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4月3日星期四

俞梅荪:漫天大雪祭英魂

---紫阳的三周年忌日纪实(清明时节修订)


清明在即,我对2月份发表的本文,作了修改补充,发给朋友们参阅。没想到,反应热烈,收到不少来信,选出一些附在文末。

2008年1月17日是紫阳离去三周年的日子,清晨的北京大雪纷飞,一片银装素裹,似天公在致意!这是前两个忌日未有的景象。街上不少人在扫雪,因地上结冰,行人放慢了脚步,车辆缓缓而行。在漫天大雪中,我来到灯市口西街已是下午2时半,见有人在富强胡同口周围来回游荡,立刻警觉起来,原本沉重的心情又平添了压抑。我径直走进这条古旧灰暗却被各方关注的小胡同,向前150米处的六号院是紫阳家,此时门开着,一位便衣人员站在门口问我贵姓,我不想告之,只是说,我要进去见赵家人。他客气地同意了,原来这是紫阳家的警卫战士。

走进这三进四合院的第二个小院,紫阳书房在此院,紫阳的儿子赵大军、赵二军、赵五军、女儿王雁南和女婿王志华等分别接待着前来祭奠的人们。

图1-1,2008年1月17日下午,三周年忌日的紫阳书房。

图1-2,左侧是紫阳书房,门口是紫阳之女王雁南。

图1-3,右侧的门内是起居的里院。

今年书房花更艳

赵二军大哥把我引进书房,这里保持着紫阳生前的原状,墙上依然是那张布衣青衫的紫阳像,随意洒脱,满脸笑容地看着来者,使人倍感亲切;房内的时钟依然指着早上7:01分他离去之时,使人伤感。对联换了新的:“际会风云终无悔,不卧青山亦安然”,其书法雄浑畅酣,使人荡气回肠。时隔三年,追忆紫阳,我依然惆怅,少了一些悲痛而增添了对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忧虑。

书房里摆满了花篮,其中插着不少名贵的鲜花,缎带上的怀念之词真切感人:“驾鹤三载德余万年──李锐、李普、宗凤鸣、孙大午、王建勋敬献”(前三位均为1937年参加革命的90岁的老同志、后两位是企业家);“紫阳先生,我们看您来啦!──天安门母亲” (“6.4”死难者的母亲们);有紫阳的秘书白美清(国务院原副秘书长)和李树桥,经济学家周其仁等,以及不少北京市民和河南老乡送的花篮;一大盆盛开的桂花树,清香四溢,其缎带上写着:瑞雪漫天祭忠魂;还有杜星垣(90岁,国务院原秘书长)来此祭拜的签名。这一切要比两周年忌日丰盛得多,又是在冰天雪地之际,可见紫阳已深入民心,人民的热爱不可阻挡。


图2-1-李锐、李普、宗凤鸣等老同志敬献的花篮。

图2-2-天安门母亲敬献的花篮。

图2-3-国务院原秘书长杜星垣签名(左3)。

图2-4-紫阳的秘书白美清、李树桥敬献的花篮。


香港来客不敢落座

已有几位中年人在书房里缓步移动,仔细观看周围的一切。赵二军告诉我,他们来自香港。其中一位客人热情地握着我的手,竟然叫出了我的名字,说是曾在《开放》、《争鸣》杂志上看了我回忆紫阳的图文,慕名而来,使我惊讶和感动。他是香港某公司职员赵顺源,对大陆的当代史很感兴趣。

之后,赵顺源在紫阳的桌椅处比划着,要同伴为其映象。赵二军对他说,你可以坐下来留影。他诚惶诚恐地说,这是紫阳先生的椅子,我怎敢坐呀?!

图3-1,香港客人赵顺源在紫阳书桌旁留影。

图3-2,紫阳的书桌。

图3-3,紫阳的桌椅和落地台灯,墙上时钟早上7时零1分,紫阳离去之时。

图3-4,赵顺源(右4)等4位香港客人和赵五军(左1)、赵二军(左3)、王雁南(右2)、俞梅荪(左4),在紫阳书房的院中。


          三位记者元老踏雪寄深情

三时许,新华社原副社长李普(90岁)、原副总编彭迪(88岁)、谢恒(前两位分别为1937、1942年参加革命的记者)走进书房。赵二军急忙上前,搀扶拄着拐杖的李普,送上精美的《三周年祭》纪念卡,并介绍说,封面上盛开的白玉兰花是生长在书房窗前的,父亲生前很喜欢。内页印有紫阳的相片和签名,以及三年来家人的挽联。纪念卡的封底印着“梁伯琪携全体子女及孙辈,鞠躬”,送给每一位来者。


    赵二军向李普朗读纪念卡上每年挂在紫阳像旁的对联:

    ◆2005年 倡民主坚守良知家人为你骄傲,
         今西去终获自由风范永存人间。

    ◆2006年 坦荡荡眠旧居谁能盖棺论定,
         笑呵呵看天下公道自在人心。

    ◆2008年 际会风云终无悔,
         不卧青山亦安然。

大家围上来观看和思索着。三位老人向紫阳像深深地鞠躬。

图4-1,左起,李普、谢恒、彭迪在紫阳书房。

图4-2,李普等向紫阳像鞠躬。

图4-3,《三周年祭》纪念卡。

警方的阻拦和打压依旧

在休息室,王雁南为每位长者和年轻人端上热茶。李普关切地问大家,近日有何压力?

王雁南说,这两天不少人被警方看管在家中,不让其前来祭奠。胡同两头均有便衣人员,有些人可能已被阻拦在胡同口外了,前年的阻拦理由竟是赵家人要休息而拒绝来访。谈话期间,她不断接到告知被警方看住而来不了并致以敬意的电话。

我说,为躲避警方阻拦,这几天我一直住在外面,今天才得以来此。

王雁南又说,昨天是陶铸的百年诞辰,为此而出版的纪念文集中,原本已编入父亲1979年发表在《人民日报》上回忆陶铸的文章《共产党人的高尚品德》及与陶铸的合影,后来却被中央有关部门审查时撤掉了……。李普听后,心情沉重而无语。

考证历史真相

彭迪问:“在八宝山送别时,紫阳的遗体上是否覆盖着党旗,对此各方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由于我从送别的相片上没有看到党旗,撰文时就写了没有覆盖党旗,事实究竟如何?”

赵五军说:“事实是盖了党旗的,另有相片为证。对于是否要覆盖党旗的问题,事先我们家人从未提出要求。对于送别时需要哪些领导人来,或是不要哪些领导人来,我们也没有提出过任何要求,也不在乎哪一级领导人来。其实我心里倒是希望普通干部和群众多来一些呢。”

王雁南说:“当时,我们只是要求官方对父亲有个《生平》即可,就象任何一位干部去世,官方都必须有个盖棺定论的《生平》那样,至于在父亲的《生平》中是否要推翻过去强加给他的那些不实之词,是否要对‘6.4’问题‘翻案’或者‘不翻案’,我们从未提出过任何要求,《生平》中自然要对父亲下台的15年有一个交代,怎么写都可以,结果却没有《生平》,连一个字也没有。看来是由于现任领导人既不愿意重申前任领导人对父亲的错误决定,又没有勇气去推翻,所以就无法面对了。父亲处于弥留昏迷之际,  在心脏停止跳动的前一刻,曾庆红才去了一下医院。父亲下台和去世至今,从未有任何领导人来过,不少人为避嫌是可以理解的。”

他俩平静而缓缓道来,大家沉思不语,气氛凝重。王雁南最后强调说,社会各方对这些事情很关注且说法不一,故在此说明一下。

赵五军扶着李普,赵二军扶着彭迪,跨出休息室,在漫天大雪的院子里散步,三位老人身体硬朗,腿脚利索,不时地停下来聊上几句关于紫阳的话题。大家把他们送到大门外,扶上了红旗牌轿车,目送这些风烛残年的老人,在积雪的路上渐渐离去。他们在此纪念缅怀紫阳已45分钟。

李普曾在1949年10月1日的天安门城楼上,从毛泽东的手中接过其讲稿,独家报道开国大典;彭迪曾任驻华盛顿、伦敦、雅加达首席记者,采访过基辛格、里根等。近年来,他俩致力于民主与法治的呼唤。彭迪日前撰文指出:一个被禁止独立思考以至失去个人人格优势的民族,不可能昂首阔步面对现代文明世界;全球化的挑战,实质上是一场国际间科学发展和民主政治的竞争,优胜者必须靠人的思想解放创新和政治环境的宽容与自由。(《议报》2008-01-15)

图5-1,左起,彭迪、谢恒、李普、赵五军、赵二军在书房的院中,门里是起居内院,紫阳的骨灰在内院。

图5-2,李普一行走出大门上车,赵五军(右前)、赵二军(左后)。

图5-3,李普一行的红旗牌轿车,风烛残年的老人们在风雪路上驶出富强胡同。

北京市民的不尽哀思

韩大军,40来岁,商人,开车来此,捧着一盆被裹得严严实实的蝴蝶兰,生怕花被冻着。他说,每年都来送上花和诗。他在留言本上写道:“紫阳伯伯三周年祭日,不堪回首?!中华大地依旧……,其实呢?我不明白。其实人民明白……。我想念伯伯,再赋七律一首:再顾旧屋见紫翁,笑迎来客仍从容……。(3时40分)


图6-1,北京市民韩大军(左),在每年紫阳忌日都送上一盆蝴蝶兰和诗作,右为赵二军。

张海宁,30来岁,平民,挤公交车来此,向紫阳像鞠躬并留言:“年复一年,严寒逼人,作为一个年轻人,我们国人应该团结、进取,为国家做出自己的贡献。缅怀赵老为国家的改革所做出的贡献。”他说,三年来,赵老的问题没有任何进展,对此很忧虑。(3时45分)


图6-2,张海宁在每年的紫阳忌日都来祭奠。

鲍作真姐妹俩,50来岁,留言:紫阳叔叔,我们永远怀念您!(4时)

图6-3,鲍作真姐妹仰望紫阳像。

郑为力,40来岁,端着花篮进来,塑封的美术卡写着:“总理的事情人民扛,因为人民爱总理;人民的心思总理知,所以总理属人民。──敬悼现代中华民族英雄紫阳同志逝世三周年。”(4时50分)

图6-4、5,郑为力送来花篮并留言。


  挂在紫阳书架前的献辞有:

  日月入怀笑看万里江山依然故我
  春风化雨魂寄千年热土荡气回肠
  ——缅怀赵伯伯,晓彤、刘敏敬挽

  叱咤风云我倡先,吃粮吃米卅余年。
  江山指点金铺地,民意激扬绿染川。
  忍顾青春抛热血,仰承皓魄扫贪顽。
  腊寒不信冰千日,谁道春来不芳妍。
  ——赵公逝世三周年,晓彤、刘敏敬挽

图6-6,紫阳书房的书架上挂着人们的三周年祭辞


  在休息室桌上的纸上诗:

  大行三载春来迟,满天雪飞作钱纸。
  心系苍生何忍去,不卧青山卧青史。
   ──吴稼祥

为将来留下历史资料

赵二军说,紫阳的纪念文集已收录我悼念紫阳的几篇文章,现有北京某杂志社记者等人在会客室与来客交流。他把我引到了那里,只见一位张女士正在缅怀紫阳,侃侃而谈。王雁南告诉我,她多次代表林豆豆来祭拜,在上世纪80年代,林豆豆多方设法回京无着,是紫阳批示才得以回京。

他们谈完走了,会客室只剩一位小伙子和我,他介绍自己是媒体制片专业的在校大学生,23岁,姓赵,由于对“6.4”等当代的大事件一无所知而渴望探求,清早来此,用自己简陋的摄像机访谈来者,记录着这里的一切人和事,收集原始资料,不作发表用。

我被其采访而说:当年我在紫阳领导下,从事立法工作。如今人们只知道紫阳对经济体制改革的巨大贡献,却不清楚他刚上台就抓法治建设且政绩卓著,后来他又为提出“在民主和法治的轨道上解决问题”而下台,他对我国法治建设的贡献更为巨大。他致力于政治体制改革,却因其下台而未能起步,造成今日贪污腐败,司法不公,法律虚无等社会问题愈演愈烈……。

摄影师老吴,连日从早到晚,拍摄着这里的一切。他是官方某媒体的资深摄影记者,悬挂在书房的那张紫阳大像,是由他在2005年1月17日紫阳去世时制作的灵堂像。三年来,他拍下了许多图片资料,起先有一些活动王雁南因担心其受牵连而未通知,他懊丧不已。这里的志愿者都很沉默低调,敢作敢为。

为紫阳过最后生日的人

五时许,天黑了,寒气袭人,零下10度。中共广东省委原常委杜瑞芝(88岁,1938年加入中共,省顾问委员会副主任)和女儿、秘书等一行,从广州来此。在上世纪五、六〇年代,紫阳任广东省委书记,是他的老上级,交往数十年。

杜瑞芝说:“我平生第一次穿西服时不会打领带,是紫阳为我打的;当年我去看紫阳,他家里没有酒,是到隔壁黎子流(后为省领导)的家里借了两杯,当时商品匮乏,但干部却很清廉。2003年听说紫阳在贵州,我专程去看他,却不让见;听说紫阳每周要去打高尔夫球,我要在球场外面远远观看,也不被允许。2004年10月17日,我来北京为紫阳过85岁生日,我比他小一岁,患有癌症,理应我先走,没想到三个月后他却先走了。”在一旁的杜瑞芝的女儿对我说,紫阳生日那天,其父张罗了许多菜,那天来了许多人,都坐不下,其父只让她在外面帮忙干活,未让她进去参加宴会。

杜瑞芝说,1961年我担任佛山地委书记时,曾向前来视察的毛主席反映农村合作化存在的严重问题和群众的意见,还介绍试行包产的情况,谈了一个小时。毛主席回去后,要省委书记紫阳来批评我,说我的话有问题,不过,对我提出的问题还是有兴趣的。紫阳要我整理了农村包产的汇报材料,毛主席阅后批示:印发会议参考。当时毛主席在广州主持《农村人民公社条例草案》(俗称农业60条)的讨论会,南方各省的领导人参加。”

他感慨道,当时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三面红旗的群众运动中,饿死了不少人,三面红旗是人民的鲜血染红的啊!在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佛山地区上报的死亡率是2.7%,当时中央规定,死人如超过3%,其县委书记要被撤职。我和紫阳一同经历了那个极左的年代。

他说,当时毛主席严厉批评那些严重的官僚主义为“死官僚”,这已经不是一般的官僚主义了;也就是现在的“不作为”。如今,“不作为”的官僚作风,依然严重,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杜瑞芝长期从事农村工作,说起紫阳在这方面的开拓创新和政绩卓著,滔滔不绝,如数家珍。但他说自己未能撰文纪念紫阳,是由于扣给紫阳的“支持动乱、分裂党”的帽子太大,如果把这个帽子去掉了,就没有邓小平理论了,这是要党的命的事。他说:“这次来,看到紫阳的骨灰盒原封未动,这很好,他的骨灰应该和人民在一起。我家里一直挂着紫阳的像,现在的年轻人已不知道紫阳是谁了。”他边说边抽着烟,很激动,其女儿劝他少抽烟,他的喉癌刚治愈。

图7,中共广东省委原常委杜瑞芝。


要向前看

五时半,《炎黄春秋》杂志社长杜导正(86岁,国家新闻出版署原署长,1937年加入中共)等几位老同志匆匆到来。杜导正向王雁南送上长达三页的祭词,并介绍自己不久前在香港发表的关于紫阳的谈话,各方对此反映很好,引起北京方面的关注。他认为,紫阳问题将会逐步松动,鼓励大家要向前看。在紫阳书房签名时,他签上了其夫人续志先和几位子女,以及《炎黄春秋》同仁们的名字。记得三年前的今日,紫阳灵堂前最醒目的花篮及挽联:“中国人民最忠诚的伟大儿子赵紫阳同志永垂不朽。杜导正敬献”。

1987年,杜导正受紫阳的委托,组建国家新闻出版署,并主持起草《新闻法》和《出版法》草案,前后搞了六稿,主要是卡在能否允许私人办报这一条上了。1989年7月,他被以在“6.4”期间执行党的决议不得力为由而免去署长职务,之后创办《炎黄春秋》杂志,每期赠阅紫阳,该杂志伴随紫阳度过最后的岁月。

杜导正和杜瑞芝到里院的起居室,看望重病的紫阳的夫人梁伯琪,他俩和梁伯琪很熟悉,交往几十年。紫阳的骨灰盒也安放在这个院子里。杜导正思维敏捷,语速很快,健步如飞。6时许,他们离去了。

图8-1,杜导正在紫阳书房留言。

图8-2,杜导正在紫阳像前默哀。

图8-3,杜导正向紫阳像鞠躬。

图8-4,杜导正(左1)、赵五军(左2)在紫阳的书房。

图8-5,左起,杜瑞芝(原中共广东省常委)、王志华(紫阳的女婿)、杜导正、王雁南(紫阳之女),在休息室缅怀紫阳。

可敬的志愿者

在黑暗中,我悄然走出大门,却被刚送走两位杜老的赵二军留住。他执意要我等他一起去用餐,其口气之坚决而无法谢绝。稍候片刻,他与几位志愿者一起出来。我忽然想起还没有向紫阳鞠躬呢,在黑洞洞的胡同里悄悄转回身,默默地三鞠躬。想起三年之前的今日,也是这样的寒夜茫茫,如今一切如前,未有任何进展,不觉泪流满面。

我们来到胡同口外的一家小饭馆,面对热气腾腾的火锅,豪爽的二军大哥为大家斟酒,他的长相和言谈举止,尤其是长者风范,颇象紫阳,使我感到亲切。在座的一位有公安背景的志愿者,近日默默地守候在赵家,如发现有被警方为难甚至被抓走的,他就去设法解救。据说旁边20米处正对着胡同口的那家老字号餐馆的楼上,警方每年此时在此设有指挥部,配备多辆警车,胡同的那个口的一个餐馆里也设有指挥部。回想三年前,我到紫阳灵堂祭拜,在大门口留影时被便衣人员喝斥并阻拦而发生冲突,被志愿者拉开,并紧紧地拉着我的手,坚持把我护送出胡同口。他悄悄说,如果他不送,我会出不去的。

席间,我向临时住处的亲友发信息,报平安,以免我久久未回而被误为出事了。我还把信息发给好几位当年在国务院和全国人大与紫阳多有接触的秘书同事和右派老人,立即收到他们的回信,要我向紫阳家人转达敬意,其中一条:“紫阳永远是我们的光辉榜样!他永远活在亿万人民的心中……”有的还要我日后为其安排拜访二军大哥。

饭后,二军大哥起身结账,却已被一位志愿者提前结了。二军大哥说,因冰天雪地,路不好走,要派车送大家回家。我因住地路远,要独自离去乘地铁回家,却盛情难却,只得和大学生小赵、摄影师老吴一起上了车。司机是河南小伙子,因其老板热爱紫阳,派他来帮忙。每年到紫阳家送花篮和来帮忙的,数河南老乡最多,有的还从滑县老家专程来。我好奇地问,紫阳在位时,从未以其职权帮助过贫困的河南老家的建设呀?他说,正因为如此,家乡人民才热爱他呀!他才是我们河南人的骄傲啊!

一路上,司机兴奋地说起,1989年5月19日凌晨4时许,紫阳到天安门广场看望学生,离他很近,当时才14岁的他跳起来高呼:“老乡紫阳!”可惜欢呼的人太多了,紫阳没有听见。我说,紫阳一定看见你们这群人了呀。

我有幸在紫阳领导下工作多年,他们大都未见过紫阳,每年忌日却比我更为辛苦。这些可敬的志愿者们!

