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美國左禍與自由危機：以美國為中心的保守主義視野的政治思想史》
新冷戰時代，我將書齋當戰場
朋友，熱血震動著我的心
片刻之間獻身的非凡勇氣
是一個謹慎的時代永遠不能收回的
就憑這一點，也只有這一點，我們是存在了——T・S・艾略特（T.S. Eliot）
歧路亡羊的美國，如何歸回正道？
二○二○年十一月，在中國COVID-19（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新冠肺炎、武漢肺炎）病毒肆虐全球之際，我完成了醞釀二十年的《大光》三部曲，似乎有千斤重擔卸下肩頭，甚至一生的使命都已完成。
然而，就在我興奮而莊嚴地作為美國公民、第一次投票選舉總統之後，卻赫然發現二○二○年總統大選陷入一場美國建國以來前所未有的全國性舞弊醜聞。此後兩個多月，美國清教秩序的搖晃和左派意識形態的長驅直入，讓人心驚肉跳、夜不能寐：傳統媒體和社群媒體集體造假，大學知識菁英為虎作倀，官僚系統腐敗因循，乃至最高法院對憲法漠視與羞辱……「深層政府」無恥地篡奪了本來屬於川普（Donald Trump）總統的勝利，將正在走向再度偉大之路的美國重新拖入「華盛頓的沼澤」。
之後，大政府捲土重來，種種憲法保障的基本公民權利被以防疫為名遭到剝奪，激進的移民、福利和能源政策造成物價飛漲，中產階級苦不堪言，中國如同對待戰敗國一樣羞辱美國外交官，美國扶持的阿富汗世俗政府在美軍倉促撤軍後如融冰般潰敗，正是看到美國民主黨政府的軟弱無力，俄國獨裁者普亭（Vladimir Putin）才悍然發動入侵烏克蘭的戰爭……
我突然醒悟：我的使命尚未完成。我由中國流亡者成為美國公民，我感激美國予以我庇護，我更要挺身捍衛美國的自由——很多新移民偏偏充當美利堅秩序的破壞者，我不齒於他們卑賤的言行。我想起香港電影《黑金》中主人公的一段台詞：「我愛這塊土地，我不能看著她被那些亂七八糟的人弄得烏煙瘴氣，當年，他們把大陸搞垮了，我們還可以退到台灣，但是如果今天，他們把台灣也搞垮了，我們還可以退到哪裡去？再退一步就是大海了。」
這何嘗不是我的心聲：美國是我和妻兒最後的棲身之地，是人類的諾亞方舟，如果美國也被中共滲透、被左派搞垮，我們還能躲在哪裡去呢？與其躲避，不如應戰，像T・S・艾略特那樣，穿越荒原，穿越在「各自的監獄」裡「繞著圈子走的人群」，仰望一片寂靜的「光亮的中心」。
我在《大光》三部曲中梳理了五百年的文明史和觀念史，指出英美文明是人間正道。但由於篇幅所限，對晚近百年的歷史演變只能簡略陳述。所以，還需要另外寫一本書，回答「美國是如何一步步走到今天的」和「左派是如何一步步肆虐全球的」（左派思想之無孔不入，超過中國武漢肺炎病毒）這兩個大哉問。
我要寫一部以美國為中心的保守主義視野的當代政治思想史，一部像《共產主義黑皮書》那樣的對左派追根究底的反左之作——這裡的「左」，不單單是共產黨掌權的極權國家，還包括深入西方骨髓、花枝招展的各種左派意識形態。
於是，在此後一年裡，我廢寢忘食地完成了新書《美國左禍與自由危機》。我赫然發現，不僅過去學習和接受的中國史、亞洲史是被扭曲的假歷史，甚至美國史、歐洲史和西方史也是左派的洗腦工具。重新思考、書寫、校正歷史尤為重要。
此刻，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在至暗時刻的演講縈繞在我耳邊：一九四○年五月十三日，組成戰時內閣的邱吉爾在下議院發表演講：「我們面臨著極其嚴酷的考驗，面臨著漫長而艱苦卓絕的鬥爭。若問我們的政策是什麼？我的回答是：在陸上戰鬥，在海上戰鬥，在空中戰鬥。盡我們的所能，盡上帝賦予我們的全部力量去戰鬥，同人類黑暗、可悲的犯罪史上空前兇殘的敵人戰鬥。」（註1）
