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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前陣子我講新書《雨煙雪鹽》，有所謂「一本書包涵著环环相套的双重性：第一重：兩大敘述手法、第二重：書寫的循環、第三重：「歷史的重複」，也即李澤厚一再感慨的「中國近代歷史的圓圈遊戲」（習近平不正在從思想上回到毛澤東、從制度上回到文革以前、從經濟上回到大鍋飯嘛）、第四重：歷史事件與人物的兩次出現：老佛爺（西太后）——邓小平；光绪——胡锦涛，近日北京政壇頻傳彭麗媛如何如何，讓人聯想起半個世紀前的那位「文革旗手」，幾年前有分析，說彭有可能走向前台，2018年同時傳言「習只信老婆女兒兩個女人」，這個集權特色，習還真的酷似毛，孤家寡人的時候，再不濟還有老婆嘛，那就是「江青故事」重演，當年江青染指政治，老毛是費了很大勁的，這個故事要重演，便是「歷史同構」了。】
一、兩個頂級女人
北京政體謠言、傳說、故事瘋傳，卻全部是太子黨們的皮影兒戲，早期的王军、陈元、陈小鲁、邓朴方、薄熙来、劉源、劉亞洲，死的死、栽的栽、隱的隱，現在已經是第二輪，好像只有兩個「陝北幫」在耍，即习近平、张又侠，此「二人轉」，究竟是互坑還是互幫，無人可以解讀，荒誕中竟又傳出「江青再現」，那個「彭旗手」又是殺克強、又是通姦，只能當「黃段子」聽，猜度則是天下恨習已極，拿他婆娘出氣，頗有些七六年「粉碎」之後的「三公一母」，一母便是上述「兩個頂級女人」之一，當年頗有些故事，卻是今日旗手不可望其項背的。
二、忠叛之辨
老少咸宜的《北京晚報》，1963年8月2日突然刊文介紹學術刊物《歷史研究》第四期上，一個名不見經傳的戚本禹稱《忠王李秀成自述》是"叛徒的自白書"，挑戰了史學界的傳統觀點。我雖然只是一個中學生，卻已經在家中的《歷史研究》上讀到戚文，卻比較讚成羅爾綱，即戚本禹的對立面，覺得被俘的天平天國李秀成的確是在跟曾國藩搞"苦肉計"。然而我怎會知道，這場關於"忠叛"的文字之爭，背後有巨大的政治陰謀，跟姚文元批《海瑞罷官》如出一轍，正是"文革"的兩場前哨戰，所以這一類文字討伐所挑起的，才叫"文化大革命"。
我當時莫名其妙地關注這場史學訴訟，一開始著迷的，是《李秀成自述》稿本的神秘性，全文應該五萬余字，卻只剩二萬七千余字，曾國藩親自刪改原稿，並撕毀原稿第74頁以後的內容，命人抄寫送軍機處，名為《李秀成親供》，原稿則藏於湖南湘鄉老家。明清史大家孟森的北大講稿《清代史》說：
『當時隨折奏報之《李秀成》親供，相傳已為曾國藩刪削，今真本尚在曾氏後人手，未肯問世。或其中有勸國藩勿忘種族之見，乘清之無能為，為漢族謀光覆耶？聞親供原稿尚存之說甚確……，』
1936年孟森為北京大學影印曾國藩刻本《李秀成供》作序，再談這個說法。1944年呂集義在湖南湘鄉曾國藩後人家中，見到原稿，拍下十五張照片，而研究太平天國的史學家羅爾綱依據這個藍本，作《忠王李秀成自傳原稿箋證》，繼續沿著孟森的思路，論證李秀成誘勸曾國藩取清廷而代之。我覺得這事也很簡單，曾國藩不把這個俘虜的《自供》上繳朝廷，自然是因為原稿有不可告人之處，覺得對他不利才如此。戚本禹橫空里殺出來說李秀成"變節"，哪兒跟哪兒嘛，純粹是瞎攪和。
然而學界的爭論，是家常便飯，怎麽會驚動中宣部，連我這個住在沙灘大院里的小孩子也覺得奇怪——九月份中宣部副部長周揚主持了一個批判戚本禹觀點的會議，史學界的大佬、名流如侯外廬、翦伯讚、尹達、吳晗、劉大年等，和宣傳官僚大陣仗出席，擺出一副權威、正統的架勢，周揚說："這個不全是學術問題，而是帶有政治性的問題，應當提交中央宣傳部討論，開部務會議，還應當請中央考慮。"聽這口氣，就知道這位文藝界總管的厲害，然而連學術界也是由他管著的，是這次才知道的，而且他開會還得到總理周恩來批準，敢情他們也是"政治第一"的，後來文革里批判"學術權威"，就是他們這號人，所以我多少覺得有點活該。