每当紫阳的生日和忌日,赵家儿女们都聚在这里,原本是自家亲人的追思日,却总是被前来瞻仰的造访者打破这里的沉寂。这两天,他们接待的来者近300人,还要设法保障其平安离去,真是难能可贵。

无知的青少年

我回到临时住地已经9时多了。一位大学生好奇地问,紫阳去世已经三年了,人们为什么还要去祭拜?我从“要吃粮,找紫阳”而说起那过去的故事……。

几天后,我到街上的小店,扫描《三周年祭》纪念卡(有紫阳图),20岁和17岁的河南籍两兄弟为我操作,他俩从未听说过紫阳和“6.4”。我说,你们河南人紫阳是前总书记。他俩说,只知道江总书记和胡总书记,拒绝我的说法,又不很理解“前任”之意。我只好比喻道,紫阳是江总书记的爹,胡总书记的爷,这才使他们肃然起敬。

不少人被警察堵在家中

1月27日,我给当年参与“6.4”学生运动的江棋生和刘晓波,捎去由王雁南和赵五军托带的《三周年祭》纪念卡。得知在1月17和18日,江棋生、刘晓波被警察连续两天堵在家中。江棋生愤然道,几个警察没有任何理由和司法手续,像堵枪眼那样,把我死死地堵在家中,这是严重的违法行为。

我在紫阳书房的留言本上看到,由“6.4”死难者的母亲丁子霖,为被阻止在家中的其他几位难属张先玲、徐珏、高婕、马雪琴等签了名。据说有几十人被警察无端堵在家中。
(图9,丁子霖代被阻而未来者签名)

在2007年间,我多次被警察没有任何理由和司法手续地日夜看管在家中,其中从国庆节之前至十七大结束而达一个月,还在11月2日午夜被警察拖拽和扭打摔在地上而受伤被抓走。11月底,我离家出走而流亡外地,在紫阳忌日之前悄悄回京得以顺利前往。之后,我又流亡外地至今而未回家,以防警察找来而无法撰写本文。

回想2007年2月,我从香港带回由紫阳的同乡并老战友宗凤鸣(1938年加入中共)撰写的《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和刊载我悼念紫阳文的《开放》、《争鸣》杂志,在北京西客站被海关缉私警察统统没收。我以其《禁书单》严重违反《海关法》,况且在《禁书单》中尚未把刚出版才一、二天的《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一书列为禁书为由,拒绝没收,结果却被扣押审讯三个多小时,还扬言要拘禁我,竟连台湾诗人余光中送给我的诗(充满着思念黄河与祖国统一的情怀,仅为10页的小册子)、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的法律专业书籍等统统没收,是连一张纸片都不剩的洗劫一空,真是猛于虎啊!缉私警察去不依法查处走私物品,却专门随意没收旅客的书刊,严重违反《海关法》和《人民警察法》,有恃无恐,令人发指。

人们缅怀紫阳,不仅是追忆,更是对紫阳精神的向往,对民主与法治的期盼。

〔本文图初稿3000字,原载《开放》月刊2008年2月号;修改稿6000字,原载《新世纪网》2008-02-03,
www.ncn.org;《民主论坛》2008-02-05。清明时节修订为9000字〕

读者来信

此文情文并茂,朴实无华,读了两遍,联想正在精读的宗凤鸣记述的《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一书,情不自禁地而伏案凝思:为何代表中共的良心与智慧的两位杰出的领导人不被认知,反而遭到罢黜?——陈华东(75岁,河南开封机械厂技术员右派分子)2008-01-24

难得作者持之恒切的情怀。我一向认为,只要还有人以端肃的神情来分辨血红血白,还有荒冢中即便是廖落的花环和冷风中不间断的香火;还有慎终追远的精神遗存依然执守着,便有机会修复中国文化精神的缺失,便能再次触摸历史的痛楚,并用其中灼热的脉动来重树吾土吾民的道德高度!——汉心(青年教师)2008年清明时节

读此文和30张照片,使我如到悼念现场,拜祭这位将会永垂青史的伟大人物!明年忌日我一定去!——杜光(80岁,中央党校离休教授,右派分子)2008-04-01

这些图片且不说在若干年后……,就目前来说,都是珍贵文物,要妥善保管。——黄绍甫(83岁,中国远征印度抗日的新一军中士,右派分子)04-01

清明之际,读此文图,很感动。想当年,紫阳担任四川省委书记,视察成都市量具刃具厂时,我见过。1989年“6.4”前夕,我在北京,赵总书记在天安门前的风彩,和接见学生代表的讲话深入人心,受到人民拥戴。他是人民的好总理,好书记。他任四川省委书记时,正逢全国粮荒,他狠抓中季稻和油菜的生产,一举解决了民生的大问题。当时人民高呼:要吃粮,找紫阳!这是百姓的呼声,是全国人民对他的歌颂。我们怀念他!——胡崇真(74岁,成都市量具刃具厂的职工右派分子,现为该厂退休高级经济师)04-04

此文图情感凝重,是珍贵的历史资料。我怀念紫阳,他是中国人民的伟大而勇敢的领袖,我还读了田纪云在《炎黄春秋》上的两文,附有紫阳的照片,不错。——唐世彦(72岁,高级律师,右派分子)04-02

我已把这篇优秀的文章,我转发给不少朋友共享。——方能御(74岁,上海第一医学院学生右派分子,现为美国卫生部官员)04-01

从祖籍来看,我与紫阳还是近老乡。他家在滑县,我家在淇县。我记得,幼时,家人还带我去过滑县看大戏。那是50年代初的事了。1985年我从湖南湘潭出国留学,转眼间,23年飞逝而去。但是,我的思乡情结依旧。我为河南出了赵紫阳这位伟人而骄傲。为中国当局在紫阳生前死后如此对待一位在国家改革开放事业中做出杰出贡献的国家首脑而感到遗憾和悲哀。——董朝歌(退休记者)04-01

读此文,使我们哀伤。我们想念这位伟大的人物……。——蔡文志夫妇(57岁,美国商务部华人官员夫妇)04-01

净火祈愿,英魂解放;清明相应,吾等天心。——顾澄(54岁,医生)04-02

这是珍贵的历史图集。——杜导斌(自由撰稿人)04-02

说实话,我对赵紫阳并没有太多的好印象,他在经济改革政策上恐怕和邓小平并没有多大的区别,区别在于他想全面引进西方的政治制度,这个制度能否解决我们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也就是国家崛起的问题,我还有很多的疑问。至少在世界上诸如印度、东南亚、非洲和拉丁美洲等许多国家都是实行了西方的民主制度,但他们的发展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人的所谓自由民主也就没有太多的实质性意义了。——郑现莉(河南籍青年记者)03-31

一中各表:谁表?如何表?在哪表?结果如何?

作者:焦国标

哑巴蚊子咬得疼。我觉得胡锦涛先生有哑巴蚊子的风格。海外舆论一直都不大看好他,我却至今对此有保留。有人说,胡一上台就说向北韩、古巴学习控制舆论,一 个十足的坏瓜。我说那是他装傻,放烟幕,涂保护色。另有人说,一个共青团,除了虚头把脑,别的啥也不会。我说不能光看出身。英谚云:"生于马槽的并不一定 就是马。"有一个生于马槽的还是基督耶稣呢。再说了,慈禧太后啥出身?武则天啥出身?戈尔巴乔夫啥出身?叶利钦啥出身?所以,生于提茶倒水的共青团,未必 就一定不会出现个把能开新天、辟新地的。

我 生这顿感慨,是基于最近胡锦涛认可了"一中各表"。这是他说漏嘴了?我想不是。是他要玩大的了,要不见水响暗转舵了。"一中各表"虽然只是一颗橡子,但它 包含了一棵橡树的全部信息。沿着这颗小小种子的逻辑发展,会长成一棵什么样的树呢?会长成一棵高耸入云的巨树。这巨树就是:一个中华地面,两个政治国家, 或者一个中国,两大政党。

"一中各表"潜藏有几个要素。第一个,谁表?当然主要是台湾表了。大陆过去已经表得够多,将来"各表",当然主 要是过去表的少表。第二个,如何表?主要是换牌子,换名片。世界各地台湾"代表处"的牌子换成"大使馆",如驻美代表处代表吴钊燮先生的名片上,头衔要由 "驻美代表"换成"驻美大使"。第三个,在哪表?除上述各地之外,主要是在联合国。过去大陆不许台湾在联合国表,既然要"各表"了,自然是首先要在联合国 表。

这么说,"一中各表"不就是两国吗?谁说不是呀!就是一个中国地面上有两个国家。中国不一直就是个地理概念吗?1912年以前中国地 面上的国家叫什么?叫大清。1644年以前这地面上的国家叫什么?叫大明。更早一些叫魏蜀吴,叫齐楚燕韩赵魏秦,等等。这么说,国家要分裂呀。错!谁告诉 你的所谓国家,常态就是统一?分裂的国家也是国家,分裂也是常态。分裂与统一是等值的,半斤八两,谁也不比谁尿得高。

话虽这么说,可是中 国人还是喜欢大一统的多。那也难不住我,办法有的是:大陆对国民党开放,台湾对共产党开放,两党在中国地面上展开竞争,谁赢得人民谁上台执政。这样,一个 中国地面上只有一个国家,但有两大政党,不就齐了?如此一来,民进党的朋友们可能不答应了:"我们民进党可是大中华圈民主化的功臣,你不能这么卸磨杀驴。 "不会杀的。但是出路得你们自己开。第一,四年后把马英九赶下去,你们继续固守台湾。第二,修改党章,由台湾地方党变成中国地方党,然后跟国民党一起登陆 大陆捞大鱼,争大天下,不强于台湾一隅称雄乎?

如此一来,大陆几大"民主党派"可能又不依了:"共产党一党独裁时不把我们当党,多党竞争 了还不拿我们当党,太欺负人了!"这可怨不得别人,你们本来就不是党。你们是非洲草原上的鬣狗,跟在共产党这头狮子身后肯食草动物剩骨头的鬣狗。狮子变成 食草动物了,没剩骨头了。你们当然也得改食谱,另谋生。

2008-4-1 写于英格兰


──《观察》

林保华:中国经济会不会提前引爆?

2008.04.02

今年3月18日北京两会结束时的记者会上,中国总理温家宝说:"今年 恐怕是中国经济最困难的一年"。他为何这样说呢?他说:"难在国际、国 内不可测的因素多,因而决策困难。"这不就是考验总理的能力嘛。

而 所谓国际国内不可测的因素,温家宝在回答问题时说,国际主要指的 是次贷危机、美元贬值、石油涨价、股市受冲击等;国内,他关注的是通货 膨胀。在他的讲话中,对中国的粮食问题不觉得是问题,因为有足够的粮食 储备,而工业品也是供过于求,因此似乎也不是大问题,因此他更多是责怪 美国。这是典型的共产党式思维与手段,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把一切错误 推给别人。而表明温家宝更加心虚的是,他回避了中国的股市,而股市往往 是反映经济的寒暑表,而中国股市却正跌得不亦乐乎,往常两会期间的"莺 歌燕舞"已不复见。

美国的次贷危机的确影响全世界 的金融市场,但是由于中国是半封闭式 的,因此影响相对较小,就如98年的金融风暴中国有防火墙抵御,当然现在 的市场因素增加,防火墙被渗透,中国不能像以前那样可以我行我素,自己 想怎样就怎样,这是它必须付出的代价。因此它在从美国得到大量好处以后 ,也必须提升人民币的汇率,从而吸引大量热钱流向中国,增加它"调控" 的困难。当然,这些热钱在中国所起的作用,与中国要求全世界承认它的" 完全市场经济"地位还有很大差距,这也是美国至今还拒绝承认的理由。美 元的下跌,升值的不仅是人民币,日元、欧元、英镑、加元、澳元、纽西兰 元、台币也都升值,为何就是人民币升值才是大问题?相信这就是温家宝的 能力问题,长期习惯于"计划经济"的中国领导人,要"完全市场经济", 尤其是金融市场的自由经济,谈何容易?而他更难决策的,不是甚么国际、 国内的不可测因素,而是无法摆平中国共产党内的利益集团。

对中国的通货膨胀,虽然温家宝做出许多解释,并且表示信心,然而也 不难看出,正如他所说的,在物价上涨较快时,物价的预期比物价上涨本身 更可怕。因此他的信心喊话是为了减少民众的涨价预期,因此也可以说,他 这个信心是假的,至少不是那样坚定。

今 年中国的物价上涨指数,1月是7.8%、2月是8.7%,与中国经过"紧密 经贸关系安排"的香港,2月是6.3%,最近还出现抢米潮。本来最好的解决 办法就是用货币手段的加息,但是香港因为与美元有固定汇率,所以必须跟 随美国减息而形成负利率;而中国虽然加息,却严重打击中国股市,也影响 中国的经济发展,而且吸引更多的热钱流入而推动通胀。总之,这是非常矛 盾的问题,温家宝自己承认要找到平衡点并不容易。

今 年第一季度,中国股市重心的上海综合指数暴泻34%,是全球封闭与 冷门股市以外的股市中表现最差的。中国股市的暴跌不是今年开始,而是去 年十月中共十七大以后开始的。政府虽然放出许多利多政策,但是都没有效 果,股市每次的反弹几乎只是一天,因为上市公司与大机构不断出货,导致 股民信心皆失,怨气冲天,暴露中国股市这个中国特权集团大圈钱市场的本 质。这也是温家宝不敢谈论中国股市的根本原因。通货膨胀与股市暴跌,对 社会肯定会造成不安心理,民众的承受力有多大,还须观察。

本来,有些人认为中国要到奥运会以后,才会爆发经济政治危机,而 中 国方面则信誓旦旦的认为这是中国的最大机遇,中国将因此成为一流的世界 大国,然而最近对西藏的流血镇压显露中国还是个野蛮大国,是1989年六四 以来中国在外交上的最大失败;而中国的经济,是不是还没有到奥运会结束 ,就已经千疮百孔而提前引爆?而这些,与中国的政治没有关系吗?会不会 引发中国全面性的反抗运动而导致政治危机的爆发?揠苗助长的北京奥运会 给中国带来的,是正面的效果,还是负面的?

(自由亚洲电台)

茉莉:我的达兰萨拉之行

-- 印北西藏流亡社区访问散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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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行巴士穿过莽莽苍苍的印度北部平原,在凌晨时进入空气清新、树木扶疏的丘陵地带。才小睡了一会,我醒来时骤然发现,巴士已经悬挂在陡峭的盘山公路上。


达兰萨拉用它最明艳的阳光款待我这个来自北欧冰雪之国的中国客人。下了长途车,我痴痴地沐浴在阳光里,仰望着这个依山建筑、风光迤逦的小镇。

在银光闪闪的多拉达山峰下,山脚的小街飘溢着鲜活的市声,穿民族服装的印度人和西藏人忙着招呼他们的买卖。山坡上,散布着一处又一处流亡藏人的村落和流亡政府的各个机构。而山顶,则是金色的寺院和西藏人的怙主──达赖喇嘛的住所。

当年从雪域高原逃亡而来的年轻的达赖喇嘛,也曾和我今天一样为达兰萨拉而惊喜。在他的自传《流亡中的自在》中,他以优美的、孩子般欢喜率真的笔调描绘他初抵达兰萨拉的情景:

“……下了火车的那段路程我至今还历历在目。车行大约一小时,我看见远方积满皑皑白雪的高峰,就在我们的正前方。路上经过印度最美的乡野──葱绿的田野中 点缀着树木,遍地围满色彩缤纷的野花。三小时后我们抵达达兰萨拉市中心。我下了轿车,改搭吉普车。我的住所就在数里外的麦克雷德甘吉村。

“一路山径陡峭,行来惊险重重,令我忆起拉萨近郊某些地方。有时从山路下望,只见深达数千尺的峭壁。麦克雷德甘吉村的村民在距离我的新家一哩处,搭建了一座全新的竹子牌楼,横楣上以金漆大书‘欢迎’字样。……

“……。次日清晨,我醒来就听见这一带特产的一种鸟儿的鸣声,叫声象是‘卡拉啾,卡拉啾’。我向窗外逡巡,却看不到它们的影踪,只见一片宏伟壮丽的山峦。……”

虽然和青山“相看两不厌”,虽然有鸟声和鲜花相伴,流亡三十九年那么多黑暗寂寞的长夜,是否也有揪心的痛苦和清泪,就象笔者经常品尝的一样?天性乐观和遵循佛教忍受苦难教义的达赖喇嘛没有回答。

山不在高,有仙则灵。30多年来,这个小镇因为有了他而闻名于世。戴着诺贝尔桂冠的他如今也垂垂老矣,但一个民族仍然在集体流亡。

我来这里是为了这个小镇上的藏人,也为了他。这条路不算太难走,来此一游的世界各国友人热热闹闹、络绎不绝。但我们中国汉人的足迹,却曾经有过几十年的空白。

§§一、我们青藏草原上的花哟……

因为和达兰萨拉一见钟情,我在到达那里的前几天,尽兴地享受亚洲山区的融融春色,以慰我旅欧几年的乡愁。因此,我竟问起流亡的藏族朋友:你们从寒冷严酷的高原环境来到这样美丽的地方,是否有点乐不思蜀?

我的藏族朋友回答说:这里是很美,但是这里的花怎么都开在树上,不象我们青海家乡,那里的春花哟,都开在草间。穿着藏袍睡下去,鲜花把靴子都染红了。

乡愁是会感染的。看到朋友说得那么深情、那样惆怅,我不由得也对染红靴子的鲜花草原神往起来。后来一个作过喇嘛的年轻藏人送给我他家乡的亲人寄来的一张照 片:那是一片盛开各色花朵的草原,一个戴头饰的面貌纯朴的藏族妇女和她的孩子在花原上嬉戏。这个藏人的哥哥因为他的逃亡而入狱。我没敢问这照片上是不是他 的嫂子和侄儿,只默默珍藏起这张美得叫人不忍释手的照片。

有很多时间,我在达兰萨拉山间绿树葱茏的小路上悠闲地倘佯,在藏人家抱孩子讨论各民族不同的育婴传统,和镇上的印度小贩为买莎丽头巾讨价还价。大大品尝了 一番有湖南风味的印度辣椒后,我惊奇地发现藏人从我们汉人那里学去了许多烹调方法。我还和藏族朋友一起收看西藏电视台播送过来的节目,津津有味地谈论西藏 版本的《西游记》中,藏人喜爱的“猴子”怎样陪着“唐僧喇嘛”去取印度佛教的经。我的藏族朋友因此笑话我:“你一点儿也不象个职业妇女。”

我本来就不是专业记者,来这里之前又和我的接待者说好,不对我尚不完全了解的西藏问题发表意见。这样,我只把自己当作一个欧洲来的难民。我的流亡和藏人的 流亡是由于同一个专制政权的缘故。“流亡”是我们共同的名字。我只想亲身体验一下他们做印度难民日常生活中的甜酸苦辣。因为,这才是一个流亡民族跳动着的 脉搏。同是天涯沦落人,我们不是采访和被采访的关系。

从外表上看,这里的人过着温馨宁静的日子。他们清贫,但是他们总是在居住的地方悬挂起五彩的经幡。信佛教使他们豁达、不怨命运,他们心中有佛祖。但如果有人想用诗化浪漫的笔调描绘他们异乡的生活,那就大错特错了。

流亡是一种伤,一种割裂心房的伤口。

许多流亡藏人合家辛勤工作多年,攒下钱却不建房子,依然住在冬冷夏热的破旧铁皮屋里,供着达赖喇嘛像和雪山狮子旗。一年又一年,他们和达赖喇嘛总是怀着一个愿望:攒下钱回去建设西藏。人在印北,他们的思念和企盼却无时不在高原。

有一次在藏人住所门前逗孩子玩,突然看到一个藏族汉子将别人的孩子高高举过头顶,大叫:“嘿!看你能不能到拉萨!”原来“到拉萨”是青海藏人的口头禅。如 果说哪一个小孩“能够到拉萨”,那就意味着这个孩子将有大福气。拉萨是多少代藏人心中的圣城神地。许多藏人为了到拉萨,几步一磕头,有的要辛苦跋涉两、三 年才能到达。

今天的流亡异国多年的藏人,仍然保持家乡的传统口头禅。这不禁使我这个局外人感伤:他们知不知道他们梦中的神地,早已建满现代化建筑,空气污染,不信神的人们说的是汉语,飘扬的不再是雪山狮子旗而是五星红旗?

