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運動骨幹培養和公民政治訓練基礎
|
在開始今天的節目之前，我們先來講一個夢。
大概兩年以前，我做了一個再普通不過的夢。我夢見跟老師和同學幾十個人組成了一個旅行團，由於我們的大巴車晚點，我們著急趕飛機，所有人一下車就向航站樓狂奔，沿途有人橫穿馬路、有人摔倒、有人跟其他人撞在一起。
這本來是再平常不過的事情，但是我們搶在最後一刻登上飛機之後，我卻感覺背後有人朝我使勁翻白眼，我回頭一看，那些竊竊私語的人立刻不說話了。過後有人跟我指出了這件事情，看來並不是我有疑心病，但是我並不理解：為什麼上一刻還好好的，下一刻就怨恨起來了？那人跟我說，我前面有個陌生人在台階上沒踩穩，一屁股摔下去了，雖然台階只有幾級，他們說我假裝沒看見就跑過去了。明明跑在我前面的幾個人是最有可能扶那個人一把的，為什麼偏偏我成了被針對對象呢？於是我就在夢裡一一數落他們每個人虧欠我的地方，最後我說：「我為你們掏心掏肺付出那麼多，現在你們因為一件小事情就針對我，你們對得起我嗎？」
當然，這只是一個夢，它裡面沒有什麼邏輯可言，但是醒來之後我卻久久難以釋懷。後來我時不時就會想起這個夢，還莫名其妙地覺得又羞恥又怨恨。但是實際上我早就理解了那則夢蘊含的寓意。這種因為一件小事情就割席斷交的情況在現實中十分常見，尤其常見於公共討論領域，人們往往因為一言不合就惡言相向，甚至連私下素有交情的朋友之間也可能因為意見分歧反目成仇。
從斯多葛學派的觀點來看，這種狀況十分典型，問題的症結就在於不加約束的情緒容易失控。假如任由這種不加節制的情緒化現象泛濫成災，我們可以想象一切公共討論都會陷入癱瘓，而社會無法走出一盤散沙困境，就會陷入所有人反對所有人的泛戰爭狀態。那麼，怎麼來解決這些難題呢？顯然，我們需要重建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尤其是要首先改變人本身。
我們在上一期影片不但解釋了人的文化屬性和社會人格可以改變，還在哈維爾主義基礎上，提出了進行公民政治訓練和推動反對派政治運動的必要性。但是哈維爾沒有告訴我們，具體應該怎樣培養政治上的反對派，以及怎樣給反對派進行政治訓練。
在本期影片，我們就嘗試將斯多葛主義的「思想技術」應用於反對派政治訓練。從微觀層面來看，斯多葛主義強調重新塑造個體和強化人與人之間的社會聯結。你當然可以說，這樣做有助於建立一種政治上的斯多葛主義來形成反對派凝聚力。但是從根本上來講，斯多葛主義政治訓練關系到我們如何重建一個一盤散沙的社會，關系到我們如何動員這個社會來反對極權國家。
在開啟今天的話題之前，我們先來了解一下斯多葛主義的特點。首先，我們不能否認，歷史上的斯多葛主義者不但可能有師承關系，其許多代表人物還有思想上的傳承關系，但斯多葛主義嚴格來說並不是某種單一思想，而更像是一套「思想技術」和生活哲學。正是因為有這個特點，斯多葛主義者可能表現出高度相似的個體行為，但在思想立場上也可能截然對立。
以古羅馬政治家提比略·格拉古的土地改革法案為例，這項改革大致體現了早期斯多葛派思想家支持的平等主義觀念，因為法案要求限制土地資源過度集中在少數人手裡，並且主張把超出個人限額的土地重新分配給平民。顯然這項改革關系到重新分配富人土地的合法性問題，毫不奇怪會遭到以小西庇阿為首的保守派陣營激烈反對。小西庇阿圈子裡的一個重要謀臣帕奈提烏斯，就是當時頗有名望的斯多葛派哲學家。帕奈提烏斯和以後受其影響至深的西塞羅都認為，掠奪富人私產分給窮人反而違背斯多葛派信仰的正義原則。他們甚至說即使提比略·格拉古這樣做完全合法，處死他也是他活該。這種情況實際上表明，斯多葛派思想相當博雜，很難有哪一種思想足以概括整個流派。恰恰因為這種博雜特點，一些思想家究竟應不應該納入斯多葛派范疇，就會引起爭議。
那麼，憑什麼判定一個思想家屬不屬於斯多葛學派呢？除了依據有據可查的師承關系和思想傳承關系之外，比較常見的做法就是遵循斯多葛派生活哲學理念，以及參照榜樣和教義進行思想訓練。後面這兩種情況是近現代斯多葛主義復興的重要手段，這是因為近現代社會逐漸淘汰了古代師承關系，期間哲學還經歷過幾次脫離世俗社會的轉型，對於現在的普通人來說，要成為斯多葛主義者更多靠的是自主訓練配合引導式訓練。那麼，斯多葛派哲學訓練到底有什麼特異之處，我們憑什麼相信它有助於反對派政治訓練呢？
如果把斯多葛主義當成是一種應用於政治訓練的「思想技術」，其最重要特點就是克制情緒波動和培養政治理性。這與當代斯多葛主義復興浪潮一脈相承。在這個復興浪潮中，斯多葛哲學通常被當成是一種哲學治療和心理治療手段，尤其是認知行為治療將斯多葛哲學視為其最重要的哲學源頭之一。
