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光：北大精神归来兮！

北大精神是什么？许智宏校长在今年4月28日校友返校时，引用了北大历史上四位先贤的名言，包括蔡元培（见图）的“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来阐述北大精神。我认为，蔡元培老校长说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是对北大精神的最好的概括。

蔡元培对北大精神身体力行，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堡垒，就是这一精神的集中表现。此后三十多年，北大一直是令人瞩目的自由园地、民主堡垒（包括西南联大时代）。学生可以自由成立社团，研究问题，发表意见，开展活动，各擅其长。通过这些活动，学生们扩大了见识，拓展了能力，并且接受现代意识的熏陶，可以成为全面发展的知识分子。这正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体现。其实，不止是北大，当时的很多大学也在不同程度上贯彻了这个精神。蔡元培先生说它是“世界各大学通例”，开明的大学校长都懂得这个道理，不过北大坚持比较彻底，在这方面比较突出罢了。为什么会这样？一个重要原因是北大自身的精诚团结。蒋梦龄前校长曾说：“一个大学有三派势力，一派是校长，一派是教授，一派是学生。”三派势力中最活跃的当然是学生，他们是历次民主运动的主力军。另两派势力，特别是教授，为推进民主运动也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如在解放战争时期，每次学生民主运动都得到教授的大力支持。他们或发表宣言、声明，或应邀参加集会讲演，或接受访问表态，总是站在学生一边，抨击国民党政府的专制统治。1948年9月19、20两日，北平市特种刑事法庭开出黑名单，以“匪谍”罪嫌传讯北平各大学的325名学生，其中北大93人。从19日起，北平市军警就紧紧包围了北大的各个校区，但在胡适校长和陈雪屏训导长、郑天挺秘书长的周旋与回护下，直到六七天后军警撤走，校内没有一个学生被捕。只有农学院几个没有列入黑名单的同学在校外的路上被抓走，后来也被校方保释出来了。

这种三方（校长、教授、学生）一致的情况，在1949年以后就再也见不到了。从1950年开始的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消灭了除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以外的所有学派的合法存在，摧毁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大学精神；1952年的院系调整，把原来的经过多年实践是比较科学的大学体系和结构，全部打乱重组，进一步铲除了大学精神赖以存在的人文条件和物质基础。经过1957年和文革及1989年的血雨腥风的洗劫，更使这个大学精神荡然无存。

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一党专政的专制体制，把大学教育全部纳入一党的绝对统治之下，三派势力都必须无条件地接受这个党的统一领导。从而，使大学出现三种明显的转化：第一是党化。在教育内容上，把政治思想课作为主课，灌输执政党的意识形态。但由于理论与实践的脱节，学生明知课堂讲授和社会实际的巨大差异，但为了分数，又不得不死记硬背那些虚假的说教。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种虚伪的学风和校风。在组织体系上，党委书记成了学校的最高领导人，系主任和教研室主任，都必须听命于系和室的总支书记或支部书记。1957年“帮助党整风”期间，有些老教授就反映，有些学生中的党员原来对教授还比较尊敬，毕业后留在系里当支部书记，很快就变得盛气凌人，对老教授颐指气使，横加批判。转入反右以后，提这些意见的教授，几乎都被认为是反对党的领导而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1957年后，再也没有人敢于对党化教育和党的领导说三道四了。

第二是官僚化、衙门化。首先，盛行官本位、等级制。学校有级别，行政人员也有与官僚机构相对应的级别。凡是“长”字号人物，无不是“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其次，颠倒了行政与教学的关系。这两部分人本来是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管钱管物的行政人员，应该是为教学与科学研究服务的，可是现在却成了官民关系，养成了一种官僚作风、衙门作风。有些办事人员成为对教学与科研人员管卡压的老爷，教师办事要看他们的脸色，受他们的气。有一位蜚声海内外的老教授，就因为晚上发病要不来汽车，未能及时治疗，不幸去世。再次，同一切官僚衙门一样，机构臃肿，冗员繁多。在加强管理（而不是加强服务）的思想指导下，有些部门的职能被扭曲，增加了不少的人员。如保卫部门的职能，主要应该是保卫学校的安全，特别是教授和学生的安全。但他们却把重点放在堵塞学生的思想自由上。像防小偷一样防备着学生和教师里的“不同政见”。

第三是市场化、商品化。这是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九十年代所谓“教育产业化”的恶果。在改革的汹涌大潮推动下，同许多大学一样，北大也办起了一些企业。这当然是必要的，有益的。它实现了科技和实业的结合，对于推进科技产业和社会经济的发展，缓解学校的财政困难，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在“教育产业化”口号的推动下，学校市场化，教育商品化。拜金主义的办学方向，在教师、职员和学生中间造成了追求物质享受的倾向，追名逐利，甚至不择手段地损人以利己，假学历、假论文也有所发现。