实际上这些他们知道得比我更清楚。远离了故土,在陌生的他乡,流亡藏人更清晰地看到了他们的母土发生的悲剧。但不管现实的拉萨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他们仍然要在异乡的漂泊困境中守住他们唯一的向往──到神地拉萨去。

是他们的梦支撑他们不倒下。

§§二、我们决不抛弃自己的同胞

在达兰萨拉藏族朋友家吃饭,发现朋友家时常有客人在借宿。这些客人大都是家乡来客,辗转辛苦来听达赖喇嘛讲经的僧尼和普通藏人。他们往往刚到达兰萨拉就花光了积蓄很久的盘缠,需要别人提供吃住,并需要给他们凑足回家的路费。

我的朋友是西藏流亡政府的官员,用每月微薄的工资抚养妻儿,本来就经常有发愁的时候。笔者作为持家的主妇,饶有兴趣了解印度的物价和西藏流亡政府官员家庭 收支情况,因此惊讶地发现:几乎没有一个官员说他们的工资足够维持基本生活,大多数人需要依靠亲友的资助才能应付家计,没有外援的家庭必须把一个小钱扳成 两半花才能应付。

流亡政府官员的经济收入在西藏流亡社区属于偏低阶层。一些从欧、美留学回来的藏族官员笑着说:这里的一个月工资不如在美国打两天餐馆工。不仅政府官员如此清寒,就是其它民间社团组织如青年会、妇女会,其工作人员也基本上是半义务性的服务。他们都是在为理想而工作。

然而我的藏族朋友家的大门却是打开的。那年朋友的父亲从西藏跑出来看儿子,回去对他妹妹伤心地说:“你哥哥在那里(指达兰萨拉)只比叫花子好一点。”可是 这个拮据的家却为那些从西藏跑来的贫穷藏人──认识的和不认识的──提供免费食宿。他贤慧的妻子在为一大群客人做饭时,脸上带着最温柔的笑容。

看到朋友夫妻为凑足乡亲回西藏的路费大伤脑筋,我不禁问:“你们怎么能承担这么重的、不属于你们的义务?”

朋友说:“当年犹太人有一句名言:世界抛弃了我们,我们不能抛弃自己的同胞。我们西藏人也决不抛弃自己的同胞。”就是这样一个民族,他们的信仰使他们连一 只小虫也不忍心踩死,使他们对植物也付出爱心。他们怎么可能看着自己的同胞露宿、挨饿?所以,无论逃出来的达赖喇嘛还是留在北京的班禅喇嘛,都异口同声地 强调:在旧西藏历史上从未有过饿死人的事情,只有中共来了才有大批藏人饿死。这不是因为旧西藏更富裕,而是因为那时的统治阶级有慈悲为怀、救助施舍穷人的 传统。

对于任何一个处于困境的同胞,这个高原民族的人都会请他跨进家门,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有一碗饭大家分着吃。即使是对于外族人,他们也乐于伸出援手。多次在藏区旅行的汉族作家王力雄就在他的书里谈到:“对于任何落难之人,西藏人都极为救助,我亦受过他们的恩惠。”

这就令我们明白了,为什么海外每次针对中共的游行示威,流亡各国的藏人都是全家停下工作一起出动──他们不忍忘记国内受迫害的同胞。

听说新西兰有个小岛上仅有一家旅居已久的藏人,他们在中共代表团访问新西兰期间,合家打着抗议标语去“欢迎”。后来流亡政府官员看了报道,才知道那个小岛上居然还有一户子民。

§§三、我不敢去第二次的地方

虽然经常在达兰萨拉自由地到处游逛,但有一个地方是我去过一次,不敢再去第二次的。

那是达兰萨拉的新难民接待中心。据说达赖喇嘛用他诺贝尔和平奖的一部份奖金资助这个部门,以使刚刚翻越雪山逃亡过来人生地不熟、食宿无着的藏人有一个暂时憩息的地方。

接待站的工作人员翻开记事簿,平静地向我介绍说:从今年1月到3月初,从西藏跑来的藏人是745个,其中60%是来上学的青少年,30%是僧尼,其他是来看望孩子和来朝圣的。此外有五个孩子在翻越雪山时冻死了,有七、八个要作截肢手术。

我的眼泪唰地流下来,用纸巾捂住脸不客气地质问:“为什么流亡政府不想办法告诉自己的人民、让那么小的孩子翻越雪山是危险的?”

他们向我解释说,西藏流亡政府经年不断地通过《美国之音》、《西藏之声》的电台向人民呼吁不要过来,并告诉他们什么时候有雪雹。但是电台被中共干扰,很多 藏人收不到。即使大家都知道危险,还是要把孩子送过来读书。因为,在西藏有些农区、牧区,学校发不出工资,老师都跑掉了。有的地方还有学上,但孩子也不能 学习自己民族的语言和宗教。所以,家长不得不把孩子送过来。

由于路途上好走的地方被中国军队把守住了,他们只好走偏僻险峻无人烟的山路。如果碰上暴风雪,一个也逃不出来。有的人死了也没人知道。去年外国人在雪山上拍照,就拍到许多冻死的无名藏人尸首。

在接待站的大通铺上,有两个三、五岁的孩子,脸上带着两坨高原红依偎在妈妈身边。我亲了亲他们的小脸颊──幸运地逃过劫难的孩子!

后来我参观了西藏儿童村。那是1960年达赖喇嘛的母亲刚逃亡到印度的两周后,就为解决许多失去父母的孤儿的抚养问题开始筹建的。我在小学校的教室里和听 课的孩子们合影,给那些从西藏内地来的藏族妇女和她们的孩子拍母子照。她们忍受不住骨肉分离的痛苦,一年一度偷偷辗转它国,跑到达兰萨拉来探望在此就学的 孩子。

儿童村是达兰萨拉最漂亮的地方之一。它实行的是类似共产主义的供给制:穷人的孩子不须付任何费用,接受的是最完整的教育──既是适应世界的,又是民族的。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不管流亡政府怎样拮据,流亡的成人怎样清苦,他们无论如何也要给自己的孩子一个幸福的童年。所以西藏的藏人不论贫富,都不顾一切地把 孩子送过来就学,然后自己含着眼泪又偷偷地回去。

我在接待站随便采访了几个藏人。他们谈到西藏农、牧区现在一年不如一年,中共强迫他们交纳重税和各种摊派,生计愈加艰难;谈到中共强迫僧尼说达赖喇嘛的坏话,西藏已经没有一个安静的地方让他们修行;谈到与他们同行的和尚被尼泊尔警察抓住打断了腿……

我本来说好下次再去新难民接待站做一次采访,但却再也不曾踏进那个大门。人类的本性是逃避令自己痛苦的东西。我的心远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刚强。听说一些外 国人到接待站看了看那几十人共睡的大通铺,看了看经历挨冻受饿的旅程、新逃亡出来的憔悴的、患病的、伤残的藏人,他们往往签上一张支票(这往往使新难民接 待站的食堂有难得的开荤机会),就默默地离开。

而我只有眼泪和作为一个无能为力的汉人的内疚。唯一能做的,是要求大赦国际组织派人去做一次专门的调查。

§§四、宗教对于藏人

“我们藏人天生头顶上就有三样东西──佛法、佛祖和喇嘛。这是与生俱来的本能的东西。所以,虽然我们受到的完全是汉化教育,我们仍然要千方百计来这里听达赖喇嘛讲经。”

说这些话的,是几个以外出休假做借口、从北京偷偷跑来的藏族姑娘。她们说的是比我这个汉人还标准的普通话,穿着改良了的精致美丽的藏裙,谈吐文雅而且相当有水平,显然是受过高等教育、并且在很不错的单位里工作。

这段时间正是春季大法会。达赖喇嘛天天在大经堂讲经。来自全世界的佛教徒和听众,坐满了经堂外的大坪。有许多人只好坐到屋顶上去。这几位姑娘心里很难过。 因为,达赖喇嘛用藏文讲经,有时讲得深奥一点,她们就听不懂。我却担心她们回去会有麻烦,说:“这里到处都是中共间谍,你们又长得这样漂亮,肯定被他们注 意了。回北京怎么办?”

“如果被发现了,我们只好诚实地告诉他们说:我们已经做了这辈子最想做的事!”

只有有信仰的人才这样平静地面对一切将临的厄运。为了听达赖喇嘛的一次讲经,多少内地藏人倾家荡产做盘缠,多少藏人在边境被捕入狱,还有多少人在途中死于非命。但是没有人埋怨过。

哲学家说:“不是哲学选择现实,而是现实选择哲学。”不少学者认为,藏民族选择佛教作为信仰,有她深沉的历史、自然原因。全民信教与高原恶劣、粗犷的自然 条件有关。因此,从7世纪以来经历过复杂曲折的斗争,藏民族在精神上皈依佛教。一些汉族学者,如写《天葬──西藏的命运》一书的王力雄先生,他们甚至很直 接地把西藏人的宗教意识归因于他们对严酷寂寞的大自然的恐惧。这个论断未免太简单了。限于篇幅,笔者不想在这里太多地探讨藏人笃信佛教的原因。佛教产生于 气候并不严酷的印度,如今又在环境并不寂寞的欧、美大受欢迎。今天真正的藏传佛教已经在生活现代化了的世界各国传播。这就说明了:除了“环境决定宗教”的 因素之外,还有不可低估的藏民族对和平、慈悲心灵的向往。正是这种东西令人折服。

在佛教尚未传入西藏之前,藏族传统的伦理观中早就有利他、忍耐、仁慈、知足、行善等道德信条,以及“本无空”的哲学思想。古代藏人之所以投向佛教,是因为佛教令他们感到似曾相识,而且能帮他们找到人生的价值和真谛、生命的归宿和出路。

宗教对于藏人,已经不仅仅是一种信仰,而且是人生哲学和生活方式。藏人开朗达观,是由于宗教教义使他们免于对生老病死等一切灾难的恐惧。这是一种足以对抗刀剑和枪炮的精神体系。。

在达兰萨拉的阳光下,我总是惊讶:怎么满街都是穿着大红袈裟的快乐和尚?流亡而来再穷再苦的人,也不见愁眉苦脸的神情?也许这是因为在人生苦海中他们无须多虑,至高无上的佛早已给他们决定了一切,而他们服从“无常”,相信“四大皆空”。

佛教早已成为藏人心理上的一种集体潜意识。不管一个藏人是否在现实中信教,在心灵深处,他不可避免地遗传了他所属的民族的宗教心理。

我在达兰萨拉听到不少这方面的有趣的故事。

中共经常以软硬兼施的各种手段收买和威逼一些藏人,让他们到达兰萨拉做间谍。这些藏族间谍在刺探情报中一旦被发现,只要有怀疑他的同胞把达赖喇嘛的经书放 在他头顶上,他就会感到头顶灵光一闪,不自觉地就跪在地上,并马上自动地讲出实话。这是他们藏人集体遗传的宗教良知和达赖喇嘛的感召力。

又如台湾“中华民国政府”的蒙藏委员会,听说这个在藏人中名声不好的机构也曾在海外收买流亡藏人。他们不敢到达兰萨拉来,就在印度南方的一个藏人居民点花 了几十万美金,买通了一些喇嘛和藏人作为点缀“中华民国政府”的花瓶。后来这个居民点的一些藏人起来反对。他们宣布他们仍然要忠于达赖喇嘛,结果发生了内 讧。一个主张投靠台湾的喇嘛被打死了。有四、五家藏人拿着台湾的钱逃回西藏,被中共待为座上宾。然而,被中共优待的藏人在西藏自己的家乡很难呆下去。他们 写信给留在印度的亲友说:“千万不要回来啊。这里的人比外面的更坏(指西藏内部的藏人更忠于达赖喇嘛,更不能容忍他们的背叛)。”

而这个居民点的一些曾经被台湾收买、后来反戈一击了的藏人,集体来到达兰萨拉,朝拜达赖喇嘛。开始时,流亡政府不给他们安排会见的机会。他们就坐在达赖喇 嘛门前哭啊、哭啊,哭了好几天。达赖喇嘛知道了,说,当然应该见他们。于是他们用藏人最高的礼节──铺着红地毯把达赖喇嘛接到他们那里去弘法。现在这个居 民点成了支持流亡政府最坚决的一个点。

§§五、现世与来世

不了解藏传佛教,就不能说了解西藏和藏人。因此,我在去印度访问西藏流亡社区之前临时抱佛脚,恶补性地读了几本介绍藏传佛教的书。结果令人丧气:密宗教义 没能读进去,反而对自己的智力产生了怀疑。深邃精巧的佛教哲学,其抽象复杂的思辨,是我这个不信神的汉族俗人所能领会的吗?

几乎渗透每一个藏人的精神世界的西藏佛教,被认为是东方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份。它对世界的慷慨奉献是:告诉人们如何在心灵深处寻求解决问题的答案。

我不断探讨我们汉人的心灵与藏人的心灵之区别。我认为一个根本的区别是:我们汉人重视现世;从生到死,在人生这班被认为没有回程的巴士上,我们相互争斗为抢一个好座位,因为位置象征现世的利益与享受。至于下了车再往哪里去,我们俗世的汉人是不管的。

而信佛的藏人呢,他们更多的是追求来世。怀着大慈大悲的信念,他们追求一个来世幸福的幻想。

当执着于现世红尘的汉人看不破、走不出时,一些经过高深禅修的藏人却能透彻生死,来去自如。听说文革期间一个老喇嘛被红卫兵迫害,被捕后他一路唱歌,唱到红卫兵营地时突然停止,安然圆寂。他已超越了短暂人生造成的贪念与执着。

一个将要离开达兰萨拉前往美国的藏族青年,和我有过一番诚挚的长谈。他羡慕海外华人在世界上的成功:拥有财富和科技发明的荣誉。他梦想自己能到美国去打天下,以拯救他苦难的民族。他问我:为什么海外藏人不如海外华人成功?

我说,无论从移民的人数上、还是从移民的历史上看,藏人和汉人是不成比例的。况且,我们汉人的文化使我们善于在现世中争夺名利。那是你们相信来世的藏人斗 不过的。如果你要去美国赚下财富来拯救西藏,那是你的选择。而我,作为一个看破物质主义的人,却会有点遗憾。因为,如果每个在西藏内地的藏人都变成沉溺于 俗世的中国人,每个流亡的西藏人都为了适应世界而改变自己的心灵、成为仅有藏人面孔的美国人、德国人、印度人,那么西藏奉献给人类的:靠获得佛性来医治人 类的精神创伤,这种最珍贵的东西将不复存在。

那位年轻的藏族朋友终于穿上他家乡的藏袍,遥向正在经堂弘法的达赖喇嘛默祷告别,洒下一腔热泪,怀着当年中国汉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愿望离开了达兰萨拉。

不只一次地听说有的藏人宣称他们不再信什么佛,他们也将不再考虑来世的问题,这个世界现在是赚钱最重要。我在飞机上遇见的一个藏族小伙子就不断地跟我说怎 么“make money”。看起来,这个从“十万雪山,十万江河”的高原上走下来的民族,其心灵就要和世界接轨。然而,这个特异民族的民族集体心理沉淀,会在关键时刻 发生作用。

曾经有个具有反叛精神的藏人大肆发表蔑视来世、不循教规的言论。他身体力行,不择手段地赚钱来娶上漂亮媳妇、买上豪华房子。后来他生病了,即将去世时,他对他的那些在寺庙里守着青灯黄卷、苦苦修行的朋友,悔恨地说:“你们是对的。我拥有这么多的东西,但这些都帮不了我。”

到头来他还是一个畏惧来世的藏人。

还听说一些长期为中共效劳的藏人,在其晚年也开始向自己的民族和宗教回归。如任中共政协副主席的阿沛.阿旺晋美,原来一直被认为是扮演了不光彩的“藏奸”角色,现在,他有时也豁出来为历史做一些真实的见证,使得达兰萨拉的藏人开始原谅他的过去。

热地是现在仍然在嚣张地反对达赖喇嘛的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他的名字在藏语中与“羊粪蛋”谐音。因此,憎厌他的藏人都在背后故意把他叫做“羊粪蛋”。据说有一次热地醉酒后大哭大叫:“我不是羊粪蛋,我是藏人!”

§§六、“3.10”自由斗争纪念日

为了这个日子,我翻阅了所能找到的各种历史资料,想探寻在三十九年前的这个日子里,西藏的拉萨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件?

这个事件,中共称之为“一场酝酿已久的叛乱”,而流亡藏人则称之为“抗暴”、“起义”。称谓不同尤小可,最有趣的是,连事件的起因、经过、结果,双方都在讲述自己的版本。两个版本的差异之大,把我的头都弄炸了。

我决定快刀斩乱麻,简单地将这段历史概括为:

1950年秋天,藏军主力在藏东昌都被中国解放军消灭。1951年5月,西藏谈判代表在逼迫下和中共签定了十七条协议。尔后几年,起于中共控制的藏区的藏 人反抗活动迅速扩展。在极其复杂背景下,1959年3月10日,由“邀请达赖喇嘛看文艺演出”为导火线,拉萨引发了一场巨大的骚乱。

恐慌的藏人重重包围了达赖喇嘛的夏宫罗布林卡。因为,有传言说中国人计划绑架达赖喇嘛,并已准备飞机要把达赖喇嘛劫往北京。在藏东地区,曾有四名高级喇嘛 在看文艺演出时被解放军关起来,所以藏人认为达赖喇嘛的生命也面临危险。他们阻止达赖喇嘛去中共军区,并在激愤中喊出了“废除十七条”和“把汉人赶出西 藏”的口号。

决裂似乎是必然的,只是什么时候引发导火线而已。1959年3月17日下午4点,中共军队向罗布林卡打响第一炮。当晚10点,达赖喇嘛和随从逃出拉萨,从此一去39年。

第二年(1960年)3月10日,达赖喇嘛在印度第一次发表《西藏人民抗暴纪念声明》,强调西藏人民要以长远的眼光来看西藏的处境。他说:“我们的当务之 急是定居下来延续我们的传统文化。”他说出对未来的信念:“以真理、正义和勇气为武器,我们西藏人终将战胜,西藏将重获自由。”

以后,这就成了传统。年年春天,流亡藏人在达兰萨拉和世界其它地方举行游行示威,纪念令他们背井离乡的“西藏人民起义日”。

我就在39年后的这一天,穿上朋友太太赠送我的藏服彩条裙,配上“贵宾”的牌子,携上我的全副家当──照相机、摄影机、录音机和笔记本,来到山顶纪念大会会场。在一大群肤色各异的外国贵宾中间,我只看见自己是唯一的中国人。

达兰萨拉仍然是那么慷慨地把它春天的阳光献给藏人的这个难忘的日子。在山顶经堂的大坪里,穿着各色藏服的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井然有序地进入会场。会场前 排是穿着绿色藏式背心的少年乐队;后面是穿白色校服的学生队伍;外围才是普通藏人;穿大红袈裟的喇嘛排排坐在经堂屋檐下。找不到位置的藏人坐满了经堂周围 的房子屋顶。印度警察穿着白色制服维持次序。

金碧辉煌的寺院经堂和灿烂的阳光、青翠的山峦争相辉映。雪山狮子旗和苍绿的松柏树一齐高耸。人们渐渐静下来,翘首期待着。

§§七、象金刚石一样坚忍……

一声悠远浩荡的佛号吹响。人们全体双手合十,仰望着从会场后面缓缓前来的达赖喇嘛──藏人心中的神。

他向前走来。我渐渐地看清楚他了。被人认为是“高山仰止”的达赖喇嘛,给我的第一印象和在电视上看到的一样–一派天真浪漫、笑口常开。他一路走,一路向认识、不认识的人打招呼,或弯下身子摸摸孩子们的头,眼神闪出慈悲的光芒。。

他从我身边走过去,在经堂的大厅前面对佛像站住,双手合十颔首默祷。

达赖喇嘛在哪里,西藏就在哪里。一个民族的集体仪式开始了。

全场肃立,众人合十默祷。佛号再次吹响:低沉、忧伤、哀婉……。

这不寻常的号声令我动容。前天晚上看西藏民间歌舞表演时,我还在大发感慨,说藏族真是这个世界上少有的快乐民族:他们的舞蹈热情奔放,无拘无束,仿佛使人 置身于欢笑的草原;他们的民歌高亢激越,悠美动听,令人想象那飞翔在雪山顶的豪迈的鹰。看着藏族民间歌舞,呼吸到高山和草原的气息,一副副风景画随着表演 徐徐展开,还以为他们藏人都是些不知忧愁悲伤为何物的人。

此刻我怀着敬畏之心,出神地聆听一声声悸动心弦的佛号。人生的一切悲苦烦忧全在它的号声中吗?藏民族的苦难哀怨全都被它吹出来了吗?接着鼓号齐鸣,人们齐声唱起《西藏国歌》:

灿烂的如意珠宝──佛教
是政教和乐、一切希望的源泉和宝藏。
广施普泽教化众生的大地的怙主,
你们的事业象大海般发达兴旺。

位于永固不坏的金刚界,
以慈爱治理诸方。
天赐嘎登颇章威望齐天,(注:嘎登颇章,西藏政府的名称)
四分圆满权威强。
西藏三区之域,幸福圆满充盈,
遍布政教和乐的祥瑞景象。

愿佛教传遍十方,
让大千世界的众生充满幸福和平之荣光。
愿西藏佛法和众生的正义之光
战胜邪恶的黑暗。

在我身旁歌唱的是一群穿着绿色背心的孩子们。他们在雪山狮子旗下昂然挺立,象一棵棵葱茏茁壮的小树苗。一个靠近我的孩子眼中闪着泪光。我久久地凝望这些可爱的孩子──西藏的未来,失去祖国被迫在异乡成长的他们在期待什么呢?