作為心理治療干預手段，斯多葛哲學也被用於為美國軍方和公共安全部門服務，特別是用於作戰應激損傷治療和增強心理健康等項目。不僅如此，美國海軍學院已專門開設長達30年的斯多葛主義哲學課程，聘請了南希·謝爾曼和馬庫斯·赫達爾等哲學家專門教授斯多葛主義哲學，用於培養海軍官兵面對困境的心理韌性和增強軍官的領導力。
2009年美國國防部還推出過一個「軍人綜合健康」計劃，用於培養陸軍官兵的心理韌性，其中斯多葛哲學和認知行為治療也是重要的訓練科目。我們時常可以看到有關報道或研究，披露美國陸軍將斯多葛哲學應用於士兵心理韌性訓練。借用南希·謝爾曼的話來說就是：美國軍方致力於把美軍士兵打造成「斯多葛戰士」。近年還有一些報道顯示，美國高級別陸軍軍官還被組織進行斯多葛哲學培訓以增強領導力。至於美軍中間到底有多少人推崇斯多葛主義，目前還沒有這方面的統計數據。但是我們看到上至前防長詹姆士·馬蒂斯上將、下至普通士兵，經常有人提到斯多葛主義。至於美國歷史上推崇斯多葛主義的政治家和職業軍人就更是多到難以統計，連喬治·華盛頓、本傑明·富蘭克林、托馬斯·傑斐遜等美國國父們，也普遍被認為受斯多葛主義影響。
就斯多葛主義在美國的應用情況來看，增強心理韌性和加強領導力無疑是最重要的兩個實踐。那麼斯多葛主義到底有多大的實際應用效果呢？
英國埃克塞特大學從2012年起，每年11月會組辦一個「國際斯多葛周」網絡活動，這個活動是由哲學家、認知治療師和相關從業人員合作開展的一項社會實驗，活動結束後組辦方會發布相關統計報告。截止到目前，這項社會實驗的國際參與者已超過四萬人。幾乎歷年統計報告都顯示，實驗參與者在完成為期一周的斯多葛哲學訓練之後，負面情緒均有明顯改善。單以2024年報告為例，實驗參與者抑郁傾向下降了13.3%，焦慮傾向下降了12.5%；有26%參與者減輕了自我否定傾向，另有22%減輕了對未來的負面期望；一個月之後，反饋信息顯示參與者心理韌性增強了13%。要知道這還只是持續一個星期的線上培訓，在線下長期從業實踐和軍事訓練應用中效果無疑還要更強一些。
這裡反復提到的心理韌性到底是什麼東西呢？蘇格蘭認知行為治療專家唐納德·羅伯森以將斯多葛主義應用於治療實踐著稱，他對韌性的解釋是人應對逆境時保持冷靜態度的能力。在實際應用中，韌性也被說成是應對困難、挑戰、壓力或創傷的適應能力和恢復能力。但是美國哲學家南希·謝爾曼更正了這種流行觀念的一個認知誤區，因為當前流行的概念更多把韌性看成是憑借個體努力來實現自救，然而根據斯多葛派哲學家塞內加的教義來看，個體的韌性不僅僅來自於個體本身，也來自於個體與他人所處的有意義的關系，比如信任、友愛和關懷。也可以說，個體的韌性並不是孤懸於世界之外，而是扎根在個體與他人的有意義的聯結之中。
我們之所以要強調「有意義的聯結」，這是因為人類社會確實存在很多失去意義的聯結。假如一個人跟另一個人笑眯眯地握手，但是兩人腦子裡想的都是爾虞我詐、乃至你死我活，這肯定不是有意義的社會聯結。如果家庭成員之間互相無法實現有效溝通，這時候的社會聯結也一樣形同虛設。在社會聯結失去意義、乃至社會聯結斷裂的情況下，就會出現高度原子化的個體，這時候個體的生存處境就像孤島。在這種情況下，個體應對逆境的韌性實際上是相當脆弱的，甚至容忍不了一丁點挫折，面對一點小小的爭論也會以最壞的惡意揣測他人的動機，乃至具有咄咄逼人的攻擊性。
這就毫不奇怪高度原子化的一盤散沙式社會不僅容易情緒化，還容易情緒失控，容易被他人的情緒牽著鼻子走，容易長期悲觀絕望，或者容易因為過度自戀，對現實世界的認知發生嚴重扭曲和偏差，因為在他的世界裡只有他自己。
與此相反，與他人建立充分信任和友愛關系的個體，在遭遇挫折的時候，更傾向於通過合作解決問題，這樣不僅會大大減輕個體的心理壓力，還會減少反應過度和過度敏感。這時候通過有機聯結結成的群體，在面對社會壓力的時候，不僅會出現心理韌性的疊加效應，還會因為信任跟合作關系額外增加一種集體的抗壓耐受力。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斯多葛派哲學訓練不僅致力於培養能夠與他人共存的個體，還要促使個體與他人產生有意義的聯結。
但人的韌性是怎麼培養起來的呢？這首先就要涉及到斯多葛派所倡導的情緒控制技術。市面上有關斯多葛主義訓練技巧的指導手冊多如牛毛，以至於這些指南變得有點像披著古代哲學外衣的心靈雞湯。但是恰恰因為簡單和容易上手，斯多葛哲學也遭到非常普遍的誤解。
最常見的誤解比如把用來克制情緒波動的技巧說成是自我壓抑和禁欲主義；還有因為斯多葛派推崇四大美德，就把斯多葛主義者穿鑿成道貌岸然的道德家；當然，把斯多葛哲學訓練說成是心靈雞湯也一樣是常見誤解之一。
