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5月25日星期日

Weiße Taube von Sommer:歷史真相是把握自己命運的利器

 作者:Weiße Taube von Sommer/德國退休教師
自由時報-自由共和國


(上)


總統賴清德出席「歐戰勝利八十週年紀念茶會」,與歐洲各國駐台代表握手致意。(總統府提供)

總統賴清德出席「歐戰勝利八十週年紀念茶會」,與歐洲各國駐台代表握手致意。(總統府提供)


對中華民國而言,今年值得研討、紀念的歷史事件比較多。有的廣受關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八十週年、聯合國成立八十週年、中華民國抗日戰爭勝利八十週年、朝鮮半島爆發戰爭七十五週年。有的則並未受到應有的關注,特別是在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和二戰結束的同時,在中華民國境內卻開始了一場決定中華民國未來命運的全面戰爭。

根據歷史檔案,早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前蘇聯獨裁者史達林就向中共提出了抗戰後「中國人的內戰」問題。大量的歷史文獻證明(包括美國的國務院檔案、俄羅斯公佈的前蘇聯檔案以及中共自己公佈的部分檔案),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之後,在中華民國境內全面爆發的所謂國共內戰的幕後主導者正是史達林。

對中華民國而言,同時也是對國際社會和聯合國而言,這場戰爭特別值得關注的原因在於:

第一,這是聯合國成立不久,也是聯合國成員國共同簽署了《聯合國憲章》之後,一個聯合國成員國——前蘇聯——試圖通過它的傀儡政權——中共政權——進行的一場顛覆另外一個聯合國成員國主權的戰爭。而顛覆中華民國主權的計畫是早在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就已確定了的,是俄國人改變世界命運和遠東格局的關鍵步驟之一。

一九四九年,在史達林的一再催促下,毛澤東於十月一日向世界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成立。實際上,早在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俄國人在《中國共產黨的任務》特別決議中就提出了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口號。而將北京作為紅色中國的首都也是史達林所確定的。這是史達林第二次指令中國人確定自己的首都。第一次是在蘇俄軍政力量與中國國民黨合作期間。當時中共集體加入了國民黨,目的是在共產國際領導之下,與國民黨左派一起將中國國民黨改造成為布爾什維克黨。一九二七年一月,史達林要求蔣介石將首都定於武漢。當年蘇共中央政治局還專門建立了「人民共和國最高領導機構」。由此說明,這個首都是蘇俄希望建立的「人民共和國」的首都,而不是中華民國的首都。為此,蔣介石與共產國際和中共徹底決裂。於是史達林發出了在中國建立蘇維埃政權的號召。一九三一年,俄國人在中華民國的腹地建立了傀儡政權——中華蘇維埃共和國。

第二,莫斯科戰後的全球戰略和遠東戰略的核心,就是利用二戰的結果建立和鞏固與民主自由世界相對立的蘇維埃陣營。為了保證這一戰略目的,史達林實行的是全球性冷戰和區域性熱戰相結合的戰略方針。顛覆中華民國主權的戰爭正是二戰結束之後爆發的第一場熱戰。這場熱戰的結果是,美國政府對華政策徹底失敗,美國政府寄予二戰後維護亞洲和平力量這一厚望的中華民國政府被迫遷往台灣,從而使遠東乃至世界格局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並影響至今。

第三,二戰後第一場熱戰的直接結果不僅涉及到中華民國主權和命運的問題,而且引發了二戰之後的第二場熱戰:朝鮮半島的戰爭。之後,熱戰繼續向東南亞延燒。其實,早在一九一九年,負責蘇俄遠東事務的史達林就已經制定了盡一切可能加劇中、日、美三國衝突的遠東總政策。後來遠東發生的一系列重大歷史事件均與此密切相關。二戰後的兩場區域熱戰也是史達林地緣政治和東歐戰略中的關鍵環節:利用金日成迫使中共通過熱戰與美對抗,從而減輕美國在東歐對莫斯科的壓力,鞏固東歐衛星國陣營。

令人遺憾的是,前述重大事件有著太多的歷史真相鮮為人知。正是由於今人缺乏對歷史真相的正確認知,國際社會至今難以找到有效方法終結威脅人類和平的邪惡歷史。

以俄烏戰爭為例。

就世界歷史而言,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前,列寧領導的布爾什維克建立了蘇維埃政權。一戰結束之後,克里姆林宮於一九一九年建立了共產國際,並通過暴力革命的手段開始實施列寧在共產國際成立大會上正式提出的建立世界蘇維埃共和國的計畫。此後,人類社會出現了兩個完全不同的發展朝向的博弈,並開始了兩個針鋒相對的國際陣營的形成過程。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十六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討論了《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成立條約》,並決定,將聯盟國家命名為「歐亞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烏克蘭加入的蘇維埃聯盟。莫斯科同時還向世界宣佈:「從各蘇維埃共和國成立時起,世界各國就分成兩個陣營:資本主義陣營和社會主義陣營。」納粹德國的崛起使得世界局勢出現了變數,但蘇維埃聯盟運動並未終結。二戰結束之後,兩大陣營正式形成,雙方的博弈也在全球範圍內展開。