去年在英国伦敦,我碰上一个来自达兰萨拉的西藏访问学者Tsering Shakya。他七岁时随父母离开搞文革的西藏,流亡到尼泊尔。父母把他送到达兰萨拉去上学。现在,他在英国研究西藏历史和佛教史。我曾问过已经成年了的他作为难民?⒆拥男睦砀惺堋?

他说:“我小时候经常感到悲伤。因为,母亲天天在家里说西藏!我还有一个姐姐在西藏。我没能再见到她。我心理上一直觉得自己是西藏人。因此,整个脑海都在想西藏。现在,我用整个生命在为西藏工作,可是人却在西藏之外。”

流亡藏人的孩子,家家的父母都会含泪在地图上给他们指点家乡的位置,家家的长辈都留下遗言向他们叙述:他们曾经有过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家家都留下一部血和 泪的历史──几乎每一家都有人在中共统治时期被打死、关押和饿死。承受着沉重的民族苦难的孩子,他们的心理得以净化和升华。今天,当一些汉人的孩子被宠 坏,变得自私、冷酷和轻薄,和他们的父母一样只认识钱的时候,我在一些藏人的孩子身上看到热血、理想、吃苦和奉献。

就如他们的歌里唱的:“象金刚石一样坚忍……。”

谁能说西藏没有希望?

§§八、向中共间谍表示感谢

当众人坐下,大会纪念开始,主持人用藏文宣布会议程序后,接下来是流亡政府和民间团体各方面的代表发言。我没法听懂那些藏文和印度文的演说,只能等事后找人翻译。此刻,我乐得有功夫东张西望地拍照和观察达赖喇嘛。

达赖喇嘛也正和我一样在东张西望做鬼脸。据说修行人修行到一定境界后,经常返归赤子之心。在这个大会场上,想必坐在大厅中心的他看见了许多老朋友。这令他神采奕奕、童心大发。又想他可能也不耐那些冗长乏味的演说,所以他一会儿翻看手中的讲稿,一会儿抓头抠下巴。

好几次他对着坐在前面台阶上向他举起相机的我做鬼脸打招呼。我穿着藏裙,想必他把我认作他的子民了。这令我乐不可支,难怪人们献给他一个“自在菩萨”的称 号。轮到达赖喇嘛发言,会场气氛顿时一振。达赖喇嘛走上讲台,发表了纪念西藏“3.10”自由斗争三十九周年的讲话。我手里有中文译稿。一字一句,我听懂 了他对自己的子民的语重心长的谆谆告诫,告诫他们千万不能走暴力的道路,并代表一个背井离乡的的民族向中国政府诚挚地呼唤对话。

会场鸦雀无声,可以听到春天微风的喘息。天空中,有山区的鹰在绕着会场飞翔。鹰是藏人崇拜之鸟。人们肃然聆听他们领袖的声音。多少历史的怨仇、多少现实的哀痛,都在他们慈爱的领袖的教诲和安慰中,得到缓和与化解。

丢下讲稿,达赖喇嘛自由地用藏语向他的子民说起什么来了,令我这个只穿藏服不懂藏语的汉人傻了眼。后来才有朋友给我翻译,说达赖喇嘛在丢掉讲稿后向各方来宾和所有关心西藏的朋友表示感谢,并对西藏各个阶层的人民进行告诫。他还严厉地训斥了一些不循教规的喇嘛,说:

“要当一个真正的喇嘛,就要象释加牟尼教导的那样,不要干对不起佛祖的事情。如果你受不了这个苦,你可以走,这样最好。”

最有趣的是达赖喇嘛向隐身在人群中的中共间谍表示了衷心的感谢。他诙谐风趣地说:

“今天在场的一定有一些是来自中共方面的人。我向你们表示感谢!你们是我们珍贵的客人,我本来应该好好款待你们。很遗憾这没能做到。我谢谢你们不辞劳苦来这里关注西藏问题。希望你们回去向上级汇报时,要报告这里的真实情况,是什么就说什么,不要说假话。”

中共间谍也是人。不管他们是藏人、还是伪装成藏人的汉人,在这个具有慈祥仁和的大德风范的老人面前,他们的人性想必也受到了冲击。

关于中共间谍遍布达兰萨拉的趣事,笔者听了一箩筐。这里只举一例以飨读者。

源源不断地被派来达兰萨拉刺探情况的专职和兼职的中共间谍,一般都是爱下饭店、爱请人喝酒的人。他们中有人牛皮吹得比天大。比如一个姓张的汉人带着他的伙 伴,一到达兰萨拉就到处宣扬他们是达赖喇嘛在青海安多的、有血缘关系的家族成员,最后竟然闹到被达赖喇嘛接见的地步。两个恬不知耻的汉人竟然当面向他们的 “亲戚”──达赖喇嘛──提出非份要求:一个要钱,一个要去美国。

达赖喇嘛何等智慧之人,他当然一眼看穿这两个“亲戚”是何等角色。但佛祖能容天下难容之事,他仁慈地从自己的私人津贴中给了他们一笔比给其他藏人还多的钱。后来这两人在印度作生意发了财,有时竟然忘了自己曾经编造的谎言,向别人介绍说自己姓张,是汉人。

§§九、听藏族歌唱的难堪

达赖喇嘛说完话之后,即是各国艺术家表演的时候了。会场欢腾起来。

为了这个纪念日,欧洲、美洲、非洲都有着名歌手千里迢迢前来献艺。他们不仅自费前来,而且还带来他们对流亡社区的奉献和资助。我在西藏儿童村遇上一个来自 从瑞典闹“分裂”闹出去的邻邦挪威的着名流行歌手。我和他用瑞典文聊天,他告诉我,他们挪威人出资帮助创办了《西藏之声》电台。

由于达赖喇嘛不太喜欢听流行音乐,所以会场只选择安排了五、六个表演节目。其他的艺术家将在晚上和藏族青年举行演唱会,一起狂欢。

这里的一大奇景是到处都看到剃光头、穿袈裟的白皮肤洋和尚。他们在虔心学佛修行之余,有的居然也向他们的藏族喇嘛同修学会哼几句藏族民歌,例如:“青海湖 哟青海湖,我的家乡,我的家乡……”,“那个女孩在看着我,请你转告她,不要再看我,不要再看我。”佛教讲“色即是空”,所以和尚不要女孩再看他。

能有幸选上为达赖喇嘛献艺的有:藏族民歌手、藏族民乐队、印度歌手、南非歌手和黑人歌手。达赖喇嘛仍然坐在大厅中央,笑眯眯地从远处为舞台上的歌手们鼓掌。

一个穿着青色藏裙的年轻藏族姑娘走到台前用英语演唱。她引吭高歌。歌词大意是赞颂他们祖祖辈辈世代居住的冰雪高原,谴责中国人侵犯了他们和平的家园。她哭泣着向苍天伸出呼唤的手臂。纤细的身子因痛苦而颤抖。她不断地重复咏唱:“回到西藏的家园去!”

活生生的一首藏族的《松花江上》,只不过历史开了个玩笑,演唱的主角由汉人变成了藏人。

这真是叫我这个在场的中国人难堪不已。

为什么我们这个一百年被别人欺负的汉民族,成了他人眼中摧毁别人家园的可恶的侵略者?

当愤怒的中国人向西方列强说“不”的时候,我们是否有必要静下来聆听一个比自己弱小的民族的呻吟和哭泣?

一个这样弱小的民族背负着沉重的屈辱和苦难,长年寄人篱下流亡他乡,我们中国人能说自己没有责任?

当世界和平来临,人们的价值观发生很大变化的时代,我们中国人是否能够对50年代的入藏事件进行历史的反思?什么时候,我们中国人能多从正义和人道的角度,而不仅仅是从国家政治、经济、军事需要的角度来考虑西藏问题?

我陷入连绵的思索中。演唱结束,上万藏人已经列队,举着标语喊着口号蜿蜒下山,一路游行到山下镇上去。一些年轻人把“西藏自由”写在脸上。一个金发大个子老外裸露出上身,现出他的纹身:“Free Tibet”。

我却不能跟着他们同去。因为,这是达赖喇嘛接见我的时候了。

§§十、政治家和顽童现代派

和达赖喇嘛初见面时平平常常。我们只是简单地握手互相问候“你好”。据说许多藏人一见到他们的活佛就五体投地磕头。一些学佛的老外洋人也如此效法。可我是个不信神的汉人,自从崇拜毛泽东发现受骗以后,就再也不崇拜什么人。

当他看清我这个汉族女人穿的是藏服,好象楞了一下。待我们坐下来开始谈话,想必他马上就发现,我确实是一个道地的中国汉人。就如一些藏族朋友在和我私下激烈地讨论汉藏问题过后,他们往往抛下一句:“你到底还是个汉人!”

我提出的疑问全都来自普通汉人,问题尖锐而且不客气。比如说怀疑他追求自治而非独立的方针是否为大多数西藏人所接受,质询他如何约束藏人中主张暴力的言 论,怀疑西藏流亡者宣传资料的真实性,老调重弹地重提旧西藏的酷刑、剥削和迷信问题,还为援藏汉人鸣不平,为居住在三藏区的汉人表示其担忧。

回答这些刺激民族感情的问题对他来说想必不会太愉快。他的神色变得很严肃,有时甚至比较激动。看得出他是在克制自己,尽量耐心地回答我的问题。他比我更明白和普通汉人沟通的意义。

以前达赖喇嘛曾说他有一个终生大愿,即希望能够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为中国人民做佛教仪式中最高级的金刚灌顶法会。按照佛教的说法,这种灌顶仪式会给人带来 内心的祥和,在内心和平的发现中促进人类之间的和谐,最终达到世界和平。可能是因为去北京天安门做大法会还不太现实,这次他和我只提到他想去泰山朝圣。他 诚挚地说:

“即使现在的政治问题和那些纠纷还不能解决,这些先放一边,我先去朝圣。”

我的初步印象觉得,他是一位很认真的政治家和宗教家。当看到我手忙脚乱地摆弄录音机不灵时,天性爱鼓捣机械物件的他,马上伸手帮忙,又露出他一贯的顽童般开心的笑脸。由于我不及格的录音水平,后来写作《达赖喇嘛访谈录》时,只好删去一些内容,甚是遗憾。

在气氛严肃的对答中有一个轻松的小插曲,那是我问到六世达赖喇嘛仓洋嘉措的风流韵事。我调皮地问他如何看待他的那位宁要爱情而不要“达赖喇嘛”桂冠的前世。他的回答非常幽默和现代派:“那是他的自由,这就对了!”

据说50年代末的达赖喇嘛英俊倜傥。中共军区有几位如花似玉的女文工团员很愿意接触他,令当时的西藏上层僧侣和噶夏政府的噶伦们大感不安。他们以为中共利 用这帮“又唱又跳的?琅保词章蚰昵岬拇锢道铩R虼耍呛弦楹笠恢戮龆ǎ柚勾锢道锶ゾ墓ね趴聪贰2恢舛巍伴笫隆痹?1959年的“叛乱” 事件发生时起了什么作用。

经过漫长的严格禁欲的僧侣生活,已经是俗人眼中慈爱祖父年龄的达赖喇嘛,在他的内心深处,是否也有对被压抑人性渴望的苦行生活的遗憾?否则他为什么脱口而出,说他的那被称为“风流神王”的前世争取自由的行为是“对了”?

不管怎样,不信佛的笔者为当年拉萨的西藏姑娘感到遗憾。

§§十一、用欧洲礼节告别有违教规

在谈话中,笔者感受最深的是达赖喇嘛的诚恳。比如说,他承认他亲眼见过许多理想高尚的援藏汉人,也主张不一定要完全相信流亡政府提供的资料,应该有科学性的真正公正的调查,并主动表示,欢迎对西藏流亡政府的宣传也提出异议的汉族作家王力雄访问达兰萨拉。

笔者这几年也曾见识过一些东、西方政治人物。在和瑞典首相见面时,领教了西方政客欲盖弥彰、善于“做秀”的作风。这次在印度也拜见了一位年老的女国会议 员。笔者对她追随圣雄甘地的理想、长期帮助流亡的西藏人的高尚行为表示了感谢,但却对她声称的“印度妇女现在很自由”不敢苟同。这个世界,不是每个人都保 留了赤子之心。

据说佛教本质上渗透着民主思想。活佛的诚恳拉近了我们之间的感情距离。在我们的谈话中,达赖喇嘛两次走出去向他的侍从说什么。后来我才知道,他一般接见客 人的时间是约四十分钟,有的只有五分钟,见见面问候几句便离去。本来在和我谈话后他还有另外会见其他客人的安排,为了我这个普通的中国汉人和代表普通中国 人的疑问,他特地走出去将与其他客人的会见改期了。我们谈了九十分钟仍意犹未尽。他说,他考虑找时间再和我谈一次。

这样的待遇在达兰萨拉简直就是个奇迹。春天大法会这一段时间是达赖喇嘛最忙的时候,《美国之音》的记者在此已经恭候了两个月,天天缠着流亡政府外交新闻部 要求安排与达赖喇嘛会见,希望似乎还遥遥无期。一些从西藏不惜一切代价来到达兰萨拉、只乞求单独拜见达赖喇嘛一面以慰平生的藏人,他们听流亡政府的官员说 达赖喇嘛忙得每天只能睡几个小时,便马上为达赖喇嘛的健康着急起来,说:“那么我们不要求单独见他了。我们就在听他讲经时看看他就行了。”而我住的那个小 旅馆里,几个欧洲旅游者一直追着我问:“我能跟着你去见达赖喇嘛吗?”

所以当时本傻大姐为自己的“傻有傻福”满心欢喜,一高兴就昏了头,不知自己身处何地,竟然按照瑞典人拥抱告别的方式,和这个可爱的老头儿依依道别。

第二天照片冲出来,我的藏族朋友都楞住了:“你疯了?你怎么可以把手搭在我们活佛的肩膀上?”

照片上,达赖喇嘛和我相拥告别亲切自然,可他身边的藏族官员悲哀地垂下头不忍目睹──哪里来的一个胆大妄为、不懂教规的中国女人!

据说佛教教规规定达赖喇嘛的身体是凡人都不能碰的;比丘戒规定和尚不能碰女人的身体。不知这是不是把女人视为“不洁之物”、还是担心女子迷惑僧人。

并非我是唯一犯规的女人。以前流亡社区播放过一个达赖喇嘛出外旅行的纪录片。其中有一个叫传统藏人大惊失色的镜头是:一个西方女人在激动地亲吻达赖喇嘛的手。

虽然不知者不能怪罪,虽然佛教戒律也可以考虑改革,但是佛教教规和藏人的感情是应当尊重的。所以,我怀着歉意记下这段插曲,告诉所有不懂这一规矩的人以此为戒。

尽管“谴责”我的犯规行为,但我的藏族朋友对我接触达赖喇嘛的“大福气”煞是羡慕。我便急急忙忙问我将得到什么样的“大福气”。

“这就是使你的心更加向善。”

我不禁有点失望。在我的中国式的观念里,“福气”意味着许多具体的东西,比如说荣华富贵啊,子孙满堂啊。可是,我得到的“大福气”却是这样抽象:一颗过于向善的心,如何在这个并非太善的世界里生存?

但是,这是我获得的福气,也是我注定的命运。

§§十二、流连在达赖喇嘛的花园里

五天以后,我得到通知,达赖喇嘛将在上午11点15分讲完经后第二次接见我。

我和我的翻译提前在大经堂外面徘徊。天气特别晴朗,达兰萨拉的苍鹰绕着青翠的山峦盘旋。许多外国人坐在地上用收音机收听达赖喇嘛讲经直播,而印度商人忙着将达赖喇嘛的讲经录音带现录现卖,供西藏及世界各地来的人带回去,生意兴隆得很。

我们经过安全检查,进入达赖喇嘛的住所等候。大概达赖喇嘛讲经讲得很投入,因此拖延了一些时间。我得以有机会细细观察他的住所。

进了前门,走过绿树遮掩的一段路,便是达赖喇嘛的平房住所。我在他的候客室东张西望了一会,看看墙上挂着的正在盘坐闭目打禅的甘地遗像,觉得有点沉闷,便径直走进达赖喇嘛的小花园。

这里是一片妍红姹紫。正是唐朝王维的诗里吟诵的:“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满心喜悦的我,立即给达赖喇嘛亲手浇灌的盆花拍照,与达赖喇嘛亲手修剪的松柏合影。

39年的时光,在初逃亡来心情不安的艰难日子里,这个小花园给了一边虔心修行并研究西方现代思想,一边为陆续逃来的十万西藏难民操心的年轻的达赖喇嘛多大的安慰。他在自传里这样描绘他在达兰萨拉的山顶住宅和花园:

“我住新家从一开始就很愉快。这房子跟史瓦格阿夏兰姆一样,最初由英国人所建,位于一座小山顶上,有一个小花园四周有树。我眺望着达拉达山与下面的达兰萨 拉山谷,视野绝佳。除了门外有片广场可以供千人聚会演讲外,它最吸引我的地方就是花园。我立即开始工作,栽植了多种不同的果树与花卉,一切都亲自动手,因 为园艺是我的一大爱好。可惜大部份树长得都不好,果子也不甜,不过许多动物,尤其是小鸟经常来此,带给我不少安慰。”

心中多趣的他,就这样在流亡生涯中自创乐境。陪伴山区枝叶掩映的鸟巢,渡过他沧桑年华的光风霁月。

花园外山路蜿蜒,听说每当达赖喇嘛出外弘法,整个山镇的藏人就放下工作,扶老携幼站在他经过的路旁,呼唤着为他送行,然后又殷殷地守候在山路旁迎接他回家。

小警卫在门前惊讶地看着我这位任意行动的客人。在这充满着历史记忆的美丽花园里流连了一会,我自己也觉得再不守规矩不好意思了,于是自觉地走进达赖喇嘛的客厅静候。

客厅的右边墙上挂着一副巨大的西藏地图,上面用藏文标明雪山、湖泊、河流……。39年,这张地图紧紧伴随达赖喇嘛,给他离乡的痛苦也给他坚忍不拔的信心。

一个中国汉人如我,在这张地图前的感情何其复杂。

奇怪的人类,民族和民族之间,竟然为着一些抽象的名词剑拔弩张,酿成血腥和逃亡。

一个自称伟大的中国,如果容不得一个小民族自由的呐喊,容不得一个流亡天涯的民族有尊严地回归,容不得一个僧人和他的子民过他们高原上与世无争的安宁日子,那么这个中国再大,其气量何其狭小!

