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維公元貳千零壹拾肆年，二月廿三日，裹挾西蜀衰翁流沙河，飛赴孤懸海外的臺灣島。下午四點半，落地臺北松山機場。
是日成都陰霾彌漫，臺北天朗氣清。由機場去至建國路，神經病似的哼唱起 "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區的人民好喜歡……"
接著入住宣美酒店。一間不大的客棧，整潔乾淨，頗有和風。
晚餐就近在長安路日式料理吃面。台幣250圓一碗。
站在街頭等隨行女眷時，忽而想到：旅遊對于大陸中國人，可否稱為逃離？此番台島之行，即是我輩衰年出逃。於是問沙河：此生你也有過快活時光不？答曰：從來沒有快活過……
"從來沒有？"
我說的是這一生中，心靈可曾放任地快活過?哪怕一次。
沙河沒有正面回應，閃爍其辭扯開了一個閒篇：近時有成都官員上門，要他為政府的"北改工程"做點粉飾，在城北新區的形象牌坊上書額。
面對一座有三千年歷史的城市，在北門向闕而書——除非顏真卿，要麼李東陽，一流的榜書，力壓千鈞的氣勢。司馬相如當年由此北上，也沒敢亂寫，只悄悄說了句狠話："無高車駟馬，誓不還鄉"，今日北門駟馬橋還在。
再者，公元三十六年，公孫述已然據蜀稱帝。欲征召居於北門的前朝博士李業出來為新政府做事，李業抵死不從。只數月，劉秀大將臧宮兵臨北門，在此盡滅公孫氏，進而焚公孫述宮室……
沙河知難而退，敬謝不敏。他知道自己浩氣不存，內心悲觀，必須有所敬畏。
生意沒有談攏，官員怏怏而去。後來人家請書法家協會主席來寫，結果一揮而就，彼此愉快，儘管那書法象黃鱔鑽泥，怪得出奇，然而這畢竟是個不太在意文化的時代，能時常出鏡，就有名人效應。
自此之後，沙河便惴惴不安，心裡象揣了一根熱紅苕：他害怕官員記仇；害怕黨組織認為他又開始翹尾巴了……N年前黨組書記就在私下裏說過："流沙河現在猖狂得很咧！"
事情緣於沙河影射書記是"壞人"。
書記曾為中共川西遊擊隊骨幹。當時遊擊隊被國民政府圍剿，計無所出，投靠在鄉紳劉文彩門下，請求庇護。劉以江湖道義接納了遊擊隊伍，供給吃喝，使其免遭緝捕。
其後不久，遊擊人士開始在川西從事鴉片販賣活動。劉因而大怒，與之反目，出動民團緝毒。書記因此與劉文彩結怨。
不幾年，革命大軍進城，書記已儼然"農村工作部長"，借"土改"之名将已經投奔共產黨的劉文彩侄子、劉文輝舊部劉元琮反复批斗迫害致死。事後引發賀龍大怒，認為殺劉是不義之舉。
此時沙河正二十歲，以記者身份得採訪"部長"，部長亦不甚諱，坦言與劉之恩怨。再幾年，階級鬥爭大興，書記已然成為文化宣傳部門領導。於是組織寫作班子創作"收租院"，劉文彩遂被塑造成為罪該萬死的惡霸地主，供全國人民批判……
沙河自然知道劉文彩"文學形象"產生的始末，但同時內心也逐漸產生了一個真正的"壞人"的形象。文革之後，沙河得以生還，黨需要他成為 "和諧"的符號。書記正好是他的頂頭上司，意欲做點"統戰"工作，暗示沙河盡快加入中共。
當此之際，沙河才發現自己棉一樣的內心深處，藏有一根針，他脫口而出："我若加入只會使黨降低威望；拉十個我這樣的人入黨，還不如從貴黨內除掉一個壞人……"書記臉色頓時凝重到可怕，事後便對人說了流沙河"猖狂"的話。而沙河也便撞經式的時時念禱著、恐懼著。
都活到了随时要把假牙遗忘在隔夜的水杯里，我们还需要怕什么？在已經不需要畏懼的時候，浮現出了靈魂深處的畏懼。紀伯倫曾經七次瞧不起自己的靈魂。其中便包括：
And the seventh time when she sang a song of Praise And deemed it a virtue.
