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那时，她会登报来寻找曾经为杨明湖献过血的几位市民，并亲自感谢他们。
撰文/摄影：龚江宇歪脑 12/09/2024
当北京一号线的地铁列车驶近天安门时，尤维洁开始陷入回忆与沉思。
像每一个时刻一样，北京的地铁上满是乘客，显示着这座城市的拥挤与繁忙，而里面很少能见到年老的人。已经71岁的尤维洁站在车厢过道上，小心地握紧扶手，以抵御地铁列车刹车时由惯性引起的晃动。她明显已经上了年纪，头发看起来有些稀松，如果仔细观察的话，内侧会有一缕白发显现出来。
【图略】尤维洁看向地铁门外（摄影：龚江宇）
她的目光逐渐开始聚焦在以白领和学生为主的乘客之外——遥远的35年前。1989年，胡耀邦的去世引发了北京连续一个多月的民主运动，学生们占领了天安门广场，呼吁反对腐败和自由。
这场运动以政府在6月3日夜间至6月4日凌晨动用军队和坦克的暴力镇压而告终，由于当局封锁消息，死伤人数无法确定。中国政府公布的官方数据指有“200余人死亡，包括36名大学生”，而在在外界的估计中，平民死伤人数从几百人至数千人不等。
尤维洁的丈夫杨明湖是其中的遇难者之一。
杨明湖在4日凌晨中弹，随后被送往北京同仁医院，并在医生的抢救下存活了两日，这让他有机会简短地向妻子讲述他受到枪击的经历。根据尤维洁的转述，他中弹的地点是南池子大街附近。
35年后，尤维洁带领记者来到这个就在天安门城楼不远处的地点，沿着红墙向西眺望，可以远远地看到天安门城楼的侧影。“那里，”她在走出天安门东站地铁站后说道，一边伸手指向位于长安街对面的公安部总部大门。“他（杨明湖）告诉我解放军就从公安部走出来，向对面的群众开枪。”
如今，35年过去了，虽然曾经的血迹早已不复存在，但阴影依旧挥之不去——天安门作为共和国的“心脏”，发生过，也持续保持着心惊肉跳的状态：环顾四周可以看到几十个警察，还有一些持枪的军人站岗。
当局连续数年都在天安门广场区域强化戒备，这并不限于每年的6月4日当天。在杨明湖遇难地点走过的短短几百米的距离，就经过了两个身份证检查站，这让尤维洁连连对记者感叹到这里的氛围甚至比几年前都紧张了许多。这里的戒备森严让她感到不适，便拉着记者赶紧离开。
“我已经好多年没有来过天安门了，”尤维洁说。“这个地方太让我悲伤了。”
1991年，屠杀发生后的第二年，尤维洁先后和丁子霖、张先玲两人会面，后两人各自的儿子同样是军队枪击的遇难者。随后，她们共同发起了一场长达二十余年的寻访工作，以揭露政府对死者人数的隐瞒。根据天安门母亲网站公布的信息，截至2011年8月，遇难名单上的人数是202人。
九十年代末，随着难属越找越多，他们开始将自己命名为“天安门母亲群体”，名字的灵感来源于“五月广场母亲”，后者在阿根廷的军政府统治时期由同样失去孩子的父母们组织起来。
随后，这个群体提出了“真相、道歉、赔偿”的三大诉求，并坚持至今，但当局几乎完全忽视了他们的存在。据媒体报道，2011年，政府人员和一位没有具名的难属进行了两次私人对话，但仅提出给予经济上的补偿。天安门母亲群体已在一篇公开祭文中表示，要求公开对话而非暗箱操作，并拒绝了外界“私下来了结”的企图。
此外，更多的“回应”则是越来越严密的监控和噤声：他们的电话受到监听，住所外有便衣监视，被禁止和记者见面，甚至有人被限制出境。
尤维洁说，在今年6月4日前的两个月里，有三家境外媒体的记者尝试到她的家中采访，但因遭到警方拦截而未能成功。她的微信账号也在六四期间被封锁。
