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京生：香港选举成变相公投 亲北京阵营兵败如山倒

 2019年11月24日

反送中运动爆发5个多月来，由于北京控制了主流媒体，不论特区政府还是亲北京阵营，都认为以武力镇压示威者，是有一定的民意基础。直至11月24日的区议会选举，真实的民意反映在选票上。
周日举行的地方区议会选举，没有出现暴力事件，投票时间由早上7时半至晚上10时半，总计294万人投票，投票率高达71.2%，为香港选举史上新高。有不少人形容，这也是「反送中」运动展开至今一次变相公投，虽然区议会是地方行政机关，没有实际法定权力，但对特首选举及立法会却有一定影响力，成为各党派未来大选争取优势的前哨战。
区议会选举共有1090名候选人，将争夺452个席次，工作人员彻夜开票，截至清六时许，民主派已取得342席，已笃定取得全港整体过半数议席；亲共阵营在区议会直选中只取得41席。由于特首选委会的1200人中，有117人是由1区议员互选组成，此次泛民派取得全港整体过半议席，代表肯定全取117个选委席位，其实其中60席为新界各区议员互选，另外 57席为港九各区议员互选，目前新界及港九的议席已肯定过半。
支持北京强硬立场候选人全军覆没
其中最触目的屯门翠乐选区，亲北京议员何君尧连任失败，不敌民主党卢俊宇，并在脸书发文承认落败，表示自己只得2613票，比卢俊宇少近1200票，但却称「结果异常」。他确定落败后，在场市民立刻大声欢呼，还有人高叫「开香槟」庆祝。
香港的721事件，黑道人物被指在警察的纵容下大规模袭击市民，何君尧亦被指与施袭关系密切。加上他经常发表极左言论，他在北京全力支持下仍然在选举中败北，显示了民意的转向。
另外，亲北京政党民建联和工联会，亦在今次选举中兵败如山倒。代表民建联新一代的周浩鼎，以大比数落败，工联会的多位核心干部亦几近全军覆没。就连在乡郊地区，部分传统乡事势力亦被民主派候选人击败。
选举结果公布后，各方开台注视香港特区政府和北京的反应，周日的选举过程，大陆派出了大批官媒记者采访，但未见他们发放消息。
北京会否因应今次变相公投的结果，而对香港的强硬路线作出调整，将是舆论的焦点。

——作者脸书

严家祺：从全球角度比较DCEP和Libra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2019-11-26 http://cn.ft.com/story/001085281

与中国央行发行数字货币不同，Libra不会是未来金融风暴的原因。货币数字化与人工智能、机器人在一起，是工业革命後的又一次伟大革命。

              

     今年10月下旬，在数字货币领域，发生了两个重要事件。一是10月23日，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多位众议员提出Libra挑战美元地位问题，Facebook CEO马克·扎克伯格回应说，Libra储备金主要是美元，Libra不会挑战美元地位。面对被多次讨论的中国挑战，马克·扎克伯格表示，如果美国放弃Libra计划，中国央行就会做数字货币。第二个事件是在美国国会听证会後5天，10月28日中国召开了首届「2019外滩金融峰会」，会议透露，中国中央银行将发行数字货币DCEP（Digital Currency Electronic Payment），会议的一位发言人黄奇帆表示，中国人民银行很可能是全球第一个推出数字货币的央行。

这两次会议，拉开了21世纪数字科技和货币领域中美两国之间的竞争的序幕。这种竞争，涉及中美两国政府不同的作用。在半导体工业的发展中，美国政府虽然起了很重要作用，但对半导体工业来说，并非核心作用。上世纪70至80年代，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政府在半导体工业发展中起了核心作用。一个倾全国或整个地区之力发展半导体工业的国家或地区，发展速度是无与伦比的。在80年代，日本取代了美国成为全球半导体的主要生产者和创造者。韩国到90年代末期成了全球第三大半导体生产国。在数字货币的竞争中，如果中国经济发展良好，人民币不发生大幅度贬值，一个倾全国之力发展的数字货币DCEP就有可能不断扩大自己在全球、特别在欧美以外的影响。

           DCEP与Libra的四大区别

DCEP与Libra在技术细节上有许多不同。从全球角度比较，中国的DCEP与Libra主要有四大区别：

第一个区别是，DCEP的金融基础设施由一国凭借国家力量建设，Libra的金融基础设施主要依靠企业自己的力量建设。

第二个区别是，DCEP的价值只与人民币挂钩，以中国的国家信用作担保，Libra 以美元、欧元、英镑、日元等一揽子货币的信用为基础。

第三区别是，Libra是「无国界货币」，在美国和其他地区，Libra在理论上可以产生多个竞争者；DCEP虽然可以在中国国外小范围内使用，但基本上是中国货币，没有竞争者。

第四个区别是，DCEP由中国中央银行发行，名义上等同现金，DCEP会有通胀风险，通账程度与人民币一致；而Libra会有汇率风险，Libra 储备中有相对应价值的一篮子银行存款和短期政府债券，Libra的实际发行量必须有大致相等的现金存在，并受到货币当局的监管,它的通账程度与一揽子货币相当。

              中国创造了当代「交子」

中国的央行在全球第一个发行数字货币，这是一项创举。在人类史上，早在公元10世纪末，中国就出现了称为「交子」的纸币。11世纪初，中国由国家统一发行「交子」。元朝是中国第一个以纸币为唯一流通货币的王朝。然而，宋元两朝的纸币发行，因政治腐败、滥发纸币，引起物价飞涨而失败了。欧洲首次使用的纸币是1661年由瑞典银行发行的。1705年， 约翰·劳出版《论货币和贸易:为国家供应货币的建议》，约翰·劳提出，贸易有赖货币，为摆脱金银硬币的制约，他提出建立银行，发行纸币，但他在法国的试验以失败告终。

中国宋元时代和约翰·劳在法国发行纸币的历史说明，像纸币这样对整个国家经济有重大影响的创举，要经过一个由非政府机构试验的过程，不宜由政府一下子垄断起来。与约翰·劳大致同时，英格兰银行发行纸币取得成功，是因为英格兰银行吸取了前人失败的教训。英格兰银行只允许发行一定数量的以政府证券担保的纸币，超过这一数量的所有纸币，都需有黄金作为担保。

