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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2月30日星期日

邵燕祥:1958-2008:为“三面红旗”的死难者一哭

图:诗人邵燕祥(纪红摄)

【新世纪特稿2007年12月30日】

二OO八年到来了。

半世纪前的这个年头,一九五八及其后的几年里,一片锣鼓喧阗、红旗招展,掩盖着绝望中的疲劳、饥饿、死亡。当时所有的非正常死亡,都是悄然无声的,没有葬 仪,草草掩埋,亲人邻里也在生死挣扎中,甚至失去放声一哭的力气。不止是孤寡人一死全休,还有一家家一户户一个村一个乡连片死光的,谁为他们培土立碑,谁 为他们挥泪送行?

一眨眼五十年过去,官方用纳税人的钱办过多少隆重的庆典,办过多少隆重的祭典,但那都是为的党国要人,头面人物,无一及于不正常年代的千百万死难者。

饿死多少人?三年大饥荒是“非正常死亡”的高峰

任何社会都有非正常死亡,如水旱火灾、海啸地震、车祸空难、疫病流行、战争动乱,都会致人死命。而在几乎所有极权统治下,政治迫害或由政治原因造成的非正 常死亡独占最大的比例。从一九四九年中共建政起,三十年间全国范围的非正常死亡,可以划分三个阶段:起始的一个阶段是毛泽东自己归纳的“五大运动,三大改 造”,指土地改革、抗美援朝、肃清反革命、三反五反和思想改造运动①,与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时间大约相当于一九五O年至 一九五六年;末后一个阶段是从一九六二年毛泽东提出“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基本路线,以阶级斗争为纲,开展农村“四清”(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迄一 九六六年开始的十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两个阶段,有以司法形式出现的刑讯逼供,错判错杀,有以群众运动形式出现的斗争清算,肉刑致死,也有软刀子 杀人的种种办法,或侮辱虐待,或断其生路,造成名为自杀其实无异于他杀的冤死。

而在那三十年的中段,就是一九五八年前后——前三年可从一九五五年的反胡风和机关肃反算起,直到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斗争”,都有无辜者死于非命;其后三年则指一九五八年提出“三面红旗”后,在一九五九、一九六O、一九六一年直接间接死于饥饿的大饥荒时期。

这一次大饥荒死了多少人?只能回答说“死人无算”,因为没有官方数字。在当时是封锁消息,在事后则行若无事。以户籍制度严密着称的大陆中国,哪家哪户住进 个外来客人,都立即由居民委员会会同街道办事处,乃至上报公安派出所来“查户口”,难道死了成千上万的人,竟留不下相关的记录?以常情常理度之,倘非秘不 示人,就是销毁了档案。以致大饥荒的死亡人数至今莫衷一是,有的说“死亡人数超过三千万人,另外还少出生了三千三百万人”,还有的说达到了四千万人以上。 总之,这是全人类二十世纪和平时期人数最多的一次非正常死亡事件。

如此悲惨的哀鸿遍野,饿殍载道,甚至“人相食”的惨象,只是事情的可怕的后果,追问它的原因,则大饥荒的制造者诿过于天,坚不改口,我们众多城市中人也多 人云亦云,至今许多主流媒体还在沿用“三年自然灾害”的统一提法。我是迟至一九八八年看到《方法》杂志上一篇文章才知道,一九五九到一九六一这三年,并无 全局性的自然灾害,在这个事实基础上,人们查阅有关年份的人口记录,减去依历年平均死亡率计算的人数后,得出三年间非正常死亡数千万人之谱的初步结论。更 确切的数据,还有待国家民政部门、公安部门、统计部门和档案部门详加披露。

既然不能归咎于天,那必然要问责于人。早在一九六二年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工作会议即习称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就提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折衷看 法。他又曾向毛泽东说过“历史上‘人相食’,是要上书的”(或作“‘人相食’,你我是要上史书的”)这样露骨的话。虽然对大饥荒的逐步形成,刘少奇自亦不 能辞其咎,但他在关键时刻有此直言,毕竟是严肃负责的态度,但也正是这一直言,开罪了毛泽东。

千百万普通人的生命如蝼蚁,如鸿毛,如敝屣

说到人祸,按照当时有些人的解释,包括中苏关系紧张后向苏方还债的因素。然而,今天看来,这仍是推卸责任的一个借口。不过,在那次大会上,毛泽东也不得不 在七千名党员干部面前,承认“我们这几年工作上的缺点、错误”,并且作了简短的表态说,“第一笔账首先是中央负责,中央又是我首先负责”,“凡是中央犯的 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虽说语焉不详,蜻蜓点水,但出自他的口中,已经很不容易。果然,到这年秋天,他就大批所谓 “黑暗风”、“翻案风”,指责别人把形势说得一团黑暗。在他的心目中,死了成千万条生命,只是由于各级组织和干部“工作上的缺点、错误”,不过是相对于 “九个指头(成绩)”的“一个指头”罢了。这令人想起斯大林说的,“死一个人是悲剧,死几百万人是个数字”。毛泽东更是青出于蓝,他在说明原子弹不可怕, 核战争亦不足畏时,很轻巧地说过:死一半人,还有三亿——当时中国人口是六亿。这样的话传出后,不但印度总理尼赫鲁大大吃惊,就连中共党内许多人也几乎不 敢相信,这是他们敬爱的伟大领袖亲口说的。但也只有从这个高度去领会毛泽东思想,才能懂得一九五八年毛泽东为什么会说“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 在这个指导思想下,生产劳动也发动人海战术式的“大兵团作战”,不但调动七千万人大修水利,而且在全国农村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 搞全民大炼钢铁动员九千万人。典型的“马上得天下”,复在“马上治之”,仍然采取战争时期的社会动员方式,名为群众运动,实为运动群众,强迫命令加瞎指 挥,大肆违反自然规律和价值规律,导致经济混乱,生产凋敝,全国城乡都处于饥饿的威胁下,饿死的首先是农民,几千万人(绝大多数为农业劳动者)默默地走向 死亡,这是被剥夺了生存权的弱势人群,更遑论话语权,五十年前听不到他们的声音,五十年来依然听不到他们的声音!

那些人和事不见叙述,那些因和果不见研究,有个别人做了这方面的工作,却被现行的文化、教育、科研以及新闻出版的体制所封杀。广大在大饥荒中侥幸不死的人,也被剥夺了知情权和表达权。

一九七八年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解放思想,开动机器”,确实开辟了一个新时期,但因实行的是有限度的改革开放,不久就在意识形态方面层层设卡,对例 如反右、文革的话题,日益严控,讳莫如深,与此同时,对一九五八年后饿死几千万人的大饥荒,同样竭力屏蔽。最近三十年来,随着一两代过来人陆续老去,四五 十岁以下的中青年,对课本中绝不涉及的某些历史现象全无所知,或略有所知却是经过歪曲伪造的,无法辨别真伪。可见强制遗忘的愚民措施不可谓没有奏效。

拒绝遗忘:他们死于“三面红旗”

中国大陆正走向老龄社会,有关方面公布,目前六十岁以上的人口已达一亿四千万人;换一个角度,就是说,生于一九四七年前,在一九五八年已能记事的亲历者, 只占总人口的十分之一了。一九五四年出生在鱼米之乡无锡南门外五里湖边北祁头自然村的王仲良,前年回乡为母亲奔丧,在告别式上想起从公共食堂分粥回家的情 景:处于饥饿状态中的父母,总要省下小半勺,让他这个六七岁的孩子多吃点——“我回顾这段经历,村上所有为我母亲送行的人包括那些五六十岁的壮年人,都失 声痛哭。”(《随笔》今年第五期)可见,毕竟还有一亿多人是那不正常年代的活见证,这个人数,比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多得多了。

我建议人们,首先是曾经亲历大饥荒年代的这一亿几千万人,在半个世纪后的今天,为大饥荒中的死难者放声一哭,为一九五八年前后的死难者放声一哭,这是压抑 了半个世纪的一腔怀念、痛楚和幽愤,——当时的死者无力一哭,当时的生者欲哭无泪——时至今日,难道还不该一吐块垒么。大饥荒和其他非正常死亡的制造者, 以及拼命维护他们治绩的后继者们,千方百计且不惜以暴力封锁历史真相,企图扼杀我们的记忆,但集体记忆仍然活在民间上亿人的个体记忆之中!

今天健在的五六十岁的人,是被誉为“生(长)在红旗下”的第一代,他们记得许多诺言和谎言,却也能记得近亲和远亲如何在“红旗下”非正常死亡,更确切地说,是死于“三面红旗”下!

但比他们更年轻的一两代人,则不知道何谓“三面红旗”了。比较极端的例子,一些年轻人甚至把长辈的真实记忆,当作荒诞无稽的笑谈。

这里不能不为四五十岁以下的读者多说几句:“三面红旗”,指的是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

何谓总路线?何谓大跃进?何谓人民公社?

“三面红旗”第一面——总路线

第一面红旗——总路线,在这里是指毛泽东在一九五八年五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提出,并经大会通过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及其基本点。在今天的年轻人看来。这只是一个鼓动口号,怎么能构成一条政治路线呢?

毛是玩弄文字的专家,而仅仅这十九个字后面,的确藏有深邃的背景和推敲的功夫。三年前在农业合作化速度问题上,毛泽东就大反过“小脚女人”——以邓子恢为 代表的“右倾保守思想”以至“右倾机会主义”,于是在短短几个月内出现了全国大多数农户入社的高潮。毛泽东据此要求各级党委做“促进会”,使本来要用十五 年或更长一点时间完成的农业合作化即对农民私人所有的生产资料的剥夺,只用三年多就基本完成了。这又推动了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即公私合营,变 相没收,对资产阶级私人所有的资产的剥夺;同时,还推动了基本建设和工业生产的高潮,实则是急躁冒进,导致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因此,周恩来、刘少奇等着眼 于经济秩序,在一九五六年提出“反冒进”,毛泽东极为不满,但他暂时按兵不动,等到一九五七年所谓反右派斗争结束,他在政治斗争中占了上风,便回过头来就 经济问题指责一九五六年的“反冒进”:在一九五七年十月的八届三中全会上,他说去年“来了一个右倾”,“来了一个松劲”,说去年下半年一股风,扫掉了多、 快、好、省,“不要多了,不要快了,……一个多、一个快,人家不喜欢,有些同志叫‘冒’了”,“把这个口号扫掉了”,“还扫掉了促进委员会。”本来,最早 是周恩来在一九五六年一月提出“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发展社会主义建设”,在后来的实际运作中,周恩来发现急躁冒进倾向跟贪多求快、不顾好省分不开,故在八 大审定《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时,删去了“多、快、好、省的精神”这个短语,不料这就成为毛泽东敲打他的口实。又如毛泽东十分反感“稳妥可靠”这个 话,主张代之以“充分可靠”。这类事一再发生。凡此,都不仅仅是文字上的差异,也不仅仅是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之争。毛动辄指责右倾,已经有把意见分歧上升 为路线斗争的趋势,只是引而不发罢了。

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一日,在南宁会议上讨论国民经济计划时,毛泽东又一再指责一九五六年的“反冒进”“搞得六亿人民没有劲”,说:“在经济建设里面,真正的 左比右好,好大喜功,急功近利,没有什么不好,反冒进……把一些同志抛到了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剩了五十米。”云云。所谓“好大喜功,急功近利”,是民 主人士陈铭枢等在“鸣放”时向毛泽东提的批评意见,陈已在反右派时打倒,此刻毛把党内的“反冒进”相提并论,矛头所向呼之欲出。

毛泽东主张的斗争哲学,围绕着一个权字。在党外斗争中,他是为了争夺党的领导权即统治权,扞卫一党专政;在党内,他是为了争夺领导地位,扞卫个人独裁。在 一九五六年秋的八大前后,他从种种迹象预感到大权旁落的危机,以为第一线的同僚们要把他架空为党的“名誉主席”,因而步步为营地加紧部署,以加速革命、建 设的步伐,来加强发言权,巩固“领导地位”。

毛深知要先抓舆论,一九五八年二月一日,人民日报社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就率先透露了南宁会议的“精神”。鼓足干劲者,针对的是反冒进一派的“松 劲”,力争上游者,针对的是“稳妥可靠”之安居“中游”。这两句再加上“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挑战意味十足。这是第一面“红旗”——总路线的由来和 玄机。

“三面红旗”第二面——大跃进

第二面“红旗”是大跃进。

一九五七年秋,毛泽东见人民日报社论使用“大跃进”一词,夸奖“发明”这个词的人“其功不在禹下”,因为对“冒进”的批评使他耿耿于怀,他终于找到了“跃进”这个褒义词用来自我表述。

毛泽东赴苏参加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的庆典,听说赫鲁晓夫提出苏联要在十五年赶上美国。他随即提出中国要在十五年超过英国,三十年赶上美国。这是国际上的“赶 超”大目标。而在国内,他清醒地知道“农业关系国计民生极大。不抓粮食,总有一天要天下大乱”,所以农业要“以粮为纲”。一九五五年公布的“农业发展纲 要”(四十条),提出三类地区分别达到亩产粮食四百斤、五百斤、八百斤,但那是预计十二年后即一九六七年才达到的目标。

一九五八年三月,借“反右派”获胜之势,中共中央通知全国“开展反浪费反保守,比先进,比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运动”,要求“用同样的财力和物力,办 出比原定计划多百分之几十甚至多好几十倍的事业”,这就开始失去必要的冷静了。但这不是一般领导干部就可签发的,毛泽东于一九五三年五月十九日就曾规定, 凡用中央名义发出的文件、电报,均须经他看过方能发出,“否则 无效”(尽管他可以批示“不看了”)。此件当然经毛过目。

果然,毛泽东四月十五日写的署名文章《介绍一个合作社》(刊于六月《红旗》创刊号),说共产主义精神在全国蓬勃发展,社会主义经济革命正向前奋进,“中国 在工农业生产方面赶上资本主义大国可能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国际如此,国内自然尤甚。五月下旬八大二次会议后,各条战线掀起大跃进的高潮。 国家建(设)委(员会)主任薄一波向中央政治局提交报告,提出两年超过英国。他后来自述,“工业以钢为纲”,也是在毛问他时,他比照“农业以粮为纲”提出 来的。

斯大林曾说过“胜利冲昏头脑”的话,不知是否包括空想中的“胜利”也能冲昏头脑。一九五八年八月,北戴河会议在制定全面大跃进计划的同时,号召全党和全国 人民为当年生产一O七O万吨钢而奋斗。为什么是一O七O万吨呢?原来这是一九五七年实际钢产量五三五万吨基础上“翻一番”的指标。请注意,这个“翻一番” “翻两番”的思路,一直延续下来,甚至往往成为国民经济发展总值的远期描述。

第二个五年计划更加膨胀:粮食年产量一万三千至一万五千亿斤,约比一九五七年增长二至三倍,钢年产量八千至一万吨,约比一九五七年增长十三至十七倍;这已是连续翻番了。

北戴河会议后,人民日报又在八月二十七日发表社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现在还不知这篇社论的“来头”,但它在大跃进高潮中的推波助澜作用是不用置疑的。

一个粮,一个钢,五年计划且不说,光是当年的指标,在不断加热的政治气氛下,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层层下压,层层加码。上有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全都压到 几亿农民身上。农村社队的生产活动,也如七千万人上河工一样,类似经典作家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无异于罪犯或奴工服劳役。学习徐水模式,都改为团营连 编制,“洼里吃,洼里睡”,白天黑夜“连轴转”。贯彻毛泽东提出的“农业八字宪法”(水、肥、土、种、密、保、工、管),翻地越深越好,深到八尺一丈,把 阴土都翻了上来,密植越密越好,哪怕密不透风,照片上小孩坐在密植田的庄稼顶上……干部督战,但也是事出无奈,他们都向上级立下军令状,社队干部在三 (级)干(部)会上,要经历挑战应战打擂台拔白旗画乌龟以及对“观潮派”、“秋后算账派”以及“甘居中游”等的批斗,不得不走上浮夸谎报高指标之路。我六 十年代中期到河南,还听人说起大跃进时社队干部一接到三干会通知,都先把头发剃光,因为批斗时是要揪头发的,甚焉者去开会时先跟家属告别,不知这次能不能 回来。

