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1月30日星期二
Man Tank:坎坷翻墙路——罗马有多远
杨鹏 评大秦赋(1~3)
【杨鹏看世界】
一评大秦赋 1
大家好!欢迎来到杨鹏看世界。今天谈谈大秦赋。
大秦赋这个片子环环紧扣矛盾,艺术性不错。但大秦赋引发了一些争议。除了它把"楚虽三户,灭秦必楚",痛恨秦人的楚人瞎编成楚人不要当楚民,愿变成秦人这些内容外,成问题的主要是它的价值观。
大秦赋努力要证明,大秦征服六国是为了结束战乱,实现天下太平。但大秦是一个短命王朝啊!征服六国以后仅仅十五年就被楚人领导的六国反叛的烈火所毁灭。陈胜和刘邦在舍命起兵的时候都说了同样一句话"天下苦秦久矣"。如果真如大秦赋所赞美的,秦始皇,秦王朝真是为了天下苍生的福祉在奋斗,那天下人为什么要冒险造反,砸烂秦王朝呢?
大秦赋原作者和导演都是陕西人。他们对秦人的历史有感情可以理解。但不顾历史真实,努力为秦王朝翻案,热情讴歌他们的秦人祖先,而对今天的山西,河南,山东,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等地的六国的祖先进行大屠杀。这是对历史的不尊重。这也是对反抗暴秦的义士们的不尊重。
秦王朝短命而亡,是个失败王朝。为什么还要歌颂它呢?秦王朝对中国历史最深的影响是建立了以郡县制为特征的皇帝集权制。所以大秦赋真正歌颂的就是皇帝集权制,就是秦始皇把个人意志转变为严酷的法律而主宰天下人的这种制度。
秦始皇之前的周王朝,他不是皇帝集权制的,而是君主和贵族共治的封建制。周天子是天下共主。中国它是有政治象征和文化上的统一的。但他的治理权是分散而下放的。各地方诸侯与贵族是自治的。
秦制和周制各有优劣。但在的宣传舆论上习惯将秦制的优点。例如,秦制国家稳定,天下太平。秦制能够集中力量,对外很强大。但这两条都缺少足够的历史依据。
我们可以从国家稳定和天下太平来看。
秦制形成以后,中国没两三百年一次王朝更替。那都是大动乱。人口死亡都在一半以上。我们回头看看,西周王朝二百七十五年,几乎没有什么大战争,没有人口死亡一半以上这样的记载。东周的春秋时期三百多年,左传记载的战争二百多起,都规模很小。最大的城濮之战死伤也就几千人。多数战争就是死伤几百人就结束。而且战争主要是在贵族之间进行,是贵族比武。普通百姓不直接参与战斗的。孔夫子周游列国几十年没有遇到过什么大战,也没有遇到什么真正的危险。所以春秋并不是不太平。对不对?所以,战国一百多年有不少大战。但这不是周制带来的,而是对周制的破坏造成的。
从秦制能够集中力量对外强大这样的观点来看,那就更不妥当了。西周周幽王,史记说他烽火戏诸侯。这是传说。周幽王时期,由于周幽王和太子和申侯的矛盾,申侯引犬戎入侵,西周王朝结束。但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入侵的犬戎他没有入主中原。为什么呢?原因就是有各诸侯国力量的存在。晋国,郑国,秦国,这些国家护卫周平王东迁洛邑,延续了周王朝。
所以从西周王朝到秦王朝建立的大约八百年的历史中,中国人是由自制能力的民族。中国人个性强悍,重礼守信。这段时间是中原人的血脉,军事和文化的扩张期。没有任何外族能够入主中原。
秦制以后就不同了。
把权力集中在皇帝一个人身上,社会的自治能力很差。国民因为被奴役而性格软弱。外族即便人数少,只要打败了皇帝的军队,社会完全没有抵抗力。外族就可以轻松入住中国。
所以,周制下的中国人是重礼守信的中国人,是最有人格尊严和人格魅力的中国人。更不用说,周制由于人的自主,自尊而带来的经济的创新和思想的发展了。中国伟大的诸子百家群体只可能诞生在周制这样的社会自治的环境中。
意大利思想家马基尔维利,他在君主论这本名著中,他比较了土耳其皇帝的集权制和法国君主-贵族的封建制。他发现土耳其皇帝统治的是臣民。外敌一旦打败土耳其皇帝的军队,就很容易统治整个土耳其的人民。因为人民就是臣仆奴隶而已,没有自己自主的尊严意识和自组织的力量。而法国这样的国家就不同。它是封建制。外族就算打败了法国君主的军队,也很难对法国进行直接统治。因为人民有尊严感。贵族会组织反抗。所以,周制就是上下共治。君主贵族,上下共治,共同承担国家的命运。事实上对外比秦制更强大。
面向全球的全方位的创新和服务的竞争,不能靠秦始皇一个人的有限的力量吧?得靠全体国民的创造力的释放,得依靠民众自主,创新,服务和进取的精神的释放。
大秦赋中秦始皇组织人,砍人头,抢土地,当然不是为了激励每个人的创造力和服务精神了,不是为了保护每个人的尊严和权利了。大秦赋今天还在歌唱秦始皇大皇帝暴政有功,杀人有理。天理昭昭,人命关天,伤天害理,天罚必降临。商鞅被车裂,大秦被毁灭,罪有应得。
未来的中国,不应当是大秦赋喝人血的中国,不应当是中国人相互残杀的中国,而是中国人独立自主的有尊严的中国。
二评大秦赋 2
2021-01-21
大家好 我是杨鹏。欢迎来到杨鹏看世界。
我评论大秦赋的那期视频迎来不少网友的评论。其中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周制真如你说得这么好,周制为什么结束呢?如果秦制真如你说的这么不堪,为什么一直延续呢?今天我重点分析周王朝封建制度崩溃的原因。
周制有周制的问题。但秦制在解决周制部分问题的同时,制造了比周制更严重的问题。如果周制的问题是感冒发烧的问题,秦制的问题是癌症的问题。
