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2月4日星期二

故国归来谈宪政-- 杨建利陈奎德在亚洲电台对谈(一)

左起:杨建利、陈奎德、杨小凯 (杨曦光 )在伯克莱加州大学参加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主办的“中国政党政治研讨会”

陈奎德:杨建利博士是21世纪中国基金会的主席。 他回中国考察劳工运动,被捕后在中国坐满了5年监狱,之后,又在中国滞留了几个月时间,不久前,他终于回到了家,回到了美国。杨建利博士在这个戏剧性的5 年中间, 受到了国际社会、各国媒体和各方朋友的广泛而深切的关注,他自己对中国问题也有了更为深入的思考,出狱之后又在中国进行了广泛的调查和访问。经历了在中国 国内的这么多曲折之后,请他来谈谈多年来就一直关注的中国宪政民主问题,一定不会辜负大家的期待。

杨建利:说到中国的变与不变,首先,中国肯定在变。各种变化,无论是在狱中还是出狱之后都是能感受得到。 现在最最概括地讲,最根本的一个变化是,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社会经济文化领域里的个人享受比以前更大的自由。 也就是说中国的个人自由方面比以前有了更大的扩张。

但是,不变的是,所有的自由都没有制度化,最重要的是没有经过民主制度这么的一个过程,没有把所有老百姓所享有的个人自由制度化起来。所以老百姓都担心, 没有制度化的,没有经过公民参与的政治过程确定下来的东西,无论多好他们都会担心再次失去。他们的担心是有充分理由的,因为中国政府它毕竟还是一个专制性 质的政府,人们的个人自由它随时可以拿回去。而且在中国最近十几年警察在不断扩张,装备不断精良,当局随时准备镇压消灭任何地方的抗议示威活动,而且监视 着他们认为的”有问题的人”和他们的活动,随时实施骚扰暴虐逮捕监禁驱逐等,中国政府基本上是用警察的力量强硬维持表面的专制秩序。现在的中国可以说是百 分之百的警察国家。所以说呢,大家一方面享受到了很多个人自由, 另一方面所有的自由都没有制度化的根本保障,没有制度化根本保障的最具体的体现就是老百姓不享受政治自由、不享受政治权利。比如说结社啦,言论啦,新闻 啦,抗议示威游行啦等等,没有这些最重要的政治权利;而且更为重要的自由选举也不存在。如果没有这些政治自由政治权利的话,所有上面说的人们正在享受的有 限的个人自由,随时都有可能被拿走。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大家很困惑,中国到底是变了还是没有变呢?更好呢还是更不好呢?所以在这里我先非常简单地把我对中国 的观察作这样一个描述。

刚才谈到了政治权利水平和个人自由水平,个人自由水平主要限制在社会领域经济领域的自由。这两个水平的差距是相当大的。在中国,这个相当大的差距会造成很 多的麻烦,因为享受了很多的社会自由以后,自然想保护自己的财产权利,保障自己迁徙的权利、寻找工作的权利。在所有这些方面的自由都希望得到更多的制度化 的保障。这就要求,必须去扩张政治权利。政府这方面又抓得非常紧。这样的话警察必定要扩张。政府方面实际上也是非常紧张。在政府里面,有两方面的思考和两 方面的实践。一方面我们要把两方面距离拉近。怎么拉近?这就是把人们正享受的个人自由的水平拉回到到政治权利水平上来。另外一种拉法,就是开放政治权利, 让人们像享受社会经济领域的个人自由一样享受政治自由。这两种拉法,也许都会得到他们所称的稳定局面。但现在是前面那个拉法的思路和实践在中国政府占主导 地位。在共产党内也存在后面那种思路和实践。所以,我们常常会看到矛盾的政策和现象。有人问,为什么中国会有那么多并存的矛盾现象呢?其实矛盾首先出现在 政府里面。它想把两个方面的——个人经济社会的自由和政治权利自由的——水平拉近。这两种方向性的东西都存在,两种政策都存在,两种实践都存在,所以看到 很多的矛盾社会现象在中国出现。

另外怎么说呢,不管怎么变,中国和国际社会进行接轨,中国越来越向国际社会开放,这个事实很难改变。因为这是和所有中国人的利益都结合在一起的,尤其和中 国的上层利益结合在一起。一关门,他们成为损失最大的阶层。中国与外部世界的接触的深度和广度不断扩张。而这个扩张的过程中,它必须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屈服 于国外的压力。所谓的国外压力不是极端的民族主义者所说的那种国际社会挑衅欺压式的压力,而是当今世界的大势,民主自由人权等普世价值不断冲击中国社会带 来的压力,北京必须向它们让步。国内国外的压力和音素都在国内造成了民间政治空间。这个空间有几方面:一个是民间社会NGO的出现。现在NGO相当多,而 且基本是以非政府的面目出现的,以前所谓的NGO其实是GONGO(government operated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即政府运作的非政府组织。这个空间很大。在这方面,我觉得有一件工作很重要,就是国内NGO和国际上同类的NGO的接轨和联 合,这样会给国内的NGO带来一些保护,而且他们现在也确实在试图接轨和联合。另一个就是最近几年我们所看到了维权律师的活动。我们说我们要扩大政治权利 空间,但是,怎么扩大呢?当然政府如果愿意主动开放政治空间,那样最好不过,但我们不能指望它那样做。那怎么做呢?就必须从民间做,这样就必然就涉及到集 体活动,集体行动。大部分政治权利是以集体行动得形式表现的,比如结社权、集会权、游行示威权包括罢工等集体权利。但是现在中国民间缺乏集体行动的合法性 资源。集体行动的合法性资源完全被政府控制着。就是说如果你一个集体行动超过几个人了,你要是一动作,你的合法不合法就完全由他们说了算,整个社会的集体 行动合法性资源都有政府当局来分配,有时甚至是最高当局来分配。就像文化大革命时候的中央文革小组,在中国出现任何一个造反派组织,它的合法性由中央文革 小组定,它说你是革命的你就是革命的,说你是反革命的你就是反革命的,也就是说集体行动的合法性资源完全掌控在它手里。集体行动的合法性资源一旦被政府当 局全面垄断,民间很难扩张政治权利的空间。而现在维权律师正好应运而生。从某种角度来看,它的最重要的意义就是在民间开发集体行动的合法性资源:在中国的 法律条文中,在法庭上,通过一个一个个案向中共政府争夺集体行动的合法性资源,意义非常大。

下面再来看知识分子。自由知识分子的群体在中国渐渐成长起来,他们做了两件比较有意义的事情:第一维持了国内的自由言论的空间。这个空间基本上维持的非常 牢固,它为更多的人敢于说真话打下了好的基础。第二,自由、公共知识分子体制内与体制外的界限逐渐被打破了。我在国内的这段时间看到了这个可喜现象,我自 己也和体制内的一些知识分子,甚至包括一些职务和级别比较高的一些知识分子的进行了广泛深入的交流。这种行动本身就是打破体制内外界限的尝试。这个突破意 义重大,设想中国的各界人士能够走在一起,进行的不受身份限制的充分交流,一定能产生解决中国问题的可行的办法的。这个群体在慢慢扩张,它的成长和对自由 言论空间的保卫,对维权活动,对NGO 的成长,对民间民主力量的成长,对公民社会的发育,都有正面促进作用。因为它是从道义上,从知识上从思想上来证明他们的行动是对的,所以提供了一个集体行 动合法性资源。他们占领了一个学术、文化的话语空间,并在这个空间里论证了我们基本诉求的合理性。在自由知识分子中,有许多勇敢说真话说真相的记者,在维 护言论空间和配合维权律师的活动方面做了很大的贡献。其实,民间空间的不同是有一定程度的配合的,缺少了任何一个方面都是不行的。

现在,我最希望迅速成长的群体是政治活动人士。所谓政治活动人士是哪些人呢?他们既不是维权律师——用法律的手段在法庭上,在法律条文上去争夺集体行动的 合法性资源;也不像独立知识分子——秉承道义良心在知识、思想上,争夺话语空间,进而维护民间的政治空间。政治活动人士,基层代表和组织各种不同群体的利 益的活跃人士,他们是基层利益的鼓动者、领导者和组织者,采用各种方式,去争取自己所代表的那个群体的利益,组织集体谈判,情愿,上书上访,并把基层实情 和诉求反映社会舆论上去,甚至反映到政府决策的过程中去,他们是参加竞选真正人民代表的最基本人选,也是民选政府官员,乡长,县长,市长,省长的后备人选 选。旧时是这么一个阶层,我特别希望它在中国成长起来而且打破体制内外的界限。但是现在这个阶层还是比较薄弱。

陈奎德:这种人士,譬如湖北的姚立法先生和广东的郭飞雄先生等,目前在中国还是稀有品种。大家可能注意到了,在台湾逐渐民主化的政治过程中,当年基层的一 些政治活动人士的参选与政治生态的变迁有很大关系。后来,有些活动人士被逮捕了,但他们的妻子站出来,无所畏惧,继续其事业,纷纷自己出马竞选,称为“代 夫出征”,成为台湾政治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凭借同情心带来的极高民气,她们大部分都获得了成功。这样一波接一波的竞选、抗争,成为推动政治民主化的非常 重要的力量。

杨建利:记得我们在以前的对话中曾经谈过,国内的民间政治活动内容应该是什么。当时我的建议,最主要的政治活动内容(其他都可以忽略的),就是一批政治活跃人士的直接参与当地基层的民众利益并围绕着当地的各种问题进行参选人民代表的准备和寻找机会参加选举。

陈奎德:要进入政治过程,就必须要有政治活动家来进行政治活动。任何国家都需要政治活动家。台湾的民主化历史表明,当年美丽岛事件的大审判,被告是一些反 抗威权统治的政治活动家,从事基层选举及组党活动;他们的辩护律师,则是维护他们正当权利的维权者,相当于今日中国大陆的维权律师,这些律师后来也受迫 害。台湾的政治转型历史表明,政治活动家与维权律师结合在一起,成为台湾反对党的骨干力量,极其有力地推动了台湾民主的发展。

(2007年9月13日)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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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议报》第331期 http://www.chinaeweekly.com

全德学联坚决声援香港司徒华先生公民抗命

全德学联永远不会忘记1989天安门广场上,北京和各地同学得到香港以华叔为代表的民主派人士的关切和支援。现代中国学生运动和海外民主运动跟香港民主派人士是血肉相连的一家人。


香港行政当局企图借用司法力量来打击香港民主力量,面对司徒华先生的德高望重和正直清白,恰恰是在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在法西斯时代,德国出现了白玫瑰学生兄妹的反抗斗争,慷慨赴死;更有施道芬伯格刺杀希特勒未遂而牺牲。到了战后的西德民主时期,仍有奥格施泰因这样的新闻自由的捍卫者,著名的明镜周刊创始人敢于跟政府中的反民主势力进行坚决的抗争。当时指责奥格施泰因的罪名是所谓"非法出卖军事机密,损害国际利益"。逮捕关押103日。舆论大哗,结果国防部长施特劳斯狼狈下台,明镜大获全胜。司徒华先生正在为中国和香港的民主发展史写下新的历史记录。香港也享有一定的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可是俯首听命于北京的香港行政当局却害怕民主力量的壮大,就要打击司徒华先生为代表的民主力量。我们将把香港当局迫害司徒华先生的所谓"非法无线电讲话案"通报德国和欧盟领导人,要求全世界都来关注这样的案件。欧盟曾经在对华关系的文件中表明,香港的自由是欧盟关注的利益所在。欧盟不应该忘记自己的承诺。


华叔,我们和您在一起!


全德学联 彭小明 2007 12 4 德国

司徒华:我被检控的告票的中文

本文不是来讨论法律,只作语文上的探讨。我不懂法律,但对中文(汉语)还是懂得一点点的。十一月二十日下午,约五时半左右,我收到了东区裁判法院,送来的 告票。告票有中英文本各一。《基本法.第九条》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行政机关、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除使用中文外,还可以使用英文,英文也是正式语 文。」那「除」字和「还」字,大抵有以中文为主的意味罢?所以,我只来探讨告票的中文本。那中文本的告票是这样的:「有人提出告发,指称你於2007年5 月25日於九龙旺角西洋菜南街20号对出行人专用区,在知道或有理由相信维持一项未领有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批给的牌照或电讯管理局局长批给或设立的适当 牌照的电讯设施,以便藉该电讯设施进行发送讯息。」

用字累赘混淆

多麽诘屈声牙!这暂且不说,先谈最後的一句:「以便藉该电讯设施进行发送讯息」。这句话在字面上的意思,并不是说已经用了该电讯设施去发送讯息;「以便 藉」,只是准备用来发送讯息,有意图而未有行动。那麽,要检控我的是甚麽呢?是「知道或有理由相信」,有人维持一个未有牌照电讯设施,也是有罪的吗?「知 道或有理由相信」,民间电台未有牌照的,大有人在,他们都要被检控吗?这次,我被检控,原因是曾作为民间电台的嘉宾,发送了讯息。这原因与告票所述,是不 一致的。此外,「……於2007年……於九龙旺角……」连用两个「於」字,有点累赘了,第一个可删去。「……行政会议批给的牌照或……」,在此「或」字之 前,应加一逗号(,),否则,在与下文的两个「或」字,混淆起来,使人难读。「电讯管理局长批给或设立的适当牌照……」,「设立」两字费解,若改为「发 予」,则上文的「批给」应改为「批准」,因为「批给」已包括「发予」的意思。案件在审讯中,我只来探讨告票的中文本的语文,不算是影响司法公正罢?

