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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ne 5th, 2022
张爱玲说她最讨厌政治，不想与政治沾边，但她的政治敏感度却往往让人佩服。细细纵观她的一生，她在政治好象没有出过大的差错。
香港哈耶出版的《张爱玲的闺密》披露了张爱玲五十年代在中共政治生态的状况，以及她逃离中国大陆的经过。
在张爱玲出版的《传奇（增订本）》在书前写了一个《有几句话要同读者说》：
我自己从来没想到需要辩白，但最近一年来常常被人议论到，似乎被列为文化汉奸之一，自己也弄得莫名其妙。我所写的文章从来没有涉及政治，也没有拿过任何津贴。想想看我唯一的嫌疑要末就是所谓“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第三届曾叫我参加，报上登出的名单内有我；虽然我写了辞函去，（那封信我还记得，因为很短，仅只是：“承聘为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代表，谨辞。张爱玲谨上。”）报上仍旧没有把名字去掉。
至於还有许多无稽的谩駡，甚而涉及我的私生活，可以辩驳之点本来非常多。而且即使有这种事实，也还牵涉不到我是否有汉奸嫌疑的问题；何况私人的事本来用不着向大众剖白，除了对自己的家长之外仿佛我没有解释的义务。所以一直缄默着。
这麽清楚的立场，可见她决不是如有人说的那样政治白痴。这就不难理解她在1952年能够清晰的看清政治形势，及时离开险地的行动，也成为了后来的马思聪等人的榜样。
1949年5月27日，全国最大的城市上海解放了。那时，张爱玲的心理与一般上海小市民的心理一样是一种茫然。《张爱玲的闺密》：张爱玲对三、四十年代左翼文学就很看不惯，本能的反感，从内心感到一种无形的压力。那时候左翼的进步作家写的作品都是代人民群众讲话，为百姓诉苦诉冤，是人民大众的文艺，这自然能引起普遍的同情，受一般百姓的欢迎。但是张爱玲觉得社会舆论又有一点常表不满，那就是左派文学“诊脉不开方”，找不到根治人民群众不幸的药方，如果非要这些作家开方，就不外乎阶级斗争的大屠杀，
“现在的知识份子谈意识形态，如同某一时期士大夫谈禅一般，不一定懂，可是人人会说，说得多而且精彩。”
在这时，张爱玲已经知道她不得不改变自己了，但是除了自己最熟悉的环境，最擅长的题材，自己还能写什麽呢？在以前有朋友曾问她：“无产阶级的故事你会写麽？”她想了一会儿，说：“不会。要未只有阿妈她们的事，我稍微知道一点。”后来从旁人那里了解到这些旧家庭的老妈子们并不算是无产阶级，她也就不打算写“无产阶级”的事了。
在这一时期，他以“梁京”为笔名在上海《亦报》上以连载形式发表了长篇小说《十八春》和《小艾》。《十八春》是她一生中第一部长篇小说。《十八春》从男主角沈世钧的立场回忆往事，以沈世钧与顾曼桢的悲欢离合为轴心，描写几对青年男女的爱情婚姻在乱世睽隔中阴差阳错。世钧的良善和软弱，曼桢的痴情和不幸，还有曼璐的自私，祝鸿才的无耻，书中的主要角色，体验了乱世的甜酸苦辣，最后为拥护新政权、贡献新国家在东北大团圆。
虽然有情人都未成眷属，令人惋惜，却各有所配，从此走向新生。全书共十八章，男女主角和相关人物也离离合合了十八个春天，正暗合传统京剧《汾河湾》的旧典。《十八春》表现的固然是儿女私情，却也明显纠缠着政权更替国家重建的大历史敍述，是宗法“苍凉”、主张“参差的对照”、一直致力於杂陈历史的张爱玲在小说创作中处理虚构敍述与历史进代关系的一种新尝试。以至有论者认为《十八春》联结着两个时代，联结着两个张爱玲；一个以往的张爱玲和一个可能有的新有张爱玲。
意料之中却又在意料之外，在读者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尽管当时“梁京”还是一个十分陌生的名字，但是很多熟知张爱玲的读者从《十八春》的写作手法、技巧和作品风格可以猜知，“梁京”即是张爱玲。金宏达曾在《再看〈十八春〉（及〈再生缘〉）》中这样说，“读《十八春》读出原来的张爱玲”。