尤维洁的微信账号在六四期间被封锁（摄影：龚江宇）
一、一年一度的祭奠
香山位于北京的西北部郊区，风景优美，每年秋天的红叶都会吸引无数游人。但鲜有人知的是，位于这座山脉西南麓的万安公墓，埋葬着八位六四屠杀死难者。
起初几年，各位难属去公墓祭祀，就会互相在对方家庭的遇难者墓碑或排位那里摆上花束。张先玲就提议到，既然都想纪念，不如就大家一起。九十年代末，大家开始在6月4日这天一起公祭，一直坚持到今天。
他们最初并没有引起注意。张先玲记得，最开始，甚至可以有记者前往公墓里面跟拍；后来，便衣开始抢夺记者的相机；再后来，到了十多年前，记者就进不去公墓了：各种监视也越来越严。如今，他们只能自己拍摄纪念活动的视频。
在三十五周年的纪念日当天，这座平时鲜有人造访的偏远墓园早已戒备森严。据记者观察，入口处驻有十余名警察和便衣，两辆警车的警灯不停地闪烁。而所有前往参与祭奠的难属都只能在早晨乘坐警察的“专车”到墓园去。
媒体公布的一段视频显示，六月四日这天，六位难属聚集在死难者袁力的墓碑前举办了简单的集体祭奠仪式，并由尤维洁作为代表宣读了祭文。祭文中说道，他们“一定会坚定地走下去，永不言弃”。
“对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发生的那场政治风波，中国政府早有明确结论。”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2024年6月4日回应外媒记者提问时表示，“我们一贯反对任何人以此为借口攻击抹黑中国，干涉中国内政。”中国外交部官方网站当天刊登的新闻发布会文字稿没有这些内容。
“这不等于什么都没说吗？”尤维洁看到后语带愤怒地说道。她感到严重的心理不适，仅观看了外交部发言人答记者问视频的前半部分。
成立天安门母亲时，尤维洁还是一个年轻的技术工人，并没有参加到寻访工作中。她如今已经退休多年，而丁子霖、张先玲都上了年纪。尤维洁在2014年接过了班，更多地承担起群体的工作。
二、关于杨明湖的记忆
当记者第一次来到尤维洁位于北京市二环内的家里时，她的客厅显得凌乱无序：胶带、塑料纸、剪刀之类的东西被随意地散落在几张椅子和白色瓷砖地板上，沙发上则放着她的丈夫的黑白照片，带着由年代而产生的特有的不规则水印。
“今年是第35年了，我要整理一下丈夫的照片。”尤维洁解释道，随即到里屋换上一件整齐的衣服。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她开始回忆起自己的过往。
1953年，尤维洁出生于北京。文革在她刚刚小学毕业的时候爆发了，她无法继续读书，而是在运动的第三年参加了“上山下乡”，到达几乎位于中国最北部的黑龙江省铁力市的一个兵团参加劳动。
临出发前，尤维洁看到的官方的宣传将东北描述成一个物资富裕的天堂，但当她真正到达那里时，恶劣的生活条件让她第一次产生对政府的质疑。不过，毕竟有着年轻时的回忆，她仍然将东北的生活形容为“青春的梦幻”——她到现在还对那时的生活环境印象深刻：居住的营地就建在一整天都走不到尽头的大豆田和麦田旁，到冬天时，弥漫的雾气会聚集在从桦树林蜿蜒而出的小河上方，就像玉带一样。
文革结束后，她辗转回到北京，并进入北京印染厂的一个实验室工作，负责检验工厂产品的质量，并在工作期间进入一所职工大学学习印染专业。