我们先看第一个问题。贵族世袭制固化的缺陷。
公元前1046年11月20日,周武王率军在牧野之战击败商军,建立了统一的西周王朝。周武王,周公等人把土地和人口分封给了子弟和功臣,去建立独立的诸侯国。这就建立了封建制度。荀子上说,周公"立七十一国"。周公时代就立了71个国家。从中央朝廷到地方诸侯国都由一些大贵族家族控制。家族就是国家,国家就是家族,家国一体,追求忠孝两全。周王是天下共主,是各家族国家共同的政治代表。各诸侯国对周王室承担调兵上贡等义务。但诸侯国君主在国内有自主的军事和民事管理权。诸侯的代表也参与到中央王朝的管理。所以,这是一种君主-贵族的分权秩序。不是没有秩序,是分权秩序。不是不统一,是统一的分权秩序。
所以,周只是一种群星灿烂式的,国家统一下的,君主-贵族分权共和的秩序。
周制下,王权弱,贵族强。但贵族世袭制并没有受到较好的节制。贵族世袭制再深化下去,不仅嫡长子世袭君主之位,其他兄弟担任的卿大夫的官职也逐渐被家族世袭化。世袭垄断,造成社会阶层的固化。底层贵族士阶层中的人才,社会中的人才,很难有在政治上出头的机会。
周人也认识到这个问题。所以在治国之道上讲"亲亲贤贤"。"亲亲"就是任用家人。"贤贤"就是任用贤才。孔夫子曾在鲁国被提拔为司寇。这就是"贤贤"政策。但毫无疑问,世袭家族政治一定是"亲亲"为上,主要任用自己家人。
孔夫子是出身于士阶层。他有文化,但地位低。他对世袭贵族之事是有意见的。
商鞅是卫国君的公子,算高层贵族。但商鞅母亲是小妾。商鞅是高层贵族中的贱类。在卫国也难有发展空间。商鞅才华出众。他对世袭贵族制非常怨恨。
所以孔子商鞅都不认同贵族世袭制。孔子希望以教育,以德性等级来替代血缘等级。
商鞅推动砍人头的军功等级来代替血缘等级。
他们都留下了中国多数人怨恨贵族的思想基因。
秦制跟周制不同的地方,就是秦制保留了君主血缘世袭制,留了一家人搞世袭,但摧毁了其余贵族的权力的血缘世袭制。秦制以官吏的治理代替了贵族的治理,以军功血酬来划分社会等级。
以后隋唐科举制,又以教育和科举考试来划分社会等级。
无论是武斗的军功血酬等级,还是文斗的考试学酬等级,都增加了社会中下层精英的公平竞争的机会,扩大了他们的上升渠道,增强了社会阶层流动性。这是秦制合理性的最真实的社会基础。
周制的历史教训是什么呢?
是必须打破阶级特权。在各领域建立全面开放竞争的人才流动的分层秩序。
现在讲讲第二个问题。周制是靠扩张而稳定的体制。
周朝封建制度是有内在的扩张性的。这时我们需要认识的一个重要的方面。
周制不能停止扩张。周王朝是充满活力的王朝。持续的内部竞争与外部扩张交织在一起。贵族人口在增长。各国各家族有对外扩张的强大动力。他们要获得更多的土地来满足不断分封的需要。
中国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华民族四面扩张的时期。这种扩张尤其表现在边缘地区的齐国,晋国,秦国和楚国的发展壮大上。他们向东夷,北狄,西戎。南蛮的领土扩张,把大批大批的外族人变成了中国人。春秋战国的战争,包括秦统一中国的战争,都是因为各国对外扩张矛盾激化的结果。我们也能理解,国内外战争的加剧必然重视战争人才。这就使得贵族世袭制阻碍了各国朝廷吸纳中下层的大批人才。
欧洲封建贵族制度也曾遇到贵族内部斗争激化的问题。结果是贵族非长子的公子们,他们就去海外冒险开拓殖民地。这样的开放系统缓解了欧洲封建贵族制的内部矛盾。
秦统一中国,建立皇帝集权制,目的不是为了对外扩张,目的是为了压制内部竞争。谁发展,就约束谁。谁做大,就消灭谁,使中华民族对外扩张逐渐进入终结,进入了一个以长城为标志,以强权来平均的封闭社会。
在历史的选择关头,是通过支持国人对外拓展来解决内部矛盾,还是通过压迫国人内部竞争来减少内部矛盾?欧洲选择了前者,因此对外开拓。秦制选择了后者,对内封闭,弱化了中华民族的对外进取力量。
所以,周朝历史的教训是,对外扩张是贵族社会环节内部矛盾和保持内部繁荣的条件。对外扩张的目的就是保证资源的流入。从今天来看,扩张不一定采取传统的破坏性的军事性扩张。但仍然一定要保持其他的经济,科技,知识等领域的扩张。从世界获得各种资源,从地球之外的外太空获取各种资源,以支撑国内的繁荣和自由秩序的扩展。
现在再讲讲周制的第三个问题。周制祖先崇拜的局限。
宗教信仰的等级性的缺陷问题。
封建制度主要是君主-贵族共治的制度。既然是共治,就需要超越君主-贵族之上的共同的权威的法则,需要共同的宗教信仰的约束。
周王朝是一个有宗教信仰的王朝。最高神叫天,也称上帝。敬畏天命,修德以配天,这是周王朝国家哲学的基础。国家神学的基础。从西周王朝早期文献,象尚书里面周公的诰词中就能看出来。周公强调君主和贵族都要以德配天,共担天命。天命面前有某种形式的平等。在这种情况下,君主面对贵族就不能任性胡来。
所以,公元前842年周厉王暴政,贵族国人暴动驱逐了周厉王。他的精神背景就是君主-贵族共担天命。大家都必须承担起国家的命运。这是一种周代的神学思想。但到西周中后期,周王吸取了国人暴动的教训,为强化自己的权力,强化了"天子"的概念和宗教上的等级制。君主进一步在宗教上垄断上天-上帝信仰,逐渐消除了贵族的助祭权。天子以下给足不能祭祀上天上帝,只能祭祀自己的祖先,抽掉了发展普遍性的命运共同体的信仰根基。
贵族用祖先崇拜来凝聚家族成员。这个信仰半径很小。精神上排斥家族外的成员。不信任家族外的成员。这使中国贵族精神就只是家族精神,缺少救助天下的真正大一统的精神力量。
