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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钦本立与《世界经济报道编辑部》的同仁 |
上海淮海中路622弄，突然成了一条名巷。 七十一岁的钦本立，一夜之间举世闻名。 《世界经济导报》，真正成了一张世界的报纸。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事前绝对不会预料到，自己在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六日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居然造成了这种结果。在这个会议上，中国最大城市的这位首席"父母官"对一万四千名党员干部发出的号召是：积极行动起来，为坚决、迅速地制止这场动乱而斗争。 "动 乱"显然系指发生在悼念中共领导人胡耀邦期间，主要来自学生的诸种不尽如人意的事件。尽管这一提法已被四月二十九日与学生进行"第一轮对话"的政府领导人更正，但每日认真阅读党报的中国公民丝毫也不怀疑其初始的内涵。然而，就在政府决定把"动 乱"解释为一小撮人的非法行为的时候，江泽民把它扩大到了新闻界。并且把对一个大人物的悼念活动，转向对一个"小人物"的"悼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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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钦本立 |
一、吊 唁？
一九八 九年四月二十八日，当《人民日报》在头版左下角刊登出《上海市委决定整顿世界经济导报 停止钦本立总编辑职务 派驻整顿领导小组》的新华社消息时，钦本立办公室里他专用的圆形座椅，被他的同事们高高举起，放到了电视机柜上。不知哪个调皮鬼在这位"前任"总编辑的玻璃板下，塞进一张纸条，上面令人瞩目地写著：归来兮，灵魂－－
与此同时，《导报》驻京办事处破烂的平房里，两台昼夜不停地嘶鸣的电话机，声音已接近沙哑；年青的驻京记者们经过两天两夜的"鏖战"，在答复来自电线另一端的多情的问候时，已渐渐露出机械和疲惫。不过，两天前的激昂、亢奋，这时几乎已被一种可以捉摸的欢乐代替了： "他妈的！老板（他们这样称呼钦本立）应该请客。都成了大名人了！"
"邮局这回可赚海了！"
"哈！这叫发'动乱'财！"
一时间，《导报》这个重要的新闻枢纽（它的敏感性有时超过官方的新华社）几乎成了一个集市。
《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日报》、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中国青年报》、《中国妇女报》、《工人日报》、《农民日报》、《文艺报》、《华声报》……——北京几乎所有重要报刊都有来人。他们有的代表自己，送来了悲哀与尊敬之情；有的代表所在单位的部分编辑记者，送来了赞扬与鼓励的联合签名信。其中最动人的莫过于这样一封：
亲爱的《世界经济导报》的同仁们：
也许我们的敬意与你们的勇敢相比是那么的微不足道，是那么的软弱无力。但我们还是要告诉你们，虽然我们不能用我们的××来支持你们，但我们在用我们的心支持你们！在这些激动人心的日子里，在沸腾的长安街和火热的校园，我们揣著记者证愧疚地站在那里，看著学生们打出的"新闻要说真话"、"新闻要立法"的标语，感觉著学生及市民对新闻界极度不信任的目光，倾听著对新闻界的不满及愤怒……，我们已经没有勇气申辩，我们只想流泪。我们的心声由学生们喊出，而我们还在沉默，这是我们新闻界的耻辱。 你们的勇敢行动犹如夜色中一颗璀灿之星，给我们以慰藉，甚至支持了我们继续做记者的信心。我们向亲爱的《世界经济导报》的同仁、向钦本立总编辑表示衷心的敬意。历史会记住你们！
沉默啊，沉默，社会的良心会在沉默中死去吗？
署 名
一九八 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这封信显然出自一名女性之手，而且是一名青年女性。但它道出的，却是连日来游荡在北京街头的无数编辑记者的心声。 下面的一封信，出自一个癌症患者之手：
敬爱的钦本立先生：
《导报》是全国编的最好的一张报纸。它是我的良师益友。 开放改革、公开性、民主化是世界潮流，必胜无疑。 全国数千万知识分子都尊敬您，支持您，热爱您。请多保重贵体！ 祝健康长寿！
－－他把对他来说最宝贵的祝愿，送给了一个未曾谋面的熟人，也把与自己的身体极不相称的信念寄托于那些活泼的生命。
－－于是，我了解了，《导报》的年轻人为何有那般的自信，那般的骄傲，那般的洒脱！
五月二日，很"平静"了一阵的"台风"的中心上海，突然有万余名学生涌向街头。他们高呼或高举的口号中，三分之一是为导报唱不平的。
