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0月4日星期二

蘇暁康:「逃離沉船」與恐懼的異化/拒絕「國家烏托邦」

【按:在中共的制度下,沒有人「不恐懼」,比如我上面那個帖子提到江澤民,他跟習近平之間,就是互相「恐懼」的。然而以「恐懼」為理由的西方避難、庇護原理,雖然只是針對普通人的,尤其今日大量中國人已經將避難變成一種謀利行為,再回到西方原理上裡,就變得荒誕起來。】


【20220801 按:季季問:誰記得郁達夫、王映霞?當然他們一定是「失踪者」,但是郁達夫身後,其實掩映著一個文學、流亡、精神的巨大話語,王德威更將魯迅、老舍、郁達夫、冰心、錢鍾書等人作品,皆列入「留學生文學」,並指出郁達夫式的頹廢激憤,可謂極致,總體上便是五四新文學「感時憂國」特徵的一個面向。當「新中國」變成一個「高迫害」類型國家,又因人口龐大,留學、流亡再次使「逃離」成為時髦,但再無「留學生文學」,卻展示了「六四綠卡」、「人血饅頭」等另一種「避難文化」,或許會令郁達夫等汗顏。核心問題是,中國人被洗腦之後,最大的困境乃是無法剔去「國家」,重建「個體」。

  我讀張愛玲傳記,印象最深的一個細節,是一九五五年底她甫抵紐約,一日胡適到她寄住的救世軍女子宿舍來探訪,張愛玲後來寫成《憶胡適之》一文,內中寫道:
「我送到大門外,在臺階上站著說話。天冷,風大,隔著條街從赫貞江上吹來。適之先生望著街口露出的一角空蒙的灰色河面,河上有霧,不知道怎麼笑眯眯的老是望著,看怔住了。......我也跟著向河上望過去微笑著,可是仿佛有一陣悲風,隔著十萬八千里從時代的深處吹出來,吹得眼睛都睜不開。那是我最後一次看見適之先生。」
  我的驚訝,不止在寫盡十里洋場脂粉氣的這位「海派祖師奶奶」,筆下竟也有「一陣悲風,隔著十萬八千里從時代的深處吹出來」這樣大氣的文字,還在於當年她是以難民身份從香港申請來美國的,也就是說,一直被視為抗戰十年躲在上海孤島摹寫癡男怨女、淒涼喧囂的張愛玲,後來是一個躲避共產制度的政治難民,只是張傳的作者們,彷佛有默契地不去聲張這一點,好像它有損於張愛玲隆重的身後盛名。其實張愛玲的小說,和她的淪陷區經歷,以四九後中共的邏輯來看,無疑是有政治嫌疑的。
  這是一個既關於文學、又關於「政治避難」的交叉問題,其背後掩藏著一系列價值、認同的晦暗命題,很少有人議論過。遇羅錦的新作《童話中的一地書》,以文學自傳的方式,挑開這個難堪話題,不僅秉筆直書離鄉背井的生存艱辛,而且全書都在面對「政治避難」的倫理,和一個人的國族認同(national identity)挑戰。遇羅錦一九八六年在西德申請政治避難,她說:「我出國的目的就是出版一本不被刪改的書」──她原本是一個標準的因書寫而受難的作家,她為日記而被勞改、為發表小說而被「清除精神污染」整肅、被報刊批判,最後為了出版《一個大童話》(香港晨鐘書局,2009年),而在他國申請政治避難、流亡,情願以清貧生活,換取自由。她對自己經歷的描述,再現了一個作家和流亡者的個人精神史。
  遇羅錦在這本書裡所涉及的命題,由於一個重大事變,而變得更加突出──一九八九年的「六四」屠殺,據說有兩個世界性的後果:一是引發了共產黨政權坍塌的「蘇東波」骨牌效應;另一個則是,中國人大舉向全球偷渡、移民、政治避難,我自己也捲進這個浪潮,迄今已流亡了整整二十年。這個浪潮至今似未止息,但我卻一直沒有看到此浪潮中人寫出什麼感受和困惑來,雖然據說這股中國流亡潮的「知識含金量」高得驚人。於是,發生在這股大潮興起之前的那個遇羅錦流亡傳奇,就顯得愈加獨特和與眾不同。