司徒华
支联会主席
2007-1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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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苹果日报》 凌锋推荐

2007年12月3日星期一

“民主推荐”和“民主测评”都谈不上民主制度

作者:李志宁

其实,“民主推荐”和“民主测评”都谈不上党内民主制度。何谓“党内民主”?

  我认为,只有全党选举党的首领了,才能算是真正“民主化”了。不然的话,依然是“极少数人”在“全党”背后,在7000万党员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就决 定了谁来当这个职务、谁去当那个职务,也相当于“策划于密室”,但是却又完全没有“点火于基层”(其实,后面这点,还有点道理)。那么,我党还有什么“民 主”二字可言?

  据报道,此次17大党中央的“委员”和中央纪检委的“委员”,其名单,早在一年半以前,就开始“准备”了。

  千千万万的普通的中共党员们,谁能知道他们都“准备”了些什么?

  据报道,为了调查这些“委员”们是否有“民意”,中共领导机构向人大、政协委员和“群众”曾经发出了3万3千5百张调查表。好家伙,这一下子,“媒体”们大肆溢美道:“这在中共历史上当属首次”。好像其意义,大的不得了了。

  原来,建国以来,即使进入和平时期,也从未调查过中央委员们的“民意”,从来也不知道老百姓对他们意见如何?而且,特别改革后,中央委员们高高在上, 普通党员们根本就不知道委员们都是何许人也。现在,要调查“民意”了,可是从报刊获知,17大中央委员加候补委员,共计371名。那也就是说,3万多份调 查表,人均仅仅有90.3张。如果再加上没有当上委员的人选(差额那部分),那么显然,平均数还要更小。

  看看吧,“准备”一个中委,只须几十份调查表,就够了。

  而中国,有13亿人口!有7000万名中共党员!

  据报道,在台湾,民主化后的国民党,要参加党领导人的竞选,起码需要3万党员的签名推荐,才有资格去竞选。今天的国民党只有约90万党员,而我们中共,则有7000多万党员。若照此比例,一个参加竞选中共中央委员的人,应当有233万余党员推荐,才有资格竞选呢。

  这可能吗?当然不可能。

  我们,被吹嘘为“在中共历史上当属首次”的调查表,竟然人均才几十张!这还有什么好吹的呢?

  再说,3.35万张调查表,若分到中国人民头上,几个人能得1张呢?

  大致算算,约4万人能分到1张调查表。(但若是只在党员中调查“民意”,那么,约每2100个党员,就可以得到1张了)

  我估计,这4万人1张的表,能够得到的,还多是官员和党员资本家们。所以,尽管学者们总说,中国是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但在实际上,毫无疑问,中国是一个“有权人与有钱人当家作主”的国家。

  我有时也会想,为什么过去、例如在50年代,就不用这个“调查表办法”呢?那时的干部有没有“民意”支持呢?这在当时似乎不太重要。为什么?这是因 为,建国初年的领导干部基本上都是经过了“长期战争考验”的一群人。我想,即使是中共那个糟糕的“组织部”,其主要成员也大都经过了战争年代。那个时候, 即使没有经过什么做表面功夫的“民主推荐”、“民主测评”一类花样,那些自私自利的贪官污吏,要想大面积占领中国的政治舞台,也还是极不容易的。

  战火的硝烟已经渐渐远去。

  战争硝烟越远去,干部层的退化就会越严重。

  我为什么反反复复地说到“战争年代”和“和平年代”?就是因为这两种时期实在有天大的差别!在严峻的、流血的战争年代,若不是真正将个人利益、包括把自己的生死全都置之度外,若不是真正表现出个人的能力,而是靠给领导拍马屁、奉承歌颂、请客送礼,那是上不去的。

  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

  但是,和平时期,情况大变,一个人完全可以只靠拍马屁股、投领导之所好,而扶摇直上。而且70年代之后,大部分干部都是这样上去;80年代之后,绝大多数干部则肯定是这样上去;90年代以后,可以说,基本上全部的干部,都逃不脱这种“升官”之路径了!

  建国后,在和平年代,官员们升官发财的路径,很难是别的。

  战争年代,可以从干部的表现看出其素质。而到了和平年代,这种对人们进行“鉴别”的条件就不存在了。人们不知道,这些“新干部”头脑里到底在想什么? 当然,他们会说漂亮话、让领导高兴。但是这种功夫,太容易练就了。而今天的事实也说明:中国各级官员,什么好话都会说,炉火纯青;同时,什么坏事都能做, 寡廉鲜耻,全没有一点“不好意思”了。

  还有,我认为选拔干部,素质是最重要的,而年龄则是不重要的。而中国恰恰相反,特别强调干部“年轻化”,这现象起初实在令人难解。年轻化,是个很奇怪 的标准。年轻,除了容易被领袖驾驭外,还有什么优点?对,要的不就是这个么!年轻,显然并不是防止干部“变坏”的天然屏障,甚至更容易变坏些。

  而决定官员们是否变坏的因素,主要是政治制度。

  所以和平时期,如果没有民主制度,官员只能越变越坏,不可能有别的结果。时至今日,咱中国的好干部,例如孔繁森,已经成了非常罕见的“稀有动物”了,好干部大概比大熊猫还要少。

  但真遗憾,没有民主制度,中国只能有这么一个结果,不可能有别的。

  正由于当代中国顽强地抵抗政治民主制度,所以,中国目前的贪官问题,其面积之大,贪者数量之多,史上罕见,世上罕见,也成了“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了。


  表面看来,现在提出所谓“民主推荐”,好像好得不得了,起码,民主已经开了头了。但人民怎么能推荐呢?难道不管是谁喊它两声,就算“人民”推荐了吗? 目前的中国,人民既没有言论自由、又不准上街情愿;谁也不可能征集民众签名;民众自行的集会结社,根本不许可;在天安门广场,我们当年小学同学就是想集体 照一张相,也要受到便衣警察盘问(大概怀疑是不是有人在开会)……。这种情况下,要经过怎样的“程序”,才能表现出一位党的领导干部是人民“推荐”的呢? 实在太不容易了。也可以说,是根本不可能的。

  所以,若没有一个民主的“程序”,又哪里会有民主本身呢?

  所以,现在这也民主,那也民主,其实什么民主也没有。而“民主推荐”还有“民主测评”,其实,和真正的民主制度,也根本不沾边。

  没有竞选,没有全党选举,也没有分区选举,怎么能算有了“党内民主”?

  最重要的是,没有真正的“自由选举”。

  而没有“竞选”的选举,等于没有选举。

  例如“差额选举”,仍然表明,投票的人们,选择很有限。投票人没有否定全部已定“候选人”、而自己推选其他候选人的权利。反正,必须在“组织部”已经预先选择好的几个人里挑选。而这些人,投票者们几乎全都不认识。

  这叫什么民主?

  只有合法的派别,只有公开的反对派,只有竞选,才能有真的“党内民主”。

  所以我感到,中国的骗子实在很多,政治的骗子也很不少。千万不要人家一说“党内民主”,我们就信以为真。

  中国人搞这么多花样,说穿了,就是为了在实质上否定民主,而尽力延缓专制制度寿命。这符合极少数当权者的利益(不是人民的利益),所以,它就发生了。尽管很有些人,把当权者说成是人民的“代表”,甚至是“三个代表”。但在实际上,显然,当权者和人民的利益是不一致的。

  其实,中国的握取了权柄的人们,应当知道:现在的中国,所以在世界上总是被世界多数国家的人民视为异己,甚至被视为“怪物”,就是因为,中国没有真正 的“人民选举”!还是“少数人”幕后决定一切!世界的人民害怕我们这种政治。我们中国,在目前世界上,没有大选,没有游行请愿,没有独立工会,没有“三权 分立”,已经是“稀有品种”了,已经日益“古董化”。问题是,我们不像大熊猫那样值钱,因为我们这种落后政治制度,在世界上没有“市场需求”,是卖不出去 的。试问现在世界上还有哪个国家的人民,希望“引进”中国的政治制度?中国的国际政治形象很差劲,很丑陋,就是再鼓吹中华民族“民族自豪感”也没有用的! 人民没有正当的政治权利,难道咱们中国人民就喜欢这种“中国特色”吗?我想,除了官员们和很少一些傻乎乎的民众外,谁会为此高兴呢?

  一个小小的台湾,为什么现在赢得世界很多人同情?并不是因为他们那里曾经有个嗜血的、独裁的蒋介石,而是因为台湾已经实现了民主化。在民主这一点上, 他们争得了历史的主动,融入了世界主流,而中国大陆却还没有民主的影子。居然有人写了篇不伦不类的《民主是个好东西》,也引起了喝彩声。

  其实,中国若干高官们也好,党的领袖也好,人大和政协的高级人物们也好,如果真的进行民选,由于目前的特殊历史条件,未必都选不上(当然,可能很多人 选不上)。但是由于根本没有过“自由选举”这么个“人民检验”的关口,所以,世界上的人们难免认定,中国高级干部们,全都是经过“密谋”、甚至是“阴谋” 才上来的,因此,全世界很多人从内心里,还是看不起我们,也看不起我们的高级干部。

  这没有道理吗?有道理的。

  另一方面,确实,也出现了历史的机会。

  我认为,由于目前中国许多高级人物的地位特殊,一旦主动实现“民选”,就很可能被人民选上。他们就可能成了“中国民主之父”。但是,如果民主化延宕日 久,迟迟不能实现,而国家的贫富分化又无从遏止,社会风气越变越糟,而贫穷人民是多数,他们越来越烦躁,就不会将“心中的选票”投向这些人。而到了真正能 投票的那个时候,即使选阿猫阿狗,人民也不愿选举今天的这些驰名人物。那么,目前这些政治名人的原本有利的地位,就会在时间的流驶中丢掉,他们的作为,也 就会反而演成人民的怨恚。这是他们自己造成的。

  所以,我很想向中国高级人物们说句“心里话”:

  民主化,是不宜再拖下去的了。

  但是,目前的中国人民,可以说对民主化一点信心都没有。

  为什么?凡事总会有原因。是人民不愿意实现民主化吗?人民不想自由说话?愿意被压制?愿意做奴隶?

  说不通吧?

  民主化的障碍,决不在人民!

