中，必须采取基本禁止出入，已经出来者可酌量分批陆续放出，但不可作一次与大量放出，使敌不能于短期内达成迅速疏散。如全不放出，则饿死者太多，影响亦不好。
(二)不让饥民出城，已经出来者要堵回去，这对饥民对部队战士，都是很费解释的。饥民们会对我表示不满，怨言特多说∶"八路见死不救"。他们成群跪在我哨兵面前央求放行，有的将婴儿小孩丢了就跑，有的持绳在我岗哨前上吊。战士见此惨状心肠顿软，有陪同饥民跪下一道哭的，说是"上级命令我也无法"。更有将难民偷放过去的。经纠正后，又发现了另一偏向，即打骂捆绑以致开枪射击难民，致引起死亡(打死打伤者尚无统计)。(32)。
比之草民百姓的命运，人世间的一切苦难都黯然失色了!
白骨之城
"兵不血刃"的长春之战，把手无寸铁的老百姓推上第一线。
尚传道在回忆录中写道："根据人民政府进城後确实统计，由于国民党'杀民'政策饿、病而死的长春市民共达十二万人。"(33)10月24日，南京《中央日报》在一篇《长春国军防守经过》中写道："据最低的估计，长春四周匪军前线野地里，从六月末到十月初，四个月中，前後堆积男女老少尸骨不下十五万具。"
长春变成不折不扣的死城，饿俘之城，白骨之城!
天塌了
67岁的宋占林老人，离休前是长春市二道河子区城建局环卫科长。
老人说：
1948年春节前後，吉林和周围城镇有钱人都往长春跑，中农也跑，大车、爬犁络绎不绝。国民党宣传共产党"共产共妻"，"流血斗争"，都害怕。长春一下子就变挤了，住房紧张，煤柴紧张，谷草最贵，一斤谷草换几斤大豆。跑进城的难民都有马。那时粮食还不见紧张，大豆有的是，都用豆饼、大豆烧火做饭。我家也是，锅上锅下都是粮食。天化时就不大行了。先是把黄豆磨成面吃，不消化，胃受不了。难民杀马，烤马肉吃，像现在街上烤羊肉串儿似的。最先饿死的不少是难民，和进城谋生计的手艺人。
我就这二道河子生人。父母，弟兄四人，四个妯娌，三个孩子。
我们兄弟身强力壮，我和大哥是木匠，二哥是铜匠，在贫民区中算中上等人家。就这样，13口之家也死了4口：父亲叫流弹打死了，孩子全饿死了。
朝阳区东朝阳路9居民委员会主任李素娥老人说：
那时，我家住在老虎公园(今动植物园)北门。一家8口，父母和6个孩子，我是老大，那年16岁。父亲在南岭运动场画跑道圈，原来就病厌厌的，最先饿倒的，接著是大弟弟。男人不经折腾，女人抗劲儿。我们家全靠我折腾了。爹妈常说：是素娥救了一家人哪!
我们7月中旬断粮，吃野菜、树皮。先扒榆树皮，扒掉老皮要里面那层嫩的，粘粘乎乎挺好吃，後来甚麽树都扒，老皮也吃。长春树多，夏天马路上不见阳光，都是荫凉。都扒光了，白花花的，我有个二姨叔叔，在"60熊"一个特务连做饭。伪满时，爹妈卖只200多斤渚，给他娶的媳妇。妈说：3年大旱饿不死厨子，你去看看能帮点不。进屋就见锅里煮著大米饭，二婶拿锅盖就盖上了。二叔说：你吃一碗吧。我恨不能把头都拱进锅里，一想到爹妈和弟妹，就说给两碗我拿家去吧。二婶脸不是脸，鼻子不是鼻子，说我们今晚就揭不开锅了，还给你拿家去?我妈哭著说：这年头没亲戚啦!
我家房后有块地，头年种点谷子，吃了些，装了三枕头。藏着掖著，寻思不到快饿死时不能动。邻居有两个姑娘和国民党不正经，不知怎麽叫她们知道了，来几个"60熊"，硬给抢走了。一家人哭啊。爹说：这是命，遇上小人了!
说到头，还是空投大米救的命。
得拿命换。
老虎公园是个空投点，飞机一来就掉粮袋。尽是大米，南方大米，东北人叫"线米"，飞机一响，国民党就戒严。看不住。老百姓早准备好了，哪儿都藏人，空投也不都那麽准，老百姓抢，国民党就开枪。开枪也抢，用小刀划开袋子，搂些就跑。有的见到粮食就往嘴里抓，甚麽部不顾了，也忘了，枪打刀扎，就那麽抱著粮袋不放，枪打死的，人踩死的，每天都有，我们家人祖祖辈辈都胆小，可人到了那汾上也就没甚麽胆小胆大的了。妈甚麽也舍不得吃，总让我吃个半饱，说你是咱家顶梁柱呀。我哪吃得下呀?走路打晃，动一动就冒虚汗，可一看粮袋掉下来，劲就来了。白花花的大米捞在手里，那是全家人的命呀!
有个姓刘的钴娘，比我大一岁，叫粮袋砸死了。离我不到10米远，砸得扁扁乎乎的。
朝阳区义和路居民张淑琴老人说：
一天，我坐在炕上哄孩子，喀嚓一声，一袋粮食掉下来。还没明白怎麽回事儿，吵儿巴火进来几个国民党，都是新7军的。魂儿都吓飞了，没听见他们问甚麽。翻一大阵子，粮袋砸穿房盖掉在天棚上了，正在我们娘们孩子头顶上。是炒黄豆。他们就骂，说吃黄豆拉稀肠子都快拉出来了，大老远的还送这破玩艺儿，嘴里这麽骂，那眼睛瞪得"大眼贼"似的，掉进墙里的也抠出来。
国民党有搜粮队，一斤半斤也拿走。我们家来过一次，翻得碗朝天，瓢朝地，用铁钉子往地下捅。
有天来个兵，翻出几个大饼子。我哪能撕巴过他呀，就说：你看看我那孩子吧，小猫小狗也给留条小命吧!他还有点良心，给留下两个。
那年我25岁，3个孩子，大的6岁，小的1岁。唉，哪还叫孩子呀，猴啥样他们啥样。小女儿就那麽饿死了。吃奶孩子没听说有活过来的。再困个把月，就全完了。
李素娥：
拿命换点大米不敢吃，拿去换糠、麴子、酒糟甚麽的，让全家人糊口，抢大米不能拿面袋，得用筐，不显眼。后来筐也不行了，就穿个大布衫子，里面缝些兜。去市场卖大米也一样，一次叫几个"60熊"发现了，说我是"大米贩子"。就2斤大米。我抱住不放，在地上打滚。他们拽我去督察处，我不知道他们怎叫"60熊"，也不明白这"督察处"是干甚麽的。旁边人说：你就舍了吧，去督察处就没命了。一个同学见了，跑回去报信。爹妈来了，给他们磕头，一口一个"长官"，"老总"，说孩子小，不懂事，高抬贵手开开恩。有个兵是辽南人，我们老家也是辽南，听出是老乡，就说到他们家看看再说，5个弟妹一水水躺在炕上，有出气没进气样儿。没说甚麽，把那2斤大米拿走了。身上打得青一块、紫一块的，爹妈抱著我哭。
有一次卖大饼子，谷子、树皮和麴子做的。想卖点钱，最好是换点药，给爹和弟弟治病。吃点饭立刻就精神了，那算甚麽病呀?可人就是那麽怪。妈说，你上街还不叫人撕碎了呀!那时卖吃的，一个人卖，几个人看着。怕抢。不少卖大饼子的，把命都搭上了，我出门没走多远就让人抢了，边跑边吃。我追上个死人幌子样的人，他已经吃光了。我蹲在那儿哭，他傻乎乎地看著我，站那儿也不跑了。
现在这人认钱。假药，假种子，假化肥，甚麽都掺假，要钱不要良心。我们这荐人讲名声，讲信用，讲仁义，可他抢我大饼子，我抢国民党大米，就是没了礼义廉耻吗?弟妹们吃东西我都不大敢看，一看心里就痒痒，嗓子眼恨不能伸出个小巴掌。一些人是看见吃的，身不由己就上去抢了。
有人给我保媒。甚麽"保媒"，"结婚"的，就是换大饼子。和我大小的姑娘，不少都换了大饼子，换给郊区农民。孟家屯，就是现在第一汽车厂那儿，不管多大年纪，还是瞎子、瘸子，光棍都娶的小媳妇。我在电车公司工作时，几个师傅都是小媳妇。
东西不值钱，钱不值钱，金子不值钱，人不值钱，几个大饼子就领走一个大姑娘——就认吃的。
宋占林：
刚解放时我当街道干部，没少处理这类离婚案。结婚为口饭，有饭吃马上不干了。政府政策是能过就过，不能过不硬捏。长春药厂一个女的，有孩子了，非离婚不可，男的不干，丈母娘说几句不中听的，就把丈母娘杀了。
李素娥：
每天都饿死人。死在家里的不知道，路边越来越多。我在南关永安侨头卖大米，身后咕呼一声，一个老头就倒那儿了。灌口米汤就能活过来。有收尸队，一路捡，往车上扔，说"喂狗"。狗吃人，人吃狗，那狗才肥呢。
宋占林：
死人最多的洪熙街和二道河子。洪熙街甚麽样子没见到，二道河子十室九空。
开头还弄口棺材，接著是大柜、炕席甚麽的，後来就那麽往外拖。也没人帮忙了。都死，谁帮谁?拖不动了，就算到地方了。有人拖不动了，坐那儿就动不了了，也死那儿了，最後也没人拖了。炕上，地下，门口，路边，都是。有的白花花剩副骨架，有的正烂著，刚死的还像个好人。大夏天，那绿豆蝇呀，那蛆呀，那味儿呀。後来听城外人说，一刮风，10里、8里外都薰得头痛。
我们家附近没一家不死人的。同院的王青山，5口剩1口。西边何东山，也是5口剩1口。前院一个姓曾的木匠，7口人剩个老伴。"杨小个子"一家6口，剩个媳妇。后边一家"老毯儿"(东北称闯关东的河北人为"老毯儿")，6口全死了。
旧历8月初，我临出哨卡走到现在胶合板厂那儿，想喝点水：一家门窗全开著，进去一看，10多口人全死了，炕上地下，横躺竖卧，炕上有的还枕著枕头，女的搂著孩子，像睡著了似的。墙上一只挂锺，还"嘀嘀嗒嗒"走着。
开头见死人掉眼泪，头皮发炸。后来也害怕，不是怕死人，是觉得自己早晚也是这条道。再往后见了打个唉声就过去了，再住後连个唉声也不打了，也不把死当回事儿了。
解放後，熟人见面就问：你家剩几口?就像现在问：你吃饭了吗?
解放後第一件事就是"救生埋死"，"救生"就是给活着的发粮食，"埋死"就是埋死人。我参加"埋死"了。干一天给5斤高粱米，干了个把月。全城都干，全民大搞卫生运动，不然发生瘟疫更了不得。挖个大坑，把钢轨甚麽的架上，尸体放在上面烧。大部分是埋的。有的集中一起挖个大坑埋，有的随处挖坑就埋了。前院姓曾的一家都烂炕上了，拿不成个了，唉，别说了。第二年看吧，凡埋死人的地方都不长草，那地太"肥"了。
吉林省军区原参谋长刘悌，当时是独8师1团参谋长。
老人说：
独8师当时就在二道河子执行围困任务。通信员说有个老太大，把饿死的老头的大腿煮吃了，吃了也死了。团长吴子玉是个老军，说哪能有这种事。通信员说，不信我领你去看看。进去一看，锅里还剩条大腿。团长回来跟我说，那天都没吃饭。
宋占林：
我出哨卡前，看到路边一个人两条大腿都剔光了。早就听说有吃人肉的，还不大信。那肉是刀剔的，不是狗啃的。那时早见不到狗了。
1955年，我当区机关党委书记时，有个挺好的党员发展对象，向党交心，说他那时吃过人肉。那还能入党吗?
最叫人揪心的是孩子，不少人都把孩子扔了，扔到马路边上，希望有钱人能抱走捡条命。现在的东盛小学，当年就是学校，二道河子这片那儿最多。大都是5岁上下，有的拉拉巴巴刚会走，张著小手"妈呀"、"妈呀"叫，爬到马路上的，爬进学校的，那个小样呀!叫不动了，就歪在那里，慢慢就死了，活着的还在那儿爬，哑着嗓子叫"妈"。人们都不敢往那儿去。每天都有送的，听说真有叫人抱走的。
张淑琴：
我在吉林大路那儿见过，披个小被，在那儿哭得泥人儿似的：看一眼赶紧跑，自己孩子都饿死了，抱回来不也是个死吗?
65岁的于连润老人，退休前是朝阳区孔雀理发社工人。
老人说：
二道路那儿扔些小孩，一场大雨全淋死了，小肚子灌得鼓鼓的。
唉，别说这个了，一说这个就想起我那死去的孩子。真作孽呀!
我那时候就理发，饿得那样，也有人理发。甚麽人那时候还能想着理发呢?
有钱人到甚麽时候都有钱，饿死的都是穷人。
张淑琴：
新7军的官太太穿旗袍，抹口杠，坐人力车，後边跟好几个护兵，有的军官挎两个太太压马路。人和人不一样。
永春路的"老藏生"食品店一直营业。你想想，那掌柜的会是甚麽人物?
