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至今未见过孟学农先生，但我却一直记着他，他是个好官，而且是个很好的官，可是官运总不好。2003年他被北京市人大选为市长上任没几天，全国性的“非典疫情”发生了，卫生部长张文康封锁疫情，说北京市只有十几例，被国内外媒体戳穿谎言，遭至一遍叫骂声，不得不引咎辞职，接着新上任的市长孟学农也跟看下台。民间有所传闻，说卫生部长张文康是当朝某人的人马，如果张一人下，不就成了“打了梅香，丑了姑娘”的独角戏。共产党和共产党的大小官儿，虽说是“特殊材料制成的”，却特讲面子、讲派系，有一荣俱一损俱损的连体病。为了“一碗水端平”，他只好作为另一派的替罪羊去陪宰。没想到五年后的今天，十七大胡温当权，团派走红，他很快出任山西省代省长，又是屁股没坐热省长宝座，好傢伙，震惊国内外的洪洞县矿难发生了！一下死了105人，众多责任人潜逃天涯海角，他碰上了，只好一脸无辜又无奈地说：“无论牵涉到什么人，都要一查到底！” 能查到底吗？ 山西省一年有成千的人死于矿难，凤凰卫视的黑色矿难记录几乎每月都有更新，且一起比一起惨，一起比一起烈。原因何在？根深蒂固的是长期来官本位构成的权钱交易在作崇。权和钱一对难兄难弟，成了山西省的经济命脉，任何一个大大小小的煤矿主后面，都有一个大大小小的权力在死撑。科长、局长、县长、市长，盘根错节，密如蛛网，军警宪特互成联盟，地痞流氓结为一线，黑恶势力狼狈丸奸，一个再清再廉再正的省长，也孤掌难鸣啊！应了“苏三起解”戏里那句台词：“洪洞县里无好人”，所以山西省长也难当好人。
记得2007年初，《中国贸易报》山西记者站的兰成长因无新闻出版总署的记者证前去矿区采访非法煤窑，结果被非法矿主率众暴打致死，全国轰动，海外震惊，连日理万机的胡温都作批示了，结果还是不了了之。尔后，又有黑砖窑事件，非法拘押劳工和智障的未成年人，而且还有大量被骗来的劳工，每天劳动时间长达十七八个小时，还不让吃饱饭，甚至还有人被无端打死，当地执法部门公安派出所不但不管，还收取所渭的“保护费”。
作恶者没有不被揭露的。河南电视台的记者率先揭露了这桩罪恶行径，在被骗孩子家长和网民支持下，全国报刊和网络联动：“山西黑砖窑事件”，一下声名在外，“荣登全囯龙虎榜”。现在这个“12.5矿难”更创下“世界纪录”。奇怪的是，这些煤矿均有合格的开釆证、安全证、质检证，无论顺看竖瞧，都看不出一点破绽，手续齐备，五证俱全，其实这些都是权钱交易的假东西。这些假东西不是来自孟学农的主政期间，是他前任的前任。凭心而论，任何一个省长都不希望他在任期间出现这样的事情，但权钱交易的巨大力量早已摧毁了权力的公力，法律的威摄力，人性与道德的良知，留下的是官无正气，吏无公心，一切一切全腐烂透，矿工的命算什么？只要能攫取到金钱利益，有什么不敢干的？故被凤凰卫视称为“毒煤矿”、“毒矿主”比比皆是。
山西毒矿主之有钱有势和财大气粗的奢侈，早以“名冠京城”，2005年“世界车展”，价值六百万元一辆的宾利车，一个毒矿主一下买走四辆；八十万元一台的美欧豹越野車，一个毒矿主一口气吞下十辆；西边宝地的碧水明珠别墅，每幢两千万元，一位毒矿主一口气买了两套后推倒重建……这样的事在北京多的是，成为街头巷议的浪花。他们哪来这么多的钱？这全是矿工的命，矿工的血！这些命、这些血，不但使毒矿主肥得流油，也使山西省众多的贪官墨吏大腹便便，富甲一方，送儿送女送老婆移居国外。国法在山西成了不值钱的便纸，党纪在山西变成了裤腰带，代省长孟学农有什么办法？除非把州县官全部绳之以法！来个杀无赦的“镇贪”，敢吗？谁也不敢！邓公早就言之旦旦：反贪污亡党，不反贪污亡国。中共进退维谷，处在亡党亡国之间，何去何从很难选择。
我说孟学农是个好官，是个很好的官，决非空穴来风。我知道他这个名字是在十五年前，那时他还是个不起眼的北京市工商局局长。我和他无论过去现在都未谋过面，说他是好官是一个人良心。我的良心没有死，共产党内有些人的良心也没有死，孟学农先生的良心就没有死！
记得，1989年11月27日，我是中国经济记协主管下一个只有准印证的《中国市场信息》编辑部的常务副主编，养着一百多号有大学生文凭的编采人员，刊物四个印张，每月两期，有七千多位广告客户和会员，收入不错，惹人生羡。但由于主管单位未去换发准印证，故《中国市场信息》杂志从1988年6月起就属于非法刊物，可我们一直坚持办下去。同行相争，有利引议，于是有人走内綫告到国家新闻总署。国家新闻总署不作任何调查，立即下发盖有国徽大章的红头文件，宣布“中国市场信息一刊”为“非法刊物”。我们拒理力争，与执行此一查处的北京市新闻局和下发文件的新闻总署整整抗争两年。1989年“6.4”后中国政治风尚逆转，又因其它事情，我们得罪了中共北京市委书记李希铭，他下令北京市公检法司和相关部门五十多人，对“中国市场信息”编辑部进行突然包围查封，冻结了数百万元的流动资金和固定财产，并进驻专案工作组进行审查。《北京晚报》和《新闻出版报》均在一版显要地位发了消息和评论。在有关部门联合讨论处理我的会议上，北京市新出版局和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坚持要逮捕法办我。身为北京市工商局长的孟学农力排众议，坚决反对。他说：铁流何罪有之？他办的刊物不黄不黑，有利于改革开放，对我们国家市场经济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再有，他没有要国家一分钱却向国家交了几十万元的税，解决了近百个大学生的工作问题。他是个很好的企业家，问题出在准印证过期上，而责任不是他，是他的主管机关！我主张给他刊号，让他继续办下去。”
在没有新闻出版法的囯家，报刊实行的是“党政地司一级单位负责申报的审批制”，他不可能去改变现状，也改变不了箝制言论自由的新闻出版陋习。最后，权力以所谓的“投机倒把”性质一案，收去我们近二百余万元的集体积累，但没有“逮捕法办我”，使我才有东山再起“推展国产精品”的机遇。事件的内幕与过程，在一年后知情的朋友才告诉我。我听后几乎感动得流出了眼泪，由不得大声说：“好官，好官，孟学农共产党里面的一个好官！好官人人赞，贪官人人骂，清官人人颂，恶官人人恨。
为此，我对孟学农两次的遭逢深感不平：为什么好官不走运，贪官四面风？面对山西矿难的挑战，代省长孟学农该怎么办？中国有句古话：一正压百邪！只要为官清正，亷洁奉公，忠于职守，执法如山，惩治墨吏，打击黑恶，有贪就抓，有违则究，我不相信据有大智大勇的孟学农，医冶不好一个积弊如山的山西省？当然困难重重，面对如此体制能有新招解决吗？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