今天，人類面臨中共極權政府及滲入西方心臟的各種左派思潮的威脅，甚至大過昔日的納粹。我將寫作視為作戰，書齋就是戰場，我在書齋中打這場思想和心靈的戰爭。
本書第一部「進步派，自由派，都是左派」，寫一戰時的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二戰時的美國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又稱小羅斯福）以及如今愈來愈像共產黨的美國民主黨。
威爾遜和羅斯福是一般意義上的「紳士」與「好人」，但其思想意識已被十九世紀末以來的左翼「進步主義」俘獲。人最大的敗壞是觀念秩序的敗壞——他們用「進步主義」處理國內和國際問題，並形成一整套政策，給美國和世界帶來災難性後果。在美國的歷史教科書及人們普遍認為「理所當然」的論述中，他們偉大、光榮、正確。現在，該將他們請下神壇了。而現今的美國民主黨，早已在左翼歧路上奪命狂奔，要將美國帶入萬劫不復之深淵，指出此一危機刻不容緩。
第二部「麥卡錫對抗馬克思」，為長期被左派妖魔化的麥卡錫（Joseph McCarthy）平反正名。掌握話語權的左派，偷天換日、暗度陳倉，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地將英雄貶斥為小丑，將小丑打扮成英雄。如今，該讓英雄歸位英雄、讓小丑歸位小丑了。麥卡錫清共，如同美國隊長般拯救美國，卻「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
在美國本土，戰鬥不是壕溝與鐵絲網、坦克與機槍，而是觀念與觀念之戰、心靈與心靈之戰。在二戰中戰敗的德國，悄悄讓「西方馬克思主義」等德國思想侵襲美國；上世紀六○年代，以反越戰為名的一場「文化革命」，伴隨著愛滋病、性變態和毒品橫掃美國大學校園和知識界。
而尼克森（Richard Nixon）和季辛吉（Henry Kissinger）的對華綏靖外交，成為中共政權的續命金丹，讓中國不僅熬過了冷戰，還在全球化時代實現了野蠻崛起，成為美國和美利堅秩序的首要敵人。
第三部「家人與敵人」，馬克思當年宣告的那個在歐洲大陸遊蕩的「幽靈」，如今已然在美國侵門踏戶。在美國內部，從大學、主流媒體、科技巨頭到教會，這些美國社會的中流砥柱，都被左派嚴重滲透，一不小心，家人就變成了敵人。
在美國外部，「美利堅秩序」搖搖欲墜，二戰之後美國打造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被中國腐蝕得千瘡百孔。二十世紀以來，美國和西方出現過三次綏靖主義高潮：對納粹、對蘇聯和對中國——最後一次綏靖主義，仍在持續演化之中，吃過中國大虧的若干亞洲國家醒了一大半，美國醒了一小半，歐洲卻還在昏睡。（註2）
毛澤東當年自稱是「馬克思加秦始皇」，今天習近平的中國仍是共產極權主義加「天下帝國主義」。美國和西方能戰勝中國這個前所未有的大敵嗎？
歷史並未終結，只是中場休息
在本書中，我有力地反駁了日裔美國學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歷史終結論」。
冷戰的結束，對於美國和西方來說，究竟意味著什麼？勝利似乎易如反掌，凱旋當然讓人心花怒放。一九九○年代初，福山發表的「歷史終結論」是這種單純而熱烈的樂觀主義情緒的典型代表。
