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毛泽乐在“第七届中共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说：“有意地保存一部份国民党军队，让它原封不动，或者大体上不动……这是又一种斗争方式。但是这种反革命遗迹和反革命政治影响，归根到底要被肃清……他们中的许多人将被改造，他们中的一部份人将被淘汰，某些坚决反革命份子将受到镇压”。两个月后，为纪念中共成立廿八周年，他又写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说：对“帝国主义的走狗即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实行专政，实行独裁”。1951年那场“大张旗鼓地镇压反革命运动”就是凭这些“最高指示”搞起来的。不久，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中共中央专门召开会议讨论了杀人的比例问题，“决定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杀此数的一半，看情形再作决定”。毛还明确要求：有600万人口的上海应该杀3000人，有50万人口的南京应该杀两百多人……总之叫“比着箍箍实鸭蛋”，荒唐不荒唐？这是活鲜鲜的命呀！有鼻子有眼晴的人脑壳，都得按照“千分之一”的比例，且是“只能超额”。这杀人的指标由中共主观界定，而执行杀人的机构又是各地军管会或军事法庭，不经任何法定程序，拉出去毙了就是。“热炒热卖”到也省事，比当今股票涨跌还快，可这是长在肩膀上的人头啊！
那时我还是个楞头青，不，是个还没有长醒的娃儿，加之又是所谓翻身的岁月，当然是 “运动”的“打手”和“极积分子”，也是个当之无愧的刽子手。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雄纠纠，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国内政治形势骤然紧张，一时谣言四起：“美国佬从朝鲜打到中国来了”、“国民党反动派反攻大陆了”、“某某反革分子趁机作乱了”，说得有鼻子有眼，谁不相信？刚得到解放的穷人能不仇恨吗！那时我在成都市一区工委工作，是个死心踏地捍卫红色政权的“死硬分子”，只要一听说有人反对共产党，不用领导发话，也会上前把他捶扁。
记得，大概是1951年3月的一天下午，全区党团员全集中到一个地方开会，开什么会未作说明，只说有重要任务。开会地点是公安分局所在的原先地主家的一座大公馆里，我们去时已有下少人，大家分散在几间办公室里待命，思想显点极度紧张。午后六点，公馆关上大门，不准任何人进出，到了晚上九点又来了一批人，房门和窗台堆放着许多麻绳，空气里弥漫着窒息的压力。大家表情各异，互相猜测，可又不敢打听，只能屏心静气耐着性子打扑克等候。到了晚上10点，参会人员集中到大会议室，门窗关闭，各处还有人把岗。不一会儿戴局长披着棉軍大衣，嘴上叼着香烟，一脸严肃，拉长声音宣布开会。他首先传达“最高指示”：“同志们，毛主席说，我们在很短的时间内打垮了国民党蒋介石八百万匪军，解放了全中国，取得了革命的伟大胜利。可是失败了的敌人并不甘心他们的失败，他们借着美帝国主义发动朝鲜战争的机会，一些潜伏下来的反革命分子伺机作乱。为了保卫我们的红色政权，支持‘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争，今晚全市要进行大逮捕，你们就是参加执行大逮捕任务的同志。对反革命分子我们决不能手软心慈，对他们手软心慈就是对人民的犯罪，所以要坚决打击！坚决镇压！”接着，公安局另一个头儿讲话，他除了讲今晚大逮捕可能发生的意外情况外，还讲了逮捕人的一些具体技术问题，以及如何处理紧急情况。然后宣布纪律和编组，还说，“如有反革命分子敢于公开反抗，立即击毙。但一般情况，不准开枪。”
我听后心里好激动，为党和毛主席立功的时候到了！但又有几分恐惧，万一敌人开枪打死我怎么办？管他的，为革命牺牲很光荣，不然怎么叫革命？下夜两点，我们按临时编定的小组出发。每个行动组为三人，配备一名公安户籍（现叫片警），被逮捕的人都有资料，如姓名、性别、年龄、特征，所住街道的门牌号。我们每人袖口上扎条白布带为行动记号，口令是“胜利”。
