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七年前北京获得奥运主办权时，2008年即被注定了将成为中国当代史的一个关键年份，在这一年，中国是向前开放还是向后保守？按照中国习惯的政治性术语来说，就是向左转，还是向右转？左转还是右转的话语存在着一种思维陷阱，如果从理想化的角度说，不左不右最好，但是，实际并不存在不左不右的问题，中国几十年来从来没有做到过不左不右。不左不右理想实质上就是不前不后的幻想，不搞政治改革，只搞经济改革，踏步走，这是今天所试图坚持的。但地球在转，世界在前进，踏步走只是幻想。
奥运是一个全球开放的盛会，它的和平性、非政治性使它成为了人类最大的交流平台，但是，当从泛政治的角度说，和平、非政治本就属于一种政治，奥运的政治不过是以非暴力冲突的、妥协的、包容的、避让的方式进行的。有两个基本因素强化了2008年奥运的泛政治意义：一，这是冷战结束以来在社会主义国家举办的第一次奥运会，围绕着社会主义和共产党问题的政治自然将升温；二，这是中国的第一次奥运，围绕着这个东方第一大国和世界人口最多国家的政治自然将成为热点。因此，七年前当中国人为获得奥运主办权欢呼的时候，全世界各种政治力量则开始冷静地把眼光投向了2008年。这种意义更由于中国政府好大喜功的形象工程思维而强化，中国政府试图把这届奥运会办成奥运史上最成功的一届奥运会，这种心理在海内外不少力量中刺激出了一种“决战奥运”冲动，这种冲动最强烈的则是中国政府自身。
对现有政权稳固来说，中国大陆在海外的民主力量被当然地看作了头号威胁，因此，大陆政府给予了持续、沉重的打击。不管陈水扁政府如何主张，骨子里终究不能摆脱台湾人作为中国人的认识，因此，也越来越深地卷入了大陆在海外的民主活动，客观上起到了分化其力量的作用。支持程度决定于被支持者的强大和努力程度，乃是政治特别是西方政治的普遍原则，因此，大陆在海外衰弱的民主力量并不能够得到足够支持，加以奥运的爱国主义困境，海外民主力量只能在虚弱中彷徨，在彷徨中虚弱。于是，西藏问题便凸现了出来，成为2008奥运政治的引子。
中国中央政府在达赖问题上有着一贯的君临心态或老大心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一定缺乏政治智慧，这种心态只是限制了政治智慧的发挥。中国古代“天子”在处理边缘地区和民族政权问题上并不乏智慧的例子。达赖早就抛弃了他的独立主张，而主张自治，并主张非暴力。但这并不等于中央政府能够接受，达赖的藏人治藏在西藏已经存在着大量非藏族人口情况下难以实现，达赖的大藏族区设想也是不正视现状的要求，从这个角度说，中央政府君临心态下拒绝谈判并不算不明智。问题在于，灵童权的争夺已经或部分终结了达赖的继承体系，从而形成了一种绝望，这种绝望刺激了藏青会的兴起和壮大。也就是说，达赖体系已经分解，以达赖本人为代表的老派的力量争取着与中央政府进行谈判的机会，而名义上仍然承认达赖为精神领袖的藏青会少壮力量则要摆脱达赖走向暴力。虽然中央政府不惧怕暴力，但是，暴力道路一当主导西藏问题，西藏问题就将恶化，后人将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很难想象达赖死亡之后将会出现怎样的糟糕情况？系于达赖的年龄问题，其实留给中央政府调整策略和政策的时间已经不多。如果说2008奥运获得的第一个政治成果是什么，那么，就是中央政府终于“醒悟”了过来，接受了达赖的谈判要求。谈判，也只有谈判，才是眼前最妥当的选择。谈判能不能达成基本一致的成果？没有任何可能。即使中央政府愿意接受达赖的自治和大藏区要求，但有一点则是现有中央政府所宁死不会接受的，那就是达赖要在西藏组建的是一个民主的普选的自治政府，这是达赖更重要的底线。西藏不是可以容易封锁的殖民地回归化的香港、澳门，西藏民主制度的建立一定将是中国大陆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其效应有如辛亥革命的武昌暴动。眼前除了谈判，只能谈判，永远地谈判，一切等待将来的历史解决。进行谈判唯一要承担的，是从妖魔化达赖转变为树立达赖的威望，让达赖的理念压抑藏青会的壮大，理想的话甚至是改造藏青会。