            数字货币价值的「单摆效应」

任何货币和金融资产的「名义价值」总是围绕着它的「实际价值」波动的。当严重通货膨胀和金融风暴发生时，货币和金融资产的「名义价值」必然产生一种「回复力量」，就像物理学中「单摆振动」时，单摆发生回复一样。严重通货膨胀和金融风暴是「单摆」振幅过高现象，是一种向全社会的「宣告机制」，而这种宣告，不是由政府，而是由「经济气候」向全社会宣告的。你们的钱和你们的投资，部分蒸发了、无形中消失了。美联储每一次增息降息，是向所有商业银行、金融机构和所有投资者预报，你们要改变你们的资产组合，错误的金融决策，会给你们带来损失。数字货币价值同样会产生「单摆效应」。由中央银行发行数字货币，一旦发生严重通账或恶性通账，这种「宣告机制」就完全由中央银行和政府承担。在一定意义上，像马多夫自首有助于化解西方式金融风暴一样，中国则以主动揭露和监禁贪官和金融犯罪分子化解金融风暴，可以说，「反腐」是一种「广义的财政政策」，实际上是金融风暴还没有发生时，在很多情况下，中国就把金融风暴「消灭在萌芽之中」了。西方的金融风暴是一次性向全社会大规模宣告，中国式反腐是无数次向小社会的小规模宣告，你们的钱和你们的投资，被一个特定的犯罪分子或贪官侵吞了。在央行发行DCEP情况下，一旦产生危机，就是中国的中央银行向全社会宣告。

  Libra开创的是超越国界的全人类事业

DCEP首先是中国的事业，中国人口占全球人口近1 /5，中国发行DCEP的成功，对世界各国央行发行数字货币会提供宝贵经验。在我看来，全球货币数字化必须建立在各国中央银行发行数字货币的基础上，但有必要经过Libra这样的「非央行发行」过程。作为「无国界货币」，Libra不只是美国的事业，而且是为美国和全人类谋福利的事业。DCEP与Libra的发展前景会有不同。从DCEP和Libra的四大区别可以看到，DCEP的主要问题是只与一种货币——人民币挂钩，而Libra的价值与美元、欧元、英镑、日元等一揽子货币的信用为基础。近几年来，中国经济出现下行趋势，将对人民币未来价值大有影响，这种趋势还会进一步发展。如果在中国经济发展良好的情况下开始发行DCEP，DCEP避免严重通账的机会就会增加。

与中国央行发行数字货币不同，由Facebook等企业发行数字货币Libra，不会是未来可能的金融风暴的原因。Libra的事业，不只是美国和西方国家的事业，而是超越国界的、全人类的事业，各国政府不应当在Libra诞生时，就把它「消灭在萌芽之中」，各国政府至少不应阻碍Libra开创21世纪货币革命的伟大事业 。全球货币数字化与人工智能、机器人的普及在一起，是继工业革命後的又一次伟大革命。

（写于Washington DC 近郊，这是我在2019-9-13日在MedStar  Washington Haspital Center沿着整个胸部中线开刀、做心脏手术後，发表的第一篇文章。）

梁京：香港之危能否转化为中国之机？

2019-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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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日（24日）香港的区议会选举成为变相公投，北京在香港的代理人和支持者遭到彻底惨败，将半年多的香港危机推向一个令习近平更难堪，也更无法收场的困局。这个结果意味著无论习选择对香港民意做实质性让步，还是选择施加更大的恐吓压力，都要付出无法承受的政治代价——因为接受美国「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提出的条件，让香港实行真普选，不仅意味著北京当局颜面尽失，更意味著「台独」和「港独」乃至「藏独」、「疆独」都会倍受鼓舞，以至内地的「分离主义」势力也会抬头。而选择加大恐吓压力，则北京不仅在香港无法实施有效治理，在全球的形象和话语权也将蒙受超过六四所付出的代价。习近平成为世界第一恶人、中国成为全球第一流氓的国际形象将由此定格。

那么，由港人借区议会选举表达民意所带来的这个结果，会不会像选前陶杰先生所希望的那样，令香港「转危为机」呢？陶杰没用「转危为安」的成语，而是巧妙地改为「转危为机」，给所有人提供了想像和讨论的空间。转危为安显然不现实，因为北京应对香港危机的失败已经令香港社会遭受巨创，不少港人，尤其是富人和菁英都做了「出走」的选择，香港即使不至于速「死」，也绝不会有任何意义上的「安定」和「安宁」。如此说来，「转危为机」是否就成为无稽之谈了呢？

激进的「分离主义」者显然不这样看，他们认为既然港人的民意表达说明北京不可能对香港实施有效治理，就必然意味著香港的分离主义者有机会实现一种与北京或与北京的代理人分庭抗礼的政治格局。我以为这种想像过于脱离实际。北京没有能力有效治理香港，但现在依然有能力阻止香港独善其身，这从整个香港危机发展与今年的大爆发中应看得很清楚。港人不仅有足够的社会和文化资源实现充分自治，也有足够坚定的集体意志抵制北京的奴役统治，但毕竟北京拥有绝对的暴力优势，更重要的是，内地的社会与政治生态，令中共专制下的多数民众，很难理解港人的自治诉求。内地人与港人在政治观念和政治文化上的巨大鸿沟，是北京当局不让港人自治最雄厚的社会基础。因此，在我看来，理解香港能否「转危为机」，很重要的一个分析角度，就是看香港危机的进一步发展，能否从根本上动摇和改变这个社会基础。

以王庚武为代表的一些海内外史学者一直持这样一种看法，那就是支持港人自治诉求的文化和历史资源，其实不仅来自被英国殖民的经验，还有整个南方中国的海洋文化的历史和文化传统。中共近三十年经济上获得巨大成功，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调动了这部分资源，尤其是在港台和海外华人身上体现的这种资源。也就是说，以中共改革开放为契机，善于应变的南方中国海洋文化与北方中国强暴的大陆文化结盟，带来了中国经济的崛起。习近平穷尽心力化解不了香港危机，反而导致港人几乎整体反叛。这一重大事变意味著中国南北文化结盟终因北方强势的政治文化僵硬而破裂。1124选举的结果告诉世界，香港危机不是中国善变的南方文化危机的结果，而完全是僵化的北方皇权文化危机的产物。这固然给香港也给世界带来动荡的风险，但也意味著南方文化再造中国、也再造香港的机会。

——RFA

魏京生：香港人民第一阶段的胜利

魏京生

魏京生·2019年11月25日

香港时间十一月二十四日的投票中，民主派在区议会选举中大获全胜，获得了接近九成的席位。很多观察者都说，第一是出乎意料之外的一边倒，第二是人民用选票对共产党的暴政说不。这等于是一次全民公投。

之所以出乎意料之外，是因为投票前最乐观的人也只估计到会胜出，悲观的同情者们甚至还在说胜负难料。没有人估计到香港人民的觉悟如此之高，也没有估计到共产党的全力干扰竟如此无效。这次的胜利是抗干扰的胜利，也是权利意识觉醒的胜利。若说谁帮了最大的忙，要数共产党充分展示它的暴政，惊醒了香港人民和国际社会。