究竟這個戚本禹是從哪里冒出來的？原來中南海里有一個"政治秘書室"，是專門為毛澤東處理文書業務的，成員都是一些老紅軍、老八路，文化程度低，據說胡喬木曾經向毛澤東建議找一些大學教授來，遭到拒絕，因為毛只看重忠誠。1950年"政秘室"從中央勞動大學選了三個畢業生，其中有個從上海來的山東威海人，初中文化程度，名叫戚本禹。毛澤東有個習慣，每天讓秘書摘錄報紙要點，再讀給他聽，這就是戚本禹的工作，同時他還負責管理毛的書籍，有一次他偶然發現毛的閱讀書目中，有那本呂集義編輯的《李秀成自述》，就讀起來，又去讀羅爾綱的《箋證》，心里很不服氣，覺得這個忠王李秀成明明就是一個叛徒嘛，於是他寫出《評李秀成自述》一文投給《歷史研究》。掀起一場軒然大波之後，到第二年春天，忽然江青派人找他，找了三次才把他叫到家里。戚本禹回憶道：
『第三次江青的秘書沈同打電話找到了我。他讓我在我當時辦公的居仁堂的走廊上等他，隨後他就帶我去了江青家里。見面之後，江背對我說，她從《歷史研究》看到我的文章，覺得好，就把文章連同《北京晚報》的報道，和《光明日報》的內部動態一起送給了主席。主席看了你的文章就叫我和秘書找資料，主席看了很多有關太平天國的書呢。江青拿出一本藍色封皮的線裝書對我說：最重要的是這本。這是台灣新近出版的《李秀成供狀》，白紙黑字呀。這是上海市委宣傳部張春橋他們從香港進口的，毛主席仔細看了，還在書中夾了條子。毛主席說你弄不到這本書，叫我把這本書送給你，叫你繼續研究，繼續寫文章。她還告訴我，主席說了，別企望用一篇文章改變人家研究了一輩子的觀點。接著江青說：主席終於對李秀成問題表態了，他批了十六個字："白紙黑字，鐵證如山；忠王不終，不足為訓。"接著她說：這可不是個簡單的表態呀，這是大是大非呀，是一場牽涉面很大的原則鬥爭啊！國內外的修正主義者，都是反馬克思主義的革命叛徒呀！』
文中提到的"藍色封皮線裝書"，這事發生在1962年，曾國藩曾孫、台灣東海大學第一任校長曾約農，在台灣世界書局把《李秀成親供手跡》影印公布於世，每份售價兩百四十元，內容較刻本多九千多字，為三萬三千三百多字，全書沒有結尾。曾約農將原稿捐贈國立故宮博物院，題名為《李秀成親筆供詞》，大陸則稱為《李秀成自述原稿》。這本書居然是上海的張春橋進口來送給毛澤東的，這個細節透露，早在1964年"四人幫"里的張春橋已經很貼近毛了；當然，江青主動找戚本禹，也顯示這個婆娘對文化學術界的咄咄逼人，以及她的盛氣淩人——"背對"著戚本禹傳達毛的旨意。
毛澤東為什麽對"李秀成"忠叛爭辯感興趣？這涉及到一個重大黨內舊案，即所謂"華北六十一人自首叛黨集團"。1936年時任中共華北局書記劉少奇，為了抗日戰爭的需要，指示關押在北平軍人反省院的61名中共幹部履行"自首"手續保釋出獄，此決定由延安的中共中央總書記張聞天批準，61人包括劉瀾濤、薄一波、安子文等。誰知1966年康生寫信給毛澤東，重提此案，說劉少奇當年的這個決定是"一個反共的決定"，很明顯他是在給毛出主意，如何發動文革打倒劉少奇。毛澤東恰在此時看到戚本禹的文章，樂得"古為今用"一下，借學界"忠王李秀成"的忠叛之爭，明確向天下釋放一個他要"抓叛徒"的信息。後來文革爆起，以及蔓延全國的"抓叛徒"風潮，冤死無數性命，其端倪皆始於此。那批當年"自首"的人，一個也沒逃脫"叛徒"的歸宿，劉少奇則最慘，帶著"叛徒、內奸、工賊"的帽子被活活整死。
不過在六十年代初，戚本禹"一炮當紅"，康生要他去設在釣魚台的"反修九評"寫作班子，但是《紅旗》副總編輯鄧力群也找他談話，他說不想去《紅旗》，鄧一扳面孔："這個事是給主席打的報告，主席批了，沒得商量了。"原來《紅旗》雜志總編輯陳伯達搶先向毛澤東提出調戚。
沙灘大院一九六四年那時，大家都到機關食堂吃飯，各家湊一桌，我記得常看到有一個瘦高的中年男人，總是誰也不搭理，孤伶伶獨自吃飯，偶爾湊到我家這桌來，也是傲慢地朝我爸點個頭，悶聲吃他的。後來聽爸同媽媽私下說，此人即正當紅的戚本禹。
三、"阎王殿"
共产党搞革命，一靠枪杆子，二靠笔杆子。陆定一是笔杆子，住在中南海，他的儿子陆德说：