李素娥：
南关永安桥头有家炸大果子的，那个香呀，一走到那儿就拔不动脚了。不要钱，用金银首饰甚麽的换，那财发的呀!吃的都是当官的和有钱人，也没见有人抢。一般人就是有油有面，你炸个试试?
宋占林：
逃进城的地主富农也饿不死，他们组织保安队，老百姓叫"胡子队"。国民党不发粮饷，吃穿全靠抢。抢还有名堂，今天这个"捐"，明天那个"税"，可把地皮刮完了
于连润：
那时咱就寻思呀，你国民党和共产党有仇，咱老百姓招谁惹谁了，要遭这种大难?可寻思这个有甚麽用，谁把咱草民百姓的命当命了?
10月15日，郑洞国的晚饭是四某一汤。
箫传道说："没听说有饿死士兵的事。"(34)。
"不给敌人一粒粮食一根草，把长春蒋军困死在城里!"
困死的都是百姓。
真空地带
伪满时期，日本人在城边修了条环城公路，老百姓叫"圈道"。
围城期间，这条圈道成了国共两党之间的真空地带，老百姓叫"卡空"。
国民党往外赶，共产党往回堵，老百姓大都是夹在"卡空"里饿死的。
高秀成老人的夫人谭文妹，当时是长春大学(现吉林大学)法律系学生。
老人说：
长大早就停课了，门窗都没了，桌椅砸坏了。学生分两派，辩论，写大字报，像"文化大革命"似的。国民党特务动辄抓走进步学生，有的抓走就没影了。我哪派也没参加，像"文化大革命"中的逍遥派。
我是6月份出城，比较早。那时国民党还不让出城，老百姓大都未想到往外跑：我哥哥明着是国民党长春市专员，实际是咱们的地下党，当时我不知道。後来想，他大概知道围城不是短时期的，所以让我们趁早走。
天没亮，就和姐姐、姐夫一家动身了。姐夫是市立医院(今第二军医大学)内科医生。同行的还有几个医生，都带著家属、孩子。约定在二道河子街头集合，会齐了就走。我领著姐姐的大孩子，姐姐抱小的，姐夫背著东西。我甚麽也不明白，挺害怕，又觉得挺神秘的。
国民党卡子好像没怎麽盘问，共产党那边有人接，都是我哥联系的，不敢走大路，就在草棵子里趟。草棵子里有不少死人，把我吓的呀，心"嘣嘣"直跳。
朝阳区武装部政委钱富永说：
外逃主要是三个口子：东边二道河子，出去奔吉林;西边洪熙街，奔公主岭、沈阳;再就是北边的宋家洼子。我们家是从洪熙街附近出去的，西红柿刚有点红的时候，夜里，黑黑的，从草棵子里爬过去的。那时还不大严。
宋占林：
我跑了三次，第一次是7月，出二道河子5里路到靠山屯，天亮了，叫儿童团发现了。一看就明白是从城里跑出来的。10多个小孩，管我要路条，没有就让回去，可认真了。第二次想从卡子边上溜过去，又给抓住了，不打不骂，反正怎麽商量也得回去。光有路条也不行，还得有老婆孩子。两次都带著老伴和孩子，若是我一个人非扣住不可。
开头出不去还能回来。後来国民党准出不准进，出不去就只有夹在"卡空"里等死了。
那也跑。豁出去了。怎麽也是个死，往外跑还能有点指望。
我们家是分四批走的。弟弟和弟媳第一批，我第二，二哥和母亲第三，母亲走时大哥还在家守著。哥四个各奔它乡。我和老伴在"卡空"里呆3天出去了。
于连润：
我们家在"卡空"呆10多天才出去。
临走买辆推车，把点破烂装上。把点黄豆、糠、麴子都做成大饼子，带上。头道卡子是国民党，挨个搜，不要钱要东西，贵重东西和吃的。人家有经验，再装，有钱人也能瞅出来。看我那样儿，翻几下一挥手让走了。有钱的不行，不拿出好东西不让过。
"卡空"里那人哪，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坐著的，躺著的，也分不清是死是活。瞅著那样儿，脚下就有点软了。咬咬牙，硬看头皮，还是闯。
"卡空"里"胡子"多，抢吃的。一口井他们霸着，怕老百姓给喝光了。庄稼地也霸著，谁也不准进，白天晚上打枪。我有个侄女婿不听邪，也是饿急眼了，晚上想弄点毛豆，去了再没回来，人们撸树叶子吃，成牲口了，树没皮没叶，草剩个杆，有的地方杆也不多了。嘴都吃绿了，人都吃绿了。
一家，一堆，挤挤匝匝的。有的偎在破房茬子里，大部在露尺地呆著，锅呀，盆呀，车子，被子，活人，死人，到处都是。8月，正是最热的时候，日头那个毒呀。突然下起大雨，活的淋得像塌窝鸡崽子，死的泡得白白胖件，就那麽放著烂著，骨头白花花的，有的还枕个枕头，骨架子一点儿不乱。
人饿了，开头脚没根，浑身直突突，冒虚汗。饿过劲了就不觉饿了，最晕乎乎，飘飘悠悠，像腾云驾雾似的，不觉得难受了，也不怎麽想吃甚麽了。可一看到能吃的东西，立刻就想吃，就想抢，不少死人身边都光溜溜的，一根草都没有，能说话时，一声又一声听不出个个数，一声声都像是"饿呀"、"饿呀"。没声了，眼睛有时还睁著，望天望地，半天不眨一下，甚麽表情也没有。慢慢地，眼睛再也不睁了，还喘气儿，像睡著了，这就快了。快了也能挺个一天两天的，人命可大了，像灯油不熬乾不死。有的瞅著还像笑模悠悠的，更吓人。
赶上毒日头，那人一天功夫就发起来了。脑袋有斗大，屁股像小鼓似的，眼瞅著发，先绿後黑。一会儿"啪"的一声，又闷又响，肚子爆了。白天晚上都响，夜静听得最清。这一声，那一声，有的就在身边响，鼻子早就闻不出甚麽了，可那一声响过后还是受不了，没闻过的想像不出那味儿。
在"卡空"里熬过10天的人不多。老天爷照应，那几个大饼子过卡子没翻去，"胡子"也没抢去。不能让谁看见，天黑时偷偷掰点吃：这麽对付有10天，又吃两天草和树叶子。渴了喝雨水，用锅碗瓢盆接的。这些喝光了，就喝死人脑瓜壳里的，都是蛆。
就这麽熬着，盼着，盼开卡子放人。就那麽几步远，就那麽瞅着，等人家一句话放生，卡子上天天宣传，说谁有枪就放谁出去。真有有枪的，真放，交上去就放人。每天都有，都是有钱人，往城里买了准备好的，都是手枪。咱不知道，就是知道，哪有钱买呀!
张淑琴：
伐们在卡子前排队，推车一个接一个，八路在队伍两边来回走。
边走边说：谁有怆、于弹、照相机，交出夹就开路条出卡子，老百姓吵吵嚷嚷的，说甚麽的都有——那些话呀，说不得……
平时在"卡空"里都不吱声：两边便衣挺多，还有"胡子"。那时那人都老实，怎麽摆弄怎麽是，像小猫似的。也是饿的没精神，不想说了。
我们家是9月16号那天走的，往"卡空"里一宿就出去了。是托了我老伴的福。他是市立医院X光医生，那边缺医生，讲明白就让过去了，挺痛快，不知道有这条，不然早走了。
宋占林：
我运气也挺好。在"卡空"里呆两天，碰上个小时候在一起撒尿和泥玩的伙伴，小名叫"来顺"，姓王，前街的：他当八路了在卡哨上，挎个木头匣子枪进来侦察。他问我他家人怎样了，我说全没了。他蹲那儿就哭，呜呜的。哭一阵子，我说你看我和你嫂子怎麽办哪?他抽抽嗒嗒地说有命令，你们这片不放，明天放"马车地号"的，你跟他们走。"马车地号"都是赶车拉脚的人，叫这麽个名字。若不碰上他，八成没今天了。
于连润：
我是一没熟人，二哪也不缺个剃头匠，甚麽门也没有，只有硬挺干熬。一块儿来的不少都完蛋了，我也快不行了，就准备让人听个响臭块地了，发了个救命的"难民证"(35)。这个谢天谢地呀，出去没几天又回来了——长春解放了。
出哨卡就有吃的，稀粥，面不面，楂子不楂子，一人一大碗。不能吃干的，胃受不了，有人喝光了还要，不给就抢，撑死了。
李素娥：
我有个舅舅，还有个姨姨和姨丈，都是出卡子後撑死的。
我们家也准备出去了，推车甚麽的都准备好了，第二天天刚亮，爹说素娥你快起来，这枪口怎麽都对上咱们了?我一看，可不是怎麽的，我说国民党要杀人了，爹说：不对，有变。后来才知道，"60熊"起义了。
八路进城就发粮，大车呼呼朝城里运。我去扛回40斤。别看走路都打晃，再给40斤也能扛回来。饭做好了，妈还舍不得吃，我说这日子过去了，共产党来了就好了，妈捧著饭碗，眼泪劈里啪啦往下掉，说：老天爷呀，可算活过来啦!
1987年，美国得克萨期州一所保健学院的教授，对43万2千人的死亡时刻进行数理统计，发现死亡率最高的时刻，为每天凌昊4时至7时。
对于广岛，死亡率最高的时刻，无疑是1945年8月6日。
对于血城四平，死亡率最高的时刻，是1947年7月14日至26日。
对于死城长春，死亡率最高的时刻，是1948年5月至10月。
一座城市，因战争而后活饿死这麽多人，古今中外，绝无仅有!
历史如是说
当战争以铁与火与血的方式，在四平，在锦州，在辽西吼啸、扑打时，从绿春到金秋，长春150个黎明和黄昏静静悄悄。
于是，关于这场围困战的文章，几乎都写著"兵不血刃"四个字，当暂52师师长李嵩弟弟的妻子被送进城去，接著又送去失散的孩子，阖家团圆时，草民百姓开始家破人亡，一个个婴儿被扔到街头号泣，当60军副官处长张维鹏等人的妻子儿女，被优待送出哨卡，并在沿途受到关照时，没有枪和照相机的芸芸众生伴著垒垒白骨，成群结队地跪在哨卡前，苦苦哀求放生救命。
这就是："兵不血刃"!
孙子说："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不战而屈10万守军，实骂"善之善者也"。可对于草民百姓的遍地饿俘和白骨呢?瞬间的屠杀与慢慢地饿毙，其间有残忍与人道之分吗?
血肉横飞也好，兵不血刃也好，任何形式的死对於生命本身都是相同的，而同是生命的消亡，唐山大地震，南京大屠杀，长春围困战，自然界的灾难与人类的杀戮，侵略者的屠刀与骨肉同胞的相残，是一样的吗?
那住挎支木头匣子枪的围城的"来顺"，一家人不也就剩他一个了吗?
流血的政治演化成这种不流血的政治，那就是最残酷、最野蛮的战争了!
长春一些老人说：打记事起，我们这疙瘩就没得好过。"小鼻子"欺负咱，"大鼻子"糟害咱，"小鼻子"才狠呢，"大鼻子"才坏呢，好歹把这些畜牲盼走了，折腾得更厉害!外国人不把咱中国人当人，中国人怎麽也不把咱老百姓当人呢?
当年参加围城的一些老人说：在外边就听说城里饿死多少人，还不觉怎麽的。从死人堆里爬出多少回了，见多了，心肠硬了，不在乎了。(有的老人说：那时候那人好像已经不知道甚麽叫"惊讶"了。)可进城一看那样子就震惊了，不少人就流泪了。很多干部战士说：咱们是为穷人打天下的，饿死这麽多人有几个富人?有国民党吗?不都是穷人吗?
没参加围城的部队，看到出来的难民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也这麽说，这麽想。
围城初期，有人在围城政工会上讲："要将老百姓的饥饿贫困的罪过归到敌军及敌政府身上，扩大他们与群众的矛盾，孤立敌人。"(36)。
後来的回忆录，对此或避而不谈，或一笔带过："当然，长时间围城，也给城市人民带来一些苦难，"(37)。
有人说：活活饿死那麽多人，太"那个"了，不好说呀!
如今一个人质，会把首相、总理、总统折腾得寝食不安，使出浑身解数，通过各种途径进行斡旋，解救。这充份显示了一个民族和人类的人道、人权、尊严、价值和文明进步的自主意识。当此稿正修改到这里时，被困在阿拉斯加海冰区的三条倒霉的灰鲸，成了人类的宠儿：世界上最大的"星系C5型"军用飞机被调往那里，一条大型破冰船为它们开出条8公里长的水道，两架"天鹤"式直升飞机整天在上空盘旋，花费达数百万美元。其实，这种从1946年起受保护的灰鲸，由于数量骤增，10年前已经允许适量捕杀了。
若说讲这些太远了，电影《莫斯科保卫战》中有个镜头挺近的：当一座城市(名字记不得了)被德军包围，红军准备血战到底时，指挥员命令老人和妇女、儿童：为了俄罗斯，你们立即出城向敌人投降!