在尚可利用选票解决问题的前提下，香港人民显得非常理智。和理非的抗议者在斗争最艰难的时刻，没有抛弃自己的勇武者同盟；在选票可以有效发挥作用的时候，勇武派没有不理智的行为。这样的抗争，在近代民主运动史上，也是绝无仅有。谁说中国人素质低？我们为香港人民欢呼。

我一向认为，香港人民的坚持，包括勇敢的自卫行动，是感动人民和世界的主要原因。没有民主派的反抗、坚持和不割席，就无法赢得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支持。自己不努力等着天上掉馅饼，只能是井中捞月一场空。

他们的对手建制派则是没有主动性的一方，习惯于等着中央给他们掉馅饼。而中共的逆淘汰体制选出来的官员，习惯于谎报军情谋私利；那些被收买的中外媒体和学者，也习惯于顺着主子的意图撒谎。反正老板也不习惯听真话，只要能拿到好处，谁管你死活呢？中国古代王朝末年的戏码，在腐败专制的中共身上借尸还魂了。

这次起到四两拨千斤作用的，正是国际社会的及时干预。主要是美国议会和总统的及时表态，惊醒了中共内部尚有理智的人士。这及时制止了习近平的进一步粗暴行动，迫使他向香港民主派妥协，停止干扰选举，开始了香港的议会民主新阶段。等于是向五大诉求又近了一步。

很多假装公平实际倾向中共的学者，都说美国的香港人权民主法案没什么用，不会影响中共改变镇压的政策。为什么习近平还是改变了呢？这是因为这个法案，和特朗普总统把贸易战和香港血腥镇压联系的表态，以及美国国务卿和副总统反复强调总统的立场，惊醒了习近平和党内尚存理智的官员。为了避免腹背受敌，他们不得不向香港人民妥协。

四两虽轻，但足以在势均力敌的两大力量之间起关键的作用。习近平有军队警察和使用暴力的决心，但他更关心的是经济和他们自己的生存。美国参众两院一致的表决，证明了美国社会对习近平暴政的坚定反对。如果他继续血腥镇压香港民主运动，美国的贸易制裁将导致中国的经济崩溃，并很快导致中共垮台。这是他们总结的苏联崩溃的教训。

这次小习还没有傻到家，没有顺从党内极端势力镇压的叫嚣，及时刹车避免了迅速垮台的下场。继续保持清醒的头脑，学会在不利形势下妥协，也许会是一个贸易和香港问题都过关的局面。

但是小习会甘心失败吗？党内顽固极端势力会甘心失败吗？在贸易问题上向美国妥协之后，会不会伺机反扑呢？这是香港朋友们需要警惕，不可稍有松懈的问题。议会民主的道路还很长，艰难险阻不可预测的事情都会发生。古语说：凡事预则立，不预则败。希望香港的朋友们保持清醒冷静的头脑。

——作者脸书

戴耀廷預告香港將產生「新香港精神｣

原题：專訪雨傘運動發起人戴耀廷》一首〈願榮光歸香港〉，為何對北京有破壞力？

撰文者：吳中傑 商周頭條  2019.11.23 

雨傘運動發起人戴耀廷。 (攝影者：郭涵羚)

摘要 ====================

香港11/24的區議會選舉，泛民主派大獲全勝，親中的建制派慘敗，為未來香港政局再添變數。區議會選舉雖然是香港的地方選舉，卻能影響2022年的特首選舉，中港緊張關係，將從街頭進入到政治層次。

這場選舉，距離百萬人反送中街頭抗議，已進入170天。期間香港警方發射超過一萬顆催淚彈，卻讓香港人出門投票的意願更堅決，讓這場區議會投票率達71.2%，創下歷史新高，也讓這場選舉被視為「民意公投｣。

在區議會選舉前，商周訪問5年前「雨傘運動｣、佔領中環的發起人、香港大學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他是香港「和理非」（和平、理性、非暴力）抗爭派精神領袖，八月中才結束刑期暫時保釋出獄等待上訴。

選舉前，他陪同泛民主派區議員候選人積極拜票，並預告香港將產生「新香港精神｣，形成香港人的主體意識，而不只是一國兩制。他認為，香港年輕人正展示，願意犧牲以爭取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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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巨變裡的人們系列】香港，歷經反送中運動5個多月，在警民衝突升高後，緊接著選舉登場。商周在關鍵時刻，記錄不同角色的聲音，看見不同背景、不同立場的香港人，如何改變香港命運。

「幾年前，台灣朋友說：香港人為什麼你們沒有民主？因為你們不願意犧牲。現在我們展示了，我們願意犧牲，年輕人願意犧牲，而且犧牲很大。」

戴耀廷，五十五歲，香港大學法律系副教授，並是五年前「佔領中環」運動發起人。他是虔誠的基督徒，當年發起運動，堅決主張「和理非」（和平、理性、非暴力），甚至運動前，已預告待抗爭結束後願自首、承擔責任，入監服刑。

他被視為「和理非」抗爭派的精神領袖，但也被人批評過於天真、「離地」（過於理想化與現實社會脫節）。廣告

今年8月中，他結束四個月的刑期暫時保釋出獄，等待上訴。採訪這一天，我們來到他位於香港西貢的住家外，早上8點多，他陪著該區的泛民主派區議員候選人站在社區車道口向來往車輛揮手拜票。

這位向來堅持「和理非」的學者，如何觀察到香港人在幾個月的運動中，凝聚出有別於當年獅子山精神的新香港精神」，？他為何希望抗爭能有更多成果、卻也不捨年輕人犧牲的矛盾？ 以下是專訪紀要：

商周問（以下簡稱問）：過去你是香港民主抗爭「和理非」（和平、理性、非暴力）的代表，但這幾個月，當抗爭者的行動越激化同時，你卻認為不必再以過去的高道德標準譴責暴力，為什麼？

戴耀廷答（以下簡稱答）：不是很多人（抗爭者）都走向暴力，而是很多人都容忍暴力，容忍抗爭者用比較激進的方式。

當政府出現不作為，或縱容一些人去攻擊普通市民的時候，（抗爭者）他們用對等的暴力，合乎比例的暴力，去阻止暴力發生，保護自己。

但現在問題就是，大家的憤怒已經太大，仇恨很深，真的很怕回不了頭。

問：你提到仇恨太大，抗爭運動演變到現在，大家要的還是五大訴求嗎？會不會已經變成復仇？

答：可能有少部分人真的想要revenge（復仇）。

問：你認為是少部分人？

答：少部分人。我想更多是不希望這事情再發生，所以要求要重整警隊。還有雙普選，是某些人最後的要求。但現在也正在轉變。

問：轉變成什麼？

答：其中一個指標是，〈願榮光歸香港〉這個歌出來之後，這是對北京來說很有破壞力的歌。他是一種港人身分認同。你把光榮歸香港，就是把香港變成一種主體了。

問：香港以前不是有獅子山精神嗎？

答：這個不夠。

問：層次差在哪裡？

答：過去獅子山精神，就是努力賺錢，改善生活，其實好像American dream（美國夢）。到了雨傘（運動）的時候，我叫他「新獅子山精神」，就是要雙普選。

但現在你看到，大家對一國兩制信心已經沒有了，我們希望香港作為主體，最極端的可能是獨立，但就算沒那麼極端的人，也會認為一國兩制下的香港不夠，可能要求多一點。更具體的，大家可能說不出來，但慢慢形成一種「香港人」身分。