上帝-上天信仰是普世性的。天子代表普世性的力量,也代表王族的力量。这样天子有宗教精神资源可以联合贵族。贵族没有宗教精神资源可以相互联合。所以当出现外敌的时候,贵族就只能靠家族对敌,只考虑家族利益,难以联合起来,共同信任,共同对敌。
欧洲也有上千年的封建制度。欧洲贵族跟君主也有矛盾,与外面的其他国家也有矛盾。但是与周朝贵族的不同,在于欧洲有独立于君主的宗教。基督教把贵族的精神提升到了家族之上。贵族与贵族之间有基于共同信仰的凝聚力,超越家族的凝聚力。他们可以大范围联合。当教会站在贵族一边的时候,贵族多数时候都能够约束住君主的强权。
周制的天子对上帝-上天的长期的垄断,使周制贵族慢慢失去了周朝初期信仰上的联合能力,形不成抵制君主强权的联盟。这个贵族在精神上没有超越家族共同体的信任,没有上升到信仰共同体的信任,使贵族跟普通平民也没有建立起信仰共同体。贵族也很少承担底层责任。他没有这样的精神。
这就是周制贵族精神的大缺陷。
所以,当贵族想联合起来约束君王的时候,他们各怀鬼胎,相互之间缺少信任。所以,他们大部分时候都失败。
所以,周朝的教训是什么呢?在竞争分层的社会中,必须有大同上下左右的共同信仰的凝聚力。
我讲了周朝的三大问题。一是过度世袭制阻碍了人才流动。而是过早停止对外扩张造成内部矛盾激化。三是君主与贵族,贵族与平民之间没有建立起信仰共同体。他是以家族共同体为中心。所以,解决问题的方向就是要开放竞争以保障人才合理流动,对外开拓获取资源以减少内部矛盾,有共同信仰才有上下左右的内在凝聚力。
周制有周制的问题要解决。秦制在历史的演变中部分解决了周制的一些问题。比如,周制的世袭制固化的问题。在皇帝特权固化之下,带来其他人的军功,考试的平等竞争的机会,增加了社会的流动性。但其余两个问题,对外开拓的问题和共同信仰问题,不仅没有解决,反而进一步恶化,从内心深处破坏了中国人统一的精神。
下一期我们再总结秦制的问题。我们下期见。
三评大秦赋 3
2021-01-18
大家好 我是杨鹏。欢迎来到杨鹏看世界。 今天我第三次评论大秦赋,也是最后一次。分析一下秦王朝制度的来龙去脉。
秦王朝制度的精神是怎么来的?我的答案是:从篡位者的精神而来。
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可悲的,可悲的封晋国的韩虔,赵籍,魏斯这三大国卿为诸侯,对韩赵魏三家分晋给予了合法性的承认。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一开篇认为这是战国的真正开始。韩赵魏三家是卿大夫。他们废除了晋君,把晋国给分了。到公元前386年,周安王再次可悲的,可悲的封齐国的田和为齐侯,承认他篡夺齐国的君位。这些篡位者们,他们利用了国君的信任和分权,偷偷积累力量,瓜分篡夺了国家。所以他们有共同的篡位者的心态。
这心态是什么呢?不信任任何人,不愿分权给任何人,只讲暴力优势。他们篡了位,最怕的就是别人再篡位。
所以,篡位者们都不约而同地强化军国主义改革,以强化军事统治,强化君主的集权。正是他们把中国带入了血腥的战国时代。从史记的记载来看,秦始皇是吕不韦的儿子。他也是一位篡位的君主。他是篡位精神的集大成者。绝对的不信任人,绝对的不分权,绝对的靠暴力和恐惧来统治。篡位者的统治不是为了成就他人,而是为了统治他人。
要统治他人就得破坏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和团结。所以,从这个意义上看,秦制,它从灵魂的深处毁灭了中国人精神上的信任,精神上的统一,毁灭了中国人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这种内在的精神上的团结,弄得中国人即使到了国外,也常常是互不信任,相互提放,散沙一盘,难以团结协作。
所以,秦制之下,这个篡位者的精神就侵入了中国人的心灵之中。无位的时候,随时准备篡位,有位的时候全力防止篡位。以后秦王朝被暴力造反推翻,于是篡位与反篡位,造反与反造反,就成了历史的主旋律了。
这个秦王朝建立起来的皇帝制度,是什么制度啊?就是防止篡位和防止造反的制度。
所以,秦王朝制度的精神,就是防篡位与防造反的精神。就是防防防,镇压镇压镇压。这样就塑造了朝廷和民众的根本关系,也因此从根本上塑造了社会的人际关系。一种没有信任的人际关系。
我前面讲了,周王朝的制度有三个问题。.
一是血缘世袭制妨碍了社会流动。
二是封建贵族分封制是对外扩张的制度。它不能停止扩张。
三是宗教信仰的等级化。君主垄断了最高的普世性的至上神的信仰,使君主和贵族,贵族和平民没有统一的普遍的宗教凝聚力。或者说,缺少。
所以,解决周制的世袭制问题,就是要开放公开竞争。公平的竞争,发展选贤举能的制度来解决。
解决周制不能对外扩张的问题,就是要团结起来,激励人才,保护人才,放权,让利,支持他们积极对外开拓,争取更多资源空间,以缓解内部压力。
解决周制的君主垄断至上信仰的问题,就应当是支持宗教信仰的发展,支持有凝聚力的,有共同信仰基础的文化的发展。
但是,一定要保留周制最伟大的原则,建立在人和人信任基础上的分权秩序。这样国民能够强大,官与民之间,民与民之间,有内在的信任和强大凝聚力。中国人共进退,共同对外竞争。
生活在秦王朝制度下的中国人,这是一袋马铃薯式的中国人。表面上生活在一个国家中,生活在一个袋子里面,但人与人之间却是分裂的,是不连接的。这样造成历史上几十万外族就可以入主上亿的中国人。可悲的德行啊!