"还我《世界经济导报》！"
"恢复钦本立职务！"
"重新发行导报439期原版！"
"与世界经济导报共存亡！"
"导报没有错！"
电报，来自全国各地的电报，象雪片般地飞到了钦本立的身边：
（一） 正义为本民主为道， 本立则道生 钦老板安康 （北京 戴晴）
（二） 真正的猛士青年问候您 （衢州）
（三） 人民不希望11亿中国只有一种声音，民主迟早会代替专制，真理最终将战胜强权。（黄埔 读者）
（四） 赤子心 华夏魂 忧国忧民忧党 40余载报涯 坦荡无瑕 请接受一个读者对老报人的问候与敬意 （石家庄盼民科）
（五） 怒闻贵报横遭强暴 愿同诸君勇嚎悲歌 （徐州 矿大3君子）
（六） 真理经得住时间考验 望钦本立保重 （北京 6名女记者）
（七） 请接受一位工人中共党员对您的敬意，真正的声音是谁也阻挡不住的。（河南驻马店乡镇企业管理局劳动服务公司 杨中亚）
（八） 人民需要你（陕西留坝广播局许可李延林）
（九） 深表同情 望坚持您的办报宗旨 （哈尔滨建筑工程学院忠实读者们）
（十） 您是我们心目中的普罗米修斯，真理的声音是无法封锁的，骨头万岁（导报忠实读者）
……
有一封电报拍到了上海市高安路5号（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所在地），电文是： （致钦本立）正义属于你 祝健康
《中国日报》74名编辑记者签名的致敬信同时传到上海： 威武不屈，钦总树天下报人风范； 真理不死，导报乃十年改革先锋！向钦总及导报全体同仁致敬！
当以上种种反映传到江泽民耳边时，他已经感到"和北京方面对表，有点对不准"了。最令人悬心的是，北京各界人士已经准备起诉被硬性指派进驻《导报》的四人整顿领导小组中的马达（原《文汇报》总编辑），虽然在"见面大会"上只讲了一句话，此时也在考虑如何交待了。他向一个老友问计，这位老友只是稍稍地作了一下提示： "你既然身体不好……"
起诉之事殆非虚闻。此前的铺垫工作又是一封联名《公开信》，主要内容是由政治学家《十年文革史》的作者之一严 家 祺起草的。在一个朋友家中，我读到了它：
捍卫新闻自由
－－致中共上海市委的公开信 （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八日）
今天，《人民日报》上刊出了中共上海市委关于停止钦本立《世界经济导报》总编辑 职务的决定，我们认为：
一、中共上海市委无权撤销一家报纸（非上海市委机关报）总编辑职务，这种做法是违反中国共产党关于"党政分开"的根本原则的，也是对宪法和法律的漠视。
二、中共上海市委某负责人说《导报》439期"悼念胡耀邦同志座谈会内容"，"将会加剧某些动 乱因素"，这是对座谈会参加者的严重"诽谤"。
三、中共上海市委多次"要求《世经导报》提出版面处理意见"和其他干涉《导报》编辑工作的行为，违反宪法第三十五条，侵犯了新闻自由，是一种侵犯公民权利的违法行为。 对次，中共上海市委应收回"停止钦本立《世界经济导报》总编辑"这一越权的和错误的决定，应对诽谤四月十九日座谈会（即导报与《新观察》联合举办的"耀邦同志活在我们心中"座谈会－－引者注）参加者进行公开的赔礼道歉，保障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有言论出版的自由，保障新闻自由。
（ 签名）
严家祺说，这是他参加发起的唯一的一次签名活动。他与《导报》并无什么联系，但是他赞赏《导报》奉行的新闻自由原则，喜欢它为人民说话。另一位发起人，是我国著名爱因斯坦研究专家、中国科学院高级研究员许良英。签名的骨干主要是那次会议的参加者，但其中没有童大林。因为此前他已经向有关人士表达，导报439期上摘登的发言并未经他本人审阅，并且这一意见已经构成了上海市委"撤销"钦老板职务的要素之一。
更多的读者觉得自己的权利受到了侵害。因为，在这个物价陡涨的时期，人们要订阅这每期8张16版价值0.45元的报纸，不能不是一种郑重的付出。南京大阳沟7号机床附件厂的一位工人写信给导报说：
"……由于没有按时收到第439期导报，作为贵报的忠实读者，我觉得我的权利受到了侵害（事实上所有不敢忘记家国二字的读者都受到了侵害！）如果贵报总编为读者，为办报宗旨而被撤职，我要向他致以深深的敬意，同时对那些肆意践踏民主，侵犯人权的行为表示愤慨。
……
请贵报记住这样的诗句： 她把带血的头颅放在真理的天平上，让所有的苟活者都失去了重量！！！
来自湖南岳阳城陵矶的一封电报说： 上诉法庭，驳回对报社的粗暴整顿压制 维护新闻自由 国家需要民主声音期待整而不顿
－－这就是198 9年的4月，继胡耀邦逝世、学生运动之后，一向沉闷的新闻界成了全国人民第三个注意的中心。此时，中华全国新闻学会会长钱辛波，以其职业的敏感性对此事的关键作用的判断是：要么进十年，要么退十年。 显然，不论进退，江泽民的头功是不能磨灭的。
二、忌 日？
