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培瑞（英文名：Perry Link，1944年－），畢業於哈佛大學。美國著名漢學家，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榮譽教授。現為加利福尼亞大學河濱分校校長特聘講座教授。
父母都是美國左派知識份子，在哈佛大學開始學習中文，學士後到香港遊學，轉向中文研究、對中國共產主義有極大興趣與同情，64學運支持學生民主運動、協助方勵之夫婦出逃美領事館，徹底看清中共謊言。他曾因協助中國異見者逃離中國而被中國禁止入境。
林培瑞先生在"受騙的不只是中國人 而我這樣醒了"一文中，回憶了自己當年如何被中共迷惑，之後又是如何覺醒的心路。
Perry Link 批評的美國漢學家要點
1. 費正清體系（Fairbank School）：
建立在冷戰初期的「中國研究」框架，強調理解「中國社會如何走向共產革命」。
但這個路線往往過度依賴中共官方敘事，將毛澤東思想視為「中國社會歷史的自然發展」。
林是美國漢學權威費正清教授的學生，當年費教授被批評者認為是促成了美國有利中共的政策，最終使得國民政府在大陸潰敗。
2. 漢學家中文能力有限：
Perry Link 指出許多美國中國通其實不懂中文文獻，或停留在基礎閱讀層級。
研究資源與管道被中共嚴格控制（檔案封鎖、翻譯陷阱），美國學界長期被「選擇性供料」誤導。
3. 對中共的過度幻想：
從尼克森訪中、卡特與中共建交到90年代的「中國崛起」論，許多美國學者和政客都相信「經濟自由化會帶來政治自由化」。
Perry Link 批評這是因為美國漢學知識社群對中國文化政治的理解片面、浪漫化。
4，美國大學不僅尋求學術思想的交流，同時也尋求資金，吸引有錢有勢的學生（包括習近平的女兒）。
他還說，這種安排是中國所樂見的。
「中國共產黨的興趣一直是在科學領域趕上西方，以便和西方一樣強大和富有，」
（哈佛大學也成為中共幹部訓練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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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這個放回「新儒家—國學郎中—哈佛漢學系」的脈絡
杜維明在哈佛推「文化中國」，實際上是把台灣新儒家學院式的「大一統文化論」包裝成一種「跨國學術資源」，順利輸出到美國學界。
這個輸出恰好和 費正清體系的缺陷相輔相成：
費正清派「不懂中文細節 → 依賴中共敘事」；杜維明「懂中文經典，但把它加工成威權文化論 → 正好符合西方人想要的『文化解釋』」。
結果是美國對中國的理解一邊被「共產主義的現代化神話」框住，一邊被「儒家大一統文化神話」補完。台灣民眾和學生也因此繼續被「儒學郎中」捆綁，因為這套話術在國際舞台上也有了背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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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 中共是文化傳銷總部，那麼：
費正清系漢學家是「被話術收割的外銷代理」，杜維明式新儒家是「把老掉牙的祖傳藥方翻譯成英語的包裝師」，
Perry Link 的角色就像是少數跳出來的「吹哨人」，提醒大家：
「嘿，這些中國通連中文都看不懂，還敢賣中國專業，難怪美國對華政策錯得離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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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你看懂為什麼川普第二任會槓上左傾又親中共的哈佛大學!