『党政军有三个部门在中南海里面办公：中央军委、中央宣传部、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宣部在乙区，国务院在丙区。在办公地点和出入方面，国务院比中央军委和中宣部低一级。我家前院原来住的是彭德怀，五九年上庐山开会的时候，我爸爸跟彭老总坐一列车，火车上彭老总跟我爸爸谈了他对大跃进的想法，我爸爸还给他提供了一些材料。庐山会议上彭老总给毛主席写了信，当时有人也批评我老爸右倾，是主席说了话："秀才还是我们的秀才嘛。"这才没整我老爸。彭德怀出问题以后，军委搬出中南海。中南海里面就剩下两个部门，一个是国务院，一个是中宣部。 』
1957年初，中宣部机关从中南海的庆云堂等处搬出，迁进沙滩大院新落成的办公大楼，就在"五四"红楼的正北面；接着迁进来的，是《红旗》杂志和中央政治研究室。但是陆定一仍然住在中南海的增福堂。
陆定一，江苏无锡人，在上海南洋大学读书时加入共产党，长期在共青团中央担任宣传部长，曾赴莫斯科担任中国青年团驻少共国际代表。后来回国参加长征、抗日战争，曾主编《新华日报》、《解放日报》，1945年起担任中央宣传部部长，共在此任上二十二年。期间，陆定一在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上，前后矛盾，他积极制定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却又强调"没有什么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只有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反驳1962年陈毅在广州宣布"给知识分子行'脱帽加冕'之礼"，虽然后者可能只是"虚晃一枪"而已，但是这个事件显示了陆定一的教条和迂腐，接下来他就跌进了文革深渊。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刊登姚文元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向被认为是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此文由毛泽东授意，江青私下组织。彭真、陆定一抵制转载此文，毛在上海还曾下令印刷小册子，由新华书店系统发行；而《人民日报》迟至11月30日才在《学术研究》版内转载此文，两端激烈争夺，这是文革的第一场较量，即所谓"舆论指挥"权的争夺，刘少奇一派便以损失"彭罗陆杨"四员大将而败下阵来。自1962年"七千人大会"后到1965年这段期间，毛有部署地展开对文艺、学术的批判，如对戏剧《李慧良》、《谢瑶环》、电影《北国江南》、《早春二月》以及史学界批李秀成自述、哲学界批杨献珍、经济学界批孙冶方等，此乃所谓"文化大革命"叫法的由来，因为毛觉得"大权旁落"，要靠自己的一帮秘书来发动反击。
1966年3月，毛泽东在上海批评中宣部：为什么吴晗写了那么多反动文章，中宣部都不打招呼，而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却偏偏要跟中宣部打招呼呢？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中宣部包庇坏人，压制左派，不准革命，如果再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作坏事，我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各地要多出些孙悟空，大闹天宫。打倒阎王，解放小鬼！
接下来林彪其势汹汹，发表著名的"五一八"讲话，大讲政变：