「逃離沉船」與恐懼的異化

  實際上,上個世紀後半葉以來,從中共統治下逃逸到西方國家尋求政治庇護的人數,歷來居世界第一。早在文革前後,就有上百萬人冒死偷渡,到香港尋求英國人的庇護,是標準的政治難民,這些人後來成為香港社會的中堅,也不少人偷渡時就被邊防軍警射殺。音樂家馬思聰的出逃,並在美國尋得庇護,也在這其間。五九年西藏事件爆發,達賴喇嘛率信徒逃至印度尋得庇護,則是舉世震驚的大事件。
  八九年「六四」逃亡大潮之後,美國移民局公佈的統計資料顯示,自一九九六至二○○二年的政治庇護案件,無論申請人數還是批准人數,中國都名列第一,而且從一九九九年起呈現顯著上升趨勢,其原因是眾所周知的,即江澤民政權對法輪功的殘酷迫害。這期間也有少量異議分子、西藏人士、基督教家庭教會成員等走上庇護道路。
  不過,中國人在美國申請庇護的政治原因明顯擴大,如計劃生育政策、因強迫拆遷、圈地而逼向海外的申請者,不少人也獲得了批准,甚至攜款外逃的中共各層貪官,也以回國將被「迫害」(清查)而申請政治庇護。經由偷渡管道來海外的打工者,偽造被迫害材料申請政治庇護,一時成風。
  記得二十年前我寫《河殤》時,曾經受到社會上一種恐懼心理氛圍的刺激,我稱之為「逃離沉船」的集體潛意識──躁動的一九八八年是個「龍年」,人們搶購商店裏的四種罐頭:蘋果、鵪鶉蛋、桃、梨(「平安逃離」),那大概就是中國逃亡潮和避難潮之濫觴,由後來的六四屠殺和法輪功迫害兩大事件而演化成真,也對國際社會殃及魚池,產生諸多中西理念衝突,涉及文化、社會、政治各領域,政治庇護也是其一。
  無疑,中國是一個「高迫害類型」國家,六十年裡「大饑荒」和文革兩次災難中死掉的人,粗略的估計就有三、四千萬之巨,說它是「人間地獄」毫不過分。所以,中國人投奔怒海、背井離鄉,以「恐懼」為理由「桴海避秦」於西方,是再自然不過的一種人性選擇。但是別忘了,中國有十二億人,這麼一個人口大國興起出國潮、流亡潮、避難潮,對於人稀而富庶的西方(歐美)來說,不能不是一個巨大的壓力,但這還在其次,中國人往西方的逃亡,攪亂了他們那裡的「庇護法理」,則是更要害的。

