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惩罚“焦大”到奖励“犹大” “公安断网”与“鄢烈山解冻”
2007年12月20日，“广东突发重大事件公安可断联网”条例经立法机关通过公布，立即引发海内外争议。许多人认为，这表明十七大后中国大陆的知情权和表达权更加缩水，是十七大前夕“逾千网站论坛非正常关闭”的升级。然而，也有人持反对意见，认定中国今日的言论自由度是“文武之道，一张一驰”，有紧有松，比如，广州时评家鄢烈山（见图），前些年曾因“不合时宜的言论”，被禁止在《南方周末》署真名编辑版面和发表文章，但今年悄然解冻，连十七大前后这样敏感时期，都能在“南周”“行不改名，坐不换姓”，可见虽然余杰、焦国标等异见人士的言论在中国大陆被禁止，虽然章诒和、胡发云等众多一流作家的杰作圈为禁书，但“鄢烈山解冻”说明，在某些层面，中国的言路又在明显扩大。
此言确乎有理。人们开始研究“鄢烈山解冻”真相——何以鄢烈山能被开恩解冻，而余杰、焦国标、章诒和、胡发云等不能享受解冻？如果说余杰、焦国标属于“体制外”，章诒和、胡发云也是身在“体制内”呀。若说其心在“体制外”，人难道连腹诽的自由都没有？。
有人说，“鄢烈山解冻”，是因为鄢烈山“君子之学如蜕，幡然迁之”，痛改前非。杂文家于成玉近日在“文化散论”论坛（【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发表一热帖：《又见鄢烈山先生的“巨大的进步”论》，文章提供了鄢烈山幡然悔悟的铁证：鄢烈山近年已变“偏激”言论为“直而温”的热烈拥护，多次歌颂新时代取得巨大人权进步——“ 前年，鄢烈山先生在《一个公民的杂文写作》（《杂文选刊》2005年1月号[下]）一文中说：‘现在，中国不再讳言人权，不再拒绝人权对话，尊重和保障人权终于成了光明正大的词语。这种时代的巨大进步，是我的这本集子能获奖的重要前提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是我们最该感到欣慰的。’……而今年鄢烈山先生在《如此高论，教我如何不摇头》一文（载《杂文报》2007年8月17日）中又从另一个角度提出了‘巨大的进步’论：‘我曾说20多年来中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为避免某个托庇美国的‘独立’作家再攻击，我要说这也是上世纪70年代在北京住过的布什父子的看法，也是他们坚持与中国‘接触’政策的心理依据），我相信中国还会继续进步。进步的动力靠的是一切有变革进步欲望的人们的合力推动，并不是取决于少数官员的态度。”
只是优待归顺者的招安新策？
也许秦始皇看到鄢烈山这样诚恳地赞颂，也不会再为难鄢烈山了。尤其是其中对余杰等民主自由思想者不过是“托庇美国的‘独立’作家”之无情揭露，实属难能可贵的反戈一击——这是真心归顺朝廷的“投名状”啊！不逊于取了多少个“自由化”的人头来敬献。
联想到两年前鄢烈山曾一片忠贞地提醒有司——千万别让“精明的利害算计者”继续“政治投机”，要取消“异见作家顺利拿到海外稿费”的“额外恩赐”，果断截取其海外稿费和“捐赠”，自古断其“粮道”乃迫敌就范“不战而胜”之上策——此次鄢烈山的新进步是公开举报“托庇美国的‘独立’作家”骂国求荣。这正是庙堂想说而不便直说的，如今由有“为民请命”之誉的时评家鄢烈山说出，岂不正好“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顺应民意”？
接下来自然投桃报李，论功行赏。不仅璧还鄢氏“南周”署名权，据说还恩准鄢烈山近来升任“主编助理”，月薪长到近三万元，且有可观年终奖。可谓名至实归，百喜交集。
不过由此也透底，所谓“鄢烈山解冻”，只是优待归顺者的招安新策？如若今日解冻，只是优惠于高歌“巨大进步”的“鄢烈山之类”，这种高价解冻，可能是一些不愿出卖良心与自由换取名利的人消费得起的。从“为民请命的好书生变成为坐稳了奴隶的顺民”，这种巨变的心灵煎熬，似乎真正的自由思想者难以承受。
公报私仇者的“第二种封杀”