三十岁那年，当尤维洁第一次在朋友的介绍下见到杨明湖时，这个带着眼镜、文质彬彬的男人给她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我喜欢找一个读过书的人，”尤维洁说道。“一看他就是一个书生气很重的人，这点符合我的择偶标准。”
文革让尤维洁丧失了继续读书的机会，她至今仍对此感到遗憾，并真诚地希望自己的伴侣是个有文化的人。而杨明湖则是“老三届”的一员，在文革开始前就已经完成了高中教育。
尤维洁回忆，文革期间，杨明湖回到浙江家乡的一所小学教书。不过，他坚持学习英语，而除了他以外参加学习的只有高干子弟。1977年，杨明湖参加了文革后的第一届高考，并进入清华大学学习机械专业，和尤维洁相识时，他刚刚毕业。
“我敬佩他这种学习的精神。”尤维洁说。除此之外，她还欣赏杨明湖一手漂亮的中文和英文笔迹。
“他是第一个我很深入地去了解的一个人，”尤维洁回忆道，虽然此前也在朋友的介绍下尝试过几次相亲，但她对他们都没什么感觉。仅仅在半年后，1983年9月，他们就领证结婚了。
婚姻里的生活是平淡的。家庭收入并不高，两个人的工资加起来只有一百元左右。虽然改革开放给中国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发展，但尤维洁感到自己“没有感受到时代的红利”，一直到1989年，他们家庭的工资收入并没有显著增加。
结婚一年后，他们的儿子出生了，家庭的精力都放在了儿子身上。那是一段平淡但快乐的时光，尤维洁和丈夫经常会各自骑一辆自行车，并把孩子放在自行车后座旁边的车斗里，一起带着孩子到附近的公园去。他们都赞同让孩子在自然中成长的理念。
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尤维洁稳定地留在印染厂，而她的丈夫则频繁地更换工作，因此照顾孩子的重担更多由尤维洁承担。她有时会向丈夫抱怨自己承担了太多的家务，但矛盾总会很快过去。“母亲一定是照顾家庭、孩子更多一些，这是天性。”尤维洁说道。
与此同时，在他们周围，中国正在发生变化。改革开放所带来的深刻的社会经济不平等剧烈冲击着社会，矛盾在逐渐聚集起来。
三、“他们在爱国”——尤维洁告诉孩子
1989年5月29日，北京，一位女士正注视着天安门广场，她的孩子在她肩膀上睡觉。(AP Photo/Jeff Widener)
在尤维洁的印象中，当八九年的运动爆发后，她远比自己的丈夫更加关心和支持这场学生运动。当胡耀邦的去世而引起的示威开始时，杨明湖正处在一个并不顺利的工作变动期中，他的全部精力都放在自己在贸易促进会的新工作上，而并不怎么关心外界的游行。
五月初，杨明湖前往广州出差，从而远离了学生运动的中心；而当身在北京的尤维洁则目睹了北京街头汹涌的游行队伍，并对此保持高度的关注。
由于正值尤维洁工作的工厂因设备维修而放假，她并不需要在白天上班，所以许多次在把孩子送到幼儿园后，只要有时间，她都会到长安街或天安门广场看一眼。虽然并没有参与其中，但她真心地同情参加运动的学生们。在她看来，“反官倒”“反腐败”的口号，已经是“大家的共识”。
尤维洁还希望孩子也能体会一下学生的运动，五月初的一天，她骑着自己的自行车，把不到五岁的孩子带到了广场的边缘，以能让孩子看看集会的人群。到了历史博物馆和公安部中间的道路，已经是人挤人，她只能推着自行车前进。
看到很多人都在给学生们捐钱捐物后，她也给了孩子两元钱，让孩子送到广场的学生手里。“我也觉得那时候我很天真，”尤维洁回忆道，“我是教育他，让他对社会有个感觉。那时候我的观点是让孩子知道社会有各个方面的东西。”