对钦本立政治命运的"宣判"，似乎是在四月二十六日作出的。上海市委行动之神速，博得了关注国事的广大干部、知识分子与学生的赞叹。由此可见在政治步履艰难，一些旧机构行政效率低下的中国大地，仍然保留著反应敏捷的部分。虽然导报的同仁并不认为这个判断有法律效力（因为钦本立任导报总编并非上海市委任命，而是由该报理事会民主选定。）但钦本立终于离开了他办公桌前的圆椅，回到自己的寓所。从上海的一个朋友处，我了解到上海市委作出这一判决的所谓事实根据：
四月十七日，香港某报登载了导报将开辟专栏纪念耀邦的消息，这立即引起了上海市委的重视。为此，四月二十一日下午，市委派副书记曾庆红、宣传部长陈至立找到了钦本立，了解有关情况后，让他将最近一期的清样送审。据说钦当场答应第二天一早送到。（据导报人士说，这是决不可能的。）但是，经再三催促才于那天下午四点半送到。在审阅过程中，市委领导觉得该期报纸用整整6个版面报道的"四. 一九"座谈会的长篇记录中，有些内容如在报上发表，将会造成思想混乱。随即，曾、陈二人又找钦谈话，指出报纸对胡耀邦同志的去世表达悼念之情是完全应该的。上海所有的报纸都是这样做的，在报纸上宣传耀邦的优秀品质，激发人民振兴中华，建设四化的激情，这本来是报纸应尽的责任，但清样中某些段落，如不删节地加以发表，将会造成思想混乱，加剧某些动乱因素。有些同志的话是在小型座谈会上讲的，有些观点是个人的看法。但是见之于大众传播媒体，就起了宣传作用，就有了舆论引导的问题。同时，他们说，有些记录未经本人审阅就发表，是不慎重的。他们要求钦删去一些段落，只有几百字，然后照常印发。接著，江泽民又和《导报》的名誉理事长汪道涵一起，找钦谈话，严肃指出，这期《导报》的部分内容必须删节后才能发行。
据说，钦当时表示照办，并打电话给有关部门，要求停印、停发这期报纸，待重新编排后再印发。 上海的读者，按照常规可在星期天下午读到《导报》。但是汪道涵在那个星期天（23日）上午就发现，未经删节的报纸已经送到了他家。这位被钦本立聘为导报名誉理事长，一直被钦视为好友的老人激怒了。他立即给钦打电话，指责他不守信用，并声明与钦绝交，而且今后这张报纸与他无关。
几乎就在汪道涵电斥钦本立的同时，香港的一些报纸就刊出了所谓《导报》被"没收"、"查封"的消息。后来，《美国之音》等外国电台也相继播出了类似的消息。这使上海市委感到了压力。对于利用海外舆论来迫使自己的政策进行修改，他们是深恶痛绝的。但是，面对压力，他们并不想让步。这个星期日是如此的忙碌，但市委照例还是按集体领导的原则，召开了书记办公会议，责成《导报》立即提出版面处理意见。钦当时决定改排后发行。
但是市委的书记们并没有等来新版的439期《导报》，却等来了一份《导报》同仁们写给市委的"紧急报告"。这份报告谈到原439期已经流散于市的情况（因为在中国这一情况已成惯例，一件作品被查禁，立即身价百倍。当439期被宣布停印时，人们已从《解放日报》印刷厂纷纷将报偷走，并大量复印。印刷厂周围的报贩－－也许是大上海的传统－－经常在油迹未干时就将报纸售出。而当邮局的报纸被查封时，例行交换和赠送渠道的传输齿链并没有停止转动），故此，如果另行发排，第439期《导报》将会有A、B两种版本流传于世，这势必要造成不必要的混乱。所以，仍然坚持发行原版本。《导报》的同仁们也许认为，这并不需要通过市委领导批准，因此，在报告的结尾处写下了"专此奉告"的字样。而这无疑是最令富有权威感的人恼火的。 此时，钦本立绝没有想到，他的政治生命已经只剩下整整一夜了。
第二天，是4月26日。 这一天，江泽民在万人大会上宣布了市委关于钦本立与《导报》问题的处理结果，并向《导报》派驻整顿领导小组，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刘吉任组长，上海市委研究室副主任孙恒志、复旦大学新闻系教师张家骏为成员，马达任顾问。尽管有关方面一再把"事件"的责任归结于钦本立的个人品质，但派驻小组一事说明，他们对《导报》同行的作用已有了相当的重视。悬在钦本立头上的这把德漠克利斯剑，终于落下来了。 这对于在四个月前就已作好精神准备的钦本立来说，无疑是一种精神的解脱。
分布在东西半球上的，那些屡次宣布钦本立将"下台"、"撤职"的电台、报纸，或许已觉得日子拖得太长了。就象一场宣布已久的葬礼迟迟没有举行一样，死亡证书的签发者们不无恼怒地注视著这个"死亡者"仍然有声有色地活著。
钦本立本人并不想让大家如此为难。实际上，他的"遗嘱"早在今年一月就立下了。那时，他应邀访美，出席第三十七次"全美祈祷早餐"。在导报驻华盛顿记者潘慕平的报道中，我们可以读到，钦本立在答复《美国之音》记者时，对一系列根本问题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
问：在政治和开放中，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基本要素或必不可少的东西？
答：公有制。但怎样完善公有制，使他有生气，有活力，目前正在探索。
问：一位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曾问过中国学者，中国改革的方向有没有限制，比如说，周围是个360度的圆，是否规定不能向哪个方向走呢？