  许多学者把责任推给人民。似乎人民没有足够的文化,因此,民主选举的条件就不成熟。这种说法的欺骗性彰明较着。过去我们中共的一些分散的根据地里,就 举行过选举,因而当时被称为“民主政府爱人民”;成为统一的国家后,反而不行了。现在,世界上不少文盲很多的国家都能够进行“民选”,为什么中国就不行? 说中国人民现今已经愚昧到不能进行“民选”了,这是对人民的侮辱。显然,中国民主化的阻力来自贪官污吏,来自上层,来自极少数人,而不是人民。 (2007.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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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议报》第331期 http://www.chinaeweekly.com

李昌玉:补发右派工资,中共中央认为“应该”

自从2005年年底,我们山东大学史若平先生等为主的几位老右派,发表上书,“要求平反反右派大冤案,补偿物质和精神损失”以来,先后又有北京、上海、浙江、新疆、重庆等地老右派也提出了同样的要求,其上书都发表在海外网站上。

对于这些上书,中共有关部门至今没有作出正面的回应。我们唯一能够感受到的反应,就是所有带头发表上书的老右分子,都得到各自地区、单位(党委、统战)、街道或公安的谈话,或给予客客气气的抚慰劝阻,或直直统统的禁止警告,列入了黑名单,予以程度不等的监控、打压。

其实,据我们所知,给右派补发工资问题,中共中央早就有过考虑。史若平先生收到过右派朋友的复印件,有中共中央80年(落)字第6号《全国政协给全国人大 的情况报告摘要》和国务院81年(落)字第81号文件《关于错划右派改正后补发工资的通知》,都是打算给右派补发工资的,后来,据说,是因为没有钱,所以 作罢。这些文件我也读过,因为没有执行,已经不能成为依据,所以读过之后,史若平先生就随手夹到某本书里,现在找不到了。

近日,我又收到某位不具名朋友的电子邮件,附录了扫描文件:中共中央统战部《对八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第3148号建议的答复》。原件覆盖了收件人的姓名,其原文如下:



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用笺

(94)统议字04号

对八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第3148号建议的答复

――代表:您提出的关于对原“右派”政策的全面落实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粉碎“四人帮”后,1978年中央决定全面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并且根据有错必纠的原则,实事求是地把错划的改正过来,做好安置和善后工作。在中央和各级党 委的领导下,截至1980年底,全国共改正了54万人的右派问题,并作了妥善安置。可以说,反右派斗争所有遗留问题得到了比较彻底的解决。

对于原降级的,改正后恢复了原工资待遇。明显偏低的,根据中办发(1986)6号文件的补充规定,各地在工资制度改革,理顺工资关系中,已作了适当照顾。按政策规定,从1978年10月起发改正后工资,以前的不再补发。

补发工资问题,是个涉及面很广,政策性很强的问题,全国改正右派54万人,从错划到改正长达20多年,补发或部分补发原扣工资,国家经济承受不了,只能按 党的政策,着重政治上解决。希望这些同志能够向前看,顾大局,体谅国家的困难。如生活确有困难,可向本单位申请,由本单位酌情解决。

感谢您提出的建议。

中央统战部办公厅1994年7月20日

从这个“答复”可以看出,中共中央并不认为不应该补发工资,只是因为“国家经济承受不了”,因为按照中共的法理法统――似乎是几十年间搞政治运动形成的一 个传统,给平反以后的受害者补发工资是合法合理的,应该的,以证明是整错了,算是一种抚慰。这正是中共在几十年间,虽然搞了无数次政治运动,整了不知多少 人,但是,最后人心竟然不散,队伍竟然不垮,被整的人还要认为是组织上对自己的特殊“考验”,证明了自己对党的“忠诚不二”,因而对党还要痛哭流涕,感恩 戴德。如此等等,正是共产党能够屡整屡有理、越整越有理的“奥秘”。在文革中,所有被打倒的人员,凡是扣发了工资的,最后都补发了工资。这正是按照中共搞 政治运动的惯例行事。右派承受的苦难和死亡,和文革中被打倒关押的走资派一类人相比,各有轻重不同,但是被整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者,非自然死亡者,无计 其数,远远多于重于走资派,时间长达二十几年,两者不可相提并论,按照中共的法、理、情,补发工资都在法、在理、在情。文革打倒走资派其实是反右运动的回 光返照而已,所以,解读这份《答复》,更证明我们的要求是合情合理合法的,和后来制定的《赔偿法》无关。

至于是否“实事求是地把错划的改正过来”,是否“做好安置和善后工作”,是否“作了妥善安置”,“反右派斗争所有遗留问题”是否“得到了比较彻底的解 决”,什么叫“只能按党的政策,着重政治上解决”,右派为什么要“向前看,顾大局,体谅国家的困难”,如此等等,许多老右的文章已经作了阐述,我就不饶舌 了。我举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山东大学物理系一级教授束星北,工资非常特殊,为700元,比当时享有1级工资500元的国家主席毛泽东还要高,打了右派 后,给他降为20元。这二十几年被扣发的工资就可以一笔勾销吗?

现在,国家经济状况已经大为改善,“国家经济承受不了”的问题已经解决,给右派补发工资的问题应该可以提到日程上来了吧?!(2007/10/18于山东大学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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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议报》第331期 http://www.chinaeweekly.com

“凡是坚持有利是首要条件的地方,事实上不存在绝对命令”

作者:虚舟

一、“绝对命令”就是伦理道德

文章的题目是康德在《法的形而上学原理——权利的科学》中说的一句话。

康德认为,“由于我们是人类,具有一种受到感觉官能影响的意志,结果,这种意志的活动可能与纯粹意志不一致,甚至经常与它冲突,这些法则表现为强制的命令或禁止我们做某些行为,因此,这类法则是绝对的或无条件的命令”。

他在另一个地方又解释道,“绝对命令,一般又表明什么构成责任。它可以概括为如下公式:‘依照一个可以同时被承认为普遍法则的准则行事’”。

康德说的“绝对命令”,“普遍法则”,就是伦理道德的基本原则,用康德的话讲,就是“道德科学的最高原则”。为什么伦理道德的基本原则会有如此崇高的地位,成为“绝对的或无条件的命令”呢?

二、“绝对命令”即伦理道德出自人性

就人的本性而论,人是智能动物,能够认识世界,发明创造,不仅适应世界,而且改变世界,在大自然生存竞争的环境中已没有对手。一如西塞罗所说,“如亚里士 多德所说的,造人是为了两个目的,思想和行为。可以说,人就是必死的神”。像神一样有能力的人,可能的对手是和自己一样有能力的同类。为了避免组成社会的 人同类相残,保证人类社会正常生活,伦理道德几乎是和人类社会同时出现,为人类社会提供作为人的行动准则,为人类社会提供作为人的行动力量。

伦理道德有如此的普遍性,康德直接称之为“先验的原则”,认为对于后人来说,“道德法则作为有效的法则,仅仅在于它们能够合乎理性地建立在先验的原则之上 并被理解为必然的。事实上,对于我们自己和我们行动的概念和判断,如果它们的内容仅仅是那些我们可以从经验中学得到的东西,那就没有道德的含义了;如果 说,有人错误地想通过经验所得到的任何东西来制定道德原则的话,他就已经陷入最糟糕、最致命的错误的危险之中”。

其实,在康德之前近两千年的时候,西塞罗即讲到这个“先验的原则”:“良善的人做很多他们并不指望得什么好处的事,只是出于正当的、道德的和合理的动机才 去做。人与低级动物之间有许多不同,其中最大的不同就是大自然赋予人理性的恩赐,一种积极的、精力充沛的智力,能同时以极快的速度做好几件事,并且可以说 有一种敏锐的嗅觉,能够洞悉事物的因果关系,能够分条缕析,能够把分离的事物联系起来,把将来和现在联系起来,纵观整个生命过程。而且正是理性使人类对同 类感兴趣;理性还产生了语言和习惯的一致性,激发人从友谊和亲情开始扩张自己的兴趣,首先与同胞形成社会纽带,然后与全人类建立社会关系”。

进化论告诉我们,人类的“社会纽带”,人类的“社会关系”,确实是这样建立在“正当的、道德的和合理的动机”的基础之上。

三、“绝对命令”即伦理道德来自历史的源头

人像神是在战胜大自然的灾难中显示出来的。人这个神创造的第一个奇迹是组建人类社会。按传说,中国人的社会组织在战胜大洪水中形成,最终领导治水成功的大 禹成为英雄,他之后他的儿子启就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夏”。按传说,西方人是在挪亚方舟躲过大洪水之后,才开始形成社会,后来逐渐出现国家。在这 个源头上,伦理道德的“绝对命令”应运而生。希伯来人的“十戒”,是西方伦理道德即“绝对命令”的源头;印度人的“十戒”,是东方伦理道德即“绝对命令” 的源头;夏朝凭借的“天命”,即中国伦理道德即“绝对命令”的源头。

这些伦理道德即“绝对命令”对人的行为的规范,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后来的国家制度、法令、法律、文化,不过是对这个基础的引伸和发展。中国和西 方的差异,这时就已埋下伏笔:西方伦理道德即“绝对命令”面对的是自由的个人,为人的发展留有余地,而人的发展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中国的伦理道德即 “绝对命令”面对的是隶属国家的百姓,不是自由的个人,人只是国家的工具,国家才配有发展的机会。然而,没有人,没有人发展的余地,人不发展,国家也就无 从发展,结果就造成中国的国家体制,几千年间虽有分封制、集权制、三省六部制、人民代表大会制的形式演变,土地国家所有的基本制度却至今不变,以至于国家 还是原来的国家。

东西方历史的经验教训说明了,伦理道德即“绝对命令“对人和人类社会的生存发展起着决定性的关键作用。

四、“坚持有利是首要条件”违背伦理道德即“绝对命令”

这个道理不难想象,伦理道德即“绝对命令”要求的是原则上的应该不应该,不是经验中的有利不有利。应该做的,不利也要做;不应该做的,有利也不做。原则高 于利益。而“坚持有利是首要条件”则不管应该不应该,只要经验上有利,就做;只有经验上有利,才做;只要经验上无利,就不做。利益高于原则,甚至于是没有 原则。无论这种被当作“首要条件”的“有利”多么冠冕堂皇,引人入胜,历史告诉我们,“凡是坚持有利是首要条件的地方”,必然会和“道德科学的最高原则 是:‘依照一个能够像一项普遍法则那样有效的法则去新动向’”背道而驰。

对这种把“有利”当作“首要条件”状况,康德进一步批判道,“就此而论,一切似是而非的先验的合理化,归根到底,无非是通过归纳法,把经验中的事实加以概 括而已。由此得到的一般性仍然是非常有限的,以至于对每个人必须允许有数不清的例外,为的是,可以按照他特殊的爱好和获得快乐的能力,去选择他的生活方 式。最后,个人确实必须变得聪明伶俐,而以他本人或邻居的遭难为代价”。生活就是这样,对“有利”的绝对追求,不是伤害别人,就餐损害自己。

所以,康德说,“凡是坚持有利是首要条件的地方,事实上不存在绝对命令”。

五、中国就是“事实上不存在绝对命令”的地方

林则徐作为扞卫大清帝国的民族英雄,而不是作为当今世界誉满全球的禁毒英雄,在中国长时期享有崇高地位。他的两句诗,“苟利国家生死以,岂以祸福避趋 之”,典型地显示出中国伦理道德非“绝对命令”的本质特征:“利国”,而不是“利人”,因而没有“正当的、道德的和合理的动机”,没有“表现为强制的命令 或禁止我们做某些行为”的“普遍法则”,没有“依照一个可以同时被认为普遍法则的准则行事”的“绝对命令”,有的只不过是“利”,“苟利国家”之“利”。 伦理道德就从“绝对命令”的君临天下,掉进王宫,沦为国家的“相对命令”,“家天下”国家君主手中的工具。

即如“天命”,看似崇高,由于“天命靡常”,解释权就掌握在每一个夺得天下,霸占国家的人手里,他们都标榜自己,“应天顺人”,“奉天承运”,都自封为 “天子”——老天爷的儿子。这就跟西方上帝只有一位,上帝的儿子也只有一位,并都在人生的彼岸大不相同,等于说上帝的儿子就在人间,正坐在龙椅上,要有多 少位,就有多少位,“天命”就掌握在那些金銮殿上“金口玉言”的家伙们手里。因而,中国的伦理道德就和西方不一样,不是超出具体经验的“绝对命令”,而是 出于“天子”需要的“相对命令”。“一个将军一套令”,“一朝天子一朝臣”,政治军事如此,伦理道德也如此。即使是“三纲五常”、“三从四德”,也是各取 所需,与时俱进,或以忠治天下,或以孝治天下,或以理治天下,或以义治天下。

其中儒家二圣的教导,“朝闻道,夕死可也”,“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看似“绝对命令”,其实无论发布者或解释者心目中,“道”,是为国之“道”; “仁”,是为国之“仁”;“义”,是为国之“义”,其精髓,不外岳母题字:“精忠报国”,还是“天子”“相对命令”的活学活用。《孟子》书中亚圣对梁惠王 的批判说得很清楚,“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 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 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这种对物质小“利”的否定,正是对政治暴“利”的肯定,正如《大学》强调的,“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 除了国家以外,中国的伦理道德没有为个人作为人留有余地。

参透了个中玄机,官员们便“满口仁义道德,满肚男盗女娼”。好点的,“千里做官,为的吃穿”;坏点的,“十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读圣贤书,想私家事, “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千钟粟”。既然,“天子爱英豪,文章教尔曹”,那就“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

看破弥天大谎,老百姓不管是“徯我后,后来其苏”的期盼,还是“时日曷丧?余及汝偕亡”的诅咒,抑或“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 何有哉”的歌颂,“立我蒸民,莫匪尔极。不识不知,顺帝之则”的赞叹,都是反其道而行之,从利出发。即使是自己暂时的领袖要调动自己,也只有拿利益做交换 才成:“苟富贵,勿相忘”是这样,“均贫富”是这样,“闯王来了不纳粮”是这样,“天朝田亩制”是这样,“打土豪,分田地”,“楼上楼下,电灯电话”, “等到革命成了功,一人一个女学生”,“一切向钱看”,“解决温饱”,“小康社会”还是这样。