問：〈願榮光歸香港〉這首歌出來後，香港人的主體意識具體來講，跟四、五年前雨傘運動的差別是什麼？

答：當時已經有一種本土意識存在，關注香港本身的利益，（可是）過去幾年被壓下來。

現在，大家就釋放了出來，透過行動，慢慢滲透到社區裡面。以前你可能沒想過（港人）自決、「港獨」，但當大家都唱這個歌的時候，你就跟著唱，你原來不記得歌詞，現在唱了很多回，歌詞也能背了，就慢慢滲進去。

這不只是一小群人，而是整個抗爭群體。

問：你認為最早的獅子山精神，強調個人努力，新獅子山精神是雙普選，都是利益導向或有具體行動目標。但現在變成對土地、精神上的認同？

答：是、是。它更深層的去轉化香港人，這還在過程當中，可能一年後你觀察又不同了。好像你在壓力鍋裡面，（鍋內上頭）壓力越大，下面的變化就會轉化得更快，但如果你釋放了壓力，（轉化速度）可能就會慢下來。

問：你剛才用壓力鍋比喻，意思是你想看到香港人在北京與港府的壓制下，凝聚出主體意識？ 但，數千名年輕人被拘捕，今年6月後香港死亡與自殺人數比去年同期攀升超過1成，這代價會不會太重？

答：的確，那是種複雜的感情，現在年輕人受的苦你一定不想見到，但因為他們的付出，才能建立起現在香港在國際社會、還有內部的認同。

幾年前和一些台灣朋友說，香港人為什麼你們沒有民主？因為你們不願意犧牲。現在我們就展示了，我們願意犧牲，年輕人願意犧牲，（而且）犧牲很大。這可能也是必須經過的過程。

問：但你曾於受訪時提過，坐牢是很痛苦的過程，你還捨得看年輕人去坐牢嗎？

答：所以我有機會見到一些年輕人一定跟他們說，不要浪漫化坐牢，坐四個月我也已經很難過，十年（編按：示威者若被認定為暴動，很可能得服刑十年），真的不要想像這個難的程度。但他們願意犧牲，你不能不對他們敬佩。

問：你常被批評過於天真、浪漫，甚至離地，這幾年經過雨傘運動跟坐牢服刑，你覺得自己改變了嗎？

答：離地，我不太同意，過去兩年我走到每個社區裡面，其實我很貼地，知道地面發生什麼事情。但離地，我有另外一種解讀。你要貼地，但也要離地，兩個都要，你只有這個角度去看事情，你只能看到這個視角看到的事，一定要離地，才能看到全局。

天真，其實是有沒有盼望？ 天真，是我們可以看到事情的本質。我始終認為，人類歷史發展，和人的本性扣連一起。而人的本性，我也不單純相信人是惡、是善，其實是混合，（端看）我們怎麼去做一些事，把善的一面誘發出來，把惡的一面控制、管理。

我天真，是因為有盼望，相信前面有改變的可能，因為有改變可能，所以我們才能做現在的事。

就算面前是絕路，你也會知道，總在前面會有出路的。

——台湾商周刊

盧斯達：區議會選舉後 香港等著每年5萬中國移民反撲

在一個體制已遭封鎖的大局下，高強度和高犧牲的死亡螺旋對賭，在北京認為硬起來就能撐下去的死局下，恐怕仍然是香港政治唯一的政治動能。（湯森路透）

充滿陰霾的大勝

香港區議會選舉，結果是投票率大增，在親北京派選票照樣動員和增加的情況下，非建制派候選人，取得479席裡超過385席。兩個親北京大黨(民建聯和工聯會)在本次選舉遭遇重大失敗。

在香港行政獨大的體制下，區議會是沒有政治實權的，只是一個諮詢機構。在英國殖民晚期，香港政治體制有三層，包括全港性的「立法會」、擁有地區市政權力的「市政局 (負責九龍和港島) / 區域市政局 (負責新界)」，最底才是作為諮詢機構的區議會。

1999年的奪權事件

回歸中國之後的1999年，第一任香港特首董建華推行一系列「市政服務改革」，取消了市政局這中層實權架構，史稱「殺局」。後來香港人發現，市政區被解散，其中一個原因是泛民主派的勢力據盤其中。其次這也是特區走向更極端「行政」的開端。

市政局是有實權的，而且由選舉產生，有獨立財權而不是仰賴政府津貼，對政府來說是一個阻礙集權的獨立王國。特區政府取消市政局，將市政局的權力拆散為各種小權力，由自己委任官員的政策局分別承辦，如今日的康樂及文化事務署、食物環境衞生署和民政事務處等。結果就是將人民可以控制的地區事務，包攬到特區政府手中。

經過這次民主倒退之後，地區事務變成幾乎完全由中央 (特首及行政會議)指導，而區議員還是有民選的，但他們僅僅是諮詢機構，政府不一定要聽從區議員的意見。也就是說，莫說特區政府和北京一直拖延實現特首和立法會普選的承諾，「回歸」僅是兩年，特區政府就在內部拆散其他選舉產生政治實體，進行中央集權，使香港「建制」的政策產生方式更加不民主，更不需要向人民負責。

剩下的區議會則政治意義十分消極，區議會有點像社會工作者，通常是服務街坊、聯絡「鄉親」，並且服務上一級的選舉——區議員通常會與政黨結盟，或本身就是挾政黨資源參選。他們在地區上結識到的勢力和地區民眾，可以在立法會選舉被動員為選舉樁腳，為實權多一點的立法會戰線貢獻力量。

區議會也經常成為大黨元老的掛職退休場所。不論是親北京還是非建制派，一些黨內大老如果無力更進一步選上立法會議席，他們通常就會在地區上參選區議員，然後態度消極地待著。由於以前區議會選舉競爭不熱烈，有時他們會在沒有競爭的情況下自動當選，拿大約等於十多萬台幣的月薪繼續混跡政壇。

心態而不是結構改變

反送中沒有改變香港的整體政治結構，那結構現今仍不動如山，這結構自英治到特區年代，都是為了控制和閹割反對力量。

民選的市政局被消滅了，區議員則沒有實權，而立法會議員則只有財政否決權，立法權也被限制，還有財團控制選票而非普選的「功能組別」阻礙著……而且「功能組別」的議員可以否決「普選議員」的決定，但反過來則不行。