河南省新闻出得特别多。省长吴芝圃在八大二次会议上当场揭发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右倾,毛泽东带头为他鼓掌。于是,六月间河南遂平县卫星社在四天里,先后放 出了小麦亩产二一O五斤、三五三O斤两颗“高产卫星”。苏联放飞了人造卫星,中国也绝不后人。此后,全国一片“卫星上天”之声。直到第一颗“高产卫星”诞 生地所在的信阳专区饿死百万人,而在同年十一月政治局会议(武昌)已经获悉农村人口中发现浮肿病。转过年来,青黄不接时,情况更加严重。因为大刮浮夸风 时,各社队纷纷竞报“高指标”,接着来的是“高征购”,按你谎报的产量收购。家家已经盆干钵净了,还不罢休,认为是干部群众瞒产私分,便下令大搞“反瞒 产”,像苏联当年的“余粮征集队”一样,对农民绝不手软。农业劳动生产者,不仅是驱使和奴役的对象,且成了搜刮的对象,犯罪嫌疑人。

又是那个人民日报,传达中共中央的声音,为了落实当年生产一O七O万吨钢的突击任务,号召“土洋结合,大建高炉,多出钢铁”。还是主要向农业要劳动力(城 市人也要参与,但毕竟带有走过场性质)。大队人马开进深山老林,砍伐林木,家家户户,砸锅献铁,一切为了“一O七O万吨”!九月底,大炼钢铁的人增至五千 万,十月底六千万,年底多达九千万,占全国人口近六分之一。这年年底,冶金部终于说了几句老实话:土法炼钢成本每吨二五O至三OO元,而生铁调拨价格全国 平均一五O元,土铁产量估计至少一千万吨,总计亏损十五亿元左右。全国森林也经历了空前一劫。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后的八届八中全会,继续坚持大跃进的方针,要求在一九五九年内完成原定一九六二年完成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并且在十年内(也就是一九六八年前)在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超过英国。

这就是第二面“红旗”大跃进的始末。

“三面红旗”第三面——人民公社

第三面“红旗”是人民公社。

六十岁以上的过来人都还记得一句顺口溜:“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苏联已经酝酿在“发达社会主义”基础上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中国在总路线、 大跃进鼓舞下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捷报频传,以致刘少奇七月三日在石景山钢铁厂说,中国进入共产主义不要好久了!毛泽东说中国的“一穷二白(指文化落 后)”犹如“一张白纸,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长期担任毛的秘书的陈伯达,立即在《红旗》杂志撰文,描绘人民公社的畅想。

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七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大轰大嗡之下,到十月底,就有一亿二千万户,占全国百分之九十九的农民“自 愿”加入人民公社,原属农业社所有生产资料全部转归公社所有,与此相应的是大办公共食堂。最初为适应集体大生产,统一供应伙食,以解脱社员家务劳动的需 要,后来转入经常;一度惑于“卫星上天”,粮食将会吃不完的好景,索性实行“吃饭不要钱”的敞开供给制,很快发现仓廪空虚,无以为继,只能供应稀汤寡水, 公共食堂便转化为杜绝农户私藏粮食的手段。

人民公社的几亿社员,不但在生产上沦为大跃进机器的螺丝钉,在生活上也被管制到户、到人、到嘴。一九五九年春,全国城乡市场供应紧张,陈云说中国粮食问题 还没有过关,须省吃俭用,控制销量。这样来保证国家库存,符合毛泽东“手中有粮,心中不慌”的信念。毛泽东以领袖导师之尊,号召全国“忙时吃干,闲时吃 稀”,又因生猪存栏锐减,而行文全国要求“大养特养其猪”。此时此刻,许多地区的农民自顾不暇,哪里顾得养猪?党和政府提倡“低标准”“瓜菜代”,但他们 连“代食品”亦不可得。越是浮夸风、共产风刮得厉害的地方,干部仅求自保,群众遂成无告。据说中央曾经讯问四川供应情况,是否需要调拨粮食,中共中央西南 局书记兼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打肿脸充胖子,说不需要,使“天府之国”的农民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再如河南,历代荒年都有外出讨口的风习,但时至今日,各级 政府严控人口,打击“盲(目)流(窜)”,外出须持生产队发的“路条”,这对于丧失了人身自由,又无以果腹的农村饥民来说,简直就是要他们在家里等死了。 苏联一九三O年大饥荒时,各地曾有农民暴动,还有二百万人外逃出境。这样的事情在中国都没有发生。最清廉爱民的河南兰考县委书记焦裕禄,到车站劝阻准备离 乡求活的农民留下来,也只是许之以“自力更生”“生产救灾”。河南作家张一弓的名篇《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塑造了大饥荒时为救乡亲甘冒死罪,舍身打开紧锁 的粮仓这一基层干部形象,但也只是事后的虚构,聊以寄托想象,代偿历史的遗憾而已。

一九五九年夏天的庐山会议,从预拟的反“左”,转而反“右”,把对“三面红旗”提出批评的彭德怀、张闻天等打成反党集团,这是大家都熟悉的。这一反复,暴 露了毛泽东“政治个性”的一个特点,就是绝不认错,更不会下什么罪己诏,不撞南墙不回头,撞了南墙,不得不回头时,也要表现为个人天纵英明,是主动“纠 偏”,不是别人匡正的结果,他把任何好意的建言都看作对他权威的挑战,甚至是对他权力的挑战。因此,更加要坚持“高举三面红旗”。庐山会议后,在中共党内 打了三百多万“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他们的主要罪名就是“攻击三面红旗”②。到一九六O年三月,中共中央文件批转贵州一个报告时,还在推广公共食堂。

前述那位作者文中,说到他家乡的公共食堂终于撑不住,恢复了每户分灶吃饭,“当时政府给我们地区农民的粮食是每月十三斤未经加工的麦子,按三十天计,是每天二百一十六克,即四两出头点。”须知说的是无锡郊区,鱼米之乡尚且如此!

一九六一年一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提出“吃饭第一,建设第二”,实际上宣布大跃进以失败告终。这个残局交给周恩来、刘少奇、陈云等,用“调整、巩固、充 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来收拾。随后,人民公社也经由“农业六十条”而从大刮共产风的“一大二公”后退到“(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生 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但其“政社合一”的性质不变,一直保持到八十年代初期人民公社解体。

     一场不用兵器的大屠杀,准“全民灭绝”的尝试

“三面红旗”的恶果,首先是大饥荒,饿死人,不是一下子就能止住的。周恩来发现了甘肃夹边沟劳改农场和北大荒农垦系统关押的右派分子大批死亡,立即采取措 施,前者将幸存人员遣散,后者陆续调出另行安置。然而广大农村里因长期饥饿缺乏营养病弱濒危的社员,有的还是等不到政策调整见效就死去了。

早年耳熟能详的一句毛泽东名言,他号召生产救灾时说的“不能饿死一个人”,再也不见提起了。因为这三年里饿死的人何止十万百万,而是几千万!

主流历史书写谓之“三年自然灾害”,我们说是“三面红旗饿死人”。

回顾大饥荒饿死人的历史事件,绕不开“三面红旗”,绕不开毛泽东。

我所尊敬的李锐同志曾用三句话概括毛泽东的一生:“革命有功,建国有过,文革有罪。”革命有功,姑置不论,文革有罪,人所共鉴。然而两头之外,中间的十七 年里,仅此一端,岂是“过错”两字了得。当然,我们不像过去一切归功于他的思路那样,一切归罪于他,他所有荒唐的主意都是在决策层中毫无异议地全票通过 的,毛本人和推举了他又听命于他的权力集团中人,应该怎样分担罪责,是可以讨论的;而几千万人非正常死亡,在古今中外历史上都是横空出世的大事件,是不动 用兵器的大屠杀,难道还有疑问么?不用说三四千万,就依中国科学院相关研究报告提供的数字,以那三年“全国至少饿死一千五百万人”计,如果把一千五百万具 尸骨堆叠成山,谁能想象是一幅怎样遮天蔽日、惊心惨目的景象!

如果说希特勒搞的是种族灭绝,斯大林搞的是阶级灭绝,那末,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由“人祸”造成的大饥荒,则是准全民灭绝(首先是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村居 民)。虽然这还不过是毛泽东设想的“死一半”人口的十分之一。有人辩护说,总路线、大跃进,超英赶美,是为了加强国力,动机还是好的,只是急于求成,欲速 则不达了。其实,这个问题毛泽东自己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早就回答过:“关于动机和效果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我在前面已经讲过了。……一个人做事只凭动机不 问效果,等于一个医生只顾开药方,病人吃死了多少他是不管的。”“事前顾及事后的效果,当然可能发生错误,但是已经有了事实证明效果坏,还是照老样子做, 这样的心也是好的吗?”一九五八年八九月间,毛泽东还曾坦言过他的一项“动机”:“全国就是一个大公社,搞十几亿人口也不要紧。民法那么多条谁记得了,一 场大跃进,就没时间犯法了。马克思与秦始皇要结合起来。”类似的话,他当时说过多次。他推崇法家,却蔑视法律条文;他在原则上欣赏严刑峻法,甚至找到杜绝 或减少“犯法”现象的途径,就是把没犯法的人也通过组织管制起来,通过超负荷劳动搞得他们筋疲力尽,无力并无暇“犯法”。这在当时主要是对农民和工人这大 跃进的主力说的。至于知识分子,本来就不怕他们造反,同样强迫他们在各种名义下从事“改造思想”的劳动,他们自然不但“没时间犯法”,也无暇并无力进行创 造性的精神活动了。现在朝野上下都爱说“治国理念”,然则把全国办成“一个大公社”——一个大兵营,一个劳动营,一个限制个人自由的集中营,或如后来文革 中,全党全民都匍匐在毛泽东的阴影下,执行他片言只语乃至匪夷所思的“最高指示”,服从权力集团的驱遣支配,那样一种“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这就 是毛泽东终极的“治国理念”吗?

为死难者烧一炷香,为毛泽东时代做出总结

当我们想到半个世纪前的一九五八年,想到那一年起喧腾一时的“三面红旗”,并为死于“三面红旗”的死难者一哭的时候,我们不能不想到在这前后的千百万非正 常死亡者,他们同样曾是一条条鲜活的生命,他们本来该在这个世界上,在这片土地上,享受他们应有的各项权利,然而他们在暴政和恶政的迫害下死去了,甚至没 有留下坟茔,甚至没有确切的祭日。那就让我们在春节、清明、端午、中秋这些“每逢佳节倍思亲”的日子,以至在任何一天,为他们默哀三分钟,献上一瓣心香。 这是良心的需要,这是感情的需要。

而我们还有理性的需要,那就是直面历史,透过淋漓的鲜血,对绵亘三十年的毛泽东时代进行必要的总结。这是一切有良知的,对历史负责的人的要求,是一切心中 有死难者,更有后代子孙的人的要求。清理毛泽东时代的遗产——政治的、思想的、制度的遗产,已成刻不容缓的事。不如此,无以慰死者,更无以图将来。对当代 关键的历史现象和历史人物,有一个尽可能接近实际的了解,尽可能接近实际的评价,将大有助于我们做出清醒的选择。

                   二OO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注:
① “毛选”第五卷四七九页注释,把习称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写作“肃清反革命”,或者意在将一九五五-一九五六的“肃清暗藏的反革命”运动归并在内。

② 一九六O年一月十八日,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直属机关党委、中央国家机关党委提出的划分右倾分子标准。其中说,凡党员犯有下列各项错误之一者,划为右倾机 会主义分子:公开散布系统的右倾言论,攻击三面红旗者;支持彭德怀集团的纲领,公开为反党集团辩护,攻击党中央和毛主席者;组织宗派集团,夸大、歪曲社会 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缺点,反对党中央者;不执行党中央的重大方针、政策,或采取其他手段阻挠总线的贯彻执行者;屡犯历史错误,一九五八年以来借批评大跃进 中的缺点为名攻击中共者;在学习八届八中全会文件后,仍不主动检讨其右倾思想言行者。



(注:作者邵燕祥,当代诗人、作家。着有《献给历史的情歌》、《在远方》、《如花怒 放》、《迟开的花》、《邵燕祥抒情长诗集》等诗集,还有诗评集《赠给十八岁的诗人》、《晨昏随笔》,杂文集《蜜和刺》、《忧乐百篇》。从1980年前后发 表《切不可巴望好皇帝》等杂文开始,又写了大量的杂文,批评各种社会弊病。2004年出版自传性文集《找灵魂》。)

吴稼祥:极端主义威胁人类生存

——为贝布托默哀

1227,巴基斯坦前总理,人民党领袖贝布托遇刺身亡。这是一个值得全人类哀悼的时刻。

基地组织声称对这起恐怖暗杀负责,并且说:“我们终结了最有价值的美国资产,她曾发誓要击败穆斯林游击队。”还在产房里的巴基斯坦民主再次难产,不知道这次大出血是否会危及母婴生命。

巴基斯坦是唯一拥有核武器的穆斯林国家,因此,让巴基斯坦从军人独裁政体和平过渡到民主政体,不仅符合西方国家利益,也符合巴基斯坦本国人民和人类和平的利益。如果巴基斯坦政权落入宗教极端主义分子手里,核武器按钮很可能会亲吻本.拉登的手指。

布托是“最有价值的美国资产”,是一种极端主义的看法,首先,人的生命不是一笔可以任意被销毁的资产,说人的生命是资产,这不仅是对人类生命的极大漠视, 也是对生命来源的上帝或安拉的不敬。退一万步说,贝布托即使是“资产”,她也不仅是美国资产,更是巴基斯坦人民最有价值的道义资产和民主资产。她与穆沙拉夫达成权力分享协议,并参与议会选举,表明他们愿意共同为巴基斯坦生一个民主的孩子。现在,民主的母亲死了,扮演民主父亲的穆沙拉夫,不知道他能否单性繁殖。

所有人都有信仰自由,但不能与别人共存的信仰,一定是某种极端主义信仰。这样的信仰如果与尖端武器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结合,必然威胁持这种信仰之外的人类 生存。世界上只有一种主义,允许反对自己的主义存在,那就是自由主义。民主政治的最伟大之处,就是把这种主义体现为一种制度安排。在这种制度安排下,一切 信仰可以和平共处,没有必要把别人的肉体作为自己信仰的牺牲品。

在春天到来之前,被称为“铁蝴蝶”走了。但她留下了一笔任何恐怖主义者用任何人体炸弹都无法炸毁的资产,那就是对生命的珍爱,和对自由与和平的向往。

布托永垂不朽。

20071228日匆草于威海

张鸣:集结号响过,和平鸽能否飞起?