(第七次：當它身陷汙濁時，雖不甘心，卻又嚅囁畏葸)
犬懦等不等於雅馴？這是一個問題。由此可以猜測：最初的儒家，可能就是弱者群體中文雅的犬懦主義代表，而中國士人兩千年來只做一件事：以犬懦精神塑造精致雅馴的集體人格。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無時不憂，無處不憂。憂慮伴隨著中國士人的一生，沒有空間讓靈魂快樂。
一九四九年以降，憂慮漸為恐懼取代，內容仍是兩個：君，與民。害怕暴君喜怒無常，要搞運動；害怕暴民響應號召，厲行群眾專政。
我們都如此。所以才會把受難當做生命的意義。對苦難的審美，使我們產生崇高與偉大感覺。這是奴隸才會進入的審美意境。李華夢遊在"黯兮慘悴，風悲日曛，蓬斷草枯，凜若霜晨"的墳塋邊，亭長告訴他："此古戰場也，嘗覆三軍，往往鬼哭，天陰則聞……"，置身在生死兩茫茫的體驗中，李華卻未忘"文教失宣，武臣用奇；奇兵有異於仁義，王道迂闊而莫為……"
正是這種位卑未敢忘國憂的情懷，使中國知識分子只關心意識形態而不追求真理，直至眼面前仍複如是。我們體驗過放任心靈的快樂嗎？我們沒有。我們知道何為心靈自由嗎？查《新華字典》，連"自由"這個詞條都刪除了。
當晚，余光中先生從高雄打電話來，表達他和太太范我存先生對我們這個"大陸參訪團"的歡迎。光中先生問及沙河對臺島的第一印象。沙河文謅謅地回答，甫下飛機，兩事令他眼圈發紅：機場牆頭識正字，臺北夕陽照旌旗……
人是一種文化的存在。大陸將漢字簡化了六十年，文化隨之被稀釋了六十倍。人也逐漸淡化為同志，人民，群眾，幹部，以及沒改造好的地富反壞右……陡然間看到了我們原先的文化符號，眼圈哪得不紅？看到了兒時見慣的青天白日旗飄揚在金色陽光中，眼圈哪得不紅？只在這一刻，似乎忘記了我們一貫對專制表達著的忠誠……
本來華夏自始皇帝起，就知道如何操作忠誠。秦除了菜刀實名制而外，率先建立了三級效忠體制：民以吏為師；郡縣聽命中央；朝廷效忠一姓。只是還來不及把支部建在連隊上。
建立體制首先就是建立一種語境：用普通話抒情，用簡體字頌聖。顧亭林編纂《音學五書》，即痛感蒙元變音造普通話，毀棄了中華文化，所以出來正音救弊。
今日蒙童，見漢字皆不知古音，學校教授普通話，於是各以家鄉方音雜官腔字眼以歸，父母盡都茫然。官方強推數十年官話後，現在文學教授已沒有幾個人能把一首唐詩宋詞象音樂般吟誦得有韻，文學的美就被閹割了。
顧亭林之痛正在於："三代六經之音失其傳也久矣。其文之存於世者多後人所不能通。以其不能通，而輒以今世之音改之，於是乎有改經之病……則古人之音亡而文亦亡。"
普通話聯合簡體字，三代六經不亡才怪！三代六經亡了倒也罷了，只是歷史就沒人讀了，傳統也跟著亡了，文化豈能不跟著亡？原望你詩書傳家，老師先考你《尚書》"昧昧我思之"。你提筆便寫出"妹妹我思之"——先生只好朱批 "哥哥你錯了！"將卷子擲還，回家賣紅薯則個……
既已墜入那龐大的紅薯隊伍，仍不免要昧昧我思之，仍不免對那一代想妹妹的哥哥們心懷其憂。臺北機場一見正體字，就仿佛見了親娘。人是一種文化存在，詎謂不信！
在宣美酒店一宿高臥，養足了精神。廿五日一早便直奔故宮博物院。