這一切都沒有變。但反送中以來的警暴浪潮，改變了人民的心和態度。首先是更多人參選，以圖改變不少選舉沒有競爭而自動當選的情況。第二是更活躍的投票率，2019年和上一屆2015年區議會選舉，都是大型政治動蕩之後發生。

但反送中比雨傘革命更浩大，而且前者仍未解決，大多數候選人都堅持運動沒有終結，必須繼續爭取五大訴求，在區議會之後的其他戰線繼續長期對抗。

簡單的選舉　複雜的盤算

這種高投票率和非建制派的高得票，反映的東西非常多元和複雜。有人認為國際觀察者和政壇，會視選舉為「對激烈抗爭運動的民意檢測」，即使並不特別認同具體的當選候選人，也必須貢獻票源；

大部份人也有目睹五個月以來警黑濫暴，欲變無從，他們又有各種負擔而無法成為前線抗爭者，只能在後方化做選票表態，是一種一般群眾在現有秩序下沒有出路但又極不滿意的鬱結能量，反映政府一直以來的修補措施完全沒有得到一般人的心；

也有人認為一向與激烈抗爭割席的泛民大黨，在大體上也進步了，懂得審時度勢和抗爭者合流，即使不甚同意也保持沉默「不割席」，因此前線抗爭者也以選票投桃報李。

選舉當日，全港地區都是維持魔幻般的和平，沒有人堵路和抗爭。這是前線抗爭者對其他聯盟成員釋出的無形善意，是抗爭者帶動了活躍投票的民情，最後亦是他們准許選舉可以舉行。

特區政府和建制派的同床異夢

各方在這個局都有不同盤算。特區政府和親北京政黨，雖然都是北京控制，但切身利益不同。

特區政府不用選舉，不用民意授權，高官和特首林鄭也在選前不斷呼籲選舉要和平舉行。他們未必料到選舉結果會如此壓倒性不利，他們只是希望成功監護選舉，從而向北京和國際表示自己仍有掌控大局的能力，「局面正在走向平穩」，而成功舉行選舉其實也是表達政府合法性的一種方法。

雖然親北京派大敗，但特區政府是小勝一仗，因為它更不想因為「暴亂」而選舉都無法舉行。

親北京政黨當然是損失慘重，北京和特區政府都要他們做顧全大局的付出者，因為送中是林鄭推的，他們只是令命支持，但最後付出最多代價的竟然是我？

勝利的陰霾藏在結構之中

親北京政客心裡有氣，但他們等著被補償。北京絕對有很多資源在選舉以外補償安撫他們。四年很快過去，今次選舉的數據顯示，親北京派選民仍然穩固。動員網絡、資源、體制支持，全部健在，不會因為一時戰敗而消滅，四年之後捲土重來，在香港近代史上就發生過。

2003年震驚北京的百萬人大遊行之後，也上演過泛民區選大勝，但和平順境日子馬上就腐化了他們，有些議員因為懶惰、表現不濟，在2007年的區選就迎來大敗。因此這個結果，對北京也不是不能承受，至少香港的局勢回穩，不再動蕩，對他們來說才是大局。區議局有實權都可以取消，那諮詢機構區議會有一天會被取消也不是不能想像。

泛民和本土派候選人大舉進佔區議會，不會阻礙到政府施政，只是略為危害特首選舉時的安全系數。 因為選舉委員會有百多個選舉委員，由區議員自己互相選舉而產生。

一部份建制選委 (很可能是本土財閥)有可能跟泛民選委組成某種戰略同盟，影響特首選舉，不過北京最後都可以不任命勝選的特首，引爆憲政危機。如果過度倚重體制內的路線，北京的管治危機將會很快被吸收調和。因此香港大多數人的共識是，只能繼續長期和各種戰線並進。

因此這次的區議會大勝充滿陰霾，這是一個在對方遲早就能反攻的不利戰線上的暫時固守。而每年香港就會有5萬中國移民，他們當中的不少都會成為親中派的支持者，即每一屆選舉，香港都會增加不多於20萬人口，這是一個久守必失的遊戲。

親北京派選民仍然穩固，動員網絡、資源、體制支持，全部健在，不會因為一時戰敗而消滅。（湯森路透）

反送中抗爭成功推倒惡法的教訓是，質與量乃香港和北京的光明與黑暗，香港以質取勝，北京圖謀人口戰術。香港抗爭者是靠質，即高強度和高犧牲來推動局勢、感召群眾，而不是靠選舉票數和遊行人數，後者已被證明無法改變硬殖民當局；

而北京長期來說則是想通過殖民，以人海來掩蓋香港政治共同體。

半年之後我們仍無法忘記，在6月9號法案即將通過的那個絕望晚上，那些聚集的青年發動武力抗爭，成功喚醒無力的大眾，成功推倒了惡法。也是半年來所有被槍傷、被強姦、被自殺的抗爭者，換來一波又一波的抗爭和海外變動。

在一個體制已遭封鎖的大局下，高強度和高犧牲的死亡螺旋對賭，在北京認為硬起來就能撐下去的死局下，恐怕仍然是香港政治唯一的政治動能。

※作者為香港青年評論者／作家

——上報

王立強共諜案外案：一位華裔商人離奇死亡 揭開中共滲透澳洲議會內幕

中國政府栽培趙波競選議員席次，但因他向ASIO投誠，疑遭中共滅口。（圖片來源／網路截圖Daily Mail）

邱立玲 2019-11-25

自稱為中共間諜的王立強在澳洲尋求庇護，並爆料中共干預台灣選舉的內幕，隨即引起台灣跟澳洲國安單位密切追蹤與調查，其實在王立強之前，已經有一位叛逃共諜趙波，只是趙波沒像王立強這麼幸運，受到澳洲情報局（ASIO）的保護，趙波就在叛逃之後被發現死於墨爾本的汽車旅館。

王立強共諜案25日有新進展，根據香港媒體報導，中國創新投資主席兼行政總裁向心及替任董事龔青（向心妻子）在桃園機場離境時，被台灣調查局官員帶回調查，要求向心夫婦針對王立強指控兩人參與情報及特務活動相關報導配合調查，他們已經聘請台灣律師提供協助。

中國創新和中國趨勢宛如殭屍股

王立強接受澳洲媒體訪問時，直接點名「中國創新投資」、「中國趨勢」是中共中央軍委聯合參謀部所屬的中資公司。中國創新的主席兼執行長向心受中國軍方高層委派於2007年收購這兩家上市公司，而後以軍民融合發展與通訊業務為名，幫助中共在香港和台灣建立最高情報機構。