结果,号称五千年的礼仪之邦,华丽的外衣下面包裹着如此的生命:“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天下熙熙,皆为利来”。“衣食足而知荣辱,仓廪实而知礼仪”。中国 以“天命”的名义制造的伦理道德造就的生活现实,证明了“凡是坚持有利是首要条件的地方,事实上不存在绝对命令”的普遍意义。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举世无 双,然而中国人反倒更不知荣辱,更不知礼仪,贫富差距越拉越大,说明中国社会并没有建立在伦理道德的“绝对命令”的基础上。这是致命的威胁。让我们不厌其 烦地再一次温习康德的提示,清醒清醒头脑:

“就此而论,一切似是而非的先验的合理化,归根到底,无非是通过归纳法,把经验中的事实加以概括而已。由此得到的一般性仍然是非常有限的,以至对每个人都 必须允许有数不清的例外,为的是,可以按照他特殊的爱好和获得快乐的能力,去选择他的生活方式。最后个人确实必须变成聪明伶俐,而以他本人或另据的遭难为 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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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议报》第331期 http://www.chinaeweekly.com

万耀球致中共公开信:共产主义是最大的恐怖主义

万耀球

中共十七大已经收场。我本幻想它应等于苏共二十大,正确重评罪恶滔天的暴君毛泽东。而且重新正确认识自己(共产主义和共产党)。当然我是落空。我是行将就 火之人,为了中华民族的后代不再受共产主义(其准备、过渡阶段为社会主义)的祸害,现在我把自己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的再认识公开提供中共和中华同胞参考。

二十世纪出现的共产(马列)主义理论和共产党的实践,是人类巨大的灾祸。浩劫中华,浩劫人类。

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7月23日成立,以外国的马列(共产)主义为指导思想,就是汉奸党。汉奸,不限于专指投靠日寇的汪伪政权任职者,凡为外国利益服 务,损害中华民族者均是。中共是苏共和第三国际组建并操纵的一个支部,提供经费,派驻代表指挥一切。中共的任务是保卫苏联,苏联是中共的无产阶级祖国。中 共一切行动都是为了苏联利益。真正的中华同胞们,中共不是汉奸党吗?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苏联主使中国的外蒙独立,脱离中华民国。那时中共赞成。说外蒙独立 就是回到无产阶级祖国怀抱。

中共的革命目标,就是先在中国用暴力夺取政权,然后配合苏联及各国共产党暴力夺取全世界政权,统治全世界。1931年9月18日,日寇侵占中国东三省。共 产党不抗日,却蚕食国民政府地盘。其建立的武装叫“红军”,占地建立的共产党政权叫“中华苏维埃”。其军队,政府的名称都是苏联货,中共不是汉奸吗?

中华民国政府独力坚决抗日。中共利用抗日名义扩充军队。到美国扔原子弹,日本投降,抗日战争胜利结束时,国军已筋疲力尽,共军却由一万人扩充到一百多万, 加上苏联的武器支援,自然以暴力夺取到大陆政权,把中华民国政府赶下海,剩居台湾岛。中共在大陆建立政权,所有土地、人口、资源财富均收归共产党所有(当 然假以“人民”名义),名曰“党领导一切”。共产党1949年十月一日起就是劫国大盗,比袁世凯窃国大盗之罪更深。土匪的暴力抢劫当然比盗窃罪大。劫到中 国之后,中共的目标就是劫到全世界的权力,“解放全人类,世界一片红”。这就是共产主义最高理想。可惜事与愿违,共产主义运动几十年祸害世界祸害中国,老 祖宗苏联崩溃了。中共这残渣馀孽还能垂死挣扎多久呢?

我的父、母在中共成立三年后,曾加入中共,为共产主义献身。由于中共是黑社会邦规,准进不准出,我母后来脱离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因此在1955年肃反运动 中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并判处管制(以居住地为牢房)。她在文化大革命的1968年红色恐怖风暴中,熬不住残酷斗争牛鬼蛇神,被逼自杀身亡。此前 1950年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毛泽东把前朝党政军人员都称“反革命分子”杀、关、管,以红色恐怖巩固一年前(1949)暴力夺取到的大陆政权。中国历史上 如唐宋元明清等改朝换代,均未将前朝人员杀害。中共杀害前朝人员,就是杀俘杀降,极为残暴,绝灭人性。中共对自己人降敌也是极其残忍。如二十年代在上海真 正无产阶级的中共中央委员顾顺章(中共领导人大多不是无产阶级)被捕后投降。中共以顾叛变,将顾在上海的家属老幼十多口包括女佣全部暗杀,称斩草除根不留 后患。这与后来文化大革命红色风暴有些地区把地、富、反、坏、右全部集体杀灭并吃人肉,包括家属幼儿一概杀死,理由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斩草除根不留后 患,是一样的恐怖主义。

我本人十八岁在1949年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政大学并参加青年团。后来本该入党时,逢毛泽东发动肃反运动要挖出党政军内部5%暗藏反革命分子。我不但 不能入党,反而被指为军内暗藏反革命斗争审查数月之久。我的上司许主任被诬指为暗藏反革命,经不住严酷斗争,精神崩溃,自杀身亡。幸好我顶住了残酷的精神 轰炸,没有屈打成招。运动后期因毫无证据,给我作了“不是反革命”的结论。这种无中生有为巩固权力发动的红色恐怖,早在抗日期延安整风抢救运动就曾发作。 那次把投奔延安参加共产党革命的人们诬为反革命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后来任毛泽东秘书、水电部副部长、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的武汉大学李锐,在延安整风抢救 运动中被诬为暗藏反革命斗争审查。幸好最后不算反革命。(但1959年诬他为右倾机会主义,在秦城监狱囚禁八年)。北京大学校友王实味,提过意见,诬他为 反革命,用大刀砍死。共产党何其恐怖,毛泽东何其残暴!早先,毛泽东上井冈山,把原先井冈山上的共产党诬为反革命除掉。

1957年,毛暴君为巩固自己的独裁权力,要消灭苏联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揭露斯大林为巩固对他的个人崇拜狂滥杀人的真相所产生的中国同情者,发 动反右派斗争,将百多万人划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残酷打击迫害。有北京大学女生林昭划为右派后,不服改造,被抢杀。其他未当时杀的右派被折磨二十一年九死 一生,惨不堪言。被害家属不计其数。反右运动也是共产党红色恐怖巩固独裁专制权力,造成中国无人再敢提批评意见的万马齐喑局面。那一次,我在劫难逃,被北 京大学划为右派分子劳动改造二十一年。如果毛泽东不死,还不止二十一年。毛暴君最高指示:右派是终身制。

今年是反右运动50年,一些尚未死的右派分子或家属子女要求补发被克扣的二十一年工资并赔偿精神损失,要求重新评价反右斗争。不是邓小平所言“反右运动是对的,只是扩大化”,而是彻底错。

共产党毛泽东说一些提意见的人思想右,这不错,是事实。很多人有民主思想,反对共产党独裁专制。这种右思想是正确的。但毛泽东邓小平等共产党把民主思想的 人们定性为该死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施加残酷斗争打击迫害,这不仅是错,而是犯罪。右,就是对,就是正确。英文Right就如此含义。中国语言文字, “无出其右”,右指正确、高明。“旁门左道”表示左就是歪邪。反共产党反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是反对践踏人权、反对独裁专制,有功于社会进步,是对的,不 是错,更不是罪。然而毛泽东把“反党反社会主义”以犯罪施加打击迫害,用红色恐怖巩固其独裁专制,犯下严重罪行。这就是对“反右斗争”应有的正确认识。共 产党应当谢罪,应当赔偿。

1953年3月5日苏联大独裁者斯大林病死,统治狂毛泽东认为自己应接斯大林的班坐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领袖的交椅。但苏联的领导人赫鲁晓夫等不同意。此后发 生的一切,根源在此。毛泽东恨透反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的赫鲁晓夫,由以前的“一边倒”拿(斯大林)苏联当祖宗,改为反对苏联修正主义(赫鲁晓夫“三和两 全”),写出“九评”,甚至视苏联为“社会帝国主义”。同时,毛认为苏联止于集体农庄社会主义,并未进入共产主义。只要毛领导中国先进入共产主义,世界共 运的领导,就应该是中国而不是苏联了,他本人自然就是世界共运的领袖了。他就可以发动原子战争死掉全球一半人,消灭一切帝国主义纸老虎,“解放全人类”, 世界一片红,当全球霸王。

于是,毛泽东心急火燎,提前废除刚刚建立的中国“新民主主义”,一天等于二十年,飞速进入社会主义、人民公社吃大锅饭的共产主义,以此为夺到世界共运领袖 的资本。但刘少奇等人不同意,不急于废除新民主主义。这就妨碍毛泽东迅速实现共产主义当世界共运领袖。所以,毛泽东用文化大革命(实为大要文化命、武化大 要命)的方法消灭刘少奇等绊脚石。他将刘少奇、彭德怀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阶级成份改为反动的资产阶级,用马列主义的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把“要让劳动 人民吃二遍苦受二遍罪”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刘少奇等打倒害死。可惜毛泽东并未坐上共运头把交椅,更未能发动原子战争以死世界一半人的代价消灭一切帝国主义而 统治全世界,就发病待死。他死之前,把朱德、贺龙、周恩来都害死,以防自己先死被他们批判。毛泽东统治人民、战胜同僚的方法,就是用暴力制造红色恐怖,杀 人、斗争人。文化大革命整死刘少奇的前奏,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全国斗争地、富、反、坏右。最严重的北京大兴、湖南道县、广西钦州地区集体屠杀地富反 坏右及家属幼儿,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斩草除根不留后患”。在北京东单路口西,南侧长安街,矗立每字十多米见方的十二字巨大标语:我们要造成浓浓的红 色恐怖!毛泽东能取胜,在于长期的邪教崇拜。共产党马列主义自称“无神论”,其实是有神论。无别的神,打击消灭其他任何宗教信仰。只有本神马恩列斯毛。用 本神严厉控制人们的精神,实为毛邪教。而且政教合一,所以威力强大。红色恐怖由国家绞肉机制造,国家恐怖主义。所以战无不胜。

陈独秀、张申府(崧年),是马列主义引进者和共产党创始人。张申府是周恩来、朱德的入党介绍人。1921年7月1日《新青年》9卷3号,“巴黎通信”栏 中,有张、陈通信内容:“……许多人说马克斯主义是一种宗教,其实在最细微的地方,没有点迷信,什么事也做不成。不可以‘太明白了’。张崧年寄于巴黎六月 十二日”。陈独秀的回信内容有:“申府先生……吴稚辉先生也说过,罗素谓此时俄人列宁行事有宗教性,此话诚然不差。但无论什么事若不带点宗教性,恐怕都不 能成功。吴先生此话正和你的见解相同……独秀”。

1918年9月5日,列宁领导的“人民委员会”发布《关于红色恐怖的决议》,声言绝对要实行杀人的红色恐怖;大批杀人才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红色政权。赤裸 裸表明共产主义就是国家恐怖主义。列宁在1917和1918年杀了一百万人。斯大林杀人就更多了。毛泽东在中国除战争死亡不算,政治运动杀害死及饿死中国 人八千多万,大大超过希特勒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杀人数。柬共波尔布特杀人200万,占全人口七分之二!毛死后,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实行六、四大屠杀。 江泽民李鹏镇压杀害坚持自由信仰的法轮功人民。以及一贯地打击迫害持异见者直到今天的“和谐社会。”毫无停歇。都证实共产(社会)主义就是恐怖主义。

中共应该反省自己,告别邪教和国家恐怖主义,还政于民,还军于国。开放言论自由,实行真正的和谐。具体措施,照安徽省政协常委汪兆钧10月27日给胡主席 温总理公开信实施即好。还有,《中华民主联邦共和国宪法》(草案),真正铲除独裁专制,取消马列主义,尊重人权,是一部很好的民主宪法。值得采纳。

北京大学改正右派万耀球 2007.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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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议报》第331期 http://www.chinaeweekly.com