故宮即故國。那裏面滿是歷史的足印。你到故宮去，正應該如泰戈爾所教，謙恭地彎下腰，接著匐伏身子，去吻那足趾上的一點星塵……
至則發現，故宮腳趾頭上早爬滿了蝗蟲樣的人群！福建的，上海的，河南的，山西的……盡為陸客旅遊團隊。人聲鼎沸，彩旗飛舞，個個肩挎名牌箱包，頗類腰鼓隊歡迎解放軍進城。他們躁動難安，興奮莫名，有種征服者的快意。隊伍中多披金戴銀、粗礪黝黑的老嫗，一招一式分明婦女主任；或為土豪板寸頭的"南京大蘿蔔"，張口就飆高音"乖乖！修這故宮要不少錢耶！"
原先為自己勾畫的故宮，是安置在一片清涼世界中，琉璃瓦上殘雪未消，落葉滿地金黃，闃無人聲：從來清蹕森嚴地，開盡碧桃人未知。現在我等沗列在洶洶陸客中，排了一小時隊，被夾持著左擠右撞湧入了宮門。
但見四處皆有義工手持大字標牌："請小聲說話"，但是對不起！主張小聲說話的人永遠禁止不住賈府裏的焦大，義工只好一臉無奈地貼牆喘氣。
忽然，一位大娘撲小雞似的左右亂竄，從人群大腿縫中抓出個小孩，接著把小孩腦袋夾在自己胳膊彎裏，猛揍孩子屁股："我叫你亂跑！我叫你亂跑！"聽口音是寧夏婦女主任，而故宮解說員的聲音，此時真是蒼白無力到了極點："富春山居圖用墨極為淡雅……"
陳永貴可以手握煙袋，頭頂白布包帕入駐中南海，在西花廳隔壁充任副首相；申紀蘭也可以"代表"人民，擔任六十年國會議員，在人大會堂熱烈鼓掌通過黨的決議。但是，象故宮博物院這種地方，大娘，您就不要來了吧——這裏跟您一毛錢的關係都沒有，這裏展出的東西也不是咱勞動人民創造的！
故國既已被人佔領，你還在那裡"弦歌不綴"作甚？與沙河眼神一交流，我輩即刻逡巡而退。逕自轉上角樓，故宮牛肉面也是250圓一碗……
當晚，聚於客房內，坐在炕上聊大天。
洗去日間在故宮蹭的一身臭汗，不由得又憶起2010年上海世博會那驚魂一幕：尚在"彩排"，我等夾在20萬受邀嘉賓中，接受了反恐級別的安檢，花了兩小時方才入場。還沒有進展館，便聽到警鈴聲響成一片，歐洲參展國紛紛閉館，安保人員如臨大敵。聽說先是德國館發生暴亂，人群衝破導引繩道，翻窗破門而入，致有洋人抗議云云……
恰在此時，雨卻越下越大，雨傘早在入場安檢時被收繳，暴民又迅即佔領了一切可以避雨的處所。於是，我們按照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導演計畫，在舞臺中央當眾淋成落湯雞……
這是中國人的主場，洋人豈能招架？就算到了洋人的主場，洋人也必敗——歐洲好些城市都已經建立了黃色預警及響應機制：如果有中國旅遊團隊來本埠，酒店、餐廳、咖啡館等處所都會提前接到戒備通知，勸導本地人與中國人"錯峰出行"；有些經營者乾脆為中國人辟出消費專區，避免其他人種與之接觸。
在巴黎酒店用早餐，我見過中國同胞用胡椒瓶在桌上砸方糖，乒乒乓乓一陣亂敲，罵罵咧咧埋怨沒有砂糖。我也見過布魯塞爾街邊咖啡座中，有重慶老鄉對服務生咆哮："格老子……"我自然也見過，階級鬥爭大會上，兒子嘶聲力竭、涕泗滂沱地揭發反革命父親！