有關斯多葛派的情緒控制技術，總結得最全面的無疑是古羅馬哲學家愛比克泰德。我們在上一講提到愛比克泰德曾經是一名奴隸，但是由於敏而好學，不僅得以恢復自由身，還自己開宗立派，成為古羅馬最有影響力的哲學家之一。愛比克泰德總結的情緒控制技術有很多，最著名的首推控制二分法、擱置判斷法和壞事預演法。但是為什麼要控制情緒呢？斯多葛派哲學家們說「控制情緒」，實際上是指克制情緒波動，也就是防止情緒大起大落，並不是要「存天理、滅人欲」。
受愛比克泰德影響至深的古羅馬皇帝馬可·奧勒留，也是最有影響力的哲學家之一。奧勒留理解的情緒控制，指的就是控制容易大起大落的情緒，但是要保持充沛的自然情感。奧勒留流傳至今的《沉思錄》實際上是他自己寫來勉勵自己的私人筆記，由於並不考慮公布這些私密內容，他不但非常直白和坦率地面對自己，還特別在乎實用性，省去了很多冠冕堂皇的虛偽托詞。奧勒留自己一生經歷了接連不斷的戰亂、動蕩和災難，他一共生育了14名子女，結果有9個都死在他前面。他39歲時接任羅馬皇帝，但經歷過很多人生挫折，脾氣還相當暴躁。奧勒留一生都在與自己的壞脾氣作斗爭，這是他相當非同凡響的地方。
奧勒留不但拜多名斯多葛派哲學家為師，還給自己樹立了多個榜樣，並參照這些榜樣來要求自己。遠的不說，奧勒留自己的養父安東尼·庇護皇帝就是一個極佳的道德榜樣，奧勒留尤其崇拜他性格溫和冷靜，時時刻刻以他為榜樣來約束自己。先前哈德良皇帝立養子安東尼·庇護繼承皇位的時候，就十分看重他的個人品德。哈德良要求安東尼·庇護收養當時還很年輕的奧勒留做養子，隔代指定奧勒留將來接替安東尼·庇護，結果這三位皇帝後來就成了「羅馬五賢帝」的最後三個。從奧勒留的《沉思錄》和私人通信可以看出來，奧勒留不僅是個重情重義的人，還常常流露出真摯的情感，可見斯多葛哲學並不是要把人改造成古板的道德家。斯多葛派哲學家之所以會給人留下這種刻板印象，原因就在於他們的情緒控制技術和精神追求經常被人誤解成禁欲主義。
如果我們仔細分析斯多葛哲學訓練的技術性問題，我們就可以准確理解為什麼斯多葛主義者相當冷靜和克制了。比如著名的控制二分法，要求在具體情境中區分我們可以控制和無法控制的因素。愛比克泰德認為，情緒失控給我們造成痛苦，往往是因為混淆了人為可控和人為不可控因素。一旦發生這種情況，不管是怨天尤人還是自怨自艾，又或者是暴跳如雷，都會影響人的理智，使人被情緒蒙蔽雙眼，使人不能在逆境中做出正確決策，最終引發災難性的後果。愛比克泰德認為，我們之所以發生情緒波動，是因為我們在理解外界的時候，在感受中摻雜了大量價值判斷。在做出反應之前，如果我們盡可能不下判斷，在必要的情況下也延長反應周期，都能給人預留冷靜空間。比如被一個陌生人撞了一下肩膀，有的人第一反應就是從碰撞中感受到對方的惡意，或者立馬斷定對方沒有教養，這就涉及主觀判斷了。
又比如在表達反對意見的時候，你完全可以說你不同意，或者說你認為這個說法錯了。但是很多人習慣性用發洩情緒來表達不同意見，比如劈頭蓋臉就說「你懂個屁」，這種在意見中摻雜以貶低對方為目的的價值判斷，使正常交換意見迅速惡化成罵戰。假如你過度敏感，習慣性用惡意來揣測對方，對方也一樣會從你的反應看出惡意。這樣本來一起再平常不過的身體碰撞或者意見不合，也可能發展成流血事件。
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愛比克泰德告訴我們需要擱置判斷，區分判斷和事物之間的差別：判斷是我們可控的因素，而外在於我們的因素則不受我們控制，比如對方的動機就不受我們控制。到這裡立馬就有人要反駁說：假如對方真是存心惡意挑釁呢？這時候你該怎麼做？
很好，預演壞事發生就是斯多葛派哲學家經常做的事情。不管是愛比克泰德還是塞內加，斯多葛主義並不是教人一味逆來順受、唾面自干，而是教人克制憤怒、分析情況、冷靜想辦法解決問題，這樣做非但不是懦弱，反而是人格強大的表現。我們有時候看見有人因為一些瑣事在街頭斗毆，怒氣上頭、渾身發抖那一方，連站都站不穩，拳打腳踢一陣忙活，結果全部撲空，還結結實實挨一頓打，所以這樣的「匹夫之怒」有什麼意義呢？因為一點小事白挨一頓打，結果是維護了自己的尊嚴呢，還是報復別人出了一口惡氣？像這樣的「匹夫之怒」反而暴露出我們的懦弱跟渺小，暴露出我們缺乏堅強的人格應對突發狀況，其結果就是我們在別人的羞辱上還要再給自己增加一層傷害。
為什麼要因為別人犯錯來懲罰自己呢？在斯多葛學派看來，憤怒和怨恨就是用別人犯錯來懲罰自己。斯多葛派哲學訓練的一個重要項目就是預演壞事發生，經常把各種各樣的突發狀況預演一遍，有助於磨練我們應對逆境的臨場反應，有助於我們更加冷靜地分析狀況和做出理智的判斷，更重要的是有助於培養堅韌不拔的品格。
