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月1日星期四

橫流集|墮落時代與香港知識分子:國安法下學術界的集體沉淪(二之二)

作者:張燦輝
追光者PULSE 2026 年 1 月 1 日




5. 從歷史到當下——墮落的結構性根源

5.1 心理悲劇:用世之意與現實無力的巨大反差

費振鍾在《墮落時代》中揭示了明代文人最深刻的心理悲劇:「要說悲劇,這就是明代文人最大的心理悲劇。要是他們能夠沈靜地對待自己不能改變的命運,或許還不至於那麼深地墮入生命的頹敗之中,可無奈明代文人入世之心太熱,用世之意太切,一旦意識到自己在現實中的無足輕重,那他們絕對忍受不了這麼大的生存反差所造成的內心壓力。於是,反過來我們便看到,明代文人生命中的『輕』,很快就化為他們身上的一種輕浮狂蕩之氣。」

這種心理悲劇在當代香港知識分子身上同樣可見。2019年的社會運動中,許多學者滿懷熱情地參與公共討論,期望以知識和理性改變社會。然而,《國安法》的降臨讓他們意識到,自己在權力面前是如此無足輕重。這種從「用世之意太切」到「現實中的無足輕重」的巨大落差,造成了深刻的心理創傷。

有些人選擇了流亡,帶著未竟的理想離開故土;有些人選擇了沉默,將曾經的熱情深埋心底;更多的人則陷入了一種精神的漂浮狀態——既無法接受現實,又無力改變現實,只能在日常的例行公事中消磨時光。這種狀態,正是費振鍾所說的「生命中的輕」。

5.2 「離家出走」:心靈自主的悖論式表達

費振鍾敏銳地捕捉到明代文人的一個獨特現象:「對急於希望從人生困頓中解脫的明代文人,最多表現他們神情的,我以為莫過於『離家出走』這四個字。讀明代文人,眼前常常會不期然碰到這四個字,可見他們許多人對『離家出走』很熱切。」這四個字裡面包含了一種心靈上的自主願望,以及追蹤道德學問的意志。

當代香港知識分子的「離家出走」則是字面意義上的——流亡海外。從2020年至今,數以百計的學者、記者、社運人士離開香港,前往英國、台灣、美國、加拿大等地。這種「離家出走」同樣包含了心靈自主的願望:他們希望在自由的土地上繼續說真話、做研究、保存記憶。

然而,明代文人的「離家出走」最終往往流於形式,成為一種逃避現實的姿態而非真正的精神獨立。費振鍾指出:「明代文人由於高壓統治的扭曲,身上往往多了一些怪異的東西,可另一方面,他們身上也有著超過其他文人的堅執,這兩點即成了明代文人奇崛的個性。」當代香港流亡知識分子是否能避免同樣的命運——在安全的環境中逐漸喪失與故土的連結,最終成為一種「離散的怪異」?這是每一個流亡者都必須警惕的問題。

陳健民教授在描述自己的流亡經歷時說:「我離開之前冇申請移民,我只係嚟做一個訪問學者,我乜都冇執就走。」抵台首年,他對於去留處於搖擺之間,也有強烈的無力感:「我連《健民書房》都唔知道要點做,你喺一個安全自由嘅地方,憑乜嘢去鼓勵香港人?」

這種失語狀態是流亡知識人共同的經歷。在安全的地方,他們失去了與受苦者共同受苦的位置;在自由的環境中,他們的話語似乎失去了道德的重量。

陳健民描述自己在林獻堂與陳寅恪之間的搖擺:「究竟我應該跟香港共存亡,還是覺得我做夠了,我大半生人,好像林獻堂要安安靜靜的過之後的日子,為什麼不可以?」這種搖擺,是每一個流亡知識人都要面對的存在困境。

5.3 思想體系的衰敗與學術殖民

明代中期至晚期,作為國家意識形態的儒學已走到末路。經過千年積累,儒家經典早已被公式化、八股化,喪失了生命力。知識人們每日重複誦讀孔孟之言,卻無法在這套體系內找到任何創新的思想出路。王陽明心學的興起,原本是對程朱理學束縛的突破,強調「心即是理」「致良知」「知行合一」。然而,心學的發展到了泰州學派,卻將「人人可以成堯舜」的說法推向極端,導致了道德虛無主義的蔓延。

香港知識分子在2020年後面臨的,是另一種形式的思想體系衰敗。自由主義的核心價值——言論自由、學術自由、法治、人權——這些曾經定義香港、並使香港知識分子得以安身立命的精神根基,在短短數年間被系統性地拆解。《國家安全法》不僅是一部法律,更是一種意識形態的強制置換。

與明代不同的是,香港知識分子甚至失去了尋找替代思想體系的可能。明代文人至少還能在王陽明的「致良知」中找到某種精神寄託,而香港的自由主義傳統被直接否定,沒有任何替代品。

明代科舉制度導致大量平庸之人進入官僚體系,因為只要會背儒經就能及第。那些真正有獨立思想的人,反而被排斥在體制之外。香港的情形更為嚴重——不是平庸者進入,而是批判者被驅逐,取而代之的是那些願意從事「非政治研究」的順從者。

5.4 監控與恐懼的內化

明代有錦衣衛與廠衛系統,形成了一個無所不在的恐懼網絡。這種監控不僅是外在的,更逐漸內化為知識分子的自我審查。

香港的監控機制同樣無所不在。《國安法》第38條擴大了域外管轄權,校園內已被安裝監控攝錄系統,投訴熱線和匿名舉報機制隨時可能啟動。這種恐懼導致了普遍的自我審查——人們在說話之前先想「這會不會觸犯法律」,在寫作之前先想「這會不會被舉報」。

最深刻的影響在於,這種恐懼使知識分子喪失了「對權力說真話」的能力。當真話成為風險,沉默便成為理性選擇。

從更宏觀的角度看,國安時代香港大學所呈現的「諂」「訐」「噤聲」「象牙塔」合奏,無疑構成了一種集體墮落的景觀。這種墮落不是簡單的道德失敗,而是一種結構性的精神滑坡:當高壓政治與懲罰機制將代價推到極高,多數人便轉而追求「風險最小化」與「個體安全最大化」;當制度本身要求大學成為國安教育與監控的一環,大學領導與部分學者便在「如何保留少量空間」與「如何表忠換取穩定」之間尋求平衡。長此以往,整個學術共同體對批判與真實的敏感度會逐步鈍化,人們不再自覺地把「秉筆直書」當作職業倫理的一部分,而是把「如何不惹麻煩」當成日常考量的核心。


6. 東林黨爭的教訓與知識分子的終極責任

6.1 東林黨爭:道德理想主義的悲劇性終結

費振鍾在《墮落時代》第三輯「道德與政治」中深入探討了東林黨爭這一明末政治的核心事件。萬曆三十二年(1604年),顧憲成與高攀龍、錢一本等在無錫東林書院開始講學,提倡「知輔行主」「崇實黜虛」,「講習之餘,往往諷議朝政,裁量人物」。東林黨人試圖以道德力量挽救政治頹勢,然而最終卻演變為東林黨與浙黨、齊黨、楚黨等非東林黨集團之間慘烈的黨爭。

明熹宗時,魏忠賢獨攬大權,結合齊、楚、浙黨等組成閹黨,對東林黨人實行血腥鎮壓,東林黨人「纍纍相接,駢首就誅」。這場黨爭的悲劇性在於,東林黨人以道德理想主義出發,最終卻陷入了與對手同樣的權力鬥爭泥沼。他們「知直不知曲,對個人聲名之看重甚於國家利益,爭意氣而不爭是非」,這種道德絕對主義反而加劇了政治的分裂與混亂。

香港的民主運動是否也有類似的問題?2019年的抗爭者以「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為口號,以道德勇氣對抗強權。然而,運動內部的「和理非」與「勇武」之爭,「不割席」原則下的內部矛盾,以及對「攬炒」策略的分歧,是否也反映了某種道德理想主義的困境?

費振鍾指出,東林黨人的失敗不僅僅是外部條件的惡劣,更在於其自身的弱點。道德主義者的悲喜劇在於,他們將複雜的政治問題簡化為道德問題,以道德純潔性作為政治合法性的唯一標準。這種思維方式在高壓政治環境下,必然導致非理性的情緒對立與相互攻訐。

這不是要否定香港民主運動的道德正當性——抵抗威權本身就是最高的道德行為。但東林黨爭的教訓提醒我們:僅有道德理想是不夠的,政治抗爭需要策略、耐心和對複雜現實的清醒認識。否則,最純粹的道德理想也可能在現實的殘酷中灰飛煙滅。

6.2 沙特的自由與責任

沙特的存在主義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深刻的思考框架。他在《存在與虛無》中提出,人是「被判了自由的刑」,這種自由不僅是權利,更是一種無可逃避的責任。沙特進一步指出,人在每一個選擇中都在創造自己的本質,而逃避選擇本身也是一種選擇 — 一種「自欺」的選擇。

對於知識分子而言,這意味著他們在任何處境下都保有選擇的能力,同時必須為自己的選擇承擔全部後果。沉默不是中立,而是一種立場的表態;配合不是無奈,而是一種價值的抉擇。那些選擇沉默的學者、選擇聯署的校長、選擇配合的教授,都在行使他們的「自由」,但他們也必須為這些選擇承擔歷史的審判。

香港學術界自2020年以來的種種事件,正是這種存在主義困境的具體展現。當中文大學在2021年底決定拆除「民主女神像」時,校方聲稱是基於「法律風險」的考量,但這種以「被迫」為由的辯解,恰恰是沙特所批判的「自欺」——將責任推卸給外在環境,否認自己的選擇自由。同年,嶺南大學解僱了批評政府的學者,理由是「合約期滿」,這種以技術語言掩蓋政治決定的做法,同樣是一種存在主義意義上的不真誠。

相比之下,明代東林黨人的抉擇則展現了另一種存在主義的可能。顧憲成在萬曆年間被削職後,本可選擇歸隱田園、明哲保身,但他卻選擇創建東林書院,以「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為志業。這種選擇並非出於對成功的確信,而是出於對知識分子責任的承擔。東林黨人明知批評朝政將招致災禍,仍然選擇發聲,這正是沙特所說的「承擔」——在不確定的處境中作出選擇,並為選擇負責。

費振鍾在回顧明代文人時提醒讀者,不要把責任簡化為個別「奸臣」或「大惡人」,而應看到整個文人群體如何在制度壓力與個體欲望的交織之中,被一步步推向墮落。他強調,許多明代文人原本也有用世之志與道德抱負,但在廷杖、黨禍與恐怖政治的重壓下,他們學會了用道德之口為權力辯護,用清談風雅逃避現實,用彼此攻訐掩飾自身無力。這樣的歷史反思,對今天的香港學界具有直視自我的刺痛意義。國安時代的大學教授與高層,並非一夕之間失去良知;相反,他們多數是在「務實」「保守」「中立」等語言包裝下,逐步習慣了在權力框架內思考與行動,逐步接受了自我審查與沉默作為「合理選項」,甚至逐步把國安敘事內化為教育使命的一部分。

6.3 無法迴避的追問

因此,若沿著《墮落時代》的批判向前推一步,我們必須提出一些難以逃避的追問:

當大學高層以充滿政治色彩的國安教育作為新常態,並以教育學與法治話語為之粉飾時,學者是否仍敢承認這是對學術自治的結構性放棄,而不只是形式上的配合?