能夠安靜微笑，柔聲說話，對中國人真難。六十年喊口號，強烈控訴，激情發言，才是主旋律。因何如此？因為階級鬥爭，仇恨是主旋律。沒有道理的時候，誰聲音大誰就是大爺。仇恨從"痞子運動"發端，繼以六十年反文明，終至完成了一個巨大的"全民流氓化"系統工程，人人醬在其中，不能不流氓。
日本明治維新伊始，有識之士也曾憂慮過大和民族的醜陋：他們從鏡子中照見了胯間一條丁字帶，下面兩條小短腿，張口便"八格牙魯……"。於是甚至有呼籲，送日本女人去西洋，把混血孩子帶回來改良種族！
幸而在那個近代歷史的急轉彎處，日本文化精英真把大和民族帶進了文明世界。可中國大陸有十幾億人呀！本·拉登只幾千人就把世界攪得驚恐不安，大陸只需每年幾百萬人到文明世界旅遊，就能在盧浮宮廣場上舞出"血染的風采"；讓紅歌響徹華盛頓上空。
我問沙河：如果有一天世界到了完全不能容忍中國人的時候，猜猜看,矛盾會以何種方式爆發？沙河說，最悲劇的一種可能是：中國人象北韓那樣，以核武器威脅世界，迫使文明世界聯合起來根治黃禍。
想起了毛澤東曾經主張用原子彈對付美國，並對赫魯曉夫說中國準備為此死它三億人；想起了朱成虎將軍犧牲西安以東所有城市，打一場壯士斷腕的核戰……春秋無義戰，只消看看今日北朝鮮社會，便知道何為流氓，便知道流氓要是長大了會是什麼樣子……
二十七日，上午去看了看陽明山。原本是想探訪閻錫山舊居。聽說閻公晚年心念太行，在箐山作窯洞穴居，種地讀書，心性頗為老莊所化。又聞百川先生待舊部如至親，敗走海島之後，散盡家財，與部眾共度時艱。舉凡追隨他而身殉的士卒，他都有詳細名冊鐫刻在記憶中：那是他的一盏盏心燈，如田橫五百士……
人性畢竟有美好的一面，往往令人動容。
可惜路徑不熟，竟沒有找到閻公的窯洞。草山盤桓半日，歸途中蹇入林語堂紀念館。一個社會，文人武人都有文化，便是昌明盛世。語堂先生辭世後，沒有進先賢祠供人瞻仰，卻是長眠在他生前蝸居之地。不墳，不樹，一小塊黑石墓碑平放於地，上書墓主姓名，生卒年以"民國"紀。
沙河再次動容。在墓旁默禱一刻。之後，悄悄問我，可曾注意到先生生卒年？我點頭。"生於中華民國前16年，卒於中華民國87年"。這等奇怪的墓志，表明先生不承認自己曾為大清韃虜之臣民，而欣然以民國公民身份謝世。士人重節，再見田橫。
史載：漢王悉定楚地，獨魯城不下，乃引天下兵欲屠之。至其城下，猶聞弦誦之聲……
那些死到臨頭猶還吟誦詩書、弦歌不綴者，便是齊王田橫以及後來隨他入海的五百余士。可見，他們堅守的是文化。及至被暴力綁架到了洛陽，有死而已。可見，他們的性命是為文化而存在的。
二十八日上午去逛誠品書店。上了計程車，司機得知他拉的是陸客，便大贊中共了得，大罵馬英九豬頭。不是討好客人，是真正情緒發泄。他不滿意臺北幾十年舊物不變，艷羨北平舊貎換了新顏。
鄰家的草坪總是比自家的綠，這是西方心態；文章自己的好，老婆別人的好，也是中國文人品格的題中之義。沙河卻不同意此說。他認為，民主社會的生活容易使人產生厭倦，無如極權體制中面臨危機時激情四射，就象奴隸角鬥士那樣。所以奴隸社會輕易就能產生偉光正的幻覺，而民主社會反而觸發存在的荒謬感。
馬英九為社會福祉做了些民眾看不見的事情，這就叫作"曲突徙薪無恩澤"，至若會不會有一天"焦頭爛額為上賓"，就非計程車師傅所可思慮的了。