电影《集结号》的确是个好看的片子,有震撼的战争场面,入微到位的人物刻画,逼真的特技效果,虽然有些地方看起来不免让人想起斯皮尔伯格的《拯救大兵瑞 恩》,好人堆里也有个因胆怯而走不动路的人,解放军的服装,由于事先交待了扒了俘虏的军装(属于美军的剩余物质),因此怎么看每个人的打扮,都像奥哈马海 滩的美国大兵,但是,整个片子还是挺中国的,因为关键时刻,总忘不了施放垂泪瓦斯,让你眼圈不红都不行。

影片的背景,是历史上曾经发生的“决定中国命运”的大战,国共两党,利用战后大量的剩余军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打了一场规模和烈度都可以跟二战媲 美的战争,在中国历史上,这场持续近四年的大战,不仅仅战争规模大,而且使用的武器现代化程度最高,自然,战场上死的人也最多。这场战争,在胜利者一方, 堪称战争艺术的杰作,过一万年,当战例讲,都有的可说的,但是,如果站在中国人的角度来看,如此大规模的同胞间的厮杀,血肉横飞,你死我活,几十年过去, 毕竟还应该想点别的什么。

没错,我们必须认账,在胜利者看来,对手是反动派,是阻挡历史前进的东西,因此,必须干净、完全、彻底地消灭之,借用影片里的一句台词,一个说,你杀人太 多,念(指念佛)也没有用。另一个回答说,我杀的都是反动派。言外之意,反动派不是人。不过,这种语境,理所当然,是战争发生当口的事情,为了动员,为了 打赢,不得不往狠了说。仗打完了,死的都是中国人,在失败者一方,上面也许有意识形态的信念,但是战死的炮灰,绝大多数只是炮灰而已,他们并不知道为什么 要去赴死。战争相互厮杀的双方,其实都是同胞兄弟,事实上,有的真是一个村的人,有血缘关系,甚至亲兄弟,哥哥当了八路,弟弟变成了国民党兵。

应该说,这场战争,国共双方战死沙场者,在很多情况下都是一笔糊涂账,累累填沟壑者,姓甚名谁,甚至连数目都是稀里糊涂。没办法,尽管那场战争在中国历史 上的现代化程度很高,但那时的中国,毕竟还是一个黄仁宇所说,无法用数目字管理的国度,死人死成糊涂账,也是没辙。可是,死的炮灰,都是成年人,每个人背 后,都有自己的桑梓和家人,都有自己的故事,“出生都有名有姓,现在都变了无名”,只是是因为战争,这种情况不仅这边如此,那边也如此。但是,每个人的真 实存在,其实是泯灭不了的,也就是说,这些人在这个世界上生活过的事实,是消灭不了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战争的双方,都是人,对于国共内战而言,都是中国 人,活生生的中国人。

我们看到,在《集结号》里,胜利者一方的战士,人性得到了展现,有血有肉,有缺点,甚至都知道害怕了,不再像过去的战争片,战士只是革命理念的体现者,更 多地像抽象的符号。可是,战争失败一方的战士,却依旧像一个个模糊的影子,只供我方的战士射杀和毁灭,这些人,如果还是人的话,连动作和惊叫都那么一致单 调而且重复。在事实上,当年胜利一方的战死者,还可能有个安身之所,各地还有很多纪念碑,但是失败一方的战死者,往往连尸骨都不知在什么地方。

无论如何,发生在几十年前的那场中国人之间的大厮杀,是应该反思的,仅仅反思到不把战争变成游戏乃至儿戏,多少展现一点战争的残酷,还是远远不够的,没有 对人性的拷问,没有对人在战争中无奈命运的悲悯,无论场面多么感人,英雄主义的悲歌响遏行云,还是令人感觉,比起别人的电影界来,我们还是差了点什么。同 胞残杀的悲剧,也许还是不能避免,和平鸽,最终还是不会被《集结号》唤来的。

张靓文:岁月的痕迹-- 追思包遵信先生

包遵信先生是我老伴张显扬的好朋友,他们相识于1970年代末。经历了10年文革的动荡和疯狂,他们都萌生了强烈的反专制、争自由的愿望。因为心气和观点 比较一致,慢慢地,他们便走到一起了。那时候老包在国家出版局研究室工作,经常和老包一起来我们家(内务部街19号)串门聊天的,还有商务印书馆副主编高 崧先生。高崧先生16年前已经走了。

风风火火

我第一次见到包兄(我和张显扬都长他一岁,但我俩一直这样称呼他)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他给我的印象,个子不高,脸庞黑黑,朴实无华,风风火火。在我们 的朋友圈里,他很独特。当时他在《读书》杂志副主编任上。张显扬是《读书》杂志的热心读者,间或也为它写点东西。此前,他就在《读书》上发了一篇题为《言 论自由》的文章。老包每次来,都离不开《读书》这个主题,不是组稿,就是征求意见。他们谈得很投入。我是学铁道专业的,插不上嘴,只有一件事可做,就是为 他们准备点吃的。那时候经济条件差,也没有什么好的,无非是馒头、面条之类,包兄却吃得津津有味。多年以后谈起来,还直向我拱手,表示感谢。

口无遮拦


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国内政治气氛比较宽松,学术空气也比较活跃。包兄和张显扬经常应邀去市内一些机关、院校讲课、座谈、作报告,还一起去外地活
动。一 次应广西大学校长侯德彭先生之邀,他们和高崧先生一行三人,前往桂林参加一个学术研讨会。会后,侯先生在“南湖水上餐厅”设宴款待他们。张显扬回来跟我说 起包兄在席间的表现,使我比较具体地领教了包兄的格性。主人热情好客,包兄谈兴很浓。不料“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包兄酒性大发,话锋一转,矛头直指广西 政界、学界,批评他们保守落后,缺乏开拓精神,跟不上形势,弄得主人和客人都十分尴尬。张显扬在一旁直扯他的衣服,他全然不予理会,反而瞪大眼睛说:“你 说,我说的是不是事实?”散席以后,张显扬跟他开玩笑说:“包兄,看来你不会腐败。俗话说,拿了人家的手短,吃了人家的嘴短。你正好相反,吃了人家的嘴 长。不知道你要是拿了人家的,手会怎么样?”老包是一个很透明的人,没有城府,口无遮拦,想什么说什么。虽然常常因此而得罪人,却也因此而吸引了很多朋 友。这正是他的魅力所在。张显扬尽管时常提醒他,要他多加注意,心里却很欣赏他的性格,认为和这样的人打交道,踏实,不需要设防。他们二人的性格,有不少 相似的地方,这也许是他们关系这样密切的一个重要因素吧。

助人为乐

1990年代中期,有位权威学者发表文章,大谈“天人合一”,认为西方文化正在走向没落,21世纪将由中国传统文化引领世界。张显扬认为这样褒贬东西方文 化,没有道理。他想写一篇文章,纠正这种偏颇,但他不是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心里没有把握,便去请教老包。老包非常赞同,认为这篇文章的错误,是把“天人 合一”中有人格意义的天,用自然意义上的天去偷换了,结果把它解读成人和自然和睦相处的生态学命题了。他还主动代为写了初稿。后来,这篇文章发在于光远先 生主编、李可先生主持的《方法》杂志上,题目是《我观“天人合一”》。

张显扬说,他有两个“智库”,马克思主义方面,有中央编译局的老大哥们;中国传统文化方面,有包兄。长期以来,特别是近些年来,张显扬自认为重要一点的文 章,都要征求包兄意见。直到今年8月,他写的那篇《呼唤公民意识,建设公民社
会》,还送给老包去看。老包反复看了多遍,提了很多中肯的修改意见。包兄乐于 助人,凡是有求于他的事,他都非常尽力,从不敷衍。

“六四”英雄


包兄是个激情满怀的知识分子,有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使命感。“六四”民运中,他毫不犹豫地站到了运动的最前列。运动中几件大事,筹备“首都知识界 联谊会”,在严家其先生起草的“五一七”宣言上签名,12位教授去天安门广场与学生见面,成立天安门广场大学,编发反映运动动态的小报,等等,没有一件是 他没有参与的。他
不仅参与了,而且扮演了领头羊的角色。他是“六四”民运的英雄之一。运动遭到镇压之后,老包成了万劫不复的罪人,获刑5年,关押3年多。 写到这里,我不由得想起五四运动,那时一帮热血青年为争民主自由,被反动军阀打入大牢。70年后,新一代热血青年和知识精英,为争民主自由,又被共产党打 入大牢。看来,不管叫什么党,只要是独裁政权,行为模式都如出一辙。

老友重逢

包兄因健康原因,于1992年11月提前出狱。得到这个消息,我们欣喜万分,可惜当时张显扬的处境也不妙。时任国务委员的陈希同,在国务会
议的报告中点了 他的名,接着新华社又发了一篇通稿:《方励之张显扬之流老早要搞动乱》。我们古城的家,日夜有人监视。张显扬一出门,就有人跟踪。外地的朋友来看我们,一 回去便有安全部门的人上门盘问。老包那里,更是戒备森严,楼下天天守着警车,穿警服的和不穿警服的,一天24小时轮流值班。他俩一直没有机会见面。直到我 们搬到方庄以后,情况略有松动。包兄避开当局的监控,赶来方庄。他们选了一家只有两张桌子的小酒馆,一人一瓶小二锅,张显扬为包兄出狱回家、朋友重逢,频 频举杯祝贺。不一会儿,两瓶小酒喝得精光,只得再来两瓶。老包讲了狱中的经历,讲到伤心处,谈话嘎然而止,相对无言,泪流满面。讲到他和难友们怎样想方设 法,取得联系,相通讯息,又高兴得手舞足蹈。此后,他们就变着法子,找机会见面、聊天。

然后,包兄的处境仍未改善,每到所谓“敏感时期”,例如,民运节日、中央开大会、外国元首来访,等等,老包家的楼下,便岗哨林立,犹如大敌当前。这时包兄 便打来电话:楼下又有“白薯”了。对包兄来说,这已经是习以为常的事情,不算什么了。他倒是有点同情楼下那帮小警察,他们冒着严寒酷署,日以继夜地守在周 围,很是辛苦。当局也有招,有时干脆派几名公安人员,把老包送到外地“坚壁”起来,直到北京的要事收场,才放他回京。张显扬故作羡慕地对他说:“包兄,你 的待遇不错啊!出入都有人接送。”老包一脸无奈,苦笑两下,算是答复了。

难友新知

“六四”以后,老包还是老包,只因为身上被涂鸦了一些特殊的记号,原来的朋友,交往的渐渐少了。有时候,老包难免感慨世态炎凉。张显扬劝慰他说,老朋友离 去,确实令人难过,但是更多的新朋友向你聚拢过来,岂不是很大的幸运吗?说到新朋友,特别是在“秦城”做过难友的新朋友,老包脸上马上泛起会心微笑。的 确,这批新朋友都非常优秀。他们继承了上一代人的理想,不管遭受多大的打击迫害,那怕是二进宫、三进宫,都矢志不渝,要为民主自由奋斗到底。老包和这些年 轻的新朋友在一起,如鱼得水,开
心极了。这些新朋友中,有不少人是读着他主编的《走向未来》丛书成长起来的。对此,老包不无自豪。

粗中有细

包兄看似大大咧咧,实际是个很细心的人。2001年以后,我家搬到南三环里潘家园,包兄家仍在北三环外塔园小区,相距较远,来往“打的”成本颇高。包兄的 主意是以公交为主,“打的”为辅。他把来往的公交路线摸得一清二楚,告诉我们在那儿上车,那儿换乘。他有一个很大的优点,认路。不管哪儿,去一次,就记得 了。为
此,张显扬揶揄他“鼻子好,嗅觉灵”,他就骂一句“你才嗅觉灵呢!”2003年,他家对面修了座元大都遗址公园。他便经常邀请朋友去那里聚会,聊 天。末了就找一家经济实惠的餐馆聚餐。由于平时细于观察,知道各人的口味和食量,他每次点菜都恰到好处。大家送他一个头衔:美食家老二(老大是孙长江), 他很得意。这样的日子,包兄非常珍惜,朋友们分手时,总是恋恋不舍。可惜,没有过多久,新的灾难又落到他头上了。


左起:包兄 张显扬和作者
(摄影:包夫人王淑苓 地点:元大都遗址公园)

大难不死

2004年2月13日,春节刚过,天气还很冷。我与张显扬应邀去石家庄与中学同学聚会,途中张显扬想起要告知老包一下。接电话的不是老包,而是老包的女儿 瑗瑗。她说,两天前爸爸病了,脑溢血,正在协和医院抢救。顿时我们脑子就嗡了一下,预感到事情不妙。
到了石家庄,又接到小浦(志强)电话,说包先生病危。 此时张显扬再也控制不住,当着许多人的面就哭起来了。聚会的心情已经荡然无存,次日便乘车返京,马上去医院看望老包。老包处于深度昏迷状态,不久就转到重 症监护室。我们每次去,都只能在离监护室很远的一间休息室里,与老包夫人王淑苓见面,通过淑苓了解老包的病情。在这段难熬的日子里,我们提心吊胆:老包能 不能醒来,醒来了会是什么样?瘫痪,植物人,还是半身不遂?张显扬三天两头跑医院,一次我把一个吉祥物让他带去医院,挂在老包床头,以表达我们对老包的祝 福。淑苓在一旁默默祈祷,但愿借我们的庆祝福,让老包早日苏醒过来。

经过70多天的抢救治疗,包兄终于从死神那里逃回来了,
而且还比较完整。真是奇迹!他不是一般的脑溢血,而是脑干出血。所有关心包兄的人,犹如中了大奖, 兴奋不已。但兴奋之余又不免感慨,别的费用且不说,仅重症监护室的费用,每天就高达5000元之多。要不是海内外朋友包括有爱心、有正义感的企业家,慷慨 相助,包兄的抢救治疗,绝对维持不下来。对比之下,当局的无情和冷漠,令人发指。老包患病期间,当局居然没有一个人问一声。

包兄醒来以后,要女儿瑗瑗给张显扬打电话。瑗瑗说她记不得张叔叔的电话,包兄马上把电话号码告诉她。这说明包兄的脑子没有问题,真是万幸。对一个学者来 说,有记忆,能思考,无疑是最为重要的。张显扬放下电话,直奔医院,带着狂喜
去迎接、庆贺包兄重生。出院以后,又到康复医院病住了一阵。包兄保住了性命, 健康状况却大不如前了。可他的精气神还在,初衷不改,照样读书,写文章,提携后学,关心社会,关心民运,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他是一个永不服输的人。

祖孙情深

2006年底,儿女们为包兄老俩口购置了一套宽敞舒适的商品房,大大改善了他们的居住条件,还专门为包兄安排了一间书房。房子就在离我们家不远的龙潭湖公 园旁,这让老包和张显扬喜出望外。两个人,一个电话,一个进东门,一个进西门,20多分钟,便可在龙潭湖公园见面。他们常常一聊就是一上午,然后在附近找 个小餐馆
。包兄想喝点酒,张显扬反对,他还坚持,张显扬就威胁说,你不怕我向淑苓告密?最后双方达成妥协:一人一杯啤酒。2007年2月,他朝思暮想的小 孙孙哈哈,一个虎头虎脑的小男孩,大叫大嚷地来到世界,这对老包是一件莫大的喜事。哈哈是他的心肝、宝贝,是他快乐的源泉。只要哈哈在他身边,他便眉开眼 笑,忘却了所有烦恼。那一段时间,老包和张显扬几乎每天都要通一次电话。一次张显扬问他,你在干什么?他说他在看(照料)哈哈。老伴对他的能力表示怀疑, 他马上改口说:我是帮淑苓看哈哈。应该说,老包最后这几年,尽管外部条件仍然凶险,家庭生活还是幸福的。有贤惠的妻子,有能干而孝顺的儿女,有人见人爱的 小孙孙,一家人其乐融融。还有新老朋友,随时可以会面、聊天、吃饭。

左起:作者 张显扬 包兄 孙长江 孙伟
(摄影:一游客 地点:首博门前)

绅士风度

和包兄最后一次聚会,是今年8月28日。包兄提议邀请几位朋友,一起去首都博物馆,参观法国卢浮宫前来展出的古希腊的雕塑,我们欣然赞同。我们邀请了孙长 江、孙伟夫妇,一同前往。难得有机会,不出国门,就能欣赏到世界顶级的艺术品。而且,可以不受时间限制,慢慢地看,细细地品,自由自在地享用这顿精神大 餐。包兄兴致很高,看得很仔细。但是,他的脚步很慢很慢,到后来脚抬不起来,只能在地上蹭了。看到他走得很累,我想接过他手里的塑料包,以减轻他的负担。 可他就是不同意:“这哪行啊,怎么能让女士提东西呢?”我没有想到,老包还如此绅士,在这个时候,还要显示男子汉的气概。真是一个倔强的人!

奇迹不再

9月3日,也就是从首博参观回来的第五天,张显扬约老包去龙潭湖公园见面,电话那头传来声音说,今天不太舒服,改日再会。当天下午,他便因脑血栓住进协和 医院。住院期间,张显扬常去看望,发现他右半身不太灵便,以后每去探视,都要他伸伸胳膊伸伸腿,看看病情有无好转。老包康复得不错。10月22日,征得医 生和孩子们同意,高高兴兴出院了。不料第二天清晨突然脑溢血复发,摔倒在地。家人及时把他送到附近的东方医院。此时他已经没有呼吸,没有血压,只有心脏还 在微弱地跳动。病灶还在原来的脑干部位。从此他再也没有醒来。10月28日下午6时,监视器上的心电图变成了一条直线。包兄走了。

永别时刻

老包患病的日子,张显扬几乎天天去医院。他是看着老包走的。家住方庄的82岁高令的于浩成先生,闻讯后立即和胡少安先生赶来。胡少安先生年轻,帮着老包的 儿子、女儿、女婿和内侄,把老包的遗体移出病房。然后,在包夫人带领下,他们八个人一起把老包送到医院地下二层太平间。张显扬说,整个过程平静得令人难以 置信,没有哀伤,没有哭泣。巨大的悲痛,一下子把大家击倒了,头脑一片空白。直到把老包的遗体推进冷库的那一瞬间,才回过神来,意识到,永别的时刻到了。 家人悲痛欲绝,泣不成声。张显扬是个性情中人,此时他突然冲过去,双手捧住老包的脸,说了一句“包兄,永别了。我们以后会再见的。”就再说不出话了。

一路走好

我和张显扬原以为包兄出院回家,休息几天,就可以见面。我们留下100美元稿费,这是包兄推荐出去发表的那篇文章的稿费,准备在餐桌上为他的康复痛饮几杯。现在,这个愿望再也无法实现了。

包兄!你终于摆脱凡尘,摆脱烦恼,摆脱长时期来束缚你的种种枷锁。你自由了。愿你一路走好,前面不远处便是天堂。你的家人、朋友,已经为你选择了一个山明 水秀的地方,作为你灵魂的家园。那里,风景优美,是你生前喜欢去的地方,而且还有你熟悉的许多朋友,你不会感到寂寞。以后每年春暖花开时,我们会去看你 的。

包兄,安息吧!