小加圖是羅馬共和國時代最傑出的政治家之一，其冷靜和審慎受到塞內加極大推崇，也被後世斯多葛派奉為是智者典范。有一回，小加圖被政敵啐了一口痰啐在臉上，他冷靜地擦干口水，幽默地回應說：別人都說你不會動嘴巴，我就說他們誤會你了吧？幽默技巧當然有一種「四兩撥千斤」的效果，那麼你覺得小加圖懦弱嗎？你覺得這樣的人會起來反抗凱撒，最終成為羅馬共和國的殉道者嗎？背後支撐小加圖的是他強大的人格和堅韌的意志力，這是他成為傑出政治家的根本保障。
依據美國哲學家瑪莎·努斯鮑姆的說法，古代希臘人和羅馬人把憤怒看成是軟弱的表現，因為在當時人看來，只有缺乏男子氣概的人才會容易怒不可遏，在古希臘神話和悲劇表演中，復仇女神往往也以丑惡面目示人。這種表現手法不是為了讓人畏懼，而是表達一般社會觀念對憤怒和報復的鄙夷。
埃斯庫羅斯被譽為是古希臘最偉大的悲劇作家，努斯鮑姆從埃斯庫羅斯的悲劇藝術中，看到了古希臘人對待憤怒和復仇的社會觀念轉變：第一次轉變是雅典娜訂立法律制度，並招安復仇女神，希望用法律來代替血親復仇；第二次轉變是雅典娜徹底馴服復仇女神，要求她們聆聽勸導，放棄復仇，轉而行善。
努斯鮑姆從中獲得的啟發是：古希臘人有意對憤怒施加約束，因為憤怒容易失控；古希臘人的做法是將以復仇為導向的憤怒，轉變成更具有建設性意義的社會改革。中國古代也有韓信受胯下之辱的典故，如果韓信「匹夫一怒、血濺五步」，不管是殺死羞辱他的人還是被人殺死，以後都不會有將來叱咤風雲的韓信。在這裡我們要再次強調，斯多葛式訓練絕不是要教人一味逆來順受，歷史上逆來順受的人多了，又有幾個人成為韓信跟小加圖呢？
這裡就要見出斯多葛式訓練相當與眾不同的地方：這種訓練旨在塑造強大的人格力量和應對逆境的彈性應變能力，這跟教人心安理得接受奴役完全不是一回事情。
那麼要不要報復呢？在這裡我們要對比一下哲學家尼采在《道德譜系學》裡批判的「奴隸道德」。所謂奴隸道德，指的是弱者長期沒有能力反抗強者，不斷積聚憤懣，依靠想象的報復來推遲正義，這些積聚的情感就形成了怨恨；當怨恨開始創造價值觀的時候，就創造出奴隸道德，尼采說的奴隸道德，包括了不憤怒和把報復強者寄托在別人身上，尼采甚至把謙虛和耐心也當成是奴隸道德，這就未免有點憤世嫉俗了。中國宣揚「吃虧是福」就是一種典型的奴隸道德，既然「吃虧是福」，那為什麼有的人堅決不吃虧呢？
中國社會也充斥著形形色色的奴隸道德，比如鼓吹通過張獻忠式報復社會來推翻政權，這依照尼采的說法就是典型的奴隸道德，這就是借助他人報復社會來間接滿足奴隸的報復慾望。尼采抨擊的各種奴隸道德，乍一看像極了斯多葛哲學，但這是對斯多葛哲學的巨大誤解，因為斯多葛哲學恰恰要在日常生活中化解形成怨恨的情感漩渦，這恰恰是反奴隸道德的。尼采說的奴隸道德經歷了由憤怒轉向怨恨、再由怨恨轉向用不憤怒來自我麻痺，而斯多葛式訓練從始至終都在克制憤怒和化解怨恨，斯多葛主義者之所以不怨恨、不憤怒，是為了不讓情緒控制人的理智，並不是因為斯多葛主義者主觀上放棄了通過冷靜行動解決問題的意願。
依照控制二分法原理，斯多葛主義者當然會通過行動改變他們可以改變的事情，至於他們無法改變的事情，他們就交給時間，然後坦然面對可能出現的新變化。對於尼采的奴隸道德來說，奴隸不但無限期推遲行動，往往還只滿足於在想象中報復強者；也可以說，只有奴隸才從始至終都被情緒捆住手腳，結果連他們本來能做的事情也做不了。奴隸道德不僅使人自我矮化、打消人的行動意願，還阻礙人從逆境和挫折中汲取教訓。
我們經常聽人說「失敗是成功之母」，但是又經常看到有些人就是一敗再敗，不長記性，有的人還是一回受辱，回回受辱——這是為什麼呢？難道是因為運氣不好嗎？
斯多葛式訓練另一個重要特點，就是利用逆境來培養堅韌強大的品格跟實踐智慧。對於有意進行斯多葛主義訓練的人來說，利用逆境來進行實踐訓練，跟遵照指導和模仿典范一樣，都在情緒控制技術的工具箱裡。假如我們只是遭遇逆境，沒有用逆境來訓練自己，這樣就算把斯多葛哲學講得頭頭是道，同樣的逆境再經歷一百次，也不會把我們變成斯多葛主義者。而尼采批評的奴隸道德，往往就是指那些對自己處境缺乏自省又缺乏行動能力的人，他們除了怨天尤人和自怨自艾之外，並不懂得利用逆境和對手來提高自己。相比之下，斯多葛學派還將實踐智慧列入四大美德之列，這足以見出斯多葛式訓練的務實特性和行動主義特質，與所謂奴隸道德有雲泥之別。
說到這裡，我們要談一談斯多葛主義所特有的政治理性及其特殊的現實取向。首先，我們必須要明白斯多葛主義究竟要培養一種什麼樣的政治品格，但在此之前，我們必須先糾正兩個常見的錯誤理解：一種是把斯多葛主義當成是「棄世哲學」，另一種則把情緒控制技術說成是「妥協哲學」。
其一，斯多葛主義要追求內心平靜，但絕不是什麼「棄世哲學」，這跟佛教、道教隱居山林絕不相同；斯多葛主義作為一種生活哲學，從一開始就將自己緊緊編織在世俗生活的喧囂之中，盡管其他人往往是打破我們內心平靜的最重要原因，但斯多葛派哲學家一再強調人的社會屬性以及個體對於他人的責任。