不接受跟达赖谈判的中国中央政府所表现出来的政治智慧，自然是全世界所难以理解的。西藏问题虽然是中国内部问题，但在今天这个全球化时代，任何地区性的安全问题、人权问题也都同时有着世界性、人类性，涉及到更广泛的利益和影响，这是一个内部问题外部化、外部问题内部化的过渡时代。即使没有西藏问题，甚至没有奥运问题，在这样一个时代，特别是在言论自由和政治民主的西方，一部分政府人士、舆论人士乃至政府机构对中国进行批评也是自然的。在这种批评中，一些人不予以分析地使用集体性概念也是自然，虽然这并不妥当，但中国人并不能逃避发生这样情况。当CNN主持人等这样做的时候，中国人觉得受到侮辱，激发出爱国主义热情，进行抗议，也是自然的和正当的情绪，虽然这并不具有理性的公平，因为，几十年来，中国无论是官方言论还是官方理论家，以及教育、文化上的话语，都是充分侮辱着他国，而他国政府和人民并没有因此而激烈地抗议中国。最近几年他国政府和舆论人士仅仅只是对中国的发展从构成威胁角度作了些有限批评，中国很多人就已经认为是在妖魔化中国了，至于对中国一贯妖魔化他国则并无反省。这是理性的不公正，但是，就个别事件来说，也即就不作类比的孤立思维说，中国人对CNN主持人等进行抗议是具有一定合理性的。
问题在于，这种爱国主义热情的言论表达和行为发生具有一定程度的诱导性，从而造成了泡沫化的爱国主义浪潮。就如反对奥运的言行被限制甚至被法律惩罚情况下的中国民众支持奥运的热情具有泡沫一样，在言论和集会不自由的前提下，忽然为爱国主义浪潮打开了一个可以奔放的缺口，人们的情绪便被诱导到了一个集中的方向奔腾了起来。如果仅仅这样并没有什么问题，而且可以把它作为社会情绪的一次缓释运动，以舒张民众已经被压迫到十分紧张了的神经，但是，爱国主义是一种持久的并可以因为一个偶然因素不断升温的情绪，浪漫、狂热而脆弱，特别是当中国很多商人以及一些势力试图借助于人们的爱国热情掀风作浪时，进行诱导时打开的缺口就很可能随时发生崩溃，形成泛滥的洪水。爱国主义从来就是一把双刃剑，它既是一国立国的自然情感，也是一种革命性的原始冲动。中国政府有着控制民众情绪的丰富经验和手段，长期以来养成了纵横捭阖的自信，但是，奥运作为一个世界性的聚会，时机已经不同，这种自信恰可能成为犯错的主观因素。
这种犯错已经开始并正在进行中。就国内而言，抵制法国商业企业佳乐福已经不只是言论，而是成为了一些地区发生着了的行动，并正在酝酿全国性的“五一”抵制大行动。在一些地区已经发生了的行动基本没有受到限制，更成为了“五一”大行动的强烈刺激性因素。就“五一”抵制一天来说，只是象征性的行动，但关键不在这里，即使抵制一个月、一年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佳乐福大股东是否资助西藏独立的证据对于一个运动的发动来说是无关紧要的，没有这个理由还可以有别的理由，现实的是中国很多民众已经被鼓动出了强烈的情绪和行动约定，必须要从现实的角度看待这一抵制行动。由于中国政治的不改革，民众所受到的民主运动训练几乎空白，而“文革”经验则得到遗传，因此，大规模的抵制行动就存在着强烈的暴力化因素和极端意识，抵制者随时可能会与顾客、工作人员发生暴力性冲突，并形成规模化曼延和扩张，在这种情况下一当政府加入进行强力干涉，人们愤怒的情绪便随时可能转向现场政府人员，与政府进行暴力冲突，演变为一场爱国民主运动。政府愿不愿意承受这一后果？如果不愿意，就只能按照一贯的模式进行控制，在示威人群聚集阶段就进行驱逐甚至镇压。无论政府愿不愿意，“五一”都极可能酿出人权事件，只不过是规模程度问题。那时候，被拘捕的“爱国者”们将享受到西方社会人道呼吁和援助的好处，而中国政府则处于尴尬的境地，就整体上肯定人们的爱国热情，被拘捕的“爱国者”们则将被称为一小撮暴徒和坏人。