“孩子问我，‘妈妈，他们在干什么？’我说，‘他们在爱国。’”
同时，尤维洁到今天也还会有些后怕，怕自己的冲动行为伤害了孩子。
戈尔巴乔夫的访华让学生们在5月15日开始采取更加激烈的绝食抗争，而尤维洁此时亲眼目睹了位于家不远处的广渠门立交桥下，市民们会拦下路过的面包车，送上自己做的饭，让司机带到天安门去。“只要拦截了，所有的司机都会停下来。”尤维洁说道，她也从家里带来了汽水交给司机。
5月18日，也就是北京市戒严的前一天，杨明湖从广州回到北京，他还完全没接触到北京的紧张气氛。这对夫妻此时才认真地探讨这场学运，交换彼此的看法。尤维洁分享了她这些天的见闻，并热烈地表达自己对学生的支持，而杨明湖则只是安静地听着。
“更多的是我在表达，他更关注的是他的工作。”尤维洁回忆道。她还把丈夫带到了广渠门立交桥，以让他亲眼看看给学生们送饭的市民。
杨明湖回到北京的同时伴随着局势的急剧恶化。19日戒严后，尤维洁开始看到市民在自己家附近的广渠门立交桥设置路障，其中甚至包括一辆公交车。她听见市民们纷纷议论着“千万不能让军队过去（到天安门广场）”。
“（没有人）指使去做这个行为，所有的人都是自发的想保护天安门广场的学生们。”她回忆说。
但是随着丈夫的回家，尤维洁很少再到广场，而是更多把时间花费在和丈夫待在一起。5月20日左右，她在一次前往丈夫单位办事的路上最后一次路过天安门广场。
尤维洁记得，那时社会中包括官方媒体在内的各行各业都在支持学生，她没有想到会发生即将到来的屠杀。
四、“出事了，开枪了”
“快起来，快起来，出事了，开枪了。”杨明湖拍打着尤维洁。6月3日至4日的凌晨，杨明湖被远处传来的枪声惊醒，并赶忙叫起了尤维洁。他们听见了楼下有邻居聚集起来，便一起下楼去。有刚从西单回来的人告诉尤维洁，看到了地上一滩滩的血。
“有没有去天安门广场？”尤维洁焦急地询问着从外面回来的人。他们回答到，没有人敢去。她内心全是广场上的学生，就要拉着丈夫一起去广场，但是有人拦住了她，提醒到她家里还有孩子。
“我去，你在家吧，你在家看孩子。”杨明湖对尤维洁说道，然后便骑上自行车出发了。
丈夫一离开，尤维洁立刻后悔了，她有着不祥的预感，但无济于事。她继续留在楼下，并丝毫感觉不到困意。凌晨三点多，她甚至直接听到了一阵枪声，后来她知道丈夫很可能就在这阵枪声中中弹。她更加焦急，想去寻找丈夫，但对丈夫在哪毫无思绪，只得返回家里去看看孩子。
凌晨六点，杨明湖还是没有回家。尤维洁再次下楼，但仍旧不知该去哪里寻找丈夫。“几个小时过去了，也该回来了，”尤维洁心想，并一边在楼房周围转悠。她甚至忘记了锁上家门。
直到再上楼时，一位二十多岁的陌生年轻人拦住了她。“你是不是叫尤维洁？”他问她。这位年轻人是受杨明湖委托前来，他到尤维洁家后，敲门无人应答，但竟可以直接推门而入，看到一个小孩子在睡觉时，意识到尤维洁应当就在附近。
他告诉尤维洁说，杨明湖在同仁医院——一辆面包车拉着六七个人到了同仁医院，到医院时，只有两人还活着，到急诊室时又去世一人，剩下的一人就是杨明湖。
在把孩子托付给杨明湖的一位亲戚后，尤维洁立刻出发到医院去。急诊室里满是伤员，但没有杨明湖，她接着寻找，并得知丈夫正在手术室里。不巧的是，此时她的邻居找来医院告诉她，她的家里发水，淹没了整个楼……
上午10点，杨明湖被医生推出手术室。医生告诉尤维洁，杨明湖是粉碎性骨折，他们没办法处理。尤维洁没有理解医生的意思，看到丈夫还活着，她便赶回家去处理水管破裂。她至今不知道水管为何会在那时破裂，只是事后邻居们没有一个人和她提起此事，默契地为她分担了损失的水费。