木人:京城百姓闲聊天

( 一 )
早晨,和邻居老张遛搭到街头报拦去看报。走到那儿,有位满头白发的老者正在看报。
老张一眼就先看到那“给企业职工调整养老金将连续调三年”的报导。
“嗳,嗳,看,看,好消息,要连续调三年呐!”
“是啊,这回企业职工可好啦!”我也挤在旁边赞同着。
老者侧头看看我俩,冷冷哼了一声。
老张问:“老先生,您是企业职工吗?”
“是呵,是那倒霉的企业”。
“这下可好了,连续调三年呐。”老张和老者搭讪着。
老者没有回头,冷然说:“我反正被骗了几十年,得仔细想想,不能一听就信。”
“都登报了还有问题呀?!”老张说。
老者看了老张一眼,面无笑容的说:“你就看表面文章,我一个老同学,军队退休,一次涨1800;我老伴儿,教师,一次涨500;我是企业,一次涨50;三 年才涨150,这不是拿数字耍着你玩儿吗?我还可以说十年连续涨呢,一年涨50,十年不是才涨500吗?这有什么新鲜的,都是数字游戏,你得好好琢磨。再 说啦,那国有企业的财富不`都是我们创造的吗?现如今都被他们瓜分了,他们成了暴发户,还要继续剥削企业职工,这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也就是欺负中 国劳动者太老实。”
我和老张对视着:“!!!???”
( 二 )
我和老朋友老高约好去另一老友老张家闲聊天儿。
他骑车,我乘地铁。我先到,出了地铁站,直奔塔楼走去。因为我们都是张家的常客,熟了,一进电梯,电梯工就热情地招呼:
“来了您,又来看老朋友来啦?有日子没来啦。”
“是呵,我们这些老头儿没事干,可不就是闲聊天儿吗。”
“嗳吆,前些天,温家宝来我们这儿啦。”
“嗬!不得了,来你们楼谁家?”
“不是,是到旁边儿菜市场视察。”
“那好啊!说明总理体贴人民群众,这也是亲民,以人为本嘛。”
“嗳吆,可了不得,忒折腾,他还没来呐,车就来了一大串儿,连消防车都来了,旁边儿小学操场,车停了一大片。”
“嗬!威风呵。”
“别提啦,也就热闹一阵儿,解决什么问题?”
“你们这儿是国家机关重点地区,发改委、财政部、兵器工业总公司、外汇管理局……都在附近,先关心关心你们不挺好吗?”
“嘿!他在菜市场跟卖猪肉的聊天儿时候,猪肉是一个价儿,也就十来分钟,他一出门儿,立码儿就涨价,您说这叫干嘛?这不是闹着玩儿吗?”
“唔?是吗?”
“嗨!这谁不知道呵,他还没来,底下早捏咕好了,咱老百姓也不知道他们是谁骗谁?!“
“老百姓也弄不清,菜市场的这出戏是谁导演的,没准儿温家宝也不知道。反正两头儿蒙呗。蒙人的人是谁,谁也不知道。”
“嗳,嗳,昨儿晚上电视你看了吗?”
“什么事儿?”
“温家宝访问爱滋村,看了吗?”
“怎么啦?”
“你瞅小学生的课桌,明摆着那是新作的。听说大批老百姓是便衣扮的。”
“这,这到处是,上下是蒙和骗,嗳吆嗳,这中国成什么啦!”
“没法说,没法说,大概这也叫特色!?”
……
( 三 )
进得张家,老高进门坐定就说:“我们附近的天主堂在整修,听说要花好几百万呐。”
“这北京究竟有几个教堂?”老张说。
“1949年那阵儿,听说城里天主堂有八座,加上城外的一共十九座;基督教堂十二个。“老陈还真知道点儿情况。
“有信徒吗?”
“呵,多着啦!那时候我上中学,东堂子胡同对面儿的那个教堂还有什么青年会,还有学生参加活动。不过解放以后,全叫他们反动教会。哪次运动能饶了他们?斗得死去活来的。“老陈说。
老张笑了:“是呵,那时候谁敢说他是教徒呵”。
“最厉害的是文化大革命,不但宗教是反动的,对神父又打又抓”。
“别说神父,连回教的阿訇都抓去`劳动教养,折腾得真厉害。”老张说。
“也就是改革开放以后,宗教才慢慢有了活动。”
老高有些情况不清楚:“嗳,听说文革把教堂给砸了,砸了几个”?
“我给你这么说吧,那就叫‘无一幸免’,没有不被砸的”!老陈了解得多。
“我听说王府井那教堂修得漂亮着`呢,花了一亿多呢!“
“国家真舍得花呀!“老高赞叹着。
老陈微微一笑:“傻不傻你!那叫化桩,哪儿外国人去得多,哪儿往漂亮修,反正钱都由党掌握着,想花多少花多少,谁管得着?“
“嗳,嗳,嗳,谁砸的让谁去修!“老高绷着脸。
老陈笑眯眯看着老高说:“你是`真傻还是脑子进水啦?!那是毛泽东鼓动红卫兵砸的。谁敢提让他修的事?他死啦,可不就得共产党修嘛。这阵儿又要办奥运,不化桩行吗?“
“毁了是毁老百姓的钱,再修也是老百姓的钱。老百姓怎么那么倒霉呀!“
老陈指指老张说:“多明白呀,老百姓不当倒霉蛋,谁当?“
“嗳,那么多教堂修好,教徒该又活动上了吧?听说还有什么家庭教会呐。这阵儿不扣什么反动宗教的帽子了吧?“老张问。
老陈看着老张直笑:“修教堂是给外国人看的,谁叫你搞宗教活动啦?你没听说前些天抓了一批什么家庭教会的人吗?!“
“这这,这,这,这怎么净是假的啊?!“……


刘小枫演讲:游击队理论与现代性

武高寿老师寄语安希孟大元帅:你曾经评价甚高的刘小枫堕落了

安希孟大元帅回答:“本来就没有堕落,他原来就在低处!”


主讲人:刘小枫(見圖) 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比较宗教研究所所长、香港中文大学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学术总監。

 主持人:赵明 西南政法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 法学研究所所长

  时 间:2005年5月13日

  地 点:西南政法大学岭南厅

  赵明教授:

  老师们、同学们,大家晚上好!

  今天晚上非常荣幸的请到了我们的精神导师刘小枫先生来我校讲学。小枫先生和我们西政是有渊源关系的,是我们的邻居,因为他本科是在四川外语学院读的德语系。

  小枫先生自川外毕业以后在北京大学读硕士,然后在深圳大学教书,接着又去了瑞士的巴塞尔大学攻读神学博士。现任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比较宗教研究所所长、香港中文大学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学术总监以及北京大学、武汉大学等中国许多著名的高等院校的兼职教授。我们许多青年学生都有所了解小枫先生的学术道路。根据现代科学学术体系的分工,小枫先生可以说在哲学、美学、宗教学、文艺学等等凡是可以称之为“学”的(包括我们的法学)领域卓有成果!但是,如果按照现在的学术分科来介绍和了解小枫先生可能又很大的误解。其实小枫先生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学问家、思想家。小枫先生最近几年以来,通过对古典学问的研究以及对古典经典著作的诠释、解读和教学实际上已经展示出了他在过去按照一种现在的学术体系分科,即所谓的学科所涉及的众多领域有一个共同的、基本的指向。这样的方向或者指向,现在刘小枫先生通过他的学术和教学工作应该已经给我们呈现出来了。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小枫先生确实是我们这样的一个时代的精神导师。我个人是读着刘小枫先生的书一直走到今天。我回忆自己的读书的道路,80年代是李泽厚先生影响着我们这一代,90年代以来直到今天,可以说是小枫先生在引领着中国当代的思想界和学术界!在这个方面的话,我个人也包括我们很多的青年学子,以及我在北京所了解到的,都对小枫先生心存感激!我记得中国社科院高全喜先生曾经在私下说过:“最期望的是希望小枫先生能够长命百岁。因为他活着,他的学术工作能够使得我们当代的中国学人知道方向,有一个标准!”我认为这样的评价是非常到位和准确的。小枫先生经常到川外来讲学,跟我们可以说是擦肩而过,这次在龙校长的安排下,我们非常荣幸地请到小枫先生到给我们直接讲述他的学术思想。他今天晚上讲述的是“游击队理论与现代性”。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小枫先生!

  刘小枫教授: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晚上好!

  我其实很早就想到政法大学跟大家交流,但是一直不敢。因为我很崇拜大学的名称。一想到“政法”,谁念“政法”?那不是一般人念“政法”的,毕业出来他们干什么呢?政法大学培养的是国家政治秩序最基础的人才,所以我觉得在政法大学教书的、念书的都不是一般的人。我在川外读了四年书,从来都是仰望政法大学,所以今天有机会到这里跟大家交流觉得真是非常荣幸而且心里是七上八下。

  今天我想跟大家探讨一下游击队理论和现代性的关系。为什么要选这个题目呢?因为在座的各位都是法学方面的专家和学子。我最近几年研究德国的政治法学,也就是施米特的政治法学有了一些体会。在我看来法学背后有政治,或者广义的说,有这种文化。我们的法学,不仅仅是我们的法学,整个二十世纪的法学界有一个比较大的特点就是过于偏向一些实证性的东西。有一次我在香港开会,香港大学和中文大学法学院的教授都在一起。当时我就说到“三个代表”。我说,“三个代表”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次法律方面的行动,然后我就讲到法学与政治的关系。当时一个法学的院长马上就提出法律和政治没有关系,我就很小声的回了他一句:“你这是实证法学派的观点。”我们从西方历史上来看法学当然是和政治分不开的。

  为了提高大家的兴趣,我今天挑的是游击队理论问题来看法学问题。施米特在他的整个研究过程中偏重两个:一个是公法、宪法,一个是国际法。游击队理论就是靠近国际法问题。我今天只是想给大家作一个导读,因为书已经翻译成中文了,非常好看的一本书,我相信好多同学都已经读过了,没有读过的赶紧读一下,很好看。我想作一个导读,或者作一个分析,我们来看一下法学与政治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它其实跟我们的现实处境结合非常的紧密。

  首先我们谈一个问题就是人与战争的关系问题。我们现在一讲到战争,马上就下意识的有种感觉。之一是认为谈论战争好像是不道德的事情。我们都希望和平。可是我们要明白战争与人性从来就没有分离过。中西方最早的经典写的就是战争。《荷马史诗》里讲的、我们五经书里面的《春秋》大部分讲的是战争。战争与人类人性分不开,由此我们可以说不了解战争、不研究战争就不可能懂得人性以及人类社会生活究竟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战争跟法有非常大的关系。施米特在研究游击战的时候,他的一个视野对我们是非常有启发意义的,就是他如何看待一个问题。游击队这个理论或者游击队这个现象有一些历史学家研究过,但是没有谁像施米特那样具有历史的穿透力,从一个小的问题他能看到背后很大的一个历史、政治、法学背景。

  施米特对战争归纳三种历史类型。从西方历史上讲的,战争经历了三个大的历史阶段:第一个阶段称之为神话式的战争。什么叫做神话式的战争呢?这就是荷马史诗所体现出来、也是我们中国传统的战争形式可以所体现出来的战争,战争的理由是以神或者说是天上的正义来支撑的。第二种战争类型成为法制的战争。战争可以有法制,讲规矩来打,这是西方的第二个历史阶段的战争。在第一和第二之间有一个历史的过程,了解这个过程对于我们理解有游击战问题是非常关键的。要害在于弄明白施米特在问战争问题的时候,他是在问战争的法理依据是什么?这意味着人类的战争是永远不可能避免的。从古代打到现在,我们在避免战争、消灭战争的时候还是在打仗。而且施米特看到越是到二十世纪,当我们提出要永远消灭战争的时候,其实是使得战争更加残酷、更加野蛮、更加非道德。要消灭战争实际上是把背后的法理依据抽掉。待会我们来读两段文本,是非常有意思。刚好结合我们当今纪念二战。

  法制的战争究竟是什么呢?法制的战争意味着打仗的理由变了,法理变了。法制战争是西方的君主国,也就是所谓的绝对王权国家形成的时候出现的战争形式。“绝对王权”直译的话称之为绝对主义,这是错误的翻译,意译应该是绝对王权。绝对王权是什么呢?中世纪后期有一个神圣罗马帝国,有一个大一统的国家制度。这个大一统的国家制度崩溃以后,就出现了所谓的君主国。打仗是为了国家、君主国来打仗的,因此出现了很著名法哲学的口号——“国家理由”。什么叫做“国家理由”?就是所有一切都是为了这个国家,没有比这个更高的。由此成为战争的法理依据,打仗的理由不是为了超出国家利益之上的一个更高的理由,比如说,为了全人类的进步,为了实现世界的大同,或者为了实现上帝的目的。这就是它的法理。这样的法理导致战争的形式和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比如说打仗守规矩,军人和平民要区别对待,对战俘要当作人对待。普鲁士战争著名的口号:与普鲁士打仗的对方当作是恶魔。这跟现代是不一样的。我们看非常简单的例子:美国就把所谓阿富汗的拉登之流当作是恶魔。战争的法理依据是不一样的,16世纪一直到19世纪都是处在法制战争阶段,国家与国家之间打输了就打输了,不会侮辱或者取消对方国家的国格,或者对方民众或者人民的国格。法制战争在第二个阶段就制定了一些战争法,包括一些国际法也是在那个时候出现的。