周制之下,还有家族小共同体的内部信任,还有一些基于周天子天命信仰的普遍的信任和敬畏精神。所以,周制下的中国人,岂容少量外族人就入主中国呢?
所以,真正破坏中国人统一力量的是秦王朝。真正破坏中国人共同体精神的是秦制。秦制使中国人内心散沙一盘。这是秦王朝皇帝制度的稳定性所需要的。就要你们散沙一盘,就要你们不会团结。
大家想想,看完大秦赋,你对身边的中国人会不会内心就增强同胞情感呢?你会不会对人有更多的信任呢?所以,大秦赋所颂扬的,他不就是一部分中国人对一部分中国人使用奸谋吗?不就是歌唱一部分中国人杀另外一部分中国人吗?这不是仍然还在继续从内心深处分裂中国人心吗?这能够塑造我们中国人强大的命运共同体的精神吗?今日全球竞争,中国人不能只是内斗内行,外斗外行,而是需要相互信任,联合起来对外竞争。创造力的竞争,服务里的竞争。更好的服务人类,完善世界,使中国人在竞争中繁荣发展起来,求得个人和国家真正的尊严。真正的尊严就是创造力,就是服务力。
所以,必须否定大秦赋的价值观,否定大秦赋这种不讲合作,不讲创造,不讲服务,只讲奸谋和暴力统治的精神。否定大秦赋的篡位者的精神,人不信人,人整人的这种黑暗邪恶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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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保華:拜習會後台灣地位愈加清晰
2021/12/01 05:30
自由時報
台北時間十一月十四日舉行的拜習會,雖然會後中美各說各話,但是從行動來看,顯然中國居於下風。這單從一點就可以看出:如果中國大有斬獲,其宣傳機器必然連開三天加油添醋到家喻戶曉,但中國趕緊在十六日公佈十九屆六中全會通過的第三個歷史問題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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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美國政府與國會如此相挺台灣,最主要是取決於美國民意。美國皮優研究中心今年春天做的民調,美國人對中國的厭惡程度超過台灣。尼克森訪問中國半個世紀以來,中國表現的是忘恩負義,按照前總統川普的說法,是偷走美國人的未來。但是至今中國還振振有詞,把這些偷盜行徑合情合理合法化,要拜登政府吞下去。拜登的民調已經跌至四成以下,如果再對中國讓步,他的黨內也不會答應。正在美國舉行的世界桌球賽,中國大玩「乒乓外交」五十週年統戰把戲,美國觀眾則對中國隊大喊「黃色香蕉」,華語媒體又煽動是歧視亞裔,其實是歧視中共,如同香港人對中國隊喝倒彩;彭帥到美國,肯定不會這樣。
這是國際趨勢。立陶宛對台灣的支持已經發酵,波羅的海三國的議會代表團訪問台灣,而歐盟與北約負責人則同時訪問波海兩國,針對中國及其盟友俄羅斯,而北約是一個軍事組織!德國、法國、澳洲都在國策中提及台灣。中國越打壓,這些國家的反彈越大,習近平只敢對立陶宛外交降級,對西方大國不敢,已顯其紙老虎本質。台灣的外交空間像滾雪球那樣擴大,台灣須積極而又謹慎的應對台灣主權愈來愈清晰的新局,也要警覺美國與台灣國內親共勢力的破壞。
中國面對窘境,只能欺凌台灣。十一月份中共軍機已連續滿卅天日日騷擾台灣,美軍的反制行動也升級,包括增加駐台軍隊。繃緊的軍情容易擦槍走火。我一向認為早打比晚打好,對美國、台灣與全世界都有利,而所有責任都由習共承擔,因為他們一直在不擇手段的挑釁。
(作者林保華為資深時事評論員,http://blog.pixnet.net/LingFengComment)
顏純鈎:林行止倡改國歌,言之成理無回應
梁京:中國噩夢何時能「了」?
南非發現「中國病毒」新變種(Omicron),讓全世界對疫情很快會終結的期望再度落空,更可怕的是,一種難以克制的絕望心理,開始在一些中國人心中油然而生。事實上,善於忍耐的中國人,很多正處在煎熬之中,而讓他們咬牙堅持的一個重要支撐,就是看到中國經濟比其他國家要好。但是,中國病毒在南非出現的新變種若真如一些專家推測的那樣險惡,就很可能成為「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與去年相比,無論是防疫形勢還是經濟形勢,中國相對美國和其他發達國家的狀態都發生了不利於中國的逆轉。也就是說,中國的疫情和經濟都變得更加脆弱,因而更容易失控,這已是一個不爭的事實。這種「時與勢」的逆轉,再加上一個能突破各種疫苗的變種病毒,對中國來說無疑將是一場更可怕的噩夢。對世界呢?我相信頭腦清醒的人都能看到,中國人若遭遇新的噩夢,也一定會成為世界上所有人的「中國噩夢」。
習近平之所以一再鼓吹「世界命運共同體」,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不僅看到中國有能力把內部危機轉嫁給世界,還看到了全世界都害怕中國爆發無法控制的內部危機。那麼,新的病毒變種若肆虐中國和全球,是否意味著世界會出現一種「中國噩夢」沒完沒了的可怕局面呢?這是我得知南非發現惡性的病毒變種之後首先想到的問題。對此,一位友人的回應是,他相信中國,也就是相信習近平有能力撐下去,儘管習沒有能力逆轉中國不斷惡化的大勢,因此,全球疫情惡化,意味著「中國噩夢沒完沒了」的局面很可能會發生。
對這個判斷,我有兩個疑問:一個當然就是習近平真有能力長期撐下去嗎?