(下)



習近平出席莫斯科紅場舉行的「二戰歐洲戰場勝利80週年」閱兵,與普廷並肩而坐。(歐新社檔案照)

習近平出席莫斯科紅場舉行的「二戰歐洲戰場勝利80週年」閱兵,與普廷並肩而坐。(歐新社檔案照)


列寧和史達林的蘇維埃聯盟運動影響了幾十個國家的命運。然而,前蘇聯解體之後,國際社會,特別是當年的受害國群體,並沒有根據《聯合國憲章》等國際條約,通過有效的國際法,像終結邪惡的納粹歷史一樣,公佈真相,聲索主權,以求終結這段邪惡史。相反,國際社會反倒認為這段歷史已經終結,甚至養虎為患,從而為今天留下了巨大的戰爭隱患。今天的俄烏戰爭就是蘇維埃聯盟運動的後遺症。由於沒有聯合國和國際法的有效約束,當年眾多的受害國如今也必須時時擔心著遭遇烏克蘭同樣的命運。當今一些政治家往往越過了蘇維埃這段邪惡的歷史,簡單地從沙俄帝國的歷史中去尋找俄烏戰爭的歷史根源和解決途徑,這無異於緣木求魚。

今天的中華民國台灣面對的其實也是同樣的問題:就歷史而言,中華民國是蘇維埃邪惡歷史的最大受害國之一。就現實而言,今天的中華民國台灣所面對的最大威脅,正是殘存至今的蘇維埃邪惡勢力。

事實上,從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後,中華民國的抗日戰場便成了與盟國並肩反抗法西斯侵略的中國戰場。之後的一系列歷史事件都使得中華民國的問題成為了一個維護以主權為基礎、國際法為準則的戰後世界秩序的問題。既不是單純的內政問題,更不是什麼國共兩黨的政爭問題。當年美國政府將共產主義問題作為中華民國的內部事務而不加干涉,結果造成了美國後來對華政策的一系列慘敗,並遺患至今。

同樣,中共領導的政權所涉及的問題也不是內政問題。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的一九四九年七月,中共中央向史達林提交了正式報告,給自己即將領導的新政權做了明確的定位:「毛澤東同志與中共中央認為,蘇共中央是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統帥部,而中共則只是一個方面軍總部。部分利益必須服從國際利益。」「我們中共必須服從蘇共中央的決定。」(俄羅斯聯邦總統檔案館AP RF 10719)。 由此可見,莫斯科統帥部裡面的一個方面軍總部領導的政權沒有主權意義。

雖然前蘇聯早已解體,蘇共早已不復存在,但中共不僅並未通過正式途徑向國際社會反思、否定自己的邪惡歷史,反而在言論和行動上延續著列寧和史達林道路。唯一不同的是,史達林去世之後,在毛澤東時代,中共就已經從方面軍總部變成了試圖改變世界命運的統帥部。到了今天,在缺乏對歷史真相認知的國際人士的幫助下,中共政權已經具備了影響世界未來發展朝向的能力。二○一七年,中共黨魁習近平正式向聯合國提出了建立「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倡議,並被多次寫入聯合國決議中。

一九五○年八月,在聯合國和美國面對陡然爆發的朝鮮半島的戰爭顯得措手不及的時候,史達林曾對他的東歐盟友兩次斬釘截鐵的說道:「從世界均勢的觀點來看,這一切是不是對我們有利呢?當然是!」七十五年後的今天,在紅場檢閱臺上攜手並肩的普廷和習近平二人是否也會有著與史達林當年同樣的良好感覺呢?

就兩個世界發展朝向的力量對比而言,無論是戰後的第一場熱戰所涉及的反對蘇俄勢力擴張的中華民國和美國,還是一九四九年成立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還是朝鮮半島戰爭所涉及的與蘇俄勢力相抗衡的包括聯合國和聯合國軍在內的各國各方,還是蘇聯解體後從衛星國或加盟共和國恢復自己主權的國家,以及他們後來陸續加入的聯盟…代表正義的力量如此之強大!相形之下,世界殘存的蘇維埃勢力不過就是孤家寡人,過街老鼠。

然而現實中的景象似乎剛好相反,面對烏俄戰爭,世人看到的像是一番束手無策的景象。而這種景象也同樣充分地反映在了台灣島內。其原因之一恐怕正跟人們缺乏對歷史真相的認知有關。筆者兩次赴台灣查找歷史真相的經歷加劇了筆者在這方面的擔憂。

當年,曾經的中華民國國民缺乏對事件真相的認知,因而無法掌握自己的命運。倘若今天的中華民國國民依然缺乏對歷史真相的認知,那麼他們又該如何把握自己未來的命運呢?

筆者還是相信歷史真相的力量!歷史真相本身就是把握自己命運的利器!(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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