  第三个阶段是现代战争。现代战争恰恰是对传统法制型战争的破坏和违背。施米特在考虑游击战的时候,是从西方法制的演变过程来看待这个问题的:现代的战争是不是正义的战争?是不是有充分法理依据的战争?游击战的事情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法学家考虑问题与我们完全不一样,我们学的法学和他所讲的法学好像差别很大,但是我们在这里也看到,法学正是在这些问题上是充满活力的,诱惑吸引我们去思考一些极其有意思的问题。

  进入第二个要点:现代型的战争。从神话式的战争经过法制战争,再转入现代战争。现代战争有什么样的形式呢?游击队或者游击战这样一种战争形式传统是没有的。施米特上来就讲,“要讲现代学说,游击队理论或游击队现象就遇到麻烦,因为从来没有古典的或是古代的游击队或游击战的事情。”我们传统可以说有土匪但不是游击队,差别在什么地方?要从法理学的角度来理解。游击战是由现代战争引导出来的。我们先对比一下。

  现代战争最基本的形式。第一个是组织性,体现在军队是正规的。以前欧洲打战经常是雇佣军,在希腊我们也看到,希腊人被人雇去打仗。在现代战争中,民族国家通常有自己的专门的正规的军队。一般认为,第一支正规军是拿破仑组织起来的。第二是战争的技术性,技术包括组织、指挥系统、军械等等的更新。这与游击队理论是密切相关的,就好像现在说本·拉登的武器也有手机一样。第三,就是侵略性。现代战争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以集团的形式。当年中国遇到西方的压力时马上组织新军,目的就是组织一个完整的组织化的部队,而且这个部队可以为国家所用,可以进行侵略,如果我们足够强大的话很有可能打到东南亚去了。就像日本组织的军队就很有侵略性。那个时候组织的军队当然具有侵略性,这是现代战争一个最基本特色。第四个特色就是国家性,这个与民族国家结合在一起是很好理解的,严格来讲,这个国家跟君主国家、绝对完全国家时期的形式是一样的,但他的基础发生了变化。

  我们再来看一下游击战和正规战相对的方面。第一个特色是和组织性相对的政治性。什么叫政治性?这是我们需要理解的重点,为什么要提出这一点呢?因为法、法理这样一种生活最基本制度的形式是和政治分不开的,那么游击队或游击战的政治性是什么意思?这是我们探讨游击队理论的关键要点。第二个特点是灵活性。我们都知道游击队没有统一的军服,经常就是绑一块手帕就代表是哪一边的,不正规;相对应的就是技术性背后的合法性。施米特在讨论合法性和技术型从来是连接在一块的,因为现在是个技术世界。灵活性背后有一个正当性,这是一个法理学、法哲学的词汇,施米特把它放到战争中来考察。第三个特点是本土性。游击战从来就是保卫本土的,这个本土不是民族主义的理解,我们所理解的本土是土地或人民,施米特的本土是“土地概念”。

  我们现在大致可以归纳一下,现代战争的形成导致了游击战的出现。这两者之间什么关系呢?他们的逻辑关联是什么呢?我们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会有游击战?我们先简要看一下游击战的历史。游击战最早是在西班牙出现的。当时拿破仑指挥他的大军横扫欧洲,第一次遇到的零星抵抗力就是西班牙的自发组织起来的兵勇,来抵抗正规的军队、有组织的现代化的部队。所以,施米特说西班牙是游击队最早的发源地。他也用了“星星之火”,火星从那里发起,绽放到北方。我相信施米特是没有读过毛泽东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但这个语言何其相象!这是非常有意思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游击战出现是在俄国,而第一部反映游击战的经典文学作品就是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在《战争与和平》中托尔斯泰记载了俄国的游击队如何抵抗拿破仑的正规军。其中一句施密特是这样描述的“俄国的农民就像抖身上的虱子虫一样把拿破仑军队从身上抖掉”。为什么强调农民?因为农民坚守的是土地,同时他们不是正规军,他们是散兵游勇,对抗的是正规部队,也就通过俄国所谓农民自发的反抗来体现游击队、游击战和现代战争的一个根本的区别。我们可以这样说,正规军是现代性的体现,现代战争是现代性的一个步伐,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包括现在所谓的反恐战争都是现代性的步伐。比如说反恐战争完全可以和全球化的政治策略或者说是政治趋势结合在一起,而游击战可以说是反现代的。游击战第二个大的阶段就是中国的抗日战争。在施米特眼中,中国的抗日战争是非常重要的历史阶段,他认为真正的游击战理论是中国的毛主席建立起来的。接下来我们会继续详细分析。第三个阶段就是在毛主席光辉的游击战思想的指引下的越南、阿尔及利亚以及整个东南亚,基本上指引了60年代以后一直延续到现在的游击战。

  关于游击战的历史就是这样大致一个过程,我们接下来进入理论性的问题。

  第一个理论性问题就是要从法理的角度来考虑。游击战游击队针对正规军经常搞破坏、搞暗杀,也就是采用一些称为非法的手段来对付一个很正规的军队。如果给游击队定性,那么它是否是非法的组织?是不是采用一种非法的战争形式在对抗敌人?反过来我们也考虑,正规军是不是真正合法的?它合的是什么法?游击队如果是非法的,那非的是什么法?这就突出了施米特从来强调的一个非常根本的问题,什么是“法”?法从来就是人立的,因此法的性质可以说是充满了人性、历史性和国家性。游击队非法,可它有正当性,这是施密特提出的第一个概念。

  我们来看一个非法与合法最关键的例子,那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施密特从两次世界大战总结出,战争一步步背离了西方所谓的法制型战争时期的战争法的规矩,这个战争法的规矩就是:打仗就是打仗!两个国家之间的冲突好像两兄弟打仗一样,败了就是败了,但不等于道义上的、道德上的败坏。可以说法制型战争是不具有价值道义的一种战争,而现代战争是带有道义价值的一种战争。我在这里读一段施密特的原话,是非常有意思的,可以从中体现出现代正规战争和法制时期战争的区别。他说道:“1949年5月27日的四个《日内瓦公约》相当于国际法,是值得敬仰的人文思想和人道思想发展的产物。他们不仅给予敌人以人道待遇,甚至从表示认可的意义上公正对待敌人,因此仍然基于古典国际法及其传统(刘小枫:什么叫古典国际法及其传统?就是指的国际完全国家的法制战争时期),没有这一基础,这一人道主义作品不可能完成。”这里就提出要公正对待敌人。施密特一个很重要的提法,什么是政治?政治就是要分清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又很像毛主席的话,但又跟毛主席说的话又非常大的差别,差别就在于他认为敌人和朋友的区分不是道义意义上的。接下来,“这些公约的基石始终是清晰区分战争的国家性质和基于这一性质对战争的限制。由于区分了战争的国家性质是国家之间像兄弟之间打仗一样,那么这种战争冲突就有了一定的限制。区分了什么呢?战争与和平、军人与平民、敌人与罪犯、国家间的战争与内战。可是由于国际公约的松弛以及这些基本区分遭到质疑,这就为故意破坏上述清晰区别的战争敞开了大门,这种战争就是现代战争。”德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均战败,等于是他们受了两次战争的害,后面施米特还专门讲到德国怎样受害。“于是便出现了某些以审慎行为表述的妥协准则,它只是一种档跨桥,借以跨越一道深渊其中包括战争、敌人和游击队员等概念的隐藏着多种后果的变化。”总之我们可以说,现代战争的出现使得人类的一些传统的基本的价值标准发生了位移甚至是颠倒。合法性战争与正义性战争的区别就是游击队战争与正规战争的区别,那么从我们传统的观念来看,游击队战争怎么就要不得呢?

  施米特在寻找有关游击队战争的理论文件时就很“好玩”,要说理论当然就要举出历史上的理论著作或文献了。他所找到的最早的文献就是德国历史上的一个君主皇帝面临拿破仑军队侵略时发出的一个诏令。诏令说:“第一,我们全国人民不管什么人都要拿起武器抵抗侵略者;第二,无论采取什么样的手段。”这就是游击队战争的两个基本性质。先看第一条,游击战由于是全民动员,就使得军人与平民的区分没有了。比如说日本就是正规军,我们就是游击队——全民皆兵。这就模糊了战争中特殊的军事人员与平民百姓之间的区别,这就是非法。但是“非法”是因为没有办法,我们没有正规军,没有足够强大的军事力量,那么当外部的侵略者来了我们只有用这种办法去对付了。再看第二条,“不惜采取任何手段”。传统的战争有讲究,如摆棋子、布防,而游击战根本不讲这些,而且是小规模的零星的作战方式,这也就破坏了打仗的规矩。这样,这个诏令就被视为是游击战争的最基本的、最早期的理论文献,非常有意思。有意思在哪里呢?它告诉我们:游击战破坏了战争的一些法制性的规矩,因此游击队应该是罪人。可是进一步追问就会发现,这样一种非法恰恰有它的正当性,正当性在哪里?我们等一会再来看这个问题。总之,我们可以先总结一点:游击战使得现代战争越来越残酷。因为它不择手段。在战争中,那一边在架起机关枪、大炮对打,这边却在搞暗杀,甚至跑到对方的后方把什么旅长、师长的老婆孩子抓住当人质,威胁他们如果不离开军队就把他们的老婆孩子杀掉。这当然很残酷!

  但是,这种残酷是由什么东西引导的呢?这使我想起当年隔壁一零一团给我们讲的一个故事。当年在与越南打仗的时候,我们是正规军,有一次一个班长冲到敌人的碉堡里,发现里面两排女兵全都没有穿衣服,于是害羞地扭过头去,那些光着身子的女游击队员瞬间就端起枪在他身上扫了二十几个窟窿。于是后来我方就下令,凡看见没有穿衣服的女兵也开打。你们说这是不是说明战争越来越残酷呢?这就是一个恶性的循环。要想找出这种残酷的根源,就必须弄清究竟现代战争的正当性在哪里?按现代的理论,现代正规战争的正当性就在于现代化。质疑现代战争的正当性就是在质疑现代化。比如说日本对我们的侵略,他们说是在解放我们,要把我们从西方的压迫中解放出来,然后给我们带来一个现代化的世界。确确实实如此。我们看一看日本,只要他们认为是割让给我们的地方,一个是台湾,一个是东北,它的建设跟中原是不一样的。他们认识到中原是不可能永远占领的,所以烧光、杀光、抢光为上,而在东北修铁路,在台湾修公路、大学,跟在日本本国几乎就没有什么差别。所以战争背后就是一个现代化的目的,由此现代化就变成了一个合法性的正当理由在背后支撑。由此抵抗现代化,抵抗现代民主政治的进步,那就是反动、反革命,打败了你就是敌人。

  接下来我们念一段施米特的论述。这段论述其实没有什么太值得好奇,都是人所皆知的历史史实,妙的是他在什么时候写这本书,在什么时候说这段话。他的原文是这样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当时的战胜国解散了德军总参谋部。一九一九年六月二十八日的《凡尔塞条约》第一百六十条:禁止德国以任何形式重建总参谋部。”这意味着什么?干涉你的国家主权!建立国家军队的总参谋部是一个国家的主权行为,国家的军队如果没有总参谋部那还叫什么样的国家?“这种取消了历史的和国际法的逻辑在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尤其是美国和苏联,垂窃古典的欧洲国际法意义上的两国交战,在共同取得对德国的胜利以后,垂窃并消灭了普鲁士国家。盟国监督委员会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五日的第四十六号法令规定这里引了法令,实际是一种政策。就像我们国家经常用政策代替法令,洋人一样是这样做的。“普鲁士国家历来是德国军国主义和反动派的代表,它在事实上已不复存在。以维护各民族的和平与安全的思想为指针,并怀着确保德国在民主基础上进一步重建政治生活的意愿,监督委员会之规定如下:第一条,解散普鲁士国家及政府和一切行政部门。”

  一个国家被解散了。他引的这两条法律显示,德国第一次世界大战被取消总参谋部,第二次世界大战被取消国家主权。日本也一样,所以日本现在得什么意嘛!日本有什么国家主权嘛,人家军队都驻扎在你的国家里,经常出现什么美国士兵奸污女大学生。想想我们中国49年以前北大女学生被美军奸污,现在还有这种事情吗?我们国家的主权确确实实是不一样的。想起当初香港要回归时,香港说你们共军就在新界就可以了,不要进城,因为我们英军的好多军人都在市中心,这个地方就不要驻军了。我们香港人看见穿军装的共军就害怕。当时有两个外交官黄华和姬鹏飞就答应说不要驻军,被我们的小平横着眼晴骂:姬朋飞和黄华两位胡说八道!这是很清楚的,我们的小平同志是政治家。驻军与否体现了一个国家的主权。反过来我们来看施米特,一个国家总参谋部被取消,这意味着什么?而这是什么时候写的呢?是1962年。我在读到这个地方就暗自在想:施米特完全是在煽动游击战。因为游击战恰恰是与不正义战争联系在一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非常大的麻烦就是犹太人问题,如果把犹太人问题这一环抹去的话,那么二战在历史上是很难讲的一件事。