1950年7月，《十八春》正在报纸上连载的时候，张爱玲意想不到地接到邀请她出席上海市一届文学艺术界代表大会的请帖，她有点不知所措，是谁出面要邀请自己呢？她不知道，邀请她的正是上海文艺界的领导人夏衍。老作家夏衍在抗战胜利后由重庆回到上海，就听说沦陷期间文坛出了个张爱玲，他找来张爱玲的许多作品读了，很欣赏张爱玲的文采，又看到报上连载的《十八春》，以及张爱玲编剧的《不了情》、《太太万岁》等影剧，觉得她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就力破众议，邀请她来出席会议。
张爱玲在上海的公寓旧居，坐落在静安寺附近一个热闹的十字街头，常德路195号，常德公寓。那是一幢被粉刷成粉色的大楼。这种粉色已经陈旧得有些发黑，像被遗忘了的、因为已经过期而显得发黑的粉饼。粉色的外墙镶嵌着咖啡色的线条，使这幢大楼看上去愈发古旧。张爱玲首次参加了党组织的大会，她穿着紧身旗袍，旗袍外面罩一件网眼的白绒线衬衫，这对她自己来说是极平淡素雅的装扮，与她自己从前的绚烂的衣着相比，真可以说是脱尽铅华了。但是在这会场上黑压压一片灰蓝的中山装中，她的这身装扮还是显得很突出。张爱玲坐在最后一排，她只是听听而已，并没有发言。但是她不难感受到大会上前所未有的高昂的政治激情。
1950年七八月间，在夏衍的安排下，张爱玲随上海文艺代表团到苏北农村参加土地改革工作。这两个月的深入生活，是她和中国大众距离最近的一段历程，但也是距离“她自己”最远的一个时期，因而也是她感到最尴尬和苦恼的一个时期。她所看到的“贫穷落后”、“过火斗争”与当时要求的“写英雄”、“歌颂土改”相去甚远，她在写、不写、写什麽之间困惑不已。她承认：“一般所说时代‘纪念碑’式的作品，我是写不来的，也不打算尝试。”
到1951年底时，政治的气氛似乎更浓了，这年的11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於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要求在学校教职员和高中以上的学生中普遍开展学习运动，号召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之后，这个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迅速从教育界扩大到整个知识界和文艺界。所有的知识份子都毫不例外要进行思想改造，像张爱玲这样从沦陷区、国统区过来的旧知识份子当然更得“改造”了。这时的张爱玲，已经不是原来的那个政治白痴，她很清楚自己的处境和未来的危险。她预感到的首先是政治上的威胁。她说她怕交响乐，因为这交响乐像政治，
“浩浩荡荡五四运动一般地冲了来，把每个人的声音都变成它的声音，前后左右呼啸嘁嚓的都是自己的声音，人一开口就震惊於自己的声音的深宏远大；又像是初睡醒的时候听见人向你说话，不大知道是自己说的还是人家说的，感到模糊的恐怖。”
她心中涌出一个念头：出走。《张爱玲的闺密》：香港大学复校的消息传来，张爱玲就写了一封信到香港大学去询问能否继续因战争而中断的学业，很快香港大学校方就答应了她。后来夏衍知道时，一片惋惜之情，却又不置一辞。这样一个人才，走了真是莫大损失，但留下来，以后能否继续写她的小说都很难说。她担心夜长梦多，因此，她对谁也不说，只有和她朝夕相处的姑姑知道。临走前，她与姑姑相约，为避免以后的麻烦连累姑姑，一走隔绝往来，不打电话，也不通信。姑姑把自己珍藏的家族照相簿交给爱玲保存，这样，相依为命的姑侄二人就从此决别，永远没有了相见的一天。她一人由上海到广州，再由广州乘车到深圳，通过罗浮桥，对面就是香港了。1952年7月，32岁的张爱玲只身离开中国大陆。通过海关检查时，她内心忐忑不安，她的通行证上用着化名，海关检查人员大概是她的《传奇》和《流言》的忠实读者，记得她照片的模样，仔细地看了看她，就问：“你就是写小说的张爱玲？”张爱玲一惊，不知该怎麽回答，只是战战兢兢含含糊糊地咕哝一声“是”，她紧张到了极点，生怕被扣下来。谁知那人竟非常和蔼地笑了笑，不再检查就放她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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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附：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副部长夏衍的下场