2007年12月11日
(原载《争鸣》杂志2008年元月号)

黎鸣:废黜孔儒,老子的道德精神万岁!

现在是什么时代?

现 在是全世界的资本主义大时代,过去曾产生的社会主义不过是资本主义的一面镜子,它让资本主义更加速、更有效地前进,反倒社会主义本身进入了一个逆历史而动 的死胡同。它因缺乏来自资本主义原动的逻辑和道德的力量,而自然而然地丧失了继续承当资本主义“镜子”的能力,从而不能不先资本主义而退出历史的舞台。因 而到了今天,事实上已成了资本主义一家独大的天下;但资本主义本身也已进入了它最后的阶段——金融资本主义的阶段,并将不久终于要落下它沉重的帷幕,走向 它最后的终结,这个终结的时代,就在21世纪。

支撑这个资本主义大时代的人类精神是什么精神呢?

是 十六世纪以来的西方人类的新教伦理(道德)精神和近现代西方哲学的伦理(道德)精神。西方人的哲学,由于它的核心的二元论逻辑的失效,已经进入了终结和 “死亡”的状态,西方哲学的死亡也正预示着哲学道德的异化和消亡。西方人(也包括一切已经接受西化的人们)的道德精神正在愈来愈受到惟一拜金主义和惟一物 质主义非精神化的困扰。这种困扰继续发展下去的合乎逻辑的结局,就是西方人类,包括接受西化的人类的彻底的无精神化,实质上即是道德精神原动力的消亡。人 类文明精神动力的形势正在发生急剧而微妙的变化。随之而来,将是全人类文明重心的非物质性的急剧地变迁。全人类资本主义的大时代,将随着它给全人类所带来 的巨大的自然生态的危机和破坏、社会生态的危机和破坏,以及人类心灵生态的危机和破坏的噩耗而寿终正寝,从而将不能不逐渐让位于全人类的新的智慧主义的大 时代。这既是人类的自救,也是人类文明在更高水平领域的超越。随着这个全新的智慧主义的大时代的到来而逐渐兴起的,将是人类全新的“人学的”道德精神。我 认准,在中国曾雪藏了两千多年的伟大的老子的“道德”精神,即将成为这种新的全人类“人学”的道德精神的内核。为什么?关于这点,我在本文的后面将作出回 答。

正 因为如上所述,21世纪,将是全人类的文明历史发生巨变的世纪,而对于中国人来说,这个巨变更是两千多年来空前伟大的巨变:它将是在中国彻底终结孔子及其 儒家的有害影响,以及彻底终结它所极力维护的中国极权专制体制的命运的伟大的世纪,它也很可能是,由历经了两千多年巨大苦难的中国人所开创的智慧主义大时 代,将要从东方诞生,且要在人类中扩展,并从而在全世界冉冉兴起的伟大的世纪。可以预言,21世纪之后的人类时代,将是完全取代资本主义的智慧主义的大时 代。而支撑这个伟大时代的人类精神,即应是老子的贯彻全逻辑真理的伟大的“人学”(以区别过去西方“哲学”)的“道德”精神。

五百多年来,中国文明已堕落到了全人类文明的最下层的谷底,出于文明逻辑自身的必然,它将必然发生巨大的历史反弹(诚如中国成语所言:“置之死地而后生”)。处于全人类文明最下层谷底的世界上最多人口的中国,将必然会发生一场历史精神的巨变。在 这场历史的巨变之中,曾毒害和捆绑了中华民族两千多年的孔子及其儒家的精神毒药和枷锁,将像狗屎一样遭到它应有的永远被唾弃的下场。只有世界上最邪恶的极 权专制主义者、他们中自觉的骗子,和世界上最愚蠢的白痴、完全不自觉的傻瓜,才会继续欣赏这种人类中最伪善、最邪恶、最具毒害的精神垃圾和毒药。

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已经做出了血迹斑斑、伤痕累累的铁证:

儒家的君子,是不折不扣骗人的伪君子;

儒家的知识,是学做伪君子的乡愿“知识”;

儒家的学问,是学礼问礼,克己复礼,永远自愿当奴隶的学问;

儒家的小人,是全中国老百姓以及一切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代称;

儒家的圣人,是极权专制体制的永远的保护神,乃至永远的独夫民贼的光环(如“圣上”、“圣君”之类);

儒家的思想,是毫无真理、毫无逻辑可言的独断的胡思乱想;

儒家的智慧,是玩弄计谋以进,明哲保身以退,毫无任何文明进步价值的假智慧;

儒家的教育,是培养奴才、白痴和骗子的教育;

儒家的善良,是愚蠢的代名词;

儒家的孝悌,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人心突破口,是培养愚忠奴才的口香糖、香钓饵,是用“亲亲”包裹着“尊尊”,从而把老百姓的父母永远当作“人质”来要挟的皇权专制体制的人肉“长城”;

儒家的道德,是假仁义之名而毫无任何公共性真理的伪道德;

儒家的经典,是占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文字垃圾,是固化极权专制体制的文字“水泥”:

其中的《易经》,是伤害甚至废弃中国人大脑的剧毒经;

《尚书》,是上古大人们的文告;

《礼经》,是固化中国不平等体制的制度文本;

《乐经》,是固化中国不平等体制的仪式文本;

《春秋》,是中国人永远不许反叛(反抗的代名词)的历史杜撰和编造;

《诗经》,孔子从三千多首上古诗歌中删选了其中的三百首,以其符合极权专制统治的需要为准,从而使两千七百多首古诗遭到了寂灭的命运。

儒家的“四书”,是集“乡愿”独断思维、麻痹中国人大脑的大成之书:

其中的《论语》,是中国人“乡愿”思维的总策源地;

《孟子》,是“乡愿”思维的“人性本善”理论基础的始作俑者;

《大学》,是断绝中国人追求真理的一切理想,只认做官为终极目标的“断魂书”;

《中庸》,是以“诚”为饵,却永远不知“真知”、“真诚”为何物的混帐书。

关于上面所述,我都将会有专文甚至专书进行具体的评论,请广大青年网友相信,我

决 非虚言。我就纳闷,中国有那么多饱学的硕儒,乃至儒学“大师”、国学“大师”之类,竟没有一个人敢于为了他的祖师的光荣而站出来与我堂堂正正地进行辩论, 倒是有不少匿名的谩骂者,难道这就是孔子及其儒家后学们的出息?或者,儒家的饱学之士们永远就只能从事背后阴谋的勾当?

不要说孔子的“六经”、“四书”大部分是“垃圾”,所有儒家后人的大部分“著作”更

是 绝大部分都是“垃圾”。鲁迅先生曾劝年轻人少看,乃至不看中国书,其中主要指的也就是别看儒家文人们有毒的垃圾“书”。近代以来的中国“学者”,真能有如 此慧眼的人并不是太多,而是太少,简直少极了。就连胡适、冯友兰如此著名的人物,也未能真正看透儒家的绝大多数读物其实是充满了毒素的废物;而一些更等而 下之的所谓学者名流,还得靠这种极其无聊而有害的学问来吃饭呐,或许还兼带唬人。实际上,孔子以及后来诸多的“大儒”,他们能有什么资格被称作“哲人” 呢?他们连起码的行文说话中的逻辑真理都不懂,更不能讲,他们何来“哲”理?更何以成为“哲人”?说到底,孔子及其儒家文人,除了用大量花言巧语的“乡 愿”迷惑人、欺骗人,糟蹋人,使之甘心情愿地成为极权专制的奴才、顺民,也即“非人”之外,他们为中华民族留下的“思想遗产”除了有毒的垃圾,真是所剩无 几。

两千多年的历史确确实实证明,极权专制体制与孔子及其儒家的关系,实质上即彼此

狼狈为奸的“狼”与“狈”的关系。正是这两者的狼狈为奸,造成了世界上最长寿命(连续达两千多年之久,太长久了!)的极权专制的中国政治体制,也造成了中国人在该体制中永远难得苏醒的充当奴隶、“非人”的命运。

直到今天还有人在胡诌中国古代如何如何领先于世界的梦话,甚至更梦想靠孔儒的思想垃圾去拯救世界。他们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领先”,以及文明“领先”的究竟应该是什么?

请 问:中国人的思维能力,也即发现真理的能力,发明新工具、新技术的能力,创造新思维方法的能力,乃至孕育真正的“道德”精神的能力,总之中国人哲学、人学 的创造性思维的能力,在独尊儒术之后的两千多年来的中国,什么时候曾经真正领先过世界呢?不要以为,中国人多,生产得多,消费得多,冷兵器时代曾显得多么 地强盛,等等的诸如此类,即是“领先”于世界了,其实这全都只不过是纯粹物质性数量的堆积(巨大的沙漠比之于砂粒,究竟“领先”了什么呢?),而不是真正 文明智慧和精神的强大或“领先”。如果论数量,中国人今天还依然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呐,何以还比不上人口只有几千万的西欧诸国?问题出在哪里?不正是 出在中国人的思维创造能力和智慧精神能力比不上别人吗?我看那些还在做“中国古代领先世界梦”的人们,其人的脑袋就有问题,简直就是个连自己究竟是什么都 不知道的昏庸之徒,从而才会这么胡思乱想,以制造古人“领先”世界的梦想来做那可悲的自我安慰。即使再退一万步说了,就算中国古人真是曾“领先”过别人, 而这又与今天我们的自己能有多大关系呢,除了更证明我们自己的愚昧无能以外?

真正有志气的人应该永远都是实事求是的人,而不是只会做“白日梦”的人。认识到自己暂时的弱小、不足,正是自己有可能变得真正强大起来的起码的起点。

让孔子及其儒家的所有的混帐东西全都离我们远一点吧,最好是彻底地忘记它们,废黜它们。但对于老子以及他所倡导的“道德”来说,就截然不同了。我们不仅要重新认真学会理解,还要大力向全世界广泛宣扬。

有人会问,黎鸣先生,您不是反对“复古”吗?为什么您对与孔子同样是古人的老子却如此厚爱,您这不是极大的矛盾吗?

是 的,我反对盲目地“复古”,即反对不问青红皂白,只要是“古”的就认为一定是对的,好的;尤其是反对儒家文人的“复古”,无论说话论文,凡古人,更特别是 凡古代“圣人”说的,就都被当作了真理来征引,来作为论述事物的根据。这是非常荒唐的。但是,我也并不认为,凡古人所说就全都是错的。其实,无论古、今、 中、外,都不可能成为判断事物对错的根据,而真能判断事物对错的根据,就只能是大家都能信服的真理,尤其是最基本的逻辑的真理。

又有人会说,老子也是两千多年前的人,与我们的时代相隔这么遥远,为什么他所倡导的道德还能够适应我们今天的时代,甚至还能适应更未来的时代,这不同样是十分荒唐吗?

这 个问题问得很好。老子并不是神,更不是西方人所说的上帝,为什么他所倡导的道德能够成为我们今天甚至更未来人类的道德呢?这恰恰与老子所论述的“道德”本 身有关。“道”是什么?我们前面已经谈到,是真理,是万事万物的规律,而真理、规律一旦被人类所认识,它实际上是与古今中外都没有关系的,而只与真理、规 律本身的判定有关。现在的问题即在于,老子的真理是什么?或更具体地说,老子用来作为倡导人类“道德”的逻辑是什么?回答这个问题的关键正在这儿,也正是 在这儿,使得老子不仅是一个过去两千多年前的古人,而且是个直到今天他的观念还依然具有某种伟大的超越性价值的古人。

老子的真理是什么?老子的逻辑是什么?我告诉大家,就是我在前面曾介绍过的伟大的“易大象”,我用它构成了我的“人学”的总逻辑。正是利用“易大象”,老子推论出了他的伟大的“道德”,写出了他的伟大的著作《道德经》。而老子的道德,也正就是我的“人学”的道德的核心。

两 千多年来,可以说几乎就没有人能够真正理解《道德经》的价值。尽管号称“解老”的著作不下成千上万本,甚至宋代、明代的皇帝也来解说老子,这简直就是笑 话,可是他们懂得什么呢?他们能够知道其中真正的奥妙吗?我可以断言,一个只有中文语言知识,而缺乏起码的哲学逻辑修养的人,根本就不可能真正理解老子, 反而更可能的是曲解、误解,甚至索性胡说老子。关于老子,从来的人们究竟说了一些什么呢?说得最多的是老子讲“无为而治”,讲“无为而无不为”,讲“小国 寡民,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讲“绝圣弃智”,讲“愚民”,讲“以柔克刚”等等等等,在把《道德经》“五千言”全部都轻描淡写地“解”读过了一遍 之后,最后,索性给老子安上一系列诸如“玄学家”、“阴谋家”、“唯心的神秘主义者”等等的招牌了事,这就算是研究透了老子了。

在 这里,我把我理解或顿悟老子的过程简单说一下。我的大半生都在研究西方哲学,我认定康德才是西方哲学中真正的最高点,我正是站在了这个最高点上,突然顿悟 了老子。然后,我又在老子的基础上,突然顿悟了伏羲的卦画。总之,我把康德、老子、伏羲这三位彼此相跨五千多年的古今中外真正的思想巨人紧紧地结合在一 起,终于发现了“易大象”这个可以称作“全逻辑”的伟大真理。正是在这个发现“易大象”的过程之中,我顿悟了解决“四色定理”数学难题的方法。到了今天, 我敢于说,不懂得康德,你不要想懂得老子;而不懂得老子,你也不要想懂得伏羲。一个只会玩弄语言游戏的中国文人,尤其是一个中了《易经》邪毒的儒家文人, 解老将绝对是不可能的。正是因此,两千多年来所有中国儒家文人们的所谓“解老”,全都只能是失败的,错误的,甚至是蓄意歪曲的,捣乱的。

认真说起来,老子的《道德经》,真正重要的还是在“道德”二字本身,而其他的文字,全都不过是在尝试运用分析“道”和“德”的方法以解决其他的问题。不妨指出,其中的有一些表述也是不成功的,甚至还是错误的,但这并不妨碍《道德经》主要论点和方法的伟大。

正 是因为老子对“道德”的论述,站在了最高的全逻辑的基点上,所以他的对人类“道德”的观点,直到今天还依然是最充分、最正确、最全面、最具有前瞻性,从而 也最有资格适合并充当全人类未来智慧主义大时代的(伦理)道德。可以说,老子的“道德”,不仅超越了基督教的宗教道德,包括新教伦理(道德),而且也超越 了近现代西方哲学的伦理(道德),例如美国著名的伦理学家罗尔斯(《正义论》的作者)、诺齐克(《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的作者)等哲学家们的伦理(道 德)。因为这些哲学家在论述道德时所根据的逻辑,依然是严重地缺乏完备性的形式逻辑和作为补充的辩证逻辑。至于为什么老子的道德竟然具有如此伟大的价值, 我将用另外的文章乃至专著来进行专门的论述。

总 之,结束本文,孔子及其儒家的时代应该让它彻底寿终正寝了,中华民族的文明不能永远成为孔儒的殉葬品,因此,必须尽快地全面地对它们进行废黜,21世纪应 该成为中华民族真正全新的世纪。然而老子则不然,老子的时代,或者说老子所期盼的时代,还只刚刚开始。老子精神“复活”的到来,将同时伴随着西方的康德精 神和中国的更古老的伏羲精神的一起到来,也即古今中西文化思想的精华将可能达到最佳创造性的融合的一起到来。他们和我们,将共同一起,坚定地走向中国和全 世界伟大的智慧主义的大时代。面对这个伟大时代的到来,让我们高呼久违的“口号”:废黜孔儒,老子(康德、伏羲)的道德精神万岁!

(请直接进入我的网页:www.liming1944.com,谢谢。2007,12,25。)

李志宁:我并非“政右经左”的“公共知识分子”

一位网友给我发了个邮件,说我是2007年中国100名“政右经左”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我感到奇怪。这怎么可能呢?