“他受伤部位在膀胱，膀胱被打成了几片，骨盆炸成一个大洞粉碎性骨折，”尤维洁此前在自己的证词中这样描述道。
6月5日，一位医生通知尤维洁，杨明湖需要输血。医院里的其他市民告诉她，由于戒严部队禁止给受伤的市民提供血库里的血液，没有人可以用得上——她必须自己寻找血源。
她走到大街上，试图请路人为丈夫献血，但性格内向的她却怎么也张不开口。此时这位医生已经找了出来，见她不知所措，就直接代她向路人招呼起来：“她的丈夫受伤了，哪位能给他献血？”
很快，超过十个人参加了配型，共有四人血型和杨明湖一致。这四人都贡献了自己的血液给他。
但这已经太迟了。当医生开始向杨明湖输血时，他的病情已经恶化。由于“一边输血，一边流血”，杨明湖最终在6月6日早晨8时因腹腔感染心力衰竭去世。
这时，尤维洁并不在他的身边，而是躲在走廊里痛哭。她说，她看不了丈夫去世的场景，否则一辈子也无法遗忘。
在这两天的时间里，遵照医生的嘱托，尤维洁并没有和丈夫过多的交谈，因此她无法得知关于丈夫中弹的更多细节。
她的亲戚把孩子也从家带来见父亲最后一面。许多年以后，当尤维洁问起自己的孩子是否有什么对父亲的印象时，孩子说，他记得街道上被烧毁的无轨电车。
走出医院时，尤维洁正看到持枪的士兵在巡逻，她有一股冲动，上去问问士兵为何要开枪，想到孩子后才作罢。
杨明湖的单位操办了他的葬礼，规模很小，除了单位的同事外，只有少数几个亲属参加。尤维洁记得，自己全程都没有说话，她内心盲目，不知道要说什么，只是哭着把花撒在丈夫的身上。
那时，尤维洁36岁，她的儿子5岁，生活完全变了。
五、“我们都是同命运的人”
【图略】1989年6月5日星期一，北京复兴医院，前来认尸的家属们捂住鼻子，试图辨认死者身份。(AP Photo/Liu Heung Shing)
关于丈夫的记忆开始不断地呈现在尤维洁的脑海里：无论在做什么，她无法停止去想这场屠杀和丈夫的离去。
“为什么中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我又是谁？”她反复地问自己。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这个国家的公民，”她告诉单位的领导，并拒绝继续工作。她工作的工厂对她抱有同情，因此默许了她的旷工，并照常向她发放工资，直到三个月后才要求她复工。此外，杨明湖的单位还支付了尤维洁800元人民币的“抚恤金”。
尤维洁确实也希望开始工作了——只有工作可以让她停止痛苦的回忆，她不敢让大脑有一刻空闲。同时，她也开始把精力放在照顾孩子上，伴随着丈夫的去世，抚养孩子的重担全都堆在了她一人身上。
一直到一年以后，她才感到自己恢复过来。她没有动用这800元的抚恤金，而是在一年后把钱归还给了杨明湖的单位。“我不仅是他的妻子，也是这个国家的公民。”尤维洁对杨明湖单位的领导说，并坚持把这笔超过她一年工资的钱归还。她安心了。
“我没法用这笔钱，”尤维洁说道。“因为这是一条人命，800块钱代替不了这个人的生命。”
起初，尤维洁就把杨明湖的骨灰盒放在自己的家里。但很快，她察觉到孩子的异常：每次进门的时候，她的孩子都会说“我回来了”；她问孩子为什么，孩子则回答他在“和家具朋友们说话”。而一但尤维洁想要出门，她的孩子就会马上变得特别紧张。