香港創業板上市公司「中國創新投資」、「中國趨勢」是典型的「殭屍股」，即使向心疑為中共在香港情報網的頭目，但中國創新25日股價仍文風不動，持平於0.016港元，3個多小時的成交額只有592萬港元。中國趨勢也是持平於0.01港元，成交額更少，只有64萬港元。

中國創新投資周一中午發布訊息指出，「事實上，向先生和龔女士對該新聞報導所曝事項根本一無所知，王立強從來不曾是本集團的員工，該新聞報導所述事項全為虛構和偽造。」

根據澳洲媒體披露，王立強表示，他是在今年5月對北京變節，當時他獲得一本偽造南韓護照，被命令前往台灣干預即將舉行的2020年總統大選。但後來因為他擔心被台灣拘捕，而沒有聽令來台，選擇向澳洲投誠。

王立強為躲中共特務追殺，在澳洲搬家3次

王立強接受媒體訪問時表示，自己目前與妻子和兩歲兒子藏身雪梨，並且活在被監視、跟蹤、可能襲擊的恐懼當中，「我在澳洲已搬家三次，未來可能要再搬，被跟蹤的感覺真是很恐怖。」

王立強被澳洲第九頻道調查記者問到為何澳洲要相信他的說法時，王立強回答：「考慮到我本人利益，如果我不說出真相，澳洲政府不會保護我。這對我毫無益處。我說的每一個細節和事件，都經得起仔細審查。」

王立強只有說出真相，澳洲政府才會保護他

從王立強今年5月叛逃中共間諜組織至今，歷時約6個月，王之所以沒有被中共特務滅口，應該歸功王男的機智敏捷和澳洲情報局的保護。最近澳洲政界和觀察人士進一步呼籲，王立強應受到嚴密保護，否則，他會像另一名叛逃的共諜趙波，慘被中共特務暗殺。

趙波（Nick Zhao）是一名豪華車經銷商，根據澳洲媒體報導，趙波在與澳洲情報局接觸後，於今年3月被發現死在墨爾本一家汽車旅館的房間內。這些驚爆的新聞內容11月23日晚間在澳洲第九頻道的《60分鐘》（60 Minutes）節目播出。

澳洲自由黨議員兼議會情報和安全委員會主席海斯蒂（Andrew Hastie）告訴《60分鐘》節目，他幾個月前聽說過趙波案件。

趙波向澳洲告密，疑遭中共特務滅口

「我聽說他是一名32歲墨爾本居民，中國政府原本栽培自由黨員趙波競選聯邦議會席位，但現在趙波死了。」海斯蒂說。當局尚未確定趙波是他殺還是自殺，海斯蒂希望司法機關徹底調查趙波的死因。

「這不只是利益交換的問題，而是外國政府資助的澳洲公民企圖滲透我們的國會，讓這些澳洲公民成為外國代理人，以便對我們民主制度施加外國影響力。」他說。

之前，中國禁止直率批評中共的海蒂斯和佩特森（James Paterson）12月入境申請，還要求這兩位澳洲議員認錯悔改，但海斯蒂回嗆，他不會「悔改」，也不會針對他批評中共的言論向中國道歉。

根據《雪梨先驅晨報》(Sydney Morning Herald)與電視台《60分鐘》以及另一報紙《時代報》（The Age）聯合報導稱，消息來源稱，一年前，車商趙波向澳洲情報局呈交另一名墨爾本商人的滲透企圖，今年3月，趙姓車商被發現死於一家汽車旅館的客房裡。

共諜組織提供2200萬台幣競選經費給趙波

趙波曾向ASIO舉發，約一年前與他接觸的是墨爾本商人陳春生，陳是響應中國「一帶一路」政策的德鴻國際投資有限公司（Prospect Time）老闆。

陳春生否認認識趙波或涉入中國情報活動；然而消息人士說，澳洲當局認定陳老闆曾與趙波接觸，而且陳春生的德鴻國際投資（疑為共諜組織）對趙波曾提供100萬澳元（2200萬台幣）的競選經費，要趙波參選聯邦議員。

澳洲自由黨的紀錄顯示，趙波從2015年到過世前都是澳洲自由黨黨員。他與妻女住在東南部郊區格倫伊里斯（Glen Iris）高級社區，2016年面臨財務問題，開始與親朋好友保持距離，疑似另有隱情。

法院文件顯示，趙波2017年被控涉及與汽車經銷貸款有關的詐騙案，2018年經營的汽車經銷公司倒閉後被相關人員盯上，今年初，趙波與妻子失和，同時積欠多名中國投資人債務。

澳洲情報局仍在調查趙波確切死因

針對趙波案件，澳洲情報局總監伯吉斯（Mike Burgess）發表一份聲明說，他們正在認真處理此事（趙波被殺事件）。「澳洲民眾可以放心，澳洲安全情報組織早就知道今天媒體報導的這些案件，並一直在積極調查事實。」

「該案件牽涉到法醫驗屍工作，為了不影響我們的調查，不宜進一步公開發表評論。」「敵對的外國情報活動一直對我們的國家及安全構成真正的威脅。」 伯吉斯說。

澳洲總理斯莫里森（Scott Morrison）的辦公室也發表一項聲明，稱政府「非常認真地」處理外國干涉和間諜活動的指控。

「我們採取強有力的行動，以完善情報和安全機構網路，來保護澳洲人民和機構，包括任命第一位反對外國干涉協調員、建立《外國影響力透明方案》，以及建立工作小組，以保證選舉公平公正。」 聲明說。

被澳洲驅逐的中國富商黃向墨只是小角色

在揭露出這些消息之際，第九頻道的《 60分鐘》節目近日還採訪正在澳洲申請政治庇護的王立強，王立強聲稱自己是一名中共間諜。

王立強告訴記者，中共間諜活動的一些戰略，他說北京利用這些戰略破壞香港的民主運動，並干預台灣大選，還指控中共下令在海外進行暗殺活動。

他聲稱，他前共諜老闆向心與黃向墨有直接往來。黃向墨因涉嫌與中國政府的關係而被澳洲驅逐出境，但王立強表示，這只是冰山一角。「與我認識的其他人相比，黃向墨絕對是個小角色。」他說。

——信传媒

崔健：一块红布，蒙住双眼蒙住天（侯杰）

上世纪八十年代，忘了哪一年，同事给我一盒录音盒带，说是一个新晋歌手，特别与众不同。

我把盒带放进迷你单放机，立即，整个办公室里的人都被一声喑哑的嘶吼攫住——"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

老同志说，这是唱歌吗？这是吼。

的确，这不是唱，这是吼，可中国戏曲不就是吼吗？他吼得很有中国本土气，像秦腔，像梆子，一下子把我扔到了荒凉的黄土高原上，我好像看见一个戴着白头巾的陕北汉子，皮肤黝黑，脸上布满纵横的沟壑，对，就是罗中立油画的那个形象。他站在荒袤的黄土塬上，对着道道沟坎，高声嘶喊。