人總是在拒絕著世界，或者說在拒絕著世界的惡。海明威因為平庸，支威格因為苦難，都曾義正辭嚴地拒絕了世界。再如魯迅，沙河說，要是沒有敵人，他一天也活不下去。只有當他"橫站"著的時候，他才感覺到了生命的意義。據說這也是肺結核的症候：面部潮紅，精神亢奮。
三月一日，由臺北轉至北投，去追尋硫化氤氳的火山溫泉。有點象是川端康成，懷著淡淡的哀愁，沿著苔蘚小道踽踽而行，路上仿佛有伊豆舞女的芳蹤。風呂小屋，溫湯小池，鐵匣方燈,都是日據時代的遺跡……
這一切，與成都舊時的慈惠堂有何關聯？與創辦慈惠堂的前清翰林尹昌齡有何關聯？
尹昌齡，字仲錫，成都華陽藉人士。晚清時經略鳳翔、西安等地，身領八局總辦，被岑春煊等幹吏譽為"八局知府"，堪為國家棟梁。入民國後，任四川審計院長。民國十二年，公推仲錫創辦慈善堂，救濟貧苦。仲錫兢兢業業，如履薄冰，以兩萬本金初發，草創培根工廠、培根學校，置田治產，規模漸至民國慈善業第一。
至仲錫將死，始囑老妻約各位執事，當衆開示驗看銀櫃、賬冊，計有現金百萬，房產院落二百余間，田產八千余畝……毫厘不差，交割清訖。仲錫死，家人竟竭力掩飾無錢治喪，死者久不能入殮！
說到此處，沙河忽然老淚縱橫。成都慈善堂街尚在，當年先賢尹仲錫就在此處施善。日本人說，泡溫泉有如重回母親子宮，飄浮在溫暖安全的羊水中，心靈變得嬰兒般純潔。可能吧。溫泉軟化了我們的堅硬皮層，暴露了柔軟內心。由溫泉而念及川端康成，以及雪國溫湯中的伊豆舞女，以及蔥翠山澗旁筆直潔白的梧桐樹，進而至善的人性，先賢的人品……
三月二日午後，搭乘環島火車至高雄，入住在六合路華園飯店。
是日傍晚,余光中先生偕夫人范我存來酒店探訪沙河夫婦,我等自然陪座。范我存先生用心極細，為每位客人都備有手禮相贈：女人贈養顏佳品，男人奉送臺灣高山茶……微笑溫婉，話語輕柔，一派民國貴族婦女風範。相形之下，頓覺慚怍，此來就沒有預備敬送主人的恰當禮品！好在茂華有備，算是沙河幫我們搪塞過去了。
光中先生以八十六歲的耄耋之年，而面色乾淨幼嫩，有光澤，無色斑。此正與沙河同。這樣的面相是否即內心潔淨表徵？
光中先生話極少。更多的時候，他在認真地聽你講：此時他的眼光決不飄移，象海水一樣澄明，一路浸潤到你的心田。被光中先生注視的時候，我驀然憶起智者說過的話："當我沉默，我覺得自己充實；我將要開口，同時卻感到了空虛……"
那麼，作為一介中國士人，我們想說什麼？我們說過的又是什麼？陳寅恪先生曾在課堂上自誡：古人講過的不講；今人講過的不講；自己已經講過的也不講。以此而論，我們已經講過而且還打算繼續講下去的究竟是什麼呢？對現代文明世界而言，中國的士人們其實什麼也沒有講。偶有發聲，也無非就是"我們活得很糟糕"。
在余光中的注視下，在他那麼認真地傾聽你的時候，你會感覺到世界對你沒有興趣！其實，未嘗不可以轉兩個彎，在余光中先生背後與他的眼睛合焦，結果就會看到：曾經風光的中華文化正在謝幕；文化的急邃衰落正帶動種族的急邃衰落……所謂"四大文明"不是早已栽了三個嗎？巴比倫可以變身為伊斯蘭，黃河也可以變身為中華，前景如何，殊難逆料。
次日，在西子灣中山大學內，蒙光中先生設宴款待。席間議論到了諾貝爾文學獎授予莫言一事。光中先生笑言，此應與馬悅然老先生的中國文學修養有關。眾皆然其說。