初春的成都有点寒意浸骨，冷风嗖嗖，街灯昏暗，熟睡中的城市没一点声音，各个街口都有荷枪实弹的解放军执勤，杀气腾腾，一片肃然。街头巷尾的流浪狗，一见有人就唁唁的叫个不停，好象要把这秘密告第三者。我忍不住骂：“叫什么，再叫老子给你一枪。”
我们行动小组的任务要逮捕11名反革命分子，八个国民党伪军官，三个蒋介石特务，据说特务藏有枪枝，大家紧张极了，怀着一拼的牺牲精神。我们人人提着枪，拿着绳索，按户籍资料逐门搜捕。先由户籍以查户口名义赚开门，我们再持枪冲进屋，拉亮灯大声喊：“不准动、举起手。”真顺利，竟无一人反抗，就像笼子里抓小鸡那么轻而易举。被逮捕的反革命分子一个个反缚双手，五花大绑地押到所在地派出所集中，凌晨5点由指挥部派汽车来收取猎物。這些人规矩极了，灰臉低头一付狼狠样，連眼晴也不敢乱看。但在逮捕一个国民党军官时，发生了一个小插曲。他们夫妇两人，一直跟随国民党从南京逃到广洲，又从广州逃到重庆，再逃到成都，本来要逃到台湾，但他太太挺着大肚子无办法再跑，只好留了下来待产。我们去抓他时，他跪在地上不停磕头求铙，大喊长官手下留情，宽限几天，等太太临盆了再抓，或到时候他到指定地点投案。我犹豫了，一个老区来的姓王的大麻子、也是我们行动组的组长，横看一付吊角眼，大骂道：“妈妈的，就是马上要生了也要抓你，看着干什么，给我捆起来！”我心里真不是滋味，可这是革命啊！我们走了好远，还听到那女人的哭叫声：“共产党！毛主席！宽大宽大我们吧？我们不敢反对你们哟！”
完成任务后我们来到集中地，将这些五花大绑的反革命分子像装卸货物，一个一个地塞上汽车，送到宁夏街四大监关起来。直到凌晨7点全市解除戒严。第二天《川西日报》（四川日报前身）登出通拦消息：“坚决镇压反革命，保卫红色政权，成都市一夜抓捕反革命分子1687人，彻底消灭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势力。同时，我们郑重告一切潜藏下来的反革命份子，只有向人民政府坦白自首才是唯一的出路，否则将遭到严历的打击”云云。
大逮捕后的十天左右，成都市开始大镇压，第一批先杀148人；第二批杀了56人。此后，隔三五天杀一批，均在10至20人以上。那一批批杀人的布告贴满大街小巷，整个城市处在从未有志的恐怖气氛中。亱里小孩若不听话老是哭，父母只要说一声：“再哭，解放軍来了”。孩子立刻收泪止声，連啍也不敢啍一下。在這大镇压大屠杀的日子里，人人循规蹈矩，市面上连个吵筋闹架的人都没有，谁不怕掉脑袋？
被杀的人多是国民党时期的军政人员（军、警、宪、特）和地方上的恶势力（乡、保、甲长以及哥老会的头目），故根本无审讯起诉一说，全是根据事先搞好的材料，拉出去就是，连杀人布告也是用手写的。这些反革命从监狱里拉出来，对对名字照片，不脱衣服，不赏酒饭，立刻五花大绑插上死标，甩上刑车（不是押上，因为一部刑车要装20余人，四周还有荷枪实弹的解放军，只能人重人的堆放着），即向成都市北门外20里之遥的磨盘山驶去。磨盘山是个乱葬坟，树林茅草一眼看不透，纵然杀个几千几万也好处理。両天前這里就挖了许多土坑，一个土坑可以埋上十多具尸体。刑车到了磨盘山一字儿排开停下，众多的解放軍在四周早早地布下警界綫，十步一岗五步一哨，寒森森的刺刀冷毖毖的枪筒，在山坡高处还架有机关枪，在警界线外是农村武装（又称民兵）。囚犯从刑车上一个个甩下来，由两个解放军提着胳膊飞快地跑向指定地点。20人为一批，齐崭崭地跪在地上，站在他们身后不足五尺远的解放軍，端着步枪瞄准着射击的脑袋。监刑官一声哨音：预备；二声哨音：瞄准；三声哨音：扣动扳机，嘣的一声，被杀者脑袋开花。杀人的子弹均是开花弹，一枪一个真利索，死者虽属痛快，但半裁脑壳不见了。有的还没有脑袋了，人变成了一个木桩桩。解放前有人说，“共产党来了要开红山（指大肆杀人）”，谁也不相信，现在我算亲眼看见了！杀第一批148人时，我执内勤距刑场最近，那没头没脑的尸体一大片一大片，白白的脑花，红红的血水，流成一条条的小河，半匹山的山坡看不到绿草，泥土变了一个颜色，难闻的血腥味直冲鼻孔，令人目昏头眩。