§§十三、献给中国人民的洁白哈达

当达赖喇嘛讲经归来,我和我的翻译已经双手合十,恭敬地肃立门口。我们用藏语互致问候。

我注意到他有点气喘吁吁。达赖喇嘛经常引用一位印度上师的话说:“只要世间还有苦难,我必生生世世弘法”。所以,他讲经时总是竭尽全力。但是他毕竟是过了花甲之年的人,整个上午不休息地大声讲话,就是我这个中年也会感到累。于是我说:是否请您先休息一下我们再谈。

可是不行,他只能抽讲经休息的一点空隙时间来接见我。

我何德何能,竟要老占构成他的珍贵生命的时间?我带来的问题仍然咄咄逼人:怀疑西藏流亡政府公布的有一百多万藏人死于中共统治时期这个数字的真实性,质疑旧西藏“政教合一”制度的过时落后。我甚至不避忌讳地问:如果您不幸在这里圆寂,西藏的事业是否会自行垮台?

仍然是一如既往的诚恳,只是讲话中带着气喘。我像藏人一样心疼起这个老人来。我没有权利累坏他!尽管他和我都明白,与他交谈的实际上不是我一个微不足道的中国汉族女人,而是所有的对西藏怀着善意、却又带着疑惑目光的普通中国人。

20分钟后我站起来,执意要走,不顾他仍有点意犹未尽的意思。末了,我动了感情,嗫嚅地说自己很羡慕藏人,因为无论怎样苦难,他们还有一个无时不在关爱他们的佛祖。而我们中国人却总是在忍受历代统治者的压迫,无所皈依地漂泊天涯。

他轻轻地抚摸着我的手。我知道这是活佛在降福于我。就在这一瞬间,从小就埋怨生活对自己不公平的我,开始与命运和解。人生所有的凄苦忧烦,都在这一刻融化。日趋粗糙刚硬的心开始柔软……。

意想不到的是,他早已叫人准备了西藏人用以表示敬意的哈达。此刻,他双手把这条长长的洁白的哈达围在我的脖子上。

我再次问自己何德何能,接受这样崇高的敬意不怕折寿。唯一的解释是:达赖喇嘛的这条西藏最珍贵的哈达,是献给所有善良友好的中国人民的。我只是代为收下保存。

§§十四、神喻与西藏命运

因为担心达赖喇嘛太累,有一个问题我问到口边又咽下了。这个我希望以后还有机会和他讨论的问题是:

“您在您的自传里谈到能预测未来的涅冲神喻,谈到您的护法金刚扎滇早在您14岁时即在中国问题上对您有所警示。这是否证明中国人进入西藏和藏人的失败都是命运注定的?藏人被逼得走下高原、流亡世界,却使佛法得以传播和光大,是祸亦是福,是否这一切都是你们必然的命运?”

笔者尚无法猜测达赖喇嘛的的回答。但据藏族朋友说,达赖喇嘛在训诫藏人的时候曾经说过这样的话:

“我们藏人现在之所以承受这么多苦难,可能是我们在前世的无数轮回中,作过一些什么不好的事情,比如说贵族不善待人民,所以才有这个因果。”

朋友说,达赖喇嘛说这样的话,是为了让藏人放下“我执”,不要去仇恨中国人。虽然中共给西藏带来了空前的浩劫,但达赖喇嘛仍然经常教导他的人民,不要生仇 恨心,要爱敌如友,因为每一个众生,不管他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在无数的轮回组合中,可能曾作过你的父母或其他亲人(佛教指众生为父母),因此对人要常 抱感恩心。

这也是对旧西藏制度的一个痛苦的反省。几十年流亡,藏人对“谁葬送了西藏”的问题是有相当深刻的反省的。他们最为旧西藏汗颜的一点是:贵族和僧侣对人民的 经济剥削。比如,他们的民歌里就有讽刺贵族的传统。一首流传很广的民歌讽刺地唱道:“不要吃肉是你们喇嘛说的,吃得最多是你们喇嘛。”

许多和我讨论西藏问题的汉族朋友都有个认识误区。他们以为现在的西藏流亡政府都是由失去昔日天堂的旧西藏贵族组成,其实大谬不然。今天的流亡的西藏议会, 完全是通过民主选举程序由来自各地区、各阶层、各教派的议员组成。为流亡政府工作的公务员,或是拥有专业学历的留学生,或是经过考试招聘的才德俱备、年富 力强的一代人。而过去的一些旧贵族,在流亡社区是被冠以“葬送西藏”的罪名而被人人喊打的。例如达赖喇嘛原来有一个秘书是贵族,有些年轻藏人老围在他的住 所外叫骂,直到达赖喇嘛出面才吓坏了赶快奔逃。

而一些真正“断送西藏”的旧贵族,不是跑到台湾投靠国民党,就是留在大陆作中共的统战工具。笔者认识的一个旧贵族的后代,他的父母都在西藏自治区当大官,而他到印度来是为了寻找自己民族的根,因为他已经不太会说藏语了。

因果报应、轮回命运,有些东西是不可不信的。比如一首古老的西藏寓言诗,早就预示了西藏和佛教的命运:

“当铁鸟在空中飞翔、铁马在大地奔驰时,西藏人将如蝼蚁般星散世界各地,佛法也将传播到红人的领域。”

我在荷兰机场转机去印度时,就记起这首寓言诗,并为它预言的应验而吃惊。当时,我遇见一个穿大红袈裟、风度大方、英语流利的西藏喇嘛。他告诉我他早就定居 荷兰传播佛教,欧洲各地已有不少寺院供佛教徒修行和研究。此外,藏传佛教这朵莲花,其三个分支都在美国这个极端功利的物质世界的盘石上扎下根了。

有些东西是不能不信的。

这个最富有自己独特的凝聚力的高原民族,最渴望小国寡民、与世无争的民族,最讲究内在心灵修炼的民族,却富有戏剧性地被迫将它十几万子民散布世界各地。他们实在漂泊得太远、太苦。但一个行将灭绝的文明,一个提倡和平、爱心的宗教,却因为他们的漂泊获得现代化的新生。

命运也包括人们对自己遭遇的反应,包括人们改变现实的努力。

有些东西是不能不信的。如果藏人努力修行修出了一个美好的未来,而我们汉人一味执着强权与功利而不肯醒悟,那么,下一个轮回的情况会怎么样呢?

真正的大宗教都有相通之处。基督教的《圣经》上说:“力战的未必得胜。”
§§十五、民主就是能和达赖喇嘛唱反调

如果说西藏是中国的一部份,那么它应该算是中国最先实行民主制度的一部份。现在,不仅海外十几万藏人有了民主选举的权利,就是西藏内地的藏人,也通过各种途径对流亡政府的各种决策表示他们的意见。

笔者刚到达兰萨拉的时候,西藏流亡政府的官员就提出:“请你代表中国人来看看,看我们西藏是否在走向民主路。”他们希望我能认真考察他们流亡政府的运作方 式、他们的干部管理制度和独立的财务审计制度等等。在后来的访问期间,我参观了流亡政府的各个部门,旁听了西藏人民议会的会议。

我的朋友太太身上一直戴着她去世的母亲的一片颅骨。这种藏人普遍用来对去世的最亲爱者表示悼念的方式,一直被中共宣传为“西藏农奴制度的野蛮不人道”。与 此相似,在西藏流亡社区已经运作了30多年民主制度,竟然仍被中共指斥为藏人如何落后、仍然在搞政教合一的反动封建制度。

达赖喇嘛很早就开始了西藏民主方面的试验。到达兰萨拉才几个月,他就促成了流亡难民的第一次选举。1960年9月流亡藏人在达兰萨拉召开第一届“西藏人民 代表大会”,公布了宪法。此后,达赖喇嘛和流亡藏人一直在为一个健全的、名副其实的民主制度奋斗。今天的达兰萨拉,有各种观点不一的民间团体,如经常和政 府唱反调的忠诚的反对派──“青年会”。在一九六八年,甚至还成立了流亡的“西藏共产党”,专门找旧贵族算帐。

作为业余的新闻记者,笔者有兴趣的是,流亡社区的报纸是否能公开批评政府?

据说纯朴的藏人一开始不太能够接受自己的政府被报纸批评。后来一些从西方留学回来的人就说:“不能谈政府的阴暗面,这叫什么民主?”在一场大讨论之后,藏人终于一致同意政府可以批评。而流亡政府也鼓励民间报纸口无遮拦。

但是,民主对于藏人,是达赖喇嘛自上而下强加给他们的,具体实行起来还真不容易。最初,一旦民间报纸发表一些批评政府、表达不同意见的文章,就伤害了一些 藏人的感情。于是,报纸收到恐吓信,被骂成“中共特务”、“异教徒”,以致必须由被批评的流亡政府出面来保护批评者的新闻言论自由。

而中共的宣传,在流亡藏人这里有足够的言论自由。比如说,政府让大家收看大陆播送过来的“西藏电视台”的节目,刚开始也遭到一些议员的反对,说是让中共做 了宣传。最后他们通过民主讨论达成共识,认为应该让流亡藏人看看故乡的节目。他们认为,如果中共的宣传能够改变藏人的心,那说明他们有真的东西,而在西藏 内地的人民听了中共三十多年的宣传,为什么还没有变心?所以中共的电台电视在这里是大开绿灯的。

现在的西藏人民议会在监督政府工作方面相当厉害。这使得政府官员经常为回答议会的质询头疼。据说仅有一?问顾切那榉潘傻模窃诨卮稹罢腿ネ夤粞У牧粞卸嗌倩乩垂ぷ鳌钡闹恃保?

──“百分之百!”政府官员回答的声音洪亮,扬眉吐气。

神圣的达赖喇嘛是否可以被批评?这是最初令藏人困惑的问题。听说以前有个英文很好的年轻人,批评达赖喇嘛的英语说得不标准。这样亵渎神明的话惹恼了一些的藏人,自认为英语好的年轻人被人痛揍了一顿。达赖喇嘛知道这件事后很生气,他站出来宣布:“我的英语就是不标准!”

渐渐地,流亡藏人也大都接受了他们“雪域的保护神”也是可以批评的民主观点。今天,即使在达赖喇嘛发表他的调子温和的“3.10”讲话时,在美国及其它各 国,甚至在达兰萨拉本地,都有一些更为激烈的声音,如“西藏独立”、“要整个国旗不要一半”,“中国人滚出西藏”的口号,明显地和达赖喇嘛的中庸之道持不 同立场。据说达赖喇嘛为此有点伤心,但也不便太指责,因为这正是他一贯所倡导的民主。

即使连达赖喇嘛本身的权力,现在也可以说是民主的产物了。前年,达赖喇嘛向他的人民要求说:“很多人指责我出卖西藏。我不能剥夺人民决定西藏命运的权利。 那么我们最好搞一次公民投票。”结果连最现代、最激进的青年大会组织都坚决反对公民投票。在进行了广泛的民意调查后,最后终于由流亡的西藏人民议会通过一 个法案,决定“在不进行公民投票下授权达赖喇嘛继续为西藏作出决定”。这意味着,达赖喇嘛今天掌握的权力已经不是“神授”,而是来自人民。

现在令人困惑的倒是中共了。当达赖喇嘛一人说了算时,中共说:“看,这就是西藏封建旧制度统治者的特权!”而当有了现代民主意识的西藏人民发出各种不同声 音时,中共方面又说:“看,他们内部矛盾重重,不听达赖的了,达赖的神话破灭了。”最新的民意调查结果是,有近70%的藏人仍然表示无条件地服从达赖喇嘛 的决定。
§§十六、“藏奸”和热爱西藏的汉人

“当我们吃蔬菜的时候,我们不把那些该摘掉的烂菜叶子叫做蔬菜。”

我的藏族朋友和我一谈起“藏奸”,即投靠中共、帮助压迫自己民族的藏人,就用“不是蔬菜”来形象地形容那些不算藏人的藏人。正如每个民族在危难时都会出内 奸一样,人性有普遍的弱点,藏人里面也出了不少“藏奸”。谈起“藏奸”的助纣为虐、无恶不作,他们不是嘲笑谩骂,就是咬牙切齿。

相反,对所有待他们真诚友好的汉人,他们都心怀感激。

一些刚从西藏出来的朋友告诉笔者,他们最初读到的《达赖喇嘛自传》,竟然是一些汉族朋友从国外偷偷带回送给他们的。这些冒着“支持藏独”罪名的汉人,其实并不为别的什么,就为了他们同情西藏和喜欢西藏文化。

马丽华,一个中国山东姑娘,用她18、9年的青春年华,睁着一双执着探寻的眼睛,走遍西藏的雪原草地,写出了她才情非凡的、描述西藏的作品。她首先是拿出 了浪漫激越的诗集《我的太阳》,然后贡献出一部五十万字的散文巨着《走过西藏》,西藏的自然、历史与文化的独特魅力──她对西藏的认识和深沉的忧思尽在其 中。

对这样一个把西藏溶入到自己的生命之中的汉人,我的藏族朋友感动地说:

“她真的爱我们西藏!”

藏人对有自己本族血统的作家扎西达娃的评价是:他不过是故意描写西藏的神秘作为卖点罢了。嗓音甜润清亮的藏族女歌手才丹卓玛,几十年如一日地高唱:“北京的金山上光芒照四方,毛主席就象那金色的太阳”、“把我们农奴的心儿照亮”。对此,我的藏族朋友只有摇头苦笑。

而并不主张西藏独立、而且不太谈政治问题的汉人马丽华,却以人心换人心,成为她自己所希望的“被西藏所怀念”的人。

在笔者之前不久访问过达兰萨拉的中国记者曹长青,一直在为西藏人民的民族自决的权利呼吁。和笔者静悄悄访问的情况完全不同,他的达兰萨拉之行轰动了印度的 各个流亡社区,牵动了广大藏人的心。当时各地的男、女藏人、僧尼、学生,都争先恐后停下工作、请假远道坐车去见他。一个在中共狱中被关押多年的老喇嘛,把 政府官员缠得受不了,才得到机会见曹长青一面,见了面,老人只有一句哽咽在喉的话:“非常感谢您!”

曹长青被藏族的年轻人亲热地称为“大哥”。他走到街上,只要一听说他就是《独立──西藏人民的权利》的作者,连卖东西的藏族小贩也会立即放下生意,向他敬 上一条价值不菲的哈达。听说他离开达兰萨拉的时候,藏人恋恋不舍地向他敬酒。他的大大小小的行李包,装满了祝福的哈达,远没有笔者这么轻松悠然。但是,作 为第一个公开站出来说“西藏人民有独立的权利”的中国汉人,曹长青将被这个重情义的民族所铭记。

如果多年前就为西藏人民申诉苦难的魏京生到达兰萨拉访问,情形会怎么样呢?藏族朋友中有人肯定地说,他“要给魏京生磕三个响头”。
§§十七、投奔“小拉萨”的西藏青年

藏族民歌这样唱道:“前面是雪山,后面是冰川,藏族的孩子,成长于冰雪之间。”

我在达兰萨拉接触到的,都是下了雪山的、会汉语且有一定学历的藏族青年。就象当年汉族知识青年投奔延安,他们千难万险地投奔达兰萨拉──他们心中的“小拉萨”。对于他们来说,“拉萨”就是达赖喇嘛居住的地方。

离开家的时候,为了不连累家人,他们有的只留下一张条子:

“我走了,我要回到母亲的怀抱里去。”

我曾经仔细阅读过一些藏族朋友在出逃前后写的日记和诗歌。那些跋山涉水、面临死亡绝境的真实逼人的感受,那些自如地用汉语写作、却又对自己的被汉化痛恨不已的矛盾复杂心理,令我在达兰萨拉小旅馆的春夜里夜不能寐。

这些年轻人在西藏的处境大都不错。有的在单位里甚至是中共提拔的对象。为什么他们突然抛开一切就走了?他们的诗里这样吟咏着:

“昨天错过了当兵的机会
敌人的刺刀
杀死了我们。
脚踩着懊悔的尸体,说:
瞧!
这是奴隶。”

为了心中的天国,为了雪域民族不再做奴隶,他们怀着战士的悲壮豪情来了,还带来了西藏内部人民的誓言:“请告诉达赖喇嘛,什么时候需要我们起事,只要他说 一声。”一个朋友告诉我,他曾经在刚来的一年多的时间里,不断请求流亡政府派遣他回去搞爆炸之类的任务,以实现“驱逐鞑虏”般的大业。可是,直到他盘缠用 尽,流亡政府也没有一个任务给他。

渐渐地,达赖喇嘛的爱与非暴力的信仰和教诲,消解了这些勇士们愿以牺牲换取自由的冒险冲动,而印度生活的艰难现实又清楚地摆在面前。

老一代流亡藏人初到印度时,被炎热、疾病和穷困夺走大批人生命。这些早已为世人所知。而今天西藏人已经得到了世界的支持。一些流亡者仍然生活艰难。这却是人们不太了解的。

倒是中共方面了解得最清楚不过。大陆的《中国西藏》杂志97年第二期就报道有一位“学者”到过达兰萨拉。他在小酒馆里接触到一些从西藏逃来的年轻人。这位“学者”这样记述道:

“年轻人听信谣言,以为达兰萨拉是个自由世界,便私自逃出来。……沿途吃尽了苦,九死一生方才来到达兰萨拉,来后却感到极度的失望,他们既没有受到热情的 接待,也没有人给他们安排工作,他们只能靠亲友的一点接济勉强度日。……苦恼极了,想回去又怕家乡的人们不愿再接受他们,继续留在印度又没有出路。”

这位中共“学者”记录的情况大致还符合真实。逃到达兰萨拉的西藏青年确实大都经历过一个失望的时期。由于印度本身是个人口众多的贫穷国家,西藏流亡者在印 度购买土地、开办事业诸方面都受到限制,甚至连获得一张难民证都不容易。虽然流亡世界各地的藏人都捐款供给自己的政府,但政府运作必须处处节俭才行。而西 方的资助大都是专款专用,最多的是用在孩子们的教育上了。

所以满怀豪情逃来的年轻人大都碰到一个令人苦恼的生存问题。和我交往的一个年轻朋友过去是拉萨酒店的常客,现在却睡在印度人丢弃的地棚子里,过着每天都不 知道第二天的早餐在哪里的半饥半饱的日子。而回去的话,那就不是那位中共“学者”说的没有人接受的问题,而是一旦被发现到过达兰萨拉就被抓起来,轻则在监 狱收审一年半载,重则以“间谍罪”判上十几年。由于中共阻扰流亡藏人和家乡的通信,所以一些被关押入狱的藏人,其家属都没法知道他们下落。

还有这位中共方面“学者”没能了解到的重要情况是:“失望”只是这些年轻的流亡者经历中的一个初级阶段;经过一段失望之后,这些流亡者不是胼手胼足地闯出 了一条生路,就是设法回西藏或出国去了。而不论是留下的、回去的还是出国的,他们都对自己的政府和前辈有了更深沉的理解和体认;他们理解了自己的政府多年 来艰难地救亡图存的苦衷,体认了自己的前辈在那么无助的境况下“避秦”的苦难──他们因此产生更强烈的民族使命感。

流亡是一堂锤炼他们的功课,失望使他们成熟。高原上祖祖辈辈燃烧的牛粪火,使他们继承了旺盛的生命力。对未来的希望压倒一切,于是,苦难对他们来说变得不 象苦难,而化作上进的阶石。我作为一个昔日的中国教师,在参观西藏流亡政府所办的成人语言学校──苏噶学校,和那些住在极端拥挤简陋的铁皮棚子里,仍然朝 气勃勃、努力学习的可爱的年轻人交谈后,不由得有了这种既心酸、又欣慰的感慨。
§§十八、下了雪山的藏族诗神

千年寂寞的雪域高原,在寂寞中产生过许多杰出的诗人。生活在高原上的人最接近太阳、月亮和星星,以及无数珍珠般光彩闪耀的湖泊。他们的诗歌也就格外璀璨。

据说藏族文化是由冰雪和日光孕育的。任何独特的文化都是特殊环境的文化。西藏的高山、冰雪和高海拔环境,造就了人们的性格和审美取向。

在远离雪域的异国他乡,流亡的藏族歌手们在吟咏些什么呢?

