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奎德：自强运动与改革开放

——一个历史比较

一、自强与同治中兴

2008，注定嵌进历史的一年。在世界各个城市此起彼伏的因奥运圣火传递引发的骚乱，揭开了北京奥运的序幕，也揭开了中共的“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闭幕式。

开年以来，对最近三十年的回溯解析已经众声喧哗。本刊的【改革30年】专辑就呈现了各家的多元视角和思路。诸种观察，不由使笔者的思绪飘回到一百多年前发生的另一场“改革开放”——“自强运动”。

1861年8月22日，清朝咸丰皇帝驾崩。一场紧张的权力斗争随之展开。皇后慈禧联合恭亲王奕忻等，处决了顾命大臣肃顺等老臣，执掌了朝廷大政。其时，刚刚经历两次鸦片战争失败，而太平天国之火尚在南方燃烧，满清王朝内忧外患，风雨飘摇。政变甫得手的新的统治集团，面对危局，急于中兴。于是，恭亲王奉命组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旨在 “力图自强，以为御侮之计”。于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改良——“自强运动”，又称"洋务运动"，于焉兴起。这一运动，持续了三十来年，至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划上句号。

115年之后，1976年9月9日，中共皇帝毛泽东驾崩。中南海内，剑戟森森。先是，毛的遗孀江青及其政治盟友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被华国锋、叶剑英逮捕。之后，被毛整肃的邓小平出山，至1978年底，华国锋的最高权力被褫夺，邓终于主宰大局。其时，中国刚经历了十年文化革命巨大灾难，国破民穷，满目疮痍。邓小平力图开启中共的中兴，推行改革开放，至今，也有三十年了。

比较这两场“自强”“改革”运动，有不少耐人寻味之处。

自强运动在清廷中枢，以奕忻、桂良、文祥等满族权贵为代表，在地方，则有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封疆大吏为骨干，此外，一大批为革新著书立说的读书人，摇笔呐喊；一大批渴望采用先进技术的工商人士，奔走创业。一八六五年，太平天国灭亡，国内外出现了一个暂时的和平环境，自强运动步伐于此加速。官方引进外资，允许合资，允许民办，提倡官督商办（公私合营），大规模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兴办近代化军事工业。尤其是当时的上海，慈禧下诏把上海县提升为上海道，实际上是变成了“经济特区”。它成了满清王朝对外改革开放的橱窗。

这一自强运动，实际上是第一次打开了国门，并引入了不少直至今天我们仍然大体袭用的新事物或新制度、新生活形态、新科学技术。最主要是现代企业制度，现代学校教育制度，现代传媒，现代交通，现代军事，现代外交。兹举其荦荦大者如下：

关于现代企业，原来中国是不存在的。经过了三十年的自强运动，国人毫无所知的近代工业，从未见过的高楼大厦、汽车、火车、电报、电话这些洋玩意儿，从无到有，开始出现在这块古老的农耕大地上。特别是十里洋场的上海，新鲜事物，各种洋货，伴随着洋轮的汽笛声，滚滚而来，使中国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在李鸿章等人的主持下，江南制造局、金陵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等一批大型近代化军事工业相继问世。在短短几年中，就已经具备了铸铁、炼钢以及机器生产各种军工产品的能力，产品包括大炮、枪械、弹药、水雷、和蒸气轮船等新式武器，用于装备近代化的军队。而在华的外资企业、独资企业、民办企业、公私合营企业即官督商办企业所生产的产品，也走出国门，行销世界。

关于现代学校教育制度和留学政策。自强运动之初，由于对外交涉缺乏通晓外语的外交人才，1861年1月，奕忻等首先提出培养翻译人才，清政府很快批准，于1862年6月开办了“同文馆”，起先，是设英、法、俄文三个班的语言学校，但随后，就增加了算学、天文、物理、化学、外国历史、地理、万国公法、医学、生理等课程，成了全面传授西学的学校。

实际上，同文馆是中国人自己办的第一所近代学校，开了中国西式学校教育的滥觞。

与此相平行，自1875年起，教会学校在中国急剧发展。到1899年，教会学校达到约1766所，学生人数增加到三万多人。其教学内容一般来说主要有三方面：一是宗教教育。二是中国传统的儒家经书。三是西方科学知识。

