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月5日星期一

赵晓:吸血鬼经济——平庸之恶的经济学解释与极权体制晚期的政治经济学

作者:赵晓
云上迦南  2026-1-4

(以苏联为历史例证,参考中国历史例证)

人们痛恨"罪恶"。但为什么在特定制度条件下,恶会变成理性选择,寄生会变成稳定机制?本文试从经济学机理角度进行分析,同时解释:苏联(现代极权);中国两千年王朝循环(前现代专制)体制运行,特别是末期现象。

一、从一个反常现象说起

在许多极权体制中,人们反复观察到一个反常现象:当经济停滞甚至衰退时,一批依附于国家强制机器运转的群体,反而进入"繁荣期"。

他们不创造财富,不提高效率,却在制度摩擦、恐惧与不确定性中稳定获利;社会越困难,他们的"需求"越刚性。

这并非偶发腐败,而是一种结构性经济形态。本文将其命名为:吸血鬼经济(Vampire Economy)。

二、什么是"吸血鬼经济"?

吸血鬼经济,是指一种不依赖新增价值创造,而依赖于:

制度性不确定性
强制力的可触达性
程序摩擦的可延长性
恐惧的可定价性

来持续抽取社会存量的寄生型经济结构。

它的本质可以概括为一句话:不靠增长生存,靠衰败续命;不生产财富,只转化恐惧。

三、平庸之恶的经济学解释:为什么"普通人"会配合?

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解释极权系统,提出"平庸之恶"(Banality of Evil)概念,指出:巨大的恶,并不一定来自邪恶动机,而常由循规蹈矩的普通人完成。

但一个关键问题长期悬而未决:为什么这些普通人会长期、稳定地配合一个明显有害的系统?

经济学给出的答案是:激励结构,而非道德沦丧。

当一个体制中:

配合程序 → 低风险 + 稳定收益
尽责纠错 → 高成本 + 高风险

那么,"不作为""拖延""按流程消耗",就会成为理性选择。这时,平庸之恶不是道德失败,而是最优策略。

四、苏联经验一:从"短缺经济"到"吸血经济"

在苏联的中早期阶段,体制稳定主要来自于生产组织与政治动员。

雅诺什·科尔奈(János Kornai)在其经典理论中,将这一阶段概括为"短缺经济"(Economics of Shortage):

软预算约束(Soft Budget Constraint)

投入扩张

普遍短缺

但他没有指出过,进入 1970 年代后,苏联经济增长明显枯竭,短缺常态化,体制开始发生质变:

维持稳定不再主要来自生产,而越来越依赖于对程序、恐惧与不确定性的管理。短缺经济解释了"为什么缺货",却不足以解释:为什么在缺货、低效、停滞中,体制还能长期维持。吸血鬼经济,正是这一"缺口"的补充解释。

五、苏联经验二:平庸之恶的激励条件全面成立

在晚期苏联:

个人责任被系统性稀释
决策后果向下转嫁、向上免责
程序复杂且可无限拖延

在这样的环境中,理性行为不再是"解决问题",而是:

不主动澄清
不推动结案
不承担最终判断责任

这正是阿伦特意义上的"平庸之恶",但在苏联,它多了一层经济学逻辑:

服从不仅免于风险,而且带来实际好处。


六、苏联经验三:恐惧如何被制度化利用

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The Gulag Archipelago)中,记录的并不仅是暴力本身,而是一整套恐惧如何嵌入日常治理的结构。

在晚期苏联:

羁押、审查、流放成为治理常态,人人自危
强制系统不仅是政治工具,也成为制度性资源
恐惧被内化为社会行为约束以试图降低治理成本

这正是吸血鬼经济的早期形态:不通过创新维持秩序,而通过持续抽取社会存量维持稳定。

七、为什么"晚期"反而能持续很久?

吸血鬼经济具有三个"延寿"机制:

1.消耗的是存量,而非增量
2.不需要信任,只需要恐惧
3.通过原子化社会,降低集体反应能力

因此,极权的晚期并非最不稳定阶段,而是最擅长拖延崩溃的阶段。苏联并非因为"体制健康"而维持,而是因为——它仍能通过持续抽取社会存量维持体制运转。

八、崩溃的真正原因:不是反抗,而是"吸不动了"

苏联的解体,并非源于一次全民觉醒或突然反抗,而是一个冷酷的结构性事实:

财政能力枯竭
社会信任耗尽
再生能力低于抽取速度

当一个体制:再也无法从社会中榨取足够的存量来维持自身运转时,即便没有革命,也会内生性瓦解。

九、结论:吸血鬼经济与极权晚期

吸血鬼经济并不是极权体制的"偏差",而是在增长枯竭后的理性自救机制。它可以:

维持短期秩序
延长统治时间

但代价是:摧毁更新能力,掏空未来,消耗稳定系统本身。

当一个体制的稳定,不再来自生产、信任与未来,而越来越依赖于对恐惧与不确定性的定价——它仍在运转,但其实已经进入制度生命的晚期。

十、一个更长时段的验证:中国专制帝国的"晚期财政—吸血循环"

