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在朝野广泛流行的托克维尔热并不是由知识界发起而引起政治集团兴趣的，恰恰相反的是，由于高层领导的兴趣和推荐才引起知识界的附议。这种对于托克维尔的推荐并不意味着要吸纳自由主义的观点，中国的自由主义还没有被招安入室的机会。因此，一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激动显得十分幼稚，这种热潮也并不意味着自由主义能够走到议事的圆桌，更不代表权力高层对于自由主义的青睐。这种情况正如上世纪50年代中央高层热读吉拉斯的《新阶级》，那时候是作为"反面教材"加以防范的，并不是说他们要放弃已经"握有空前绝后权威的新阶级"。当前这种热议又显示出知识分子的软骨病，又一次充当了政治话语的附庸，未能保持自身的独立判断。
一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特点是，看见一只蝴蝶标本就惊呼"法治的春天来了"，听见最高权力当局讲了一句托克维尔就马上断定"自由的春天到了"，一个维稳案件的意外结束就高喊"这是中国法治的胜利"。今天，对于这种托克维尔热议的过度解读往往掩盖了事情的真相，引起的辽阔意淫终不能解释更加紧缩的现实。
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作为历史学家的托克维尔最著名的发现无非是："革命并不是在那些中世纪制度保留得最多、人民受苛政折磨最深的地方爆发，恰恰相反，革命是在那些人民对此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的；因此在这些制度的桎梏实际上不太重的地方，它反而显得最无法忍受。"也就是说，革命往往在改革之际进行爆发的。这种发现被人称之为"托克维尔定律"或者"托克维尔命题"，颠覆了一些正统历史学家的观点，引起了人们长时期的广泛引用。我想，目前这股热潮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这一发现，肯定不是托克维尔在书中所强调的自由和民主思想。托克维尔的这种发现符合一定的历史事件，是一种特定的事实判断，但在中国文化中并不新鲜。中国的历代统治者早已谙熟这种规律，因此，才有"宁赠友邦，不予家奴"的规则。这条定律看似一种悖论，但它发自人性的基础，中国统治者早就知道，给予的越多越不能满足，以至现在的大小官员都对此心知肚明，只是不捅破罢了。这就是为什么哲学家说，人饥饿时只有一个烦恼，吃饱之后会生出无数个烦恼。这些人性深处潜藏的欲望和要求恐怕当时托克维尔并未深究，没有从人性的深处探讨人性与政治的关联。就像在日常经验中，如果一个人被抢去的财产一点儿不还，你还有等待的耐心，或者放弃，如果归还了部分，则会激起更大的索要激情。
托克维尔的发现的确有着真知灼见，但他未能预见后来的新幽灵所产生的极权主义组织，也未能想到极权组织的专政手段颠覆了所有的人类经验。因此，哈维尔的发现才是振聋发聩的，哈维尔说，极权主义的生存本能迫使他们对风云变幻的各种思潮、心理和社会气候加以重视，然后做出灵活反应。这种"反应"不是简单地传统式的镇压，反而是顺应文学抒情般的改革。那么，这种改革并不一定就是为了回应各种社会思潮，或者在民意的要求下放弃部分权力，相反的是为了维护现有的制度框架更加牢固。这就涉及到改革的目的问题，到底是为了把自由和权利还给人民，还是为了修补体制的漏洞和松懈以加强现有体制的建设。正如另一位研究法国革史的米涅所言，"是伟大人物掌握国家，还是君主掌握国家，完全看他是维护人民自由还是使人民受奴役"。因此，检验改革的目的最重要的标准并不是能否提高物质生活水平，也不是经济发展，而是人民享有的自由程度。衡量一个国家发展的标准也是如此，经济发展不能化约发展。没有自由的增加，经济越发展，社会越倒退。因为人并不只是动物性的，更是精神性的。虽然没有自由也能活着，但这样的苟活是没有生命意义的。如果改革的目的是为了人民而不是为了现有体制和权力集团，这种改革是正面的。