  首先,我既不是“政右”,也不是“经左”。

  而且我也不知道什么叫“公共知识分子”,我觉得我没什么高深的专业知识,算不得一个合格的知识分子。

  总之,我并不是一名“政右经左”的“公共知识分子”。

  我想了想,对自己,很难用“左右”来界定。

   我看见报纸上鼓噪说:“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左’”。我也没有弄明白,这里说的“左右”究竟系何?报上说,“左”就是一切从本本出发,把社会主义理解 为“一大二公三纯四平均”。这我倒奇怪了,难道理论家们所说的“社会主义”也就是“一小、二私、三法制混乱、四贫富悬殊”吗?

  在历史上,“一大二公”是1958年针对刚兴起的“人民公社”来说的。而且,这种说法很快就收敛了,鼓噪几星期后也就不再提了。因为当时农村里发生了 比较厉害的“共产风”,一平二调三共产,连毛泽东也觉得不妥了。于是1959年 就提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实际是以小队为基础,回到了高级社的水平。公社的职能也很快就转化了,也就是“政府化”了,成了一级政府组织,大致相当于 乡级,而不是毛泽东头脑发热时所说的“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的那种人民公社了。公社的书记,后来都是国家干部,吃国家粮的,由上面派下来,还时常会调动。

  现在的国产理论家,一上来就喜讲“一大二公”如何糟糕,好像中国自从1949年一直到1978年都在高叫“一大二公”似的。实际上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

  凡事要讲事实。

  中国的理论家们在这一点上,太欠功夫了。

  此外,我不认为自己“政右经左”,因为中国的“左右”与世界上很不相同。我以前说过关于左(山岳派)右派(吉伦特派)称呼的来源,今天就不再重说了。大致是:

  世界上,是左还是右,主要要看他们对民众、特别是对穷人的态度;

  在中国,是左还是右,主要要看他们对政策、特别是对领袖的态度。

  这是很不相同的。

   现在的世界上,通常将法西斯称为极右,将共产党称为极左,此外,西方国家的党们,以他们是倾向于更注重民众的利益、还是更倾向于资本家们、企业家们的利 益,大致被称为“中左”或“中右”。在美欧的历史上,中右和中左的政党,依照获得选民选票的多少,常常是轮流执政的。也就是“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 (见《西游记》大概是孙悟空说的)。但是中国的“皇帝轮流做”,是在战乱中实现的;而目前西方国家的“总统轮流做”,却基本是在和平和欢乐中实现的。

  

若按照世界的标准,在中国,1957年的右派分子们,就他们对于民众的态度来说,应当被称为左派。而1959年的右倾分子,应是地地道道的左派,他们离人 民比1957年 的“右派”更近了。而到了文革前,戚本禹被毛泽东称为“左派”,戚本禹算什么左派?他靠近权势,为虎作伥,是地道的右派。在文革中,反对老干部的被称为左 派,毛泽东要军队“支持左派”。保护老干部的被称为保守派、或保皇派。似乎还有点道理。但是如果再上一层的话,那么保卫伟大领袖的,才应当是右派和保皇 派。毛泽东比秦始皇还要厉害,以老共产党员为敌,那么“誓死保卫毛主席”的,当然都是右派。而希图推翻毛泽东专制的人,才应当叫左派。但可惜,当时在全国 能公开观点的,可能一个都没有。张志新烈士,应当是左派的先锋!但当时,却被定为反革命分子而遭到残杀。

  所以,中国的“左右”二字,完全不足为凭。

  我在政治上的观点,是希望中国能实现政党轮替的、全民选举的、三权分立的政治民主制度。这样,才能将中国的积弊逐渐克服。否则,干什么都是空的。

  我是不是“经左”呢?

   大概有一点。我希望中国的经济发展,能够给全体民众带来利益,而不是只给“少数先富起来”的人带来利益。但是,中国理论家说的“左右”,不是从对民众的 态度的角度说的。简单说,他们认为,只要是对邓小平的经济改革存疑的,都是“左”的;凡是对邓小平的政治专制存疑的,都是右的。因此,无论经济改革改成什 么了,无论是房改、医改、教改这三座大山多么重,民众都不允许哼一声,否则就是反对改革的,是“左”的,是主要危险。对谁危险呢?没有说。三座大山已经压 在头顶上了,对民众来说,还有比这更危险的事吗?所以,危险肯定不是对民众来说的。那么,质疑改革,对谁危险呢?当然,是对于官员和资本家的总体利益有危 险。因此,质疑改革是“左”的,是为民众的,还是有道理。

  现在,中国理论家们制造了一个假想敌:“计划经济”。

  他们整天吓唬民众,谁要是质疑改革,谁就是要回到可怕的“计划经济”去。也就是要回到缺吃少穿的穷苦日子去。

  其实,事实是,中国的缺吃少穿,并不是计划经济所造成,而是大跃进和文革造成的。毛泽东才是破坏“计划经济”最为得力的破坏者。本来在一五期间,人民 生活还不错,工资经常涨,大家都觉得很有奔头。一个1956年毕业的大学生有一次对我说,“好日子你们没有赶上”。我问什么好日子?他说,就是他大学毕业 后,那时还没有结婚,一月工资56元,集体宿舍也没有房租,简直像神仙一样。到饭馆里吃一盘好菜才2毛多钱。但是他讲的好景不长,毛泽东发动了大跃进以 后,经济灾难来了,大量人口因饥饿而死亡。直到1962年夏粮丰收,全民饥饿才缓和下来。在刘少奇、周恩来领导下,1963-1965年人民生活又不错 了,很多票证此时都取消了,街上什么吃的都有卖的了。但是,1966年毛泽东又发动了文革,而且在农村还大割“资本主义尾巴”,人民生活只得又重新陷入了 困难。那么,到底是计划经济的过错,还是毛泽东的肆意妄为才造成了人民的缺吃少穿?

  所以,毛泽东是专事破坏“计划经济”的,1958年 以后的经济困难,主要是他的责任,而不是计划经济的责任。一直到今天,“计划”二字仍在为毛背黑锅。依我看,“计划”和“摸石头”是两种不同方法。孔子 说,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所以,做任何事情,都应当有计划,有准备,有预算,有预期,有前瞻性。否则,摸着石头过河,在水里瞎摸一气,什么也看不见,干 到哪算到哪,这算是什么领袖啊?

  这是个历史学家们应当探讨的问题。

  但是,现在却讨论不了,因为“计划经济”被莫名其妙地带上一顶政治帽子。似乎计划经济本身,就已经铁定是一个“反动的东西”。

  我并不是想为“计划经济”仗义执言,我是把它当作一段历史来看的。

   但是对于有些人,他们却为此含恨终天。一位现早已去世的冶金部老副部长,陈云的老秘书,曾一次对我很生气地说:我不知道,我们到底犯了什么罪呀!难道就 因为我们搞了建设?天天讲我们的“计划经济”如何如何糟,好像我们在犯罪!还说什么“船小好调头”,一只小船是好调头,如果湖里挤着一大堆小船,那就不好 调头了。

  我说:是的,一个企业应当专业化,才能把本专业越做越精,老是想着调头,去赚大钱,那就什么也做不好。只对老板有好处,对国家和人民都没好处。

  他说;对。

  而我认为,现在的危险,根本不在于回到“计划经济”去。

  “计划经济”是回不去的,因为没有那个历史条件了。

   计划经济的产生,也是有条件的。刘少奇、周恩来可以搞计划经济,那时还有整整一代廉洁干部,他们兢兢业业,除了一点工资以外,什么补贴都没有,现在的贪 官污吏能做得到吗?又如斯大林和勃列日涅夫这样的战争年代干部,也可以推行“计划经济”。韩国的朴正熙,也带有命令经济的味道,也是一种计划经济。台湾的 蒋介石,也能够搞“统制经济”(计划经济)。但是,现在,所有这些曾经实施行政指挥经济的地方,现在也全都“市场经济化”了。但是,和西方国家一样,它们 也都逐渐形成了“法制经济”。

  只有严格的法制和法治,才有真正自由的市场。

  这是我的看法。目前中国是乱七八糟的“非法制”经济,所以,才会有那么多贪污盗窃和经济犯罪,才会有少数人发横财、而多数劳动者贫困。

  但是要实现“法制经济”,首先国家要是一个法制国家。

  要让国家真的成为一个法制国家,必须先实现政治民主。

  否则,中国是没有希望的。

  中国经过30年改革,改革的领袖们大声为自己叫好。

  这倒不奇怪,人民不吹自己吹。否则,人民不知道领袖们多么高明,那是多么难以忍受啊。但可惜的是,90年代以来,往往领袖们越自吹,人民越在一旁冷笑。

  总之,事情总不如意。但现代官员们又不能像李白那样,“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他们也没有这个境界。所以,在我看来,改革以来的经济,已经越来越不是头。

   现在,与其说咱中国经济是“市场经济”的胜利,毋宁说我们简直是个“万国经济展览会”。建国前,外国人说中国是“万国汽车展览会”,讥讽中国没有自己牌 子的汽车,但现在又有多大改变?没有。在北京,大概全国大城市都差不多,已经变成“万国建筑展览会”,绝大部分高档建筑,都是外国人设计的。老舍心目中的 老北京,早就化成一团暮霭、消失在地平线上了。中国经济活动虽然量大,但是很多关键技术都在外国人手里,过去我只知道中国人不能设计大型石油化工项目,不 能设计大规模程控交换设备,甚至地铁的关键技术也控制在外国人手里……。这两天,在电视节目中才知道,最令人惊奇的是,手机的汉字输入也是外国人搞的,而 中国人每生产一部手机,都必须向人家支付技术使用费用。

  中国为什么不能有自己的技术?

   领袖们觉得大概是口号没喊得响。所以,国家提高调门,大声叫嚷起“创新”二字来了。但是,他们好像不明白,技术进步的能力不是用口号就能喊出来了的。事 实是,正是中国人自己的愚蠢的“政策”,扼杀了中国人的技术创新能力。中国现在的国家主流思想,和愚蠢的经济学家一样,是“老板主导”思想。国家以为只要 有了高贵的“老板”,什么事都解决了。其实,只要不太傻的人都会明白:技术人员才是技术创新的灵魂。老板除了贪污和行贿,还会干什么?但没办法,他们是邓 改革的宠儿。什么禹作敏、吴仁宝……,要过上一段时间,才能看出他们老板们的作用到底是什么。

  技术人员成了低收入的“打工崽”,这就是中国经济的最大弱点。

  过去我写过,我母亲就说过,80年 代开始将同级官员工资定得比技术人员高,就开始了中国技术在世界上更趋落后的过程。我母亲的工资就比她的下级、工程师们的低,我父亲的工资也比高级的工程 师们低。他们认为,这都是正常的。这样,才能吸引人们去学习和钻研技术。即使在列宁时期,作为国家最高行政负责人,他的工资也只有高级知识分子的1/5左 右。那时候,列宁就像刘少奇和周恩来那样,自己的生活要花自己的工资,而不是像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和现在的许多中国官员那样“工资基本不动”。

  于是,中国总体上的技术能力,只好在世界处于落后地位。

   外国人早就瞄好了中国这个弱点,于是,中国就成了个向世界出卖廉价资源、廉价土地、廉价劳动力、承受水污染、空气污染和倾倒工业垃圾的大陆。所以中国人 老讲“中国特色”,这也特色那也特色,其实中国经济与老殖民地国家们相比,已经没有什么特色了。日本经济有日本特色,韩国经济有韩国特色,他们都摆脱了没 有技术创新能力的状态。唯独中国经济,我没看出有什么好吹的特色。说到底,中国的经济“成就”全都是建筑在劳动者的“低工资制度”上的。包括对外贸易、金 融、和财政收入的所谓“成就”,都离不开这个基础。

  经济上,我是这样看的。我不知道这算是“左”还是右。

  政治上,我不认为是右的。

  我最害怕的是,中国最终只剩下一个“特色”,那就是:政治专制制度。

  但是在目前,它仍旧是中国特色,与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很不相同。因此,所谓中共党员的“先进性”,也是谈不上的。更谈不上要“保持”这种“先进性”了。我不相信中国在世界上是先进的,无论是经济,还是政治。

  我以前就说过,我认为,最理想的国家的状态应当是:

  1、政治民主化;
  2、经济法制化;
  3、思想自由化;
  4、文化多元化。
  这是我的理想。

  我认为,这样一来,我们中国就可以千秋万代,永远健康了。

  “经济法制化”,比起“市场经济”这几个迷离迷糊的字要清楚得多。实际上,一旦实现了法制经济,就会像西方国家那样,实现自由、而有秩序的市场经济。而像中国今天这样的“市场经济”,往往失去法制的制约而走上邪路,盛行贪污、行贿受贿和假冒伪劣,这几乎是必然的。

李志宁(2007.12.25.)

铁流:北大精神难归兮


pixel今天在网上读到杜光先生大作《北大精神归来兮!》,不是我悲观或唱反调,我认为北大精神归不来,永远归不来兮!尽管现任校长许智宏先生在今年4月28日校 友返校时,在讲话中引用了北大历史上四位先贤的名言,并表示一定坚持蔡元培老校长的“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的办校精神,其实只是官样文章说说 而已。北大之所以叫北大,北大之所以在全球驰名,就是它的民主自由精神!今日北大有此种精神吗?否!最明显一个例证,就是1957年北大学生为响应党的号 召向“三害”宣战,发起“5.19民主运动”,结果怎样呢?1500多名莘莘学子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其中700多人全入另册,有的停止 学籍送工厂、农村监督劳动;有的开除学籍送劳教、劳改;有的甚至绑赴刑场枪毙,而干这些坏事的人就是北大!就是北大的校长和校党委书记。


图为作者铁流

1949年前的北大是学校保护学生,1949年后的北大是学校出卖学生。校方用学生的血,去向统治者表忠心、忠勇,以换得晋升和物质享受,这样的北大能“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吗?一百年内没有,一万年后也没有!

如果要想“北大精神归来”,首先必须解决好1957年的“反右”问题。你们把那么多成绩突出,品学兼优,有思想、有抱负的学生贬为“贱民”,送进地狱,推 上杀场。虽然二十二年后这些学生全部得到一纸的所谓“改正”,可谁向他们说了声“对不起”?谁又去关心、安抚、解决他们中因长期伤害而带来的各种灾难,诸 如身心损害,家庭破碎,生活困难,衣食无着等等?

为解决这些问题,受害学生燕遯符、纪增善等近三年来多次向北大校方提出、也向现任校长许智宏先生去信,可结果是“泥牛如海,杳无音讯”,甚而说“你们告中 央去”。当年中央反右有“划右派六条标准”,学生们既不符合“六条标准”,为什么要划他(她)们为右派?既然你们搞错又“改正”了,为什么不道歉,不补发 二十多年工资?虽然这些伤天害理之事非许校长所为,那更应出面解决呀!何必空谈老校长蔡元培“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的北大精神?难道不感到脸 红与汗颜!近日北大八位右派学生在致胡锦涛主席公开信“请关注一下北京大学当年学生右派今日的境况”中写道:

“50年前,我们响应号召在校园里搞起‘大鸣大放’,揭露了一些官僚特权之类的‘三害’现象,进而提出发扬民主、健全法制,以消除‘三害’根源。但却由此 而在随后的反右运动中被诬为人民的敌人,给扣上‘资产阶级右派份子’的帽子,成为专政对象、囚徒和贱民。1979年之后北大学生右派全部得到‘改正’。虽 然连句道歉的话都没有听到,却总算有了工作机会。我们仍然珍惜它,努力把被摧残得所剩无几的聪明才智奉献给祖国和人民。然而许多同学早已弃尸沟壑,连这迟 到的、不完备的‘改正’也永远见不到了。

“如今我们这些幸存者已经全部进入老年,最年轻的也已将近七十,本该安度晚年了。可是,反右之后二十多年中我们身心备受摧残,‘改正’又不到位,为我们的 老年生活抹上了浓重的阴影,使我们的心不得安宁。有的人错过了婚娶年龄,没有家庭子女和亲人,孤苦一身,晚境凄凉;有的人家庭关系被严重扭曲,甚至受到亲 友的怨恨和歧视;……”至今“没有向我们赔礼道歉,没有为我们公开正名。所以有些人至今仍然把我们看成怪物、神经病、社会不安定因素……。此外,多年来父 母家人和亲朋好友或是作过许多牺牲和付出以帮助我们活下来,或是受到牵连吃苦遭罪被摧残;由于‘改正’后我们没有得到经济补偿,现在的退休待遇也比别的同 学低,只够自己生活,无力给亲友物质上的回报,以表达实实在在的歉意。在他们面前总是欠着一身还不清的债。”

许校长,你听到看到了吧?

