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左鉄流，中彭志一，右蒋绥民在彭文应先生墓前合影 右派，不少右派是中华民族的脊樑！是敢讲真话，说实话而又有本事的人。而今在人民群众中一提起“右派分子”，莫不受到大家的尊敬尊重。右派光荣！右派正直！但遭遇又是最悲惨的。他们中不少人被杀、被关、被集体锇死。五十年后的今天，幸存与健在的人已不足三万人了，是国家民族的一笔宝贵财富。可是执政者并不重视，珍爱，仍在采取打压与封杀。据悉，参加今年“反右斗争”五十周年活动，公开联名上书中共中央、人大常委、国务院的六十一名老右派，已有两人谢世长眠，他们是原中国新闻学院教授、著名翻译家、离休干部刘迺元，原重庆市公安局共产党员、少年管理所长、退休干部蒋伯龄。明年不知又有多少谢世的老人？十年后可能活着的右派所剩无几了，再十年后右派就快死尽死绝了，也许这一巨大的历史灾难就烟消云散，就彻底为人遗忘了，何况还有当局“强迫遗忘”极不道德的做法。如果当今执政的中共是个负责任的政党，是个愿意总结历史经验与教训的政党，一定会承认历史事实，会自我革新改正错误，就应该为这场屠民主，杀言论，诛异已，灭正义的“反右斗争”建立博物舘！博物馆建在什么地方？应建在天安门广场，改毛泽东纪念舘为“1957—反右斗争纪念馆”。因为，由于毛泽东亲手发动这场反进步、反民主、反宪法的错误政治运动，才毁灭和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给中华民族和执政的中共带来了巨大的灾难，直到今日今时，他还碍着中国民主进程的发展。
当然，执政的中共不会“搬掉祖坟”认错认罪，就是在当今中国国土上的任何一个地方，也决不会同意建立“反右斗争纪念馆”的，这是勿用置疑的事。就连文学巨匠巴金先生提出的，建立“文化大革命纪念舘”，也未获同意，何况这是中共更为回避的史事。为什么？要人民忘掉过去一切的一切。在他们看来，“伟光正”过去、现在、今后的一切，都是无可指责的，决没有阿Q的癞头，油光光，亮晶晶，好看极了。而最遗憾的是我们中不少难友，也持此种认识，比如在朋友和儿孙面前，不敢或不愿提及自已是“右派”，视为“羞辱”与“难堪”，有的又以“安度晚年”为名，认为“抗争”与“维权”是无功而返的“自讨苦吃”，有的又以“关爱儿孙”换利，甚至做出“左派”惊人之举，一言蔽之，逃避现实，逃避责任，做“逍遥派”、“观:潮派”、“招安派”。所以，今年“五十年反右斗争纪念”，才如此凄凉与无奈……
不过，历史与现实生活中总有勇士，总有坚持正义的人，敢于站出来说话的人，不然中华民族早就灭亡了。“在斉太简，在晋董孤笔”，民国有鲁迅，抗暴有林昭。当局不建自已建，父辈不立儿孙立；建在死后的坟头，立在阴阳交替的墓穴；建它个几千几万，立它个几十万上百万。此举是保护历史，还原历史，留下历史，谁也无权干预，纵是秦王政也不会去阻止孟姜女哭拜长城啊！最近“死不改悔”、拒不认错认罪、也是全国五个未得到中共“改正”的大右派（其他四人是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陈仁炳），原民盟中央委员、上海市副主任委员、市人民代表、市政协常委彭文应，其子彭志一先生自筹资金，在上海市奉贤区杭州湾畔的“海湾寝园”，为其受屈受凌的父亲，在坟头上立下碑和竖下头像，供后人瞻仰，让来者凭吊，此举才真是孝顺之道，民族正义之道！我希望我们全国近百万右派分子的子孙，都能这样做！这样作！都能学习效仿彭一志先生，为自已的父亲立碑塑像，这样全国就有了上千上万个“右派历史纪念馆”了。
这次，我和老右蒋绥民先生去上海旅游，在彭志一先生的陪同下，特别去彭文应难友的墓前献上花圈，并深深地三鞠躬，我默黙地说：你是我们的榜样，你是我们的楷模，你高风亮节，你坚持正义，是我们右派的骄傲！是我们右派的光荣！你最可慰的是，有一个孝顺的、敢于坚持历史真实的、为父亲立碑塑像的好儿子。他为你立了碑塑了像，也是为我们千千万万右派分子立了碑、塑了像。我们老右为你有這样一个儿子，也为我们右派有这样一个后代，感到无比的高兴。你好好安息吧，在那个真正和谐的社会里，没有人监控打压你，更没有人斗争批判揭发你，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有绝对的言论自由！……