福山認為，一七七六年（美國獨立）或一七八九年（法國大革命），或黑格爾（Georg W. F. Hegel）說的一八○六年（拿破崙打敗普魯士），在以上時間節點，人類社會的基本原則已確立，此後人們所做的只是實現「自由民主」原則。
冷戰的勝利證明作為一個統治體系的自由民主制度的正統性，自由民主已勝過世襲君主制、法西斯主義與共產主義這類相對的意識形態。世界上大部分地區，已沒有一種偽裝普遍的意識形態能跟自由民主競逐，也沒有一種普遍原理比人民主權更具正統性。
自由民主政治的成長跟其伴侶經濟自由主義的成長相偕而行動，已成為四百年來最值得注意的顯著現象。因此，自由民主有可能成為「人類意識形態進步的終點」與「人類統治的最後形態」，也構成「歷史的終結」。換言之，自由民主已成為人類的「普遍史」，全世界日益成為一個同質社會。（註3）
福山是杭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的學生，卻並不具備老師所堅守的清教秩序，後來他從新保守主義滑向左翼自由派，不足為怪。他的思想更多來自於科耶夫（Alexandre Kojève）和列奧・施特勞斯（Leo Strauss）的啟發。前者是流亡法國的俄羅斯貴族，是黑格爾的釋經學家，融合了德國、俄國和法國的哲學傳統；後者是流亡美國的德國猶太人，是柏拉圖的闡釋者。
在「歷史終結論」中，迷戀黑格爾和尼采哲學的福山對「自由民主」的具體內涵只是泛泛而談，將一七七六年和一七八九年發生的兩個重大事件，及其啟動的不同歷史方向煮成一鍋粥。
不過，他也意識到，「美國國內最強固的共同體形態，與其說是合理的私慾，不如說是根植於共同的宗教價值觀。定居於新英格蘭的五月花號清教徒及其他清教徒的共同體，並不是為了自己的物質利益，而是為了頌揚上帝的榮光這種共同的關懷而結合為一體。」
「傑佛遜或富蘭克林這些推動美國獨立革命的洛克式自由主義者，或者像林肯這類熱烈信奉自由平等的人，都會毫不猶疑地主張需要信仰上帝。」然而，他看到清教徒精神是美國立國根基這個事實，卻無法理解清教徒虔誠的信仰和力量的源泉，而將他們視為「排他而偏頗的狂信者」。
福山篤信另一種「更純粹形式的自由主義」，即跟宗教傳統分割的世俗自由主義。他特別提及最高法院的一個判決——基於非特定教派的「上帝信仰」可能傷害無神論者的感情，所以不得存在於公立學校。此類判決的結果必然是：「在宗教寬容的考量下，道德主義和宗教的狂信遭到了挫折；因為向世界『所有』信仰和『價值體系』開放的熱情，使得信奉『某一』教義的可能性反而弱化。」他讚成此種多元化趨勢，卻也意識到，「在這種處境與知識風潮下，美國共同體生活的勁道會衰退。」
是自由先於平等，還是平等先於自由？這是左右分野的標誌。福山承認這一事實：「在民主國家，對平等的熱愛是比對自由的熱愛更深遠也更持久的一種熱情。」他也看到這一事實背後的深層危機：「《獨立宣言》和《美國憲法》所規定的基本權利被新制定的權利嚴重削弱，只為了實現更徹底的社會平等化。」
換言之，如果摒棄基督教信仰和保守主義政治哲學，相信達爾文的進化論（以及由此推展出的社會進化論、馬列主義史觀和左派正義論——平等論），相信尼采說的「人只是有生命的爛泥漿」，那麼「一個自律自主、能為自己創造法則並理性遵守的人，必將淪為一個自吹自擂的神話」，最後結果就是「愛滋病毒跟人有平等權利」，服藥殺死愛滋病毒就是破壞平等的秩序（在台灣的「環保膠」看來，海藻跟人有平等權利，海藻的生命甚至重於人的生命）。