中國沒有「庇護所」概念

   Asylum 這個英文字的原初意思,是庇護、避難所、精神病院,後來才轉化出「政治避難」的意思。十八世紀的歐洲,一向指「瘋癲」為獸性、殘酷,到十九世紀中葉才出現「收容」精神病患者的法律安排,並作研究和治療,最初稱為「瘋人院」(Bedlam)。世界上第一座精神病院,是倫敦南郊的貝休恩(中國也譯作「白求恩」)皇家醫院。所以,「瘋癲庇護」擴展為「政治庇護」,照我的理解,依然具有人道收容的含義──沒有一個正常人願意假裝瘋子被送進「瘋人院」。
  庇護原理由「瘋癲」領域延伸到「政治」領域,無疑是人道主義在西方的一種提升,但是,對於既無「庇護所」概念,也缺乏人道精神的現代中國人來說,這一切都變成一個有利可圖的機會了,這或許也可算作文革之後中國人的「改革開放」思路之一。但是,以「恐懼」為理由的圖謀,就把問題變得很複雜:即使你提供的證據是假的,誰又能判斷你的「恐懼」的真假呢?況且,在靠「恐怖平衡」所維持的一個專制國度裡,誰又是不「恐懼」的呢?於是,「庇護」又從政治領域退回到「精神」領域、甚至道德領域||最後只剩下一個誠實的問題,而這是整個西方系統對任何一個中國人都失去判斷的地方。相比之下,來自美國後院拉丁美洲的更為龐大的偷渡打工人潮,卻鮮少有人使用這種手段,雖然拉美的黑暗和恐懼一點也不遜色於中國。
  獲得「庇護」乃是「佔便宜」,同樣也只有在「無庇護」文化中,才成為一種爭議、攻訐,一個眾所周知的例子,便是所謂「六四血卡」──九三、九四年間,有近十萬之眾中國大陸留美學生學者,以「恐懼」的名義向美國政府遊說成功而獲得長期合法居留,並衍生出一場爭辯,其中最有趣的,是特別借用了魯迅著名的「人血饅頭」的象徵符號,把一個純粹西方的概念,浸泡到某種病態的中文語境裏去,折騰得面目全非。但是,這場爭論也揭露了「六四綠卡」個案對西方「庇護法理」的褻瀆,是荒誕的、雙向的:在「庇護」層面上,許多人是由中國政府支付其留學費用、並繼續領取國內工資;在「恐懼」層面上,他們後來又踏上「海歸之路」,回流到據說「迫害」他們的國家去做貢獻。
有沒有「避難文學」?
  走筆至此,我忽然發現「六四血卡」這個說法,脫胎於魯迅的「人血饅頭」,頗有象徵意味,與其說它是政治性的,不如說它更具文學性,十萬之眾的「綠卡大軍」,錯置於中西文化的歧義、衝突之間,背後豈能無故事?由此而引出一個關於「避難文學」的提法,也許值得討論。
  著名文學評論家、哈佛大學教授王德威詮釋中國五四以來的「留學生文學」,指出其異國情調與懷鄉姿態之外,還有一點就是,「留學生出國、歸國和去國的行止,不止顯現留學生個人的價值抉擇,也暗指了整個社會、政治環境的變遷。歸與不歸的問題,在以後的數十年仍將是海外學生揮之不去的心結,作家將其付諸文字,也成為中國小說『感時憂國』症候群的特例。」他將魯迅、老舍、郁達夫、冰心、錢鍾書等的部分作品,皆列入「留學生文學」,並指出他們「上承晚清留學小說的遺緒,下開六、七零年代白先勇、于梨花、張系國等人新留學生小說的先河」。
依照上述光譜往下梳理,我們會發現,自「對外開放」到「六四」事件的八十年代以來,中國大陸的龐大留學陣容,竟沒有出現「留學生小說」,豈非咄咄怪事?其間緣由,自是複雜,但我相信,這一代中國大陸留學生所面臨的價值、認同衝突更複雜,必定是原因之一。在西方文學中,有所謂「流亡文學」,而在中國現代文學中,王德威指出「以留學生為題材的作品曾經形成一小傳統」,假如從交叉的角度來看,前述以各種理由避難於西方的中國人,已經形成一個敘述客體,和相當遼闊豐裕的故事倉庫,或可孕育一種「避難文學」,而其開創之作,便是這本《童話裡的一地書》。