答：有限制，即既不能回到过去的传统的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上去，也不能走到完全的自由市场那面去。应当是有计划、有控制的市场经济，即由政府调控市场，由市场引导企业。
问：美国中国问题专家黎安友说，他曾问一位提供决策咨询的中国学者，这样搞是不是社会主义？
答：这个我不管，得由搞意识形态的人来解释。
问：中国是否有不少这种情况？
答：我认为，改革与开放当然是中国人的事情，邓小平作为总设计师有一论断：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中国的改革与开放如果成功，可以为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因此，中国领导人乐于听取海内外专家学者的各种意见，结合中国实际，予以采纳，在这方面没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
问：有人说，中国的改革已陷入危机和困境，您同意这种说法吗？
答：我不同意用"危机"这个词，而同意用"关键时刻"这个词。十年改革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经验和教训，很好地总结这些，把他们变成我们的财富，就会有利于今后的改革与开放。
问：《世界经济导报》今后有何打算？
答：《导报》今后将继续保持自己的特色，讲真话，发表各种不同的意见，推动改革与开放，通过《导报》的存在与发展与新闻改革探索一条新的道路，要取得读者的更大信赖，更好地肩负起社会责任。
问：如果您退休了，《导报》的方针会改变吗？
答：我希望不会改变。而且我相信，只要中国的改革与开放的方针不变，《导报》的方针就不会变。如果变了，《导报》就没有任何理由存在下去。
在这次谈话中，关于他的"退休"问题他还说道："我已经七十一岁了，我拥护年轻化的政策，实际上我在几年前便准备退休了。《导报》创办初期，平均年龄六十三岁，现在是三十八岁，领导班子除我以外，基本上都是年轻人。……退休对我来说是迟早的问题。"只是为了回答最近一些关于他"不叫解职的解职"的传闻，他才仍然"在坚持工作"。
在离华盛顿纪念碑约200米的地方，他站在照相机前，随著快门的起落，人们摄下了他那张饱经风霜的脸。他远涉重洋来到美国，但潘慕平每每发现，他是人在美国，心却似乎留在了地球的另一边。
在华盛顿，他让记者驱车从宪法大道的这一端跑到另一端，便算是游览了著名的国会山、白宫、华盛顿纪念碑和林肯纪念堂。在纽约，当飞机掠过高楼林立的曼哈顿岛时，记者把他从睡梦中唤醒，把美国人最引为自豪的"自由女神像"指给他看时，他只是神情凝望，若有所思。
在访美的十二个日夜里，他每天晚上要靠吞服安眠药才能入睡，白天，却鼓起精神与美国的新闻界同行和其他方面的新老朋友广泛接触，希望能为《导报》、为中国的改革与开放多作一点事情。
显然，美国的新闻界早已得知，钦本立因为在《导报》上刊登理论家苏绍智的讲话，有可能被解职的消息。
正是去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一朵飘向钦本立四十余载报人生涯的阴云，给他的这次美国之行罩上了一层忧郁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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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紫阳与江泽民谈话 |
三、命 运？
一九八九年元旦刚过，钦本立在自己的寓所里接到了《华盛顿邮报》记者的新年问候电话：
"您身体好吗？"
钦本立回答说："很好！"
"听说您准备退休？"记者问。
"是的。"钦本立答到。
看来两句再平常不过的谈话，构成了新闻行当中颇为重要的"新闻眼"。身体很好而必须退休，本身就证明了目前的传闻。当日，这个消息便乘坐电波飞越了大洋。
一张为改革造舆论立下汗马功劳的报纸何以要撤换总编辑？显然是它在宣传方面出现了重大"纰漏"。但这一变更，对于各大报刊负责人来说，也许并不突然。就在去年年底，中宣部、中央党校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举办的"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十周年理论讨论会"凯奏方毕，他们便接到有关部门的电话通知：不准转载《导报》十二月二十六日第3版上刊登的苏绍智的文章。其实，那不过是苏在这个团结的、检阅性大会上的一个发言的详细摘要。其中讲到，在十年前"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和改革开放理论探索方面立下过功劳的人士为什么受到不平等待遇问题；目前理论界仍然存在"禁区"和宗派把持的问题，以及学术自由是改革成败的生命线问题。但是，这些讲话与这个以表彰贡献、奖励先进为主题的大会气氛形成了鲜明对照。因此，《导报》的举动也被看作了这次会议统一宣传中的一个不和谐音符。