关于“鄢烈山解冻”的另一种说法是，鄢烈山从来就不是“为民请命的好书生”，原来不过是有些“焦大之怒”，有时任性，说了些“贾府上下，只有一对石头狮子是干净的”之类小骂大帮忙的偏激话。恰巧碰到当时有司一位主管《南方周末》审读的官员（其实是个返聘的退休干部），个性不喜鄢烈山的“气多于理”的“焦骂”，于是公权私用，拉大旗为虎皮，断然给鄢烈山“塞了一口马粪”，并以口头方式暗示“南周”上不得出现“鄢烈山”三个字。于是鄢烈山只好以笔名在“南周”编辑版面和发文章。时过境迁，而今那倔老头早已彻底退休，新任者对鄢式“焦骂”似乎不但充分理解，而且极为赞赏，故先是让鄢烈山“焦骂”自选集荣获鲁迅杂文奖；见鄢氏知恩图报，“善者修缘，恶者悔过”，大颂中国人权“巨大的进步”后，又彻底为鄢式“焦骂”平反，让其“兰桂齐芳，家道复初”，真名重现“南周”。
公权私用，公报私仇，本是“中国特色”的一种体制痼疾，试看当年反右运动，许多人划为右派，并非有不得了的反骨，皆因与顶头上司有过节私怨所致。
这样一深究，猛然发现，今日中国言路极度蹇逼，其实是两种人造成了两种封杀的结果：一种是专制君臣的体制性封杀，一种是心胸狭窄的公权私用者的私怨性封杀。专制运动往往会被公权私用者扩大化。比如鄢烈山前几年被“塞马粪”纯属公权私用者的私怨封杀。这两种人扼杀自由思想的共同基础都在于反对共生。前者是极权意识形态导致的政治专制，后者则是阴暗人性产生的报复性压迫。
不幸的是，深受公报私仇之害的鄢烈山，如今也近墨者黑，出现“人质爱上绑匪”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染上了“公报私用”的私怨封杀之病，借专制者下令“莫谈国事”之名，在其版面领地封杀一切与己意见不合者，将许多其实可以发表的宪政新议统统禁闭。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其编选的“杂文精品年选”，与其它“年选”相比，总要少许多自由思想者的精彩言论——同样的专制背景下，鄢烈山管辖的版面上，思想自由度更紧张狭小，“公共平台”沦为利益交换的“自留地”和“朋党圈子”。鄢氏虽然口头上赞同伏尔泰“我虽不赞成你的意见，但誓死捍卫你的说话权利”，实际上则是恩怨必报，帝王一般力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从某种意义上说，今日中国的公报私仇者压制民主自由的危害性，更大于公开的专制者。因为专制者在众目睽睽中，多少还要做一点“和谐”姿态，顾虑国际舆论，而且高高在上，眼光所限，开出的黑名单有限，人们可以作些变通防范，如以笔名蒙混过关；而公报私仇者则处于一线前沿阵地，集收稿编辑审稿于一身，与其有过节的自由思想者，无论文章多么精彩，无论怎样变化笔名，都逃不出其手板心。此种封杀，自己决策，自个操作，连夫人都不透风，保密性极高，让被压制者以为言论空前不自由的迫害全来自专制政体，不知言论受压的原因是多元的，鄢式公报私仇对自由思想的扼杀，常常与专制体制的迫害比翼双飞。
不信，请看鄢烈山的阶级斗争观念何等敏锐细腻——他曾提醒当局说：“有的人非常清楚，随着执政者的‘执政能力’提高，不想升官发财的平民百姓在国内媒体（包括网络）发表文章并无多大的政治风险……在境外媒体发表‘出位’、犯忌的言论也未必出什么大事，仍然可以出国访问、演讲，只要不搞串连、不搞组织活动，不参与实际的政治操作，是不会坐牢的，纵然坐牢一般也不会把牢底坐穿，更不会受到张志新一样的对待。”因此，他愿意默默为当局拾遗补缺，甘当无名英雄：一些从专制网中的漏网之“自由化者”，往往被鄢烈山这样的公报私仇者而愤愤堵截，在其弟子朋友的合围中惨遭“第二种封杀”。
2006年10月，余杰在《从体制外异见作者的真实处境说起——兼论鄢烈山先生的文风问题》一文中，对鄢烈山有一段一再被验证的中肯批评：“遗憾的是，理应熟谙时事的鄢烈山，却在多篇文章中大肆传达与中国现状完全不符的论调。鄢氏认为今天的中国已经是言论自由的社会，没有人会因为发表与官方不一致的言论而受到迫害。因此，鄢氏论说那些严厉批评官方的异见作家乃是出于‘政治投机’，只有他本人才是‘脚踏实地、埋头苦干的真人’。作为体制内的成员，鄢氏不是致力于同体制外的同道一起拓展言论空间、推进民主进程，反倒对根本无法与之公开辩论的体制外作者大施讨伐。”
至此，“鄢烈山解冻”的真相水落石出了。难怪鄢烈山曾专文礼赞“十七大增加了中国人的表达权”（大意）。
或许，从惩罚“焦大”到奖励“犹大”，这就是“鄢烈山解冻”的底蕴？如此解冻，可算是中国大陆在放宽言路？
一孔之见，谨盼批评！
2007年 12月24 日于深圳 早叫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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