相反的是，如果改革的目的只是平息社会矛盾为了体制的长治久安，那么这样的改革则是反动。正因为此，辨不清改革真实目的情况下，那些改革派知识分子显然在助纣为虐并有着占据权势资源的野心。现在相当一部分改革派的知识分子恰恰有这样的野心，他们不是用行动限制权力，而是为改革寻找政绩。从现在社会管理的改革创新来看，这一改革并不是在放开社会，而是用更加严密的网格化、井田化、下沉式来控制社会。包括近来对于网络的技术监控，已经否定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们的想象，至少说明，托克维尔并未给中国带来自由的春天，他甚至还是"反而教材"。
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有一些思想的光芒，可惜被"托克维尔定律"掩盖住了，这些被遮蔽的发现更为重要，恰恰可以从大革命爆发的深层机理上说明问题。托克维尔说："多少世代中，有些人的心一直紧紧依恋着自由，使他们依恋的是自由的诱惑力、自由本身的魅力，与自由的物质利益无关；这就是在上帝和法律的唯一统治下，能够无拘无束地言论、行动、呼吸的快乐，谁在自由中寻求自由本身以外的其他东西，谁就只配受奴役。"他还说："为自由而生的民族，他们所憎恨的是依附性的恶果本身。"这就跟有的民族只是痛恨他们的主子不一样，不知道自由真正价值的人也不会对自由有真正的热爱。一些人表面上追求自由，实际上只是看重了高喊自由所带来的一点儿物质利益而已。这就是一些人主张经济自由，而反对人的自由，经济自由的确给一些人带来了巨大利益，但只有经济的自由而没有社会的自由会造成更加严重的专制。
虽然有人反对文化在制度中的作用，但制度中的人同样是文化中的人，任何制度下的人都无法脱离他的文化，不同的文化在人们对于自由的追求中会产生不同的作用。托克维尔反复强调，没有自由的社会有可能创造经济奇迹，也有可能变得富丽堂皇，但是，在此类社会中绝对见不到伟大的公民，尤其见不到伟大的人民，而且只要平等与专制结合在一起，心灵与精神的普遍水准便将永远不断地下降。托克维尔之所以反复强调自由的价值，是因为如果没有对自由的真正热爱则无法发生革命，更不会在经济好转的改革时期发生革命。正是在这个时期，人们才唤醒了沉睡中的对自由的热爱，然后要求新的制度代替旧的制度，如果双方互不相让，革命就不可避免了。
对于现有权力体制来说，最致命的不是人们要求变革，而是人民对自由真正的热爱和追求。普通的制度修补要求只能使体制更加牢固，而对自由的追求往往会冲破旧体制的堤坝，形成浩浩荡荡的历史洪流。同样的是，如果改革只是有利于增长财富，而对人民的自由加紧束缚，不但不能长久安抚人心，反而会酿成革命的爆发。这就是为什么旧制度不讨厌人们呼吁改革，改革意味着对现有制度体系的基本承认，对自由的追求反而是他们最忌讳的。
近年来，一些人引进了保守主义的观念以此来为"告别革命"寻找理由，但在中国，保守主义要保守什么？西方的保守主义要保守的是自由的传统，而中国的保守主义是保守威权的传统。在曼海姆看来，传统主义行为大多只是反应性行为，而保守主义行为则是具有意义取向的行为。那么，在中国的保守主义行为是保守自由的追求还是改革的成果？如果是保守自由的传统，我们的自由传统是向内的、折中的，这种自由的传统无法形成现代政治文明中的民主与自由。梁漱溟在分析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时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模式是一种折中的路向，就是遇到问题不去要求解决，改造局面，就在这种境地上求我自己的满足。也就是于丹常向人讲的，遇到不公平、不自由的处境不要抱怨，而要折返自己的内心，改变自己的心境。即便传统文化中那种对于平等的爱好也不是自由中的平等，而是宰制之下的平等。正是这种在宰制平等追求中的革命，使之导致了自由的全部丧失。在托克维尔的思想深处，平等与民主并不是人类的理想，只是一种人类社会不可抗拒的、不高明而无奈的手段，因为平等不是目的。