斯多葛式情緒控制，除了使人保持理智和防止社會怨恨蔓延之外，還有一種社會功能，那就是塑造穩定可靠的個性，以便更好地履行個體的社會責任，以及不破壞社會紐帶。市面上的斯多葛主義訓練指南，往往很容易忽視這個重要關切。
勇敢是斯多葛主義奉行的四大美德之一，所謂勇敢往往需要我們在世俗生活中不逃避問題，積極進取地解決問題，與此同時仍然能夠有效克制自己，使自己的內心平靜不被外界干擾所打破。一個人既要積極面對現實，又要不跟欲望和情緒隨波逐流，這當然是很需要勇氣的事情。
奧勒留皇帝一再反省與人打交道的難處，他甚至多次明確表示很討厭跟人打交道，但他也不斷勉勵自己為了責任和公共福祉，要勇敢而且冷靜地面對錯綜復雜的社會關系。在這一個面向上，斯多葛主義的行為方式顯然是不逃避問題，反而還勇敢承擔社會責任。
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每個斯多葛主義者都不是作為孤立的個體而存在，他不但表現出強烈的歸屬感和社會聯結感，還始終牢記自己對他人的社會責任，而他自己面對逆境的韌性，也關系到社會渡過危機的彈性應變能力。
但為什麼斯多葛學派這麼重視個體對他人的社會責任呢？這與斯多葛學派的「內親化」概念息息相關。英國哲學家朱莉婭·安娜思對「內親化」的解釋是，人天生就有一種自愛和自我保存傾向，這個過程叫做個人內親化；個人內親化發展的結果就是人成了理性動物，於是開始關心自己的後代、親屬和朋友，結果就形成超出自愛范疇的對他人的關懷，後面這個過程就叫社會內親化。也就是說，社會內親化是從個人內親化演變出來的，兩者都是人的天性，都是理性自然發展的結果。為什麼社會內親化與個人內親化同樣重要呢？
這是因為當人通過個人內親化過程形成了理性之後，就會意識到自我保存是無法光靠自己一個人來實現的，這時候他不僅需要依靠其他人，還需要與其他人合作以保障共同安全，其他人願意合作也是為了實現和保障自己的自我保存，而人類社會正是在個人利益和共同利益相結合的基礎上形成的。
斯多葛派強調個體的社會責任，是因為社會內親化是人性和理性自然發展的結果；與此相反，如果個體都放棄社會責任，不再關心其他人，也不與其他人合作，這不僅違背人的天性，還給個體生存造成危害，乃至人類社會因自相殘殺而滅絕。事實上，救助他者也是一種動物本能，比如我們在一些網絡影片中看見大象救落水的小鹿、猩猩救落水的小鳥、小象救落水的人類等等，這說明救助他者的本能在自然界中同樣常見。也就是說，即使不需要理性介入，動物本能也一樣有超出自身范疇的他者關懷。
話說回來，在另一個面向上，斯多葛主義的情緒控制技術並不是宣揚處世圓滑的「妥協哲學」。實踐智慧告訴我們在遭遇逆境時，需要有審時度勢的靈活性，斯多葛主義者調整情緒以適應逆境恰恰是這種靈活性的表現，但這跟奴隸道德所鼓吹的生存智慧完全不是同一回事情，因為斯多葛主義者普遍有種堅守內心、拒絕妥協的傾向。
愛比克泰德說，即使是被捆綁起來的奴隸也依然可以獲得內在的自由。這句話實際上是表明，斯多葛主義者是最不可能被外在環境馴化的人。有這種傾向性，並不是因為斯多葛主義者有脫離現實政治的道德清高，而是因為他們將自己塑造自己和自己掌控自己命運，視為哲學訓練的核心關切之一，而這個自我重塑過程是嵌入在社會行動中完成的，並不是光靠冥想就可以實現的。這種自律特點和強烈的行動主義傾向，後來跨越十幾個世紀還影響了法國的存在主義思潮。正因為有這種特點和傾向，斯多葛主義者表現出難以被腐化、難以被侵蝕的特點。在羅馬共和國和帝國時代遭遇獨裁和暴政的時候，還有大批斯多葛派政治家和哲學家結成了反對派，即使其中很多人遭到處決或者流放，也沒有瓦解斯多葛派的抵抗決心。
在澄清了以上兩種誤解之後，我們就會發現斯多葛主義絕不僅僅是一種個人修養，因為它同樣致力於培養穩定可靠、自律而且有行動能力的社會人格。這就意味著如果將斯多葛主義應用到中國的反對派政治訓練上來，我們也需要培養出具有相當韌性且不容易被環境侵蝕的政治品格。當然，中國眼下並不存在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政治反對派，但反對派政治運動卻不是不可能，這取決於我們如何培養出足以組織和領導反對派政治運動的政治品格。在社會運動低潮期，當憤世嫉俗和悲觀情緒蔓延到全社會的時候，我們迫切需要一種前所未有的政治理性來引導社會安全渡過急流險灘。
普遍性的悲觀主義往往是阻礙一個社會采取行動的最大心理障礙，斯多葛主義在這方面就表現出一種非同尋常的政治理性。我們在前面提到，斯多葛主義者經常利用壞事預演法來設想一些極其糟糕的突發狀況。長期這樣訓練的結果，就是人會逐漸形成一種准備接受意外狀況的心理預期，這不僅有助於減少應對逆境的過度反應，還有助於增強人面對復雜局勢的心理韌性。與一般悲觀主義完全不同的是，壞事預演法沒有宿命論傾向，斯多葛主義者反而結合控制二分法，將不可控因素隔離開來，轉而將行動和信念集中到改善人力可為的側面，把負面想象轉化成一種具有行動力的樂觀主義。