很多跡象顯示,中國政府的財政危機,尤其是地方政府的財政危機已經發展到了六四以來最嚴重的程度,北京當局的政策選擇空間越來越狹小,地方政府欺上瞞下的騰挪空間也被擠光了。因此,北京「出大事」或出手極端措施的可能性極大。最近山西發放「煤票」,說明全面恢復票證經濟的可能性已非不可想象。
我的另外一個疑問,就是美國、西方及整個國際社會,能否繼續容忍「中國噩夢」沒完沒了的局面?美國和發達國家的政治領袖都懂得,中國噩夢「沒完沒了」意味著戰爭的風險會加速升高。因為習近平若堅持不與民主國家合作,就不難得出這樣一個推論,不戰不和的局面拖得越長,反而對北京更不利。理由是,美國和發達國家的備戰正在加速升級。而軍備競賽有一個巨大的風險,就是短期刺激經濟,而一旦武備強大,就有發動戰爭的衝動,因為新武器放久了不用就等於浪費。恐怕就是這個原因,我看到美國輿論中「終須一戰」的聲量越來越大。
總之,我認為肆虐全球的中國病毒出現新的危險變種,大大加劇了中國內部的危機,因而給世界帶來了更令人不安的「中國噩夢」。從冷戰以來世界發生的巨變來看,北京想以中國當權者傳統的策略,也就是以「不了了之」的策略來對付中國內部的嚴重危機,拖不了太長時間,因為中國的內部危機已經不像歷史上那樣,主要是中國人自己的問題。所以,我認為「中國噩夢」不會「沒完沒了」,而很可能在三兩年內就會有個「了斷」,雖然這場噩夢的戲劇性「終場」,一直讓我難以想象。
——RFA
“李南央状告海关案”跟进报道(八十九) ——以真相为武器
11月19日,美国威斯康辛州基诺沙县巡回法庭凯尔·里滕豪斯案12名陪审团员,一致投票判定代表政府起诉少年凯尔的检察官对他的全部指控均不成立,凯尔被当庭释放。
我是在福克斯新闻的晚间节目看到这个消息的,当时的心情就是两个字:"感动"!这个案子的审理法官和陪审团员从一开始就不断地接到死亡威胁,一个据说是佛洛依德侄子的黑人男子公然将威胁做成视频在网上传播:把陪审团员的脸都给我拍下来,我们要的是跟佛洛依德案一样的判决结果。MSNBC的一名记者竟然真就为了拍下陪审团员的相貌,不顾闯红灯紧紧尾随他们乘坐的巴士。一位观看了庭审全过程的朋友告诉我,控辩双方陈述的所有事实都无可辩驳地证明了检方的指控没有一条可以成立,陪审团员根本没有判处凯尔有罪的依据。而要判他无罪,则需极大的勇气——法庭外抗议人群举的标语是:My way or no way! (按我的意思判,否则跟你没完!) 宣判刚一结束,凯尔和母亲立即起身移居他州。可以想见的是,那十二位普普通通的陪审团员不会有如此的财力和人脉举家搬迁另寻生计。他们的勇气如何不让我感动!
在中国,传播真相需要勇气,因为"真相"是共产党的的"机密";让共产党承认真相,那更是"虽千万人吾往矣"的事情,这是常识。而在宪法高于一切的美国,我竟然会被承认真相的行为感动得不行。这个世界是怎么了?
自从去年美国大选之后,我认识的很多朋友都感到深深的绝望,但是也有很多朋友用行动去争取希望。上个月,一位流亡到美国的前香港记者到我家做客,他说他和一群朋友准备办一份英文报纸,将历经百年建起的自由繁荣的香港一夕间被中共毁掉的史实揭示给西方世界。他要在李锐捐赠给胡佛研究所的资料中找出李锐记述下的真相,充实他们的报道。要让西方世界,特别是美国人看到中共的魔爪早已伸进了他们的国家的政界、教育界、商界、法界……再不警醒,香港的今天,就是美国的明天。他的见识我深以为然,因为在应对张玉珍反诉斯坦福大学和李南央的过程中,我对此体会得太深、太深!中共的党法正在美国横行,肆虐,且傲慢至极,强势无比。我感恩里滕豪斯案的十二位陪审团员,他们让我看到在岁月静好中长大的美国人民守卫真相、守卫诚实、守卫信奉的火焰在民间没有熄灭,她燃烧在真正美国人的心底。
上个月还有一件让我感动的事情。新泽西州的一位卡车司机爱德华·杜尔赢得了州参议员的选举,被他击败的州参议院议长斯蒂文·斯文尼承认败选,打了祝贺对手胜出的例行电话。这种事儿在中国想都不要想,也不会有人做如是想,即便是在美国生活了三十年的我,也觉得太过神奇。我惊叹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卡车司机居然击败了议长,更感叹从政二十年的资深议长会向无名小卒俯首下心。无论斯文尼先生赞同何种理念,他服膺于宪法之下的选举制度,信守人人都是平等的上帝子民的美国精神,我尊重他。