當少數敢言者被標靶與邊緣化,多數人選擇沉默與保持距離時,學術共同體是否還有資格自稱「知識分子社群」,抑或只是專業技術人員的鬆散集合?

當「中立」「專業」被用來遮蔽新權力結構的不義時,會不會變成另一種明代道學家式的虛偽——口頭上講原則,實際上配合權力的運作?

當學生在同一校園裡一邊被國安課程灌輸國家安全義務,一邊只能在極少數課堂偷學自由與民主的理念,老師是否願意承認,自己正在參與塑造一種精神分裂的教育經驗?

這些問題無法以一句「形勢比人強」簡單帶過。從歷史上看,判定一個時代是否「墮落」,並不只是看權力多麼壓迫,而是看知識分子在壓迫之下如何選擇。明代之所以被費振鍾命名為「墮落時代」,不只是因為皇權殘暴,更是因為大多數文人最終選擇在恐懼與欲望中自我調適,把諂媚與攻訐當成生活常態,把癖嗜風雅當成精神避難所。國安時代香港的大學和學術界,正在走向一條類似的岔路:一端是困難重重但仍可能存在的批判姿態,另一端是穩妥安全卻通向精神麻木的自我馴化。這一代香港學者與大學管理者終將面對歷史的追問:當權力要求學術成為國安機器的一部分時,他們選擇了什麼?他們是試圖保留哪怕細小的一點自由空間,還是主動把象牙塔變成國安宣傳與監控的高地?

6.4 平行社會的可能

陳健民在訪問中提出了「平行社會」的概念:「極權下會出現平行社會,表面說官話,在安全空間卻說真心話。1989年東歐、蘇聯人民成功推倒極權,包含內部和外部因素。」這一概念源自捷克哲學家帕托什卡和作家哈維爾的思想,他們在共產極權下發展出一套「活在真實中」的生存策略。

這種「平行社會」的概念為留守者提供了一種可能性:建立不同於官方話語的網絡,文學會、哲學會、讀書會、行山會,同道中人聚在一起,表面上是非政治化的休閒活動,卻在安全空間保持真心話的流通。這不是偽善,而是一種策略性的生存智慧。

香港學術界已經出現了這種平行社會的萌芽。當大學校園不再安全,學者們開始在私人空間舉辦讀書會;當官方學術期刊充斥著政治正確的論述,地下刊物和網絡平台成為思想交流的新場域。2022年,當多間大學相繼取消或改組學生會,學生們轉向以興趣小組的名義延續組織活動。這種「地下化」的趨勢,與明末清初的「遺民」現象有著驚人的相似。

明亡之後,大批士人選擇不仕新朝,他們以詩社、書院、方志編纂等形式維繫著一個精神上的「平行社會」。顧炎武終身不入城市,以遊歷考察為名,實則聯絡各地遺民;黃宗羲拒絕清廷徵召,在江南講學著述,其《明夷待訪錄》以「待訪」為名,暗示著對未來的期待。這些遺民並非消極避世,而是以另一種方式延續著知識分子的使命。

然而,我們也必須警惕平行社會可能帶來的危險。當學者們習慣於在私人空間說真話、在公共場合說假話,這種分裂可能導致人格的異化。明代的經驗告訴我們,這種雙重生活最終可能侵蝕知識分子的道德根基。東林黨人之所以受到後世敬仰,正是因為他們拒絕這種分裂,堅持在公共空間發出真實的聲音。

陳健民在《離散與留下的港人漸行漸遠》一文中,提醒離散者不要忽視留港者的「調適型韌性」。他引述研究指出,近八成被訪者表示會如實向下一代述說2019的故事,2023年區議會選舉投票率只有27%——這些都是「集體不作為」的抵抗形式。

然而,這種「調適型韌性」本身就證明了某種深刻的死亡。如果香港真的如此充滿生機,為什麼人們需要如此小心翼翼?為什麼螢火蟲的光「亦是罪」?

6.5 未來的開放性

正如陳健民所說:「所以你怎麼會知道香港的未來會怎麼樣?2019年打壓的這麼厲害,可能5年、10年之後那些人可能不記得這件事了,因為不會報導、政府也不會講,可能少了一種恐懼之後,還會再一次跑出來的。所以我覺得未來是開放的,沒有那麼快可以說這個事情已經結束了,你不知道未來會是怎樣。」

這種對未來開放性的信念,與海德格的時間性哲學有著深刻的呼應。海德格認為,人的存在本質上是「向死而生」,正是因為認識到生命的有限性,人才能真正地籌劃未來、承擔責任。極權統治試圖封閉未來,將一切可能性收編為既定的「必然」,但人的存在本質上是開放的、可能的。

明代的歷史也印證了這種未來的開放性。崇禎十七年(1644)三月十九日,崇禎帝自縊於煤山,明朝滅亡,這似乎是一個終局。然而,南明政權延續了近二十年,鄭成功據守台灣直至1683年,而明遺民的精神抵抗更延續了整整一個世紀。顧炎武在亡國之後寫道:「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這句話的深意不在於每個人都必須成為英雄,而在於指出即使在最黑暗的時代,個體仍然保有選擇與承擔的可能。

當代香港的處境,與明末清初有著結構性的相似。2020年《國安法》實施,被許多人視為「香港之死」,但歷史告訴我們,一個時代的結束往往也是另一個時代的開始。那些被迫離散的學者,正如明末遺民流寓各地;那些留守的知識分子,正如選擇在新朝隱居著述的黃宗羲。他們都在用不同的方式,為未來保存著火種。

在我的論述體系中,「香港已死」與「新香港」的萌芽是同一枚硬幣的兩面。那個我們所熟悉和深愛的「我城」——自由的香港、法治的香港、多元的香港——確實已經不可逆轉地消失。但香港精神未死,它正在尋找新的表達形式。

設想一位流亡多年的港人重回今日香港,他會看到無法認同的政治正確,被規訓的沉默,被簡體字與普通話侵蝕的文化景觀。他將成為真正的「異鄉人」。這種在「吾家」感受到的「無家」之痛,遠比異國漂泊更加刺骨。

知識分子的終極責任,或許正是維護這種未來的開放性。當權力試圖壟斷歷史的解釋權,學者的任務是記錄真相;當官方話語試圖消滅異見,知識分子的使命是保存多元的聲音。這不是為了某個特定的政治目標,而是為了人類存在的根本可能——自由地思考、自由地表達、自由地選擇自己要成為什麼樣的人。


結語:在廢墟上書寫悲哀與希望

《墮落時代》作為一部歷史文化散文集,其最大的價值在於提供了一個全新的視角來審視明代文人。過去,學界多從思想解放、個性覺醒的角度來肯定晚明文化,而費振鍾則大膽地揭示了這一時期文人精神的陰暗面,指出所謂的「狂放」與「覺醒」背後,實際上是生命的貧弱、精神的空虛和道德的墮落。這種批判性的歷史反思,對於我們理解明代乃至整個中國知識分子的命運,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費振鍾通過對晚明文人歷史的考察與描述,向人們提示了一代知識分子在腐朽專制的年代裡將面對怎樣的歷史與可能,發人深省。入世與出世、堅持與妥協之間,知識分子該如何抉擇?明代文人的悲劇告訴我們,單純的道德理想主義無法對抗強大的政治機器,而徹底的犬儒主義又會導致精神的徹底淪喪。如何在夾縫中尋找生存空間,如何在黑暗中保持心靈的光明,這是每一個時代的知識分子都必須面對的永恆課題。

《墮落時代》對明代文人的批判,最後並非停留在道德審判,而是指向一種更深的倫理提醒:知識分子最大的悲劇,不在於身處黑暗,而在於習慣黑暗,甚至為黑暗辯護。國安法下的香港大學,是否會走向同樣的結局,取決於這個世代的學者是否仍有能力辨識何為「諂」、何為「訐」、何為「噤聲」、何為「自欺式的象牙塔」,並在仍有可能的地方,做出哪怕微弱的拒絕與偏離。若無這樣的自覺,那麼當未來的人回望此刻,很可能會像我們今天讀明代文人一樣,毫不留情地把這五年多的香港學界歸入另一個「墮落時代」。

《墮落時代》描繪了一個令人窒息的時代,但明代並沒有永遠延續。清兵入關後,許多晚明文人反而在國破家亡中找到了某種精神的解放——他們不再需要為一個腐敗的王朝效力,不再需要在「諂與訐」中掙扎。

香港的未來同樣是開放的。當前的窒息不會永遠持續,威權的控制總有鬆動的時刻。問題是:在那一刻到來之前,知識分子應該如何自處?