不能正確認識自己，就不能區別何謂「他者」。福山意識到左派的邪惡，卻拒絕基督教傳統，靠世俗主義、人本主義不可能戰勝自有其「神格」的左派意識形態。世俗主義必然驕奢淫逸、自私自利，不能形成公民美德和公共精神，也不能鍛造出福山所憧憬的「勇敢的胸膛」。拋棄清教徒傳統，必然出現福山所說的「最後之人」、也即尼采所說的「末人」。
世俗主義不能回答「人的尊嚴和自由為何不能被剝奪」，也不能賦予人權以神聖的來源。在此意義上，被視為新保守主義者代表人物的福山，其實是機會主義者和馬基維利主義者——此後三十年，他的一系列言論和預測全都錯得一塌糊塗，幾乎「逢賭必輸」，如果他是一名日本武士，大概早就為此破腹自殺了。
歷史並未終結，只要還有毛澤東和切・格瓦拉（Che Guevara）的崇拜者揮舞紅旗（包括作為其變種的「安提法」和「黑命貴」），只要形形色色的左派意識形態占據媒體、學校、網路乃至教會，冷戰的落幕就不是一場右派對左派的絕對勝利，而只是短暫的中場休息，下半場還有更艱巨的殊死搏鬥等著我們。
我們為何而戰：為家庭、為自由、為國家、為上帝
一個自以為沒有敵人的世界，實際上更加危險。
一戰不是結束所有戰爭的戰爭，一戰後出現了共產蘇聯和納粹德國兩個惡魔。二戰也沒有實現「消滅法西斯」的目標，另一種法西斯——共產主義——成為最大的勝利者，席捲數十個國家。冷戰結束，亦非福山說的「歷史的終結」——在過於富庶的西方，飽暖思淫慾，左翼極端主義思潮蟄伏一段時間後，如愛滋病毒（或「中國武漢肺炎病毒」）一般擴散全球，如入無人之境。
整個一九九○年代，蘇聯這個對手消失後，美國失去了敵人，嚴峻的安全挑戰不復存在，沒有動力制定新的安全政策。一九九一年，在華盛頓召開的一次「重新思考」國家安全的會議，只是表明「多數美國人覺得重新思考的問題是多麼讓人彆扭」。（註4）於是，更大的危機在十年後爆發了。
一九八九年柏林牆倒下時，基本沒有發生流血事件，人們在柏林牆的廢墟旁邊載歌載舞，如同一場大派對；二○○一年紐約世貿大廈遭到伊斯蘭恐怖分子劫持的飛機撞擊時，造成兩千九百九十六人喪生，而後的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給美軍帶來越戰之後最慘烈的傷亡及美國國際威望的重挫。與此同時，中國抓住此一「戰略空窗期」實現「大國崛起」，從「韜光養晦」走向「有所作為」的「全球治理」。
美國和西方再度陷入兩線作戰的窘境。在內部，西方的民主自由價值面臨著左派勢力處心積慮的腐蝕，乃至顛覆——左派思想是《聖經》中所說的人的罪性，左就是罪中之罪。人天生就傾向於不勞而獲，人天生就希望將別人的財富變成自己的財富，人天生就像《動物農莊》中的豬那樣相信「所有動物生來平等，但有些動物比其他動物更平等」。
福山的「歷史終結論」錯了，杭廷頓的「文明衝突論」才是對的。杭廷頓反對一些美國人對內推行多元主義、對外推行普世主義——他說的就是福山這類人。杭廷頓堅信「一個多元文化的美國是不可能的，因為非西方的美國便不成其為美國」，美國必須捍衛美國之為美國的價值（特別是基督新教信仰）；而在全球範圍內，以文明為基礎的世界秩序正在出現，不同文明之間的競爭和衝突永遠不會結束。（註5）
一戰、二戰、冷戰，美國表面上是贏家，但在勝利背後被忽略的，絕非丁丁點點的「瑕疵」——以二戰後歐洲勢力範圍的畫分而論，美國和西方背棄了數千萬計熱愛自由的東歐人，這一政策跟戰前坐視數百萬猶太人被納粹屠殺沒有根本性差別（如今，西方又坐視上百萬維吾爾人被中共關進具有中國特色的集中營實施種族滅絕）。