一个月后，尤维洁把骨灰盒送到了万安公墓，却看到了架子上的显眼位置还摆放着两个同样死于1989年6月4日的年轻人的骨灰盒。她马上明白过来，他们也是和自己丈夫一样的受害者：其中一位逝者是王楠，张先玲的儿子，去世时17岁；另一位是杨燕声，黄金坪的丈夫，去世时30岁。
张先玲则在回忆起这段往事时说道，她特意选择了靠近走道且和人的视线平行的格子来存放骨灰，并配上了更大的照片。“就是为了让人能够看见它！”张先玲激动地说。她的目的达成了。
清明节、杨明湖的忌日，尤维洁前往万安公墓祭奠时，一次又一次的看到这两个骨灰盒。一年以后，她突然觉得，她想认识他们的亲人。
1991年清明节，再次到万安公墓扫墓的尤维洁终于鼓起勇气，在存放王楠骨灰盒的格子里留下了一张纸条，并留下了自己的姓名和电话。
很快，看到纸条的张先玲给尤维洁打去电话，邀请尤维洁到自己家里。尤维洁犹豫了，她担心如果她们会面，她无法面对由此带来的悲伤情绪，并未赴约。
在年末，尤维洁又收到了丁子霖寄来的信，在信中，丁子霖讲到了自己的孩子在六四屠杀中去世时，年仅十七岁。这让她终于决定和她们俩人见面。来年春节，她们三人一起在丁子霖的家中会面，小群体才算是正式成立起来。
丁子霖和张先玲从此开启了延续至今的寻访工作。一个又一个遇难者的家属被找到，群体的成员逐年增加。张先玲曾在接受端传媒采访时，把寻访的意义描述为“寻求证据”“核对真相”。
不过，相较年轻的尤维洁并没有参加到寻访活动中。丁子霖和张先玲两人考虑到她在国企工作，还要独自抚养一个年幼的孩子，并没有让她太多地参与具体工作。最初的许多年里，尤维洁只是参加很少且不定期举办的群体会议。但当她加入了群体的集体签名后，很快，1993年，警察就找上了门。
“没什么害怕的！”当记者问及和警察初次接触时的心情时，尤维洁干脆利落地回答到，“我的心里觉得我做的很正确呀，我没有认为我做错什么事情。”她了断拒绝了警察要求她不参加签名的要求。
六、天安门母亲的成立与延续
接下来的二十多年里，尤维洁继续在群体中扮演着一个默默无闻的角色，除了在每年发布的公开信上签名，并不参与其他事务。但天安门母亲群体却在不断扩大：从九十年代的十几人到一零年代的二百多人，越来越多的难属聚集起来。
年份 | 寻访到的死者人数
天安门母亲群体公开的由他们寻访到的六四遇难者人数。
自群体成立以来，丁子霖和张先玲一直负责相关事务，但年龄的增长让她们开始感到力不从心。“平反六四”的愿望眼见无法实现，让她们开始考虑为自己寻找“接班人”。在她们两人的商定下，一个由几名更加年轻的难属组成的服务团队成立起来。
2013年夏天，尤维洁接到丁子霖打来的电话，让她到北京郊区的一处房子去。她起初不知道是什么事情，但到丁子霖提出让她今后多承担起一些群体的事务时，她没有犹豫就答应下来。
张先玲回忆说，在选定尤维洁出来承担群体工作后，甚至连一位国安人员都来向她质疑：“你们把事交给尤大姐了？尤大姐行吗？”
“怎么不行啊？谁都锻炼出来的！”张先玲对这位国安反驳道。
群体内部，也有人不认可尤维洁的能力，说她太软弱，“警察叫她去她就去”。张先玲听到后，就给尤维洁打去电话，告诉她不必完全配合警察。“你去干嘛？你又不犯法。”张先玲对她说。
在此之后，尤维洁就不再到警察局去，每次警察“约谈”她时，她就让警察到自家楼下来谈。
而服务团队里的另一个难属李欣（化名）接受采访时也表示，最初，对于经验不足的尤维洁来说，群体的工作是很困难的。“她不像前辈做的那么完美，但很用心。”李欣这样评价道。
当年秋天，尤维洁组织了几个小组，分散前往全国探望各地的难属。