发生在美国十一月里的这两件事情,让我这个居住在美国的中国侨民深受感动之余,也更加坚定了以真相为武器应对所陷两岸两案的信念。普通美国人身上有太多淳朴的秉性需要我学习,不为政治环境、不为政党利益、不为威胁所动,为《李锐口述往事》一书在大陆的自由发行,为李锐资料对公众的自由开放在2022年继续前行。
一如往年,恳请"跟进"的读者朋友们发给我你们的年终感言,我将集在一起,作为辞旧迎新的"集锦"在2021年岁尾的"跟进"中发出。发来"感言"的同时,请记得告诉我如何属名及发出地。
2021年11月30日
王山:三重阴霾下的2021感恩节
法广特约记者王山
没有哪一年的感恩节像今年这样,令美国人充满期盼,许多人因新冠疫情,近两年没有与远方的亲人见面;没有哪一年的感恩节像今年这样,令美国人沮丧而惶恐,他们面临节日期间的三重阴霾:昂贵的物价,严重的新冠疫情,随时遇到的暴力抢劫。
感恩节到来,美国正经历30年从未有过的通货膨胀,百物腾贵:今年一只重16磅的火鸡要价23.99美元,比去年涨价24%;一顿家庭感恩节大餐花费约53.31美元,比去年的平均46.9元多出6.41元。联邦政府劳工部感恩节前公布,消费物价指数在过去12个月上涨了6.2%,食品价格上涨5.4%,肉类、家禽、鱼类、鸡蛋平均涨价11.9%。
安联研究(Allianz Research)的数据显示,与去年相比,今年"黑色星期五",玩具、服装、电器等价格增幅5%至17%。《华尔街日报》报导,许多店家今年感恩节歇业,沃尔玛等大零售业者不再宣传"开门大抢购"活动。由于货品涨价,华人聚居区纽约法拉盛天景购物中心"黑五"未见人潮,顾客感叹还不如平常周末热闹。前来购物的张先生表示,他想更换电视机,但发现2018年买同品牌49吋电视才249元,今年已涨到370多元。
感恩节期间美国能源平均价格上涨了30%,汽油更高达49.6%。普通无铅汽油涨到3.41美元一加仑,比去年感恩节高出逾60%,加州的加油站普通汽油普遍达每加仑5元左右。内陆航班的平均来回机票约为293美元,比去年增加48元;租车平均费用与去年相比上升66%。美国汽车协会(AAA)估计感恩节期间全美有5340万人自驾汽车或乘坐飞机外出旅行,他们承受比去年高得多的旅行成本。
卫生专家指出,今年感恩节美国人仍将面对严重的新冠疫情,虽然全国已有近2亿人接种疫苗,但全国每天新增病例仍接近10万宗。因新冠疫情两年未能团聚的亲友,希望今年感恩节可以欢聚一堂,但自入冬以来疫情大有卷土重来之势,这让许多人为在疫情中安全度过感恩节颇费思量。美联社的报道称,洛杉矶一位 57岁的祖母表示,以往每年感恩节她喜欢操办大型感恩大餐,邀请亲友聚会,今年缩减了规模,感恩晚餐聚会仅限于直系亲属,她的丈夫、儿女和孙子们。为了应对近期在南非发现的新变种病毒Omicron,纽约州州长霍楚26日晚间发布行政命令,宣布纽约州自12月3日起进入紧急状态。
今年感恩节,美国人还要面对一个令人胆寒的问题,就是在购物区大规模的抢劫甚至杀人。距离"黑色星期五"还有几天,旧金山湾区不少店铺都提前被抢劫。11月19日夜,一家路易·威登(Louis Vuitton)名牌包包专卖店遭抢;20日夜,一家诺德斯特龙(Nordstrom)门店遭到80人开着25辆车洗劫;21日夜,约40人抢劫了海沃德购物中心(Southland Mall)商店;劫匪24日还抢劫了采访感恩节的当地电视台记者的摄像机,打死电视台雇请的保安员。感恩节期间,旧金山市中心联合广场一些店铺的橱窗用木板封起,再也见不到排队进店的人群。
黑色星期五,洛杉矶发生数起抢劫案。四名嫌犯在高档住宅区比佛利山(Beverly Hills)被捕;在卡诺加公园(Canoga Park)商场,劫匪抢走了价值2万5千元的名牌包包;时尚区梅尔罗斯大道(Melrose Avenue)售卖劳力士手表的商店被洗劫。集体抢劫从加州蔓延至美国其他州,黑色星期五北卡罗来纳州和华盛顿州商场,爆发了持枪抢劫事件,两起事件共造成7人受伤;伊利诺伊、俄亥俄、明尼苏达、威斯康辛等州也接连发生商场抢劫案。家电大型连锁店百思买(Best Buy)首席运行官贝瑞(Corie Berry)在所属商店被抢后说:暴力抢劫怎么变得如此严峻?