在达兰萨拉期间,笔者采访了用藏文写诗的诗人霍藏久美、用中文写诗的诗人果洛.里加。我们谈到三十年来西藏流亡文学的发展情况。刚流亡出来时,藏人生活无 着,更无力顾及文学。现在,他们对自己的文化历史的研究已经非常重视,使得文学事业因而兴旺发展。在文学中,人们读到自己的身影,写作和反省历史和现实, 认识自己的民族,寻找自己的人生定位。

现在,他们已经有《雪的传承》、《糌粑》等六、七种藏文的文艺刊物,还有一个中文的刊物《牛仔》。这些文艺杂志流传到世界各地的藏人手中。

我问曾在北京佛学院深造过的藏族诗人霍藏久美:流亡是你们民族的一个特殊时期,这段时期的诗歌,其内容主要是什么?

“哀歌。”他简短地回答。

流亡是一种伤,这种伤在生性敏感的诗人心里更为深重。藏族诗人喝了酒就捶着胸膛哭喊:“西藏完蛋了!我们的后代只能在历史课本上读到曾经有过这样一个民族,……。”一些情感激烈的诗人或自杀,或发疯,因为他们将民族命运的重荷负在肩上。

其藏文诗广受流亡藏人欢迎的着名诗人顿珠嘉,原是中央民族学院硕士研究生。他的诗歌表现了强烈的民族尊严,为不屈服的民族精神讴歌。后来他有感于西藏民族仍在沉睡而不可救,因而回到青海绝望地自杀身亡。

曾经在日本的中文杂志《民主中国》上发表好些优秀诗作的诗人丹真旺青,原是医科学生,任过四川阿坝州的副乡长,1993年流亡印度。他经常在达兰萨拉的深夜里忧伤地吟唱:

“每一个异乡月满的夜晚
这薄雾为裳的山村里
便会多一名疯癫
那就是我
雪色依然的狼

“我恨无光夜晚
亦恨满圆的明月
都一样如刀似枪
刺伤着我的心

“哦!寒野的精灵
我明白了
这种感觉不会消失
直到饮一杯浓浓的故乡奶茶”
──《狼的情感》

为了怀念故乡的奶茶,也为了能回去为西藏做点事情,丹真旺青毅然冒着危险,从达兰萨拉潜回西藏。和许多藏人一样,他在边境被中共军警拘捕后便下落不明。一年多时间以后,有人在四川成都看见他,听说人已经完全疯癫了。

藏族的缪司之神默然无语。

走下雪山的藏族诗人,他们无法逃脱民族的寓言,无法改变自己的宿命。于是,他们在诗行里浅唱低吟,心中泪水长流:

“为什么我出生在西藏?”

萧瑟的人间没有港湾,流亡的岁月没有边岸,他们用诗照亮流亡的旅途,然后闪电般地自我毁灭。

后来在印度新德里,我访问了西藏青年大会所组织的绝食抗议活动,发现那里面有好几个颤颤巍巍的藏族老人,当时已经绝食了八天。他们象秋霜后的一叶叶芦苇,宁愿在为民族自由的抗争中凋萎折断。

或许中国第一流的汉族文化学者曾经在西方船坚炮利摧毁中华文明时,也体验过这种深沉的悲哀。例如陈寅恪在为王国维书写的挽词序文中说:“凡一种文化值衰落 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痛苦,其表现此文化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痛苦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

§§十九、尾声

西藏问题是异常复杂的问题,尽管这个问题已经成为一个国际问题,但其真正的当事人却只有我们汉人和藏人。我们之间不要仇恨和暴力,我们要的是尊重与妥协、理解和沟通。

笔者所能做的是尽可能地去接触从那高原上走下来的人。每一个流亡藏人的命运都是整个西藏命运的一部份,正如每一片云、每一块石、每一棵草、每一枝花,即构成一个奇特的高原──苦难而坚忍的高原。

他们的愿望其实非常卑微。他们所要求的仅仅是:在自己的土地上,能有权守住自己的信仰和爱,能不被赶尽杀绝,也能续西藏独特而高超的文化传承。这其实只是基本人权──人能不能正常地活下去──的问题。

近百万藏人的死亡和十几万藏人的艰辛流亡足以告诫我们什么呢?

对历史和现在,是我们用人性的眼光去重新审视的时候了。也许我们无力去改变什么,但我们每个普通的汉人至少可以明确地表示:我们不愿做制造他人痛苦的凶手的共犯。

犹记得离开达兰萨拉的那个傍晚,身上披挂着送行的藏族朋友们赠送的洁白哈达,车开了,我浴着山间春日的一抹斜阳,达兰萨拉藏族朋友们的情意尽在其中。(1998年4月)

郑永年:两岸关系从统独之争到制度竞争!

  台湾马英九当选总统和国民党重新执政,给紧绷了多年的台海关系带来了和平的希望。因为由陈水扁等台独力量推动的台独运动是两岸危机的根源,至少从原则上认同“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的国民党的重新执政的确可以稳定两岸局势。这使得很多人变得无限乐观起来,好像两岸从今以后就太平无事了。可是,问题并不是那么简单。马英九的当选只是把两岸之间的统独之争转变成为制度之间的竞争。

  实际上,在很多方面,统独之争早已经成为一个假议题。这些年来,许多新因素和大趋势的出现使得台湾的法理独立变得越来越不可能:本栏文章《两岸关系中的几个新稳定因素》(2007年6月5日)曾有论述。

  统独议题之所以能够持续,主要是因为陈水扁为核心的民进党为了选举而进行的恶性炒作。尽管即使是台独原教旨主义者也知道台独是不可为之事,但权力与野心给予台独政客无限的动力,在台独路径上冒险。当然,这次选举结果表明这样做的代价有多大。

  国民党重新执政后,中国大陆所面临的压力主要是制度之间的竞争。台湾在和大陆竞争过程中,本来的优势就是经济和政治制度上的。在经济上,台湾创造了亚洲经济奇迹,是亚洲“四小龙”中的佼佼者。

  在经济发展之后,台湾再创奇迹,成为国际上被称之为“第三波民主浪潮”的代表之一。在民进党执政前,台湾所享受的巨大国际影响力就是这种政治经济优势的直接反映。但自陈水扁民进党执政以后,无论是台湾经济发展还是民主政治,都成为了其推动台独的有效工具。这使得台湾在短短的八年里,很快沉沦。

马英九执政之后,尽管经济发展是其主题,但诉求于民主政治则会变成其处理内政、两岸关系和台湾的国际空间的主要资源和手段。诉求民主政治来处理两岸关系和追求国际空间曾经是国民党失去政权之前的共识。现在,马英九和国民党要回到这个共识并不难。这个共识也可以成为国民党消化民进党攻击和批评的资源。

保持距离要打民主牌

  “民主牌”必然得到强化,这与马英九的个人因素也有很大的关系。马英九具有强烈的个性,同时又具有民主理想主义的色彩。个性与理想的结合使得其在涉及到民主原则时缺少妥协性。这与陈水扁有很大的不同。陈水扁尽管在口头上也追求民主,但体现其个性更多的是个权力机会主义者。对他来说,民主只不过是其追求其它目标的工具。

  台湾的“民主牌”更是吻合台湾的国际环境。马英九处理两岸关系的主导思想是建立两岸“共同市场”。就是说,与陈水扁相比,在国际社会尤其是欧美国家眼中,马英九倾向于和中国大陆建立更为紧密的经贸关系。

  在这方面,无论美国、日本,还是欧洲,对马英九的大陆政策实际上多有微词。西方,尤其是美日,尽管一方面不想看到陈水扁的激进台独运动使得两岸冲突公开化,从而损害他们本身的利益,但这些国家也并不想看到台湾在马英九时代和大陆走得过近。

  如何避免台湾和大陆走得过近,民主就成为关键。在处理两岸关系上,只要马英九坚持民主,整个西方会全力支持。换一个角度,就是说,西方会全力反对马英九在和中国大陆交往时,牺牲民主原则。

  因此,从台湾的内外环境来说,马英九的政策必然具有两个特点,就是经济上的务实主义和民主政治上的原则主义。

  在经济上,正如其竞选纲领所示,马英九会大力推动两岸经贸的往来。这个方面不会有很大的困难。中国大陆已经早作准备,甚至是单方面向台湾开放。

  台湾内部,因为国民党处于一党独大的局面,也不会有很大的阻力。而从社会方面来说,两岸的贸易必然惠及台湾民众。这在大陆与香港和澳门的关系上已经表现得很清楚。如果经贸关系变得密切,也会影响台湾民众尤其是南部农业人口对中国大陆的看法。从长远来说,可以消减甚至遏制台独力量。

但是马英九的务实经济政策并不足以促使其放弃民主理想。实际上,如上面所讨论的,各种内外因素决定了马英九和国民党的生存和发展取决于其对民主的坚持。民主政治是台湾的底线,也是最有效的防线。

两岸政治制度差异仍很大

  两岸之间的制度竞争一方面表明中国大陆还会继续面对压力,因为在两岸政治制度差异还很大的情况下,国家的统一就没有制度基础。即使大陆方面强调不同政治制度共存(如香港模式),但来自社会的压力很难让台湾未来领导层在这方面有所妥协。

  但另一方面,制度的竞争也会促使两岸的关系走向良性互动。中国大陆本身也并非没有制度优势。在过去的30年里,大陆取得了高速的经济发展,并且建立了基本市场经济制度。

  最近大陆人均国民所得已经达到2000美元,这是个了不起的成就。同时,在对外方面,中国大陆实行开放式区域经济合作。就是说,中国大陆开放的市场体系有助于包容台湾。

  中国大陆的主要问题实际上是台湾几十年前所面临的问题,那就是如何随着经济的发展,推进政治改革,最终促成国家政治的民主化。但即使是在这方面,大陆也具备了开放的思想。

  去年中共十七大已经提出政治民主化的一个基本路径。无论是内部的发展和外部环境,中国正在面临着越来越大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压力。中国领导层所面临的问题已经不再是要不要民主的问题,而是如何民主化尤其是如何有序民主化的问题。台湾这方面实际上有很多正面和负面的经验可供大陆借鉴。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台海两岸的制度竞争既是两边各自进步的基础,也会是两岸走向良性互动,最终达到和解和整合的基础。

(联合早报网)

汤唯案:板子、扣子和老鼠夹子

作者:朱大可


“汤唯门风波”再次暴露了文化管制和文化发展间的尖锐矛盾。此案涉及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板子究竟应该打在谁身上?色戒男主角梁朝伟露得比汤唯更加彻底,但 毫发无损;导演李安应是此情色巨案的始作俑者,却没有关于制裁他的风声;作为投资商的美国焦点影业公司、香港安乐影业公司、在港中资企业银都机构电影公司 和上影集团,都没有被制裁的迹象。

更具讽刺意义的是,作为其中重要投资方的银都机构,恰恰就是广电总局遥控的驻港企业,而为该片提供许可证的上影集团,更是广电总局的分管机构,这个宣传情 色的板子,首先应该打在广电总局自己身上——该局先是积极投资,继而又提供许可证,最后又放任其在中国各地上演,但结果却要道貌岸然地制裁一个弱小女演 员。请问这究竟是怎样的管制逻辑?

这无非就是“替罪羊的逻辑”。当一种反对声音从高层或内部传来时,广电总局必须要对此作出反应,也即寻找一只用以替罪的羔羊。而选择羔羊的标准,必然是她 (他)的弱小性、无反抗性和最低副作用性。汤唯不幸中选,并被送上意识形态祭坛,成为令人同情的牺牲品。汤唯本人引颈就戮,哀声低婉,更是触发了普遍的声 援,当事人李安和梁朝伟都挺身执言,就连那些激烈的“持不同色见者”,都转而批评广电总局,为汤唯高调鸣冤。所有这些变化,完全出乎有关部门的意料。

假定电影主管者有一万个制裁汤唯的理由,那么封杀的对象应是影片,而非女演员所代言的广告,因为汤唯介入的旁氏化妆品广告,没有任何情色内容。《色戒》 (事)未被禁演,而汤唯(人)却遭封杀,其演艺生涯面临重创,并牵累联合利华公司陷入品牌危机。所谓“对事不对人”之说,与事实截然相反。对此,文化部官 员回答记者的质疑时称,“只要符合中国的广告管理的有关规定,我想这些都应当是被允许的。”此番言论,含蓄批评了广电总局的做法。

广电总局日前发出《广电总局关于重申电影审查标准的通知》,其中有关色情的第三条作了重大增补:“夹杂淫秽色情和庸俗低级内容,展现淫乱、强奸、卖淫、嫖 娼、性行为、性变态、同性恋、自慰等情节及男女性器官等其他隐秘部位;夹杂肮脏低俗的台词、歌曲、背景音乐及声音效果等”。尽管做了若干修订,打板子的标 准究竟在哪里,依然语焉不详,根本无法成为科学管理的依据。导演冯小刚对此只能无奈地诘问:“扣子解到第几粒才算色情?”

在中国文化史上,“色情”这个罪名,向来可以由管制者任意加戴。例如,接吻长期以来都被电影审查当局视为“色情”,因为它会玷污广大无产阶级观众的纯洁灵 魂,这种清教徒式的管制,直到1980年代才被部分修正。邓丽君歌曲在80年代风行时,更是遭到严厉围剿,而罪名恰恰就是“色情”,因为它们充满“肮脏低 俗的台词”和“下流的气声”。由此连带李谷一等内地歌手的抒情歌曲,都沦为“资产阶级的靡靡之音”。“色情罪”的界定,竟是如此宽泛,到了令人啼笑皆非的 程度。

而更不可思议的是,这种大而无当的罪名,在经历了近60年的历史轮回之后,没有获得技术上的任何改进。以所谓“一脱成名”定罪,更是难以令人信服。渴望成 名,何罪之有?而若是“一脱成名”有罪,那么究竟需要脱多少次,才能获得赦免?而要减少汤唯曝光率,又该减到多少次才算达标?

此前的“脱衣嫌疑犯”,女星包括范冰冰(苹果)、章子怡(艺伎回忆录)和郝蕾(颐和园)等,男星则有梁朝伟、佟大伟和梁家辉等,都未见广电总局出手制裁,而仅对汤唯一人痛施大板,显然违反了行政公正的原则。

此外,禁黄不禁暴,更暴露出文化管制的失衡。“电影审查标准”明文规定,严禁夹杂凶杀、暴力、恐怖、鬼怪、灵异等内容;有强烈刺激性的凶杀、血腥、暴力、 吸毒、赌博等情节;有过度惊吓恐怖的画面、台词、背景音乐等,但今年来热播的影片《集结号》和《投名状》,以及银屏上的各类武打剧,都以暴力和血腥镜头著 称,也未见广电总局虎颜动怒。对“色情”的管制日益严厉,而对影像暴力的管制却日益松懈,这难道不意味着管制逻辑、标准和手段的混乱么?

不仅如此,禁汤事件还引发了来自法律界的强烈非议。此举被认为是滥用公权,也就是以执法名义,公开侵犯个人权力,把公共政策变成伤害艺人的老鼠夹子。针对这种违宪行为,如果汤唯本人和广告商提起民事诉讼,向司法层面寻求公正,有关职能部门将陷于更加尴尬的处境。

广电总局的管理难度,在于它始终摆动于旧体制和新经济之间,被保守的意识形态势力和开放的文化市场所夹击。它言词闪烁,左支右绌,满含无法对外诉说的苦 衷。而摆脱这种行政困境的唯一办法,就是彻底告别旧的行政思维,改变模糊定性的传统,对所谓“色情”(暴力等)的定义,作科学细致的量化规定,找到那个划 定“色情”与“健康”的“第N个扣子”,并且放弃陈旧的“计划时代”的文化管理模式,尽快推出电影分级制度,完成影视管理的现代化转型。尽管失去了广告代 言的高额报酬,但这场充满戏剧性的献祭,要是能够反促文化体制的变革,羔羊汤唯便将永垂于青史。这不仅是汤唯本人的万幸,也是中国电影及其观众的福音。

(本文原载《中国新闻周刊》2008年3月28日,发表时标题被改为《“封汤”的替罪羊逻辑》,内文也因可以理解的原因,由编辑作了若干技术性处理,本博发表的是未修改稿)/作者博客

2008年4月2日星期三

达赖和西藏问题再探:藏青会随时准备拿起枪

中国从事件一开始就把矛头对准达赖喇嘛。虽有微妙转变,但语调没有太多的不同。现在又公布了“达赖集团”的“大起义”计划。而西方却不管中国怎么说,始终 认定达赖的和平特性。达赖喇嘛反而空前的吃香了,美国、欧盟、日本都让他前去。达赖喇嘛究竟起着什么作用呢?法兰克福汇报记者前往达兰萨拉,发回了一篇详 细的报导。或许对这个问题有些启发。德国之声记者报导并进一步分析达赖和西藏前景如下。

探访达赖的大本营

法兰克福汇报记者访问了流亡西藏人在印度的聚居地达兰萨拉。藏青会成员多尔杰(Sonam Dorjee)对他说,他们尊达赖喇嘛为600万藏人的领袖,"但我们有权利去追求我们的目的。"记者说,对藏青会的人来说,达赖的中间道路再也不是最高 信条。他们不再要求自治,对不使用暴力的原则也提出越来越大的质疑,如果在西藏的兄弟姐妹们"什么时候决定拿起武器,支持他们就是我们的义务。"

记者看到二十几个藏人在那儿静坐示威,每24小时倒一次班。通往主寺院的路旁张贴着大幅的照片:一个被开枪打死的西藏人。在"西藏人权和民主中心 ",人们向记者保证说,这是在中国四川被开枪打死的藏人,他的尸体被送入纳巴(Ngaba)的吉尔提寺(Kirti),这张照片是在那里用电子相机拍的。

晚上,在寺院前的广场上,在银幕上播放中国警察打人的照片时,观众中发出一片愤怒的声浪。当播放奥地利一段德语录象,西藏抗议者登上中国驻奥地利大使馆时,场上发出一片欢呼。

达赖喇嘛的秘书腾晋塔拉对记者说:"西藏起义对我们的事业有好处,它让世界睁开了眼睛。"但他强调了达赖喇嘛的和平路线,他说,达赖喇嘛坚信,"只有在中国人民对西藏人的好感不丧失的情况下,西藏问题才能和平解决。"

记者采访了一个叫江措(Gyamtso)的西藏人,他是在暴乱前刚偷逃出中国的。他也许是至今最后一个逃出的西藏人了。因为在此之后,中国军队封锁 了边境。他说,关于这些天西藏的情况,他也只是听说,人们只是通过电话和电子邮件通报情况。但他描述了他在西藏时的情况,他说他上不起学校。最让人难以忍 受的是宗教上的控制,"警察至少每周到他父母家来一次,检查墙上是否有达赖喇嘛的像。"西藏民主人权中心藤津(Urgen Tenzin)对记者说,流亡政府掌握着一份北京的秘密文件,是关于大规模向西藏移民的计划的。

藤津说,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失去了耐心,追随了几十年的中间路线一无所获,所以他们开始寻找新的道路。他认为,现在还存在反对暴力的堡垒,但是一旦达 赖喇嘛不再领导"民族斗争"了,就很难说会采取什么手段,"达赖喇嘛的去世对西藏人来说将是巨大的损失,但也是中国的沉重损失。"

围绕达赖喇嘛的问题

围绕着达赖喇嘛,实际上有很多的问题是需要探讨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达赖喇嘛究竟是真的坚持他的中间路线,即和平解决问题呢,还是真的象中国坚持说 的,是策划与参与着暴力计划的。前些天德国之声引述过的奥地利"标准报"最新的一篇报导再次追问,温家宝总理前一阵指达赖是事件策划者,但至今为什么还没 有证据拿出来。也许,中国根据的是一般的逻辑:作为西藏人的最高精神领袖,达赖不同意的事情,怎么可能进行呢?但从法兰克福汇报记者上述报导看,意见分歧 在达兰萨拉确实是存在着的。这个问题看来一时无法澄清,中国看来怀疑达赖,西方坚信达赖,达赖策划与否至少是至今还没有任何根据的,至于他是反对还是听任 自流,默许,现在谁也说不好。这个问题只能存疑。