竊以為，此度真正獲獎的人並非莫言，而是將莫言的文本翻譯成為諾獎評委老先生們眼前的英文譯稿的人：葛浩文。莫言不是泰戈爾或川端康成——沒人能在泰戈爾或川端康成的文本上"去蕪存菁"、做些選擇性的放大或淡化手術……
光中先生認為，諾獎應稱做西方文學獎。若按它設獎的初衷，就該還有一個"世界文學獎才對"。我說馬悅然老先生心裏那杆"中國文學"的秤，恐怕是得重新校正一下准星才是。
沙河於是論及東西方文化在"文學"觀念上的差異,謂中國文化以散文、詩詞、筆記、文章為文學。稗官野史、吳聲西曲、小說家言，難入文學之列。昭明太子的文學主張便有"事出於深思，義歸乎翰藻"之說。進而提及，"余光中散文"在大陸的讀者很多，正因為那些散文多是以文學性極高的"雅言"寫成的"文章"……
看來光中先生對此論素有所思，就便坦陳了他的為文之法，以為附議。話不多，只幾個字："以白為常，以文求變。"
自然，若以"延講"精神為準繩，莫言關於倆姑嫂撒尿誰撒得遠的故事，是貼近工農兵的文學。若以雅言承載文章而論，關關睢鳩，在河之洲，才堪稱文學。你可以說這是不同階級的文學觀，但是這確實涉及到了人類文明的核心課題：審美。
席間由雅言說開，又說起了漢語在大陸的鄙俗化。"延安講話"其實是痞子運動產生的"無產階級文學建言"。隨後的簡化字則是體制建設之必須，頗類武則天造"圀"字以代國，冀望天下八方皆由吾使。一套簡化字加政治語彙，使漢語盡汙。沙河因此萌生救漢語之想。認為先由小學始，首在恢複正體漢字，正本清源。他打算晚景中就做這一事了，先寫一部《正體字回家》……光中先生聽說題目叫正體字回家,應聲答曰:他們是因陋就簡。話含機趣，眾皆莞爾。
我想，中國文化若亡，沙河所作便是為夕照消息舉燈；中國文化若不亡，則復興理當從小學始。無論如何，他都沒有錯過祭司的工作。
三月七日早起，從高雄往臺南，火車上說起了鄭成功。這位榮膺"民族英雄"稱號的昔日海盜，能夠青史留名真是個奇跡。乃父鄭芝龍東洋西洋皆海盜舵爺，已然北上降清，殊料兒子難棄儒冠，至以臺灣舊部組建海盜艦隊勤王，在滿清勝局已定之時突然兵臨瓜洲，也著實地把個順治帝嚇了一大跳。父子倆都出現在歷史的窄門縫裏，卻沒有被門夾扁腦袋……施琅不同，歷史決不會忘記他是個可惡的漢奸。
到了臺南，赤崁樓下徐品清茗，再續火車上的話題。同樣都是降清，有些人也委實令人同情且又惡心。吳梅村龔鼎孳到了北京，滿州丘八將軍佯稱仰慕，前來拜會，並要求請出內眷姬人見禮，結果當面宣淫，憋屈得一代文宗無地自容。
當歷史再次把這齣老戲搬上舞臺時，據沙河說，它把劇情改為：民國四公子之一張伯駒，反右中"自動"將自己的舊詩文以紅筆圈出反黨反社會主義例句上交，結果滿篇通紅；而明末風流才子冒辟疆之後冒舒堙，已只能寫點歌頌大躍進、總路線之類的"抒情詩"了……
這樣，歷史就委婉地告訴了世界，為何中國共朝不能產生一流的文學。蘇聯專制時代卻出現了一個異數，那就是蕭洛霍夫。沙河說，讀了《靜靜的頓河》，整整一個星期他都是懵的：他突然感覺到人生是一個可怕的畏途。我十分詫異,為何我輩初讀此書都曾產生過同樣的心悸!