此后，洋务期间，清朝政府还开办了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广州鱼雷学堂、威海水师学堂、南洋水师学堂、旅顺鱼雷学堂、江南陆军学堂、上海操炮学堂等一批军事学校。在普通教育方面，1878年张焕伦于上海设立正蒙书院。1898年，北京大学前身的京师大学堂成立。1904年留日学生创中国公学。至1905年，科举制被废除，各地传统绅士、秀才、童生、富商纷纷设立学堂，至此，中国现代的学校教育体系终于得以全面建立。追溯起来，一百多年前洋务派建立的新的教育体制，如分年排课、按班级授课以及考试、升级等制度，一直沿用至今。客观而论，这一制度是在自强运动中萌芽，在晚清末年的新政废除科举后正式确立的。这是一项有重要意义的制度性建构。

至于留学政策，1872年，自强运动期间，清政府开始向海外派遣留学生，十四年间派出了七批，共二百多人。这些人回国后，在许多领域代替洋工程师工作，如福州船政局的国产军舰都是由他们制成的。新式海军舰艇的管带、大副也大都由留学生担任，中国第一条独立修筑的铁路──京张铁路，也是由留美学生詹天佑设计修筑的。更重要的是，这次留学政策，为以后中国的留学运动开了先河，成为近代中西交流的重要桥梁。

关于现代传媒和新闻制度，也在自强运动时期发端。1872年4月30日，英国人安纳斯•美查（Ernest Major）在上海创办《申报》。《申报》是当时中国境内拥有客观清誉的中文舆论重镇，是历经晚清和民国的历史最久的报纸。而中国国人独立创办报刊，最先是艾小梅于1873年在汉口创办《昭文新报》，随后，1874年1月，由我国第一个报刊政论家王韬在香港主持创办《循环日报》，同一时期，报人容闳在上海创办中国大陆第一份由中国人主办的中文报纸《汇报》。关于外文媒体，1864年7月1日，独立出版的英文日报 North China Daily News，取中文名为《字林西报》。该报通过通讯员跟踪中国官员的活动和政治事件，报道国际消息等。《字林西报》以消息快捷，材料丰富著称。这些报纸，主要集中于租界。当时的租界其实已成为西方向中国展示自身的橱窗，成为现代生活形态在发源地。

此外关于现代交通，现代军事，现代外交等也是在洋务运动时才开始出现的。自强运动时期是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日新月异巨大变化的启端，今天我们中国人生活中所熟悉的大部分东西及其生活形态，多是在哪个时期萌芽奠基的。

可以认为，虽然政治制度未变，皇权架构未变，但是自强运动（主要在城市）开启了一个与原来农业社会迥然不同的新形态的现代市民社会。李鸿章称中国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从当时自强（洋务）运动来看，它主要形塑了中国人，特别是市民的基本生活方式。可以说，那是中国进入现代世界的第一扇门，是中国现代化的第一步。

于是，经历自强运动的“师夷长技”，在自强运动前期，呈现了一片“莺歌燕舞”气象，史称“同治中兴”。

二、历史轨迹，似曾相识

返观一百多年后的邓氏“改革开放”，与当年的“自强运动”，经历了不少似曾相识的历史轨迹。很明显，两次改革都直接肇因于此前的大失败，大混乱，起于危机，起于谷底。因此，几乎任何一种政策变化，都会导致某种正面效应。

此外，人们不难注意到，由官方出面，引进外资，允许合资，允许民办，提倡官督商办（公私合营），大规模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兴办近代化军事工业，放开留学政策，与西方开展怀柔外交……,在所有这些方面，邓氏改革对自强运动真可谓亦步亦趋。只不过，用香港取代了当年上海租界的地位，成为金融与信息中心，成为中国面对外部世界的一扇主要窗口。