對於那些選擇聯署支持國安法的大學校長、選擇配合愛國教育的學者、選擇沉默旁觀的教授,歷史終將給出評價。他們或許在當下保住了職位和安全,但他們失去了知識分子最寶貴的東西:獨立人格和批判精神。

對於那些選擇離開的學者,流亡不是背叛,而是另一種形式的堅持。在安全的地方,他們有責任保存記憶、延續批判、支援留守的同路人。

對於那些選擇留下並繼續抵抗的人——無論是在法庭上陳詞的被告,還是在安全空間說真心話的普通人——他們的堅持讓同路人知道自己並不孤單。

費振鍾用「諂與訐」來概括明代文人,這兩個字同樣適用於當代香港的許多知識分子。但歷史也告訴我們,即使在最墮落的時代,也總有人保持著知識分子的品格。李卓吾在獄中的抗議、東林黨人的堅持、無數無名文人的沉默抵抗——這些都成為了後世的精神資源。

有評論者指出:「單單從這角度看,我看到所謂當代知識分子的寂寞,起碼比上不足比下有餘了。」這種比較雖然有些黑色幽默,但也道出了一個事實:明代文人的困境雖然極端,但並非絕無僅有。在歷史的長河中,知識分子與權力的緊張關係一直存在,只是在不同的時代呈現出不同的形態。

對於當代讀者而言,《墮落時代》不僅是一部歷史著作,更是一面鏡子,映照出知識分子在任何時代都可能面臨的困境與選擇。正如費振鍾在書中所言,明代文人的墮落,根本原因在於政治制度的腐敗與專制統治的殘暴,但文人自身的軟弱、虛榮、急功近利,也難辭其咎。這種對歷史與人性的雙重反思,使得本書超越了單純的歷史敘事,而具有了深刻的哲學意味。

在這個充滿不確定性的時代,重讀明代文人的歷史,或許能給我們帶來一些啟示:在黑暗中如何保持良知,在困境中如何堅守理想,在墮落的時代如何不墮落——這是每一代知識分子都必須回答的問題。

香港的知識分子正在書寫這個故事的一部分。這個故事的結局,取決於每個人的選擇。

作為流亡者,我無法預知自己還能為香港做些什麼。但我知道,只要我還能書寫,我就有責任記錄這個時代的真相——不是為了復仇,而是為了讓後人知道,在這個墮落的時代,曾經有人選擇了不墮落。

這篇文章,是我作為流亡知識人對故土學術界的哀悼,也是對那些仍在堅持的同路人的致敬。願我們在不同的角落,以不同的方式,繼續為香港保存那一點微弱卻不滅的光。

(全文完)


張燦輝

流亡哲學人
2025年12月29日
台灣新北市林口

(因篇幅關係,省略本文註釋和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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橫流集|墮落時代與香港知識分子:國安法下學術界的集體沉淪(二之一)

作者:張燦輝
追光者PULSE 2026 年 1 月 1 日




序言:流亡者的悲哀


我以流亡哲學人的身分書寫這篇文章,心中滿是難以言喻的悲哀。

二〇二〇年夏天,我離開了生活超過半個世紀的香港。那時,我已在香港中文大學任教逾二十多年,擔任通識教育主任十四年,見證了香港高等教育最輝煌的時代。如今,我在異鄉的書桌前,翻閱費振鍾的《墮落時代:明代文人的集體墮落》,讀到他對明代文人「諂與訐」的描述,竟感到一種穿越時空的刺痛——彷彿他寫的不是五百年前的中國,而是此刻的香港。

流亡者最大的悲哀,不是離鄉背井的孤獨,而是眼睜睜看著故土的一切被連根拔起,卻無能為力。更令人齒冷的是,這種拆毀並非全然來自外力,而是有太多曾經並肩的同道,選擇了沉默、配合,甚至主動投誠。我曾經以為,知識分子的良知是一種本能;如今我才明白,良知在恐懼面前,原來如此脆弱。

近日看了陳健民教授「健民書房」第134集的「墮落時代中的三種讀書人」,感概良多,是以撰文延續健民兄的論述。這篇文章不僅是學術分析,更是一個流亡知識人對故土學術界集體沉淪的哀悼與控訴。


引言:兩個末世的鏡像

費振鍾的《墮落時代:明代文人的集體墮落》(立緒文化,2002)是一部極具批判性的歷史文化散文集,全書16.4萬字,收錄20篇文章,分為「思想的黃昏」「末世之痛」「道德與政治」「生命如飄」四輯。作者費振鍾(1958- )是江蘇興化人,從事中國文化和思想史研究,他以民間的歷史觀念,大膽挑戰傳統視角對歷史理解的壟斷,以一種新歷史主義敘事的散文形式,走出了獨特的文化研究路徑。

這部作品以晚明文人的思想操行為核心,透過細膩的歷史考察與深刻的心理剖析,重新審視了一般所謂晚明文人的「狂放」與「覺醒」,提出了一個驚世駭俗的論斷:晚明其實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墮落時代。費振鍾開宗明義地指出:「假如有人問,明代文人給我們最深的印象是什麼,那麼我要說,只有兩個字:諂與訐。」這兩個字——諂媚與告發——概括了明中葉以後士大夫文人的行動方式及其特點,幾乎無人能超出此兩字的範圍。

2020年《國家安全法》實施至今已逾五年,香港知識界所經歷的沉默、流亡與屈從,與費振鍾筆下的晚明文人形成了令人戰慄的對照。歷史不會簡單重複,但人性在威權壓迫下的反應,卻有著驚人的相似性。

費振鍾以極富洞察力的筆觸寫道:「明代文人所遭遇到的時代,是一個政治上極為酷虐的時代,幾乎從方孝孺開始他們就一直面臨血腥的迫害與殺戮……如果說,魏晉文人在時代的大苦難之中,個人的生命還能保持著張揚強勁的姿態,那麼明代文人卻由於專制政治的摧殘和虐殺,他們的生命變得貧弱了,空虛了,再也沒有多少可以抵禦苦難的能力了。」這種生命的貧弱,正是明代文人墮落的根本原因——而當代香港知識分子,是否正在經歷同樣的精神貧弱化過程?

本文試圖以《墮落時代》為鏡,參照我近月在《追新聞》發表的系列文章,以及陳健民教授的觀察,深入比較明代與當代香港讀書人在末世困境中的選擇、掙扎與墮落。這不是簡單的歷史類比,而是透過兩個時代的對話,探問知識分子在威權統治下的永恆困境:當整個文化與政治體系都陷入危機時,知識分子應該如何自處?


1. 高壓統治下的生命貧弱——從廷杖到國安法

1.1 方孝孺的血與香港的淚

費振鍾對明代文人墮落的分析,深深植根於對明代政治制度的洞察。他指出:「在過去很長時間中,人們注意到了明代文人生存的嚴酷性,以及在嚴酷之下,他們精神和心理的複雜性,但是也許忽視了明代文官體制本身對於參與到權力之中的文人所產生的影響。由於政權本身造成的信任危機,導致了士大夫文人在權力結構中心理和行動上的悖逆狀態。」

明代的專制統治達到了中國歷史上的一個高峰。廷杖制度始於朱元璋,成為皇帝常用的懲罰朝臣的手段。明代先後廷杖大臣500多人次,死者甚眾。正德十四年(1519年),以諫止南巡,廷杖舒芬、黃鞏等一百四十六人,死者十一人。嘉靖朝因大禮議,有兩百多名重臣遭到廷杖,致死者近20人。

方孝孺是明初文人血腥迫害的典型象徵。作為建文帝的老師與高參,燕王朱棣起兵後,朝廷討伐的詔書、檄文都出自方孝孺之手。朱棣稱帝後,方孝孺拒絕起草詔書,被凌遲處死,並株連十族。這一事件成為明代文人血腥迫害的開端,深刻影響了此後文人的心理狀態。

香港知識分子雖然沒有面對如此血腥的肉體消滅,但《國安法》帶來的精神恐懼同樣具有摧毀性。戴耀廷被解僱、區家麟被起訴、黎智英被囚禁——這些當代的「方孝孺」們,雖然沒有被凌遲處死,但他們的學術生命、言論自由和人身自由同樣被剝奪。而更多的知識分子,則在恐懼中選擇了沉默或流亡。

1.2 廷杖的榮耀與「被捕光環」的對照

費振鍾揭示了明代政治的一個詭異現象:在這種扭曲的政治生態中,被廷杖反而成為一種榮譽。掌權者對被攻擊當然不會罷休,於是皇帝就拿出大棍打大臣,實行廷杖之刑。但在明朝這種畸形變態的政治裡,愈被人打得狠回鄉後聲氣愈厲害,甚至有人故意說些話或做些事情讓皇帝對他施以廷杖,好讓自己回鄉可以著書立說,開書院講學收學費。更有甚者,有人被皇帝打到掉下一塊肉,他就把肉吊起來作為鑑賞,告訴人們自己的「威風」。

這種以受難為榮、以痛苦為資本的心態,在當代香港是否也有某種變形的體現?2019年後,一些被捕或被起訴的社運人士確實獲得了某種「光環」,他們的受難成為抗爭的象徵。然而,兩者有本質的不同:明代文人的「廷杖榮耀」是在體制內謀取資本的策略,而香港抗爭者的受難則是真正的犧牲——他們失去的是自由、前途甚至生命,而非謀取任何體制內的好處。

更重要的是,香港的知識分子階層並沒有形成這種「以受難為榮」的文化。相反,大多數學者選擇了沉默、規避或離開,而非正面抗爭。這或許說明,當代香港知識分子比明代文人更加「理性」——他們清楚地知道,在這個時代,受難不會帶來任何榮耀,只會帶來實實在在的毀滅。

1.3 生命的貧弱化

費振鍾最深刻的洞見之一,是對明代文人「生命貧弱化」的診斷:「如果說,魏晉文人在時代的大苦難之中,個人的生命還能保持著張揚強勁的姿態,那麼明代文人卻由於專制政治的摧殘和虐殺,他們的生命變得貧弱了,空虛了,再也沒有多少可以抵禦苦難的能力了。」

這種生命的貧弱,正在當代香港知識界重演。曾經,香港的學者敢於在報章上批評政府,敢於在課堂上討論敏感議題,敢於在公共場合表達異見。如今,這些曾經理所當然的行為都成為了風險。學者們不是不想發聲,而是在反覆的自我審查中,逐漸喪失了發聲的能力和意願。

這種貧弱化的過程是漸進的、隱蔽的。它不需要廷杖的血腥,只需要持續的白色恐懼。當一個學者開始習慣性地刪除課件中的敏感內容,當一個作家開始自動迴避某些話題,當一個評論員開始用委婉的措辭替代直接的批評——他們的生命力就在這個過程中一點一點地流失,直到最終變得「貧弱了,空虛了」。

國安法頒布之後,有媒體報導香港多所大學的講師與教授收到內部訊息,提醒他們在課堂上「避免挑起敏感辯論」,「保持政治中立」,並警告「不容忍在課堂上發表個人政治意見」。同時,許多教師開始清除自己在社交媒體上的舊有貼文,刪除涉及反修例運動與批判性時事評論的內容,甚至刻意避免在公開場合表達任何政治立場。在課程與研究方向上,部分學者將原本直接涉及香港政治與社會運動的題目轉向抽象理論、純文本分析或外地案例研究,以降低風險。