文革开始后被打倒和批斗
1965年初，文化部整风结束，夏衍被正式免去了文化部副部长职务，从此赋闲在家。他染上了神经性皮炎，全身奇痒无比。这一年4月，一位友人离京前来向夏衍告别，走进夏衍位于北京南竹竿胡同的家时，只见原本热闹温馨的四合院里空落冷寂，夏衍孤独而平静地坐在一间空屋内，原本充满了两三间房屋的书籍不见了，墙上的名人字画和书桌上的两架电话也不见了，屋子里连一张报纸也没有，令人恻然。1966年2月，夏衍病体稍愈，即遵照组织安排，赴山西介休参加农村“四清”运动，不久又因病回家。4个月后，“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上街。夏衍在劫难逃。
这一年的6月16日，夏衍与其他被称为中宣部“阎王殿”的大小“阎王”一起，被集中到了社会主义学院，事实上已经失去了人身自由。同年8月12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了第一次对“阎王殿”的万人批斗大会，夏衍被迫挂着沉重的牌子被揪上台去。牌子上写着“反革命文艺黑线大头目、电影界祖师爷”，为示羞辱，夏衍的名字上还被打了红色大叉。红卫兵对这位当时已经66岁的老人拳打脚踢。当造反派命令他们低头弯腰时，一颗纽扣从夏衍的衣服上掉了下来，他平静地捡起来收在了自己的口袋里。
8月14日，夏衍和齐燕铭、陈荒煤、林默涵等人被关押到了文化部机关“大庙”内，名曰办“学习班”，实则在群众大会上遭到批斗。红卫兵小将要求他们把头发都剃得光光的，跪在地上唱“我有罪，我是牛鬼蛇神，我们是牛鬼蛇神，我有罪”，夏衍“无论如何唱不出口”，挨打的机会就更多一些。他思考，“经过了这些‘游斗’、拳打脚踢、无休止的疲劳审讯，我倒真的觉得自己的过去百无一是，真的是应该‘低头认罪了’，这不单是对淫威的屈服，也还有一种思想上的压力，这就是对无上权威的迷信。”
但即便是在这些时日，“学习班”的“学员”还可以每周六回家一次。可好景不长，1966年12月4日，正是夏衍回家的日子。当晚深夜1时，一大群红卫兵忽然闯进沈家来，把夏衍从床上拖起来叫跟着走。等到女儿沈宁追出门去，汽车已经绝尘而去。到了第二天早上，家人才明白过来，父亲被造反派抓走了。周恩来总理知道后，出于保护考虑直接下令干预，最终夏衍等人被送至大红门某卫戍区营地“监护”。
身体崩溃，失明
接下去的两年，斗争不断。专案组要夏衍写自传，“重新审查历史”。他被猛打，被迫改吃粗杂粮，被折磨至脚肿。他后来写道：“我记得很清楚，1967年5月1日，‘专案组’的头目责令我在一星期之内，写出一份从祖宗三代起到‘文化大革命’止的‘自传体的交代’，我如期写了三万多字，可是交出之后的第三天，就被叫去‘问话’。那个穿军装的头目拍着桌子怒吼：‘不行，得重新写过，要你写检查，不准你替自己树碑立传。’我记得这样的‘交代’前后写了三四次……但这也逼使我比较系统地回忆了过去走过来的足迹。”
1968年12月22日，因为身体虚弱，走路时稍微慢了一些，他被看守者踢倒致使右腿股骨胫骨骨折，因为没有得到及时医治，从此落下终身残疾。到了1969年2月，夏衍的旧疾十二指肠溃疡再次急性发作导致大出血，送医后稍有好转，又被继续送回逼供。监禁生涯里，他的视力大大减退。他自嘲“全身的皮都脱掉，重新换过了”，跟阎王爷打了一个招呼，或许是那几年“人满为患”，人家没收。
夏衍：“老实说，在过去我认为正的不一定正，我认为直的不一定直……其中，最突出的一点，就是人是会变的，‘人心’是复杂的。有好几个我几十年的‘老友’，居然为了做官而上了贼船。而另一些人，却经受住炼狱而保持了坚贞。”（致柯灵，1979.8.29）
“在‘招待所’八年又半，备经艰险，但我自信清白，对横逆之来，一直以止水明镜之心，坦然处之，因此回家后亲友相见，都说我‘精神状态良好’，也只有这一点，觉得可以告慰于故友的。”（致李灏，1975.9.25）
烧焦火柴头写下的纸片