如果中国的保守主义要保守的是改革的成果，那么就必须把改革的成果放在人类文明的坐标中进行检验。改革是什么？陈晓农博士说，改革就是赎罪，就是还债，就是把强行掠夺了人民的自由和权利归还给人民。他说，改革的最大形式就是实行了市场经济，而这并不是什么创新，四九之前就是市场经济。改革的明显效果是放松了社会成长，而四九之前已经有一个稳定而厚重的社会阶层。可惜，一个维系社会稳定几千年的乡绅阶层被彻底打碎了，正如托克维尔讲的，"多少世纪中一直走在最前列的阶级，长期来发挥着它那无可争议的伟大品德，从而养成了某种心灵上的骄傲，对自由力量天生的自信，惯于被特殊看待，使它成为社会躯体上最有抵抗力的部位，它不仅气质雄壮，还以身作则来增强其他阶级的雄壮气质"。
那么，改革的成果到底在哪里，如何进行评估，仅仅靠一些物质的增长是无法进行衡量的。按照阿玛蒂亚·森的观点，必须以发展的眼光来进行衡量，而衡量发展的尺度便是自由的多少，如果没有自由的增加，根本谈不上发展。
旧制度的长期存在往往有两种效果，一方面暴露出的各种问题引起人们的普遍不满，尤其对于公平、平等的追求远远超出了对自由的热爱，大部分人只是感兴趣于看得见、摸得着的利益。另一方面，旧制度在长期的运行之中已经形成一种文化，人本身就是文化的产物，生长在旧制度文化中的人实际上容易依赖这种习惯，并且把这种旧制度的习惯当作一种依靠。那么托克维尔为什么发现恰恰在进行制度改革之时又容易发生革命呢？虽然法国大革命的诱因不乏一些文人的幻想和鼓动，但是米涅认为革命绝不是几个文人能够发动成功的，革命是发生的，而不是发动的。也就是革命的发生必有它瓜熟蒂落的机理。
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革命有的符合"托克维尔定律"，但有的是在严酷条件下被逼无路的结果。许多农民起义、军事政变并不是官府给予的多了，而是被逼的结果，是一种经过了利害计算的结果。我们今天所处的历史环境与法国大革命时有着巨大的不同，也有不同的文化基础，因此，在寻找革命诱因时也不能掉进托克维尔陷阱。共产主义不适合人类，同样的是，"托克维尔定律"并不一定适合所有的历史章节。如果一味认定"托克维尔定律"的真理性，那么会对当下的制度变革起到阻碍作用，权力集团会以此作为教训进一步加强权力的巩固。吉拉斯说，这个新阶级已经把手段当作了目的，摆脱了一切道德顾虑。因此已经变得更强，更巩固，虽然它的道德堕落了，但由它自己的阶级和它对社会的控制来看，它在事实上却加强了。
对于旧制度的拥有者来说，没有几个人真心愿意放弃，他们明白社会权利的增大会成为埋葬自己的坟墓，因此，所有做出的改革调整仅是一些安全自卫。在旧制度已经明显感到人民要求变革的呼声之时，保守主义的出场确实能够符合旧制度的利益，因为保守主义不主张切断制度的传统之链，甚至主张从旧制度中继承合理的部分，然后对旧制度进行逐渐改良。其实，保守主义忽略了旧制度的强大惯性和起死回生的能力，旧制度往往在革命高潮时沉潜下来，等到时机转变，马上就会加入或者改造新制度。任何旧制度即使不去刻意继承，它本身的生存意志也会向新权力献媚，然后形成新的结盟。然而，人们的热情等不得太久，在所有的改革承诺迟迟不能兑现之时，革命的火种往往就开始酝酿了。清朝末年的景象便是如此。
由于20世纪的残酷教训，避免暴力革命似乎已是朝野共识。尽管目的不同，但追求的目标基本一致。为了避免暴力革命，朝野双方自然也有不同的原因，现有权力集团自然极力避免革命，因为革命的后果令其胆寒。人民也大都不再热衷革命，因革命之后的权力形成还会继承旧制度的许多缺点，甚至在专制方面走得更远。比如吉拉斯总结的共产主义革命是第一个为革命者带来好处的革命。他说，革命者以及围绕他们而形成的官僚集团共享革命的果实。于是，这在革命者中以及在更广大的外围群众中产生了一种错觉，以为这种革命是历史上第一个一直忠于它的标榜的口号的革命。而实际上这种革命一旦成功，就马上抛弃了革命之时的口号，开始继续用革命的手段去破坏一种社会形态而横暴地去建立另一种社会形态。正是对于革命的这种认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改良主张顺应了多数人的心理，但也为此模糊了改革的道路。