在"兵不血刃"的长春，谁应对无辜百姓的垒垒白骨负罪呢?
历史说：这是战争。战争就是人杀人，人吃人。为达目的，战争是不择手段，不顾一切的。
历史说：只要是战争，平民百姓遭难就是难免的，眼睁睁活活饿死这麽多人是太"那个"了，从这种耸人听闻的残酷、野蛮行径中，正可以了解和透视中国历史和这场战争的渊源、特色。
历史说：归根结底，是谁发动了这场内战，他们为甚麽能够发动起这场内战，中国的老百姓为甚麽只能像羔羊一样束手待毙?
历史还问：如果再发生一场内战，谁敢保证中国不会出现长春第二?
辽沈战役前，战争中军民比例是二兵一夫。
辽沈战役期间，直接用于支援前线的民工达160万人，一兵二夫，锦州战事正烈，廖耀湘兵团攻占彰武，将後方补给线切断，前方粮草。弹药和被装供应不上，特别是油料短缺，汽车大部停驶，辽西和热河人民，人背马驮驼驼运，将油料送到前线，又从奈曼旗到北票，日夜抢修出一条700多里的公路，基本保证了前线供应：黑山阻击战中，民工修工事，运弹药，背伤员，送饭菜。一座不到万人小县城，出动130万个工日。
3年内战中，有多少民工倒在黑土地上?
仅一场黑山阻击战，就倒下400多人。
冬季攻势和四保临江、三下江南，雪白，血红。最刺眼的，就是一具具穿黑棉袄的遗体。
推著车，挑著担，抬著担架的人民，直接投入战争，一直走到天津城下。
送走了儿子、丈夫和父亲的父母、妻子和儿女们，再用扶犁握锄的粗糙的手，支援这场战争。
长春则是50万人民支援城外的10万部队——但他们不是"夫"。
他们没有枪，算不得战士，但是，被逼进死地，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他们，抢空投大米，发动粮食战，以人的强烈的求生欲望，"配合"城外，苦苦地进行著一场无形的封锁与围困。城里多张嘴，国民党就多一份压力。城里添具白骨，就多一颗射向国民党军心土气的子弹。洞箫，残月，家乡小调，城外四面楚歌。城内，街头风雨中号泣、倒毙的孩子，烈日下和静夜中"蓬啪"炸裂的尸体，就是炸响在国民党心头的软性原子弹。
没有长春的垒垒白骨，有这座名城的"兵不血刃"吗?
蒋介石的前妻毛福梅，是被日军飞机炸死的。
共和国的旗帜上，染着毛泽东六位亲人的血。
倒在这场内战中的无辜百姓呢?长春这座死城的饿俘和白骨呢?
他们是泰山?是鸿毛?还是像那满山遍野的小草甚麽的?
那些三代横尸炕上地下，门口街头，断了香烟的家庭。那些还未来得及看清这个世界是个甚麽模样，就被扔到街头的孩子。那些用青春换了大饼子的姑娘。那些被血一样的高梁米粥撑死的人。那些吃人肉死掉了，或是不能入党的人。被战争夹在中间，呼天不应，叫地不灵的草民，不才是最大的受难者和牺牲品吗?
做为人来到这个世界上，他们的人格、尊严和感情，难道不应该同样地受到珍视和尊重吗?
美国人在华盛顿修了那麽多纪念睥，其中有座"越南战争纪念碑"，冷冰冰的黑色大理石上，密密麻麻地刻著那麽多姓名。那仅仅是在告诫人们，不要忘记在那场一无所获，也与美国百姓毫无相关的战争中，倒在遥远的南亚丛林中的美国军人吗?
(美国人的噩梦是"越战"，中国人的噩梦是"文革"——早有人吵吵要建立一座"文革"博物馆，不知道能不能和同时才能建起来。)我们曾在黑土地上建了那麽多纪念碑，碑文写了砸，砸了再写。
在双城，在帽儿山，在牝牛屯，在许多与"东总"有关的地方，都曾筹建各种各样的纪念碑和纪念馆。有的地基打好了，有的文物收集得差不多了，有的已经快开馆了，那个最大的"文物"256号三叉戟一声响，一切都消声匿迹了。
死城的累累白骨，应该避而不谈，或是一笔带过吗?
为了这种亘古未有的惨绝人寰的悲剧，不再在我们的黑土地、黄土地和红土地上重演。为了中国普通老百姓的权利、人格、尊严和价值，不再被漠视、践踏。为了今天和明天的"小太阳"，能够永远在和平的阳光下生活。一句话，为了像今天唱的那样，"让世界充满爱"，我们是不是应该在这片黑土地的白骨之上，建一座碑?
那碑文是现成的。
注释
⑴《阵中日记》，773页。
⑵长春市地方史志编篡委良会(1987年〕，《长春党史资料)第1辑，11良：⑶⑷⑸⑹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吉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吉林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73、75、77页。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年)。
⑺同⑵，13页。
⑻《箫劲光回忆录)，391页。
⑼《从战犯到公民——原国民党将领改造生活的回忆》，175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
⑽《辽沈战役亲历记》，302页。
⑾⑿同⑽，299、300页。
⒀50军"长春起义"编写组(1985年)：《长春起义》，83页。
⒁⒂⒃⒄同⑽，303、304页。
⒅⒆⒇党德信、杨玉文主编：《抗日战争国民党阵亡将领录》，137、138、133页。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
(21)同⑼，23页。
(22)同⒅，135页。
(23)(24)(苏〕A·M·萨姆索诺夫著：(200天大血战》，590页。军事译文出版社。(1985年)。
(25)同⒀，244页，(26)同⑽，608页。
(27)(28)同⒀，153、229页。
(29)有的资料说是40万，有的说是60万。
(30)(31)同⑵，89、90、99、100页。
(32)《沈阳军区历史资料选编》，15O、151页，(33)(34)同⑽，403、404页。
(35)这个"难民证"，老人保存至今。
正面为：
难民证
兹有自长春逃出难民于连润等4人，经审查後，准于分散谋生，沿途岗哨查
验放行为要。
年龄40性别男
住址长春二马路8号职业商
分散地点苑家屯县区村
自17起
行程9月日
至20止
发粮黄豆4斤
长春难民处理委员会发(此处盖有"长春难民处理委员会"公章)
民国三十七年9月1日
背面为:
难民纪津
1.在指定时间内，到达指定地点。
2.到指定地点後，向当地政府报告，并服从管理。
3.不得造谣生事及一切破坏行为，违者缴销难民证，并予以处罚。
4.沿途不得偷窃食物，如包米土豆等，及一切扰乱社会秩序行为。
(36)同⑵，92页。
(37)1987年第1、2期《党史资料研究》，26页。
张正隆撰写的长篇报告文学《雪白血红》
1989年8月，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了张正隆撰写的长篇报告文学《雪白血红》。该书颂扬了我军在东北解放战争中从弱到强的巨大胜利，由于真实地表现了指挥这场战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司令员林彪，在军内外以及部分领导人中引起轩然大波。
我作为这一事件的当事人和知情人，如实地把这场鲜为人知的"大波"记录下来，留给历史并供公众评说。
年轻人勇闯禁区写林彪
1988年初夏的一天，沈阳军区的作者张正隆来京找我，说："总政批准撰写解放战争回忆录的长卷，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沈阳军区分工撰写辽沈战役，军区文化部研究决定，让我来担负这一写作任务。"
两年前，解放军出版社要我写林彪传遭到封杀，冤情未了，现在又来了个牛犊闯禁区。我知道，这是解放军出版社另出的新招，以为只写军事斗争,远离政治事件就不会引火烧身。我对张正隆说："有冠冕堂皇的官方出面，您的采访绝对通行无阻，不需要来找我。"
张说："是我们部长的主意，说你能打通关节。"
沈阳军区文化部部长是我的老战友，他知道我采写林彪传受挫，手中肯定有不少知情人的线索。可我心底生疑，沈阳军区有的是经历过战争的文化人，革命战争的征文都参加过，笔下功夫也深厚，他们上马岂不是轻车熟路?为什么偏偏选个没闻过火药味的张正隆，解放战争他才几岁？对战争、战乱能有多少感受?
我和老战友部长通了话，问他，写战史为什么不用"老枪"?部长解释说，我挨家挨户去求过，没人愿意出山，都有后怕。张正隆有红卫兵的冲劲，不识忌讳，更不会心有余悸地瞻前顾后。部长要我相信，这支"新枪"保证能完成军区给他的任务。
经验告诉我，经历过战争的作者，能最真实最充分地展现战场的血与火。文革开始，这批"老枪"被推到第一线参加批判"十七年的文艺黑线"，横扫舞台上的资封修，十年文革结束，又反过来批判他们的极左，好多人已心灰意冷，坚决表示搁笔洗手。
我理解部长的苦衷。我告诉张正隆，只要你敢往前冲，我会全力支持你，我来安排你在北京的采访活动。
我带张正隆走访老军们
从这天开始，我带张正隆访问了参加过辽沈战役的老兵老将和林彪女儿林豆豆，还有一大帮林彪身边的工作人员和知情人。张正隆如鱼得水。经过几个月的采访，他满怀激情地对我说："刘老，我像进了一块没有开垦的处女地，再也不想出来了。"
我感动了，张正隆像一张白纸开始书写我军的历史，他没有偏见，又怀有激情，上了路肯定会得到收获。
我熟悉张正隆。1981年，我带一批军队作家走访东北边防，来到张正隆所在团，他的宣传股长引荐了他。我读了他一篇写红卫兵到部队经受磨砺的作品，文笔虽稚嫩，却有棱有角。我欣喜不已，决定把他带上和我们一起转悠，让他和军旅作家切磋。由此，我们建立了友谊。
张正隆怀有写东北解放战争的使命，全身心地投入，边走访边大量地读书。我给他推荐了麦克阿瑟、隆美尔的传记，他不满足，自己上书店买回一捆又一捆的书来给自己"十全大补"。采访没有录音器，全凭耳闻手记，晚上就整理笔记，有人说他一天工作15个小时。正是他没有战争阅历，什么都感到新鲜，什么都想打听，连只言片语都会刻进心碑。我看过他的笔记，他善于从生活中的细微末节去研究人，判断人。
艰苦的劳动，得到了丰收，有人说他是在用脚写作。他确实走了大半个中国，访谈200多人，挨冻、受饿、冷遇都经历过。最让他兴奋不已的是，走进了北京西山军委的档案馆，那里史料又全又多，他抄出了毛泽东和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在辽沈战役中你来我往的(不少是林毛相互争执的)全部绝密电报(报头上有++++)。构思《雪白血红》时，他几乎是用电报串成了全书的主轴。
我读了他的初稿，发现他文笔大为长进，语汇也生动，从当事人口中得到的情节和细节都得到真真切切的表述。一个未闻枪声的战士，像突然变成了一名老兵，全篇几乎挑剔不出多少败笔和漏洞。
特让我感动又吃惊的是，张正隆以他朴素的善恶感情，描绘了我们多年不敢触摸的战争中的人性与残酷。他那横冲直撞的走笔，打破了我们一直恪守的用阶级观点区分战争正义性和非正义性的戒律，对敌我双方反人性的做法，他都一视同仁地进行谴责。
他的初稿让我看得心都发紧了!更让人心惊肉跳的是，他花了大篇幅记叙了林彪指挥的"机智"、"果断"、"冷静"和"稳健"，和林独特的、像拿破仑一样痴迷战争的个性。他是调动了文学手段在真情地刻画，把一个顶天立地的统帅形象，活生生地展现在我们的眼前。
张正隆走南闯北地采访，看到整个社会十多年来批判林彪的余烬未消，连战争中林彪应有的战功都给以否定。特别是一些秉官方政治结论为天条的作家史家，充分利用了报刊这块"无产阶级的阵地",把林彪的形象涂抹上了一层厚厚的烟墨，说他刚进入东北战场就畏葸不前,当了个逃跑将军;打四平，毛泽东要他打成马德里，他不敢碰硬，不请示中央，私自下令撤退;打锦州有三次动摇，是政委罗荣桓严厉地批评了他,才被迫打的。……污水全泼在林彪身上。
胸怀正气的张正隆，在他的《雪白血红》的自序中愤怒地喊道："10亿人的泱泱大国,那么多作家、史学家在做什么?"，"一会吹捧"，"一会批判"，"变脸儿的史料可信吗"?"历史像个婊子，唯权势者可以弄它一下!"
我对张正隆钦佩又忧心，说："你的胆子太大了，就不怕有人找你算账么?"