但是斯多葛式樂觀主義與一般意義上的樂觀主義很不相同，甚至可以說是完全反對廉價的樂觀主義，因為缺乏心理韌性的樂觀主義往往最容易崩潰。
根據「斯托克代爾悖論」，樂觀主義者反而是最先絕望和最容易放棄的那一批人。「斯托克代爾悖論」得名於美國越戰英雄詹姆士·邦德·斯托克代爾，他在越南戰俘營裡關押了七年半之久，期間跟其他美軍戰俘一起遭受了無數次酷刑虐待。後來斯托克代爾發現，反而是起初最樂觀的美軍戰俘沒有一個活著走出煉獄。那麼，幸存下來的美軍戰俘是怎麼活下來的呢？
斯托克代爾說這要得益於他參軍之前在斯坦福大學接觸到的斯多葛哲學，尤其是愛比克泰德思想幫助他極大地提升了克服逆境的心理韌性。斯托克代爾還在戰俘營裡領導了一系列地下抵抗運動，並利用斯多葛哲學原理制定了一整套行為規范來幫助獄友堅持抵抗。這場抵抗運動主要參與者後來都被單獨囚禁，但是單獨關押並沒有摧毀他們的抵抗意志，這些人都順利渡過了囚徒困境，不但沒有招供，還頑強地活了下來。斯托克代爾說，如果他們迫於恐懼而失去自尊，他們的敵人就會得逞。
顯然，斯多葛主義重塑了這批美軍戰俘的弱者心境，他們調侃關押他們的監獄是「河內希爾頓酒店」，他們不僅不仇恨酷刑折磨他們的監獄看守，反而還對其酷刑工作表示理解。可以說，斯多葛主義要塑造的態度絕不是廉價的樂觀主義，更不是完全喪失抵抗意志的悲觀主義，而是一種冷靜面對殘酷現實的行動主義。就中國未來的反對派政治而言，我們不僅要幫助公眾客觀理解現實困境是怎麼形成的，還要同時對抗彌漫全社會的悲觀情緒和廉價的樂觀主義，這兩種情況都像是由於認知上的惰性而產生的自欺欺人。
就一種更務實的態度而言，新的政治理性強調在可控范圍內持續推進社會變革。那麼，對我們而言什麼才是可控范圍呢？這不僅包括抑制各種浮躁的社會情緒，還涉及到恢復社會信任、探索合作模式、重建社會紐帶、重塑道德責任感等等。這些內容實際上就是捷克思想家哈維爾所追求的公民政治訓練，這關系到修復橫向斷裂的社會聯結，為「反政治的政治」和「不同政見運動」鋪平道路。政治上抵制極權國家，這當然是有必要的，但光是這樣做還遠遠達不到推翻極權政府的目的。因為反對者之間無法實現有效合作，甚至彼此不能達成妥協，處於事實上的一盤散沙狀態。這樣的情況不僅無助於形成政治上的反對派，還無助於形成切實可行的社會替代方案。也就是說，假如反對者之間尚且無法克服正常溝通和合作障礙，社會憑什麼相信應該把國家命運交付給一幫烏合之眾呢？把國家命運交付給烏合之眾，這當然是不負責任的事情。
中國歷史上的農民起義政權和共產主義政權都有一種典型的暴民統治特點，假如反對者們形成了要避免暴民政治和暴政循環的共識，那為什麼不從自己開始，把暴民習性剔除出去，把自己訓練成合格的政治反對派呢？
這就是我們最後要談到的問題：應該怎麼把斯多葛主義應用於反對派政治訓練呢？毫無疑問，這涉及到運用斯多葛主義的「思想技術」來重塑我們的社會觀念。其中首當其沖的修正目標就是我們身上的暴民習性。當我們說暴民的時候，很多情況主要是用來指責他人，但在中共當局眼中，所有反對者都是暴民。
一個合格的斯多葛主義者，當然應該反省自己是否具有合格的政治反對派品質。假如我們身上果真有著暴民習性，那就勇敢面對現實，去糾正它，把它培養成具有公民意識的政治品格。比如暴民習性有一些非常突出的特點，包括暴戾習氣重、無法跟人合作、疑心病、自私自利、容易情緒失控、容易浮躁、容易盲目自信和目中無人、容易憤世嫉俗、容易形成刻板觀念且有反智主義傾向等等。偏見和惡習也是暴民習性最常流露出來的外化特征，再加上喜歡抬槓和習慣性否定他人，暴民習性使得人與人之間無法互相合作，反而還互相怨恨。
什麼才是一種有效的合作態度呢？謙遜和互信無疑是必備品質。如果一個人喜歡詭辯和懷疑一切，喜歡誇耀自己的小聰明，這樣的人還怎麼合作呢？你總不能等到上訪被打壓，走投無路的時候才想起跟人合作吧？如果要別人指出我們自己的問題，這種情況既不現實，我們大多數人也接受不了。對於一個斯多葛主義者來說，最佳的替代方案就是及時克制和經常自省。一個不經常自省的人很難具有謙遜品質，反而習慣性指責他人、習慣性跟人抬槓；而一個懂得克制的人則經常及時阻止自己的沖動行為，及時自省和自我修正。要做到這些改變沒有那麼難，但也沒有那麼容易，這就像一場小型考試，完全不做任何准備絕大多數人都是過不了關的。這也是為什麼我們說需要「政治訓練」。