据报道:感恩节前后,旧金山中区窃盗案较去年同期增加88%,洛杉矶凶杀案增17.3%,纽约在交通工具上犯罪的案件增141%,芝加哥谋杀及性犯罪案件分别增133%和81%。
2021年11月29日星期一
【書摘】《余英時談話錄》
中央研究院
我一九七一年第一次去臺灣,前後一個多月。從那以後,我才和臺灣學界直接聯繫起來了。在臺北,每個禮拜去素書樓找錢穆先生談一個晚上,那時候他精神很好。
一九六八年,錢先生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那時候胡適已經逝世了。第一屆院士當然沒有人提名錢先生。胡適當院長時,嚴耕望跟胡適關係很好。胡適很佩服嚴耕望,嚴耕望就跟胡適建議:在你的手上,錢先生當中央研究院院士,這個研究院才像樣。但是,錢先生本人已經不需要空的名譽,因為他在國際上早已有名了,而且香港大學、耶魯大學早已給他名譽博士學位了,全世界都知道中國漢學界除了胡適就是錢穆。如果錢先生沒有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對於胡先生領導學術界有很大的傷害,胡適很願意提名他,也準備提,但是院裡面有許多人反對,所以沒有成功。胡適還想跟嚴耕望解釋,也不好解釋,就過去了。胡適逝世後,許多人大概覺得錢先生不能不當選,說不過去了,對中央研究院形象不大好:好像當選院士的人都是中央研究院史語所這一派風格的人。這對錢先生關係反而小,他也不在乎了。還有一次要提名他,錢先生拒絕了。最後,楊聯陞先生都來勸錢先生接受。楊聯陞先生那時候告訴我:一九六八年他第一次到中央研究院開會,就是為錢先生來的。錢先生那次幾乎是全票當選的,大家都覺得不選他不像話。我後來在王世杰日記中看到一條:錢先生寫信要求王世杰撤回,他不想做院士。王世杰回信表示:這是評議會決定的,我個人不能採取任何行動,沒有辦法。錢先生並不情願做院士。
一九四八年第一屆選中央研究院院士,錢先生就認為:有八十一個人,我都不在裡面。但是當時可能是沒有人提他,因為提名都是有關係的人。那時候還沒有院士,都是評議會的人提名,好像沒有人正式提出他的名字來,所以無從提起。最早在胡適的名單上,連顧頡剛都沒有。後來顧頡剛的名字才上去,那時候很多老先生也沒有被提名。第一屆很難說,錢先生當然覺得他不在任何人之下,不過他後來對中央研究院院士也沒有什麼興趣了。一九七四年我當選院士以後,他來過中央研究院,也不大說話的。
王汎森看見過資料,第一屆最早的名單裡有我父親的名字,那時候太多人了。被提名投票的大概一百多個人,最後選出來只有八十一個院士。
一九七四年,嚴耕望、邢慕寰提名我當院士,我也推辭過。嚴耕望第一次打電話,我都沒有接受。後來,邢慕寰跟我關係特別,讓我不要管。我說:我還太年輕。文科很少年輕的院士,而理科必須年輕,不年輕就出不來。歷史學是要時間慢慢磨的。院士,那時候在我個人沒有特別看重,是一個榮譽就是了。實際上對我也沒有用,我當選以後,在美國從來沒有用過這個頭銜。後來臺灣出版社要賣書,才把院士提出來。
一九七四年我剛好在香港。像羅香林先生那麼大的名家,那一屆也提名了,也沒有當選,我並不覺得我那時候比羅香林好。有些東西很難說的,不能做一個絕對標準。
中央研究院院士選舉是沒有人能控制的,有好多次選舉,第一次是提名,然後五個院士來評,同一個專業的人來提名。比如我們懂歷史的人不能提名文學的,不能說他名氣很大,要說明他的具體貢獻,這就很難。如果是一個新的行業,就很難進來了,現在行業越分越細,有的行業我們都不知道,只能尊重專業的意見。提名完了還要進評議會,在評議會裡如果不能過半數,就不能通過。再到院士會,現在有兩、三百人,都要投票,過百分之七十的票才能當選。困難極了!這個選舉不是那麼簡單,誰是誰不是,都沒有辦法的,而且不能把沒有當選的原因說出來。
我當選院士時,蔣介石還是總統,不過已經不大出來了。那時候代表總統府招待院士的是嚴家淦,另外蔣經國以行政院長的身分招待過一次。一九八○年,蔣經國找我和劉廣京等人到總統府小規模地談過一次話,我跟蔣經國也沒有深入談過任何問題。一九九三年,中央研究院院長吳大猷先生遞出辭呈。我和李遠哲、錢煦三人當選為中央研究院院長的候選人。我當然不會做了,不過照例總統都要見一見。那時候很明顯,他們要找李遠哲做院長,但是人文、生物方面都要有候選人,所以我和錢煦就掛個名。
我和臺灣領導人在政治上關係很疏。美麗島事件時,我用英文投書到《紐約時報》,為黨外人士抱不平。我認為美麗島事件是平常的事情,不應該抓人。我對政治只有遙遠的興趣。
吳大猷
我跟吳大猷先生接觸不少,我們一塊討論過人文與科學,後來私人關係也很密切。我偶爾回臺灣,就找他聊聊天,那時他一個人住在中央研究院外頭。他喜歡音樂,我就買點音樂唱片送給他。他跟陳雪屏先生很熟,是老朋友。
吳大猷是很爽快的人。胡適非常信任他,要不是胡適把他拉回去,他大概不會跟中央研究院有密切的關係。國家長期發展科學委員會(1955-1967,改制)是由胡適提議,請吳大猷寫具體計畫的。余紀忠曾經跟我講,他給總統寫過長信,提議讓我去接吳大猷當中央研究院院長。我說:我沒有興趣,絕不搞行政。我在香港做了兩年行政,已經夠了,把時間花在行政上,對我講沒有什麼道理。我想我的選擇是對的。因為人事不是我所長,我沒有耐心跟每個人都敷衍。做行政就不能直來直往,要為整個院著想,而且也沒有什麼作為,每個研究所差不多是獨立的,不懂,也不能管。
吳大猷相當有人文修養,還給一些刊物題字。他是老一輩的學者,雖然搞科學,但是人文修養沒有斷。像楊振寧、李政道都是他的學生,是他培養出來的。吳大猷很清楚地告訴我,他阻止蔣介石搞原子彈,讓蔣介石打消這個念頭,而且真的發生作用。第一,原子彈代價太大;第二,打起仗來不能向中國大陸扔,不能打中國人。所以,臺灣搞原子彈沒有任何戰略上的意義,他阻止了。事實上,自從美國投原子彈到日本以後,也沒有人敢用原子彈。
陳雪屏
一九七一年,我和太太陳淑平第一次去臺北看她父母,在她家住了一個多月。我們已經結婚七年了,我還沒有見過她父母。