改革的悖论是，靠权力集团自身发起的改革必然是扬弃一些制度，按照人性中自我保护的本能，弃之不用的往往对本身对自己不利，能够加强自身的还会发扬光大。自由主义反思法国大革命时最大的拷问是针对革命之后形成的新的专制，但这正是未能切断传统制度之维的结果。所有的旧制度中都有权力的专制因素，这种因素不但最容易被继承下来，而且还会不断壮大，这是所有的革命难以解决的问题。太平天国是以平等为号召起家的，然后很快形成了更加等级分明的暴力集团。共产主义运动也是以消灭专制为号召进行革命的，但也形成了更加严重的权力专制。这些很容易归罪于革命，因此，革命在现代社会已经承担了这些罪名。但是，革命只是手段，专制并非革命本身的基因，专制恰恰是革命只取得了军事上的成功，但在制度变革上未能成功的结果。在没有制度革命的革命成功中，肯定要把旧制度的权力专制继承下来，然后在继续革命的口号下实行权力专政。上个世纪的革命以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早已证明了这一点，革命的儿女难以成活，不是革命本身的专制，而是旧制度的遗产具有强大的生存能力。
如果在推崇托克维尔时只强调革命悖论的话，改革就会成为一种幻象，因为有效的改革实际上就是一场制度革命。如果只推崇托克维尔，而对密尔、洛克、孟德斯鸠、波普尔、吉拉斯、哈维尔拒不接受的话，所谓的改革就是一种假象。其目的就会不言自明。即便是托克维尔也应该重视他的关于自由的思想，尤其他关于民主与自由的主张。他说，民主就是政治权利的平等，法律面前的平等。他认为个人应该拥有一切自由，一切责任和权利，民主就是与平等相结合的自由。这里自由占据了所有目的的中心，没有自由的民主和平等毫无意义。
如果改革是本着扩大人们自由、权利和民主的目的，那么就会包涵了这些要素，接下来检验其合法性的标准则是看它的手段，因为手段是目的的组成部分。吉拉斯说，有史以来，还没有一个理想的目的是用非理想的、不人道的手段达成的，正如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自由社会是由奴隶造成的一样。最能表明目的的实质及其正义者莫过于用以达到目的的手段。我们今天的改革中，那种用暴力强制拆迁的手段是为了人们过上更幸福的生活吗？在对于权力的横行肆虐方面，暴力革命有它的震慑作用，原始正义在任何时候都没有被彻底驱逐出去的理由。
如果要确实防范革命的暴发，改革的诚意应该首先表现在对言论自由的解放方面，没有这种基本的天赋自由，不但无法使人相信改革诚意，还会酿成革命。法国大革命的暴发与文学政治有关，之所以一些文人们煽起了经久不息的平等幻想，是因为旧制度对于言论自由的压制，使得人们的自由表达只能潜藏在文学作品之中，然后成为点燃革命的主要力量。其次是迅速放开社会控制，社会阶层的壮大不但不会点燃革命，社会的保守理性还有助于平息革命的鼓动，成为旧制度的改良者。第三是尽快实行法治，才能有效制止无处不在的腐败，否则，人治的制度框架会在权力的高度垄断中酿成革命。
马基雅维利发现，对于用暴力和欺骗得到权力和财富的人，他们总是千方百计地用伪造的所谓正义来掩藏他们取得这些东西时所用的那些可耻的伎俩。这就是所有的旧制度都想长生不老，因为它养肥了一批人，这些人不愿革掉自己的命，他们又具有维护现有制度的资源优势。他们总是为旧制度的合理性寻找理由，尤其告诉你，那些鼓吹革命的人总被革命所吞没。的确，任何理性的人都不会喜欢暴力革命，但在这种情况下，也千万不要错判了人们的革命热情。如果任何旧制度总是没有彻底变革的诚意，或者用加紧控制的手段代替改革，那么，谁有能力永远阻挡旧制度逻辑的断裂呢？米涅说："革命通常总是以出人意料的方式爆发，使所要打击的人措手不及。"
2012年12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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