2.「諂與訐」的當代形態——大學高層的集體屈從

2.1 諂:從聯署到愛國教育

費振鍾在《墮落時代》中詳細描述了明代文人的「諂」:「許多文人為了生存或晉身,不惜充當權力的幫閒、幫凶、幫腔者,專用自己的知識學問來取悅當權者,包括朝中的宦官或權臣如張居正等。這些文人往往精通詞章,擅長草擬祥瑞表疏,以博取皇帝或權臣的寵信。明世宗喜好祥瑞,於是胡宗憲、趙文華等官員爭相以表疏稱賀博寵,收取詞客以為己用。」這種將文才作為謀利工具的行為,代表了文人道德的徹底沉淪。

如果把這套分析帶入國安法後的香港,可以看到,雖然歷史情境並不相同,香港也未出現明代那種肉體性的廷杖與誅族,但在制度邏輯與心理機制上,卻存在若干驚人相似之處。在「諂」的層面,大學高層對國安政策的積極配合與制度化,是最顯而易見的一環。

2020年5月28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制訂《港區國安法》的決定。數天後的6月1日前後,香港八所資助大學中的五位校長——香港大學校長張翔、香港中文大學校長段崇智、香港教育大學校長張仁良、香港理工大學校長滕錦光及嶺南大學校長鄭國漢——便發表聯合聯名聲明,表示「完全支持『一國兩制』,理解訂立國家安全法的必要性」。

這份聲明的時機與措辭都值得深究。當時《國安法》的具體條文仍屬國家機密,直到6月30日深夜才正式公布,沒有任何學者能夠評估其對學術自由的影響。這些大學校長在完全不知道法律內容的情況下,便公開表態支持,這本身就是一種赤裸裸的政治獻媚。他們不是在履行學術領袖的職責——審慎評估、保護師生——而是在搶先表忠。

更值得注意的是,有三位校長選擇不參與聯署:香港科技大學校長史維、香港浸會大學校長錢大康、香港城市大學校長郭位。這種分歧本身就揭示了一個事實:聯署並非必要的職責,而是一種主動的政治選擇。那五位選擇聯署的校長,實際上是在向新的權力結構表明立場。

這與明代文人的「諂」有何分別?費振鍾描述明代「山人」如何「吃四方飯,無原則地妥協」,如何在權力面前放棄知識分子的獨立人格。2020年的五位大學校長,不正是當代版的「山人」嗎?他們用學術機構的公信力為一部未知的法律背書,用知識分子的身份為威權政治提供合法性。

港區國安法第十條明文要求香港「通過學校、社會組織、媒體等開展國家安全教育」,於是短時間內,多所大學陸續推出以國安法為核心內容的必修課程或單元,將其視作學生畢業與否的門檻之一。香港大學推出「憲法、基本法及國安法入門」網上課程,涵蓋多個單元,解說國安法四類罪行與個案;中文大學規定新學年起所有學生必須修讀國安教育,未通過者不予畢業;理工大學、浸會大學亦設置類似必修課程,並在官方說明中強調這些安排是為了「提升學生國家安全意識」「加強對國家與憲制秩序的了解」。

這些舉措若僅從表層看,似乎是對法律條文的「被動遵守」,然而,大學領導在公開文件與訪談中常常更進一步,將國安教育提昇為大學使命的組成部分,語調與敘事風格逐漸接近政府部門與黨國機關的宣傳語彙,這種「內化」本身就超越了最低限度合規的範圍。

更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決策並不僅是外在壓力的結果,而是透過一整套「教育學」與「專業發展」的話語得到美化與正當化。校方往往聲稱國安課程有助於學生理解法治、培養全球視野與媒體素養,甚至宣稱這是「優質公民教育」的一部分。在這種修辭中,國安法被包裝為一種抽象的「法律知識」,而不是一項直接影響本地政治與日常自由的懲罰性機制。大學高層與部分學者在這裡扮演的角色,很像明代那些以「天理」「名教」「大禮」為名,為皇權的需要打造理論與典章的士大夫:他們提供的是一套為權力服務的話語裝置,使國安政策不再只是外加於大學的壓力,而成為大學自身價值敘事的重要部分。

這種現象可以被視為當代的「諂」。它不必表現為個別人物以諂媚口吻,對上級歌功頌德;更關鍵的是,在集體層面,大學領導與部分學者如何利用專業語言與教育理念,把國安要求轉寫為看似「中立」且「合乎專業」的東西。正如費振鍾所言,明代的文人之所以墮落,往往不是因為他們公開宣稱要做惡,而是因為他們在道德與學問的語言之中,為暴力與壓迫提供了自以為正當的辯護。今天,在香港的學術體制內,當「法治教育」「國家安全意識」被無縫接駁進學位要求與課程設計,當國安課程成為「優質教育」的一部分時,「諂」便以制度與話語的形式悄然完成。

2.2 張翔:從南京到薄扶林的權力軌跡

香港大學校長張翔的案例尤其值得剖析。作為香港高校首位在中國大陸南京唸大學及海外受教育的學者出任校長,張翔從2018年上任伊始便處於特殊的位置。

2019年7月1日,示威者衝擊立法會後,張翔迅速發表聲明譴責這是「破壞性的行動」。超過二千名港大師生及校友聯署要求他收回聲明,數百人到校長官邸抗議要求對話。張翔的聲明引發了「光復港大 守衛我城」行動,校內多處張貼「驅逐張翔 港大之恥 愧對先賢」等標語。

這一事件揭示了張翔的本質立場:他不是站在學術自由的一方,而是站在權力的一方。當學生和市民行使公民權利時,他選擇與政權同一陣線,用「暴力」和「破壞」的語言來定性社會運動。

2020年7月28日,港大校委會以18比2的懸殊比數通過即時解僱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這一決定推翻了教務委員會早前的結論——教務委員會認為戴耀廷雖有「行為不當」,但「未充分構成解僱理由」。

戴耀廷在臉書上的回應直指核心:「辭退我的決定,並不是由香港大學,而是由大學以外的勢力透過它的代理人作出。這標誌香港學術自由的終結。」

時任校委會主席李國章——前特首梁振英的政治盟友——在這場政治清洗中扮演了關鍵角色。中聯辦隨即發表聲明,稱這是「懲惡揚善、順應民心的正義之舉」,將港大「逐出校園」的決定形容為「對大學之道的堅定捍衛」。這種赤裸裸的政治介入,證實了戴耀廷的判斷:港大已經成為「大學以外勢力」的代理人。

2025年5月,張翔接受報章訪問時表示,以前本地學者佔大學教員八成的情況「並不健康」,認為「香港有些地方太保守了,因為希望保障自身利益、不想外人來」。他用「國際化」的語言來包裝本土學者的邊緣化,用「開放」的修辭來掩飾學術殖民的現實。

這種言論與明代權臣的話術何其相似。費振鍾描述明代官員如何用「忠君」來包裝諂媚,用「體國」來掩飾私利。張翔用「國際化」來包裝對本土學者的排斥,用「開放」來掩飾對批判聲音的消滅,手法如出一轍。

2.3 段崇智:從二號橋到聯署書

中文大學校長段崇智的軌跡同樣耐人尋味。2019年11月12日,在中大二號橋衝突中,段崇智曾親身趕赴現場,要求警方撤退,警方發射催淚彈時更被波及。這一舉動當時引來警察評議會的強烈不滿,斥責他「放任中大學生參與暴力行為」。

然而,僅僅數月後,段崇智便在2020年的聯署聲明中表示「理解訂立國安法的必要性」。這種轉變意味著什麼?是恐懼?是壓力?還是早已計算好的政治投資?

2021年2月,中大宣布停止代收學生會會費,並要求學生會向政府獨立註冊。同年10月,運作了半個世紀的中大學生會宣布解散。曾任中大學生會會長的蔡子強對此感到「相當意外和傷感」,指出學生會在許多重要歷史關口都見到其身影,這段歷史將隨著學生會解散而「一筆勾銷」。

段崇智治下的中大,完成了對學生自治傳統的系統性消滅。這位曾在催淚彈煙霧中站在學生一邊的校長,最終選擇站在權力一邊。

2024年1月,受到梁振英等親北京人士的持續針對,段崇智以「落實新管治架構」為由辭職。中大學生會前副會長馮家強質問:這是否「代表中大今後學術自由和院校自主的原則有變」?

這個問題的答案,其實早已寫在歷史中。當校長選擇在國安法面前屈膝,當學生會被迫解散,當批判聲音被系統性消滅,所謂的「學術自由」和「院校自主」早已名存實亡。

2.4 訐:從匿名舉報到輿論攻擊

費振鍾指出,明代的「訐」有其獨特的政治生態:「另一派文人見政府黑暗不可為,便告老歸田,或勾結鄉下或朝中大臣結成幫派,攻擊朝政和進行道德批判。問題在於,明代政治討論的一個最大特色是將政治道德化、絕對化,大家不是在討論政策對與不對,而是在討論有沒有道德。道德這件事很多時無法通過理性辯論達致共識,很多時變成一種完全非理性的情緒發洩,互相攻擊。」

與此同時,「訐」的變形也在國安時代的香港大學中悄悄上演。這裡所謂的「訐」,不再完全以公開道德批鬥的形式出現,而是以選擇性標靶、媒體點名與校內切割的方式呈現。近年有多位敢於公開評論香港政治與國安法影響的學者,遭到建制媒體與政客長期追擊,言論被指為「煽動」「誤導青年」「唱衰香港」,要求大學徹查甚至解僱的聲音不絕於耳。

當代香港的「訐」則表現為校園內部的投訴熱線、匿名舉報個案,以及建制派媒體的定點攻擊。梁振英對段崇智的持續攻擊就是一個典型例子。這位前特首通過社交媒體和建制派媒體,不斷針對段崇智在2019年的言行,最終迫使這位校長辭職。這種攻擊模式與明代的「訐」如出一轍——通過告發和輿論壓力來消滅異見者。

更為普遍的是來自親北京團體的「標籤」攻擊。李靜君因「香港不屬於中國,而屬於全世界」的言論被批評為「宣揚港獨」;任何對政府的批評都可能被定性為「煽動」;任何對《國安法》的質疑都可能被視為「危害國家安全」。