如果说苏联为"吸血鬼经济"提供了一个现代极权的完整样本,那么中国传统专制帝国的王朝末年,则提供了一个跨越两千年的、反复出现的历史验证。

类似前苏联,一个高度一致的模式反复出现:

财政危机 → 吸血加剧 → 社会枯竭 → 政权更迭

这并非偶然,而是专制体制在增长枯竭后的结构性宿命。

1.王朝末年的"财政危机",并不只是缺钱

在中国历史叙事中,王朝覆灭常被解释为:

天灾
农民起义
外敌入侵

但若从政治经济学角度看,"财政崩溃"才是更深层的共同起点。

以明朝晚期为例:

军费、边防、宫廷与官僚体系支出刚性上升
正规税源(田赋、商税)持续萎缩
白银流动受阻,财政系统失灵

问题不只是"钱不够",而是:体制已经无法通过正常生产与税收维持自身运转。

2.财政崩溃后的理性选择:转向"吸血"

在这种条件下,专制体制并不会自动"改革",而会做出短期理性、长期自毁的选择:

加派杂税
增设摊派
强化征收
放任(甚至默许)基层对百姓的额外榨取

这正是吸血鬼经济在前现代语境下的表现形式。

它不依赖增长,而依赖:

权力可触达性
司法与行政裁量
时间拖延与程序消耗

3."平庸之恶"的历史对应物:吏治败坏不是道德问题

传统史书常用一句话概括王朝末年:"吏治腐败。"但若结合本文的理论,这一现象可以被重新理解为:当基层官吏的生存与晋升,越来越依赖于"向下榨取",而非"依法治理",腐败就成为理性行为,而非个体堕落。

这正是"平庸之恶"的历史版本:

官员未必主观残忍
但在激励结构下,
不吸血,反而活不下去!

4.清末:吸血机制的"终极形态"

在清朝末期,这一机制更加赤裸:

财政破产
借债维持
以税养官 → 以官养税 → 以民养官

当时社会并非完全无生产能力,但体制已经无法把生产转化为可持续财政,只能不断向社会存量要命。这正是本文特别强调的"晚期状态":稳定来自掏空社会及王朝未来,而非创造未来。

5.为什么中国王朝总在"晚期"迅速崩溃?

与苏联有所不同,中国传统专制帝国的一个显著特点是:

社会安全阀更少
改革窗口更窄
财政—军权—官僚更加高度捆绑

因此,一旦吸血超过再生阈值:

农民破产
市场断裂
军饷无着

崩溃往往来得更快、更彻底。这并非"民变突然爆发",而是:在既定激励结构下,平庸之恶成为占优的理性选择。

6.一个跨文明的统一解释

由此可以得出一个高度概括、但极其稳固的判断:无论是现代极权,还是传统专制帝国,当其稳定越来越依赖于对社会存量的寄生性抽取,而非制度更新与价值创造,它就进入了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晚期"。

王朝更迭,不是偶然的暴力事件,而是吸血机制耗尽后的经济与社会系统作用的必然结果。

十一、总结全文的总判断

吸血鬼经济并不专属于某一特定意识形态和历史时间,它是所有失去自我更新能力的专制体制,在增长枯竭之后的共同选择。

它可以延寿,但不能重生;可以拖延崩溃,却必然以更剧烈的方式结束。

贯穿其中的一条主线就是:

增长枯竭 → 吸血成为理性选择 → 平庸之恶制度化 → 晚期维持 → 内生性崩溃

解释案如本文的:

苏联 → 现代极权、意识形态国家、20 世纪案例
中国王朝 → 前现代专制、农业帝国、两千年重复样本

附录

(不喜欢太学术化的可直接忽略这一部分)

吸血鬼经济与极权晚期:制度政治经济学

简要数理模型

命题

当一个极权体制的稳定,越来越依赖于对社会存量的寄生性抽取,而非新增价值创造时,它将进入一种逆周期繁荣、顺周期自毁的晚期状态。

1. 基本公理(Axioms)

公理 1|强制力可触达(Coercive Reach)

国家机器对个体与资产具有高可触达性,且可被程序化调用。

公理 2|不确定性可制造(Manufactured Uncertainty)

规则与裁量之间存在系统性模糊,不确定性可被人为放大与延长。

公理 3|问责不对称(Asymmetric Accountability)

执行层的个人问责成本,低于其从"配合系统"中获得的收益。

三者同时成立时,寄生型经济活动将成为理性选择。


2. 三部门结构

S(Sovereign):顶层权力,提供规则与免责

B(Bureaucracy):执行层,平庸之恶的制度载体

P(Parasite):寄生层,将恐惧与程序摩擦变现

社会状态变量:

Wt:社会生命力 / 可榨取存量

Tt:信任与合作资本

9. 理论对话与超越

雅诺什·科尔奈:短缺经济

汉娜·阿伦特:平庸之恶

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恐惧治理

本模型:恐惧如何被定价、产业化,并写入体制预算

10. 总结

当一个体制的稳定,

不再来自生产、信任与未来,

而越来越依赖于对恐惧与制度不确定性的定价时,

吸血鬼经济便会系统性出现。

在这一"晚期"阶段,体制或许仍能短期维持,

但由于其已经失去、并持续摧残自我更新的能力,

突然崩溃将不再是偶发事件,而成为内生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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