『最近有很多鬼事，鬼现象，要引起注意。可能发生反革命政变，要杀人，要篡夺政权。要搞资本主义复辟，要把社会主义这一套搞掉……有一批王八蛋，他们想冒险，他们伺机而动，我们就是要镇压他们！他们是假革命，他们是假马克思主义，他们是假毛泽东思想，他们是背叛分子，他们是野心家，他们阳奉阴违。他们现在就想杀人，用种种手法杀人。陆定一就是一个，陆定一的老婆就是一个，他说他不知道他老婆的事！怎么能不知道！罗瑞卿就是一个。彭真手段比他们更隐蔽更狡猾……罗瑞卿是掌军权的，彭真在书记处抓了很多权……文化战线、思想战线的指挥官是陆定一。』
八月底红卫兵揪斗陆定一，戴高帽、挂黑牌、罚跪、站椅、用皮鞭抽打等。这年９月３０日直至１９６８年５月３１日，陆定一先后被隔离于北京公主坟"别墅"和西四七条监所。专案组以"叛徒、内奸"的重大嫌疑，和合谋与严慰冰搞匿名信两大罪名，先后对陆定一进行了刑讯逼供的三轮审讯。康生、陈伯达、谢富治、吴法宪等，均对审讯做过具体指示。陆定一年老体弱，经不起连续突击的车轮战、疲劳战和各种酷刑的摧残，精神恍惚，交代之后又翻供，又以绝食抗议，并写下了遗嘱。1975年11月12日，中央政治局讨论陆定一问题，定了三条罪状：一、阶级异己分子；二、反党分子；三、内奸嫌疑，决定将陆永远开除党籍，释放出狱，离京回原籍，每月发200元生活费养起来。决议经毛泽东批准，作为中共中央1975年第25号文件，下发全国。陆拒绝在决议上签字，所以直到1978年底他才被释放。期间，他的夫人严慰冰也被关13年，儿子陆德被关6年，亲友受株连多人，他的弟弟、岳母等死于非命。严慰冰活了下来，逢人就说："定一在里面被吊起来打。"
1966年5月底至6月初，已被中央点名的"阎王"是：陆定一、周扬、许立群、姚溱等正副部长，中宣部造反派还要打"活阎王"、"活老虎"（指当时中央尚未点名的副部长）；打击面也越来越宽，除了"阎王"，又出现"判官"、"牛头马面"、"大阎王"、"二阎王"、"死阎王"、"活阎王"、"死而不僵的阎王"；"阎王殿"的"亲信"，"黑笔杆子"、"黑爪牙"等等；有人还提出十七级以上的干部都要炮轰。
中宣部办公大楼门口两侧的柱子上贴上了一副对联，上联是"庙小妖风大"，下联是"池浅王八多"，横批："打倒阎王殿"。沙滩大院——北京沙滩北街甲2号，成了京城一大闹市，造反的、串连的、看热闹的，人山人海；大字报铺天盖地；部长陆定一、副部长周扬已被监禁；副部长许立群、林默涵，秘书长童大林，每日数次被揪出来批斗，叫做"黑帮示众"；中宣部的正、副处长、业务骨干被打成"阎王殿"的"判官"、"亲信"、"黑笔杆子"，进入了"黑帮"队伍，剃了光头，监督劳动，还强迫他们唱"我是牛鬼蛇神"的"嚎歌"；大大小小的批斗会开了几十次。在这个时期有四人自杀：副部长姚臻、宣传处处长王宗一、国际宣传处干事刘克林、张际春副部长的夫人罗屏等……。
文化大革命中，中宣部因为被毛泽东定为"阎王殿"，被迫害致死8人；坐牢的9人。被诬陷为"叛徒""特务"等17人，其中正副部长10人。中宣部的正、副部长、秘书长除陈伯达一人外，均被诬为"阎王"，一律打倒；正、副处长被诬陷为"判官"、"牛鬼蛇神"被打倒。一般干部被打成了"黑帮"、"黑爪牙"、"三反分子"、"假党员"、"现行反革命"、"老胡风分子"、"杀人犯"、"五一六"分子等等，不计其数。中宣部下属单位、有关部门及省、市、地县各级宣传部被打成"小阎王殿"、"阎王殿分殿"等等，无法计数。陆定一、周扬坠入地狱，九死一生，自不必说，周扬的夫人，也被挂上"周扬的黑老婆"的大牌子，罚跪在大卡车上，拉出去游斗，而后蹲"牛棚"数年。副部长许立群被揪斗最早，关押8年半，患精神分裂症后死去。副部长姚溱自杀后，其夫人也被打成叛徒、特务，坐牢多年，失明残废，两个未成年的孩子无家可归。副部长张子意、张际春、张磐石、林默涵，秘书长童大林等，均被关押、监禁，或死或家破人亡。中宣部所有人，先被"军事管制"，分班、排、连集中食宿，后被"扫地出门"，发配到西北贺兰山下，劳动改造四年,人员最后分配散尽，中宣部彻底消亡。
四、电影处长