"刘老吔"张正隆说"四野的干部战士一谈起他们的林总，没一个说他不好，有的说着说着就流泪了。我天天在受感动，能不记下吗?下笔的时候，我省了又省，删了又删，生怕给编辑部带来麻烦，才留下这些。"
我算了一下，写林彪的文字全书至少要占15%的篇幅，在这个还在清算林彪老账的共和国，书稿肯定要挨棒子胎死腹中。我警告他："你别以为改革开放了，政治关口是无论如何不会给你松动的。"
"我已经尽力了，再删再砍，就伤筋动骨了，编辑部怎么处理，是他们的事了。"
我熟知总政的文宣部门，我叫他们是"文艺战线上的公安部"，他们中的老左就像狙击手，只要有人站出来吆喝一声是"反动的"，一本书就会灰飞烟灭。
两年前，军内某作家送来他精心构思的短篇小说，故事发生在"对越自卫还击战"时期，连队俘获了一名重伤的越南女兵，女兵不吃不喝，又拒绝治疗，宁死不屈，连长要处决，卫生员保住了她，回撤时，背着她行军，一路上呵护她如对自己的战友，女兵感动了，渐渐地生发出朦胧的爱。一天，卫生员醒过来，发现女兵死了，是被人用绳子勒死的，卫生员的感情像决堤一样崩溃了，他对空鸣了三枪奠祀。之后,遭到逮捕……
这篇仅6000字的作品，在编辑部传阅，引发了轰动。有人指责它是苏联小说《第四十一个》的翻版，是典型的修正主义人性论文学;有人叫好，说写出了战争中人的情感深度;还有人主张用内参上送。我在想，张正隆这部有角有剌的书，要在党文化哺育下的人群中通过，千百根政治棍子打将下来，绝没有人同情他是个初生牛犊。
我赶紧去找出版社《星火燎原》编辑部主任王伟，我告诫他："张正隆的书危险系数高，定会遭到官方的和社会的乱棍齐下，你怎么办?"
王伟说："我考虑过，先到外地发行三个月再回到北京上市，封杀了，我们也不会蚀本。"
王伟很天真。《雪白血红》第一版就印刷了93000册。书在外地卖势很好，不到一个月就销售一空，王伟眼热了，忙不迭地向北京各个书店投售。
仅几天工夫，厄运来了。
党政军要人发话讨伐《雪白血红》
原总参作战部长苏静从电话里急切地告诉我，说彭真看了《雪白血红》，气极败坏地把书举在空中抖动，对他的秘书说："林彪难道比毛泽东还英明吗?"
时任国家副主席王震看了，怒火中烧，举起手比划成手枪状，大声疾呼："把这样的反党乱军的作者留下有什么用?"
这都是苏静传给我的信息。苏静是老中将，他的上层活动多，消息灵通，我相信他说的。
军事博物馆馆长刘汉中将，给《雪》书列出31条罪状，无论哪一条都能把张正隆定为反革命。
出版社一位领导告诉我，359旅的老兵20多人在京西宾馆聚会，正火气十足地批判《雪白血红》，要解放军出版社派人去接受问责。
总政宣传部有人给我透了个更大的信息：正在北戴河疗养的军委秘书长杨尚昆看了，致信刚上任的军委主要领导，说《雪白血红》我看了一半，实在看不下去了!它是一部为蒋介石评功摆好，为林彪翻案的坏书，军委必须作出严肃处理。
高层的震怒，反映了事态的严重性已非同小可。王伟主任心急如焚，他邀来《解放军报》文化处的编辑商量对策。我闯去了。军报同仁的意见是，由军报发出篇评论文章，肯定《雪白血红》是一部军事文学难得的好书。它生动地、准确地、客观地揭示了我军在解放战争中艰苦奋斗的精神和广大指战员的英勇无畏。由于作者是新手，第一次写战争回忆录，不甚了解我军革命文化的传统，缺乏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分析敌我，和平民主提得过头了，过多地描写了战争的残酷性和资产阶级的人性，过当地记述了林彪的指挥艺术，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我插话：若从学术上说，可能平息不了大家的争议，还可能挫伤读者的认知。是不是找几个辽沈战役的当事人，如胡奇才(纵队司令)，贾若瑜(纵队政委)，蒲锡文(司令部地图科长)等写些回忆文章，他们都曾在战斗的第一线，所处的地位和角度都好，对广大读者更具有亲和的说服力。军报的两位表示不同意，认为会挑起一场内战，后患难抑。
军报评论文章未出炉，沈阳军区三个老红军的指控信送到了军委，总政宣传部已放风要批《雪》书。王伟紧张了，他担心的不止是封杀，还有可能对编辑部进行组织处理。他找来张正隆，要他马上改动原著，提示他：增强人民战争思想的主线;不要偏离我军的"伟大、光荣、正确";淡化林彪的功绩;删除对我军的黑色描述(如359旅把他们在南泥湾种的鸦片，带到东北做军费开支等)。
陈沂去见新任军委领导,试图挽救作者
正好，陈沂从上海来京，他是总政第一任文化部长，1957年被总政打成右派，发配到黑龙江劳改了22年，复职后到上海出任市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他在电话里召我去见他。
他每次来京，都要从我这里打探些北京的小道传闻。我立即到北海边上海驻京办事处见他，并把《雪白血红》犯了天条的事给他作了详细的汇报。
陈沂说"明天迟浩田(时任总参谋长)请我全家吃饭，我给迟老总说说，要军委手下留情，不要打作者的屁股。"
陈沂又说："你为什么不让张正隆来上海找我?我事先应该给他写个序就好办多了，我这把老骨头还能给他抵挡一阵子。"
我说："现在真的要靠您了，杨白冰是你的部下，他至少要听听你的说法。"
我说的杨白冰，已是总政主任，解放初期，他还是个西南军区下属的师副政委。
陈沂说："我这个右派，又大又老，无所顾忌。"
第二天，我带张正隆去见陈沂。陈老慷慨激昂，要张正隆不当软骨头，说："改的不是你的作品，是你的人品。"
他用自己被打成右派的切身体会教育张正隆说："我写的《白山黑水》是在劳改农场零下40度写成的。我把林彪写成了正面人物，他既是东北战场的统帅，又是普通一兵。我把手稿交给了江泽民审查，由中宣部下文后出版的。你也可以写信给中央办公厅或军委。"
陈最后忠告小张："你要想当作家，先要学会打官司。"
一天夜间，陈沂从迟浩田那里赴宴归来就和我通了话，说他在饭桌子上刚和迟浩田说了个开头，老伴马楠就干扰他，不让他说下去。马楠在1950年初陈沂任总政文化部长时，当了《解放军文艺》的副总编辑，陈沂从右派复职到上海任市委副书记，她出任上海市的文化局长。文艺战场的斗争，他俩都吃尽了苦头，她为陈沂担心，不让陈干预这部书。
陈对自己部下可以说一不二，对自己夫人总是敬畏三分。陈沂告诉我，他有另一条思路，马上去找新任军委领导，让他来为《雪白血红》说话。前些年这位领导在上海时，对他很尊重，他俩关系非常密切。
大约五天后的清晨，陈沂要我马上去，说已见过军委领导，满意他的表态中肯。我高兴地去了。一进门，见原总政文化部长徐怀中在座，他也是来听陈传达军委领导的态度的。
陈说："他看了杨尚昆给他的信，认为，如何表现我军的重大战役是件大事，不能一出了问题就挖一锹土把它埋了。这是历史，总政要承担主要责任，不能只让一个作者来负责吧?对作者只是个教育提高的问题，要保护作者。"
我一听军委领导有如是的表态，一颗悬浮的心放下来了。徐怀中说："这本书，编辑在处理上有责任，他们老想去冲撞禁区。只要删除书中对林彪的描写，只需去掉250多个字，恐怕事情就不会这么严重。"
徐部长原是昆明军区的七位作家之一，其它六位在自己的作品或言论上冒犯了天条，都成了右派，唯独他的作品，从不在政治上惹事生非。比如他的《她们在播种爱情》,写解放军和藏族同胞军民友情的故事，得到官方和社会的肯定和好评。他对《雪白血红》,能精确地计算出250多个字的失误，说明他在我们党的文学王国是很有政治心力的。
总政下令抓捕作者编辑
实际上，事态并未因陈沂居间说项出现转机。陈沂刚离京，总政就开始抓人了。离奇的是，由时任总政副主任李继耐(他分管文宣口)亲自出马，还带上总政军事法院院长，午夜来到解放军出版社，把该书的责任编辑马成翼召到办公室。
李继耐对他宣布，说他编辑的《雪白血红》一书，犯了政治性错误，要他隔离反省。当即由法院院长把马成翼带走。
后来小马告诉我，他被关在总政警卫连的楼上，一日三餐送饭，洗澡时由两个士兵持枪押着进澡堂，大池里的十多个泡澡的被赶走，小马一个人在两支枪下边洗浴边反思。
我大惑不解的是，小马是被指派担任此书责任编辑的，对战争生活也是一知半解。他虽是责任编辑，只是给书稿做了些文字修饰。按规定，这部书必须经过"三堂会审"，主任看过，社长看过，都署有"同意"的批示，为什么单单的只抓一个小编辑?
与此同时，沈阳军区也接到总政逮人的指令，由军区的副政委带上保卫部长，半夜赶到64军驻地本溪抓捕张正隆。逮捕令是副政委宣布的，由64军收押监护。
我在文革中看过造反派抓"叛徒"，抓的是我们军区的三位领导人，他们都是中将衔、大区职，宣布逮捕令是保卫部造反的副部长。这回抓的张正隆，职务是团的报道员，小马是编辑，这样的级别只是军队的芝麻官，即使《雪白血红》被定为政治事故，按常规至多也是个人民内部矛盾，为什么要用相当高级别的领导人出面捕人?难道抓的是钦犯?再说，书稿由出版社策划，经由总政宣传部审过稿的提要批准的，论责任谁的责任更大?
一本书竟引发高层如此声势的闹剧。
全军准备声讨《雪白血红》,国际舆论蜂起,总政只好息鼓放人
总政治部主任杨白冰挟持兄长杨尚昆的余威，以文问罪，加大了对这部书的讨伐声势，急令全军上上下下都要批判《雪白血红》的"反动性"。
这可忙坏了大区的各级领导。济南军区的政委正在青岛警备区检查工作，得知要批《雪白血红》，跑遍全城的书店，怎么也买不到。他急不可待宣布说，谁转让他一本，愿出300元的代价。
武汉军区请示总政，说市面已没有此书出售，望能批准自己印刷发给部队。
南京军区报来印数需5万册，干部人手一册，连队一个班一册。
北京军区认为这是在扩大放毒，批判最好限于中高级干部中进行……
总政不知所从，转而电传全军，通报张正隆的人品，说他当红卫兵后，在公社殴打数名干部,有致伤致残的恶行——让人们知道张正隆是"混进军队的坏人"。
就在军委领导制造这一全军恐怖事件的同时，国外媒体高度关注，纷纷发表报道和评论，无一例外，都为张正隆助阵鸣冤。
军委领导们悟到国际舆论的不利，不得不作出改弦更张的决定。总政主任杨白冰在西直门总政招待所召开的政工会议上，借机宣布："《雪白血红》一书有严重政治错误，但我们还是准备解除对作者张正隆、编辑马成翼的监禁。"
杨白冰点着在座的64军政委说："我们把张正隆放了，你们64军不要对他有任何歧视。"
这位政委会后愤然对我们说："安排张正隆写书，是沈阳军区决定的，抓张正隆是你们总政下达的命令，放人也是你们说的，我们有什么歧视不歧视的?"