這種針對個別學者的「標靶式訐難」,雖然在表面上借用的是國安法與「煽動」「仇恨」等法律語彙,實質上與明代黨爭時期利用忠奸節義之名攻擊對手的邏輯異曲同工。當年,東林黨人與其對手互相指控對方為「奸人」「閹黨」,誰掌權誰就握有道德定義權,將政治鬥爭包裝成道德審判;今天,誰掌握國安話語權,誰便有能力將不同意見標記為「危害國家安全」「不利穩定」,要求機構出手懲處。兩者共同之處在於,真正的理性辯論被排除,取而代之的是一套預設立場的指控機制。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這種「訐」的氛圍之下,多數學者與同事的反應往往不是公開聲援,而是選擇沉默與保持距離。訪談與報導顯示,部分學者在面對被標靶的同行時,私下可能表示同情,卻不願公開發聲,有人甚至勸對方「少說幾句」「保住自己要緊」。在這種情境中,「訐」與「噤聲」是同一結構的兩個面向:少數人成為被舉起的例子,多數人則從中學會界線在哪裡,於是自我審查與退避便漸漸成為常態。

這種「訐」的氛圍導致了普遍的恐懼。學者不僅要擔心自己的言論,還要擔心同事、學生的舉報。這種「全民皆可訐」的狀態,與明代錦衣衛監控下的社會何其相似。

2.5 學生會的瓦解:制度性壓制的完成

港大學生會的命運同樣慘烈。2021年4月,港大宣布停止為學生會代收會費,不再向學生會提供財務管理服務,並「執行管理權力」收回學生會會室等設施。同年7月,港大學生會評議會因一份爭議動議而被校方「強烈譴責」,隨後校方宣布不再承認學生會在校內的角色。

這一系列行動導致了香港高等教育史上前所未有的現象:各大學的學生會相繼解散或停止運作。這些曾經是公民社會重要組成部分的學生組織,在短短數年間被連根拔起。

前港大學生會前會長郭永健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警告,學生會一旦無法繼續運作,校方可能另行扶植新的學生組織,而且不排除會由立場親北京的本地學生甚至來自中國大陸的學生所主導。這一預言正在成為現實。

這與明代對書院和講學活動的打壓如出一轍。費振鍾描述明代如何通過禁止講學、關閉書院來消滅獨立思想的空間。當代香港的大學高層,用「法律責任」和「獨立註冊」的技術語言,完成了同樣的消滅工作。

人權報告與多份媒體調查顯示,國安法與本地國安條例對大學的影響遠不止於少數個案。除必修國安課程外,多所大學削弱或實質取消學生會地位,收回會址、停止代收會費;校園集會與示威活動幾乎絕跡,學生組織在申請活動與場地時遭遇更多限制;師生普遍感受到監控的壓力,部分人直言擔心自己的課堂發言或研究內容被錄音與檢舉。這些變化從根本上改變了大學作為批判性公共空間的性質,使之更接近一個高度管理且去政治化的知識生產場所。

 

3. 學者的附會與噤聲——個案剖析

3.1 馮客:離港後才敢說的真話

馮客(Frank Dikötter)的案例是理解香港學術界處境的一面鏡子。這位荷蘭學者在香港大學歷史系任講座教授多年,以研究中國共產黨治下的暴行著稱。他的「人民三部曲」—《解放的悲劇》、《毛澤東的大饑荒》、《文化大革命》— 詳盡記錄了共產黨統治下數千萬人的死亡。

然而,當同樣的威權機制在他工作的城市被運用時,馮客選擇了外交沉默。這位一絲不苟地記錄共產黨暴行的歷史學家,在香港的政治風暴中保持了令人費解的緘默。

直到離開香港後,馮客才開始直言不諱。2025年3月的訪談中,他將中共的恐懼形容為「徹頭徹尾的偏執狂」,表示他們「生活在對自己人民的恐懼中」。這一坦率的評價完全擺脫了他在香港時的外交曖昧。

馮客的轉變揭示了威權主義下學術生活的一個根本悖論:那些對威權體制有最深刻認識的人,在該體制的影響範圍內運作時,可能在談論這些體制時受到最大限制。他的案例說明,單靠知識並不足以抵抗;知識必須結合表達知識所需的安全感。

這與明代文人的處境何其相似。費振鍾描述那些在朝的學者如何「入世之心太熱,用世之意太切」,卻在專制的壓力下無法發出真正的批評。馮客在香港時,正是這種困境的當代版本。

3.2 區家麟:從清晨問候到開學休假

區家麟的案例更為直接。這位資深傳媒人、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專業顧問,2022年4月11日清晨六時被警方國安處上門拘捕,涉嫌「串謀發布煽動刊物」。

被捕後獲准保釋,區家麟養成了一個習慣:每天早上在社交平台與大家說「早晨」報平安,偶爾連帶點評時事。這個簡單的問候背後,是一種無聲的抵抗——證明自己仍然自由、仍然存在。

2024年8月,《立場新聞》案裁決,區家麟有四篇文章被裁定具煽動意圖。開學日當天,他突然「休假」,原任教的三門課程改由其他人代替。校方聲稱是「因個人原因申請休假」,但誰都知道背後的真正原因。

這種「休假」本身就是一種隱性的政治清洗。校方不需要直接解僱區家麟,只需要讓他「自願」消失。這種軟性的壓制比直接的政治迫害更加陰險,因為它讓受害者承擔了「選擇」的責任,讓施壓者免於道德譴責。

區家麟曾寫道:「刀鋒之下,很多人活在惶恐、不安與迷茫中,一句『平安』很重要。」這句話道出了當代香港知識分子的共同處境:每一天的存在都需要確認,每一刻的自由都是借來的。

每當我在社交媒體上看到區家麟的「早晨」,心中都會湧起一陣酸楚。這是一個曾經自由的城市嗎?一個學者需要每天向世界證明自己還活著、還自由,這本身就是這個時代最大的諷刺。

3.3 李靜君與小林哲郎:沉默的離去

香港科技大學前社會科學部講座教授李靜君的案例揭示了另一種困境。2020年,她在一個論壇上說香港屬於全世界,應思考「香港不是中國城市」,這一言論遭建制派團體批評為「宣揚港獨」。2021年,她離開香港,轉任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社會學教授。

她向《金融時報》表示,在《國安法》下,她作為學者、作家和教師「已不可能去履行職責和工作」。這種離開不是個人選擇,而是制度性驅逐。

科大經濟學教授Carsten Holz透露,科大社會科學部的教員在2020年至2022年間有近一半人離職。他慨嘆:「具有批判思考的研究人員已經離開(Critically thinking researchers have left)。」剩下的人從事的是「非政治研究」,因為他們知道這「在政治上是可接受的」。

城大前傳播系副教授小林哲郎(Dr. Kobayashi Tetsuro)的經歷同樣說明問題。2020年,他委託民調機構YouGov進行問卷調查,卻被要求刪除涉及《國安法》、警察威脅港人人權狀況等敏感問題。他最終選擇離開香港,接受東京早稻田大學較低薪酬的職位。

這些案例共同描繪了一幅令人心寒的圖景:批判性思維的研究人員正在系統性地被驅逐,取而代之的是願意從事「非政治研究」的順從者。這不就是明代科舉制度導致「平庸之人進入官僚體系」的當代版本嗎?

3.4 361人離職:二十多年來最高的流失率

根據統計,2022年香港八所公立大學有361名學者離開,流失率達到7.4%,是二十多年來最高的水平。科大的數據更為驚人:2022年500多名全職學術人員的流失率達到10%,較前一年的4.5%增加一倍以上。

然而,科大校長葉玉如卻輕描淡寫地稱「員工流失是一個自然現象」。這種回應本身就是一種否認 — 否認《國安法》對學術自由的衝擊,否認政治壓力對學者的驅逐,否認香港高等教育正在經歷的根本性轉變。

與此同時,到2022年,中國大陸學者首次成為香港八所公立大學的最大單一組別(35%),香港本土學者下降到33%,海外學者下降到32%。這種結構變化意味著本土知識人的制度性邊緣化正在完成。

當一個地方的知識生產完全由外來者主導,當本土聲音在自己的土地上成為少數,當學術機構與本土社會完全脫節時,這就是典型的學術殖民狀態。香港的大學,正在從為香港服務的機構,變成國際學術市場上的一個節點,以及國家意識形態的傳輸站。

4. 公共知識分子的消亡與「象牙塔」的虛偽

4.1 從百家爭鳴到萬馬齊瘖

在太平盛世的香港,大學學者在公共領域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翻開《明報》、《信報》、《蘋果日報》的副刊和評論版,學者的時評文章俯拾皆是。他們對政府的不公義政策提出批判,對社會議題發表獨立見解,對權力的濫用予以監察。這種公共知識分子的傳統,是香港公民社會的重要支柱。

法律學者戴耀廷在報章撰寫「公民抗命」系列文章,最終催生了2014年的雨傘運動。政治學者馬嶽在多份報章分析選舉政治,成為香港民主發展的重要記錄者。社會學者蔡子強長期撰寫政治評論,為公眾提供獨立的政策分析。新聞學者區家麟在《立場新聞》發表博客文章,以學者的視角剖析時局。這些學者不僅在象牙塔內從事研究,更將學術知識轉化為公共論述,履行知識分子對社會的責任。

《國安法》實施後,這一切戛然而止。《蘋果日報》被迫停刊,創辦人黎智英身陷囹圄。《立場新聞》高層被捕,網站被迫關閉。《眾新聞》宣布停運。曾經百花齊放的評論園地,一夕之間化為焦土。

學者們的專欄相繼消失。有些是因為發表平台不復存在,有些是因為學者本人流亡海外,更多的是因為自我審查。那些仍然留在香港的學者,即使有話要說,也不知道還能在哪裡說、還敢說什麼。區家麟被捕後,他在《立場新聞》的四篇文章被裁定具「煽動意圖」。當學術評論也可能構成刑事罪行,沉默便成為唯一的「理性選擇」。

學生會的聲音同樣歸於沉寂。曾幾何時,港大學生會、中大學生會的聯合聲明是香港公民社會的重要力量。學生會刊物如《學苑》、《中大學生報》敢於挑戰權威,發表尖銳的政治評論。2014年《學苑》的「香港民族論」專題,更成為本土思潮的重要文獻。

如今,各大學的學生會已經解散或名存實亡。學生刊物不是停刊就是自我審查到面目全非。校園內曾經熱烈的政治討論,如今只剩下沉默。新一代學生從入學第一天起,就被教導什麼話不能說、什麼事不能做。他們不是不想發聲,而是根本沒有見過發聲的年代。