据称，《导报》记者并没有被邀请参加会议报道。当然，关于会议宣传的纪律和口径也没有预闻。在此情况下奏出一个"不和谐音"算不算违例？在有关部门十二月二十八日的电话通知发出以后，人们纷纷猜测。有人传出，该报将在人事问题上付出代价。
一位以人格率直见称的知名学者闻讯后，立即拨响了中央某领导人办公室的电话，他痛陈了改革派不能萁豆相煎唇亡齿寒之理。然而，他得到的只是一个被证实了的意向。不过，对方声明，他是一向爱护这张报纸的。人们只是不希望，在一九八八年的冬天里，再出现一九八六年冬季那样的学生骚乱。正是在那次骚乱中，功劳卓著的改革先锋胡耀邦从他的政治生涯的峰巅跌落下来，对此，人们记忆犹新。
也许，正如人们所说，此举恰好表现了钦本立"政治上的不成熟"。他或许真不太懂"政治"，从他痴心追求"新闻良心"的言论中，我们或许可以找到导报为什么要刊登苏绍智讲话的理由。
据潘慕平报道，在答《美国之音》记者问中，钦本立说：
"指导《导报》的总的原则是宪法。在宪法规定的范围内，只要有利于改革与开放，据实而论，言之有理，我们都予以发表。
问：假如有的文章主张不搞社会主义，搞资本主义呢？
答：可以登，但要有不同意见的辩论。我只相信，真理越辩越明。
问：登过吗？
答：我认为还没有。……因为目前相信照搬资本主义模式就能解决中国问题的人毕竟不多。我本人也不相信。有些人认为《导报》刊登了一些主张中国实行资本主义的文章，那是他们的问题。此外，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界限问题在很多方面也不是十分清楚。我们要重新认识社会主义，重新认识资本主义，重新认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的问题。
问：如果一种言论比较极端，但至少对一部分人来说是言之有理，持之有据的，但言者本人是个"问题"人物，登不登？
答：《导报》登载文章并不因人而异，而只看它是否有利于对改革与开放事业的探索，言之有理，据实而论。
问：中国是否有一种通知，说不许登某某人的言论呢？
答：我没有接到过这种通知，……苏绍智的讲话不能称为"爆炸性"的讲话……"
潘慕平写的《本报总编辑钦本立访美素描》中，真实地记述了钦本立对这种"新闻良心"的追求：
在地处市中心的《华盛顿邮报》总部大楼，他会见了该公司董事长、有"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皇后"之称的凯瑟琳・格雷厄姆。跨进电梯后，他却被对面墙上张贴的"办报七条原则"吸引住了。这七条原则是：1.报纸的第一使命是讲事实，讲能够被查明的事实；2.报纸应当讲有关美国和世界重要事务的、能够获取的全部事实；3.作为新闻传播者，报纸应恪守正人君子应有的正派；4.报纸应既适合于年轻人，也适合于老年人阅读；5.报纸应对读者和一般公众负责，而不对报纸所有者的私利负责；6.在追求事实时，报纸应准备作出物质上的牺牲，如果这样做是为公众利益所必需的；7.报纸不应与任何特殊利益结盟，在报道公共事物和公众时应是公正、自由和审慎的。
凯瑟琳告诉他，这七条原则是她父亲尤金・迈耶生前为《邮报》制定的，为了这些原则，他们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例如鼓噪一时的"水门事件"便有几番争斗……
在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钦本立向该校的一位国际新闻学教授请教如何理解新闻自由的问题，教授用手指了指用镜框镶起来挂在墙上的一段话：
"国会不得制定任何有关剥夺言论自由或新闻自由的法律－－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
在《华尔街日报》和《纽约时报》编辑部，他也向高级编辑们询问了报纸如何保持独特性，保持客观、公正的作法。他特别欣赏《纽约时报》创业人阿道夫．奥凯斯在一八九六年接管这家报纸时立下的格言：
"要无所畏惧，无所偏袒，公正无私地发表新闻，不管它牵涉到哪一个党派、集团和某一种利益。"
要无所畏惧，这是可能的。要无所偏袒，却是不可能的。钦本立或许也明白，在一个改革与顽固、守旧与进取的矛盾如此尖锐，而且这种尖锐随著发展所拥有的时间越来越少而日益白热化的情况下，完全的"价值中立"是做不到的。不偏袒某一个派别是可以做到的，但要代表所有的人是做不到的，但关键也许在于，是跟著改革开放的大政治走，还是跟著改革开放时代的政治形势走；是随著法律走，还是跟著中国共产党的政策走。这两者或许在总体上是不矛盾的，但碰到具体问题却总是有"疙瘩"。他深知自己的报纸是一家民办报纸，在政治形势的敏感性上，显然没法与官方的党报、政府报、部门报相比。在这种情况下，在社会需要多种声音、人民需要了解真相、改革的前无古人的事业需要更多的怀疑和探索的情况下，他只能紧紧抓住宪法这根准绳。他认定了改革、开放、现代化、民主化的大政治，因为，他，和他的同仁们，是与之共命运的。