十分遗憾,我们听到和看到的是,有北大民主传统的“三角地”被拆除,作假抄袭之风不断,以及许校长的多次空谈。

昨天(2007年12月28日)上午我去任众先生家作客,恰巧碰上北大一名学水利的高材生,当年曾和黄万里先生探讨过如何治理黄河、长江,其观点深受黄先 生器重,后不幸划为右派,几十年生活在社会底层,既蒙羞于不公正的历史待遇,又为生计发愁,故至今顾虑重重,说话小心翼翼,惟恐那场灾难再次降临头上。当 听到我们言及要求中共补发工资一事,甚而出面劝阻说:不行啊,这样会把你们抓起来的。也许我和任众读书不多,又出身工农,坚信真理,一再表示,为右派事要 抗争到底!也许是我们勇敢的精神感动了他,饭后分别时,他突然抓住我俩的手,竟放声大哭起来,哭得两肩抽动,伤心至极,真有点“男儿伤心泪滂沱”。他说: 你们不知道我至今无家。在读大学时与一位女同学相爱,爱得至真至极,我划为右派后只好忍痛和她分手。1962年摘掉“右派帽子”,才同一个年长我四岁、有 精神病的女子结婚,生下的儿子有先天性痴呆,无传宗能力。我是个孤人啊!现在没房,工资又低,晚景如此悲凉……

我对他的哭诉能说什么?又能说什么!北大,你在卑微地流血。北大,你那条被打断的民主脊梁何时才能修复?蒋梦龄前校长曾说:“一个大学有三派势力,一派是校长,一派是教授,一派是学生。”现在的北大只一派势力:“党领导一切”。无怪有人写道:
昔人已乘民主去,
此地空余民主楼。
五四精神今安在?
但见童颜尽白头。
得意洋洋官易做,
勤勤恳恳学难求。
唯唯诺诺到处是,
未名湖畔使人愁。

民主精神要回到北大,必须为“5.19”正名,为“5.19”受害的教职员工和学生道歉,补发工资,赔偿精神损失,首先从许校长做起。许智宏先生,你能做得到吗?如做不到,何言“民主”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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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议报》第335期 http://www.chinaeweekly.com

吴敏:迎新年不能忘记老任务

天巡地转,时光荏苒。一天天、一月月飞速逝去,喧嚣蒸腾的2007已经成为历史,五彩梦幻的2008正向我们迎面拥来。

如果要给2007年的中国确定几个关键词,似乎“维权”、“民主”应该排在首选之列。且不说名扬海内外的重庆“最牛钉子户”、“山西黑砖窑事件”和至今尚 未完全平息的沈阳“蚁力神风波”,且不说谢韬老先生纵论民主社会主义的雄文“一石激起千层浪”,以及俞可平《民主是个好东西》引起的热烈讨论和美好猜测, 且不说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词就是“民主”(据说被使用了69次),即使从新华社发布的“2007年十大新闻”来看,赫然高居第一、 二、四位的也是“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表决通过物权法”、“太湖蓝藻暴发敲响生态警钟”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开始在全国普遍建立”,十大新闻最后的压 轴戏也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确定的香港实行民主普选“时间表”。显然,“维权”和“民主”在中国大地上已然形成了一股浩浩荡荡的时代潮流,很有些“顺之者昌、 逆之者忘”的雷霆万钧、不可抗拒之势。

九曲十八弯的黄河终究要东入大海,饱受三千年专制之苦的中华民族终究要沐浴在温煦和暖的民主阳光之中。自孙中山1905年第一次发出“建立民国”呼号的一 百多年来,先进的中国人为了实现民主的理想已经进行了无数次顽强的浴血拚搏。尽管“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但民主的种子已经播撒在了绝大多数炎黄 子孙的心中,春风春雨的辛勤浇灌必定会在广袤的神州大地上矗立起枝繁叶茂、生机蓬勃的民主大树。2007年如火如荼的民主维权风波和民主理论争辩,就是这 棵大树正在茁壮生长的明确讯息。

民主是马克思主义精髓,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就绘制了建立自由、民主新中国的宏伟蓝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的改革开放新时期,从某种 意义上来说,就是为实现这个蓝图而重新发起的“第二次革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成就不可否认,但较之于势如破竹的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较之于人民群众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和期望值,较之于世界范围浩浩荡荡的民主发展大潮,无疑还有很大差距。因此,在阔步迈入2008新一年的时候,我们不 仅要关注即将在北京举办的奥运盛会,还要在2007年民主维权、民主争辩的基础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使得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坚定不移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的任务扎扎实实地得到贯彻落实。

列宁说,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在步入2008新一年之际,为了对党的十七大关于坚定不移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任务有一个更全面、更深入地认识和理 解,很有必要重新温习一下中国共产党在六十多年前就非常强调的民主政治建设任务。新一年重温老任务,既有利于进一步增强我们为实现民主政治而奋斗的坚定信 念,也能够进一步增强我们在民主政治建设实践中的危机感、紧迫感。中国共产党在六十多年前就强调的民主政治建设任务主要有哪些呢?

其一,关于民主政治和民主选举——

《新华日报》1939年2月25日发表的社论说:“他们(国民党)以为中国实现民主政治,不是今天的事,而是若干年以后的事,他们希望中国人民知识与教育程度提高到欧美资产阶级民主国家那样,再来实现民主政治。其实在民主制度之下才更容易教育和训练民众。”

《新华日报》1944年2月1日发表的社论说:“英美是民主国家。这是人人公认的。英美人民有各种民主权利。为了国际的地位,必须从保障基本的民主权利开步走。恐惧是懦夫,疑虑是自私,反对便是倒行。我们再度呼吁:保障人民的基本民主权利。”

《新华日报》1945年1月28日发表的社论说:“中国人民为争取民主而努力,所要的自然是真货,不是代用品。化一下妆,当做民主的代用品,方法虽然巧妙,然而和人民的愿望相去十万八千里。中国的人民都在睁着眼看:不要拿民主的代用品来欺骗我们啊!”

《新华日报》1945年4月8日发表的社论说:“现在是非变不可了!但如何变呢?换句话说我们一切要民主。我们一切制度、政策以及其他种种,都要向着能配合世界转变上去改造。”

《新华日报》1944年2月2日发表的社论说:“要彻底地、充分地、有效地实行普选制,使人民能在实际上,享有‘普遍’、‘平等’的选举权、被选举权,则 必须如中山先生所说,在选举以前,‘保障各地方团体及人民有选举之自由,有提出议案及宣传、讨论之自由’,也就是‘确定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完 全自由权 ’。否则,所谓选举权,仍不过是纸上的权利罢了。”

《新华日报》1944年2月2日发表的社论说:“选举权是一个民主国家的人民所必须享有的最低限度的、起码的政治权利……如果人民没有选举权,不能选举官 吏和代议士,则这个国家决不是民主国家,决不是民治国家”。“凡是真正的国家,就必须让人民享有选举权”。“如果事先限定一种被选举的资格,甚或由官方提 出一定的候选人,那么纵使选举权没有被限制,也不过是把选民做投票的工具罢了。”

其二,关于结束“一党专政”的错误做法——   

毛泽东1940年2月20日在延安一次大会上说:“许多国家挂起了共和国的招牌,实际上却是一点民主也没有。中国现在的顽固派,正是这样。他们口里的宪 政,不过是‘挂羊头卖狗肉’。他们是在挂宪政的羊头,卖一党专政的狗肉。我并不是随便骂他们,我的话是有根据的,这根据就在于他们一面谈宪政,一面却不给 人民以丝毫的自由。”

刘少奇1940年12月在一篇文章里说:“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但并不是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只要一有可能,当人民的组织已有相 当的程度,人民能够选举自己所愿意的人来管理自己事情的时候,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就毫无保留地还政于民,将政权全部交给人民所选举的政府来管理。共产 党不愿意包办政府,这也是包办不了的。”

《解放日报》1941年10月28日发表的社论说:“目前推行民主政治,主要关键在于结束一党治国。因为此问题一日不解决,则国事势必包揽于一党之手;才智之士,无从引进;良好建议,不能实行。因而所谓民主,无论搬出何种花样,只是空有其名而已。”

其三,关于实行言论自由、新闻自由——   

《新华日报》 1942年8月29日发表的社论说:“英美在战时也还是尊重人民的言论出版等民主自由的。英美两大民主国家采取这些重大措置,正说明英美两国是尊重和重视 其他党派和他们所代表的意见和力量的。这种民主团结的精神,是值得赞扬和提倡效法的。这是英美的民主精神,也是我国亟应提倡和效法的。”

《新华日报》1944年4月19日发表的社论说:“民主和言论自由,实在是分不开的。我们应当把民主国先进的好例,作为我们实现民主的榜样。”

《解放日报》 1943年9月1日发表的社论说:“法西斯的新闻‘理论家’居然公开无耻地鼓吹‘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报纸’的主张。它们对于‘异己’的进步报纸,采取 各色各样的限制、吞并和消灭的办法,如检查稿件、任意删削,威胁读者、阻碍推销,派遣特务打入报馆、逐渐攘夺管理权,最后则强迫收买,勒令封闭。”

毛泽东1944年6月13日答中外记者团时说:“只有建立在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举政府的基础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

《新华日报》1944年10月9日发表的社论说:“现在,假如我们承认战后的世界是一个不可抗而又不可分的民主的世界,那么要在这个世界里生存,要在这个 世界的国际机构里当一个‘优秀分子’,第一就是立刻在实践中尊重‘新闻自由’这种人民的‘不可动摇的权利。’”

《新华日报》1945年3月31日发表的社论说:“统制思想,以求安于一尊;箝制言论,以使莫敢予毒,这是中国过去专制时代的愚民政策,这是欧洲中古黑暗 时代的现象,这是法西斯主义的办法,这是促使文化的倒退,决不适于今日民主的世界,尤不适于必须力求进步的中国……言论出版的自由,是民主政治的基本要 件,没有言论出版的自由便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不民主便不能团结统一,不能争取胜利,不能建国,也不能在战后的世界中享受永久和平的幸福……新闻自由,是 民主的标帜;没有新闻自由,便没有真正的民主。反之,民主自由是新闻自由的基础,没有政治的民主而要得到真正的新闻自由,决不可能。”

《新华日报》1945年6月26日发表的社论说:“要真正做到出版自由,必须彻底废除现行检查办法 。”   

 《新华日报》1946年9月1日发表的社论说:“作统治者的喉舌,看起来象自由了,但那自由也只限于豪奴、恶仆应得的‘自由’,超出范围就是不行的。也就是说你尽可以有吆喝奴隶——人民大众的自由,但对主子则必需奉命唯谨的,毕恭毕敬半点也不敢自由。”

在进入2008新一年的时候,重温党在六十多年前就提出的上述老任务,看看哪些任务完成或基本完成了,哪些任务还没有完成,以便加紧努力地去奋斗、去拚搏,这是作为一个真正共产党人应有的态度。

茉莉:我给郭飞雄(杨茂东)所在的梅州监狱打电话

郭飞雄(原名杨茂东)是近年来着名的中国维权人士,自2005年为罢免村官的太石村村民提供法律援助后,他被当局以各种名义施加迫害,现在广东梅州监狱服刑。

在郭飞雄的经历中,有一点令人非常难过,即:他多次遭受残忍的殴打。

◎ 2005年年九月起,郭飞雄因在太石村维权被拘留超过一百天,后又被秘密警察监控数月,其间2 次被殴打。

◎ 2006年8月,郭飞雄在韶关被非法监禁一夜后,在押回广州途中的火车上,被七个乘警和铁路派出所的警察,按在地下殴打一顿。 额头上打掉一大块皮,流血了,鼻子也给打出血。

◎ 2006年9月14日郭飞雄被当局拘捕,当局使用酷刑,用高压电警棍电击他的生殖器,逼迫他自证有罪,身体上留下五六处伤残。

◎ 2007年12月18日,郭飞雄进广东梅州监狱后的第五天,有人当着两百多服刑人员的面出来殴打他,打的过程中他从一个楼梯上栽下来。


不管我们对郭飞雄的政治理念和行为持什么看法,上述这些殴打、虐待以及使用酷刑的行为,是不能被容忍的。因此,我自今天凌晨两点半,开始给郭飞雄所在的广东梅州监狱打电话。

我打电话找了梅州监狱值班室、狱政科办公室、狱政科肖科长,以及郭飞雄所在的六监区一分管区和二分管区。值班室的人说,她只是守大门的,不知道这些事,要我去找办公室。


狱政科办公室有一位女性接电话,我在和她对话中问了好几个问题 :


1,"请问,是广东梅州监狱吗?杨茂东先生(郭飞雄)是在你们监狱服刑吗?我叫茉莉,是欧洲瑞典的教师,我和郭飞雄是朋友,听说他最近在绝食,请你们告诉我,他为什么要绝食?"

2,"我听说郭飞雄于12月18日,也就是他进梅州监狱后的第五天,当着两百多服刑人员的面,在你们监狱遭受殴打。我认为你们违反了《监狱法》第13条、 第14条,其中对监狱警察的职业道德和工作纪律作了明确规定,如监狱警察不得刑讯逼供或者体罚、虐待罪犯,不得侮辱犯人的人格,不得殴打或者纵容他人殴打 罪犯。"

3,"希望你们认识到,这样对待杨茂东是违法的行为,不但有损你们监狱的名声,也将令中国即将举办的奥运蒙受耻辱。"

那位在狱政科工作的女性说,她知道杨茂东绝食,但他们监狱绝对不可能发生殴打犯人的事情,这是犯法的。你们这样老打电话来,叫他们怎么工作?这位女性让我去找肖科长。

狱政科肖科长的电话我打了好几次,都没人接,最后来了一位李小姐,她说她是隔壁的刑法执行科的,听到狱政科这边电话响了好久没人接,过来接一下。李小姐说因为是元旦节,肖科长他们下监区去了,找不到人。

我请李小姐把我的话记录下来,她很认真地记录,说一定给肖科长汇报。看来这位小姐对杨茂东一无所知,她反复说监狱不可能容许打人,我说杨茂东的太太和姐姐今天刚接受采访,谈及郭飞雄的情况,她们亲属不可能说谎。

我说现在杨茂东在梅州监狱挨打的消息全世界都知道了,这对你们监狱的名声很不好。那位李小姐说:是啊,这是不好的,但打人的事情不能肯定。最后我们都同意这件事应该进行调查。

郭飞雄服刑的六监区,我打了两个电话,一分管区的占线,二分管区有一位男是接了,我一提及杨茂东的事情,他说我打错了,就把电话摔了。

直到瑞典时间凌晨四点,我才睡觉。上午十点钟我起床后,立即致电郭飞雄的太太张青,谈及打电话给郭飞雄监狱的事情。

张青说那些监狱干警说谎,郭飞雄在会见家属的时候,身上有伤,走路都很艰难。殴打是当着200多囚犯的面的,有见证人的。

张青和朋友们都认为,打电话询问是一种实际而有效的救助行动。尽管狱方绝不会承认,但外界的关注会令郭飞雄的待遇多少得到改善。现在我的一些朋友已经开始做这件事了。

我希望有更多的网友来关注郭飞雄,打电话去向狱方了解他遭受殴打的情况。如果狱方不承认,可以建议他们组织调查以澄清家属的说法,一个公正的调查,应该让郭飞雄的律师参与。

下面是有关电话号码,在此提供给愿意关注郭飞雄的朋友:

广东梅州监狱值班室:(0753)-2183 028
狱政科办公室:(0753)-2183 014
狱政科肖科长:(0753)-2183 039
郭飞雄所在的六监区一分管区:(0753)-2183 067※二分管区:(0753)-2183 068

2007年12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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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议报》第335期 http://www.chinaeweekly.com

刘晓波:中国农民的土地宣言

农民收回自己土地的宣言

在二○○七年的最后一个月,中国大陆出现了一个农民公开宣示土地所有权的小高潮。

十二月九日,黑龙江省富锦市东南岗村等七十二村四万农民宣佈拥有土地所有权向全国公告:十一月二十八日,东南岗村村民召开了全体村民民主大会决定收回被侵佔的土地。十一月二十九日对土地进行了丈量,十一月三十日准备在村民中重新分配土地。十二月三日,分地正式开始。