  施米特在说了这话以后,据我所看到的文献,很少有评论家法学家对这一点作出评论。这一点是白纸黑字写下来的,你不能很简单地就认为这是在为希特勒的纳粹德国辩护。通过这一点,我们现在对游击队理论的认识进入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领域,即有关人类最基本的社会制度、相互之间的关系、法和这些冲突关系究竟处在一种什么样的历史状态中,历史状态就是现代性。

  现在我们来看施米特的游击队理论的第三个部分。施米特重点不是要讲游击队的现象,而重在讲游击队理论以及游击队员这一类型的人,他认为游击队员是一种新型的政治人,他们首先是在文人中出现的。比如他说卢梭就是欧洲思想史上的第一个游击队员。对于施米特来说游击队的理论分成两个大的历史阶段,即如果我们把初期的阶段像普鲁士皇帝的诏书排除开,理论上出现有两次:第一次是俄国共产党,第二次中国共产党。

  我们来看一下施米特对于共产党的理解。游击队理论的发展第一个阶段可以说完全是农民式的、自发式的。第二个阶段就是列宁式的,即政党提出了一套游击队理论,文本就是列宁的《怎么办》。在其中列宁就教导了一种不择手段的革命方式,这就是游击队的打法,但重要的是列宁提出了一个游击队员的理论,这个理论称之为意识形态理论。什么叫做游击队呢?他们是为一个终极目的服务的,为了全人类的共产主义历史的实现。所以游击队理论在这个时候就发生了一个很大的转变,从保卫乡土转变到超出本土意识的意识形态的描述,全球化的一个政治意识形态。这是列宁游击队理论最关键的一个要害。第三个阶段就是毛泽东的游击队理论。施米特在阐述毛泽东的游击战理论时,非常强调一个东西,就是毛泽东的游击队理论着眼于本土性,所以他固守住了游击队的一个本色:我是守卫乡土,我没有这样一种高意识形态的追求。

  但是不是这样呢?我们来看看施米特对于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分析和论述,来看两种游击队员的差别,这涉及到如何理解现代性和后现代性。施米特说:“众所周知,‘全民皆兵’也是组织抵抗拿破仑的战争的普鲁士总参谋部职业军官们的用语。” (引述参见《政治的概念》一书“游击队理论”部分306页)这一段话就把毛泽东“全民皆兵”口号与普鲁士与克劳塞维茨联系起来了,“克劳塞维茨便属于这些军官之列。”从毛泽东到克劳塞维茨,从克劳塞维茨到列宁,经过列宁到毛泽东,列宁有关于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的读书笔记。《战争论》是一部古代经典著作,早在黄埔军校时期就已经翻译出来作为教材。这是戴晴(叶剑英的养女)的父亲翻译的,但是我估计毛泽东没有看过。重要的就是说,施米特的视野里能够把这些串起来,“克劳塞维茨便属于这些军官之列。我们看到,当时正规军接纳了某一特定教育阶层的强大的民族力量。”这时游击队一个很重要的理论出来了。游击队是由知识人组成起来的,这是游击队产生的一个很重要的转折,初期的游击队是自发的农民,从列宁开始,游击队员成为了一个职业的革命家,这是列宁的突破。“那时最激进的军事思想家也区别战争与和平,将战争看成可以与和平清楚区分开来的非常状态。”但是“克劳塞维茨是一支正规军的职业军官,他本来不大可能像列宁和毛泽东一类职业革命家可能做的那样,如此系统地将游击战逻辑贯彻到底。”这些话都含沙射影地指后来的德国的军事理论家根本不懂得什么是游击战,这个用笔是很恶毒的。“在涉及游击战时,毛泽东还有一个具体的因素使他比列宁更接近事物最深层的内核,获得最大限度地完成其思想的可能性,一言以蔽之,”念到这里我先停一下,在八九年苏东事件以后,欧洲以俄国为首的很多共产党变了。在这个时候,我们的党也面临着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是不是也要变成“中国民主党”呢?如果不改,总得有个理由、说法讲给全国人民听,说明他们改他们的,我们不改没事。记得八九年,中宣部发了一个文件,讲,我们的共产党以及我们的革命取得胜利与俄国革命是非常不一样的。我插入这个是因为施米特接下来的话与那年的文件几乎是一样的,这很有意思。“一言以蔽之,毛泽东的革命比列宁的革命更植根于本土。与1917年11月列宁领导的在俄国夺得政权的布尔什维克前卫们相比,中国共产党人有很大的不同,”像不像我们的语言?很像。“后者历经了二十多年的战争,直到1949年才控制中国。差别不仅表现于中国共产党人内在的群体结构,” 什么样的结构呢?就是农民与知识人的结合,而俄国共产党一直是所谓保持精英。“而且表现在共产党人与所控制的国土和人民的关系。鉴于受依托乡土的游击战所规定的巨大现实,关于毛泽东宣传的是否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或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辩论,几乎是次要问题,正如古代中国哲人是否表达过与毛泽东类似的见解的论辩是次要问题。”施米特的眼光尖锐啊!他说那些人辩论毛泽东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是无所谓的,毛泽东是非常现代的革命家,因为游击战是非常现代的战争,它是针对正规化的现代的战争而来的,所以他说: “这是一群具体的,经游击战洗礼的‘红色精英’”。所以,从出生看,也许像来自彼得堡和莫斯科的俄国布尔什维克一样,中国共产党人是城市无产者。但是当掌握政权之时中国共产党人便带来经受过沉重挫折的深刻经验和组织能力及其原则转移到农村环境,在那里以崭新的、不曾预见的方式发展。这是苏俄和中国共产党人之间‘意识形态’差异最深层的起因之所在。”

  通过施米特来看我们中国现代化以及革命的经历,应该获得一种比较新的认识。可是问题还没有完。施米特的游击战理论时抓住一个要点:本土性才是游击队真正的自己政治品质的要害!游击队不是土匪,传统没有游击队,土匪不是游击队。土匪不像是职业革命家,不是为了信念。而游击队是为了信念,为了事业,他们可以在全家被杀情况下继续革命;不像土匪那样容易被收买,而我们的游击队收买了多少土匪!所以,首先游击队的政治品格是其要害,政治品格靠在哪一个上面,靠在本土性还是马克思的意识形态上?施米特认为如果游击队像俄国共产党那样靠在历史哲学上面——解放全人类,共产主义的实现,这个游击队就变质了;那么,如果守住本土性,这样才能保住自身本色。而这个本土性是什么意思呢?守住本土性,对抗技术性,对抗技术世界的侵略,所以游击队抵抗正规军就是抵抗现代性,所以施米特说了一句名言,说“游击队是最后一个抵抗技术化污染大地的战士”。这话说得很有诗意。为什么要抵抗技术化进步呢?施米特说这是两种法系的冲突,土地法系和海洋法系。整个世界近代的历史就是,人本来在稳靠的土地上生活,可是有一群人喜欢在海上弄潮,然后建立国家,制定了些法律出来,这就是所谓的英美法系。而近代历史就是英美法传统颠覆大陆法传统的历史进过程。在施米特看来,本土性和技术性的冲突就是现代性对人类生活品质的败坏!由此看来,法的根本属性是守护人本性、天性上贴近大地的生活方式。所以,施米特喜欢讲法这个词(normals),在希腊文上的原意是划分一块土地养育人们,就像喂养羊群一样,这是法的基础;可是海洋法一出来就改变了这样的生活方式。法是一种生活方式(不像我们一般理解的那样),这在古希腊与古罗马是非常一致的,比如罗马的“共和”在当时就是一种法律制度。我们经常说中国古代法律是宗法制的,这是没错的,但是我们是盲目地来批判和唾弃中国传统的国宪,就不知道这是一种生活方式,跟我们有土地有水份滋养的生活方式是紧密联系的,而遇到新的法、现代化的法、普适的法出来后,我们的这种生活方式就断掉了。

  由此我们来理解游击队的正当性在哪里?就靠在守护自己的生活方式这里。理解现代和后现代的游击战,如果那些分子把他们的抵抗原则上升到一个“我要全人类都来信奉伊斯兰教”,这跟列宁是差不多了;但如果他们只是说我们守卫我们伊斯兰教的传统生活方式,不让你们破坏,他们就是一种后现代的游击队员!9·11以后,西方国家在分析拉登事件的时候,就我所看到的,在9·11一周年时,德国《法兰克福汇报》长篇文章分析本·拉登时,就是用的施米特的语言,就是用的施米特的游击队理论(但是没有提到施米特的名字)。 后现代的状况已经被施密特准确的预见到。这个预见就是由于现代化的发达国家,作为强权国家,订立了一些所谓的“法”,不合这些东西,就是“不合法”。什么是它的合法性?可是这导致的是战争的合法性,侵略战争的合法性,不正义战争的合法性,这个不正义战争的合法性就导致了游击战的产生,而游击战只能以非法的方式进行,这被称作残酷导致更残酷。在他的《游击队理论》中有句原话是“恐怖与反恐怖出现螺旋式上升的怪圈”。这是1962年说的,已经过了30多年。那么,我们看到,游击队理论和现代性问题密切相关,跟国家、法制相关。法制是什么?我们对法制的理解、对法的理解。对政治的理解是和生活方式联系在一起的,这不仅是读柏拉图、西赛罗,就是中国的传统同样如此,我希望我们学政法的清楚的意识到这一点。

  接下来,我们要看一下游击队比如说我们以毛主席的游击队理论和这样一种思想观念来看,游击队理论又有什么样的问题呢?刚才我这样讲了一番,似乎施密特完全是在吹捧游击队、鼓吹游击战是不是?其实不是这样。施密特写作的时候永远把自己摆在一个四平八稳、不偏不倚的立场上,这是他写东西狡猾的地方。游击队后来出现的问题,这个问题是由现代化的大空间秩序的变化所导致的。比如说,游击队本来是反对技术化的,但在战争过程中他必须更新自己的技术手段,我刚才讲的要开始使用手机了,也开始使用对方所使用的技术,由此游击战也开始向技术化方面发展。这是对它本身品质的一种侵害。我们现在还是回到游击队的内在问题。技术化严格的讲还是一个外在的问题。内在问题是这样的:游击队、游击战是反抗现代性的,它身上是不是也沾染了现代性的病菌?这是施密特所要问的问题。这是他在谈到毛主席的理论的时候说的,他说:“不过,毛泽东的环境本身也有一个内在矛盾,这个矛盾将一个无空间限制的全球共同的绝对的世界敌人(刘小枫:游击战和正规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差别是游击战总是没有绝对的敌人,只有实际的敌人。今天是敌人,明天只要你同意和我一起去搞暗杀就是朋友了,就像当初我们还在高呼打倒美帝国主义的时候,毛泽东已经在中南海和尼克松握手了。当时毛泽东考验了一下林彪说:“我们的军队应该怎么样布防呢?”林彪就瞎猜,经常试图摸索毛主席的意图,他以为毛泽东心中的敌人是美国人,说当然要重兵放置在南方,因为美国人打到越南来了嘛,北方我们可以是空着的。可是毛泽东听了冷笑了一下:‘林彪啊,永远只是懂战术,不懂战略。’因为毛主席的敌人已经定位是俄国人啊,美国人已经不是敌人。没有绝对的敌人,看实际情况转变,这是毛主席胜利的一个法宝。)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与一个可划分地域的、中国和亚洲在抗击(刘小枫:注意用词)资本主义的殖民主义时的实际敌人结合起来。”就是说,我们中国的游击战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总是面临着一个概念上的含混,他有一个实际的敌人——日本人,甚至国民党。但是,由于游击队组织是靠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组织起来的,因此这个组织后面抵抗绝对敌人这个概念,这两个概念融合起来的话就是一个麻烦,虽然毛主席从来就是偏向(绝对敌人、阶级敌人是他玩的一个政治的手段)于实际敌人,但是我们要理解毛泽东。据我的阅读,我觉得没有哪句话施密特短短的一句话说得更加透彻:“这是一个一体世界(One World)——即一个地球、一个人类与一个在其自身和相互间理性地达致平衡的多数大空间(Groβaume)的对立。毛泽东在一首题为‘昆仑’的词里表达了对一个新的大地法(Nomos der Erde)的多元论观念,其中说: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我们都背得这句了不起的诗词。它了不起在于写这个诗词的时候——什么时候?毛泽东领导的红军被国民党打的屁滚尿流、几乎就要被灭亡,他还能够发世界梦。所以他的眼界真的是蒋介石比不上的,他那个时候就能够想到我们中国在世界中的位置。“把汝裁为三截”,什么意思?全球性的一个意境,“一截遗欧”,欧洲;“一截赠美”,美国;毛泽东一直到晚年都认为中国有希望,“一截还东国”。当时毛泽东成长的时候正是新的列强相互之间冲突的时期,他在那个环境当中成长的,他在这时就看到中国在世界中的一个位置。他说“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这里面有两个要点可以来看:第一个要点是,他准确的预见到了今后就是三分天下。俄国没戏了,欧洲(欧盟)、美国,现在事实上中国气盛的不得了(尤其我们年轻人啊,小心啊,太冒失)。第二个,全球性的、新的一个世界景观提出来了,这个世界景观是什么样的一个世界景观呢?“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他认为以后是一个太平世界,这种观念是什么观念?自由主义的观念。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自由主义的观念?前年我在巴黎高等师范研究所讲到这个意思,当时听到我说毛泽东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哗然!有些人甚至对我横眉竖眼,“毛泽东怎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呢?他迫害了那么都知识分子。”他就没有弄懂什么叫做自由主义!自由主义就是要消灭这个世界上所有冲突,结束政治状态。但是,政治状态、冲突的状态消灭得了吗?这是自由主义和古典主义(我们这个词用的不太好)的一个最基本的分野。这个跟后面的“法”是非常相关的。我们可以通过这一点看到毛泽东的游击队理论以及一个大的、广阔的后现代政治背景已经点明了,在施密特的眼光里面看,这是非常深远的一个问题。我们不要在鸡毛蒜皮的事情上计较,应该像施米特那样抓住问题的关键。问题的关键在于游击队这样的政治现象,游击队员这样的新型的政治人,在未来的世界历史中占了什么样的角色。