抓人放人都由领导人出示口谕，无需法律程序，马成翼关了23天，张正隆关了一个月。
释放后，张正隆对他遭受的无情整治没有怨天尤人，仍保持了刻苦的创作作风，拼尽全力写罗荣恒、韩先楚等人的传记。他在政治上"成熟"了，在军事文学的道路上，懂得绕开雷区前行。
 |
| 林彪 |
长春和广岛，死亡人数大致相等。
广岛用九秒钟。
长春是五个月。
百姓夹在中间
长春是在沦陷期间膨胀起来的城市。
"九·一八"后，日本集中国内一批一流专家，采用欧美式建设理论，到长春进行规划设计。绿化系统，既吸收了霍德华的田园城市理论，又注意到整体环境。
新区采用分流制的排水系统，以保持公园绿地流水清洁，利用天然沟渠造成借助于地形的绿化带。主要干道采用电力、电讯、照明线路地下化，新住宅区设置电力路线走廊。为适应三十年代城市交通方式，采用平面环状交叉，设计了许多圆形广场。
人口也由"九·一八"前的十五万，剧增到"八·一五"前的七十万左右。其中日本人为十四万。
长春围困战前，居民为五十万左右。
五个月的围困，全城七百余万平方米建筑，230万平方米被破坏。一切木质结构部分，大到房架，小到交通标志牌，乃至沥青路面，或用于修筑工事，或充作燃料，而一切可以当做食物的东西，如树皮、树叶之类，都被尽情地送入口中，化作维系呼吸运动的热量。
战后长春只剩下十七万人。
一是存有幻想，二是顾及军心士气面子，围困之处，国民党不准百姓离城。尚传道提出"人人种地，日日练兵"，号召军民同舟共济，保卫长春。郑洞国讲台湾正在训练大批美械新军，即将开赴东北大举反攻，只要守住半年左右，大局能扭转。
幻想成为幻想，口号只是口号。即便人手一把锄头，掘去沥青的马路能长庄稼，也得等到秋后才能吃到嘴里，而存粮只能吃到七月底。五十万张嘴，成了国民党的沉重负担。
七月下旬，蒋介石致电郑洞国，从八月一日起，疏散长春哨卡内人口，只准出卡，不准再进。
共产党早已森严壁垒。六月二十八日，一兵团政委萧华在围城政工会议上说∶
敌人疏散人口的方法，可能有以下几种∶一、强迫逼出，二、组织群众向我请愿，三、搞抬价政策，收买存粮，逼得群众无法生活不能不外逃，四、出击护送群众出境。因次我对长春外出人员一律阻止，但不能打骂群众，纵有个别快饿死者须要处理时，也要由团负责，但不应为一般部队执行，更不能成为围城部队的思想。(30)。
八月十七日，一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唐天际，在围城部队高干会议上的报告中说∶
在围城时期，基本上还是执行围困封锁，禁止人民与长春市之来往，禁止与长春之贸易关系。但在我警戒线附近，因蒋匪之抢掠驱逐与强制疏散而奄奄待毙之饥民很多，死亡率很大。这些人已经不可能回到长春市内增加敌人之负担，故我们还是必须加以救济。这对我们的政治影响及部队的影响是很大的。
关于放出与救济这些难民有以下几个原则∶甲、难民已进入警戒线内及警戒线外附近之地区，或我军攻占之地区，对是饥饿死亡很严重者，放出或予以就地救济，至于城内及敌乘隙新疏散出来之难民则暂不能救济，待调查之后听候处理，对于尚存有粮食，或将存粮出卖者不予放出。
乙、不是大批号召及整批自流的放出，而是在部分地区(即指定一定的放行之道路)采取部分的放行，故可先派工作人员进入难民地区进行调查，将真正的难民予以组织，告以放行之时间地点，并予以证明，每一期预计放行之数目要先期报告，以便准备救济。
丙、在放出之难民中，工人与学生可以吸收者经难民处理委员会转至适当地点收容，但不是号召城内工人学生都出来。对于真正有特殊技术之人才，可以号召争取其出来，亦送委员会。(31)。
九月九日，"林罗刘谭"在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说∶
我之对策主要禁止通行，第一线上五十米设一哨兵，并有铁丝网壕沟，严密结合部，消灭间隙，不让难民出来，出来者劝阻回去。此法初期有效，但后来饥饿情况愈来愈严重，饥民变乘夜或与白昼大批蜂拥而出，经我赶回后，群集于敌我警戒线之中间地带，由此饿毙者甚多，仅城东八里堡一带，死亡即约两千。八月处经我部分放出，三天内共收两万余，但城内难民，立即又被疏散出数万，这一真空地带又被塞满。此时市内高粱价由七百万跌为五百万，经再度封锁又回涨，很快升至一千万。故在封锁斗争中，必须采取基本禁止出入，已经出来者可酌量分批陆续放出，但不可作一次与大量放出，使敌不能于短期内达成迅速疏散。如全不放出，则饿死者太多，影响亦不好。
(二)不让饥民出城，已经出来者要堵回去，这对饥民对部队战士，都是很费解释的。饥民们会对我表示不满，怨言特多说∶"八路见死不救"。他们成群跪在我哨兵面前央求放行，有的将婴儿小孩丢了就跑，有的持绳在我岗哨前上吊。战士见此惨状心肠顿软，有陪同饥民跪下一道哭的，说是"上级命令我也无法"。更有将难民偷放过去的。经纠正后，又发现了另一偏向，即打骂捆绑以致开枪射击难民，致引起死亡(打死打伤者尚无统计)。(32)。
白骨之城
"兵不血刃"的长春之战，把手无寸铁的老百姓推上第一线。
尚传道在回忆录中写道："根据人民政府进城後确实统计，由于国民党'杀民'政策饿、病而死的长春市民共达十二万人。"(33)10月24日，南京《中央日报》在一篇《长春国军防守经过》中写道："据最低的估计，长春四周匪军前线野地里，从六月末到十月初，四个月中，前後堆积男女老少尸骨不下十五万具。"
长春变成不折不扣的死城，饿俘之城，白骨之城!
天塌了
67岁的宋占林老人，离休前是长春市二道河子区城建局环卫科长。
老人说：
1948年春节前後，吉林和周围城镇有钱人都往长春跑，中农也跑，大车、爬犁络绎不绝。国民党宣传共产党"共产共妻"，"流血斗争"，都害怕。长春一下子就变挤了，住房紧张，煤柴紧张，谷草最贵，一斤谷草换几斤大豆。跑进城的难民都有马。那时粮食还不见紧张，大豆有的是，都用豆饼、大豆烧火做饭。我家也是，锅上锅下都是粮食。天化时就不大行了。先是把黄豆磨成面吃，不消化，胃受不了。难民杀马，烤马肉吃，像现在街上烤羊肉串儿似的。最先饿死的不少是难民，和进城谋生计的手艺人。
我就这二道河子生人。父母，弟兄四人，四个妯娌，三个孩子。
我们兄弟身强力壮，我和大哥是木匠，二哥是铜匠，在贫民区中算中上等人家。就这样，13口之家也死了4口：父亲叫流弹打死了，孩子全饿死了。
朝阳区东朝阳路9居民委员会主任李素娥老人说：
那时，我家住在老虎公园(今动植物园)北门。一家8口，父母和6个孩子，我是老大，那年16岁。父亲在南岭运动场画跑道圈，原来就病厌厌的，最先饿倒的，接著是大弟弟。男人不经折腾，女人抗劲儿。我们家全靠我折腾了。爹妈常说：是素娥救了一家人哪!
我们7月中旬断粮，吃野菜、树皮。先扒榆树皮，扒掉老皮要里面那层嫩的，粘粘乎乎挺好吃，後来甚麽树都扒，老皮也吃。长春树多，夏天马路上不见阳光，都是荫凉。都扒光了，白花花的，我有个二姨叔叔，在"60熊"一个特务连做饭。伪满时，爹妈卖只200多斤渚，给他娶的媳妇。妈说：3年大旱饿不死厨子，你去看看能帮点不。进屋就见锅里煮著大米饭，二婶拿锅盖就盖上了。二叔说：你吃一碗吧。我恨不能把头都拱进锅里，一想到爹妈和弟妹，就说给两碗我拿家去吧。二婶脸不是脸，鼻子不是鼻子，说我们今晚就揭不开锅了，还给你拿家去?我妈哭著说：这年头没亲戚啦!
我家房后有块地，头年种点谷子，吃了些，装了三枕头。藏着掖著，寻思不到快饿死时不能动。邻居有两个姑娘和国民党不正经，不知怎麽叫她们知道了，来几个"60熊"，硬给抢走了。一家人哭啊。爹说：这是命，遇上小人了!
说到头，还是空投大米救的命。
得拿命换。
老虎公园是个空投点，飞机一来就掉粮袋。尽是大米，南方大米，东北人叫"线米"，飞机一响，国民党就戒严。看不住。老百姓早准备好了，哪儿都藏人，空投也不都那麽准，老百姓抢，国民党就开枪。开枪也抢，用小刀划开袋子，搂些就跑。有的见到粮食就往嘴里抓，甚麽部不顾了，也忘了，枪打刀扎，就那麽抱著粮袋不放，枪打死的，人踩死的，每天都有，我们家人祖祖辈辈都胆小，可人到了那汾上也就没甚麽胆小胆大的了。妈甚麽也舍不得吃，总让我吃个半饱，说你是咱家顶梁柱呀。我哪吃得下呀?走路打晃，动一动就冒虚汗，可一看粮袋掉下来，劲就来了。白花花的大米捞在手里，那是全家人的命呀!
有个姓刘的钴娘，比我大一岁，叫粮袋砸死了。离我不到10米远，砸得扁扁乎乎的。
朝阳区义和路居民张淑琴老人说：
一天，我坐在炕上哄孩子，喀嚓一声，一袋粮食掉下来。还没明白怎麽回事儿，吵儿巴火进来几个国民党，都是新7军的。魂儿都吓飞了，没听见他们问甚麽。翻一大阵子，粮袋砸穿房盖掉在天棚上了，正在我们娘们孩子头顶上。是炒黄豆。他们就骂，说吃黄豆拉稀肠子都快拉出来了，大老远的还送这破玩艺儿，嘴里这麽骂，那眼睛瞪得"大眼贼"似的，掉进墙里的也抠出来。
国民党有搜粮队，一斤半斤也拿走。我们家来过一次，翻得碗朝天，瓢朝地，用铁钉子往地下捅。
有天来个兵，翻出几个大饼子。我哪能撕巴过他呀，就说：你看看我那孩子吧，小猫小狗也给留条小命吧!他还有点良心，给留下两个。
那年我25岁，3个孩子，大的6岁，小的1岁。唉，哪还叫孩子呀，猴啥样他们啥样。小女儿就那麽饿死了。吃奶孩子没听说有活过来的。再困个把月，就全完了。
李素娥：
拿命换点大米不敢吃，拿去换糠、麴子、酒糟甚麽的，让全家人糊口，抢大米不能拿面袋，得用筐，不显眼。后来筐也不行了，就穿个大布衫子，里面缝些兜。去市场卖大米也一样，一次叫几个"60熊"发现了，说我是"大米贩子"。就2斤大米。我抱住不放，在地上打滚。他们拽我去督察处，我不知道他们怎叫"60熊"，也不明白这"督察处"是干甚麽的。旁边人说：你就舍了吧，去督察处就没命了。一个同学见了，跑回去报信。爹妈来了，给他们磕头，一口一个"长官"，"老总"，说孩子小，不懂事，高抬贵手开开恩。有个兵是辽南人，我们老家也是辽南，听出是老乡，就说到他们家看看再说，5个弟妹一水水躺在炕上，有出气没进气样儿。没说甚麽，把那2斤大米拿走了。身上打得青一块、紫一块的，爹妈抱著我哭。
有一次卖大饼子，谷子、树皮和麴子做的。想卖点钱，最好是换点药，给爹和弟弟治病。吃点饭立刻就精神了，那算甚麽病呀?可人就是那麽怪。妈说，你上街还不叫人撕碎了呀!那时卖吃的，一个人卖，几个人看着。怕抢。不少卖大饼子的，把命都搭上了，我出门没走多远就让人抢了，边跑边吃。我追上个死人幌子样的人，他已经吃光了。我蹲在那儿哭，他傻乎乎地看著我，站那儿也不跑了。
现在这人认钱。假药，假种子，假化肥，甚麽都掺假，要钱不要良心。我们这荐人讲名声，讲信用，讲仁义，可他抢我大饼子，我抢国民党大米，就是没了礼义廉耻吗?弟妹们吃东西我都不大敢看，一看心里就痒痒，嗓子眼恨不能伸出个小巴掌。一些人是看见吃的，身不由己就上去抢了。
有人给我保媒。甚麽"保媒"，"结婚"的，就是换大饼子。和我大小的姑娘，不少都换了大饼子，换给郊区农民。孟家屯，就是现在第一汽车厂那儿，不管多大年纪，还是瞎子、瘸子，光棍都娶的小媳妇。我在电车公司工作时，几个师傅都是小媳妇。
东西不值钱，钱不值钱，金子不值钱，人不值钱，几个大饼子就领走一个大姑娘——就认吃的。
宋占林：
刚解放时我当街道干部，没少处理这类离婚案。结婚为口饭，有饭吃马上不干了。政府政策是能过就过，不能过不硬捏。长春药厂一个女的，有孩子了，非离婚不可，男的不干，丈母娘说几句不中听的，就把丈母娘杀了。
李素娥：
每天都饿死人。死在家里的不知道，路边越来越多。我在南关永安侨头卖大米，身后咕呼一声，一个老头就倒那儿了。灌口米汤就能活过来。有收尸队，一路捡，往车上扔，说"喂狗"。狗吃人，人吃狗，那狗才肥呢。
宋占林：
死人最多的洪熙街和二道河子。洪熙街甚麽样子没见到，二道河子十室九空。
开头还弄口棺材，接著是大柜、炕席甚麽的，後来就那麽往外拖。也没人帮忙了。都死，谁帮谁?拖不动了，就算到地方了。有人拖不动了，坐那儿就动不了了，也死那儿了，最後也没人拖了。炕上，地下，门口，路边，都是。有的白花花剩副骨架，有的正烂著，刚死的还像个好人。大夏天，那绿豆蝇呀，那蛆呀，那味儿呀。後来听城外人说，一刮风，10里、8里外都薰得头痛。
我们家附近没一家不死人的。同院的王青山，5口剩1口。西边何东山，也是5口剩1口。前院一个姓曾的木匠，7口人剩个老伴。"杨小个子"一家6口，剩个媳妇。后边一家"老毯儿"(东北称闯关东的河北人为"老毯儿")，6口全死了。
旧历8月初，我临出哨卡走到现在胶合板厂那儿，想喝点水：一家门窗全开著，进去一看，10多口人全死了，炕上地下，横躺竖卧，炕上有的还枕著枕头，女的搂著孩子，像睡著了似的。墙上一只挂锺，还"嘀嘀嗒嗒"走着。
开头见死人掉眼泪，头皮发炸。后来也害怕，不是怕死人，是觉得自己早晚也是这条道。再往后见了打个唉声就过去了，再住後连个唉声也不打了，也不把死当回事儿了。
解放後，熟人见面就问：你家剩几口?就像现在问：你吃饭了吗?