另一点可成参照的是，洋务运动与邓氏改革的“进两步，退一步”一样，当年洋务派每一步也一样遇到了强大的意识形态阻力。如，中国第一位到美国的留学生容闳，1854年从耶鲁大学毕业，八年后回国，却等了十年才被曾国藩用于买机器和当翻译。容闳建议的留学政策，直到他回国15年后才实施。1872年，他带了120名穿长袍的儿童到美国，同行的还有老式中国教师，好教儿童们学“之乎也者”以不忘本；正如中国80年代的公费留学生要组织党小组过组织生活，要到中国使领馆汇报思想一样。另外，当年清朝还派一位保守派与容闳同行，以便监视他并防止儿童被西方思想精神污染。后来，由于精神污染很难防止，于是到1882年，这一留学计划就付诸东流了。

人们注意到，在有些方面，譬如新闻界与教育界，以及土地产权方面，邓氏改革开放甚至不如洋务运动。与当年洋务时期不同，改革开放迄今为止，中国仍没有独立的民间资本和外资所办的媒体，也没有一所真正独立办学的私立大学和教会学校。最近的中国，私有产权的合法性虽然写进了宪法，《物权法》也已出台，但是仍有巨大漏洞，那就是土地的私人产权没有得到确认。这些都留下了巨大隐患。当然，也有改革时期超越洋务时期的，那就是，在洋务时期，曾有守旧派怕开矿、铁路、电报线会破坏风水，这点，在一百多年后的邓氏改革时期已经不足为虑了，这恐怕是现代革新比一百多年前仅有的进展。

不过总体观之，相隔一百多年的两场改革，有惊人的相似处。质言之，中国统治阶层在遭遇生死存亡的内政危机与外部挑战时，虽相隔近两个甲子，然其反应模式却遵循一些相同的逻辑：

首先，最高统治者都设立了改革底线，即必须“坚持”者：自强运动时期，慈禧反复强调：第一，三纲五常不能变。第二，祖宗之法不能变。第三，大清朝的统治不能变。邓小平也有其著名的“四个坚持”：马列毛主义、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党的领导。其实就是一句话：统治集团的垄断权力不变。慈禧与邓，异代同心。

其次，自强运动与“改革开放”的基本目标，都是：富国强兵。它们不是以每个国民的权利与福祉为本，而是以国家尤其是军力的强大为本。这是其根本的价值缺陷。

第三，顺理成章，改革时最为关注的产业，必以军事工业为核心和主干，试图迅速达成船坚炮利。

第四，自强运动时期，企业绝大多数是官办官营，办事的商人被掌权的官员压榨，毫无效率。官办企业、官僚资本，贪污腐败，慈禧又派守旧派掣肘，因此，独立自主的民间企业始终无法起来。邓氏改革，是抓大放小，不惜血本，国家资本输血，保护垄断性的大型国有企业。民营企业融资极其困难，发展之途艰险，导致贪腐空前横行，贫富高度分化，国富民穷。

由于上述根本弊端，两次改革，愈近后期，失败的阴影就愈发浓重了。

虽然经济、政治、科学技术……各自都有其相对独立性，但仅仅是相对而已。历史的逻辑表明，内在的联系是难以斩断的。或迟或早，一旦欲达成西方式的船坚炮利，就得借用它的科学技术；借了科学就得借用其他知识和观念，接受了新观念就得改制度，从经济制度一直到政治制度。最后走到宪政改革以至革命共和。这些是相互关联，一环扣一环的。事实上多数国家也是这样走过来的。不过，对统治者言，由于每一步都很不情愿，很被动，因此是“走两步，退一步”，令全社会充满了痛苦和血泪。

1894年，中国对日甲午战争失败。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从此，中国走上了一条大起大落的血腥泥泞的曲折道路。某种意义上，那是自强运动失败的历史后果。

1989年，改革开放所孕育的社会张力，导致了一场类似戊戌事件的血腥政变。此后，在更加收紧的政治控制中继续推行了一种洋务运动式的改革。二十年过去了，虽然经济增长可观，但社会危机日深，与国际社会的不谐调性也日益突出。围绕北京奥运，今年所发生的种种愈演愈烈的事件表明，邓氏跛脚改革开放的丧钟已经敲响。是真正进入国际主流社会，还是退出它而重启冷战？今后的中国去向，借用一句温家宝所引的诗：去问问解冻的河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