我們當然可以把斯多葛主義哲學拿來訓練我們自己，這種哲學最突出的特點就是克制和自省。比如我們可以結成學習小組，通過定期的學習交流來互相勉勵、互相督促。這種學習小組就是一種微觀的結社模式，它有助於我們培養堅持做一件事情的耐心和毅力，也有助於加強我們與其他人的社會紐帶，讓我們嘗試信任和依賴其他人。當然，我們也可以選擇自己在現實中的學習榜樣，向人腳踏實地學習克制和謙遜的品格，甚至可以以那人為人生導師來勉勵自己，以保證自己在現實中有源源不斷的動力。
對於有更長遠政治目標的人來說，學習歷史上和現實中的政治家會取得立竿見影的效果，比如可以用閱讀傳記和觀摩演講等方式來領會這些政治家的政治品格。每一個斯多葛主義者都會為自己樹立很多效仿榜樣，這樣做當然是有好處的。如果只盯著一個榜樣來訓練自己，這即使不會變質成洗腦，也會變質成個人崇拜。在當前的流行文化中經常容易出現「粉絲文化」，這種「粉絲文化」並不是一種有效的學習態度，反而容易造成盲目崇拜和知識阻塞。這就像學校教育，你不可能指望從幼稚園到大學畢業一直讓同一個老師教你全部科目。斯多葛主義者通常會向許多榜樣學習，這些學習對象不必都是斯多葛主義者，但每個榜樣都會給他完全不同的啟發。這些學習榜樣不僅是日常用來警醒自己的，在遭遇人生困境的時候也可以用來鼓舞自己。
以我本人為例，我將意大利文藝復興政治家歸恰爾蒂尼視為自己的人生典范，不但我的保守主義政治觀念有很大一部分就是受到他的影響，每當我遭遇人生挫折的時候，我還會設想換成是他，他會怎樣應對復雜多變的局勢。此外，我還向他學習如何政治地思考，如何謹慎地權衡，如何沉著冷靜等等。
當然，光是歸恰爾蒂尼還不足以給我的人生定調，我也向哈維爾和古代斯多葛主義者學習，還有美國政治哲學家瑪莎·努斯鮑姆、美國政治學家麗莎·魏丁、法國哲學家昆汀·梅亞蘇等等，都是我的學習對象。隨著吸收的思想觀念越來越多，我就開始逐漸形成一種致力於社會變革的進取性的保守主義觀念。
不過話說回來，你在學習自己的人生榜樣的時候，不僅可以學習對方的思想理念，還可以學習對方的個人品質，甚至心智上的成熟度和良好的行為習慣都可以是學習對象。謙虛學習那些值得學習的榜樣，沒有什麼好丟臉的，如果覺得什麼都不值得你學習，自己不學習，還好為人師，那才是真正的閉塞、盲目和夜郎自大。
現在中共當局在推動中國向「學習型社會」轉型，這是十分諷刺的事情，但也需要引起警惕。當局的目的當然是通過創建所謂的「學習型社會」來強化意識形態控制，他們樹立了一系列社會主義道德模范，雖然目前還沒有對社會產生實質性影響，但是其中動機需要引起高度警惕。一則是因為中共確實是一個善於學習的政黨，我們經常看到從中央到地方組辦大大小小的學習活動，這些學習活動並不是簡單走過場，因為它們也在不斷強化中共的執政能力和鞏固其意識形態根基。
相比之下，中國社會並沒有主動學習氛圍，不僅公共場所沒有人讀書，反智主義和學科歧視等偏見還甚囂塵上。2024年中國人均閱讀量才4.79本書，這其中還有很大一部分是學校教育貢獻的。同一年美國人均閱讀量達到17本書，相比之下，美國才更像是一個「學習型社會」。另一個需要警惕的地方是，中共在擴張「學習型社會」，這對於青年群體來說是尤其危險的事情，如果我們不主動去爭取有學習精神的年輕人，年輕人就會被吸納進中共的「學習型社會」。總之，我們面對的是一個不但主動學習、還在加緊強化意識形態控制的獨裁政黨，然而反對這個獨裁政權的廣大群體，不僅滿足於一盤散沙的社會現狀，還缺少學習自強的精神，尤其是至今沒有意識到應該把自己培養成政治上的合格的反對派。
所以，我們鼓勵社會自發進行反對派政治訓練，不僅是要訓練出一批有能力粘合一盤散沙社會的領導人才和運動骨干，還要培養出一個有合作意識、文明開化、自信自強的公民社會。我們鼓勵社會主動學習進取，即便不能將青年群體都吸納到我們這一邊來，也要使他們對中共正在擴張的「學習型社會」產生免疫力，防止青年群體淪為獨裁政權思想意識形態毒害的犧牲品。
對於以培養反對派為目的的政治訓練來說，光是自發反省和推廣學習自強運動還不足夠，因為即使在取得最佳效果的情況下，也只能為社會培養一小批運動骨干和公民群體。我們還需要借助被中共當局封鎖的國際網絡空間，根據其防火牆的多孔性特點，透過多媒體平台和多圈層化的網絡社區，建立一個跨時空的公共領域。
我們不僅要吸納更多中國民眾和流亡群體參與這個跨時空的公共領域，還要在這個公共領域中，切實地鍛煉我們學習到的公民政治教育。我們一樣可以利用這個公共領域進行結社、演講、動員、游說和集會，對於普通民眾而言，有效的社會互動比公民政治教育產生的社會效果更加顯著。眼下隨著社交媒體興起，事實上已經具備重塑公共領域的傳播條件了，但是問題出在反對派政治訓練不足以及社會動員開展不起來等環節上。不過歸根結底，所有問題還是出在沒有出現一批足以形成社會共識的社會影響力者。