歌者引起我的好奇，细一打听，他并不是专业歌手，本职小号手，跻身歌手行列，纯属偶然。

那是一个歌曲音乐多元的时代。国门打开后，港台歌曲、欧美音乐进入中国，霸占歌坛的是流行歌曲。听革命歌曲成长的一代音乐人，从形式到内容，都如饥似渴地吸吮着外来音乐艺术的营养，并开始在革命歌曲的胎盘里孕育新的婴儿，本土新流派不断涌现。

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所以，首先崛起的是西北风，一批唱西北的歌曲开始流行，而崔健被外国摇滚吸引。

摇滚的特点是心里想啥就唱啥，他除了吹小号，整天抱着吉他，自弹自唱，就这样，《不是我不明白》诞生了。

那时的中国人还不知道什么是摇滚，听过披头士的寥寥无几。

《不是我不明白》唱法奇怪，但歌词贴地气，唱出青年人内心的迷茫。

他唱着这首歌去参加全国歌曲大奖赛，第一轮就被淘汰。他没气馁，坚持认为中国需要摇滚。

那时，他已经在小圈子里声名鹊起，纪念国际和平年的音乐会邀请了这个大奖赛首轮就被淘汰的歌手，就在这场演唱会上，他唱了《一无所有》，歌毕，听众起立长时间鼓掌。

《一无所有》曲调来自陕北民歌，却开启了中国摇滚纪元。

我联系他要采访，他请我去听他的独唱音乐会。非常意外地，当时的国家副主席竟然在前排就坐。看了曲目单，我释然，上面有《南泥湾》。

副主席就是当年延安大生产的军事首长，说起他的359旅，就会想到延安大生产。

翻唱红歌也是当时的一个潮流，那个时候，《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就特别流行。这一代毕竟是植根于革命歌曲的土壤，潜意识里的旋律总会在脑际萦绕，对历史的重新认识和对现实的反叛，又让那些熟悉的旋律被赋以新的解读。

当他唱起《南泥湾》，情况变了。随着歌曲的演绎，副主席坐不住了，那不是他熟悉的郭兰英的《南泥湾》，那里面没有"到处是庄稼"，也没有"遍地是牛羊"，更没有"陕北好江南"，那里面满是苍凉与悲怆、无奈与迷惘，怪腔怪调的歌声引起他内心某种不快，他愤然起身，扒拉开身边的工作人员，怒声说道：以后不要再让我听到他唱这首歌。

随后传来的消息是，他遭受到北京交响乐团最顶级的处罚——开除出团。

领导说，这个人有争议，不报为好。我的专访计划，也就搁浅。

那年底，"新时期10年金曲回顾"演唱会在北京举行，他以个人身份参演。计划中，他要演唱的是《一无所有》，但他登场后，灯光打到他身上时，观众发现他的眼睛上蒙着一块红布，于是，人们听到了《一块红布》。

那天是你用一块红布蒙住我双眼也蒙住了天你问我看见了什么我说我看见了幸福这个感觉真让我舒服它让我忘掉我没地儿住

作为歌舞团家属，居住在分配的宿舍楼里，他一定非常渴望有自己的生存空间。红布并不能解决他的现实需求，只是蒙住双眼，让他看不见现实而已。

他的个人权利意识已经觉醒，开始思考生活现实与政治宣传的冲突，那个年代，能有如此见解并敢于公开表达的人，除了写小说的王朔，就只有他。

如果说《一无所有》是借景抒情，从《一块红布》开始，崔健的歌进入了寓言时代。那里面有故事，有人物，也有想法。

当时，王朔是写作的非主流，他是音乐的非主流。王朔的小说越来越撒欢地写，他的摇滚也越来越撒欢地唱。

《一块红布》之后，《假行僧》《花房姑娘》到后来《新长征路上的摇滚》，用他的话说，已经是"撒点野"了。

这些歌后来都收录在他的专辑《新长征路上的摇滚》里。

我一直认为摇滚是最适合露天演唱的艺术形式，而且，摇滚的魅力不是展示和欣赏，而是互动交流。

机缘巧合，给了他一次露天演唱并与乐迷交流的机会。

1989年5月底，听说他要去广场演出，我急忙带上相机前去。他带着乐队出现在天安门广场上，几乎在人挤人的人堆里，放声高歌《一无所有》。

那次的演唱会不光是他生命的不可忘记，也是在场每个人的不可忘记。

1990年1月，他为北京亚运会募捐，演唱会名为《从头再来》，我总觉得那名字有什么玄机。

1990年底，因工作调动，和文艺界没了关系，也就不再去关注他的行踪。

其实，我是不太欣赏摇滚的，1990年代，是黑豹的时代，但我从没完整听过一首黑豹的歌。

1990年代末，发现有售他演唱会的影碟，就买了一个双碟装。里面涵盖了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曲目，特别是《红旗下的蛋》《解决》《最后一枪》《让我在雪地上撒点野》。

听起来总觉得不如八十年代的歌曲那么犀利，至少不再像八十年代一样能打动我。也许是我老迈了，也许是他的锐气都在八十年代用尽了。毕竟，八十年代是中国思想和言论最宽松、宽容和宽厚的时期。

2014年，听说他要上春晚，他参加了彩排，曲目依然是八十年代的开山之作《一无所有》，但最终没能通过终审。

虽然一代代新成长起来的歌手都和他有过交集，而他依然不为主流接纳。

崔健与谭维维

与青年人的合作，也有过忘年恋的传闻。而他的回应也很耐人寻味：不管你我年龄差距多大，二十还是三十岁，只要城楼的那个画像还在，你我就是同一代人。

我不由感叹，那些曾经的故人，不论他们当初从事的是什么职业，最后，都活生生地活成了同一个行当——思想家。

——网友推荐

戴耀庭：新格局使李嘉诚成为左右特首选举关键人物

发表时间： 25/11/2019

作者：杨眉

香港区议会选举引发法国各大媒体的高度关注，世界报香港报道的标题就是：香港选民明确表达对港府与北京缺乏信任。文章表示，香港区议会选举的投票率超过71%，创历史记录。泛民主派获得么香港18个区中的17个区，也因此赢得了特首选举委员会1200个选票中的117张选票。区议会选举因对香港政坛总体影响甚微而长期受到香港选民的忽视，但却是真正的普选制度。

香港人通过此次选举表达他们对五大诉求的支持，表达他们坚决要求成立独立的调查机构对警方的暴力行为展开调查。泛民主派因此次选举而获得117张选票再加上原先拥有的350张选票将有可能改变香港特首选举委员会的格局，香港占中运动发起人，香港大學法律學者戴耀廷表示，泛民主派将拥有更多的话语权，而且，新的格局将使拥有多张选举票的香港巨富李嘉诚成为选举中的关键人物，而北京近来与李嘉诚关系紧绷。