沙滩大院这么个"阎王殿"，里面几乎都是"牛鬼蛇神"，运动中互相揭发贴大字报，却也出现很特别的一张，题名《阎王殿将校以上排队》，作者是自称"牛头马面"的干部处副处长郝一民，给部长和处长们排了个队，大阎王、二阎王之后，是"阎王殿参谋长"，然后依次是：1、牛头马面和判官；2、忠实的奴才，或贾贵的后代；3、驯服的工具（有的挨过棍棒，有的思想共鸣）；4、明驯暗不满的准备逃跑懦夫；5、叛逆的英雄（极个别或者还没发现）……。
沙滩大院闹得人仰马翻之际，大家都没想起来一个人，她也曾是这里的一个处长，这会儿哪里去了？
原来，六六年文革当下号称"旗手"、手握生杀予夺大权的江青，曾经也是中宣部的一个处长。据时任理论宣传处副处长的于光远文革后回忆，当时的中宣部副部长胡乔木，建议江青做中宣部电影处的正处长，书面报告毛泽东，毛在1951年11月16日答复："此件很好，可照此实行。"同时也提出"江青是否适宜做处长值得再考虑一下。"此处毛的意思，可能是说江青资历级别都较低，不够当中宣部的处长——中共的体制很怪，国务院部委的建制是部、司（局）、处、科各级，而党务系统即中央直属部位，没有司局级，部长以下就是处长。
所以胡乔木建议让江青担任电影处的正处长，显然属溜须拍马之举，他自然不理毛的"谦让"照做。不过于光远说，那个中宣部电影处也没有副处长，只有两个干事，一个是钟惦斐（就是钟阿城的父亲，那就是著名电影评论家，钟阿城的父亲啦）；另一个名叫安琳，还有一个办事人员沈美理。江青很少来沙滩大院，她只布置给电影处的人看各种电影，布置完了她也不问，她自己则在家里看这些电影。
恰在此时，毛泽东跟江青在家里看了电影《武训传》，还连看两遍，并立即让胡乔木组织批判文章，后犹觉不足，竟亲自撰写了人民日报社论，引导一场"武训大批判"，令该片成为新中国的第一部"禁片"。当时中宣部电影处的工作，就是抓这件事情。毛批武训，主要是想肃清陶行知的"教育救国"理念。于光远回忆，江青还以李进的名字去山东进行"《武训传》问题调查"，陪她去的是袁水拍，《人民日报》文艺部负责人，江青后来还在家里请袁水拍一家人吃饭——这个细节，是文革中袁水拍告诉于光远的，他们俩当时同在中宣部的牛棚里头。
于光远可算是中宣部众处长中的幸存者，八十年代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实际负责人。他说在延安就认识江青，1942年在去陕北绥德途中，他跟江青同行，走了一天半，居然两人没说一句话。他的回忆文字中，最有意思的，是关于江青原始姓名的钩沉：
江青说，她的父亲李德文在山东诸城城关开了个木匠铺，生意不错。娶了两房妻子，自己是庶出。她原来的名字叫"李进孩"。上小学时校董薛焕觉得这个名字不雅，看她长得又高又瘦、双腿细长，就替她取了"云鹤"这个名字。
于光远说，1961年他看到毛泽东那首《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的七绝，原以为"李进"是江青自己起的化名，后来才知道那是从"李进孩"简化而来的。他还指出，林彪和江青在文革中是合作的，而且他们两个人都讲究仪式，林彪发明手持小红书、口喊"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要求群众回应"敬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江青的仪式则是她呼唤"同志们好"，要求群众回应"向江青同志致敬！向江青同志学习！"
1937年江青到延安的第二年，也就是1938年11月，她同毛泽东结婚了。结婚的时候摆了两桌酒菜，新郎毛泽东没有出面，只有新娘江青向到场的人表示谢意。八十年代的科学院副院长李昌，当年在延安出席那个酒席，他后来同于光远谈起这件事情。
引自《西齋深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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