我們講的反對派政治訓練無疑有助於塑造這樣的社會影響力者，但我們要跨出的第一步還在於促成「社會影響力者聯盟」。不管是流亡者，還是身在中國大陸，不管是公開還是不公開參與，這個「影響力者聯盟」將是中國未來反對派政治的第一次重要演練，尤其考驗的是：政治訓練是否把我們改造成了具有合作精神和具備領導力的社會運動骨干。
你如果覺得你自己有能力管理國家，就應該用反對派政治家的標准來要求你自己：你不但要有具體可行的政策備選方案，還要具備處理復雜社會事務的能力——對於中國未來的反對派政治來說，要鍛煉這種能力首先就要學習如何動員國家、如何解決反對派陣營內部分歧、如何約束極端行為、如何有效談判協商、如何與中共政權斗爭，以及如何在斗爭遭遇挫折的情況下繼續鼓舞社會和保持斗志。這些復雜社會事務不僅鍛煉我們領導社會運動的能力，也會檢驗我們的政治能力。假如我們連這些基本難關都闖不過，還沒有耐心把自己朝政治家方向培養，將來國民憑什麼相信反對派聯盟有能力接管國家呢？將來的社會運動骨干，如果只滿足於以烏合之眾的標准來要求自己，不但會遭遇這種質疑，還會跟以前一樣無法把社會運動開展起來。
社會運動骨干面對這些難題，如果缺少斯多葛主義者那種學習能力和心理韌性，缺少自省和克制，再花里胡哨的政治手段也只能貶值成只會勾心斗角、忙於內斗，最終被中共各個擊破，成不了氣候。如果社會運動組織者和領導者缺乏締造新國家的政治家品格和才干，或者說，如果我們不能從政治品格上跟中共官僚區分開來，我們又憑什麼讓公眾相信未來的新國家一定比現在更好呢？但反對派政治訓練並不只是針對社會運動骨干，對於熱心公共事務的社會各界來說，
反對派政治訓練也是提升公民素養和培養公民社會的重要途徑。通常我們對「公民社會」有著相當頑固的誤解，就像我們對「公共領域」經常一知半解一樣。公民社會並不是仰仗政府授權才得以形成的，甚至法治環境也並不是公民社會形成的必要條件。就其在現代國家的誕生歷史來看，公民社會通常是自發形成的。比如在東歐劇變之前，中東歐前共產主義國家逐漸抬頭的公民社會就不是政府授權的結果，而是社會自強自主的結果，這當然也跟自強不息、努力進取的時代精神有直接關系。
近年有歷史學家以東斯洛伐克地區為研究案例，發現社會思想觀念轉變對天鵝絨革命產生了至關重要的推動作用。新的社會觀念包括哈維爾思想鼓勵民眾「生活在真實」中、民眾普遍質疑道德敗壞的政治環境、權利意識和對普世價值的追求超過了現實中的功利因素等等。即使相當多民眾持觀望態度，由思想觀念轉變激活的公民社會仍形成了席卷全國的抵抗運動。在此之前，捷克斯洛伐克已經出現了由多個行動者網絡架構起來的反對派政治運動潛流，其中以《七七憲章》簽署者為首的多個行動者網絡以半公開形式運作，其他由前體制內精英、文化界、宗教界和少數民族圈層構成的抵抗潮流則轉入地下運作，在多方行動者網絡互相配合之下，社會思想觀念轉變越演越烈，這意味著捷克斯洛伐克在天鵝絨革命之前就已經成功激活了公民社會，新思想觀念的傳播就對潛在的公民社會發揮著培育作用。
現在中國離社會思想觀念轉變還有很遠距離，我們會在下期節目解釋為什麼需要培養反對派政治，以及我們需要什麼樣的反對派政治，當然也包括反對派政治將要發揮的關鍵功能。
在極權主義國家不存在公民社會，而是普遍出現了一盤散沙的荒漠化社會，這當然跟當局鎮壓和封鎖有關系，但是隨著世界互聯網和多媒體技術發展，公共領域可以不再依附於地理上的社會環境，公民社會也自然可以依托多孔性的社會空間生長。我們面對的是由一個技術革命創造的全新時代，我們必須讓自己的觀念完美貼合到這個時代來。我們現在甚至可以依托網絡技術手段，實現在東歐劇變之前無法想象的言論自由環境，怎麼我們反而比當時的東歐人民更加畏縮不前了呢？
事實上，我們面對的真實問題並不是客觀上的恐懼成分是否有所增加，而是未能充分意識到在新的技術環境和時代氛圍中，我們有許多本來應該做卻沒有做成的事情。斯多葛主義政治訓練歸根結底就是在做這樣的事情：這種訓練教會我們撇清畏難情緒干擾、克服心理障礙、重新審視現實，幫助我們在具體環境中切實分析，有哪些事情我們本來可以做但是沒有做到，還有哪些事情我們根本做不到卻白白浪費時間空想。這就毫不奇怪斯多葛主義被普遍認為是一種非常務實的態度。對於中國的反對派政治訓練來說，斯多葛主義不僅培養政治品格，還是一種實用主義方法論。
當然，盡管我們本期節目將之當成一種「思想技術」來探討，斯多葛主義遠遠不止是方法論問題。以後有機會我們再探討斯多葛派哲學思想，甚至也可以做幾期針對控制憤怒和悲觀情緒的專題。本期影片著重介紹了運用斯多葛主義「思想技術」來進行反對派政治訓練，這是正式推出反對派政治運動之前的前期預熱和准備工作。在下期影片中，我們就來式探討我們應該追求怎樣的反對派政治運動。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