4.2 「學術自由沒有改變」的無恥謊言

然而,最令人齒冷的是,在這一片死寂之中,大學高層仍然無恥地宣稱「學術自由沒有改變」。張翔在多個場合強調港大的學術自由「一如既往」。段崇智在辭職前夕仍堅持中大的「院校自主」得到保障。各大學的年報和宣傳材料中,「學術自由」四個字依然赫然在目。

這種謊言比沉默本身更加可恥。當戴耀廷因學術觀點被解僱,當區家麟因評論文章被起訴,當學生會因政治立場被取締,當學者們紛紛流亡海外,大學高層卻睜著眼睛說瞎話,聲稱一切正常。這不僅是對事實的否認,更是對受害者的二次傷害。

明代文人在專制壓力下噤聲,但至少沒有人宣稱那是一個言論自由的時代。當代香港大學高層的作為,比明代文人更加卑劣——他們不僅沉默,還積極參與對「學術自由」這一概念的盜用和污染。當「學術自由」被用來形容一個學者因言獲罪的時代,這個詞本身就已經死亡。

若在此情況下仍強調「象牙塔」的自足與「學術專業」的中立,便難免有自欺之嫌。整個學術共同體似乎被安置在一個二元結構之中:只要不越過法律界線,只要言論不被解讀為「煽動」,學術活動便仍可照常進行。在這個敘事裡,「國安」與「學術」被描繪成兩條可以和平共存的平行線,仿佛壓力只存在於少數「極端個案」,而大部分「正常」教學與研究不受影響。

這是一種集體的自欺。費振鐘所描寫的明代文人心理悲劇,在此得到某種當代翻版:當一個群體發現,任何直言都可能招致懲罰,而沉默與退避卻可換取短暫穩定,多數人便會慣於思考「如何在不出事的情況下維持自己的一點空間」,而不再追問「在這樣的制度下還能不能秉筆直書」。

4.3 「平行時空」與當代「山人」

最令人感到荒謬的是,許多學者選擇生活在一種「平行時空」中——彷彿《國安法》不存在,彷彿學術自由仍然完好,彷彿一切如常。

2025年8月的「香港哲學紫荊國際論壇」就是這種荒謬的縮影。這場由商界人士舒心主導的活動獲得政務司司長陳國基的親臨支持、中聯辦秘書長王松苗的出席背書。然而,香港各大學的哲學系——真正從事哲學教學與研究的學術機構——竟然沒有一個被邀請參與。

當政商統戰平台被包裝成「哲學論壇」,當真正的學術被排斥在外,那些選擇沉默的學者實際上已經默認了這種荒謬。他們繼續在「象牙塔」中進行「非政治」的研究,彷彿外面的世界與他們無關。

這種「平行時空」的存在,正是威權統治最希望看到的狀態。知識分子不需要公開支持政權,只需要保持沉默、繼續工作、假裝一切正常。這種「正常化」是對威權最大的助力。

這裡,我們再次看到《墮落時代》中「山人」意象的現代變奏。晚明的「山人」並不必然真隱於山林,而是介於仕途與市井之間的一個文人類型,他們以清高、風雅、自標在野為姿態,實則深度參與市場與社交網絡,成為晚明文化娛樂化與癖嗜文化的推手之一。費振鍾指出,這些人一方面標榜與權力保持距離,另一方面又通過文名與風雅生活,積極經營自己的社會資本,其「在隱與仕之間拉鋸」的姿態正是晚明文人精神分裂的表徵。

今日香港大學裡的「象牙塔」,在一定程度上扮演了類似的心理與文化角色:學者退回純學術領域,以研究方法、理論精密與跨國比較自我標榜,強調自己仍堅持學術專業的「純粹性」,但同時在制度層面默許甚至配合國安架構,對受壓迫的同行與學生保持距離。這種自標「專業」與實際「順從」之間的張力,正是當代版的「山人心態」。

從《墮落時代》的視角看,這樣的自我審查既是高壓制度的結果,也是知識分子集體墮落的一個面向。費振鍾提醒,明代文人生命之所以「輕」,部分原因在於他們無法承受用世無力與風險之重,於是將這種無力轉化為輕浮、逃避,或以癖嗜、清談、風雅來掩蓋內心的挫敗。今日香港大學裡的自我審查與「去政治化」策略,在某種程度上也扮演了類似的心理功能:它讓人得以相信,只要退回學術細密之地,只談古典、抽象與「普世」理論,便能在一個「平行時空」裡延續某種象牙塔式的自我想像。

(待續)


張燦輝

流亡哲學人
2025年12月29日
台灣新北市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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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五四 | 新年悼词:总有一种希望骗得你泪流满面

作者:王五四  2025-12-31

 

2025年即将结束,这一年里,我遇到了太多辛苦的人心酸的事,如果非要为这一年,这些人,这些事写点什么,我是无法写出什么新年献词的,只能是悼词,这既符合个人心境,也符合大众情绪。只有在充满希望的日子里,才能用到新年献词这四个字,不论这希望是真切的还是幻想的,是充盈的还是干瘪的。而眼下,唯有悼词配得上这个坏逼横行霸道,傻逼活蹦乱跳,苦逼无依无靠的年月。

上一次写新年悼词时我就说过,每次看到"献词"这两个字,我都会想起杭州的一道菜,白切鸡,用的是"献鸡"做的。"献鸡"并不是一种正式的称谓,但它所指的意思很明确,那就是被阉割过的鸡,没有了雄性激素的刺激,肉质更加细嫩,可称之为太监鸡。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觉得"新年献词"这种说法也挺好的,自我阉割过的,没有雄性气息的文字,连春秋笔法都算不上,叫太监笔法,的确很符合这个时代的主流特征,竟无一人是男儿。

以前,主流媒体的新年献词,往往都是宏大叙事,张灯结彩那一套,群众的日子过得尚且可以,未来好像充满希望,于是各自相安无事。这几年,各阶层人士的日子都不好过了,已经生理性厌恶那些国泰民安的词了,于是新年献词里又被强行注入了"平凡的个体",但这种自以为是的贴近个人生活的情感表达,空洞无味,既不温情又无人味,像是往一锅淡出个鸟味的陈年臭鸡汤里撒了一大把鸡精。

公众的公共情绪是需要被安抚的,新年献词就是安抚公共情绪的一种手段,你可以扮演爱情,也可以扮演友情,可以给他们心灵保健,也可以给他们身体大保健,哪怕你给他们一只鸡都可以,可你给的偏偏是最拙劣的表演,你用的每一个包子都叫共情却从未实际关切到他们的内心,你用的每一个成语都叫温暖,可传递给他们的却像是严冬里的一泡尿,看似冒着热乎气,片刻之间冰凉一片。

不是那些文字失去了力量,而是它们是生硬的产物,没有伴随任何的真情实感,写这些文字的人知道公众的迷茫和无力,可他们却并没有感同深受的能力,也没有提供解决方案的能力,他们甚至本身也很迷茫和无力,只是大家处在不同的生存层级。你以为的苦,跟我吃过的苦,不是一个东西,你的苦是真的,可你真的不知道我的苦。就像前几天闫学晶在直播时眼眶含泪诉说自家的经济状况多么困难,自己的儿子活得多不容易,她说儿子一年收入才几十万,但一年需要百八十万的开支才能维持家庭正常运转。

我相信闫学晶不是在表演,也不是在装疯卖傻,更不是什么"何不食肉糜"的现代版,是她真觉得日子很苦,在她那个阶层,以前的日子不是现在这样的,虽然现在这样的日子,已经远超过很多很多人了,这就是当下社会的阶层差异。众生皆苦,苦不相同。大家心中都有苦,可你的笔下,写不出他人的苦。这就像很多媒体的新年献词,你用情了用心了,可完全没有触碰到我的心情,就像鲁迅写过的,"楼下一个男人病得要死,那间壁的一家唱着留声机;对面是弄孩子。楼上有两人狂笑;还有打牌声。河中的船上有女人哭着她死去的母亲。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我只觉得他们吵闹。"

越来越多的新年献词都学会了在完成宏大叙事后,不忘加几句话,凸显个体的价值,拔高个体存在的意义,然后激励个体忘掉痛苦,继续奋斗,这让我更加相信,在当下,没有人真正关心个体正在经受的苦痛和希望渺茫的未来,所有的关心问候新年献词,更像是大过节的多给牲口添了一把草料,期望他们来年更加卖力的耕耘。所以他们只是鼓舞你奋斗,而不关心奋斗后的成果你享有多少,他们只是鼓励你勇敢振作,而不关心谁伤害了你你又为何萎靡。你像是一头奶厂里的奶牛,他们只给你催情产奶, 你发……

一百年前,1925年1月1日,鲁迅写了散文诗《希望》,当时的社会环境让他感到失望,青年们的消沉更让他痛心。他没有写新年献词,而是写了一首新年悼词,他没有说一些振奋人心和抚慰精神的过年话,而是进行了一场苦闷消沉的精神解剖。他说"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他想说的是,不要因为盲目的希望而消耗青春,他借用裴多菲的诗把希望比作娼妓,蛊惑人献出一切,但同时,他也怀疑彻底的绝望。既然绝望和希望一样都可能是虚妄的,那就不妨在虚妄中继续战斗,这大概就是罗曼。罗兰说的,"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那就是在认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在看清希望的虚妄后,依然在虚妄中追逐希望。

我们所追逐的希望,肯定不是建立在他人的绝望之上的,比如前几天国内有个流传度很高的新闻,说是对日本人而言,当初简单质朴的鸡蛋拌饭,如今却因米蛋价格的持续飙升,沦为"不能随便吃的奢侈品",有新闻评论说,"一碗白米饭淋上生鸡蛋液的简单组合,如今承载着日本社会最尖锐的民生矛盾。"如此尖锐的民生矛盾,如此令人绝望的事,可有些日本民众还蒙在鼓里,有人居然说"我就在日本,竟然不知道这事儿!"。不管这事真假,他人的不幸,不是我们幸福的理由,那些觉得开心的人,就陷入了希望的虚妄之中。况且,都叫大米都叫鸡蛋,品质完全不同,就像都叫人,有些人的品质就不是人。