解放後第一件事就是"救生埋死"，"救生"就是给活着的发粮食，"埋死"就是埋死人。我参加"埋死"了。干一天给5斤高粱米，干了个把月。全城都干，全民大搞卫生运动，不然发生瘟疫更了不得。挖个大坑，把钢轨甚麽的架上，尸体放在上面烧。大部分是埋的。有的集中一起挖个大坑埋，有的随处挖坑就埋了。前院姓曾的一家都烂炕上了，拿不成个了，唉，别说了。第二年看吧，凡埋死人的地方都不长草，那地太"肥"了。
吉林省军区原参谋长刘悌，当时是独8师1团参谋长。
老人说：
独8师当时就在二道河子执行围困任务。通信员说有个老太大，把饿死的老头的大腿煮吃了，吃了也死了。团长吴子玉是个老军，说哪能有这种事。通信员说，不信我领你去看看。进去一看，锅里还剩条大腿。团长回来跟我说，那天都没吃饭。
宋占林：
我出哨卡前，看到路边一个人两条大腿都剔光了。早就听说有吃人肉的，还不大信。那肉是刀剔的，不是狗啃的。那时早见不到狗了。
1955年，我当区机关党委书记时，有个挺好的党员发展对象，向党交心，说他那时吃过人肉。那还能入党吗?
最叫人揪心的是孩子，不少人都把孩子扔了，扔到马路边上，希望有钱人能抱走捡条命。现在的东盛小学，当年就是学校，二道河子这片那儿最多。大都是5岁上下，有的拉拉巴巴刚会走，张著小手"妈呀"、"妈呀"叫，爬到马路上的，爬进学校的，那个小样呀!叫不动了，就歪在那里，慢慢就死了，活着的还在那儿爬，哑着嗓子叫"妈"。人们都不敢往那儿去。每天都有送的，听说真有叫人抱走的。
张淑琴：
我在吉林大路那儿见过，披个小被，在那儿哭得泥人儿似的：看一眼赶紧跑，自己孩子都饿死了，抱回来不也是个死吗?
65岁的于连润老人，退休前是朝阳区孔雀理发社工人。
老人说：
二道路那儿扔些小孩，一场大雨全淋死了，小肚子灌得鼓鼓的。
唉，别说这个了，一说这个就想起我那死去的孩子。真作孽呀!
我那时候就理发，饿得那样，也有人理发。甚麽人那时候还能想着理发呢?
有钱人到甚麽时候都有钱，饿死的都是穷人。
张淑琴：
新7军的官太太穿旗袍，抹口杠，坐人力车，後边跟好几个护兵，有的军官挎两个太太压马路。人和人不一样。
永春路的"老藏生"食品店一直营业。你想想，那掌柜的会是甚麽人物?
李素娥：
南关永安桥头有家炸大果子的，那个香呀，一走到那儿就拔不动脚了。不要钱，用金银首饰甚麽的换，那财发的呀!吃的都是当官的和有钱人，也没见有人抢。一般人就是有油有面，你炸个试试?
宋占林：
逃进城的地主富农也饿不死，他们组织保安队，老百姓叫"胡子队"。国民党不发粮饷，吃穿全靠抢。抢还有名堂，今天这个"捐"，明天那个"税"，可把地皮刮完了
于连润：
那时咱就寻思呀，你国民党和共产党有仇，咱老百姓招谁惹谁了，要遭这种大难?可寻思这个有甚麽用，谁把咱草民百姓的命当命了?
10月15日，郑洞国的晚饭是四某一汤。
箫传道说："没听说有饿死士兵的事。"(34)。
"不给敌人一粒粮食一根草，把长春蒋军困死在城里!"
困死的都是百姓。
真空地带
伪满时期，日本人在城边修了条环城公路，老百姓叫"圈道"。
围城期间，这条圈道成了国共两党之间的真空地带，老百姓叫"卡空"。
国民党往外赶，共产党往回堵，老百姓大都是夹在"卡空"里饿死的。
高秀成老人的夫人谭文妹，当时是长春大学(现吉林大学)法律系学生。
老人说：
长大早就停课了，门窗都没了，桌椅砸坏了。学生分两派，辩论，写大字报，像"文化大革命"似的。国民党特务动辄抓走进步学生，有的抓走就没影了。我哪派也没参加，像"文化大革命"中的逍遥派。
我是6月份出城，比较早。那时国民党还不让出城，老百姓大都未想到往外跑：我哥哥明着是国民党长春市专员，实际是咱们的地下党，当时我不知道。後来想，他大概知道围城不是短时期的，所以让我们趁早走。
天没亮，就和姐姐、姐夫一家动身了。姐夫是市立医院(今第二军医大学)内科医生。同行的还有几个医生，都带著家属、孩子。约定在二道河子街头集合，会齐了就走。我领著姐姐的大孩子，姐姐抱小的，姐夫背著东西。我甚麽也不明白，挺害怕，又觉得挺神秘的。
国民党卡子好像没怎麽盘问，共产党那边有人接，都是我哥联系的，不敢走大路，就在草棵子里趟。草棵子里有不少死人，把我吓的呀，心"嘣嘣"直跳。
朝阳区武装部政委钱富永说：
外逃主要是三个口子：东边二道河子，出去奔吉林;西边洪熙街，奔公主岭、沈阳;再就是北边的宋家洼子。我们家是从洪熙街附近出去的，西红柿刚有点红的时候，夜里，黑黑的，从草棵子里爬过去的。那时还不大严。
宋占林：
我跑了三次，第一次是7月，出二道河子5里路到靠山屯，天亮了，叫儿童团发现了。一看就明白是从城里跑出来的。10多个小孩，管我要路条，没有就让回去，可认真了。第二次想从卡子边上溜过去，又给抓住了，不打不骂，反正怎麽商量也得回去。光有路条也不行，还得有老婆孩子。两次都带著老伴和孩子，若是我一个人非扣住不可。
开头出不去还能回来。後来国民党准出不准进，出不去就只有夹在"卡空"里等死了。
那也跑。豁出去了。怎麽也是个死，往外跑还能有点指望。
我们家是分四批走的。弟弟和弟媳第一批，我第二，二哥和母亲第三，母亲走时大哥还在家守著。哥四个各奔它乡。我和老伴在"卡空"里呆3天出去了。
于连润：
我们家在"卡空"呆10多天才出去。
临走买辆推车，把点破烂装上。把点黄豆、糠、麴子都做成大饼子，带上。头道卡子是国民党，挨个搜，不要钱要东西，贵重东西和吃的。人家有经验，再装，有钱人也能瞅出来。看我那样儿，翻几下一挥手让走了。有钱的不行，不拿出好东西不让过。
"卡空"里那人哪，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坐著的，躺著的，也分不清是死是活。瞅著那样儿，脚下就有点软了。咬咬牙，硬看头皮，还是闯。
"卡空"里"胡子"多，抢吃的。一口井他们霸着，怕老百姓给喝光了。庄稼地也霸著，谁也不准进，白天晚上打枪。我有个侄女婿不听邪，也是饿急眼了，晚上想弄点毛豆，去了再没回来，人们撸树叶子吃，成牲口了，树没皮没叶，草剩个杆，有的地方杆也不多了。嘴都吃绿了，人都吃绿了。
一家，一堆，挤挤匝匝的。有的偎在破房茬子里，大部在露尺地呆著，锅呀，盆呀，车子，被子，活人，死人，到处都是。8月，正是最热的时候，日头那个毒呀。突然下起大雨，活的淋得像塌窝鸡崽子，死的泡得白白胖件，就那麽放著烂著，骨头白花花的，有的还枕个枕头，骨架子一点儿不乱。
人饿了，开头脚没根，浑身直突突，冒虚汗。饿过劲了就不觉饿了，最晕乎乎，飘飘悠悠，像腾云驾雾似的，不觉得难受了，也不怎麽想吃甚麽了。可一看到能吃的东西，立刻就想吃，就想抢，不少死人身边都光溜溜的，一根草都没有，能说话时，一声又一声听不出个个数，一声声都像是"饿呀"、"饿呀"。没声了，眼睛有时还睁著，望天望地，半天不眨一下，甚麽表情也没有。慢慢地，眼睛再也不睁了，还喘气儿，像睡著了，这就快了。快了也能挺个一天两天的，人命可大了，像灯油不熬乾不死。有的瞅著还像笑模悠悠的，更吓人。
赶上毒日头，那人一天功夫就发起来了。脑袋有斗大，屁股像小鼓似的，眼瞅著发，先绿後黑。一会儿"啪"的一声，又闷又响，肚子爆了。白天晚上都响，夜静听得最清。这一声，那一声，有的就在身边响，鼻子早就闻不出甚麽了，可那一声响过后还是受不了，没闻过的想像不出那味儿。
在"卡空"里熬过10天的人不多。老天爷照应，那几个大饼子过卡子没翻去，"胡子"也没抢去。不能让谁看见，天黑时偷偷掰点吃：这麽对付有10天，又吃两天草和树叶子。渴了喝雨水，用锅碗瓢盆接的。这些喝光了，就喝死人脑瓜壳里的，都是蛆。
就这麽熬着，盼着，盼开卡子放人。就那麽几步远，就那麽瞅着，等人家一句话放生，卡子上天天宣传，说谁有枪就放谁出去。真有有枪的，真放，交上去就放人。每天都有，都是有钱人，往城里买了准备好的，都是手枪。咱不知道，就是知道，哪有钱买呀!
张淑琴：
伐们在卡子前排队，推车一个接一个，八路在队伍两边来回走。
边走边说：谁有怆、于弹、照相机，交出夹就开路条出卡子，老百姓吵吵嚷嚷的，说甚麽的都有——那些话呀，说不得……
平时在"卡空"里都不吱声：两边便衣挺多，还有"胡子"。那时那人都老实，怎麽摆弄怎麽是，像小猫似的。也是饿的没精神，不想说了。
我们家是9月16号那天走的，往"卡空"里一宿就出去了。是托了我老伴的福。他是市立医院X光医生，那边缺医生，讲明白就让过去了，挺痛快，不知道有这条，不然早走了。
宋占林：
我运气也挺好。在"卡空"里呆两天，碰上个小时候在一起撒尿和泥玩的伙伴，小名叫"来顺"，姓王，前街的：他当八路了在卡哨上，挎个木头匣子枪进来侦察。他问我他家人怎样了，我说全没了。他蹲那儿就哭，呜呜的。哭一阵子，我说你看我和你嫂子怎麽办哪?他抽抽嗒嗒地说有命令，你们这片不放，明天放"马车地号"的，你跟他们走。"马车地号"都是赶车拉脚的人，叫这麽个名字。若不碰上他，八成没今天了。
于连润：
我是一没熟人，二哪也不缺个剃头匠，甚麽门也没有，只有硬挺干熬。一块儿来的不少都完蛋了，我也快不行了，就准备让人听个响臭块地了，发了个救命的"难民证"(35)。这个谢天谢地呀，出去没几天又回来了——长春解放了。
出哨卡就有吃的，稀粥，面不面，楂子不楂子，一人一大碗。不能吃干的，胃受不了，有人喝光了还要，不给就抢，撑死了。
李素娥：
我有个舅舅，还有个姨姨和姨丈，都是出卡子後撑死的。
我们家也准备出去了，推车甚麽的都准备好了，第二天天刚亮，爹说素娥你快起来，这枪口怎麽都对上咱们了?我一看，可不是怎麽的，我说国民党要杀人了，爹说：不对，有变。后来才知道，"60熊"起义了。
八路进城就发粮，大车呼呼朝城里运。我去扛回40斤。别看走路都打晃，再给40斤也能扛回来。饭做好了，妈还舍不得吃，我说这日子过去了，共产党来了就好了，妈捧著饭碗，眼泪劈里啪啦往下掉，说：老天爷呀，可算活过来啦!
1987年，美国得克萨期州一所保健学院的教授，对43万2千人的死亡时刻进行数理统计，发现死亡率最高的时刻，为每天凌昊4时至7时。
对于广岛，死亡率最高的时刻，无疑是1945年8月6日。
对于血城四平，死亡率最高的时刻，是1947年7月14日至26日。
对于死城长春，死亡率最高的时刻，是1948年5月至10月。
一座城市，因战争而后活饿死这麽多人，古今中外，绝无仅有!
历史如是说
当战争以铁与火与血的方式，在四平，在锦州，在辽西吼啸、扑打时，从绿春到金秋，长春150个黎明和黄昏静静悄悄。
于是，关于这场围困战的文章，几乎都写著"兵不血刃"四个字，当暂52师师长李嵩弟弟的妻子被送进城去，接著又送去失散的孩子，阖家团圆时，草民百姓开始家破人亡，一个个婴儿被扔到街头号泣，当60军副官处长张维鹏等人的妻子儿女，被优待送出哨卡，并在沿途受到关照时，没有枪和照相机的芸芸众生伴著垒垒白骨，成群结队地跪在哨卡前，苦苦哀求放生救命。
这就是："兵不血刃"!
孙子说："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不战而屈10万守军，实骂"善之善者也"。可对于草民百姓的遍地饿俘和白骨呢?瞬间的屠杀与慢慢地饿毙，其间有残忍与人道之分吗?
血肉横飞也好，兵不血刃也好，任何形式的死对於生命本身都是相同的，而同是生命的消亡，唐山大地震，南京大屠杀，长春围困战，自然界的灾难与人类的杀戮，侵略者的屠刀与骨肉同胞的相残，是一样的吗?
那住挎支木头匣子枪的围城的"来顺"，一家人不也就剩他一个了吗?
流血的政治演化成这种不流血的政治，那就是最残酷、最野蛮的战争了!