「國族論述」的新路向

  遇羅錦的異鄉書寫,已較少「去國懷鄉」的姿態,也逸出了「感時憂國」的症候群,更無「歸與不歸」的兩難,仍不無落寞孤冷之筆,一個頗為淒涼的特寫,是她與一位來自台灣的博士生大齊的「天涯淪落」式相遇:「可我們誰也不講在外國的感受──我們陷進了莫名其妙的孤獨的大海。而這是我們自己選擇的;他還有回頭路,我卻是沒有的......」她那句「陷進了莫名其妙的孤獨的大海裡」,在書中反復出現了多次。
  她寫得更多的,是國族認同的挑戰,和關於「政治庇護」的責難,這恰是五四以來各個世代中國留學生所沒有的一個路向,而由八十年代以來大陸流亡者,或許也應包括「六四綠卡族」,所負載的一個特殊的時代環境。只有在個體(individual)這個尖銳點上,一個中國人關於他(她)自己的一切,被集體、國家、民族所宰製、蕩滌、化約得多麼乾淨徹底,才變得一覽無遺,觸目驚心。
  八十年代中期,「六四」屠殺尚未發生,中國人對黨、政府、祖國的幻覺依然濃厚,國族話語淩凌駕一切,在此背景下,遇羅錦乍一出國,就自主決定申請「政治避難」,不啻一個驚天之舉,她除了勇氣,實在沒有更多別的支援意識,畢竟她也是在中國被徹底洗腦過的;而支撐這勇氣的,只是本能,一個個體逃避宰殺、凌辱、滅聲的的本能,假如還有更多一點,那就是她的「童話夢」──「出版一本不被刪改的書」。在接近書的尾聲,經歷了種種「避難」之難以後,面對入籍選擇時,遇羅錦才異常清晰地回答她的國族認同:
  「中共把我全家害得家破人亡,尤其對我,無論是在生活上,還是在寫作上,中共都是拒絕我的,要人們把我徹底遺忘的......我希望有個國家能保護我,保護我的一切公民權利。每一個人,都需要政府的保護。」
  所以,遇羅錦的「國族論述」,與她的所有前輩,恰好在相反的方向上──以魯迅、郁達夫為圭臬的「五四留學生文學」,因國族的孱弱而寫盡個人挫折鬱悶,毋寧是誇張地強化國族認同,而「感時憂國」的五四文學傳統,亦可說正是一種「國族」烏托邦,王德威稱之為「也從其間看出現代國家意識滋生的端倪」。一個世紀的馳去,中國經歷了「民族國家」的建構,其間血流成河,到頭來是國族膨脹為巨獸,徹底吞噬個體、權益、良善,而我們的文學也被閹割其間,來不及在一個相反的路向上摹寫人間悲劇,在這個意義上,遇羅錦的「避難文學」恰好拓展了一個「國族論述」的新路向。

透明的清貧

  也就在這一新路向裡,對於「避難」、流亡、留學、打工、跨國婚姻等等,不是有如清末小說《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一樣光怪陸離的場景、人影嗎?遇羅錦此書,在多角度、多側面地描摹華洋各色人等對一個避難者的親疏、好惡之間,從容地鋪陳她自己的冷暖、苦樂,遭遇不算複雜,卻也虛驚不斷、峰迴路轉,確有「孤獨大海」中一葉扁舟飄盪無涯的惆悵。她的嘗試,對於無數人只能在心底呢喃去國、鍍金、淘金、第一代人海外創業之情愫,又何嘗不是一種代言呢。
  發端晚清、又經五四以來的「留學生文學」,始終不脫懷鄉、去國兩種情懷,基調大凡是憂鬱悽楚,而郁達夫式的頹廢激憤,可謂極致,總體上便是五四新文學「感時憂國」特徵的一個面向。流亡生涯到了遇羅錦筆下,不再有上述特徵,因為她無「國」可歸,因而拒絕作淒苦自憐的感傷,毋寧是一種坦然的剖白。她在國內的書寫,原是以直面、大膽、率性而著稱,並因此而遭到圍剿,在言論自由的西方,書寫更無枷鎖、禁錮,她或許有些一發不可收拾?
   「避難」不是西天取經,更不是天堂享樂,在一定意義上,那就是一種「收容所生涯」。我猜想她自忖此「避難」抉擇,乃是「雖千萬人吾往矣」,已容不得柔腸寸斷,亦無藏掖之地,索性統統晾出來。粗略算一下,她打過工的地方,先後有多家中國或德國餐館、遊戲廳、麵包乾廠,差點去了一家養老院,後來自己開過小雜貨店,還在夜校教過烹調,在一次次謀生的艱辛掙扎中,她觀察描寫西方福利社會的「西洋景」,頗具反諷意味。作為一個女性避難者,她也勢必避不開情感層面,又豈無斷腸之處?那便是她反復書寫的殷情期盼丈夫出國團聚,和清醒地拒絕「高攀」、規避不對等婚姻等等,在此或許替代了「懷鄉」之情,而以失敗告終,掐斷她與故土的最後一根紐帶,極具象徵意味。遇羅錦小說特色,一向是娓娓道來,這次海外書寫,依舊不疾不徐,從容展開,全書的堅韌風格,由錯置疊嶂的情感糾葛雜揉其間,而愈臻成熟。
(開放雜誌2010/3)

——作者脸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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