第二年，在丁子霖的坚持下，当年六四25周年的祭文中，尤维洁的签名被放在了第一个。
祭文被起草后，尤维洁开始发现，每天只要出门，不管是买菜还是探望朋友，身后都会多一个“尾巴”。而当她拿出手机想要拍摄时，这位便衣警察就会转过身去。
而在她采访其他难属的资料被发表在境外媒体后，她在又被当地派出所传唤。尤维洁记得，那天她和警察爆发了激烈的争吵。“大家用绝对不让步的方式在谈，”尤维洁说，她在警察局一共待了超过八小时。
尤维洁回忆道，2014年，也就是她开始承担起具体工作的第一年，警察对她的恐吓是最激烈的，大概是希望能“吓住她”。而从此以后，警察的态度开始温和下来。
从2015年开始，每年六四前夕，尤维洁都会被带出北京“旅游”。
而自此至今，每年六四时期，她都会接受媒体的采访，以至外界会把她当作天安门母亲群体的“发言人”。不过，尤维洁否认了这个称号，她反复解释道天安门母亲只是一个松散的群体，她并不代表群体对外发声。“我们不是一个组织，”她说。
接受记者采访时，她也保持小心谨慎，有时会收回自己所说的话，并希望记者模糊掉这些内容。
“我不是一个持不同政见者，只是希望政府可以正视天安门惨案受害者的诉求。”尤维洁解释道。
七、仍在继续的等待和坚持
张先玲回想起第一次和尤维洁见面时对她的印象，形容她“人显得很憔悴，说话也是有气无力的”“没有社会经验”；此后的二十多年时间里，在张先玲的记忆中，尤维洁也一直是安静、内向的形象。李欣在刚刚和尤维洁合作处理群体的工作时，也觉得她口吃、说话不太清楚，带着南方口音。
而接受记者采访时，她侃侃而谈，已经明显变得自信了许多。
两年前，尤维洁开始练习钢琴。她现在每周都会弹一首新的曲子，籍此锻炼自己的大脑保持记忆力。“压力在我身上，”她解释道，“这个国家迟迟不解决这件事情，我是有责任的。”除此之外，她还在学瑜伽和跳广场舞。被带去“旅游”时，就连警察都佩服她的体力。
当谈起香港反修例运动、三年的疫情防控等时事，尤维洁连连摇头。“我已经失去了希望，”她告诉记者。香港当局从2020年开始禁止了已经延续30年的维园六四烛光晚会。
随着时间的推移，六四难属们开始相继离去。从2017年第一次有难属去世以来，截止今年已经共有73名难属去世。
不过，尤维洁仍然打算继续坚持下去。“没有人能接受政府利用权力动用军队屠杀自己国家的人民，”她说道。“希望政府面对这个事情，这是不能回避的。”
“因为我们是公民，公民是有自由权利的。这片土地不是权力者恩赐给我们的，我们世世代代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每个人都有这个权利。”
三十多年前，尤维洁曾在给丁子霖的回信中说，她们约定在六四惨案真相大白的那天，共同到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献花。她仍在等待着这一天。
她还告诉记者，到那时，她会登报来寻找曾经为杨明湖献过血的几位市民，并亲自感谢他们。
【图略】2024年6月4日星期二，在天安门广场镇压事件 35 周年之际，一位路人在维多利亚公园附近手持开着闪光灯的手机。(AP Photo/Chan Long Hei)
（应受访者要求，李欣为化名。）
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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