长春一些老人说：打记事起，我们这疙瘩就没得好过。"小鼻子"欺负咱，"大鼻子"糟害咱，"小鼻子"才狠呢，"大鼻子"才坏呢，好歹把这些畜牲盼走了，折腾得更厉害!外国人不把咱中国人当人，中国人怎麽也不把咱老百姓当人呢?
当年参加围城的一些老人说：在外边就听说城里饿死多少人，还不觉怎麽的。从死人堆里爬出多少回了，见多了，心肠硬了，不在乎了。(有的老人说：那时候那人好像已经不知道甚麽叫"惊讶"了。)可进城一看那样子就震惊了，不少人就流泪了。很多干部战士说：咱们是为穷人打天下的，饿死这麽多人有几个富人?有国民党吗?不都是穷人吗?
没参加围城的部队，看到出来的难民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也这麽说，这麽想。
围城初期，有人在围城政工会上讲："要将老百姓的饥饿贫困的罪过归到敌军及敌政府身上，扩大他们与群众的矛盾，孤立敌人。"(36)。
後来的回忆录，对此或避而不谈，或一笔带过："当然，长时间围城，也给城市人民带来一些苦难，"(37)。
有人说：活活饿死那麽多人，太"那个"了，不好说呀!
如今一个人质，会把首相、总理、总统折腾得寝食不安，使出浑身解数，通过各种途径进行斡旋，解救。这充份显示了一个民族和人类的人道、人权、尊严、价值和文明进步的自主意识。当此稿正修改到这里时，被困在阿拉斯加海冰区的三条倒霉的灰鲸，成了人类的宠儿：世界上最大的"星系C5型"军用飞机被调往那里，一条大型破冰船为它们开出条8公里长的水道，两架"天鹤"式直升飞机整天在上空盘旋，花费达数百万美元。其实，这种从1946年起受保护的灰鲸，由于数量骤增，10年前已经允许适量捕杀了。
若说讲这些太远了，电影《莫斯科保卫战》中有个镜头挺近的：当一座城市(名字记不得了)被德军包围，红军准备血战到底时，指挥员命令老人和妇女、儿童：为了俄罗斯，你们立即出城向敌人投降!
在"兵不血刃"的长春，谁应对无辜百姓的垒垒白骨负罪呢?
历史说：这是战争。战争就是人杀人，人吃人。为达目的，战争是不择手段，不顾一切的。
历史说：只要是战争，平民百姓遭难就是难免的，眼睁睁活活饿死这麽多人是太"那个"了，从这种耸人听闻的残酷、野蛮行径中，正可以了解和透视中国历史和这场战争的渊源、特色。
历史说：归根结底，是谁发动了这场内战，他们为甚麽能够发动起这场内战，中国的老百姓为甚麽只能像羔羊一样束手待毙?
历史还问：如果再发生一场内战，谁敢保证中国不会出现长春第二?
辽沈战役前，战争中军民比例是二兵一夫。
辽沈战役期间，直接用于支援前线的民工达160万人，一兵二夫，锦州战事正烈，廖耀湘兵团攻占彰武，将後方补给线切断，前方粮草。弹药和被装供应不上，特别是油料短缺，汽车大部停驶，辽西和热河人民，人背马驮驼驼运，将油料送到前线，又从奈曼旗到北票，日夜抢修出一条700多里的公路，基本保证了前线供应：黑山阻击战中，民工修工事，运弹药，背伤员，送饭菜。一座不到万人小县城，出动130万个工日。
3年内战中，有多少民工倒在黑土地上?
仅一场黑山阻击战，就倒下400多人。
冬季攻势和四保临江、三下江南，雪白，血红。最刺眼的，就是一具具穿黑棉袄的遗体。
推著车，挑著担，抬著担架的人民，直接投入战争，一直走到天津城下。
送走了儿子、丈夫和父亲的父母、妻子和儿女们，再用扶犁握锄的粗糙的手，支援这场战争。
长春则是50万人民支援城外的10万部队——但他们不是"夫"。
他们没有枪，算不得战士，但是，被逼进死地，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他们，抢空投大米，发动粮食战，以人的强烈的求生欲望，"配合"城外，苦苦地进行著一场无形的封锁与围困。城里多张嘴，国民党就多一份压力。城里添具白骨，就多一颗射向国民党军心土气的子弹。洞箫，残月，家乡小调，城外四面楚歌。城内，街头风雨中号泣、倒毙的孩子，烈日下和静夜中"蓬啪"炸裂的尸体，就是炸响在国民党心头的软性原子弹。
没有长春的垒垒白骨，有这座名城的"兵不血刃"吗?
蒋介石的前妻毛福梅，是被日军飞机炸死的。
共和国的旗帜上，染着毛泽东六位亲人的血。
倒在这场内战中的无辜百姓呢?长春这座死城的饿俘和白骨呢?
他们是泰山?是鸿毛?还是像那满山遍野的小草甚麽的?
那些三代横尸炕上地下，门口街头，断了香烟的家庭。那些还未来得及看清这个世界是个甚麽模样，就被扔到街头的孩子。那些用青春换了大饼子的姑娘。那些被血一样的高梁米粥撑死的人。那些吃人肉死掉了，或是不能入党的人。被战争夹在中间，呼天不应，叫地不灵的草民，不才是最大的受难者和牺牲品吗?
做为人来到这个世界上，他们的人格、尊严和感情，难道不应该同样地受到珍视和尊重吗?
美国人在华盛顿修了那麽多纪念睥，其中有座"越南战争纪念碑"，冷冰冰的黑色大理石上，密密麻麻地刻著那麽多姓名。那仅仅是在告诫人们，不要忘记在那场一无所获，也与美国百姓毫无相关的战争中，倒在遥远的南亚丛林中的美国军人吗?
(美国人的噩梦是"越战"，中国人的噩梦是"文革"——早有人吵吵要建立一座"文革"博物馆，不知道能不能和同时才能建起来。)我们曾在黑土地上建了那麽多纪念碑，碑文写了砸，砸了再写。
在双城，在帽儿山，在牝牛屯，在许多与"东总"有关的地方，都曾筹建各种各样的纪念碑和纪念馆。有的地基打好了，有的文物收集得差不多了，有的已经快开馆了，那个最大的"文物"256号三叉戟一声响，一切都消声匿迹了。
死城的累累白骨，应该避而不谈，或是一笔带过吗?
为了这种亘古未有的惨绝人寰的悲剧，不再在我们的黑土地、黄土地和红土地上重演。为了中国普通老百姓的权利、人格、尊严和价值，不再被漠视、践踏。为了今天和明天的"小太阳"，能够永远在和平的阳光下生活。一句话，为了像今天唱的那样，"让世界充满爱"，我们是不是应该在这片黑土地的白骨之上，建一座碑?
那碑文是现成的。
注释
⑴《阵中日记》，773页。
⑵长春市地方史志编篡委良会(1987年〕，《长春党史资料)第1辑，11良：⑶⑷⑸⑹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吉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吉林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73、75、77页。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年)。
⑺同⑵，13页。
⑻《箫劲光回忆录)，391页。
⑼《从战犯到公民——原国民党将领改造生活的回忆》，175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
⑽《辽沈战役亲历记》，302页。
⑾⑿同⑽，299、300页。
⒀50军"长春起义"编写组(1985年)：《长春起义》，83页。
⒁⒂⒃⒄同⑽，303、304页。
⒅⒆⒇党德信、杨玉文主编：《抗日战争国民党阵亡将领录》，137、138、133页。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
(21)同⑼，23页。
(22)同⒅，135页。
(23)(24)(苏〕A·M·萨姆索诺夫著：(200天大血战》，590页。军事译文出版社。(1985年)。
(25)同⒀，244页，(26)同⑽，608页。
(27)(28)同⒀，153、229页。
(29)有的资料说是40万，有的说是60万。
(30)(31)同⑵，89、90、99、100页。
(32)《沈阳军区历史资料选编》，15O、151页，(33)(34)同⑽，403、404页。
(35)这个"难民证"，老人保存至今。
正面为：
难民证
兹有自长春逃出难民于连润等4人，经审查後，准于分散谋生，沿途岗哨查
验放行为要。
年龄40性别男
住址长春二马路8号职业商
分散地点苑家屯县区村
自17起
行程9月日
至20止
发粮黄豆4斤
长春难民处理委员会发(此处盖有"长春难民处理委员会"公章)
民国三十七年9月1日
背面为:
难民纪津
1.在指定时间内，到达指定地点。
2.到指定地点後，向当地政府报告，并服从管理。
3.不得造谣生事及一切破坏行为，违者缴销难民证，并予以处罚。
4.沿途不得偷窃食物，如包米土豆等，及一切扰乱社会秩序行为。
(36)同⑵，92页。
(37)1987年第1、2期《党史资料研究》，26页。
《雪白血红》作者、军旅作家张正隆蒙难记
转自新浪"一人一博"博客
1989年8月，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了张正隆撰写的长篇报告文学《雪白血红》。该书颂扬了我军在东北解放战争中从弱到强的巨大胜利，由于真实地表现了指挥这场战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司令员林彪，在军内外以及部分领导人中引起轩然大波。
我作为这一事件的当事人和知情人，如实地把这场鲜为人知的"大波"记录下来，留给历史并供公众评说。
年轻人勇闯禁区写林彪
1988年初夏的一天，沈阳军区的作者张正隆来京找我，说："总政批准撰写解放战争回忆录的长卷，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沈阳军区分工撰写辽沈战役，军区文化部研究决定，让我来担负这一写作任务。"
两年前，解放军出版社要我写林彪传遭到封杀，冤情未了，现在又来了个牛犊闯禁区。我知道，这是解放军出版社另出的新招，以为只写军事斗争,远离政治事件就不会引火烧身。我对张正隆说："有冠冕堂皇的官方出面，您的采访绝对通行无阻，不需要来找我。"
张说："是我们部长的主意，说你能打通关节。"
沈阳军区文化部部长是我的老战友，他知道我采写林彪传受挫，手中肯定有不少知情人的线索。可我心底生疑，沈阳军区有的是经历过战争的文化人，革命战争的征文都参加过，笔下功夫也深厚，他们上马岂不是轻车熟路?为什么偏偏选个没闻过火药味的张正隆，解放战争他才几岁？对战争、战乱能有多少感受?
我和老战友部长通了话，问他，写战史为什么不用"老枪"?部长解释说，我挨家挨户去求过，没人愿意出山，都有后怕。张正隆有红卫兵的冲劲，不识忌讳，更不会心有余悸地瞻前顾后。部长要我相信，这支"新枪"保证能完成军区给他的任务。
经验告诉我，经历过战争的作者，能最真实最充分地展现战场的血与火。文革开始，这批"老枪"被推到第一线参加批判"十七年的文艺黑线"，横扫舞台上的资封修，十年文革结束，又反过来批判他们的极左，好多人已心灰意冷，坚决表示搁笔洗手。
我理解部长的苦衷。我告诉张正隆，只要你敢往前冲，我会全力支持你，我来安排你在北京的采访活动。
我带张正隆走访老军们
从这天开始，我带张正隆访问了参加过辽沈战役的老兵老将和林彪女儿林豆豆，还有一大帮林彪身边的工作人员和知情人。张正隆如鱼得水。经过几个月的采访，他满怀激情地对我说："刘老，我像进了一块没有开垦的处女地，再也不想出来了。"
我感动了，张正隆像一张白纸开始书写我军的历史，他没有偏见，又怀有激情，上了路肯定会得到收获。
我熟悉张正隆。1981年，我带一批军队作家走访东北边防，来到张正隆所在团，他的宣传股长引荐了他。我读了他一篇写红卫兵到部队经受磨砺的作品，文笔虽稚嫩，却有棱有角。我欣喜不已，决定把他带上和我们一起转悠，让他和军旅作家切磋。由此，我们建立了友谊。
张正隆怀有写东北解放战争的使命，全身心地投入，边走访边大量地读书。我给他推荐了麦克阿瑟、隆美尔的传记，他不满足，自己上书店买回一捆又一捆的书来给自己"十全大补"。采访没有录音器，全凭耳闻手记，晚上就整理笔记，有人说他一天工作15个小时。正是他没有战争阅历，什么都感到新鲜，什么都想打听，连只言片语都会刻进心碑。我看过他的笔记，他善于从生活中的细微末节去研究人，判断人。
艰苦的劳动，得到了丰收，有人说他是在用脚写作。他确实走了大半个中国，访谈200多人，挨冻、受饿、冷遇都经历过。最让他兴奋不已的是，走进了北京西山军委的档案馆，那里史料又全又多，他抄出了毛泽东和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在辽沈战役中你来我往的(不少是林毛相互争执的)全部绝密电报(报头上有++++)。构思《雪白血红》时，他几乎是用电报串成了全书的主轴。
我读了他的初稿，发现他文笔大为长进，语汇也生动，从当事人口中得到的情节和细节都得到真真切切的表述。一个未闻枪声的战士，像突然变成了一名老兵，全篇几乎挑剔不出多少败笔和漏洞。
特让我感动又吃惊的是，张正隆以他朴素的善恶感情，描绘了我们多年不敢触摸的战争中的人性与残酷。他那横冲直撞的走笔，打破了我们一直恪守的用阶级观点区分战争正义性和非正义性的戒律，对敌我双方反人性的做法，他都一视同仁地进行谴责。
他的初稿让我看得心都发紧了!更让人心惊肉跳的是，他花了大篇幅记叙了林彪指挥的"机智"、"果断"、"冷静"和"稳健"，和林独特的、像拿破仑一样痴迷战争的个性。他是调动了文学手段在真情地刻画，把一个顶天立地的统帅形象，活生生地展现在我们的眼前。
张正隆走南闯北地采访，看到整个社会十多年来批判林彪的余烬未消，连战争中林彪应有的战功都给以否定。特别是一些秉官方政治结论为天条的作家史家，充分利用了报刊这块"无产阶级的阵地",把林彪的形象涂抹上了一层厚厚的烟墨，说他刚进入东北战场就畏葸不前,当了个逃跑将军;打四平，毛泽东要他打成马德里，他不敢碰硬，不请示中央，私自下令撤退;打锦州有三次动摇，是政委罗荣桓严厉地批评了他,才被迫打的。……污水全泼在林彪身上。
胸怀正气的张正隆，在他的《雪白血红》的自序中愤怒地喊道："10亿人的泱泱大国,那么多作家、史学家在做什么?"，"一会吹捧"，"一会批判"，"变脸儿的史料可信吗"?"历史像个婊子，唯权势者可以弄它一下!"