确如人们所说，他跻身新闻界已有四十余年。但是，这四十余年的生命被从五十年代后期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这段日子从中腰斩为两段。
一九五七年，正当他年富力强，身兼《文汇报》党组书记和第一副总编之时，一篇题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的社论，把他从这个新闻界引人注目的位置上打下来，抛入冷宫。他没有想到，从此一去便是二十余个春秋。当命运再次向他招手时，他已经度过他人生不会再有第二次的"甲子"之年。
他和他过去的同行们获得了"第二次解放"。但是，他们马上面临的却是"离休"的问题。压抑二十余年的"余热"，是一定要寻找喷射口贡献给社会的。于是，在一些命运相似的同仁们的鼓励下，在一批社会知名人士的支持下，他们在没有一分钱的情况下，办起了这张《世界经济导报》。
孔子曰："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已）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六十而耳已顺者，顺天命也。
钦本立和他的同伴们此时当然已经认定，人民对民主的向往、现代化的要求，已经汇成了一个不可抗拒的改革与开放的历史潮流，这正是他们的"天命"所系，他们必须顺应它。 《导报》的创办，得到了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会长钱俊瑞的支持，由他出任社长，钦本立任总编辑，于是，《导报》成了学会与上海市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钦是该所党委书记）两家合办的报纸。报纸实行理事会下的总编负责制，理事会成员有钱俊瑞、宦乡、汪道涵等。为了保证报纸的学术质量，他们还聘请了陈瀚笙、薛暮桥、许涤新、于光远、马洪、徐雪寒、孙怀仁、褚葆一等人作高级顾问，有关办报方针等重大问题，均由理事会讨论决定。
起家的经费两万元，是从《文汇报》社借来的，印刷厂也是借用该报的。国家没有给一个钱，反尔要征收利税，与对待所有民办企业一样，所以，它是一家"民办"的报纸。
在创刊的头半年中，导报集中报道了当时中外读者最为关心的问题－－什么是中国式的现代化和中国经济发展的新趋势；介绍了经济发达国家现代化的经验和苏联、东欧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情况，并报道了世界经济发展趋势和西方新经济学派、新技术革命的兴起。
一九八O年夏至一九八一年春，导报连续在京召开了有著名经济、政治学家参加的座谈会，并发表了题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应符合中国国情》、《摸清摸透摸准国情探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问题》的综述与议论。议论中指出，不仅要认识自然性国情，还要认识社会性国情，而且还需要从社会和经济的发展趋势，以及国际环境和外来影响等方面，去认识那些会使国情变化的潜在条件。
关于中国对外经济关系问题的报道，是由胡耀邦发表的一篇关于对外经济关系问题的讲话引起的，关于这一重大主体的报道，因此占了一九八二年该报全年总篇幅的四分之一。这些自嘲为"夏伯阳的队伍"，派出一支支轻骑，分赴武汉、福州、广州、天津、北京、沈阳和大连，包括上海在内的八大城市。一个个省市党政领导的家门，被敲开了。从经济特区、沿海发展战略到"翻两番"；从上海经济区到苏东改革经验，从长江到黄河，从乒乓球到知识分子，从封建宗法观念到二十一世纪视角……短短的几年间，这个新闻界新生的婴儿以它对成熟的渴求，几乎把整个世态匆匆扫了一遍。它或许也跟著狂热过，跟著天真过，但它对改革与开放事业的热情和真诚，使人们足以原谅这一切。因为它毕竟在尽可能的条件下，发人之所未发，言人之所想言，并卓有成效地推动著改革开放事业的发展。正是这些，使它成为了中国大陆唯一的一家有个性的报纸。
《导报》的年轻记者抢新闻的作风，曾经给目睹过其工作过程的同行留下深刻的印象。在驻京记者站那两间集体卧室兼办公室的破房子里，半夜十二点被看作工作的黄金时节。被师长们每每告诫不能过多食用的含有防腐剂的方便面，常常是他们星期天的正餐。干累了，结伴儿骑车到天安门前兜一圈，算是一天中最愉快的消遣。
更令同行们羡慕的是，他们用相同笔触来写的相同内容的报道，不会经过编辑部挖心去肝的蹂躏，见诸报端往往能锦上添花。这大概就是许多人赞叹的编辑技艺吧！
一九八二年，已故著名经济学家宦乡第一次来到上海淮海中路的社址，与全体导报成员一见面便开了一个玩笑："我平常总以为你们诸位大概都是三头六臂呢！现在看看，大家都还是平凡人。"