值得特别一提的，在这之前，原广西环江县第一任县长、县委副书记，右派分子王定，在他走后，当地老百姓为他造墓修坟，并在石碑上这样刻写着：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不屈不挠争民主的人民英雄！
王定，原名廖基豪，广西全州人，1923年生，肄业于具有革命传统的桂林两江师范。1947年他和爱人蒋继璘把刚8个月的女儿留在家，参加中共领导的全（州）灌（阳）武装起义，是游击队中惟一的夫妻战士。解放后出任县长、县委副书记之职。因他拒绝说假话，做假事，主张“包产到户”，不同意“统购统销”中的高征购，在 1957年5月广西第二次区党代会上，对省委拖延两年仍未处理平乐地区大量饿死人事件，公开提出了较为尖锐的批评，后被打成右派，全家扫地出门，撵出县委大院，其妻叶葵仙，县财政科副科长也被株连。组织上逼迫她和王定离婚，她坚决不从，被罚到酒厂挑水，从此一家沦为“贱民”。
1958年秋被武装转押到柳江县新兴农场劳改，而此时，这个县的县书记洪华，为了升官求荣，死心追随毛泽东极左路线，在“大跃进”中大肆作假，竟放出全国水稻亩产十三万斤的最高产“卫星”，结果使这个不足十七万人口的小县，饿死了五万多人，王定得知情况后痛哭三天。他于1961年解除劳动教养，摘掉右派帽子，因不服处理，8次向广西区党委申诉，4次向中组部上书，又被重新戴上“右派分子帽子”，直到1979年2才恢复政治名誉、恢复党籍、恢复原工资级别，分配适当工作，先后当过小学教师、农校校长，统战部宗教处处长、副厅级咨询员。他不劳苦，长期搜集整理核实环江县饿死人的事情。他说，他从来就不在乎所谓的职务和级别职称，仍然童心依旧，一往情深，忧国忧民。1980年，当他得知当年环江县饿死人事件的主要责任人洪华获得“平反”之后，在惊讶与愤慨之中，写了一篇短文说：“干蠢事的人不受惩罚，每每啃着甜头，不肯罢手；做好事者吃着苦头，难以翻身。”在另一篇文章中又说，“现实告诉我们，与其说要说假话者诫，倒不如说要说真话者诫了。好人受罪，坏人神气的局面什么时候扭转，说假话才会被人引以为诫的。”
1988年环江事件30周年之际，王定又再次上呈《申诉意见书》，坦陈心迹，“大惨案30周年了，使我这个曾经任过环江县委书记的党员干部，感到揪心地痛斥时蔽，明确提出三点要求：一、从速安置受冤和被株连清洗回乡的干部；二、追查主要负责成员的罪责；三、请饬《广西日报》对当年假报道速作公开检讨，但没有人理睬他。1997年秋末，他终于冲破重重樊篱，毅然投书媒体，《南方周末》于1988年10月9日于18版上，以大半版的篇幅，刊出王定近八万字压缩文章：《狂热及其灾难》，从而向国人揭开了40年前环江惨剧的真相。这解密文章的发表后，相当于一次地震，环江有人马上将文章复印了100多份，广为传播散发。环江县的干部和老百姓写信给王定，向他倾诉多年来埋藏在内心深处的心声！——是的，王定是当之无愧的环江人民的真正公仆。反右派——大跃进——饿死人：环江就是这“多米诺效应”最残酷的典型。本来完全是人为造成并且完全可以避免的事情，竟然成了不可避免的的历史的必然。这教训，实在太惨痛了！而这一切，全都是毛泽东祸国殃民的空想狂热“乌托邦”所谓“共产主义”瞎搞胡搞所造成。
王定是说真话的勇土，揭假的英雄！他2000年7月26日逝世，享年七十七岁，环江县人民为了怀念他，纪念他，在他坟头立下一个巨大的石碑，刻上那么两行字，这是何等的肯定与奖厉？人生足矣。为此，我告儿孙，我死后立一石碑，上写“死不悔改的右派分子；打不断脊樑骨的铁流！”也就足矣！
图为左鉄流，中彭志一，右蒋绥民在彭文应先生墓前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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