第二个问题是,中国为什么坚持指达赖是暴力事件策划者?这也有两种可能性:一是中国确实是这么坚信的,另一种是希望通过这种"坚指",迫使达赖为制 止暴力作出更大的、真正的努力。3-14后,有些海外中文媒体分析说,中国坚指达赖,也是因为不想让藏青会扬名。现在,中国的口径已有了些微变化,藏青会 也提了,并再三要求达赖拿出实际行动来,说那样才可能恢复对话。达赖喇嘛对藏人的约束力是无可置疑的。现在,印度外长也要求达赖不要进行可能损害印中关系 的政治活动。可见,印度也同样认为达赖有这个能力来约束藏人。但是,中国始终坚指达赖是否好呢?尽管西方根本就不听中国说的?还是"分而化之"的好?这些 自然是中国领导人应该考虑的问题,这方面的事态发展目前也只能存疑。

第三个问题是,中国是否会在不久的将来跟达赖(的代表)对话?笔者的看法是:绝对应该,也一定会的。否则,这个西藏问题会一直延续到奥运,而奥运可 能会在一片政治阴云下开幕。设想一下,如果那时全世界的报导标题都拖上一个"西藏问题"的副标题,这个奥运还能辉煌吗?更不用说,如果有些运动员在场地上 拉开一个横幅什么的这种完全可能、防不胜防的可能性了。也许中国政府是希望局势进一步稳定下来,对达赖的施压有一定效果后才开谈。但即使没有什么效果,恐 怕谈也是免不了的。

第四个问题是,中国是否会让达赖回去?这才是关键问题。21世纪初,中国跟达赖的代表谈过几次,但毫无进展。德国之声中文广播一名记者几年前在瑞士 见过刚从中国返回的两名达赖谈判代表(同时是驻欧盟和美国代表)。他们说,其实根本没谈什么,到那儿请他们吃饭,然后是安排旅游。后来,让他们到拉萨去 了,出现了人山人海、全城空巷的局面。他们还仅仅是达赖的代表,就已经如此了。此后,谈判就中断了。这些天,一些香港媒体说,中国其实最怕的是达赖回去。 现在出现了这种形势,恐怕中国应该对有关看法重新考虑一番了。让达赖回去,确实可能让藏人只信他,不再听共产党的,西藏当地政府不得不改组,或共产党的班 子虚设,于是,有了个高度的自治,只不过那里有中国军队驻扎,西藏同时也没有外交权力。这个前景自然是中国共产党不希望看到的。但是,如果不让达赖回去, 西藏的政局可能永远不能真正稳定下来,尤其在达赖去世后,那里真的可能成为一个乱地。尤其是在有一个"基地"在境外的情况下,那里万一成为新的伊拉克或甚 至巴勒斯坦怎么办?不久后如果恢复对话,如果仍然采取的是拖的战术,那只能起到保证奥运的作用,但藏人的耐心看来是有限的。拖几年可能,拖长了不太可能, 拖到达赖去世了可能更麻烦。中国日前有一篇报导说,达赖是分几步棋走,先回去,然后时机成熟了通过公投来独立。但这个前景实际上是不现实的,因为有中国军 队在那里。出现这样的事情,无论是哪一世的达赖恐怕也只能再次出走印度,那时印度是否还肯收留也不好说了。总之,达赖的前景,只怕没有邓小平那样的魄力是 不能真正解决问题的。

达赖喇嘛以外的关键问题:西方的人心

西藏事件分裂了世界。日前有报导说,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穷国战胜了富国",第三世界国家的代表有13个,而欧洲的代表只有7个,结果不能指责 中国。当然了,第三世界国家的政府站在中国一边的可能居多,但民众怎么想却不好说了。一名信佛教的印度运动员已经拒绝举火炬,另一个也受到了很大压力。

在西方国家,对此事的看法已经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华人对西方一些媒体的歪曲报导的大规模抗议,自然让人们对这个问题会有一定的思索。这几天,加拿大 华人、留学生举行了规模浩大的示威(海外华人网站上刊登了照片),柏林中国留学生也有上百人的示威(并制作了录像放在youtube上),虽然此间媒体不 予报导,但也会引起一些思索。许多西语好的中国人到网上去发表西语文章,参加评论,更是一个新动态。从网上报导的评论看,确实有些德国人的看法有了变化。 但是,跟报喜不报忧的中国媒体的说法-中国在这一战役中打败了西方,却是风马牛不相及。西方相信中国说法的还是很少的,即使相信的人,也不见得就是支持中 国的。

政界和体育组织等,还是在讨论抵制奥运的问题。即使是反对抵制的,说的理由也仅仅是为运动员着想。对中国特别友好的汉堡市政府已经够特别的了,市政 府负责人表示,"我们跟中国一直有密切的关系,"9月的"中国时代"活动不受影响,他们不搞联邦已经表态了的之外的"附加外交政策"。但他们也表示,在那 期间如果有人要举办什么政治性的活动,他们也不反对。对中国来说,一个更危急的现象是:现在人们考虑的已经基本上不再是西藏事件中谁是受害者了;一种思潮 在悄悄地泛滥着:即使中国这次是被动的,甚至受害的,但西藏人总体上也没错。虽然几乎没人说应该支持西藏人用暴力来争取独立,但实际上有许多人的想法正 是:即使西藏人武装起义,也没错;西藏应该独立,或至少获得自由。至少,此间很多人认为,无论如何应该借这个机会对中国施加压力,改善西藏情况。

就连日前为中国说话的奥地利"标准报",在最新文章里也写道,也许是象经济学人报导的那样,中国政府在西藏事件中处理得比较谨慎,但是,这只能表明,北京"在目前不能制造新的天安门事件",意即在奥运之前特别谨慎。然后,该报的结论是,体育组织等还是要对中国施加压力。

中国的做法似乎没有跟上形势的发展。在这种思潮中,中国局限于"澄清事实"的做法,且不说此间仍然几乎没媒体转载报导,而且即使为人相信,也已经没 有太大作用了,至少不能再扭转乾坤。就象一名中国媒体学专家说的:话语权已经拱手让给了别人了(中国当初迟疑了两天才开始较多报导,还限制媒体只能用新华 社稿,也是一大败笔)。

"时代报"读者文章

日前,"时代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西藏危机:并非用于支持的正确机会"(Tibet-Krise: kein richtiger Anlass für eine Unterstützung )的读者文章(在德语google新闻版输入tibet-krise或chinesen都能找到),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

这篇文章在分析了德国的媒体情况和西藏实际上发生了什么之后说:"我们要坚定地要求中国政府与达赖喇嘛对话,改善全中国的人权,但不能再把西藏危机 作为机会来用,假如我们不想推动对平民的杀害的话。我们现在又听到新的动乱的消息了。如果我们真的对和平解决感兴趣,就要在警告中国政府的同时非常明确地 表示:再发生新的暴力行为,'自由西藏'运动就不能再得到我们的支持!"

在此之前,文章分析了几个问题。首先,在介绍了此间媒体对经济学人和时代报记者的现场报导的看法后,指出:"唯一真正可信的信息来源在德国被广泛地不予理睬。这是此间媒体对真相的集体不理睬。"

然后,文章分析了一些媒体"用错"图片的问题。指出,这些错误轻描淡写的被指出后就没人再提了。但没人想过,一个媒体发生一个较大的错误已经是罕见 的了,为什么这次在整个西方大规模地出错呢?然后说:"这样规模的错误需要此间的人长时间地去思考。这种集体犯错误应该也必须被视为一种丑闻,是损害西方 媒体声誉和可信性的。"

接下来,文章指出,中国报导的事件内容这里没有任何媒体转载。即使在法院上,法庭也要听取双方的言论。而根据基本法,媒体受众有知情权。文章举了拉 萨几个实例,并指出,一群记者在拉萨还在那家5名女子死亡的商店外采访了店主,其中包括英美的记者,但此间没有看到相关报导。文章于是说:"这里有集体审 删的怀疑,假如德国媒体受众听不到另一方的话。而这是不符合基本法的。"

文章还提出一个问题:在奥运会之前中国应该会特别的谨慎才对。但这个逻辑问题此间几乎没人去想。倒是在中国人们大量地想到了。中国论坛上,许多人指 责政府,不是指责政府太强硬,而是指责政府太软。在发生打人、烧店(可能烧死人)等事情时,警察一开始还袖手旁观。不妨想想,当初伦敦地铁恐怖袭击案时, 警察匆忙地错误地开枪打死一名巴西人。而此间媒体还在说中国血腥镇压和平示威。这符合逻辑吗?

不能再“摸着石子过河”了

今天又传来新疆爆发骚乱的消息。西方对西藏的“鼓励”也许真的开始起到了连锁作用了。中国政府其实不妨对世界上说,你们在这种情况下支持以暴力为基 础的动乱,甚至以“抵制”这样的达摩克利斯利剑来“奖励”,就是希望中国形势越来越乱。当然,中国政府也应该认真应对西方合理的建议。

西藏事件中还牵涉到许多问题。中国政府始终采取的是走一步看一步的,宁可步子小一点的政策。比如当初犯下驱逐境外媒体的大错,后来终于让媒体去了,却又是有选择的又是全面限制与监督的,结果真如德国之声记者当初说的:去了还不如不去。让外交官去的效果也是类似的。

无论是达赖问题,还是声誉问题,很显然:非常问题、非常时刻需要非常思维、非常魄力。绝不是"摸着石子过河"所能解决的了。可能石子才摸了几粒,洪水就来了。不说"解放思想"吗?那就要真的解放才对。在新闻政策上如此,在民族政策上同样如此。

德国之声

吴稼祥:扬州有个“中南海”

人人都知道扬州有个“瘦西湖”,但几乎没有人知道,那其实不是什么“瘦西湖”,而是北京皇家园林北海和中南海的袖珍版,在一定程度上还抽取了景山和钓鱼台的组景要素,因此应该称作“小中南海”。

图1:中南海鸟瞰图

图2:扬州所谓“瘦西湖”鸟瞰

“瘦西湖”的名字来自乾隆年间两个秀才写的诗,一个是汪沆,写了首题为《红桥秋禊词》:

“垂杨不断接残芜,雁齿红桥俨画图。

也是销金一锅子,故应唤作瘦西湖。”

另一个秀才詹肇堂的诗写得晚一点,附和汪沆,故题为《拟虹桥修禊词》:

“晴方淡沱雨模糊,白塔红亭展画图。

看到淡妆浓抹处,故应唤作瘦西湖。”

这两个糊涂蛋诗写得不怎么样,见识更差,终身不第是自然的。在他们自己生活的年代,居然想不到,把扬州这处湖景与西湖联系起来,是八竿子也打不着边的。在 乾隆六下江南,六次驻跸扬州之前,被叫做“保障河”或“保障湖”的所谓“瘦西湖”,基本一片荒芜,而且河道淤塞,无人问津,只是在乾隆第三次到扬州游大虹 园时,指着一处景色对侍从说:“这里很像京里的‘琼岛春阴’(即北海),可惜就少一座白塔!”这才掀起了把保障河多快好费地建设为江南小中南海的高潮。这 个高潮维持了8年,从乾隆22年至30年(公元1757——1765年)。

图3:北京北海公园的白塔

图4:扬州瘦西湖白塔

担当建设主力军的,是扬州大盐商。当时的八大盐商之一的江春,听到乾隆帝的叹息后,花了1万两银子买动皇帝侍从,得到了白塔图纸,立即“鸠工庀材,一夜而成”。一夜可能夸张了点,就是7夜,工程质量也可想而知,其实就是一个道具而已,不是豆腐渣工程,也是个盐粒工程。可能事后改建了,不然就撑不到今天。

图5:北京景山公园和塔

图6:扬州瘦西湖和文峰塔

绝不是巧合的是,故宫西边的北京皇家园林有北海、中海和南海,扬州的皇家离宫园林也有前湖、中湖和后湖。包括景山在的北京皇家园林有白塔,扬州也有白塔; 北京有景山,扬州有“小金山”,解说员以为是对镇江金山的模仿,其实,就是“小景山”,只是不敢叫得太白,谐了一个音罢了;北京有瀛台,扬州有水上莲花 桥;北京有钓鱼台,扬州也有钓鱼台;更有趣的是,扬州的文峰塔,也能让联想起景山公园小山顶上的塔。

图7:北京中海瀛台

图8:扬州中湖莲花桥

盐商这样巴结乾隆,当然是希望皇帝到扬州有回另一个家的感觉,多来扬州几次,到扬州多呆些天,皇帝一乐不思蜀,就可能在盐务方面给他们更优惠的政策。遗憾的是,短短8年抢建出如此大规模园林,不可能是千秋功业,不少建筑是用所谓“档子法”建起来的“装点园林”,像舞台上的道具:围墙用竹树藩篱及蒲包临时堆砌。不知道那时候是否还发明了今天某些地方官发明的“一夜回春法”:用绿漆喷在荒山上,冒充植被。

扬州皇家园林“小中南海”虽然没有经得住历史的风雨,许多建筑很快成了残垣断壁、破砖碎瓦,但她在扬州人的心里,堪比伊甸园,不仅给这地方的人民带来了美景和梦想,也带来了对遥远京城的向往,从“小中南海”走向大中南海,可能也不仅仅是个旅游计划,也是政治抱负。

2008年4月1日(作者博客)

金钟:西藏、台湾、北京

三月是赏花踏青好时节,今年这个三月却带给我们出人意表的政治事件,大戏连场,舞台在西藏、台湾、北京。明星是达赖喇嘛、马英九,演出新版「两岸三地关系」。

为纪念达赖喇嘛一九五九年流亡印度的「抗暴日」:三月十日。中国境内的藏人在西藏、四川、青海、甘肃等藏区,举行了持续不断的大规模抗议示威。他们打出雪山狮子旗,要求西藏独立,呼喊达赖喇嘛万岁,遭到当局军警的阻挠和镇压,演变成骚乱和流血事件,从而震撼国际,引发全球性的声援西藏运动,直接冲击着北京举办奥运的正当性。温家宝的危机应变反应,还是毛时代的老套,视任何民变都是「阶级敌人」的阴谋,当众撒谎,栽诬达赖喇嘛,无异引火烧身,推高了抗议浪潮,连台湾蓝营马英九都予以痛斥:「蛮横无理,自大愚蠢」。

中共当局这种残暴颟顸的演出,也帮助马英九创造奇迹,以二百二十万票之差赢得总统选举,「西藏牌」并没有如预期地给民进党加分。这是今次台湾大选的中国因素发酵的诡异现象。两岸关系一直是台湾民主进程中一个巨大的背景。马谢对决,虽以拼经济为主轴,但「两岸政策」仍是双方攻防的首选议题。选举的顺利进行,政党轮替的文明风度,赢得「民主成熟」的普遍好评,殊不知台湾的这种成熟也包含在两党「选贤与能」的中国对策上。马英九有明确的政治承诺:「台湾前途由台湾人民决定」、「任内绝不谈统一」、「捍卫台湾主体性」、「推动台湾重返联合国」……这些主张实质上难道不是和中共反「台独」的立场针锋相对吗?

但是,本土派的至少数百万选民,对马的主体意识论述仍心存疑虑。会不会是选举语言,夸张其词,上台之后就变脸?其次,在一党独大的格局下,马将受到党内的制约,而国民党内大佬如林、家法威严,根深的大中国意识和利益结构,已在向北京日趋倾斜,马英九会不会被党绑架而丧失权威?再次,马是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传统中成长和塑造的,这种传统和台湾主体价值所附丽其上的民族文化基础有显然的差异。因此,马英九藉由全台走透透,跨越浊水溪,获得中南部选民空前的支持,仍只是成功的开始。

中共方面,对台统战自有满肚密圈,马刚当选,马上释出善意,竟然将统一「三段论」中的核心「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改口为「大陆与台湾同属一个中国」,给人以放弃大陆主体之惑;胡锦涛则与马英九呼应,认同「九二共识」,而两岸通航「明天就可以实现」。中共留给马英九的利基,恐怕陆续有来。化解马英九的脱轨异动之心,路人皆知。

从美国到台湾,人民都在呼唤「改变」,惟有僵硬的中华王朝在追求「稳定和谐」, 北京应该重温孙中山先生的话:「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2008年3月31日 香港)

吴稼祥:民粹一咳嗽 大众就发烧

中国青年报【冰点特稿第664期】

红与绿

两会期间,给人们的听觉、视觉、味觉、触觉都留下了丰富多彩的印象。我印象最深的是视觉上的色彩对比:股市飘绿,媒体爆红。“绿”飘在股民们的眼里,“红”却爆在记者们的笔下,请看人民网记者董宇的报道:

“今年两会,前国家领导人的后人有很多进入政协担任委员,他们被媒体亲切地称为‘红色后代’。”

在这个红花丛里,最红的一朵是毛泽东的孙子毛新宇,现任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正师职研究员;接下来依次是周恩来侄女周秉 建,财政部离退休干部局级巡视员;刘伯承之子刘太行,原空军指挥学院副院长;朱德之孙朱和平,现任空军指挥学院副院长;陈毅之子陈昊苏,现任中国人民对外 友好协会会长;李先念之女李小林,现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党组书记;万里之子万季飞,现任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会长、党组书记……

整个3月上旬,他们的笑脸和低调言谈几乎铺红了各大网站的网页,以及许多主流平面媒体的版面,其中最有代表性、转载率也很高的, 是新华社记者李宣良、王建民写的一篇报道:《毛泽东、朱德孙子毛新宇与朱和平两会握手》,在百度上搜索这个题目,你能得到30,900个网页,它虽然只有 短短的300字,但却很入眼:

“早就盼望见到你了!”

“真是太高兴了!”

3月8日上午,人民大会堂,两位身着军装的政协委员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一位是毛新宇——毛泽东的孙子;一位是朱和平——朱德的孙子。他们由于忙于各自的工作,还没有机会见面。双双成为全国政协委员,给他们见面创造了契机。

“我一直关注着你,真为你取得的成绩感到高兴!”担任空军指挥学院副院长的朱和平大校说,“我们一定不要辜负人民的期望!”