在国际战略考察上，海外华人一直被一些研究家看作是中国整体力量的重要因素，但是，这一点也一直没有鲜明的事例证实。这次海外华人规模空前的集会则证实了这点。这是好事还是坏事？既然是一个战略问题，那就必须要从战略考虑。虽然这显示出了华人的力量，但也同时是“暴露”了力量。在西方民主社会，并不在于华人集会，而在于整个西方世界华人进行行动的一致程度，这种行动一致性蕴涵着一种严密的“组织性”，暗示了中国政府对华人力量的影响乃至控制能力，而这则涉及到了西方社会难以容忍的战略性原则。在民主社会以非民主的原则操纵民主的行动，似乎利用和击中了民主社会的软肋，但这只是一时的成功，现代西方国家并不是当年的蒋介石政府，一当其形成了“共识”，对那些宣过誓、获得永久居留权的华人以及留学生来说，将意味着是一个深刻的战略性灾难，被集体归到所在国家的“叛国者”、“奸细”或不可被信任者队伍。不要忘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在美国的美国籍日本人因为与母国的错综关系而不能被信任对美国的忠诚，集体被关进集中营的残酷历史。面对这次华人的爱国主义行动，西方国家政府不可能不进行战略研究，不可能不设计相应的对策。为一个奥运会，海外华人以“中国”人的名义大规模集会，这样的“决战”明智吗？这不过是自我感觉强大起来了的弱者，出于自卑天性的愚蠢炫耀而已。
奥运会从来就是西方民间组织试图借以表达某些立场和观点的平台和机会，有着一边参与奥运一边进行集会的冲动。当中国不存在言论和集会自由的情况下，人们对此有着“共识”，到2008奥运进行集会的激情较低，但现在中国的爱国主义集会和抵制佳乐福行动的似乎不被限制，则可能成为西方民间组织进行集会的强心剂，他们会认为中国政府在奥运期间为了体现民主精神发生了政策性松动。此外，既然中国留学生在他们的国家可以自由集会，而且声言中国是如何地好，请他们到中国看看，作为对等，西方民间组织到中国来集会既是正当的情绪，也是被“邀请”的。那么，中国政府能允许西方民间组织在中国进行自由集会吗？中国官员即使去西方国家访问，遇到对自己的集会抗议就已经难以接受，甚至愤怒，更何况发生到自己管辖范围来？因此，中国政府不可能允许西方民间组织到2008奥运上来自由集会。问题是，即使严格控制了签证，这堵防火墙也不可能做到杜绝火种的窜入，西方民间组织以及个别人士的集会和抗议活动必然是要发生的，而在允许集会的香港则可能形成一定大规模，从而影响到内地。如果中国政府对进行集会的西方民间组织和人士采取强力措施，则就难以解释爱国主义集会被放任的问题，不得不承担被西方民众判断为是由中国政府组织的爱国主义集会的责任。同时，对自己国家的“爱国者”们政府可以轻易打击，对西方民间组织和人士则不能轻易打击，西方政府没有权力指挥、约束他们，却有着保护他们的责任和坚决的理念。一当发生冲突，在西方国家进行集会的“爱国者”华人、留学生们，面对责难将如何解释？如果他们因此与当地民众发生冲突，将是什么后果？
爱国主义的热潮已经涌起，2008奥运这一世界的盛会注定了将成为一个爱国运动。政治智慧从未有过地贫乏，爱国主义这一双刃剑轻易地被祭起，有如清末，有如北洋时期，有如蒋介石国民政府时期，却是新中国建国以来所努力压抑和避免的，明智的现代政府绝不会把爱国主义在非战争时期作为自己国家的建设纲领，但既然已经祭起，这把剑就很难被放入剑鞘。限制、取缔乃至镇压是政府“清醒”后的必然选择，但是，在言论控制为基本的各种因素交汇下形成的爱国主义波浪式涌动，更可能在2008年中就达到一个滥觞的高度，从而使2008年成为中国当代史的一个转折年。向前，还是向后？危险而十分可能被选择的，是向后，更强化极权，在极端左倾的势力推动下，试图把爱国主义热情转化为极端的国家主义狂热。但是，今天的中国，还能制造出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之交德国那样的“辉煌”吗？中国政府当下就亟需改变的一个理念是2008奥运未必要是最成功的，奥运会的成功与否本来就是一个模糊的概念，主要是一种话语，并且是国际奥委会必然呼应甚至主动定调为最成功的话语，有几届奥运会在当时不被说成是最成功的呢？
2008-4-26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