十二月十二日,三门峡水库库区陕西省大荔县、华阴市、潼关县七十六个行政村约七万回迁农民向全国公告:我们三县市约 七万农民现在共同决定收回我们的土地所有权,土地归我们世世代代支配和享用。我们将组织起来直接按农民平均亩数划归各户永久佔有,结束各级官员多年来的非 法佔有私分行为。

十二月十五日,江苏省宜兴市省庄村二百五十户农民向全国公告:永久所有宅基地,在自己的土地上实现居者有其屋。 省庄村已有一千五百年以上的建村历史,历朝历代农民各户所属耕地、竹山权属清晰,……这些土地曾归我们的世代祖先所有,现在归我们和我们将来的世代子孙所 有,我们省庄村的全部宅基地归全村各户永久所有,耕地和竹山归全体村民平均永久所有,供我们世世代代住居、耕作和发展。

近年来,在关於改革的第三次大讨论中,农村土地问题也是争论的焦点之一,土地私有化和保持现有土地制度针锋相对。但 这些争论再激烈,也大都局限在城市精英的范围内,参与者主要是知识分子、企业家和官员,基本听不到农民本身的声音。现在,终於有农民群体发出响亮声音,让 沉寂的中国听到了土地深处的呐喊。

这种基于历史传承、占有现状和正当天理的宣告,第一次突破了从毛泽东时代延续至今的不合理的土地制度,强烈而清晰地 表达了中国农民要求土地私有化的意愿和决心。这宣告,凝聚着中共掌权以来中国农民的惨痛经验,标志着对三十年前小岗村土地使用权改革的超越——中国农民自 主意识的真正觉醒:我们脚下的土地,既不是国家所有,也不是集体所有,而是我们祖祖辈辈生活於其上的家园,是我们农民自己所有的财产。农民的维权方式也由 跪求施恩到站立宣示权利:我们才是脚下土地的主人,如何处置我们脚下的土地,我们要完全根据自己的意愿来作出选择。

中共最彻底剥夺了农民

在中国漫长的治乱循环史上,兴,农民苦;败,农民也苦。但无论历朝历代的皇权如何残暴和贪婪,对农民的剥夺和压榨也 没有中共政权来得彻底,而这种剥夺和压榨是用极为卑鄙的欺骗手段完成。在打江山的关键阶段,中共为了赢得最广大农民的支持,进行所谓的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改革,一九四七年发佈了《中国土地法大纲》。该大纲明确承诺将土地分配给农民后,农民具有土地所有权,也承认农民的自主经营、自由买卖的权利。然 而,当中共夺取了政权后,立刻开始了全盘公有化的社会主义革命。在城镇进行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强行没收所有个人财产;在农村是轰轰烈烈的集体化,强制剥 夺农民的土地。从一九五一年合作化运动开始到一九五八年人民公社运动结束,毛泽东极权先消灭地主富农,继而强制普通农民加入公社。结果是,一九四九年前的 所有地主全部被消灭,偌大的中国已经没有一寸土地属於农民所有,中共政权变成最大的、也是唯一的地主,拥有了中国的全部土地的所有权。

正是全盘公有化,为毛泽东极权奠定了坚固的经济基础。丧失了个人财产的城镇居民全部沦为中共单位的螺丝钉,丧失 了土地的农民全部沦为公社的农奴。相比较而言,中国农民的命运最为悲惨,沦为奴隶中最低层的奴隶。他们没有迁徙自由,被固定在已经不属於他们的土地 上;他们没有社会保障,变成毛式工业化的输血机。毛时代的所谓工业化成就,是以全中国人沦为奴工为代价的,佔中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农民付出最大而受益最 少。疯狂的大跃进的惨烈灾难,农民贫困到食不果腹、衣不遮体的地步,以至於遍地饿鬼、人相食,非正常死亡的几千万人中,绝大多数是农民。

包产到户只是半吊子解放

毛死了,改革来了,受害最深的农民变成了改革的第一发动机,他们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自发地掀起的土地承包制改革,今 天已经被命名为解放农奴的革命。但是,这场革命带来的是半吊子解放,直到今天,中国的改革没有进行土地私有化,农民得到的仅仅是集体土地的使用 权,仍然没有土地所有权。一旦农用地被用於商业化或城镇化的开发,农民的土地就变成国家所有。而国家所有是抽象而空洞的,代表国家行使土地处置权力的是各 级的官员。在城镇现代化和房地产大跃进的二十多年里,高举着土地国有的尚方宝剑,官商勾结的圈地运动全国开花,土地交易的最大受益者是中共各级政权及 权贵,农民再次成为牺牲品。

农民是弱势群体中的最弱者

更重要的是,在独裁中国,官权太大太强而民权太小太弱,而农民又是弱势群体中的最弱群体。在没有新闻自由和司法独立 的体制下,他们没有话语权,没有组织农会的权利,没有诉诸法律的途径,唯一合法的行政救济就是上访。但官官相护和严厉截访,使上访变成摆设,上访者历 尽艰辛和风险,最终却一无所获。所以,当农民的土地权益受到强行侵犯时,无法得到舆论救济、司法救济和行政救济,体制内的所有维权途径全部被堵死,官逼民 反的结果就只能是体制外的群体抗争。

近些年,中国各地此伏彼起的大规模官民冲突,有一大半发生在基层农村,这些群体事件又大都由土地问题引起。为了确保 权贵的既得利益,地方官权必须平息这些群体事件,甚至不惜动用从政府暴力到黑社会暴力进行野蛮的镇压,由此导致的流血事件时有发生。比如,二○○五年十二 月六日,广东汕尾市红海湾东洲乡因土地纠纷而发生严重的官民冲突,当局出动上千名警察和武警进行镇压,向上千名示威村民释放催泪弹并开枪射击,不仅有数百 位村民被捕,而且至少有三位村民被射杀。

官逼民反,农民自求解放

作为本文主角的三地农民自行宣告土地所有权,起因也皆是农民的土地权益遭到官权的强行侵犯,农民为了捍卫土地权益而进行体制外抗争的新形式。

江苏省宜兴市省庄村二百五十户农民向全国公告指出:地方上官商勾结的强势集团以发展公益和建设公共设施的名义,强行 侵佔当地农民的土地,而在被强佔的土地上盖起来的却是宾馆、饭店、跳舞厅和商业街,全部是商业利益。正因为如此,愤怒的省庄村农民们才会质问:这些东西 与公共有何关系?与我们农民大家的利益有什么关系?……我们今天要问,这个国家是谁的国家?公益是给谁的公益?集体是谁的集体?每次佔地 时全村农民都不同意,全村农民公开签字反对,村主任和乡党委还是以集体的名义把所有农民强行代表了。……每次欺压我们农民的时候,官吏、警察、黑恶分 子公开联合执法,以打、砸、抢为业的黑恶分子公开宣称,我们是代表政府来刨田的,你们必须无条件服从,跟我们对抗就是跟政府对抗,并声称,你们 现在这样居住下去是非法的。这些势力就像过去的土匪佔山头、紮寨子一样,只知道掠夺享乐,不知道保护。

富锦农民也已经看透了所谓的国家集体名义下的黑幕,他们在公告中明明白白地指出:由於长期以来的所谓集 体所有实际上架空了农民作为土地主人的权利,富锦市各级官员和豪强以国家名义、以集体名义不断大肆侵佔和私分农民土地,成了实际的地主,农民作为土地 的主人却被迫成为租种地主土地的农奴。我们共同决定改变这种土地佔有形式,通过土地的农民家庭所有和农民个人所有以真正落实和保障农民土地主人的地 位。

三门峡库区七万农民的公告指出:我们在农村非常清楚,不管政府用什么法律什么政策都很难管住土地。土地权利重新回 到农民手中,那些利欲熏心的坏势力就再不敢轻举妄动,因为你侵佔的再不是什么集体土地,而是老子的土地,是老子的命根子,老子就要拼命。农民的力量调动起 来了,政府保护土地的包袱就卸下来了。”“近几年,中央给了农村、农民一些小恩小惠,我们认为农民的土地权、创业权才是大恩大惠,也才能从根子上解决农村 问题,农民也才能和城里人平等,才能参加分享现代化的成果。

一场更伟大的革命

如果说,一九七八年安徽凤阳小岗村农民自发签署的包产到户生死约,是中国农民自我解放的第一次革命,也开启了中国的 经济改革;那么,将近三十年后的今天,三地农民向全国公告拥有土地所有权,就是中国农民自我解放的第二次革命,是比第一次革命更伟大的革命。对此,发出公 告的农民已经有了清晰的意识。这样的声音,不仅是中国农民的土地宣言,也是中国农民的权利宣言。

○○七年十二月十九日於北京家中

转自《争鸣》杂志20081月号

胡 平:也谈"替富人说话"

不久前,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发表文章,提出了"替富人说话"的问题,引起热烈争论。应该说,替富人说话是个很有意义的话题,只可惜作者在关键处语焉不详,半途而废。

正像茅于轼所说,毛泽东利用马克思的剥削理论,鼓动穷人起来剥夺富人。在那时,替富人说话是危险的,甚至是有罪的。敌视富人、剥夺富人的结果并不是达到共同的富裕,而只是造成了普遍的贫穷。可惜作者没有引出进一步的逻辑结论。我要强调的是,替富人说话,首先就要替在毛泽东时代被打倒被共产的地主富农资本家说话。这就要求中共当局必须承认它先前犯下的错误,为昔日的地主富农资本家平反,恢复名誉,把原先共去的财产物归原主,起码也应该给予适当的物质赔偿。

有人说,搞共产是毛泽东时代的事,和现在的政府没关系。现在的政府既然不再共产,不再迫害地富资本家,也就是说,现任政府既然在实际上早已终止了前任政府的错误政策,这也就可以了。

不对。一般来说,后面的政府是否应该为前面的政府所犯下的错误承担责任。这取决于前后任政府彼此之间的关系。如果新政府的权力是从旧政府的手里直接获得的,也就是说,新旧政府存在着明显的继承关系,那么,新政府就应当为旧政府的所作所为负责。如果新政府的权力不是直接从旧政府手里获得的,而是通过革命打倒旧政府夺来的,或者是通过民主选举被人民授予的,也就是说,新政府和旧政府在权力上没有继承关系,那么,新政府就可以不对旧政府的行为负责任。

在谈到后面的政府为前面的政府认错道歉时,人们常常会提起前西德总理勃兰特的故事。勃兰特总理在1971年访问波兰时,在被德国纳粹杀害的波兰人纪念碑前下跪。这一举动被很多人视为典范。其实认真说来,勃兰特原本是可以不下跪不道歉的,因为发动世界大战、迫害犹太人都是纳粹政府干的,而纳粹政府已经被彻底打垮,战犯和凶手们已经受到严厉的惩罚。罪恶已经得到清算,正义已经得到伸张。勃兰特本人当年是坚定的反法西斯战士,是纳粹政权的对手,他是通过民主选举当的总理。勃兰特政府的权力和纳粹政府毫无关系,因此他没有必要为纳粹犯下的罪行下跪道歉。

中国则不然。在中国,虽然政府换了好几届,掌权的一直是同一个共产党。更重要的是,共产党的权力转移从来是私相授受,现任政府的权力是直接从前任政府手里获得的。后者既然直接继承了前者的全部权力和全部资产,当然也就继承了所有的责任和所有的债务。不错,邓小平给地富们统统摘了帽子,并且提出了致富光荣的口号。但仅仅这样做还是很不够的。过去杀了人整了人抢夺了人家的财产,现在不再杀了不再整了不再抢夺了就算完了吗?当然不算完。还需要追究施害者的罪责,纵然我们宽恕施害者而不予法律追究,那也必须要求当局给受害者恢复名誉和物质赔偿。

这层道理很简单,但是,许多为当今的富人说话的人却总是避讳这一点。想来他们是认为,提出为地富资本家平反和给予物质赔偿必定是令当局反感的,是不可能被当局采纳的。但问题是,如果我们祇为今天的富人说话,却不敢为昨天的富人说话,而今天的很多富人正是靠剥夺昨天的富人起家的,那么我们就不是在为富人说话,而祇是在为强盗说话。事情既是如此清楚,如果我们在如此清楚的事情面前尚且不敢理直气壮地提出问题并进行义正词严的谴责,那只能使专制政府更加泯灭良知,以为天下人都好糊弄得很,从而在现实中做起恶来更加肆无忌惮。应当看到,在促使专制统治者接受民主改革的诸种动因中,良心发现是其中很重要的一条;而要让他们良心发现,就必须大声提醒他们犯下的罪过,唤起他们的愧疚感,让他们良心日夜不得安宁,这才能使他们痛下决心改过自新。坏人都是给惯坏的。我们不能再惯了。◆

原载北京之春2008年1月号

郑也夫:质疑军训

图:12月28日,王励勤、张怡宁等86名中国国家乒乓球队队员,在北京解放军某部进行为期5天的严格军事训练,以锻炼运动员的意志品质。中新社


从媒体上获悉,国奥足球队新一轮集训的第一课是五天军训。这当然不是什么新鲜事了。中国篮球队、中国乒乓球队等等,都先后,都屡屡,去军训。

打球的向军训讨成绩,不是缘木求鱼吗?

从经验上看,无成功的案例可循。无论是讲究个人技术的巴西足球队,还是注重意志品质的德国足球队,无论是高扬个人英雄主义的美国篮球队,还是追求集体配合 的欧洲篮球队,都鲜有军训一说。据说是国情不同嘛。中国乒乓球队不是既参加军训又成绩卓著吗?但是别忘了,当年容国团、庄则栋拿世界冠军前,可没有军训过 啊。全国大学解放军的运动自1964年发轫。之前大概鲜有非军人到军队去接受培训。今天的军训,或可理解为四十余年前领袖一手发动的那一运动之余绪。

从理论上看,横竖讲不通。军训的目的是什么?不外三者:爱国主义,吃苦精神,纪律性。爱国分职业、行业吗?工农商学在爱国上逊色军人,需要向军人学习?不 错,为国牺牲的行为更多地发生在军人身上,这行为颇可激励大家的爱国主义精神。但和平时期的军队和其他行业有什么区别呢?何以见得军队充盈着爱国主义精 神,其他行业相形见拙?

接着说吃苦精神。其谱系是很宽的。但是忍饥耐寒显然不是当今的运动员,乃至多数社会成员,面对的问题。运动员要提升的是身体抗负荷的意志力。身体抗负荷又 分为强度和耐久。工人、农民、士兵,在低强度而耐久性的抗负荷上不弱。而运动员在承受高强度负荷上应该比工农兵有过之,意志上懦弱到要靠军训来垫底,是吃 不动运动饭的,是不配作运动员的。

再说纪律性。运动员的纪律与战士的纪律差别很大。军人的天职是服从,服从也是其纪律的核心。在其他行业中,服从远未占据军队中那样重要的地位。球员的纪律 更多地体现在自律上:不吸烟,不喝酒,严格作息,服从教练的战术安排。这些都应该也能够靠特定的激励机制来促进,不需要也很难借助军训来获得。

军训的主要内容是什么?队列和内务。它们与上述三大目标有何关系?队列训练的是整齐划一。球赛中没有这样的划一,发生的是具有不同特征的不同角色间的创造性配合。为备战需要,战士在内务上追求快。球员有这个需要吗?按时来到训练场就是好伙计,起床快慢全然不相干。

有读者会说,球员在媒体上都说军训效果很好。我问您:有没有球员敢在媒体上反对军训?那不是砸自己的饭碗吗?如果真想知道教练和球员对军训的看法,搞个匿 名调查好了。若用实践来检验,该怎么解答:军训过的中国足球队和未军训过的日韩足球队的差距,以及军训过的现役球员和未军训过的容志行、迟尚斌敬业精神上 的差距。

那么我们竞技体育的管理者们为什么迷恋和坚持军训?窃以为,是想让运动员领教一下军队中的绝对服从,以抑制他们的散漫。我上面说了,体育运动不需要军事行 动中的那种类型的服从。一方面,竞技体育的特征需要运动员保有他们的个性和创造力;另一方面,又需要运动员在生活上自律,在战术上服从教练。而后者是完全 可以通过运动队自身的激励机制来完成的。迷信军训,是懒人哲学,更南辕北辙。

弈小数也,球亦小数也。但今日中国迷信军训的哪里只是运动队。大学生不是早就例行军训了吗?那是一桩远比运动队军训更大的举动,更值得人们反省。如上所 述,我不觉得别的领域的成员有必要在军队中学习爱国主义,也不觉得他们有必要在这里学习遵守纪律。那么军训的另一个目的——增长吃苦精神呢?我到确实觉得 城市中的独子一代,应该早日离开父母的庇护,走向独立,了解社会,增长意志力。部队是培养年轻人独立生活能力和意志力的场合之一。但是半个月太短了,我不 相信半个月可以改变旧习惯,养成新品格。我早就提出过建议:缩短服兵役期限,让更多的适龄青年服兵役。每个公民都应该为国家服役一年,一部分服兵役,另一 部分到边远贫困地区去支教。改造独子时代年轻人的品格,15天军训是蜻蜓点水,太小儿科了,太形式主义了。是反省它的时候了。

图:中国地质大学2007年大学生军训开营式在大兴军训基地举行

摩 罗:商汤祈雨时为何必须自焚?