在上述“三化”影响下，原来的三派力量，即校长（还要加上行政人员）、教授、学生的精诚团结已经不复存在。相反，在凌驾于三者之上的党组织的操控下，全校党政机关都站在学生和教师的对立面，成为扼杀学生民主要求的凶手。1957年的“519民主运动”、1986年的“自由化高潮”，1989年的最终导致血流长街的民主运动，学校当局都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脚色，“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北大精神，早已被他们踩在脚下。虽然如此，在北大的校园里，在莘莘学子中间，却潜藏着、散发着被践踏、被抛弃的北大精神。从1957年到1989年的民主运动的波浪起伏就是最好的证明。即使是1989年的大屠杀，也没有根除北大精神对学生的影响。前不久我读到钱理群教授在学生社团“时事社”纪念创立10周年的座谈会上的讲话。他朗读了“时事社”10年前在《时事》杂志试刊号上发表的文章《寻找真北大的声音》：“一切的大兴土木似乎在表明北大是欣欣向荣的。可是我感觉不到一点新鲜的气息，只有压抑的感觉，因为三角地上只有培训和招聘广告了，因为民主草坪上只是坐着的情侣了，因为图书馆里只有一张张透出英语单词和微积分的麻木的脸孔了，理想和责任感已经在我们的头脑中缺席了。我不断地问自己，我是在北大吗？怎么我听不到五四的呐喊，怎么我看不到三角地的指点江山，怎么我看不到热血沸腾的青年，怎么我感受不到心忧天下的责任？失去了精神的北大，正如一个被抽去脊柱的巨人，他的肌肉在不断发达，但他总也立不起来。”文章最后表示：“为北大，为中国，撑起一方理想主义的天空，让你听到真北大的声音，让你感受到多少年来鼓舞了一代又一代青年的真北大的精神。”请看，这些对北大精神的叩问，这些继承和宏扬北大精神的决心，不就是10年前的北大学生吗？他们没有被8年前的枪弹和鲜血的暴力镇压所吓倒，也没有被风靡全国的拜金主义所俘虏，却孜孜不倦地追寻着遗失的北大精神。10年过去了，“时事社”的社员大概也换了好几茬。在纪念建社10周年的时候，他们请钱理群教授来讲话，而没有请那些认为“反右有理”的孔子后裔或反对改革的毛派教授，这说明什么？说明他们正继续沿着10年前的方向前进。我深深地相信，有了这样的学生群体，北大精神之火是不会灭的。

但是，对于要争取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北大来说，这一点点火苗是远远不够的。要实现这个目标，关键不在于盖多少房子，招多少学生，而在于有没有“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传统精神。只有恢复这个北大精神，三派力量才能团结在这个精神里面，使北大融入世界，为国家培养出一流的人才。许智宏校长在校友返校时引述蔡元培先生的话，说明他对北大精神是有所领会的。但是，在一党专政的政治体制下，他作不了主。在1949年以前，蔡元培、蒋梦龄、胡适等这些既有学识、又有良知的校长，还可以为学校的独立和学生的利益同执政当局抗争，当局也无奈他们何。但1949年后，特别是“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在社会一切领域都“坚持党的领导”的体制下，大学校长却完全丧失了与当局对抗的勇气。因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北大精神，是同一党专政的专制体制不相容的。宏扬北大精神，就意味着对这个专制体制的挑战，这是专制体制和代表着这个体制的政治势力所不能容忍的。。所以，要恢复这个北大精神，就必须改革现行的专制体制。只有改革政治体制，实现政治民主化，北大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传统精神，才有可能得到恢复，并且进而发扬光大。作为“北大人”，不论是在职的教职员工、在学的学生，还是已经离校的校友，都有双重的责任来推动政治体制改革：一方面是为了社会得以和谐、健康的发展；另一方面，是为了恢复北大精神，使北大真正成为世界第一流的大学。

但是，学校当局在现行体制下也不是完全无能为力、无所作为的。问题在于是否认识到，“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精神是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能不能同学生和教师站在一起，追寻失落的北大精神，并努力恢复和发扬这一精神？如果能够认识到这个问题，并敢于承担起这个光荣的历史使命，那么，有所作为的机会和课题还是很多的。即使被有关当局否定，只要提出学校自己的建议，也能产生很大的影响。例如：进一步明确地宣布“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是北大的精神所在，并在各项工作中认真贯彻；设立公民课，加强公民权利与义务的教育；通过自由选举，成立学生自治会，让学生在民主实践中学习民主，党团不得干预；本着“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精神，重新编写校史；精简机构，在行政人员和党务人员中进行为教学服务、为师生服务的教育；承认在1957年的民主运动中执行了错误的方针和政策，向所有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师生道歉；与有关方面协商，在红楼的新文化运动纪念馆旁，建立“五一九民主运动”纪念馆，收集包括受难者生平遭遇在内的有关史料；声明不久前拆除三角地不妥，开辟新的民主园地，为学生提供自由论坛；为1986年、1989年民主运动中受到错误处理的学生平反；恢复焦国标的教学工作；将历史上对民主革命作出重大贡献而被错误处理的校友，如罗章龙、扬帆、林昭等，列为荣誉校友，在未名湖畔树立林昭记念碑；把司徒雷登的墓迁入北大，并勒石纪念他对发展中国教育和建设燕京大学的贡献；等等。这些作为，都可以体现“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传统精神。当然，要实现起来是很不容易的，其中多数不是学校当局力所能及。但是，一方面，我们应该“取法乎上”；另一方面，现在做不到的，可以创造条件，逐步推进。

恢复与发扬“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北大精神，是所有“北大人”的光荣责任。在学校当局无动于衷的情况下，在校的学生、教师和离校的校友，应当有所作为；特别是校友，可以在校外发出呼声。进一步展开来说，恢复与发扬北大精神，不仅是北大一个学校的事情，它对发展和完善大学教育，具有重要的意义，甚至对推进民主革命，也将产生巨大的影响。因此，它值得一切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的关注。让我们一起呐喊：“北大精神归来兮！”

（根据12月20日下午的一次座谈会的发言扩充整理而成）

2007年2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