显然，除了神话，天下并没有三头六臂的人，却有制造"三头六臂"的体制。用笔者一位在深圳开大酒店的朋友的话说：哪儿有自由，哪儿就有好报纸。
四、洗 礼？
"我最大的体会，就是在不断开拓中求生存，求发展"。《导报》年仅三十二岁的年轻编委张伟国，曾经对笔者谈到他两年新闻生涯的感想。
"从两次大的转折中，证明了这一思路的正确。一次是反精神污染，一次是反自由化。"
一九八三年的秋天，一个针对思想理论界、文学艺术界和社会生活中"精神污染"的扫荡运动波及全国。在探索经济改革理论、介绍西方新经济学方面走在前列的导报，自然遭到了来自各方的指控。著名的"马丁事件"，就是围绕著该报发表的南京一经济研究者的某种提法而展开的。当时，一位世界经济研究学者列举了经济理论界24条"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论文摘要上报中央意识形态权威，其中有18条便是出自《导报》。《导报》因此被指控为"犯有方向路线性错误"。
为了在批判"精神污染"的同时继续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推动改革事业，工农兵各界纷纷"划地自保"，宣布此地没有精神污染。导报为了摆脱被动挨打和无所作为的局面，以本报述评《抓住机会迎接挑战》为号角，吹响了一个席卷全国的迎接新技术革命浪潮的序曲。赵紫 阳总理对有关文章的批示，立即扭转了理论探索的被动局面。藉此，《导报》也得以在高科技领域开拓了视野，由经济而科技，进而纵深至教育、文化等领域，在为社会服务的同时，大大丰富了自己的感受，增强了自身素质的训练，拓阔自己的生活舞台。
一九八六年的学 潮，带来了思想理论界又一次"紧缩"的借口。"讲资本主义的受到了批判，干资本主义的仍然在干"的名言，充分反映出对峙已经发展到了剑拔弩张的程度。随著一系列人事更动的出现，《导报》也几乎处于无所作为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继续为推进改革事业作贡献？如何把一九八六年已经开始的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讨论引向纵深？这在别的报纸看来，也许是不可能的。然而《导报》作出了新的选择。
首先，《导报》同仁对改革的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状况及其目前领导人的心理进行了分析：中国共产党的信念和事业是在批判西方资本主义的斗争中确立的，文化革命期间，党的许多（包括邓小平在内的）领导人，就是以"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名义被打倒的，因此，他们对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有一种天然的抵制力；作为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人物，邓小平和戈尔巴乔夫所主持的两个共产党大国的大规模改革，正在受到全世界的注目，因此，在中苏改革方面，客观上两党都存在一种竞争心理……
一九八七年三月，《导报》用外电综述形式，刊登了《克里姆林宫频频吹出改革旋风》的消息。党的意识形态权威立即闻出了其中味道，在消息上批了"别有用心！"四个大字。官司由外交部打到赵 紫 阳办公室，《导报》终于被派驻了工作组进行整顿。
《导报》当时也面临两种前途，一个是停刊整顿，一个是边整边出。在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芮杏文同志的过问下，工作组选择了后者。《导报》在接受整顿过程中，也并没有以鸦雀无声来"奉献"给读者，而是每期都用了几乎整版介绍了《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上关于《科学家谈二十一世纪》的内容，希望国民用科学的、未来的思想替换掉头脑中狭隘的封建小农思想，从另一个角度为改革开放事业服务。
一九八八年，使外交部恼火、新华社尴尬的另一件事，也被《导报》这批不安份的记者们视为得意之作。 细心的读者或许早已发现，《导报》记者牟军在采访苏联驻华大使的报道中，首次披露了关于将在八九年举行的中苏最高级首脑会晤的消息。《导报》这一报道比新华社的消息几乎早发了半个月。
据说，当装备精良、渠道畅通的新华社社长听到这一消息时，感到非常惊讶。在中共的领导层内，这个消息也仅有几个人知道。等到外交部义正辞严的谴责《导报》时，新华社的消息已发出了。而这时，这支"夏伯阳的队伍"已经开始了第二个战役。据张伟国回忆说： "费晓栋、牟军和我们北办的记者们商量，开辟一个新的采访领域。由他俩轮番出动，接著采访了美国驻华大使，然后依次是日本、法国、英国驻华大使，了解苏联方面的有关背景和要求，了解各国的反映。《导报》每期都用了几乎整版的版面反映了这些活动，形成了一个引人注目的‘大使热'。一下子，这个新闻热点便轰了起来。结果，中央电视台、工人日报、新华社纷纷效法。"