在日本人民吃不起鸡蛋拌饭的同时,美国人民也遇到了斩杀线,在中国社会语境中,它指的是"在美国社会语境中,一旦个人财务状况跌入临界点,就会迅速陷入贫困,无家可归甚至死亡的恶性循环,凸显了美国社会容错空间极窄,底层民众抗风险能力薄弱......."美国人民到底困难到什么地步,这么说吧,连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石头都买不起了,连走下坡路的过路费都交不起了。看到这,你感觉幸福了吗?感觉有希望了吗?当你跟一群充满了这样的幸福和希望的人生存在一起,你会发现,具……实孤独就是最大的自由。这就是1997年王小波写给我们的新年寄语:岁末年初,总该讲几句吉利话,但愿在新的一年里,我们能远离一切古怪的事,大家都能做个健全的人我实在想不出有什么话比这句话更吉利。

虚妄的希望,像纸糊的生活,一捅就破,红十字会曾是希望,被郭美美一捅就破,协和医院曾是希望,被董小姐一捅就破,新冠疫苗曾是希望,被退市的科兴一捅就破,孩子们曾是希望,教育曾是希望,被劣质午餐重金属污染一捅就破,博物院曾是希望,被领导们院长们一捅就破......,或许你觉得希望很多,但捅破它们的尖刺更多。

捅破幻象并不是坏事,我们曾认为年轻的企业家陈志是希望,被美国人捅破没收了150亿美金的比特币,他诈骗头目专骗中国人的嘴脸露了出来。宣称要保你们三世富贵的钱志敏,是无数人的希望,骗了中国人四百多亿后,被英国政府抓住并没收所得,三世富贵的希望破灭,同时也是虚妄破灭,也是又一次希望的开始。

或许若干年后,我们再看这些年的新年献词,把它们称之为诈骗也不为过。我们之所以屡屡被骗,不是因为我们太蠢,或许是因为我们太渴望希望这件事了,太渴望改变自己的处境,太渴望改变我们处境的那个人或事出现,既渴望,又无助,只能任人宰割,就像电信诈骗这件事,这么多年,不论是运营商还是官方机构,看似忙忙碌碌那么多年,看似辛辛苦苦投入那么多资源,我们牺牲了一次又一次隐私,去银行取自己的钱一次次受挫,银行卡一次次被无缘无故冻结......,可始终没有什么效果,没有什么改变的希望,直到美国说,给你两周时间整改识别诈骗骚扰电话,否则无法接入美国网络。直到泰国的炸弹投向电诈园,在军事上弱的不能再弱的泰国,宣称"要斩断跨国犯罪的根源,保护全球各地民众免受电诈侵害",居然还被他们实现了,原来反诈这事,根本不需要下载什么反诈app,只需要扔几颗炸弹,以毒攻毒,以炸反诈。希望来得太突然,获得希望好像也没那么艰难,希望好像也没那么遥不可及......,虽然这希望,不在我们眼前,不在我们手里,可给我们指明了方向,希望就在前方,就在泰方,还在美方。

我们渐渐看清楚了一件事,那就是电诈份子,之所以能骗到中国人的钱,用的是中国电信运营商的服务,用的是中国银行的服务,没有这两件东西,他们是骗不到我们的,但长久以来,我们受到的待遇是什么?是我们的手机动不动就被停机,是我们的银行卡动不动就被封,你们这是干嘛呢?因噎废食?饮鸩止渴?你们倒是废自己的食,自己饮鸩啊。

看来反诈这事,就像治感冒一样,还是西药见效快。可这西药,不是你想吃就能吃到的,事实上我们也没有吃到西药,是电诈份子自己作死,诈骗了西方人,让美国人民也受苦了,这事才有了希望有了解,我们只能说是沾光了,希望还是在前方,还是在美方。

我们被骗,也是应该有底线的,我们可以被骗钱,可以被骗色,可以被电信诈骗,可以被专家骗,可以被爱情骗,可我们不能被希望骗了,人一旦发现自己被希望骗了,这该是多么绝望的事。如何才能守住这底线,鲁迅给出的答案是:"肉薄这空虚中的暗夜"。这意味着,我们既不轻信美好的"希望",也不屈服于悲惨的"绝望",而是要直面现实的黑暗与虚无。即使知道前路可能是坟墓,也偏要走;即使知道世界本质是虚无,也要用自己的行动去填充意义,这是反抗绝望。

不能再继续说下去了,再说就成了新年献词了。祝你新年快乐,鲁迅说,"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新的一年,请保持这份连接与思考。


施化:“反腐”背后掩藏的猫腻

施化的博客 2025-12-30

每个穷人一生一世都在被世俗教诲,你的所有不幸,比如贫困,辛劳,委屈,受压榨,都是你咎由自取,怨不得别人。这实际上只说对了一小部分,而更大的原因,是有人故意设局,让你一辈子不得翻身。那些人看上去道貌岸然,伟大光荣正确,却刻意隐瞒了大多数事实真相。


前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曾经说过,极权的最大威力不是警察和军队,而是谎言。谎言让现实被遮蔽,让人们无法分辨真相。官方的宣传,虚假的统计,被篡改的历史,构成了一张巨大的网,把社会笼罩其中。人们被迫接受这些谎言,甚至在日常生活中重复他们。久而久之,谎言就成了制度的空气,成为维持权力的工具。只要人们敢于说出真实,极权的根基就会动摇。因为真理本身具有力量,它能打破恐惧,唤醒沉默的人群。这句话提醒,极权并不是不可战胜的趋势,它依赖于每一个人是否选择沉默,是否选择配合谎言。


曾经被全体中国人无条件拥护,被当作中共洗心革面改邪归正标志的反腐倡廉,经过近一个世代的时间检验,已经被证实,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虚假叙事,也就是谎言。事实上腐败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变本加厉,落马官员和腐败金额的总数年年增长。与如今任何一个被查处的贪腐新秀比起来,当年被一撸到底的上海建设功臣陈良宇,简直就是清廉的好官。尽管多数人早已对反腐失去耐心和信心,把反腐当作笑话调侃,但多少还抱一丝侥幸:多查处一个贪官,纳税人的负担就会轻一些?所以,当"反腐永远在路上"的宣传声音充斥每个角落,主流的反应还是正面的。


由此想起20世纪最著名的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的废钟理论。这一理论终结了传统哲学,创造出未来人类的新思维。它来自于一堂普通的哲学讲座。课堂上,维特根斯坦从行李包中拿出一只破旧停摆的废闹钟,问学生:这是什么?得到的一致回答:闹钟。可是接下来的反问让听众陷入长久的沉思。他问,但是这只钟完全坏了,不能指示时间,那么它还是闹钟吗?继续的追问更让人无言以对:万一在你看向它的一刻,它刚好指向正确的时间,你会确认这是一只正常的闹钟吗?


不被人们察觉到的真相是,所谓的"反腐",正像这只废闹钟。从外观和概念上看,"反腐"是真实的,至少存在于所有人的认知中。可是,从基本功能上分析,它根本不工作,摆在那里只是为了好看迷惑人,忽悠着你,相信伟大的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为人民谋正义和幸福。不是说党国体制具有巨大优越性,能集中力量办大事,效率无比之高吗?是的,造高铁,筑高楼,修高速公路的效率确实高,世界第一。那么能不能稍稍比照一下,举国之力反腐的结果怎么样?虽不指望腐败一年内消灭,十年,十五年行不行?别跟我说,五十年以后中国将彻底消灭贪污腐败。总而言之,腐败像个无底洞,反腐是永远完不成的使命。


这只是一个案例,证明维氏的废钟理论所言不虚。反腐这句语言,仅从外观上,传递出一幅美好的图景,你看,贪官一个接一个人头落地,人民被诈骗的辛苦钱,正源源不断被收缴,回到被骗人的账户里,多美啊!在中国,虽对反腐的疑问从未停止过,比如选择性反腐,借反腐收紧权力的批评等等,但对反对腐败肃清贪官本身,没有任何异义。简言之,我支持反腐的方向,但这样的反法,总觉得有点不对劲。


其实,"反腐"的实质内容,与这一词汇的表面传递,存在着巨大背离。一只废钟不是钟。人们对腐败现象为什么总是存在,反腐为什么无效,基本无知。无知也罢了,更严重的是,他们不知道也不承认自己无知,并不想深究。他们浑浑噩噩,日复一日地与自己讨厌的腐败共存,变得麻木,最后连自己也一起跟着腐烂。这才是最可怕的!


今天打开这个话题,仅仅为了破土,好让新一代人的认知发芽,以便使未来解决这个难题变得容易一些。好吧,现在就全方位地来剖析贪污腐败本身,以及解决的方向。限于篇幅,不加发挥,点到为止。


实际上,把历史脉络一丝一丝剥开来看,贪污腐败的贪,不过是人性的本能之一,如同食欲色欲。食色性也,人的本性罢了。古人尝试过反色,可反到今日也没有结果,换不同形态,色照样。中世纪反色的花样很多,禁欲,阉割,男女授受不亲,包裹头巾,割礼,修道院,宣扬贞操,处死淫女等等,不一而足。反色反到今日的成果是,世界互联网色情网站的浏览量,永远排行第一。自从AI取代了三级片演员,大幅度降低制作成本后,这些行业会更发达。色情变通俗,却形成另一种不好倾向,即生育率降低。因为生育与性欲有关,性神秘消失,性欲降低,自然影响生育率。为什么伊斯兰人口生育率高,强奸犯也多,因为他们从小严格禁欲。这是另一个话题。


结论,反贪与反色类似。对于贪腐,彻底消灭是不可能的。对人的本能,只能有效限制,不让它无限泛滥,仅此而已。彻底禁止贪污腐败,尽管目标很辉煌,但实现不了。这样宣传,不仅成了骗人的空话,还给了号召反腐的领导人大量空间来夹杂私货。比如,为了否定前任的政治纲领,指责因上一届领导人犯错误形成腐败,就很容易地大换血,把自己的权力渗透进每个单位。现在人们终于从南博盗窃文物案中清醒,原来贪腐历来存在,哪个领袖在位无所谓。


严格讲,中共提倡反腐,不如提倡限腐。虽然前者听上去更高尚,如同响亮的冲锋号角,把老百姓哄得一愣一愣的,但只做表面文章,纯粹花架子。它让人误以为,资本主义从来不提反腐,所以腐朽没落;只有共产党反腐,所以必须信赖共产党。只要共产党存在,就有反腐最后胜利到来的一天。而相背离的现实却是,中共的反腐,针对的绝不是腐败本身,而仅仅在于一批一批地收割腐败结出的果实。至于这些果实的去向,即收缴来的赃款哪儿去了,你永远不知道。这个收割过程不但有名,还有利。最大好处无过于巩固了自身的统治地位。


那些反对党天下的仁人志士,基本没怎么研究过为什么反共多年总是反不动?因为党的手里除了军队警察,还有些许收拢人心的好牌,比如反腐,而你却没有。长期来,反党人士同样党一样反对腐败,以大量揭露腐败为己任。这不就得了,人家共产党反腐反得好好的,与你方向的一致,有什么必要取而代之?假如反对派总与执政党同调,只仇恨贪腐,而提不出一套有效限制贪腐的的方案,谁跟着你反?