葛利高里出身富足的哥薩克家庭，如果上帝讓他順利地娶上阿克西妮婭，他就是個一輩子老實憨厚的俄羅斯農民。可是命運稍一播弄，他便一頭栽進了軍營，一會兒為皇帝打奧利人，一會兒為哥薩克打紅軍。一會兒參加布爾什維克為"人民政權"而戰；一會兒又被迫投向佛明叛軍與紅色政權為敵。
置身在革命大潮之中，他的身後仿佛有一群惡狼苦苦追逼。他投靠布瓊尼的軍隊時，原本只求革命能放他一馬，所以為革命奮勇作戰，拚死做到了團長。可是，終於逃不過黨的政治審查……葛利高里不得不向革命自首，於是革命消滅了他……
可憐的葛利高里！他的槍口就那麼調來調去地射殺著同類，而他並不想那麼做啊，可是他不那麼做別人饒得了他嗎？這是在革命啊！六十年來，中國也已經有過數以千萬計的葛利高里死於革命。
可見，蕭洛霍夫是偶然鑽出了歷史的窄門，一不當心就把文學帶上了歷史峰巔。從這個意義上說，剛剛中了諾貝爾文學獎頭彩的中國作品，確實還滯留在歷史的陰溝中。而這一次，瑞典科學院的馬悅然老先生，被歷史擠扁了腦袋。
沙河眼疾畏光，一路上困苦不堪。每每閉目養息，自覺形象可憐，好似刑罷之後獨坐官牢中。
某晚在高雄，他突然問我讀過方苞《左忠毅公軼事》否？我知道那是一段左光斗與史可法師徒間泣血高誼的痛史。沙河賡即閉目背誦了其中一大段。
我想，左光斗酷刑剜目，身系囹圄而心在國是，令沙河唏噓不已者，恐不在忠君，而在士之擔當。
葛利高里被革命逼得無路可逃，曾使流沙河視人生為畏途；左光斗痛詆門徒史可法輕賤，又令流沙河愧不能有知識份子擔當。這是中國現存三代知識份子的集體悲哀。
三月八日，甫至墾丁，便急切打聽啞口海在何處？心中深藏願景：啞口海依舊包容著巨流河遺留在此的江珠瑕英；伊人端坐在礁石上，美顏如初，一如往常那樣出神凝望……
她是齊先生。
友人寄贈齊邦媛先生《巨流河》，仿佛就在昨天，記得，未讀而心先凝重。
齊先生出自名門；齊氏在北方是閥閱世家。先生府君齊世英，慷慨俊傑。早年遊學東洋、西洋，滿懷報國激情。中途謀劃抗日，家鄉賡即淪陷；雖曾努力建設國家，終至流落海島。
從東北巨流河到臺灣啞口海，其間緯度超過20度，有嚴冬與盛夏之別。而齊先生邦媛，也由豆蔻年華漸至耄耋華髮——河就這樣流著。
河催人涙下，是因為它偶有嗚咽之聲。譬如，由華北輾轉撤退四川，其間顛沛之苦自不必說，頭頂倭寇飛機轟炸，足下道路泥濘，老弱相攜，而每至一地，齊先生邦媛在內的莘莘學子竟弦歌不綴，讀書誦詩如故！這便是中華文化傳統。