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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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篇：台灣新儒家與文化權威的另一條線索
• 文化中國（英語：Cultural China），由哈佛大學教授杜維明在1980年代提出的論點，由新儒家成員提倡。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後，歷經批孔揚秦與文化大革命等運動，在台灣、香港與美國等地的新儒家成員認為，儒家傳統在中國已經斷絕。
杜維明是東海大學早期出身，而當時的東海仍是美國基督教聯合會基金支持的自由學風大學（與台灣其他大學官僚化的國民教育系統不同）。師承牟宗三、徐復觀、新儒家著名學者。
當美援基金撤出後，情治系統便開始深度介入東海 → 以梅可望校長為首的政治管控取代自由大學精神。
• 杜維明赴美後，在哈佛燕京學社進一步把「新儒家」推向「文化中國」話語體系，後來甚至與中共孔子學院體系的建立有所連結，這已經超越台灣島內，而進入「中華文化國際化」的政治操作舞台。
從這個角度來看，杜維明的儒學研究並非單純學術，而是參與了中共道統輸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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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余英時：自我切割的「另類路線」
余英時是錢穆在香港新亞書院的學生。但他強調自己要與台灣的新儒家（牟宗三、唐君毅、徐復觀）劃清界線。
因為台灣的新儒家太「體制化」：被蔣政權納入意識形態工程；而余英時則更接近國際漢學與近代思想史研究，嘗試避免被政治道統論綁死。
余：「我的專業是思想史，儒家在歷史上的流變是我的研究重點之一。因此引起一種誤會，頗有人把我看作儒家，或“新儒”。其實，我的主要興趣根本在於研究工作，希望在所選專業的領域中取得一些真實的成績，對於同行們產生積極影響。」
他後來在美國的影響，走的就是另一條「漢學研究 / 近代思想史」的路線，而不是「文化中國」的國師話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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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詩社與青年文學：次級但有感的影響
• 網友提到的三三集刊（胡蘭成流亡後與台灣外省青年文學網絡）與神州詩社，雖然沒有直接獲得國家資源，但確實在青年一代中創造了「中華文化共同體」。
• 這些刊物與詩社，在「白色恐怖下的文學社群」裡扮演了重要角色：提供「言論出口」與「文字美學練習場」。也在無形中延續了蔣氏政權「中華文化正統」的論述氛圍。
換句話說，他們不是「高位資源佔據者」，卻是「基層軟性的文化傳播網絡」。
對比來看，他們跟毓鋆、蔣勳這種江湖「人格權威話術」不同，更接近於「文學社群的軟性影響」，細物潤衆也是威權統治者樂於接受的文化組織。
「三三集刊」裡的朱家三姝，與台灣新浪潮電影導演候孝賢合作，但文字還是與台灣社會有疏離感、還必須由台灣人吳念眞口語表達改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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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整合觀點
1. 政權爭奪道統
杜維明式的「文化中國」：國際舞台上的儒家包裝。杜維明面對自由學術基盤消失、台灣大學環境黨國化時，選擇在國際舞台上重建父權認同。這是一種「內攝」（introjection）──把失落的權威父親，轉化為文化道統的再認同。
提供了一種宏大敘事的依附對象，但失去了批判距離。
• 三三集刊、神州詩社：基層青年中華文化氛圍的延伸。心理分析：這是一種「補償」與「昇華」。在沒有公共言論自由的時代，詩刊提供了一個替代性舞台，讓焦慮與無力感轉化為文字遊戲。短暫安慰與共同體幻象，卻迴避了對社會現實的批判與承擔。
2. 分裂的學術命運
杜維明、孔子學院 → 與中國共產黨人的國家文化工程結合。
余英時 → 力圖走國際漢學路線，避免被政治「道統」話術吞沒。余英時展現了「情感隔離」與「理智化」的防衛。他避免投入「儒家道統」的政治激情，而是抽離感情，把儒家視為歷史對象來研究。效果上保護了自己的學術純粹性，但同時也讓他與「現實文化社群」保持距離。
3. 台灣人文學生與文化困境
• 學院裡的新儒家 → 僵化的意識形態學問。
• 江湖話術化的毓鋆、蔣勳 → 表演性文化人格吸附。
• 詩社與青年刊物 → 軟性虛的情感共同體。
• 最後形成一種「上有道統，中有人格，下有社群」，但三者都缺乏真正的批判精神。
從心理防衛機制，其實都是一整代知識人面對「威權環境」時的精神應對方式。
換句話說，台灣戰後的人文教育，不只是學術選擇，而是一場集體的心理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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