批量性的大屠杀后，变为小批量的屠杀。這种小批量的屠杀在于“打击敌人，教育群众”起到杀一儆百的警示作用。其不同之处是，每杀次人就要召开上千上万人的公审大会，地点多在少城公园（今人民公园）。被公审的人均是五花大绑的捆着，那捆在身上的绳索快勒进肉里，每人胸前掛着块写有本人名字、画上红×××的大纸牌。他们一个个低头弯腰，排成一排站在公审台前，受害的苦主站在台上一声声一字字，揭发控訴他们有过的罪行。被激怒的参会群众不断地呼喊口号： “坚决镇压反革命分子！”、“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捍卫革命胜利果实，支援抗美援朝！”、“坚持要求政府镇压反革命xxx！”，然后是“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记得最清楚的是公审前国民党某地区专员冷寅冬，因他发动暴乱，不归顺共产党，俘后不认罪。公审人问他：“你为什么要反对共产党，组织发动暴乱？”他面不改色心不跳，昂着头说：“共产党是乱党，用暴力颠复了合法的国民政府，所以我要反对他。”又问：“你当伪专员贪污了人民多少财产？”他十分泰然说：“我不是伪专员，我是中央国民政府正式任命的。我贪不贪污你们管不着，今后你们共产党比国民党会更贪污。” 他侃侃而谈, 显得很从容。还有西门同兴社总舵把徐子昌，东门青龙公会总舵子黄亚光，两人是上通官府下拥枪炮的黑势力老大，解放后拒不与共产党合作，支持兄弟伙打解放軍。公审他们时都不倒威，挺胸直项一副好汉样子。再就是何本初与夏斗枢。何是茂县专员，解放初宣布起义1950年4月为首成立“反共救国軍指挥部”，率众举事叛乱被捕，公审杀时也是威风不倒，还說“为党国就义死得光荣。”夏斗枢当过杨森部队的副軍长，是川西地区组织指挥暴乱的主要头头，和共产党周旋了几个月，先后打死上千个解放軍，公审枪毙他时表情从容,没叫喊一声，显得极为镇静，说：“两軍交战各为其主，人生天地死而无怨”。
在这些被杀的反革命分子中，有一个是我认识的人。1949年解放前夕，我姐夫张贵武与四人合股在安乐寺对面（今成都人民商场）开了一家很大的茶馆，叫“大北茶厅”，其中一位合股人姓胡，我叫他胡先生，住在少城一带。胡先生一生好色，为保护生意不受人骚扰，临解放花钱买了个国民党调查员的头衔（简称调统，解放后共产党将它列为特务组织）。解放后共产党为瓦解国民党残余势力，采取了一手软一手硬的政策：硬，公开抓捕；软，号召国民党军、警、宪、特人员主动向人民政府登记自首，坦白交待罪行。胡先生率先响应号召，第一个跑到派出所登记，时称“自新人员”，属于管制对象。可是胡先生并不知道此身份的严重危险性。仍我行我素过他逍遥自拈花惹草的生活，没事上街去“吊膀子”（即在街上调戏勾引不认识的女人）。在镇反阶段，一个晚上他在祠堂街闲逛，看见一位漂亮女人，即上前搭讪调情。那女人不反抗以笑相迎，叫跟她走。胡先生以为找到了便宜货，喜出望外地尾追于后，结果进了公安局。原来这位漂亮女人是军管会的特勤人员，认为他不是“吊膀子”，是在搞暗杀，加上身份特殊，便成了“黄泥巴掉在裤裆里，不是屎也是屎”。三天后即五花大绑地拉出去毙在昭觉寺后面的树林里。他家人不敢去收尸，托我去看一看。在一丛楠木树下，我看见他老兄长伸伸地躺在地上，身上还穿着毛料长衫，腕上还戴着手表，只半边脑袋不见了，那铁丝勒过手腕的痕印深深可见。按说这是错杀，谁又敢去为他伸冤呢？在那特定环境，杀个人象杀只鸡。在农村，工作组长就有批准的权力，后来逐步收上去，到土改时杀人权力控制在县上，但工作组仍可抓捕人，只需动过嘴，武装（即民兵）就去执行。我听得这么个近似笑话的故事。那时宁夏街关的人太多，每天来来去去像赶场一样。走的去了杀场，来的新抓的反革命。当时监狱不准看报纸（每杀次人或开公审会，报纸上都要登载），封锁了大镇压的消息。监舍里每走一个人，大家都拱手恭贺，以为得到宽大。那天也是这样，一个姓李的被叫出去，同舍人免不了恭贺一番，托这托那忙得不可开交。可没两个小时他又押了回来，一脸煞白，浑身软得像块糍粑，四肢不停罗嗦颤抖，裤裆全尿湿了。他无声无语地躺了三天，后才告诉同监舍人，他一出去即被两个解放军五花大绑捆上，背上插上死标。他吓昏了，屎尿流了出来。约莫过了一个多小时，有个当官的（可能是监刑官）拿着照片叫名字对，原不是一个人，才把他放回来。自此大家才知道，关在这里是一群送宰的猪，凡叫出去的都去了昭觉寺。
有人作过统计，仅1951年那一年，成都市一共杀了反革命分子一千五百多人，那时成都市总人口为六十万，被杀比例为千分之二点五，完成和超额完成千分之一点七的任务，所以受到毛泽东的表扬，中共川西区党委书记李井泉和中共成都市委书记某某都连跳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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