在远古时代的中国,为生民祭天祈雨是巫师的主要职责之一,如果他久经努力而不见效果,他必须亲自升天与上苍交涉,也就是他将自己作为祈雨仪式的祭品,燔烧 祭天。在夏商周三代及其以前,直到春秋时代,都是由朝廷或者部落中职位最高的巫师(或者国王)自焚升天,春秋以后才慢慢改为燔烧地位较低的巫师或者残疾 人。

商汤执政之初,中原地区连续五年大旱,人们理解为这是商汤征战夏族、杀伐天下、作孽造恶太多,得罪上帝,祸及民人。在长久祈雨不得效应的情况下,商汤不得 不决定由他本人出面与上帝(商人称最高神为上帝)谈判。民人堆好了燔祭的柴薪,让商汤安坐其上。商汤理好头发,剪掉指甲,隆重沐浴,虔敬祷告曰:“我一个 人有罪,不要连累万民。如果万民有罪,也是由我造成的,应该由我一个人承担。”他准备举火自焚,以祭上帝。这时突然风起云涌,大雨滂沱,万民欢腾,商汤因 此得救。

关于这个故事,中国典籍多有记载。《吕氏春秋·顺民篇》云:汤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汤乃以身祷于桑林,曰:余一人有罪,无及万夫;万夫有罪,在余一人。无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伤民之命。 于是翦其发,磨阝其手,以身为牺牲,用祈福于上帝。民乃甚悦,雨乃大至。(陈奇(酋犬)校释《吕氏春秋校释》479页,学林出版社1995年出版。)《墨子·兼爱下》云:“汤曰: 今天大旱,即当朕身履,未知得罪于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简在帝心。万方有罪,即当朕身。朕身有罪,无及万方。即此言汤贵为天子,富有天下,然且不惮以身为犠牲,以祠说于上帝鬼神,即此汤兼也。”(《诸子集成·墨子》76页,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年出版。)

在这一仪式中,商汤既是政治领袖(国王),又是宗教领袖和文化人(祭司),还是牺牲(祸患和责任的承担者、奉送给神的祭品)。这种三位一体的身份使得他无 论在制度上还是在心态上,都得真正以天下为己任。商汤的行为肯定不是他的创举,他不过是践履远古时代流传下来的一种习俗。这种习俗的力量是如此强大,即使 他企图摆脱也无能为力。这种伟大的传统形成了一种伟大的约束力,他必须对天下的丰廉、安危和祸福负责——这才是国王和领袖的真正含义。

(摩罗空间)

胡展奋:“死鬼”

向2007年告别——这篇博文不敢期待有人过目了。

最近潜心研读《论语》,发觉那个“仁”字,不但被后人灌水太过,而且孔子自己也把它搅得太浑。

尽管“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但是星空下,仍有一代代的人在不懈地思考:人是什么?万物的尺度是什么?

孟子说:“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而在他之前一百余年,樊迟也问仁,孔子曰“爱人”。

仁,就是人,就是“爱怜一切生命”的高尚品质,因而,是“上人”——高尚的人。如同果仁,仁是美德之母,在简化汉字的多次浪潮中,仁字始终没有被简化掉,未尝不是“天地之仁”也。

仁是会意字,从人,从“二”。 “二”,也是会意字,古文作“丄”,就是上字。“二”和“上”都是高的意思。《说文解字》说人是“天地之生,最贵者也。”结合起来看,“仁”就是万物中仅仅属于人类的高尚品质。

人类曾经有过非常美好的时代,那就是孔子曾经描绘过的“大同社会”: ……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皆有所养。

然而到了孔子的时代,已经“天地不仁”,人心潮水一样地变坏了。人,本来就“异于禽兽者几希”(孟子语),现在人性的部分更稀薄了,不再有“高尚情怀”了,以至于一部《论语》,讲“仁”者109次,几乎就是一部“仁学”。

我常常想,孔子谈仁为什么密度这么高?

因为凭借“仁”,他重新发现了人。孔子释仁,虽有多种解释(这一点,我觉得他老人家有点小嘴含大橄榄),比如“仁者先难而后获”、“仁者乐山”、“仁者 寿”(《雍也》)“刚毅木讷近仁”、“克己复礼为仁”(《颜渊》)和“仁者不忧”、“仁者必有勇”(《宪问》)等,但是盘旋于诸德之上、并且统摄儒学精粹 的“形而上”,就是“爱人”。

爱人,并据此推及所有血肉有情的生命,这就是儒家充溢于天地而恩推万物的“仁”。仁人,才是真正的人。

如果说,孔子所有的学说都围绕着“以仁为本”的话,那么,“以人为本”就是以仁为本,这一点,他比喊出“人是万物的尺度”的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戈拉更为深刻。

在孔子之前,作为类存在物的“人”的概念,其实是一直不完整的,相当一部分人不被当人看,甚至远远不如低值易耗品,所谓弃若敝屐,极端的典型就是“杀 殉”,主人死了,你必须陪死,即使是屡被孔子称颂的夏商周“三代”,野蛮的杀殉也一直“依礼”而大规模地进行着,直到春秋乃至战国,杀殉仍有发生,甚至明 朝的初年仍然保持为皇帝殉葬的恶习,我们从下面的场景描写,仍可想象历朝历代为皇帝殉葬的恐怖现场——

朱棣死,为其殉葬的宫人达30余人,即使最宠爱的韩氏和崔氏也不能免。殉死那天,把她们领进大堂,大堂之上已经安置了许多小木床,只听得哭声震天,宫人们 一个个地被强迫站在木床上,把头伸进吊好的绳套里,一旁的小宦官把床一撤,宫人便悬空了。韩氏死时,哭喊着自己的乳娘说:“娘,我去了!娘,我去了!”喊 声未绝,床已撤去。横梁之下,顿成尸林。(《明朝十六帝》)。

人们习惯将非人的暴虐形容为“禽兽之举”,然而禽兽果有如此残忍么。殷代的国君死后,殉葬的竟达1000多人,及至周代,“天子杀殉,众者数百,寡者数十,将军、大夫杀殉,众者数十,寡者数人”(《墨子·节葬》)。秦赵长平之战,一战就坑赵卒四十万。

孔子就是在如此惨绝人寰的环境下提倡仁道的,也只有清楚地看到远古那种令人战栗的野蛮之风,我们才能真正认识到孔子“仁”的观念的伟大和不朽,面对各种令 人发指的暴行,他高举“胜残去杀”的人道主义大旗,极其愤怒地诅咒:始作俑者,其无后乎!(那个最先制造陪葬木偶的,要断子绝孙!)其恨切痛切之情,溢于 言表。

较之活人殉葬,以木俑和泥俑代之已经是一大进步,但在孔子看来,好俑者观念深处隐藏的仍然是对人的生命的蔑视,必须挞伐,足见他“以仁为本”的愿景之强烈。

如此强烈的愿景还丝丝缕缕地融入孔子的生活细节。

春秋时,马匹弥珍,匹马束丝就可以换取5名奴隶(郭沫若《十批判书》),然而孔子的马厩失火,他第一句话问的就是“伤人乎”?不问马(《乡党》)。

那时,虽然大部分奴隶已经除籍,但是马夫仍然是十等人以下的贱民,很难受到上层的关注,在这种情况下,孔子首先关心的是伤人与否而不问马,既体现了他“爱人”的无等级界限,也反映了他“仁本位”的生命价值的序位:与珍贵的马匹相比,人的尊严当然第一。

孟子完美地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仁本位”思想,因为他的雄辩和长于修辞,“仁”的特指性被他解析得更具体、更感性、更生动,他认为“良知之心”,人人都 有,即所谓“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孟子·告子上》)。恻隐即良知:“今人乍见孺子将 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孟子·公孙丑上》)

那意思是一个儿童眼看要掉进深井,任何人猛一看到,都会油然而生救援之心,这种“不忍之心”是人的天然自存,刹那间没有任何私欲的考虑,可以称为仁的“种 子”——“人皆有所不忍,达之于其所忍,仁也”;(每个人都有不忍心做的事,把它推广到他所忍心做的事,就是仁德。见《孟子·尽心下》)

仁,难道离我们很远吗?子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人其实都有向善从仁的“种子”,只是平时都被权欲、利欲、色欲等一切人欲之私遮蔽了罢了。

而孔孟的伟大,就在于开发万众的善端仁芽,甚至推及到“血肉众生”,《论语·述而》记载,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对鱼,只钓而不用大网捕捞;对鸟,不去射杀归巢栖息的)。

此说一直以来被解释成“夫子供祭不求多”,或“娱心解劳游于艺”,或“取物以节反竭猎”,其实,如果我们潜心体察一下夫子的“仁”,就豁然开朗了——

捕鱼,何必赶尽杀绝;而猎鸟,怎么可以对回巢栖息的下手,以至“鹧鸪夜飞失伴”啊!

无为不入世,有情始做人。朱熹说得好:“仁是根,恻隐是萌芽。亲亲、仁民、爱物,便是推广到枝叶处”。推己及人,推人及物,如果我们,能将仁爱如此由根及枝地博施于天地万物,还有什么血肉众生不被感化?还有什么人间戾气不能祓除呢!

三坟五典,九丘八索,看来总抬不过一个“仁”字,悠悠万事,也唯此为大,问题是,当今世界,还有一个人愿意做“仁人”吗。

行“仁”太累。而做一个两脚兽,多快活啊!当今人类其实只消两字便可:快活!

前几天,一友发我一段子,有趣,便附录于此————

一女县长晚归,被两绑匪劫持,匪持刀摁其胸说:别动!劫色的!女县长听了长舒一口气,骂道:死鬼,这么愉快的事,吓死我了,还以为被双规了呢!

(作者博客)

林保华《一个中国人的台湾情》新书发表会

【日期】200814(星期五)

【时间】下午2:00~4:00

【地点】台北西泽大饭店四楼〈上海厅〉

(台北市忠孝西路一段38)

【主讲人】林保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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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明敏、李鸿禧、李乔、谢志伟、陈师孟、吴锦发、金恒炜、黄越绥、鱼夫、陈立宏 ------真情推荐

【关于林保华】

林保华,笔名凌锋,出生于中国重庆,中小学在印度尼西亚华侨学校就读,1960年毕业于北京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其后出任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党史教师。文革期间在工厂劳动,1976年移居香港,从事政经评论专栏写作,并任中报、信报编辑,1986年担任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助理研究员,协助院长张五常教授研究中国经济改革,1997年移民美国,专职评论工作,2006年来台定居,并已入籍。

现任台、港、美、欧等各地华文跨媒体资深政经评论员与专栏作者、美国21世纪中国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公益信托雷震民主人权基金会咨询委员。

在台湾海外网(taiwanus.net)、南方快报(southnews.com.tw)、鲸鱼网站(hi-on.org.tw)、新世纪(ncn.org)、大纪元新闻网(epochtimes.com)、独立评论(haichuan.net)等有近几年来的个人专栏网页;特别是台湾海外网还有林保华演讲的部份影视实录,及夫人杨月清主持的"政治医院"节目播出林保华的部份评论文章。

【关于《一个中国人的台湾情》】

林保华出身印度尼西亚华侨,十七岁到北京读书,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并于上海教授中共党史。在见证了中共的凶残真面目后,他义无反顾地离开中国移居香港,开始撰文揭露中共丑陋凶残的一面。本书是作者第一本有关台湾观感与评论集的书籍,搜集了一九七六年他从上海移居香港后至今在香港、美国与台湾所写关于台湾的一小部份文章。书名采用其二○○四年三月于台湾总统选举投票前夕在《自由时报》发表的文章〈一个中国人的台湾情〉,作者期望那些已经长期居住在台湾而留恋「中国」的人,能够像他一样认同台湾,理解并尊重台湾人民对未来的选择。

新闻联络人:钟芳品 02-2507-2606 /0968-038920

2007年12月29日星期六

方觉:我是不是要做“副总理”

今年4月,一位与中共有密切关系的朋友,邀我在纽约面谈,再三劝说我:中共“十七大”后抓紧时间返回中国,重新参加政府系统工作。我一直笑而不应。这位朋友见我始终不表态,叹息道:你大概要能做副总理才愿意回国!我还是笑而不应。

为什么笑而不应?

很多人谈论中国政治改革的必要性。但是很少有人谈论:谁能够发动中国的政治改革?

政治改革不会从天而降。政治改革只会由具体的人来做。这种具体的人要有实行政治改革的政治意愿,要有操作政治改革的政治能力,要有参与政治改革的政治条件。

胡锦涛总书记不是发动政治改革的具体的人。在我笑而不应之后半年,胡锦涛主持起草并亲自宣读的“十七大报告”,没有丝毫政治改革内容。在胡锦涛的最后5年任期,他的主要精力将放在权力分配的拼搏中。

我的老朋友“李克强(見圖)副总理”是不是政治改革的具体的人?

李副总理”长期对政治改革缺乏真实的兴趣,他的真正的兴趣是依靠共青团帮派迅速升迁。

19871月,赵紫阳出任中共中央代总书记,随后在198711月的“十三大”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在当时中共领导层多数成员的赞同下,停止了一度存在的重用缺乏实际经验的共青团干部、滥用缺乏工作业绩的共青团干部的错误做法。1988年初,时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的李克强请我去他的家,不无忧虑地问我:在赵紫阳的领导下,会不会系统性地更换共青团干部?我对他讲:赵紫阳没有帮派色彩,不会系统性地更换共青团干部,但是会调整对共青团干部的使用,不再重用来自共青团的人。

赵紫阳担任代总书记和总书记期间最大的功绩,是主持制定了初步的政治体制改革方案,并在“十三大”后着手实施这个初步的政治体制改革方案。1988年 正是政治改革开始的时候。此时李克强关心的不是政治改革,而是“赵紫阳会不会系统性地更换共青团干部”。对赵紫阳领导的有限的政治体制改革都不感兴趣,难 道会对根本性的民主变革感兴趣吗?赵紫阳初步的政治改革仅仅不重用共青团干部,就引起了李克强的担忧,彻底的政治改革必将取消共青团,难道不会引起“李克 强们”的抵制吗?

后来的政治进程表明,李克强对政治改革越来越冷漠。

1989年的“6·4事件”中,分管全国学校共青团工作的李克强自始至终参与了对学生抗议的处置,同邓小平、李鹏、杨尚昆为首的保守势力“保持一致”,明确赞成“制止政治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坚决拥护撤销赵紫阳一切职务的“正确决定”。

199210月的中共“十四大”,邓小平违反政治规则和组织原则,指名毫无政治威望毫无工作业绩的胡锦涛升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并指定胡锦涛为江泽民的“接班人”。前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胡锦涛同样对政治改革缺乏兴趣。胡锦涛的上升,使处于政治冷宫5年之久的共青团干部沐浴到了帮派政治的春风。1993年,胡锦涛提名李克强出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这一提名得到了顽固拒绝政治改革的江泽民的首肯。从此,李克强坚定地走上了追随江泽民、胡锦涛的保守路线的政治道路,以便在一党专制的官僚阶梯上继续升迁。

今天,“李副总理”仍然是胡总书记的反对政治改革的执政方针的忠实支持者。

中共“十七大”10月结束后,12月来自共产党中国的使者到纽约同我会面,再次探询我是否愿意回国。我强调:大量保守、腐败、无能的官员充斥中国的高级职位,因此需要腾出一部分位置,使具备改革意识、廉洁清正、懂得良治、拥有世界眼光的人参加到中国的政治进程中。

只有封闭、僵化、陈旧的领导体系开放,才可能产生发动政治改革的具体的人。没有政治改革的具体的人,就没有政治改革,就没有全面现代化,就没有文明大国地位。

(作者是在美国的中国政治活动人士 2007年12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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