世界报随后介绍了周日选举的整体运作状况，由于此前有谣言称选举很可能会在早上10点30分时出现中断，导致许多选民都尽早去投票站，许多人甚至在投票站开门之前就已经在门口排队。选举过程在警察的严厉监督之下，不过，香港官方与地方媒体都暴露了多起违反规则的事件：例如，亲北京派组织集体投票，并且明确告知应该支持哪一位候选人，选民还被赠送礼品等等。就在港人投票选举的当天，香港理工大学依然有二十多位拒绝向警方自首的勇武派成员，据现场观察人士披露，他们的身体以及精神状况十分令人担忧，对理大超过一周的围困是香港抗争活动以来最暴力的阶段。香港人权民阵当选议员岑子杰呼吁所有当选议员共同要求香港警方允许被围困学生自由离开理大校园。另一位当选议员也呼吁港人继续抗争，因为战斗尚没有结束，胜利依然遥远。而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则表示选举结果显示港人对香港现状十分不满，未来将更加倾听民意并且对自己进行反思。

回声报相关文章的标题是：港人大规模参加投票。文章评论说，香港泛民主派将区议会选举转变成对对特首林郑月娥的信任公投。中国南开大学的一位港澳台学者向回声报表示：倘若泛民主派在选举中胜出，香港选民也认为他们的抗争方式十分有效，并且在某种程度上使他们的暴力合法化，而倘若是建制派获胜，这就说明香港示威者并没有获得香港民意的支持，香港民主绝大多数都反对暴力。回声报的文章刊登在香港选举结果出台之前。

中国股市如天书

回声报另一篇有关中国的文章关注香港股市，指出对投资者来说，中国股市十分拥有吸引力，但同时又是一本读不懂的天书。上周四中国一家开采大理石的集团ArtGo集团的股价下跌了98%，一天内，57亿美元的资产灰飞烟灭，而之前该集团的股价自年初以来上涨了3800%。

此外，法共人道报介绍了日前在北京举行的第十届国际社会主义论坛，论坛讨论的焦点议题包括国际机构的改革以及美元在国际经贸市场的垄断地位，与会的法国共产党负责人，经济学者Frederic Boccara在会上提出必须设想一个另类全球化，必须推出另一个可以取代美元的货币，引发与会代表的关注。

除了以上有关中国的报道与评论之外，周一法国各大早报的焦点议题还包括伊朗政府对示威民众的残酷镇压，法国周日爆发的遏制家庭暴力的大规模示威游行，法国各大工会联合组织的下周四的全国大罢工活动以及法国政府正式批准各大网络运营商启动5G开发活动等等。

——法广

林保華：天佑台灣！共諜送暖 立法刻不容緩

新頭殼newtalk 文/林保華 發布 2019.11.24

共諜王立強在澳洲爆出中共滲透港澳洲的情況，轟動全球。由於諜戰往往虛虛實實、真真假假混在一起，尤其所謂的"中國民運"經常爆假料來譁眾取寵，撈取個人利益，因此我對這些一向抱著審慎態度觀察。

然而看到媒體所刊載王立強所爆的料，我相信是真的。因為他談的相當具體，不是一般蒐集媒體資訊的報導，尤其是與葉劍英家族的關係。他所屬的中國創新投資公司第一時間不敢否認，因為要請示上級如何"統一口徑"以免穿煲。其後公司主席向心通過電子郵件回應《紐約時報》，他不認識王立強；卻迴避王立強對公司是間諜機構的指控。上海方面（與上海有什麼關係）的答覆，王立強是騙子。

對這個重大事件北京官方還沒有正式的回應，顯然還要觀察外界的反應才考慮怎樣自圓其說。如果此人不是共諜，完全可以立即否認，為何需要考慮再三，慎之又慎？

他是否共諜，台灣方面很容易查證。因為他說來過幾次台灣，到移民署查一查資料就可以了。尤其是用的假名字護照。正常中國人來台灣，何必用假護照？

王立強如果是騙子，這個行動對他本人代價很大，除非中共倒台，否則此生都將在惶恐中度日，擔心被滅口，甚至因此要易容。不過看到有中共高層冒著巨大風險向《紐約時報》提供習共鎮壓維吾爾人的403頁機密文件，可見中共內部的深層危機。

王立強自己說是看到台灣與香港的危機才出來向澳洲當局爆料，尤其台灣在選舉期間，真是對台灣本土派與華獨的巨大助力。讓選民進一步認識到台灣目前所處的危機。"今日香港，明日台灣"並非虛構，看看台灣網路、媒體與政客被滲透的嚴重情況就會感受到了。韓國瑜要他來台灣檢舉，簡直就在配合中共要把王立強在台灣幹掉，因為台灣遍佈中共特務與黑幫，居心實在太惡毒了。

這個事件對台灣是再一次的警鐘，除了國安團隊需要徹底改革，進一步加強之外，對立法院也是當頭一棒。台灣的中國代理人法還要拖到什麼時候？在這以前，聯共抗美滅台的吳斯懷幾乎不可避免要當上國民黨的不分區立委。他比郭冠英的問題還嚴重得多，郭只是口頭上說自己代表共產黨來監督選舉，而吳斯懷確實要代表共產黨來監督至少是一個國防部，還加上其他相關部會，例如國安會、陸委會、外交部、審計署等等。台灣如果沒有一個完備的法律來阻擋這類事件，懲治這類人物，台灣還算是一個國家嗎？

王定宇立委說，負責此案的李俊俋、管碧玲兩位表示他們的壓力很大。我不曉得他們的壓力來自哪裡？是來自許信良還是國民黨？我認為任何壓力都不如"亡國感"的壓力大。國民黨如果敢跳起來反對，正是核實他們是中國代理人；民進黨如果有內奸出來反對，也應該讓他們暴露出來。美國面臨香港問題，還不是美國自己的問題，參眾兩院很快通過《香港人權和民主法》的不同版本並且立即整合。台灣的8個版本，也挑一個最少爭議版本略加修改通過。相信小綠政黨會顧全大局，趁機搗蛋的也讓選民看清楚是真綠還是假綠。如果執行中發現有瑕疵，以後也還可以修正。民進黨既然佔了半數，應該直起腰桿通過最好的版本。

如果這個壓力是來自中國而不敢制定，那就不如早點亡國，大家不必去忙什麼選舉與抗中保台了。

李、管兩位立委正好沒有下一屆立委選舉的壓力，可以全力投入制定中國代理人法的工作中。趁這個東風吹來，大家加油，讓台灣民眾更安心的過日子而不被"芒果乾"纏擾，才會把票投給相關政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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