歷史學家齊斯・洛韋（Keith Lowe）指出：「東歐共產黨在奪權時的心狠手辣，讓西方政府相形之下顯得像是手忙腳亂的業餘玩家。……透過恐怖手段的使用，加上對任何反對聲音的零容忍，共產黨所創造的不僅僅是蘇聯與西方國家之間的戰略緩衝區，更是以蘇聯為原型的一系列複製品。」（註6）四十多年後，東歐各國的自由和解放才姍姍來遲。
但普亭入侵烏克蘭，如同「漁陽鼙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讓東歐再度被籠罩在極權暴政的陰影之下，更打破了西歐在二戰後長達八十年文嬉武戲的承平時代。歐洲發現，自己根本無力保護自己。
左派不亡，魯難未已。昔日，左派在美國的國門之外，清教秩序如同疫苗，有效地遏制左派病毒蔓延。如今，美國將清教秩序棄之如敝履，左派攻入常春藤大學、攻入好萊塢和迪士尼、攻入《紐約時報》和CNN、攻入蘋果和臉書、攻入白宮、攻入國會大廈、攻入最高法院、甚至攻入教會……病毒深入骨髓，病人病入膏肓。
那麼，美國還有能力和智慧糾正錯誤、回歸正道嗎？二○一七年七月六日，美國總統川普在波蘭首都華沙克雷辛斯基廣場的「華沙起義紀念碑」前發表了一場重要演講。美國前助理國務卿羅伯特・郝爾布魯克（Richard Holbrooke）評論說，川普的華沙演講如同雷根（Ronald Reagan）的柏林牆演講一樣，是其就職以來最具力量的演講。
川普在這篇演講中說：「今天我們必須指出，我們的社會和生活方式正在遭受可怕的威脅。……我們必須共同努力，共同面對來自南方或東方的、內部或外部的力量。這些力量隨著時間的推移會削弱我們的價值觀，消除把我們凝聚在一起的文化、信仰和傳統的紐帶。如果不加以控制，這些勢力會削弱我們的勇氣，削弱我們的精神，削弱我們維護自己和我們的社會的意志。」
敵人從四面八方蜂擁而來。西方擁有哪些克敵制勝的武器和資源呢？川普指出：「西方的防務最終不是依賴於手段，而是依賴於人民求勝的意願。在我們這個時代，一個最根本的問題是，西方是否還有生存的意願。我們是否對我們的價值觀抱有信心，並且不惜代價去捍衛它？我們是否足夠尊重我們的公民，去保護我們的邊界？面對那些想顛覆、摧毀我們文明的人，我們是否有足夠的欲望和勇氣去保守我們的文明？」
他直指問題的核心：「我們為西方文明而戰，並不是在戰場上開始的——它始於我們的思想，我們的意志和我們的靈魂。」他對西方的勝利擁有十足的信心：「我今天敢向世界發言，西方絕不會被打垮。我們的價值觀將會取勝。我們的人民將會興旺。我們的文明將會取勝。……讓我們團結起來，讓我們像波蘭人一樣戰鬥——為家庭、為自由、為國家、為上帝。」
家庭、自由、國家和上帝，是左派恨不得除之而後快的核心價值，是奈保爾（V. S. Naipaul）所說的「我們的普世價值」。
本書所講述的，是現實版的《魔戒》和《冰與火之歌》的故事：敵人已經抵達門口，但我們必不喪膽，我們將戰鬥到底並取得終局之戰的勝利。
二○二二年一月四日
暴風雪中，於美利堅合眾國維吉尼亞共和國費郡綠園群櫻堂
- 註1：邱吉爾：《永不屈服：溫斯頓・邱吉爾一生的最佳演講》，（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9年，頁181。
- 註2：曾任美國國務卿蓬佩奧中國問題高級顧問的余茂春教授講過一個有趣的細節：國務院某部門耗費巨資，就各國民眾對美國和中國的觀感做民調，得出的結論是：中國在很多國家得到的信任和愛戴超過美國。眾人對此結論頗感沮喪。余茂春問該計畫主持人，有沒有哪些國家的民調結果對美國的好感排在中國之前？該主持人說，對美國的地緣政策，那些都不是重要的國家。余茂春堅持讓對方報告出此類國家的名字。主持人支支吾吾地說，如日本、韓國、菲律賓、印度、越南、蒙古、台灣等。余茂春回應說：這就對了，你們的調查是用科學的方式做的，但分析方式錯了。正確的結論，不是中國多麼受歡迎和愛戴，而是凡是中國的鄰居、凡是真正跟中國打過交道的國家，都知道中國有多麼邪惡和野蠻。