我对张正隆钦佩又忧心，说："你的胆子太大了，就不怕有人找你算账么?"
"刘老吔"张正隆说"四野的干部战士一谈起他们的林总，没一个说他不好，有的说着说着就流泪了。我天天在受感动，能不记下吗?下笔的时候，我省了又省，删了又删，生怕给编辑部带来麻烦，才留下这些。"
我算了一下，写林彪的文字全书至少要占15%的篇幅，在这个还在清算林彪老账的共和国，书稿肯定要挨棒子胎死腹中。我警告他："你别以为改革开放了，政治关口是无论如何不会给你松动的。"
"我已经尽力了，再删再砍，就伤筋动骨了，编辑部怎么处理，是他们的事了。"
我熟知总政的文宣部门，我叫他们是"文艺战线上的公安部"，他们中的老左就像狙击手，只要有人站出来吆喝一声是"反动的"，一本书就会灰飞烟灭。
两年前，军内某作家送来他精心构思的短篇小说，故事发生在"对越自卫还击战"时期，连队俘获了一名重伤的越南女兵，女兵不吃不喝，又拒绝治疗，宁死不屈，连长要处决，卫生员保住了她，回撤时，背着她行军，一路上呵护她如对自己的战友，女兵感动了，渐渐地生发出朦胧的爱。一天，卫生员醒过来，发现女兵死了，是被人用绳子勒死的，卫生员的感情像决堤一样崩溃了，他对空鸣了三枪奠祀。之后,遭到逮捕……
这篇仅6000字的作品，在编辑部传阅，引发了轰动。有人指责它是苏联小说《第四十一个》的翻版，是典型的修正主义人性论文学;有人叫好，说写出了战争中人的情感深度;还有人主张用内参上送。我在想，张正隆这部有角有剌的书，要在党文化哺育下的人群中通过，千百根政治棍子打将下来，绝没有人同情他是个初生牛犊。
我赶紧去找出版社《星火燎原》编辑部主任王伟，我告诫他："张正隆的书危险系数高，定会遭到官方的和社会的乱棍齐下，你怎么办?"
王伟说："我考虑过，先到外地发行三个月再回到北京上市，封杀了，我们也不会蚀本。"
王伟很天真。《雪白血红》第一版就印刷了93000册。书在外地卖势很好，不到一个月就销售一空，王伟眼热了，忙不迭地向北京各个书店投售。
仅几天工夫，厄运来了。
党政军要人发话讨伐《雪白血红》
原总参作战部长苏静从电话里急切地告诉我，说彭真看了《雪白血红》，气极败坏地把书举在空中抖动，对他的秘书说："林彪难道比毛泽东还英明吗?"
时任国家副主席王震看了，怒火中烧，举起手比划成手枪状，大声疾呼："把这样的反党乱军的作者留下有什么用?"
这都是苏静传给我的信息。苏静是老中将，他的上层活动多，消息灵通，我相信他说的。
军事博物馆馆长刘汉中将，给《雪》书列出31条罪状，无论哪一条都能把张正隆定为反革命。
出版社一位领导告诉我，359旅的老兵20多人在京西宾馆聚会，正火气十足地批判《雪白血红》，要解放军出版社派人去接受问责。
总政宣传部有人给我透了个更大的信息：正在北戴河疗养的军委秘书长杨尚昆看了，致信刚上任的军委主要领导，说《雪白血红》我看了一半，实在看不下去了!它是一部为蒋介石评功摆好，为林彪翻案的坏书，军委必须作出严肃处理。
高层的震怒，反映了事态的严重性已非同小可。王伟主任心急如焚，他邀来《解放军报》文化处的编辑商量对策。我闯去了。军报同仁的意见是，由军报发出篇评论文章，肯定《雪白血红》是一部军事文学难得的好书。它生动地、准确地、客观地揭示了我军在解放战争中艰苦奋斗的精神和广大指战员的英勇无畏。由于作者是新手，第一次写战争回忆录，不甚了解我军革命文化的传统，缺乏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分析敌我，和平民主提得过头了，过多地描写了战争的残酷性和资产阶级的人性，过当地记述了林彪的指挥艺术，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我插话：若从学术上说，可能平息不了大家的争议，还可能挫伤读者的认知。是不是找几个辽沈战役的当事人，如胡奇才(纵队司令)，贾若瑜(纵队政委)，蒲锡文(司令部地图科长)等写些回忆文章，他们都曾在战斗的第一线，所处的地位和角度都好，对广大读者更具有亲和的说服力。军报的两位表示不同意，认为会挑起一场内战，后患难抑。
军报评论文章未出炉，沈阳军区三个老红军的指控信送到了军委，总政宣传部已放风要批《雪》书。王伟紧张了，他担心的不止是封杀，还有可能对编辑部进行组织处理。他找来张正隆，要他马上改动原著，提示他：增强人民战争思想的主线;不要偏离我军的"伟大、光荣、正确";淡化林彪的功绩;删除对我军的黑色描述(如359旅把他们在南泥湾种的鸦片，带到东北做军费开支等)。
陈沂去见新任军委领导,试图挽救作者
正好，陈沂从上海来京，他是总政第一任文化部长，1957年被总政打成右派，发配到黑龙江劳改了22年，复职后到上海出任市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他在电话里召我去见他。
他每次来京，都要从我这里打探些北京的小道传闻。我立即到北海边上海驻京办事处见他，并把《雪白血红》犯了天条的事给他作了详细的汇报。
陈沂说"明天迟浩田(时任总参谋长)请我全家吃饭，我给迟老总说说，要军委手下留情，不要打作者的屁股。"
陈沂又说："你为什么不让张正隆来上海找我?我事先应该给他写个序就好办多了，我这把老骨头还能给他抵挡一阵子。"
我说："现在真的要靠您了，杨白冰是你的部下，他至少要听听你的说法。"
我说的杨白冰，已是总政主任，解放初期，他还是个西南军区下属的师副政委。
陈沂说："我这个右派，又大又老，无所顾忌。"
第二天，我带张正隆去见陈沂。陈老慷慨激昂，要张正隆不当软骨头，说："改的不是你的作品，是你的人品。"
他用自己被打成右派的切身体会教育张正隆说："我写的《白山黑水》是在劳改农场零下40度写成的。我把林彪写成了正面人物，他既是东北战场的统帅，又是普通一兵。我把手稿交给了江泽民审查，由中宣部下文后出版的。你也可以写信给中央办公厅或军委。"
陈最后忠告小张："你要想当作家，先要学会打官司。"
一天夜间，陈沂从迟浩田那里赴宴归来就和我通了话，说他在饭桌子上刚和迟浩田说了个开头，老伴马楠就干扰他，不让他说下去。马楠在1950年初陈沂任总政文化部长时，当了《解放军文艺》的副总编辑，陈沂从右派复职到上海任市委副书记，她出任上海市的文化局长。文艺战场的斗争，他俩都吃尽了苦头，她为陈沂担心，不让陈干预这部书。
陈对自己部下可以说一不二，对自己夫人总是敬畏三分。陈沂告诉我，他有另一条思路，马上去找新任军委领导，让他来为《雪白血红》说话。前些年这位领导在上海时，对他很尊重，他俩关系非常密切。
大约五天后的清晨，陈沂要我马上去，说已见过军委领导，满意他的表态中肯。我高兴地去了。一进门，见原总政文化部长徐怀中在座，他也是来听陈传达军委领导的态度的。
陈说："他看了杨尚昆给他的信，认为，如何表现我军的重大战役是件大事，不能一出了问题就挖一锹土把它埋了。这是历史，总政要承担主要责任，不能只让一个作者来负责吧?对作者只是个教育提高的问题，要保护作者。"
我一听军委领导有如是的表态，一颗悬浮的心放下来了。徐怀中说："这本书，编辑在处理上有责任，他们老想去冲撞禁区。只要删除书中对林彪的描写，只需去掉250多个字，恐怕事情就不会这么严重。"
徐部长原是昆明军区的七位作家之一，其它六位在自己的作品或言论上冒犯了天条，都成了右派，唯独他的作品，从不在政治上惹事生非。比如他的《她们在播种爱情》,写解放军和藏族同胞军民友情的故事，得到官方和社会的肯定和好评。他对《雪白血红》,能精确地计算出250多个字的失误，说明他在我们党的文学王国是很有政治心力的。
总政下令抓捕作者编辑
实际上，事态并未因陈沂居间说项出现转机。陈沂刚离京，总政就开始抓人了。离奇的是，由时任总政副主任李继耐(他分管文宣口)亲自出马，还带上总政军事法院院长，午夜来到解放军出版社，把该书的责任编辑马成翼召到办公室。
李继耐对他宣布，说他编辑的《雪白血红》一书，犯了政治性错误，要他隔离反省。当即由法院院长把马成翼带走。
后来小马告诉我，他被关在总政警卫连的楼上，一日三餐送饭，洗澡时由两个士兵持枪押着进澡堂，大池里的十多个泡澡的被赶走，小马一个人在两支枪下边洗浴边反思。
我大惑不解的是，小马是被指派担任此书责任编辑的，对战争生活也是一知半解。他虽是责任编辑，只是给书稿做了些文字修饰。按规定，这部书必须经过"三堂会审"，主任看过，社长看过，都署有"同意"的批示，为什么单单的只抓一个小编辑?
与此同时，沈阳军区也接到总政逮人的指令，由军区的副政委带上保卫部长，半夜赶到64军驻地本溪抓捕张正隆。逮捕令是副政委宣布的，由64军收押监护。
我在文革中看过造反派抓"叛徒"，抓的是我们军区的三位领导人，他们都是中将衔、大区职，宣布逮捕令是保卫部造反的副部长。这回抓的张正隆，职务是团的报道员，小马是编辑，这样的级别只是军队的芝麻官，即使《雪白血红》被定为政治事故，按常规至多也是个人民内部矛盾，为什么要用相当高级别的领导人出面捕人?难道抓的是钦犯?再说，书稿由出版社策划，经由总政宣传部审过稿的提要批准的，论责任谁的责任更大?
一本书竟引发高层如此声势的闹剧。
全军准备声讨《雪白血红》,国际舆论蜂起,总政只好息鼓放人
总政治部主任杨白冰挟持兄长杨尚昆的余威，以文问罪，加大了对这部书的讨伐声势，急令全军上上下下都要批判《雪白血红》的"反动性"。
这可忙坏了大区的各级领导。济南军区的政委正在青岛警备区检查工作，得知要批《雪白血红》，跑遍全城的书店，怎么也买不到。他急不可待宣布说，谁转让他一本，愿出300元的代价。
武汉军区请示总政，说市面已没有此书出售，望能批准自己印刷发给部队。
南京军区报来印数需5万册，干部人手一册，连队一个班一册。
北京军区认为这是在扩大放毒，批判最好限于中高级干部中进行……
总政不知所从，转而电传全军，通报张正隆的人品，说他当红卫兵后，在公社殴打数名干部,有致伤致残的恶行——让人们知道张正隆是"混进军队的坏人"。
就在军委领导制造这一全军恐怖事件的同时，国外媒体高度关注，纷纷发表报道和评论，无一例外，都为张正隆助阵鸣冤。
军委领导们悟到国际舆论的不利，不得不作出改弦更张的决定。总政主任杨白冰在西直门总政招待所召开的政工会议上，借机宣布："《雪白血红》一书有严重政治错误，但我们还是准备解除对作者张正隆、编辑马成翼的监禁。"
杨白冰点着在座的64军政委说："我们把张正隆放了，你们64军不要对他有任何歧视。"
这位政委会后愤然对我们说："安排张正隆写书，是沈阳军区决定的，抓张正隆是你们总政下达的命令，放人也是你们说的，我们有什么歧视不歧视的?"
抓人放人都由领导人出示口谕，无需法律程序，马成翼关了23天，张正隆关了一个月。
释放后，张正隆对他遭受的无情整治没有怨天尤人，仍保持了刻苦的创作作风，拼尽全力写罗荣恒、韩先楚等人的传记。他在政治上"成熟"了，在军事文学的道路上，懂得绕开雷区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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