抗戰時期之四川樂山，真是群星燦爛的福地。在破敗的文廟裡，有朱光潛、陳西瀅、淩叔華、袁昌英、蘇雪林講學；在烏尤寺山顛，有馬一浮、熊十力設壇授徒。因為倭寇轟炸，樂山城區半毀，電力中斷。又須防白日空襲，上課時間往往在早晨6點至8點。歷史學家錢穆講授"中國歷史上的政治"，學生手舉火把摸黑從住地趕往教室，人滿為患，後至者不得其門而入！錢先生不由慨歎："以我國人今日之不肖，文化之墮落，而猶可以言抗戰，猶可以言建國，則以我全民文化傳統猶未全息絕故。"
河有時也會輕輕地歎息：朱光潛為幼稚的大二學生講授"英詩"，課本The Golden Treasury 須學生自己抄寫。齊先生邦媛用"夢幻般的"淺藍色嘉樂紙筆記本，抄寫了整本《英詩金庫》（The Golden Treasury），一直保存到了她在臺灣的晚年。李劼人先生創辦的嘉樂紙就這樣為困難期中的中國墊著背；而朱光潛先生在嘉樂紙講義的淺藍色中突然涙眼模糊：他朗誦道——
If any chance to have a sigh,
They pity me, and not my grief.
（若有人為我歎息
他們憐憫的是我，不是我的悲苦）
——朱光潛取下眼鏡，眼涙流下雙頰，突然把書合上，快步走出教室，留下滿室愕然，卻無人開口說話。
文革中我的手上也私藏有一本《英詩金庫》，那是從民國時代殘留下來的禁書。因為年資、功力俱淺，讀得費勁。所可告慰者，亦曾如齊先生邦媛那樣勤奮、努力讀過；以我輩之淺陋愚鈍，似更有理由如朱先生般掩卷歌哭。
一如王德威先生所見，齊先生從父親那裡繼承了高貴的溫和，以及內心的潔淨。即便對於仇虜，她也並沒有食肉寢皮的切齒之恨。美軍1800架飛機轟炸東京，她想到了那些頭上高髻、臉塗白粉、腳趾套著高蹺木屐的女人怎麼跑呢？
在終於盼來了抗戰勝利之後，"前進"的同學們紛紛跑去參加左派活動；文學課以聽高爾基、岡察洛夫、蕭洛霍夫為時尚。從意大利歸來的田德望博士決定開設"但丁《神曲》研究"課，報選的學生竟只有三人，齊先生在其中。臨到行課，兩位同學都不來，剩下齊先生一人聽講。田先生正襟危坐講臺，齊先生邦媛兩尺開外與老師相向，屏息聽講，師徒皆無懈怠之意，極其嚴肅！
這就是高貴的溫和；這就是內心的潔淨。
齊先生早年亦曾有過青梅竹馬的相知張大飛。大飛從軍惜別之際，她感覺到心狂跳不已，卻沒有一個動作，一句話語；在"十萬青年十萬軍"的激勵之下，大飛駕機與倭寇空戰，為國捐軀，遺留給齊先生的只是那本永遠的《聖經》……
這就是含蓄與溫婉。
《巨流河》沖刷了歲月，連同中國的簪纓士族、縉紳子弟。沒有了中產階級，自然就沒有了詩書傳家。為了這個感悟，《巨流河》讀得我一次又一次的涙流滿面……
那次去沙河府上拜會，我問他可曾讀《巨流河》？回答說：
"我都哭過幾回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