在监狱中，他的记忆似乎又回到了小时候：“在这之前，我从来不失眠，也很少做梦；可是也就在这个时期，一入睡就会做梦，奇怪的是梦见的都是童年时期的旧事，梦见我的母亲，我的姊姊，梦见和我一起在后园捉金龟子的赤脚朋友。每次梦醒之后，总使我感到惊奇。事隔半个多世纪，为什么梦境中的人、事、细节，竟会那样的清晰，那样的详细！我二十岁那一年离开杭州，久矣乎听不到故乡的乡音了，而梦境中听到的，却是纯粹的杭州上城口音。”
夏衍是个文人，但有着从政的经验，同时还有着新闻记者的敏感。1971年9月13日以后，他注意到附近小学传来的广播里，“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林彪及其他一些名字忽然消失了，直到国庆节也没有出现。果然，第二年开始，夏衍可以被允许规定时间内会见家属了。
1972年9月7日上午，夏衍的夫人蔡淑馨带着女儿沈宁和外孙赵欣，儿子沈旦华夫妇和孙女沈芸六个人一起到公安部设在府学胡同卫戍区的接待室等候夏衍到来。当夏衍步入接待室时，沈宁看到时隔六年的父亲成了一个脸色苍白、瘦骨嶙峋的伤残老人，不禁泪流满面。
蔡淑馨连忙在一边安慰说：“多少人家都没有了，我们家都在，还添了人口。”夏衍微笑颔首。他最担心因为自己的关系而使子女受到牵连，如今看到儿子不仅结婚还添了丁，顿感十分欣慰。赵欣和沈芸当时年纪还小，两人还争着玩爷爷的拐杖，待沈宁要阻止，夏衍却示意不要干预，开心地看着孙辈绕膝。会面的时间就要结束了，乘着看守不注意，夏衍递给女儿一张摺叠的厕纸，等到沈宁展开看时，那上面是夏衍用烧焦的火柴头写下的“不白之冤”四个字。
用火柴头写下“不白之冤”（沈芸提供）
1975年被释放
1975年6月3日，夏衍被转移至“秦城”监狱，待遇提高了，干扰也相对少了。这时他的右眼已经近乎失明，牢房里的光照时间很短，他就利用上午光线较好的时间，选读了马恩全集中的一些有关哲学和经济学的篇章。夏衍最为得意的是拆被面、洗被面、缝被子，自己全会做，那一刻的成就感让他感觉自己不再是一个“损目折肢”的人。他也终于获准给家人留下只言片语。
6月17日，在江西丰城的林默涵写信给毛泽东，7月2日，毛泽东在林默涵信上批语：“周扬一案，似可从宽处理，分配工作，有病的养起来并治病，久关不是办法，请讨论酌处。”就这样，出狱的转机不期而遇。夏衍后来记录道：“1975年7月12日清晨，专案组和监狱负责人突然宣布：‘周扬一案可从宽处理，即日解除监护。’我感到意外，但我还是冷静地对那个专案组的小头目说：‘关了8年半，批斗了几年，要解除监护，得给我一个审查的结论。’对方蛮横地回答说：结论还没有，但可以告诉你，敌我矛盾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这时，和专案组一起来的对外文委的项明同志对我说，已经通知了你的家属，都在等着你，先回去吧。于是我就拄着双拐离开了秦城。”
而对于这次的“释放”，夏衍的反应似乎迟钝了，他还懊恼：“刚刚洗好的被子，缝好了，还没来得及睡一觉，就让我回家，白忙了……”
回到南竹竿胡同113号的家，院落已经破败不堪，原来独居的院子，已经迁入了七户人家，加上夏衍八户，成了名副其实的大杂院。夏衍家只保留了一排朝南的正房：一间客厅和两间东西房，再加一间紧东头的厨房厕所，前后院朝北的东侧的隔墙上写着一条“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标语。
沈芸记得，回到家的祖父夏衍就住在原来的客厅里，窄窄单人床紧挨着客厅西边的墙，床头放个茶几，床尾摆了把藤椅。一张吃饭用的四方桌放在屋子中间，冬天再生上个大炉子，一家三代住在一起，活动空间非常局促。
饶是如此，夏衍已深觉庆幸，他写信告诉老友：“十年来第一次得到团聚，深有‘生还偶然遂’之感。”当时，虽然监护解除了，但沈家门口经常还有鬼鬼祟祟的人影在巡视，还有人在打小报告。不过夏衍依旧感受到了光明和温暖，“在我回家的几天之后，首先来看望我的是廖承志和李一氓同志，承志的乐观，一氓的安详，给了我无穷的勇气。廖用两手按住我的肩膀，笑着说：居然还活着，这就好！人间不会永远是冬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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