  游击队给了现代性第二个负面的问题(施密特刚才那句话表示了,毛泽东虽然没有马克思那样的绝对敌人的观念,他却还有西方自由主义的梦想来追求):游击队抵抗外来入侵,它要全面的对抗,全面动员本土力量,这就破坏了本土的结构。这就是带来的第二个大的问题:本土结构的破坏。搞政治学的都清楚没有哪一个朝代对中国的基层组织的改造有我们这个世纪这么大,尤其是49年以来这么大。因为没有哪一个朝代把支部、游击队员建立在生产队、车间、年级、班上!以前的传统统治结构只是从皇帝到县官为止,下面是靠乡绅。这个本土结构的破坏推导得出的结论是游击队是个恶性循环!这是一个大的麻烦。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明白了游击队理论和现代性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我想突出的就是中间的问题是国际法。因为整个游击队的理论是施密特在研究国际法的时候拿来作为一个样本来分析国际法的破产。我现在看到一些法学家还在提守法,但是施米特研究问题永远在问谁决断?谁立法?他问这个根本问题,而不是围绕那些法转。国际法在游击队理论面前彻底破产!就好像本来不合法、违法,但是违什么法?是破坏了强权政治的生活制度,毁掉了别人的normals。现代性我们可以通过游击队来看,游击队理论实际上是为传统礼法作辩护的,是申辩传统礼法正当性所生发出来的一个理论,施密特实际上将游击队作为立了一个案例来研究的。

  我之所以强调这样的要点是希望我们学法的学生在视野上和阅读量上以及关心的历史文化的方面更广泛一点。像游击队理论这样问题的分析可以看出是非常好玩的而且可以和我们的专业非常相关,目的就是希望我这个外行给大家一个建议:让我们的学习和做学问可以轻松一点、好玩一点、有意思一点!谢谢大家!

  赵明教授:

  金开名家论坛上我也出现过几次,每次都是批评,今天却没有。开始介绍的时候,我称小枫先生是我们的“精神导师”,这是有用意的。什么是导师?就是引导、教育我们读书、读真书。小枫先生有个说法叫“勾引美人”,就是把那些想读书、读真书的人、以读书为志业的人勾引出来。可是为什么要读书?我们要读好书、读真书,是为了在精神世界极为贫乏的时代如何呼唤我们高贵的人性,这就是所谓的勾引的“美人”。今天小枫先生讲的内容、他的解读,我们可以探讨。但是我们更要理解他告诉我们如何读书、读什么书的看法。这也是小枫先生这几年在国内游学、讲学所希望达到的一个真正的目的。下面请同学们提问,看小枫先生所说的“美人”勾引出来没有。

  刘小枫:

  我说的“美人”是指心性,很好的心性,往上走的冲动。而现在好多大学生没有这个心,没有必要非要逼着念书。孔老夫子在《论语》中就说过:“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其实读书是很辛苦的事情,没有什么乐趣的。如果你有这样读书的心性,不觉得苦,这就是读书的心性。我相信西政的“美人”比川外更多!

  问题一:

  如果游击队受到政党意识控制后,其正当性何在?

  刘小枫:

  施密特在书中已经回答,他说游击队如果受到政党或者时意识形态的操控的时候就举了越南战争的问题,越南战争已经演变成了美国、中国等几个大国的争战,游击队当然已经变质了。

  问题二:

  您在《儒家革命源流考》中指出毛泽东的革命精神是对传统革命思想的继承,而现在说毛泽东思想和中国古典思想是否有继承是次要问题。这两者矛盾吗?它们的结合点在哪里?

  刘小枫:

  没有矛盾。后者是施密特的说法,不是我的。施密特的意思是,相对于纠缠毛泽东跟中国古典思想的关系,更重要的是理解毛泽东的理论跟现代性的关系。我的《儒家革命源流考》也是在探讨毛泽东思想和现代性有怎样的关系。

  问题三:

  游击队和民族主义很相近,而民族主义和现代性在某种意义上是契合的,那岂不是说游击队并不是反现代性而是切合的?

  刘小枫:

  游击队和现代性不是契合,而是由现代性问题引出来的,这两者之间有很多的纠缠。古典没有民族主义的说法也没有游击队理论,这都是现代的说法,所以归结起来我们的问题还是探讨什么是现代性!

  赵明:

  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感谢先生的讲演!

  谢谢大家!

  统筹 录音 编校: 蒋海松 魏来 王海琴

  录音整理:王海琴 蒋海松 阮玲燕 潘学良 阮智刚 周尚君 景象

谭作人:成都,今年禁止恶搞

日前,惯以懂事著称的“深度官喉”成都某报发出消息:成都拟立法禁止恶搞大熊猫。这天的报纸日期是2007年11月14日,不是4月1日,因此排除了愚人节新闻的可能性。

不是愚人节的另一个证据,是该报某记者事前曾在三个时段,对我进行了三次采访,认真征询我对此立法建议的意见。我客观地认为,成都某报是认真的善良的,没有恶意搞事的动机和行为。

但是,这条关于“禁止恶搞”的立法建议,却实在太象一次恶搞!其“恶搞指数”,超过2005年某书记想搞的“与党同心工程”,直追2004年某些人已搞的“东方伊甸园工程”。

列位看官,如果您具备中国政治和当代成都的背景知识,一提起这两个标志性事件,善恶是非就已经装进了您的心里,用不着我在此多费笔墨,还要冒着“侮辱您的智慧”的风险。但请您耐些性子,听我先向外地朋友,即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讲讲我们的“成都省”。

成都是个好地方,这自不待言。作为曾经的中国最大省份的省会城市,成都美丽多情、温尔文雅,获得国人世人尤其是文人的一致好评。自古以来,“天下诗人皆入蜀”,可见成都的软实力(或作软势力),是得到公认的。站在文化的角度看,这是一种优质的城市资源。

然而在当下中国,历史文化优势也许正是政治劣势,经济弱势,以及相对于当下“主流文化”即官场商场亚文化的无权无势。所以,有人迫不急待要借权造势,即借官权造虚势;或借公权,造私事。

先是东方伊甸园。这是花费了巨额费用打造的城市形象和文化工程,一出台就被人称为精神文明的豆腐渣工程。为什么?因为世居成都人认为成都是“天府之国”,古己有之,而不是什么“东方伊甸园”。区别在哪里?区别在成都人根本不知道伊甸园长成什么样子。除非你先把伊甸园宣传清楚了,再来教训本地人,说他们愚昧而且无知。

这个话题,我已经说得太多,已经有了生理上的反感,所以不拟再议。成都究竟象什么?欢迎外地朋友多多来成都,自己来体验,作出您自己的见证。顺便广告一句:旅游成都,无人后悔。

建设部仇保兴部长说,当前中国城市建设的最大弊病,就是忽视城市历史文化保护的大拆大建。正如一幅名画,先把真品毁了,再代之以大量的膺品。仇部长此论,客观,精准,无争议。

对一个城市而言,如果假冒伪劣成了规模,那就是铁定恶搞了。

如果说“东方伊甸园”是有意为之,那么另外一个疑似恶搞,可能只是无心之失。2003年,新上任的胡温新政提出一整套新的执政理念,其内涵远远超过语焉不祥的三个代表。其中核心理念是“以人为本,执政为民”。不料此论难以贯彻实施,最大的阻力竟然来自党内。证据?与日俱增的上访民众和群体性事件,不够吗?都是民众的错吗?这是世界上最善良的民众啊!也许正是因为民不聊生,民怨沸腾,使成都市书记官感觉憋屈:为什么做了那么多好事看不见,一有失误,就有民怨和批评?有限政府,为什么要承担无限责任?

书记官的创意,终于在一次冬季停电事故之后,爆发出来——对,要强化宣传,要高调统一,要学习过去,要搞一个“与党同心工程”。

幸好,有良知的政府官员还不是珍稀动物。有人对贯彻实施这项工程有了疑虑:远处要求“与民同心”,近处要搞“与党同心”,究竟谁该与谁同心?究竟该听谁的?

聪明的执政官员,找来了学院派专家和社会派人士,要听听反面意见——至少可以避免低级错误(特别说明,某些退休派专家和顾问派学者和钻营派人士,往往是政府低级错误的根源之一。双方的合作基础,是利令智昏和装傻作弊。在此暂不举例——举例要羞死你)。结果,在一位值得尊敬的公共危机管理专家当众的一声爆喝之下,这项公共工程踩下了紧急刹车。再开出来,也变成了语焉不详的“同心论坛”,因为低调,所以和平。在公共领域,正是因为有人不为钱财,见义勇为,使成都规避了一次超级大恶搞,值得市人庆幸。

需要特别纠正的是这位书记官的委屈与认知:现在各级政府,不是有限政府无限责任,恰恰相反,是无限政府,有限责任,甚至,不负责任。以上两例恶搞案例,没有一个主使者为此负责。过去的诸多恶搞,也没有影响到任何人的政治前途和经济利益。反而,阻止恶搞的人,比如在下,很可能为此付出沉重代价。这没什么好抱怨:有人帮官府干脏活,就得有人帮社会干脏活干苦活,这是起码的公平。

然而宪政民主,谁能挡得住?宪政,就是让宪法长牙齿,有执行力。民主不是“为民作主”,而是人民“作帝王师”,作自己的主。

必须交待一点,可能有人会认为,我又“酸葡萄”了。在此我有义务告知,“葡萄”不酸,很甜——因为请我入了席。伊甸园、大熊猫、同心工程,我都在场。但是一旦我认为有人在恶搞成都,我只能说“不”。我的离席而去,是知道好歹,但很不给面子,很不“懂事”。我对愿意直面真相真话的有良知的掌权者,还是抱些敬意和歉意。

这次,成都市如果真正为大熊猫立了“禁止恶搞法”,也不一定就是舍本求末的坏事,至少是在“普法教育”嘛。我甚至希望所有禁止恶搞的“敏感”事物,全都罩上法袍,让人规避逃避并且忘记。比如,《禁止恶搞老虎法》、《禁止恶搞奥运法》、《禁止恶搞张艺谋法》、《禁止恶搞红色经典法》、《禁止恶搞贪污腐败法》……

成都,今年禁止恶搞,今年需要忘记,今后也需要忘记。

最后,作为成都居民我更加希望,成都市人民自己的代表大会,能代表出一部对官府与民间具有同等效力的地方法——《禁止恶搞成都法》,并且监督那些恶搞都搞不定的威权部门:闭嘴,执行。

如是,善莫大焉!

注:作者为保护大熊猫而提出的立法建议,被四川省人大列入当年立法计划后,即束之高阁,迄今五年矣!这不是恶搞,什么是? (2007年11月28日·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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