- 註3：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Yoshihiro Fukuyama）：《歷史的終結》，（呼和浩特）遠方出版社，1998年，頁62。
- 註4：沃伊切克・馬斯特尼（Vojtech Mastny）：〈冷戰留給國家安全的遺產：一種歷史視角〉，見沃伊切克・馬斯特尼、朱立群主編：《冷戰的歷史遺產：對安全、合作與衝突的透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年，頁46。
- 註5：塞繆爾・杭廷頓（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北京）新華出版社，2002年，頁5。
- 註6：齊斯・洛韋（Keith Lowe）：《二次大戰後的野蠻歐陸》，（台北）馬可孛羅，2020年，頁415、頁444。
相關書摘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美國左禍與自由危機》，八旗文化出版
作者：余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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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政治╳種族理論╳政治正確＝美式文化大革命！？
自由堡壘的美利堅，何以陷入分崩離析的價值危機？
為什麼左派總以自由為代價，開啟通往「奴役之路」的專制大門？
左膠到底要把美國變成什麼形狀？
自由作家余杰、對美國百年左禍亂象的沉痛反思
我們已經意識到「政治正確」的種種危害，
但只有余杰敢於「政治不正確」地大膽檢討！
- 歐洲左派思想傳入美國，途徑原來是透過威爾遜的理想、羅斯福的新政？
- 在二戰中擊敗納粹德國的美國，在文化上為何反淪為德國左派思想的殖民地？
- 麥卡錫主義並不是白色恐怖，而是對抗共產暴政、捍衛自由民主的必要方案？
- 為什麼越戰期間的反戰運動，最終演變為對試圖摧毀社會傳統的「美式文化大革命」？
- 以基督教傳統為基礎的美國大學，為何會陷入名實不符的平等、進步、多元等左派價值而無法自拔？
- 為什麼美國大多數新媒體與高科技產業，反而會是左派意識型態的當然支持者，進而認同大政府與中共？
本書是身為美國公民的自由作家余杰所著。他提出質問：為什麼歷經一戰、二戰，越戰，多次成功保衛西方自由民主、抵制共產暴政的美國，會一再淪為意識型態衝突的文化戰場？為什麼歷史上主張進步、平等、多元的左派知識分子，最終卻以「自由」為代價，開啟一條通往專制暴政的「被奴役之路」？為什麼追求自由、捍衛真理，在今天會成為一種「政治不正確」？
因此，本書回溯至二十世紀初期的美國，以保守主義的角度論述美國百年來如何受到左派思想影響的文化思想史，進而反思美國的自由價值與清教徒觀念秩序的內在連結，是余杰繼《大光三部曲》後，又一論述西方文明歷史演變的重量級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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