“紧接著，我报驻维也纳记者胡后法发回了一篇稿子，《导报》在第一版显要位置刊出，题目是《中国外交战略面临挑战》。文章说，在当今世界各国已从政治外交转向经济外交的时代，中国的外交政策仍然处在古典时代。许多国家的首脑出访回国，带回的是大批的经济合同，而我们带回的则是所谓援助协议。这与从对抗走向对话的整个潮流是不相称的。这个东西引起的震动很大，一直在指责《导报》屡屡‘违犯'外事纪律的外交部极其恼火。”
“就在此时，当时身兼《导报》名誉社长的宦乡，就我国外交战略的调整写了一份报告，上报中央。报告谈到，美苏关系没有缓和之前，中国作为大三角的一个角，地位自然重要。但是苏美关系改善之后，中国的作用已发生变化。但这时，一个小三角关系又出现了，即日本、东盟和中国。越南从柬埔寨撤军后，东盟和中国的关系更直接化了。这原是一个突出矛盾，现在要重新调整……”
"宦乡的报告立即引起了政治局的反应。他们开会重新讨论了我国的外交政策和中国的国际战略。” 在此，导报的建设性作用是不言而喻的。而这种作用，当然要归结于其积极进取的态度，以及中国知识分子少有的韧性。
如同中国有好的杂文，而没有好的评论一样，在西方，人们对中国报人的“擦边球”艺术也感到迷惑不解。 在钦本立访美期间，他与《美国之音》记者有如下一段对话：
问：您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用过一个比喻：“打擦边球”，即在界内把新闻自由、言论自由运用到当时所允许的最大限度。可是您是怎样掌握这个“边”的？
答：应当承认，中国新闻界长期存在"舆论一律"的束缚，有些限制不尽合理，新闻自由是有限度的。这有历史的原因，也与一部分人，特别是一部分政府官员对新闻自由的认识有关。正因为此，新闻界才有不断突破框框、突破禁区的任务，才提出了新闻改革和制定新闻法的问题。显然，这需要时间，需要有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导报》坚持有利于改革与开放的基本原则，把握住一个"度"，即把我们的报道推进到所能容忍的最大限度，把"风险"减到最低程度；同时把握住一个“时机”，即随著对新闻自由的不合理的限制的被突破，及时扩大报道的范围和深度……
问：相对于“打擦边球”，体操和跳水比赛或许是一个更好的比喻，难度高的动作，风险大，得分也高，成果与风险成正比。此外，谈到“打擦边球”，如果球未出界，裁判判出界，应当怎么办？
答：风险与难度和成果是成正比的，这主要取决于掌握的艺术。“裁判”可以写文章指出错在哪里，我们也照登。如果他判错了，事实会帮助他的。
钦本立当然也意识到，在自己的国家里，为一件亿万人民心向往之的事业每每需要"打擦边球"，这决不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对于一个老报人来说，这也许是一种耻辱。 这种耻辱深深地噬咬著他的良心和剩余的血气。然而，就在这心的疼痛中，他又一次被判“球出界”！ 这一回，错在他，还是在裁判？或者有一个中间的结论吗？历史会说话的。
一九八 九年五月一日
转自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钦本立的擦边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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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八九年上海示威抗议队伍中的一景 |
【小档案】
钦本立（1918—1991）
浙江湖州人。笔名林沧白、里甫。北平朝阳学院毕业。曾任《成都晚报》、重庆《商务日报》记者，上海《文汇报》、《经济周报》、《工商天地》记者、编辑。1949年加入中国*党。历任—上海《解放日报》财经组组长、《新闻日报》采访部主任、《人民日报》记者、上海《文汇报》副主编、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社会科学》杂志主编、《世界经济导报》总编辑。著有《美帝经济侵华史》。
浙江湖州人。笔名林沧白、里甫。北平朝阳学院毕业。曾任《成都晚报》、重庆《商务日报》记者，上海《文汇报》、《经济周报》、《工商天地》记者、编辑。1949年加入中国*党。历任—上海《解放日报》财经组组长、《新闻日报》采访部主任、《人民日报》记者、上海《文汇报》副主编、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社会科学》杂志主编、《世界经济导报》总编辑。著有《美帝经济侵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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