话说得漂亮,只会胡嘞嘞,你能拿出什么有效限制贪腐的方案?别急,还真有。待我慢慢道来。


说到底,贪污腐败的基本逻辑,就是顺当地从别人口袋里拿走财物,塞进自己的口袋。两大要素:顺当,转移。转移就不解释了,顺当很重要。因为其中有权力的加持。没有权力的人想贪污,门都没有。贪污尽管也是一种盗窃,但比偷盗抢劫名正言顺也风险低得多。具体过程这里就不举例了,想知道详情的,只要稍稍了解一下价值连城的古画和文物私人收藏,走了何种渠道,成为他人的海外资产。


腐败的温床或先决条件是公有制。公有制打破了财产原有的正常边界,把私人财物变得地位模糊不确定。在私有制中,哪怕很小一笔存款,也是有户主的。除非户主放弃,否则谁也别想贪污。公有制那就不一样。凡公有制存在的地方,哪怕数量再大的账户,也都存在归属问题,别说小账户了。公有制下的个人财产,第一属性便是共同所有。然后给你留一点存活空间。要想知道里面的猫腻,问一下庞家捐献文物的后人就行了。公有嘛,总不能人手一把钥匙,只好委托代理人也就是任命的官员管理。官员中最具且最善用权力的人,才能在法理许可下,对这些账户上下其手,辗转腾挪。这就是贪污腐败的原始机制。


私有的资本主义不也很腐败吗?从影片里,的确看得到大量的纸醉金迷。不过,人家即便挥金如土,也没有从你的账户中转走一分钱。可以质疑他的钱来路是否正当,但如果立案审查,或许查得出漏税,但几乎没有可能贪污。贪污的前提条件是,必须有大笔不属于任何人的财产摆在那里。资本主义社会里根本不存在这样的财产。资本主义国家的贪腐,只能在慈善或援助这类款项中打算盘。基建回扣也很少,因为国家不大量投资基建。但是,所有这些条件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社会却统统具备。


结论已经很明显。两种选择,只看中国人偏好哪一个。其一,继续公有制,继续腐败,直到烂透过不下去;其二,放弃公有制,财富落实到个人。权力不可私有,财产不可公有。


2025-12-30

文明自杀病毒:一种抑制生育、以儿童为宿主的左翼模因

 来源 斌闻天下  2025-12-31


马斯克发推说“任何抑制生物繁殖的模因结构,必然会转移到那些能够繁殖的个体的头脑中,否则它就会消亡。他们尤其针对青少年,因为他们的心理防线还不够强大。”

这里提到的“模因结构”是一个文化进化概念:模因是思想和文化的复制单位,就像基因是生物的复制单位一样。单个模因可以是一个想法、口号或行为模式,而模因结构则是由多个相互强化、共同运作的模因组成的复合体,比如一种完整的意识形态、宗教或价值体系。它像病毒一样追求自身传播和存活,有时甚至不顾携带者(人类)的利益。

马斯克的意思是说,任何一种抑制生物繁殖的模因结构,如果不能转移到那些仍在繁殖的人群头脑中,就注定会灭绝。这是一个残酷的进化事实。

左翼意识形态的核心信条,即所谓的平等主义、性解放、性别身份碎片化、摧毁核心家庭、推迟生育以追求事业等,每一项都指向同一个终点:信奉者不再生育后代。遵循这些信条到极致,你的后代就会消失。数据显示,保守派与自由派在生育率上的差距日益扩大:在美国,极度保守女性的终身生育率比极度自由女性高约0.5个孩子;在某些队列中,保守女性完成生育率达2.1,而自由女性仅1.5至1.7。这种差距如果持续三代,真信奉者的血脉就会终结。这不是阴谋,而是灭绝数学。

但左派的这种死亡崇拜的意识形态并非注定消亡,因为它知道如果它让宿主绝育,就无法通过亲子遗传传递下去,于是只能改为“感染”模式,那就是寄生到那些仍在正常繁殖的群体中,借用他们的生育能力来延续自己。而成年人已形成稳固的价值观“免疫系统”,难以被彻底改写,因此最有效的感染窗口正是青少年,因为他们的心理防线尚未完全筑牢,父母的传统价值观还未完全扎根。

正因如此,这种模因结构必须牢牢控制学校和媒体。这不是“想要”,而是“必需”,这是它唯一的繁殖策略。

学校和媒体是接触儿童的最主要渠道。在父母能够传递传统价值观之前,这些机构就能塑造孩子的世界观。这解释了一系列看似无关的现象:

  • 为什么学校在孩子更改性别代词时不通知父母?某些政策允许学校在孩子要求使用不同代词或名字时保密,除非孩子同意。这剥夺了父母的知情权,将机构置于家庭之上。
  • 为什么治疗师在法律上必须“肯定”孩子的性别身份,却禁止告知父母?在一些地区,反“转化疗法”的法律被解读为要求治疗师立即肯定性别困惑,而探索潜在原因可能被视为非法。这迫使专业人士优先机构指导而非家庭参与。
  • 为什么在家教育被视为极端主义并受到调查?批评者将家庭教育与虐待或孤立联系起来,推动更严格监管,以确保孩子暴露在他们所谓的主流叙事的炮火下。
  • 为什么“父母权利”被贴上极右标签?主张父母在教育和医疗决策中的优先权,常被描述为保守或极端运动,将家庭权威妖魔化为压迫。
  • 为什么迪士尼等媒体中,父母常被描绘为反派,而机构或“解放者”成为英雄?近年来动画中,过保护或传统父母角色常被负面刻画,强调逃离家庭的“英雄主义”。
  • 为什么家庭被描述为压迫,逃离家庭被英雄化?媒体叙事常将传统家庭结构视为束缚,将独立或机构支持描绘为解放。
  • 为什么推动降低医疗同意年龄,或鼓励儿童尽早无监督上网?某些指导建议降低激素治疗或手术的最低年龄,同时数字媒体让孩子早早接触无过滤信息,绕过父母监督。

这些现象并非孤立巧合,而是同一生存策略的不同表现:寄生体无法自己繁殖,只能招募新宿主。它必须在孩子被父母的价值观“免疫”之前获得访问权。

历史上,所有未能优先捕获青少年的类似模因结构早已灭绝。我们今天看到的,正是经过非自然选择的幸存者,这就是那些学会了寄生于对手群体生育能力的变种。我之所以称之为非自然选择是因为这是通过政治操弄而进行的竞争,而这场竞争的战场不是投票箱,而是孩子的头脑。那些仍在生育的家庭,将必然成为抑制生育的模因结构培养下一代的载体。

这种左翼模因结构的危害,远不止于一代人的生育率下降,它是一种悄无声息的文明自杀病毒,一种对人类本能的系统性背叛。它不只是让个体选择不生孩子,而是通过寄生机制,腐蚀整个社会的繁殖基础,最终导致承载传统价值观的血脉被逐步取代,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空洞、碎片化、无根的“新人类”,他们被洗脑成认为生育是负担、家庭是牢笼、传统是压迫。

最可怕的危害还在于,它制造了人口的“替换战争”。那些坚持生育的保守家庭,本该是文明延续的支柱,却成了寄生体的猎物。父母辛辛苦苦养育孩子,却眼睁睁看着学校和媒体在孩子心中植入毒素:他们告诉孩子,你父母是落后的、权威是暴政的、性别是流动的、孩子是可选的。结果呢?这些孩子长大后,不再传承父母的价值观,而是成为左翼模因的载体,继续传播绝育理念。

在美国,目前是保守派的生育率略高一点,2024-2025年数据表明,全美支持川普的县的平均总和生育率达1.76,而哈里斯的支持县仅1.37;保守女性的完成生育率约2.1,自由女性仅1.5-1.7,保守派的高生育率本该带来更好的人口结构决定命运,现在却被这种寄生策略窃取。最终,文明社会将面临人口崩盘:生育率持续低于替换水平(2.1),老龄化加速,社会保障体系崩溃,创新与活力枯竭,整个文明走向灭绝。

这不仅仅是意识形态差异,这是对生命的亵渎,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死亡崇拜!左翼宣扬的“自由”、“平等”、“解放”,本质上是反人类的谎言:它以庆祝无子嗣为荣耀,将性解放成短暂的多巴胺狂欢,将身份碎片化成无法组建家庭的混乱,将核心家庭妖魔化为“压迫结构”。它不是进步,而是退化,一种进化上的自杀冲动。它鼓励年轻人沉迷虚拟世界、推迟婚姻、接受不可逆的医疗干预(如青春期阻滞剂和手术),直接摧毁他们的生育能力。这不是关怀弱者,这是蓄意制造一代无后代的受害者!

更恶劣的是,这种寄生体已渗透到国家机器:法律强迫“肯定”而非治疗,机构凌驾于父母之上,媒体巨头如迪士尼系统性地毒害儿童心灵,将逃离家庭包装成“英雄叙事”。这是在抢夺孩子的灵魂!它剥夺父母的天赋权利,将孩子变成国家或意识形态的财产。这是一种隐形的极权主义,比任何暴政都阴险,因为它伪装成“包容”和“进步”。

我们必须强烈谴责这种左翼思想的邪恶本质:它不是无辜的理想主义,而是进化意义上最成功的寄生病毒。它不创造生命,只掠夺生命;不构建未来,只毁灭未来。如果不彻底抵制、不通过强化家庭教育、不收回学校控制权、不曝光媒体洗脑、不保护父母权利,人类将付出惨痛代价:一个没有孩子笑声的世界,一个被绝育模因统治的空壳社会,最终灭绝于自己的“进步”之中。

如果学校和媒体成为首要塑造者,取代父母、家庭,成为孩子价值观、世界观和信念的最主要来源和塑造力量,传统价值观的代际链条就会断裂。我们正在实时见证模因层面的这种非自然选择。而这场选择的赌注,是人类的未来。醒醒吧!这不是政治辩论,这是生存之战。守护你的孩子,守护家庭,守护繁殖的本能,否则,我们的文明将葬送在这种死亡崇拜的魔爪之下。人类不能败给一个只知道寄生的模因怪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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