我看到岳父陳雪屏先生的時候,他基本上已經是退休的人了。他本來在哥倫比亞大學學心理學,後來到北京大學教育系教心理學。抗戰時期到昆明西南聯大,國難期間,國民黨希望教授能共度黑暗,那時候他參加了國民黨,他還跟湯用彤商量過,湯用彤認為他應該做點事情。那時候馮友蘭也參加國民黨,國民黨是黨化教育。陳雪屏先生還做西南聯大訓導長,國民黨希望訓導長甚至系主任必須是黨員,這樣他就可以保護西南聯大了。他實際上是站在西南聯大的立場上,維護學術獨立,希望黨不要干預,自己做黨員,就把它擋住了。抗戰復員的時候,恢復北大,傅斯年管北大,他管先修班。過去所謂「偽北大」怎麼處理,他主要負這個責任。到胡適來的時候,這個先修班已經結束了,他就做訓導長,做了一年多,因為青年鬧學潮很厲害,後來國民黨就調他去做青年部長,一九四七年到南京。在一九四八年,教育部讓他代理過一段時間教育部長,我看金毓黻的年譜上還有打電報祝賀他。
北平圍城的時候,他從南京派飛機到北大接教授,能出來就出來。但是當時一般的教授都不願意走,因為一家十幾個人怎麼走法?又是內戰,不是外戰,所以許多人不走了。接胡適是他打電話安排的,這事《胡適日記》上有記載。陳寅恪也是因為他的關係接出來。那時最有名的人,一個是胡適,一個是陳寅恪。
一九四九年去了臺灣後,陳雪屏先生最初是辦教育。陳誠做省主席,請他去,做了相當長時間的教育廳長。陳誠跟蔣介石之間也有權力鬥爭,因為是陳誠請他去的,所以他也是陳派拉攏的自由派領袖人物,包括胡適、蔣夢麟、王世杰、梅貽琦,這些人都是北大、清華的老教授。本來蔣介石最信任的人就是陳誠,國民黨在臺灣最重要的機構是改造委員會,這是國民黨新組織,從南京開始就用了,到臺灣,有幾十個人是改造委員會委員,要重新改造國民黨。最初大家是一致的,後來因為蔣經國和陳誠的衝突而分化,蔣經國後來跟吳國楨的衝突也是這樣來的。
同時,陳雪屏先生在臺灣大學教書,一直住臺灣大學宿舍,始終沒有住官邸。他覺得自己的基本身分還是要保持,就是做官的時候,也是住臺灣大學宿舍,一直住到去世。
臺灣大學
傅斯年雖然很短命,但他奠定了臺灣大學的基礎。
一九四九年以後的臺灣大學並不是轉型成功。有一點我們沒有注意:日本人是全力在辦臺灣帝國大學的,基礎非常好,國民黨不可能一下子辦好臺灣大學的。不過,現在大家不肯給日本人任何功勞。日本人把它辦得跟東京帝國大學、京都帝國大學一樣,全力以赴辦成模範的大學,當然這個大學最好的是醫學方面。那時候日本的教授遣回,許多大陸逃難的教授包括蕭公權等人去了,像中央大學史學系的沈剛伯、張貴永在西洋史非常有成就,都參加歷史系,傅斯年把史語所的人帶去了,像李濟之、凌純聲、勞榦,所以人才濟濟。傅斯年去了臺灣大學,把學校的規模定下來以後,主要是不要黨過分干涉學校,他的功勞是在這裡。奠定基礎以後,他死了,錢思亮繼承,本來要請胡適回去的,胡適不肯。胡適說,傅斯年生前寫信,他能把臺灣大學辦成這樣,完全是靠一個人幫忙:教務長錢思亮。錢思亮以前也是北京大學化學系很有名的教授。所以,胡適推薦錢思亮做校長。當時以為通不過,國民黨可能要找自己的人,後來大家看在胡適的面子上,就讓錢思亮繼承了。錢思亮為人溫和厚道,但是也有原則,有抗拒力,他知道胡適可以支援他。所以,國民黨不敢在臺灣大學很猖狂,如果很猖狂,殷海光在臺灣大學的講學早就沒有了,不可能在臺灣大學這麼多學生跟著他。這個自由主義的傳統是靠傅斯年開了一個頭,胡適在背後做一個暗暗的保護者。
臺灣大學之所以重要,我認為傅斯年的貢獻就是一開始把黨的力量排除在外面,把北大、清華「教授治校」的方法搬到臺灣大學了。一九五○年代,臺灣的幾個官員下臺了,一個是教育部長程天放,一個是臺灣省政府的秘書長浦薛鳳,他本來也是清華大學的政治學教授,可是多年從政。兩人都想到臺灣大學去教書,別的學校一定擋不住的。這時候臺灣大學的「教授治校」就發生作用了,教授會否定,就進不來了。這是一個具體的例子,高官下臺,想到臺灣大學教政治學,被臺灣大學教授會否定了,這就可以保持獨立的學術精神。
臺灣大學剛開始還沒有研究所,因為想請的教授有些不來,當時也想把朱光潛等人請來的。一九四九年後,如果不改變傳統的話,北大、清華當然會比臺大辦得好,它們的基礎比臺大好。但是一家之言變成絕對的金科玉律,就像回到傳統時代尊重孔子「定一尊」。學術一旦「定一尊」就完了。
余英時(1930~2021),祖籍安徽潛山,燕京大學肄業,香港新亞書院第一屆畢業,美國哈佛大學歷史學博士,曾師從國學大師錢穆和當代漢學泰斗楊聯陞。1974年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歷任哈佛大學教授、香港新亞書院校長兼中文大學副校長、耶魯大學歷史講座教授。2001年6月自普林斯頓大學校聘講座教授榮退。2006年獲得美國國會圖書館頒發有「人文諾貝爾獎」之稱的「克魯格人文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第一屆唐獎得主。著有《歷史與思想》(1976)、《論戴震與章學誠》(1976)、《紅樓夢的兩個世界》(1978)、《中國知識階層史論:古代篇》(1980)、《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1984)、《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1987)、《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1987)、《歷史人物與文化危機》(1995)、《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1998)、《朱熹的歷史世界》(2003)、《宋明理學與政治文化》(2004)、《中國文化史通釋》(2010)、《文化評論與中國情懷》(2011)、《方以智晚節考》(2012)、《論天人之際》(2014)、《余英時回憶錄》(2018)、《史學與傳統》(2021)等多種。
書名:《余英時談話錄》
作者:余英時口述.李懷宇整理
出版社:允晨
出版時間:2021年11月
——思想坦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