38岁的毛新宇大校是军事科学院研究员,研究的领域就是毛泽东军事思想。他说:“我有一个愿望,今年重返井冈山。”

“我也早有这个想法。我们一起去。一起重温老一辈的革命精神,更好地做好本职工作,履行好政协委员的职责!”两只大手又握在一起。心情激动的毛新宇还当场赋诗一首:

“革命红旗飘井冈,历史会师军威壮。光荣传统须牢记,人民军队忠于党。”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所谓“主流经济学家”们的销声匿迹。“厉股份”(厉以宁)已沉默多年,往年在两会上出语惊人的“吴市场”(吴敬 琏)也突然没有了踪影。你打着灯笼,在两会期间的报道里也找不到他们脸上的风霜和口中的珠玑,更不用说胸前的勋章,但很容易发现的却是近两年来几乎把他们 淹没的唾沫,咒骂者的唾沫。

不信请看新华网2007年11月13日转贴的《小康》杂志里的一篇文章:《从吴敬琏、张维迎到茅于轼,经济学家为何总挨骂》,文 章说,“我们看到,从吴敬琏、周其仁、张维迎、樊纲,直到今天身体力行地为穷人办事却说要为富人说话的茅于轼……经济学家挨骂的名单上,在不断添加一串串 新的内容。”

他们为什么挨骂?文章提供的解释是:

“市场化改革走到今日,贫富差距扩大、腐败、社会不公等越来越多的问题暴露出来。在此关键阶段,任何为弱势群体说话的主张,总会因其道德的无比正确性而得到民众喝彩。

“但这些经济学家似乎并不愿意这样做,他们尝试坚持以理性思考的面貌一再为富人的正当性辩护。也正因此,在‘民意’与‘市场化’的理想间艰难探索的经济学家,就承担了最多的压力和责难。”

结果就是,革命后代像春花那样走红,因为他们的亮相,能够抚慰怀念革命时代平等的“民意”;改革先驱和股市一样发绿,因为他们不仅 造成了,而且还在维护扩大再生产不平等的市场。实际上,被某些人吐唾沫的,不仅是为改革提供“脚本”的所谓“主流经济学家”,甚至包括改革开放的“总设计 师”邓小平。

有一个名为《中国与世界》的网上杂志(www.zgysj.com)从2004年第4期起,开始连载署名为“水陆洲”的批邓专著 《邓小平的晚年之路》,全书共40章,洋洋30余万言,对邓小平的晚年思想与实践进行了系统批判。随后,“毛泽东旗帜”(www.maoflag. net)、“乌有之乡”(www.wyzxsx.com)、“左岸会馆”(www.eduww.com)、“共产主义论坛”(www. hkcommunist.org)、“主人公论坛”(www.gongnong.org)、“共产党人”(www.gcdr.com.cn)、“工农兵 BBS”(www.gcdr.com.cn/bbs)等网站都予以转载,有的发表了支持性评论和“读后记”,为了扩大影响,它们还举办了一系列讲座和论 坛。

另一方面,“乌有之乡”网站最近还在热评马宾的一本新书《纪念毛泽东》。一篇题为“马老提出的两个重要问题”的署名文章2008 年3月21日上传,截至25日上午,已被点击近3000次。文章所说的两个重要问题是什么?当然不是改革和开放,而是“在批判党内资产阶级的同时,主要阐 述了两个重要的理论问题,一个就是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第二就是强调搞群众运动。”(http://www.wyzxsx. com/Article/Class10/200803/34434.html)以我观察,在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我们的舆论氛围似乎感染了某种病毒, 出现了某种类似流感的症状。

民粹主义:病毒性精神流感

病毒的名字叫“社会不公”,“流感”的名字叫“民粹主义”。这是一种近代以来几乎在所有国家大规模流行过的病毒性精神流感。病毒的 变异性和传染性强,流行面广,易于复发,而且不可能彻底治愈。只要世界上存在着风寒,就会有身体上的流感;只要世界上存在着不公,就会有精神上的流感—— 民粹主义。

差不多所有研究或阐述“民粹主义”的文献都同意,民粹主义是社会科学语汇中最没有精确定义的名词之一,它被用来指涉的政治现象既广且杂。学术界有关民粹的讨论甚多,但是把它当成一个独立学术概念来处理的却很少,主要原因是民粹主义呈现的样貌过于丰富,难以捉摸。

英国学者保罗·塔格特(Paul Taggart)在研究了世界范围内大量民粹主义案例和研究资料后得出结论:“民粹主义有一个基本的特性:概念上的尴尬的不确定性。”

中国人民大学林红博士在其专著《民粹主义:概念、理论与实证》里认为,“即使已被研究、讨论了100多年,民粹主义至今仍是一个模 糊的概念,除了一个大致认可的民粹主义名称之外,人们对它的理解或者缺乏清晰一致的理论框架,或者仅仅是一幅有俄国、美国、拉美等地的历史现象拼凑起来的 非常破碎的画面。”

也就是说,民粹主义不是一个思想体系,不是一种价值表达,只是一种精神症状。它是社会不公发展到危机水平时,公开发作的社会不满甚至愤恨情绪,越处于社会底层的人,情绪越激烈。

英国著名政治哲学家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把这种民粹主义情绪称为“灰姑娘情结”,应该是贴切的,后妈的不公 带来了她的不幸、痛苦和愤恨。在民粹主义者看来,所有高高在上的有权者、有产者和有智者都是“后妈”。对于这个或这些“后妈”,一个“灰姑娘”可能会忍 受,千百个“灰姑娘”就可能发作。“灰姑娘情绪”一旦发作起来,就会变成“灰姑娘病毒”,爆发民粹主义病毒性精神流感,其典型症状有如下几种:

——发烧。这是民粹主义流感的典型症状,发烧容易发疯。从俄国到美国,从拉美到欧洲,发作中的民粹主义运动多多少少都带有某些疯 狂性质,有的达到了宗教狂热。俄国民粹主义研究者乌拉姆(Ulam)将“到人民中去”比作一次朝圣;加拿大民粹主义者阿尔哈特把“社会信用”运动当作“十 字军运动”来发动。至于民粹主义在美国演变为三K党,在俄罗斯演变为对沙皇的暗杀活动,在当代西班牙和意大利等地演变为焚烧华人商店,则已经是疯狂的恐怖 活动了。

——恐高。民粹主义者的“恐高症”有自己的特征:他到不了高处,或者害怕在高处,不埋怨自己,却埋怨世界上为什么有比自己“高”的位置,以及所有在“高”处的东西。有些才情的民粹主义者可能会想到苏轼那几句词:“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

在道德化的民粹分子看来,高的东西都不道德,道德只和自己在一起。道德有时像金砂,沉在底层;有时像空气,越高越稀薄。因此,民粹 主义有三个表亲和一个孩子:大表姐是空想社会主义,因为它反对所有上层资本精英;二表姐是无政府主义,因为它反对所有上层权力精英;表妹是反智主义,因为 它反对所有上层知识精英;当这三者在非宪政民主条件下,与一个赫尔岑式的父亲结婚,生下的孩子通常是暴君。

——自恋。学者杨鹏有一次到“乌有之乡”网站举办的一个论坛演讲,听众是三四十个小青年。由于话不投机,他讲一句,底下有人反驳十句,演讲很难进行下去。杨鹏于是问:

“在座的结了婚的请举手!”无人举手。“那么……有女朋友的请举手!”稀稀拉拉地举起了两三只手。

“原来如此,我今天的演讲到此结束,等你们找到女朋友时我再来讲。”

年轻人并非都是愤青,但一个没有结婚,甚至连女朋友也没有的青年人成为愤青的几率非常大,而愤青往往又容易成为民粹主义的后备军。这是因为,第一,缺乏责任感;第二,自恋。这正是所有民粹主义者所具有的基本特征。

政治运动中的民粹主义模式是:领袖+人民。领袖当然是个别自觉的民粹主义者。

“到人民中间去!”表面看是朝圣,实际上是把人民当作群氓,要自己去启蒙、发动,自己才是政治圣徒。

“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把自己当作种子,人民当作土地,土地不过是让自己开花的工具。

20世纪30年代的加拿大民粹主义者阿伯哈特自恋到这种程度,他在广播中宣称,“火星人”来探访加拿大艾伯塔省,受到了他的思想启迪。

自恋的民粹主义者与自恋的水仙花不一样,水仙花自恋是孤芳自赏,民粹主义者自恋是要做人民的领袖。这正是民粹主义者自己无法克服的 “自恋悖论”:它不承认有任何高于人民的东西,除了他自己。他到人民中间去,绝不是要像一滴水那样,消失在人民的汪洋大海之中;而是要像车轴一样,成为人 民辐辏的核心。当民粹主义的表妹,以反智主义者自许的薛涌自我标榜说,他的博客访问量达到1300万时,他自己知道,他就是那1300万网民的肚脐眼,因 此他自称“民间意见领袖”。

——好斗。民粹主义的思维方式是极端的,心理特征是敌对的,因此,情绪化和非理性,是它的一般精神状态,表现在行为上,就是好 斗。由于国家制度和现代化程度的差异,不同国家的民粹主义在好斗性上也有差异,有的动手动脚动刀动枪,有的只动嘴。但同一个国家的同一个时期,在各政治思 想派别中,民粹主义者无疑也是最好斗的之一。在中国当下,感染了民粹主义病毒的网民,可以称得上是“网络红卫兵”,他们见到不同意见,就辱骂,恐吓,甚至 骚扰,有的还登门围攻。

有网友在2月17日上传的一篇题为“从理论到理论——关于茅于轼同意高校涨价”的博客里写道:“我在新浪博客搜索茅于轼,跳出来 的第一条是‘茅于轼是狗的BLOG’,第二条是‘日茅于轼的BLOG’,第三条才是他本人的BLOG。再看他博客上的跟帖,是铺天盖地的质疑和谩骂”。

民粹主义病毒性精神流感还有许多其他症状,比如多动,善变,梦呓,起哄,等等,因篇幅所限,不再饶舌。

中国“新民粹主义”联盟

有充分证据表明,中国当下的思想界和舆论界相当严重地感染了民粹主义的病毒性精神流感。这种流感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经过变异和交 叉感染,上世纪初在中国流行的俄国来源的旧民粹主义,已经与其他来源的民粹主义联盟结为一种“新民粹主义”。民粹主义的主要神通之一,就是像变色龙一样, 善于随环境的变化而改变颜色。

根据胡伟希的研究,“五四”运动前后到上世纪30年代,中国曾经流行过三种形态的民粹主义:国粹派民粹主义,无政府民粹主义, “乡建派”民粹主义。此外,还有一种形态的民粹主义,那就是中国共产党党内的左派民粹主义。著名党史专家胡绳于1998年和1999年先后发表《社会主义 和资本主义的关系:世纪之交的回顾和前瞻》,以及《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两篇文章,认为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毛泽东实际上放弃了新民主主义理论,重 新捡起了曾经被他丢掉的民粹主义,想从人民公社直接进入共产主义。

这四种形态的民粹主义,我称之为中国的“旧民粹主义”,俄国民粹主义是它的父亲,美国民粹主义顶多是个还没有串过门的远方亲戚。 四派旧民粹主义的共同之处,是把人类解放的希望首先寄托在农村和农民身上,这也是俄国民粹派的遗传基因。这个基因有三个核心元素:目标是社会主义,天然的 社会主义者是本土农民,道路是绕过资本主义。不同的是,国粹派和乡建派是保守和怀旧的,无政府派和党内左派是激进与革命的。

有趣的是,革命时期的党内左派民粹主义一再失败;建设时期的党内左派民粹主义却一度成功,成功的标志就是“大跃进”、“共产风” 和“文化大革命”。但是一种极端思潮的成功常常导致一个国家的失败,改革前的中国就是这样。改革开放,无疑是对党内旧的左派民粹主义的否定,但伴随着改革 进程的深入,一个新的民粹主义联盟,正跃跃欲试,浮出水面。

——市场经济导向、退休制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让适应了“大锅饭”、“平均主义”和领导职务终身制的人产生了对旧体制和其缔造者 的怀旧情绪,这使得党内传统左派民粹主义仍然有市场。《中流》、《阵地》、《真理的追求》、《当代思潮》等,就是这个市场上的几个摊位。有的摊位因为所卖 商品的质量问题被市场管理部门关闭,摊主们郁闷之余欣喜地发现了网络市场,于是“毛泽东旗帜”、“乌有之乡”、“左岸会馆”、“共产主义论坛”网站等应运 而生。

——社会转型带来的都市化趋势和乡村解体,让某些人产生了对传统乡村的怀念,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三农中国》+贺雪峰等人……,大概可以被看作是以新面貌复活了的梁漱溟乡村建设派民粹主义。

——中国迟来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所带来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社会犯罪和道德滑坡,与西方发达国家已经步入的“后现代化”所造成的强 烈对比,让那些用心,而不是用脑子写作的文学家、评论家们良心不安,“底层”和“现代性”问题成了他们关注的焦点,于是以《天涯》、《读书》(汪晖执梓期 间)和《上海文学》为核心,形成了一个松散的反现代性民粹主义派别,核心成员包括汪晖、旷新年、韩毓海等。

——恢复高考,尊重知识,干部知识化,出现了高学历、高官位和高收入三位一体,受教育程度低的个人自感处于无力改变自己命运的地 位,这种社会心理需求被远在美国的学者薛涌洞悉到了,国内媒体丰富的工作经验告诉他,在高官、高权和高智中,最安全的是反智,于是中国民粹主义的一个支部 ——反智型民粹主义就在美国挂牌开张了。

——国门洞开,由于中国的落后,让西方瞧不起,一部分人崇洋,一部分人仇洋;由于中国的崛起,受西方大国限制,一部分人自卑,一 部分人自豪。这种对西方对祖国的爱恨交织情绪,孳生出了一个阵容相当可观的民粹主义派别——民族民粹主义,它广泛存在于文化、政治、军事和国际政治领域 中。在文化上,有“传统文化”派,主张“文化民族主义”;在政治上,有主张“政治儒学”的、有主张“天下主义”的,有反对西方民主的;军事上有《超限战》 和《大国策》的作者;国际政治上最著名的大概就是张文木了。

让人惊奇的是,这五派新民粹主义者比中国的其他思想流派要内聚得多,他们知道自己在一定程度上分享着一个统一立场:“六反三仇三 热爱”。具体地说,“六反”是反现代性、反改革、反西方、反市场、反自由、反智;“三仇”是仇富、仇资、仇官;“三热爱”是爱毛、爱苏(包括今天的俄 国)、爱“文革”。我不是说,中国所有的新民粹主义者都同意这个立场中的每个主张,而是说,即使他们中的某些人对其中的某个主张不同意,也会同情。这个思 潮联盟可以直观地在“乌有之乡”网站(http://www.wyzxsx.com/Article/Index.html)链接的“学者个人网站”上看 到,我上面提到的大部分学者,在那里都可以找到。

有趣的是,中国历史上的旧民粹主义是新的,因为它的主要派别向前看;而中国当下的新民粹主义是旧的,因为它的眼睛向后看,怀旧,是他们共同分享的情绪。

春药还是炸药:民粹主义的三种政治形态

民粹主义作为被侮辱被损害的个别人对社会不公,以及对其它社会弊端的内心感受,只是隐藏在“灰姑娘”或“窦娥”心里的冤屈;而一旦 作为群体意识被动员起来,发展为一种运动,就会变成一种政治工具,这种工具的用途就像菜刀的用途一样广泛,可以用来切菜,协助烹饪美味,也可以用来杀人, 成为罪犯的帮凶。关于这层意思,没有比英国学者保罗·塔格特说得更透彻的了:

“民粹主义已成为进步的工具,但也是保守的工具;是民主主义的工具,也是独裁者的工具;是左派政党的工具,也是右翼势力的工具。”

他没有说明的是,决定民粹主义成为什么工具的,不仅是运用它的政治领袖的个人气质和魅力类型,还有不同的社会政治结构和危机水平。一般来讲,有三种政治形态的民粹主义:选举与修补的民粹主义,操纵与改良的民粹主义,以及革命与暴力的民粹主义。

显然,成熟的宪政民主条件下的民粹主义只能是选举与修补的民粹主义。这种民粹主义在现有的代议制民主的框架下运作,影响的至多是政党兴替,领导人更迭,以及政策性修补,不会对现有的政治经济体制造成结构性变革。

美国19世纪晚期人民党的民粹主义,20世纪30年代末休伊·朗,60年代乔治·华莱士,以及90年代罗斯·佩罗的民粹主义,都被 当作选举的一种策略在加以运用,它对平民利益和直接参与是一种促进,对美国所谓的“强势民主”是一种推动。20世纪30年代加拿大的“社会信用党”民粹主 义也是这样。

从20世纪70~80年代开始,在西欧先后兴起左、右翼新民粹主义,它所能做的,也只是在政党政治和选举政治的拳击台上,增加几个新的拳击手,以及几种新的拳击技法,或者给“克里斯马”式的领袖人物提供让其兴奋的春药而已。

依附性的市场经济和外表的民主政治下的拉丁美洲,其民粹主义则发展出另外一种形态,我称之为“操纵与改良的民粹主义”,这种形态的 民粹主义,在政治类型上,是被“人民民主”的外衣包装起来的独裁统治;但在经济上,则是改良主义的,比如,追求民族经济独立,打破半封建的社会经济结构, 促进社会公正目标,等等。一般认为,阿根廷的庇隆主义,是这种民粹主义的典型形态,它是经济上的劳工福利主义,政治上的独裁主义。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和俄国,则既没有像样的市场经济,也谈不上外表的民主政治,老大帝国的臣民,突然发现自己的国家被 西方列强欺负,自己被暴君、地主老财和资本家欺负,而且无处上诉,只有造反。想以最短的时间超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提前进入人间天堂,就是那个时代中、俄 两国民粹主义者的梦想。这种民粹主义,自然是革命与暴力的民粹主义。

这就是说,市场经济越不发达,民主政治越不完善的国家,民粹主义越可能不是春药,而是炸药,炸药一旦爆炸,不是炸出暴君,就是炸 出暴乱。美国的民粹主义可能是感冒后的一个喷嚏,但对于依然处于二元结构的中国,民粹主义一旦爆发为运动,就不仅仅是洪灾、非典或者雪灾……

未雨绸缪:加快公平主导型改革

民粹主义作为一种群体性精神流感,虽然诱发它的因素很多,但受感染的主要病毒是“社会不公”,传播它的主要机制是“社会危机”。感 冒虽然不好,但感染了病毒却不会发烧,更不好。从某种意义上说,民粹主义思潮是一种社会意识方面的预警信号,它表明,社会在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分配方面的 不公已经接近危机水平,如果不能及时加以调整,逐步深化的危机有可能变成深渊。

前25年的中国改革基本上是“效率主导型改革”,这是因为旧体制只要平等不要效率,以至于国民的温饱都成了问题。要前行,你总要 迈一条腿,过去迈的是平等那条腿,死活不迈效率这条腿,结果是僵在那儿,像田埂边叉腿站立、守护着“社会主义苗”的稻草人,不吃东西,只喝北风。

改革从提高效率开始,用邓小平的话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当然没有错,社会财富像被打开闸门的泉水一样涌流出来。从 1978年到2005年,中国的GDP总量增长了10.9倍,人均GDP增长了10.1倍。2006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为26,792亿美元,超过英国 居世界第四位。

但是,一个正常发展的社会,不仅是一个高效的丰裕社会,也应该是一个和谐的公正社会。无论我们对公正下什么样的定义,某种意义上 的平等必定是任何正义或公正定义中必须包含的核心内容。暂且不说“什么是公正”,但至少可以说“什么是不公正”:贫者愈贫,富者愈富肯定是不公正。

无庸讳言,效率主导型的市场化改革,既没有保障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也没有保障公民权利的公平分配。尤其是利用手中的权力侵吞国 有资产的行为,引起社会舆论的极大反感,有人把这种状况称作“权贵资本主义”,虽然有点愤世嫉俗,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描绘出情况的严重性。正是这种情况,成 为培育中国当前各种民粹主义的肥沃土壤。

虽然中共十六大以来,决策层高度重视对弱势群体的救助,甚至免除了自古以来天经地义的农业税,但是,离深度解决这个问题还有距离。这是因为:

第一,权力支配下运行的市场仍然每天再生产出腐败和不公平。市场像只胃,你吃进去什么,它就消化什么。产权交易是市场行为,但一种 性质的产权转变为另一种性质的产权就不是一个纯粹的市场行为了,更可能是市场行为之外的分配行为。被称为“国有资产”的东西,理论上说,国家的每个公民都 享有对它的平等支配权,但事实上,对它的支配权却掌握在主管政府部门的主要负责人手里,他有权决定以怎样的价格转让给什么人。在这种情况下,它既可能以最 合理的价格转让给最会利用资产的人,也可能以象征性的价格转让给那个使主管官员受益最多的人,这就是所谓的“黑箱分配”。

第二,我国目前的政治体制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公民要对国有产权享有平等的支配权,首先要对政府权力享有平等的支配权,因为公民是通过政府去支配国有资产的。

要解决这两个问题,必须加快“公平主导型改革”。所谓“公平主导型改革”,有两个方面的含义:首先,要对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进行公正分配;其次,权利平等优先于利益平等。

这不是指对利益分配不平等的政策性矫正,而是指对权利分配不平等的体制性矫正。权利公平分配是一个社会的首要正义,有了它,可能没有利益平等,但至少有一半的机会平等;没有它,则肯定没有利益平等,也没有机会平等。

权利平等是一项正义原则,也是一项政治体制安排原则。这个原则在制度上的最根本体现就是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所指出的:“必须 在实际上确保每一个成年公民都拥有投票权。”这实际上说的就是所谓“民主”。民主最简单的定义就是确保每个成年公民都有投票权。那么,如何“确保”?当然 是通过以权力制约为核心的宪政制度来确保。从理论上讲,权利平等与宪政民主互为条件;从操作上讲,有了宪政民主的体制安排才会有真正的权利平等。从这个意 义上也可以说,没有民主就没有公平。因此,公平主导型的改革,也就是民主化改革。

民主化不仅能够在制度上促进社会公正,减少社会患民粹主义流感的可能性,即使患了,也顶多发几天高烧,打几个喷嚏,而不至于演变为革命与暴力。

(作者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公共政策部高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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